希望地理

[周日話題] 現代城市發展中弔詭之火

2011-12-04T13:27:00.004+08:00

現代城市發展中弔詭之火

　　每當一場火的出現，都不只在訓練香港人辨認抽水政客的智力考驗，也是讓我們深思與面對現代城市與自然關係的契機 (或者危機)。若果根據殖民時代遺留至今的城市發展觀說起，戰後香港有關家的觀念並非沿自於中國農村在屋簷下飼養豬豕化成字後所組成的「家」，而是被詮釋為自1953年石峽尾大火與現代化公屋規劃兩字所合成的「灾」。明顯的，我們的現代城市發展軌跡與火災、消防及對火的意識互為影響是事實，甚至敏感得叫人懼怕；而事實上，我們對於城市發展、自然及政府管治之間互相關係的貧乏認知也相當明顯，這導致我們未能看出火災如何在構成在我們的城市環境管治及公共政策論述，往往只留下一股等待被牽動的恐懼。

　　如城市地理學者哈維說過：「紐約城內根本沒有什麼是不自然的」，指我們在城市發展過程同時是一種自然演化的過程，我們不應再容許將自然之物排拒於城市以外的理解。而最大的問題是，不全面認識火，我們將會遠遠落後政府即將在花園街災後急速冒起新城市環境管制的政策，我們將手足無措，監察不知從何說起。

從原居民的一場虛火說起

　　當然，要求慣於無火煮食的香港人在花園街火災事件之時關心追究縱火者及「易燃」排檔的整治以外那火與城市發展的關係，未免有點強人所難，或許近日鄉議局「火燒林鄭」抗議政府規管僭建一事會較易理解。

　　需要註明，廿一世紀的原居民再不是「原住民」，他們與賽德克‧巴萊無關。自70年代殖民政府透過丁屋政策在他們的宗族與鄉情之間衍生出地產利益，這場原居民「現代化」的計劃，成功令整體原居民社會對自然環境與土地的出現異化，達到了當時殖民政府分化原居民的效果。自此，議事廳上不再說什麼鄉情風土，三五成群全都是有關開發與利益的私語，今天的「僭建風波」基本上也是在他們追求利益極大化之下的延續。充滿著理性經濟人(economic man)的影子，他們哪方面代表了傳統﹖

　　因此，鏡頭前我們看到他們用鐵罐內的火，燒毀疑似是發展局長的紙札公仔，就是他們一種借傳統與自然之力象徵自己逝去身份的慣用技倆。他們需要火，以火象徵他們物理上的潛在自然力量(physicality)。火成為了抗議者的僅餘外衣，象徵著傳統的、與城市相異的自然邏輯，看似相當野蠻，其實是失卻傳統價值下的一種理性策略。他們清楚知道，沒有了傳統，原居民的身分再「無地自容」。

　　事件有趣的地方，就是這種「玩火」的技倆一早被政府看穿。現在的原居民，哪會像他們刀耕火作的祖先懂得用真火﹖翌日，林鄭在電台節目中譏笑此火只是「影像暴力」，揭破了原居民傳統只是符號操作的底牌。

為何這樣容易被識穿﹖只因大家都是玩家。玩的意思，在於如何運用在任何意義上的火，如何游刃於自然與政治之間。保安局長李少光表示尊重市民表達不滿的權利，只是「如果你放火燒東西，這事情我們是不鼓勵的」，他繼續借著原居民對火的暴力建構，火這個虛構的自然符號一再被挪用。當然，以火作行動的規範也是不公允的，當年陶君行燒車軑及前日一男子在集會中燒了一張紙，便立即被捕，就可見政府看得出什麼是有基礎的實火，什麼是符號性的虛火。

弔詭的石峽尾大火

　　的確，政府處理火的經驗多過原居民食米，根本無懼怕的條件。現代城市管治中，疾病、洪水與火災等是現代城市的大敵，現代城市那條理、理性、可預計及固定的特質與火那種難以掌握、飄動不定、易變、動態互相衝突，是現代政府管理的主要對象。但往往乏人問津的另一邊，則是火如何成為了伴隨著本土城市發展的共生體，即火的修辭、自然性質及社會使用如何融入在本土城市政策及走入日常生活當中。要掌握花園街事件的來龍去脈，就必須明白現代城市發展與自然既排斥又互相依賴的弔詭性。

　　而香港歷史上最弔詭的一次大火發生在1953年的石峽尾木屋區，就算年頭那場南生圍的大火與年底這場花園街火災也無可比擬。在城市人類學者Alan Smart一本名為《石峽尾之神話》的著作裡，揭示了這場火與現代城市發展的弔詭性。書中他的提問是，為何一場石峽尾大火，會這麼自然地導致一次牽涉如此龐大規模的政府公屋政策﹖他翻查了1946年至1960之間所有有關火與木屋的官方文件，發現了許多殖民地政府在未發生石峽尾大火之前一些對於火與木屋的討論。其中一份當時屬「高度機密」的文件 (名為Fire Service—squatter area—Correspondence re: fire precautions to be adopted in)，官員在回覆中想像了一場九龍城大火：「… 此等木屋完全是違法建築而且不受政府的法規保護。如果它們大規模被火燒，我們應該為受影響者提供支援安置，但我們千萬不要忽略這火將會引發政治問題。」然後數個月，九龍城真的發生了一場大火。

　　直到1952年的東頭村大火直到1953年的石峽尾大火，Alan Smart 揭示出一種殖民地政府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在大火前盤算戰後要拓展九龍邊界的過程處理已經佔滿大部分官地的木屋區，以騰空有官地供應給發展及出售。火不僅被理解為是最有效、快速、低成本的「自然方法」處理滿天星斗的木屋建築，且是最有效及最技術的理由處理拆卸重置的問題。因此，石峽尾大火不是公屋安置政策自然而然的沿頭 (origins)，而是殖民地已在等待機會推動公屋政策的催化劑(catalysis) 。自此，香港城市發展的神話就建構在一場「自然不過」的自然災害上，有關火的使用、挪用卻在公共討論中埋葬。於是，所謂城市發展不是物理上擴充的過程，而是政治現象的自然化及自然現象政治化的相互演進的過程。

地產發展與火相處之道

　　回塑了殖民地的城市發展史，是否覺得與現時的情況有點類似﹖現時地產勢力管治的香港，與當時殖民政府覓地發展是否令人有一脈相承之感﹖

　　地產作為一種現代化的發展行業，亦分享著現代城市發展的矛盾性，他既需要征服、馴化自然的空間成為能夠助其圖利的形式，如整治自然河道成為景致而又不會泛濫的環境；另一方面又需要借自然之力處理一些難以移動的人、物與記憶，而最快捷的方法，又是火。因此，縱火仍然是現代城市發展揮之不去的夢魘，因為它正是發展過程的必須。還記得年頭的將大半南生圍濕地燒光的縱火事件嗎﹖當中我聽過熟悉收地的新界鄉民說過如何縱火燒樹而不失其自然而然之傳聞——找貓或狗的屍體存放過半年，擺在要火燒的地方拋一根煙蒂就不用火水地燃燒，火警就會變得「沒有可疑」。

　　於地產發展來說，排檔固然是需要整治的都市環境，構成了景觀阻礙的空間形式。現時，還有這些排檔的地方，如廣東道、花園街等，唐樓群仍是較大群的保存下來，可見排檔環境是保護著唐樓免於被急速重建的一扇屏風。就像60年前石峽尾大火解決了九龍土地開發的問題，這次花園街事件賦予了自然不過的理由，「易燃」的自然特質蓋過了排檔所有社區及生存價值，成為私人重建強拍的契機。其實縱不縱火的事實已經再不重要，反正火本身的民綷力量已經被挪用在整治這些地產發展的「阻礙」。但現時的狀況尤其糟糕，因地產邏輯根本不會理會安置的問題，而殖民政府則當本地人口是政治問題需要安置。我們就可以理解雖然板屋及排檔都是易燃之物，曾蔭權會立刻將問題歸咎於已經想取締以久的排檔，而迴避了意味著大規模公屋重置的板房問題。

　　Alan Smart 書末也發現，石峽尾大火根本沒有解決往後木屋區火災的問題，只是處理了其土地供應的開發需要，因其終極關懷，畢竟不是人的生活。如果火的理解長期被政治力量自然化，如生態政治學者所云，將自然現象的重新政治化(re-politicizing the nature)會否是我們了解每場大火的基礎﹖

香港主權回歸14年，粵港文化認同增幾多？

2011-07-04T22:04:00.000+08:00

繼續北上上訪新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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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1-07/04/content_26304439.htm

香港主權回歸14年，粵港文化認同增幾多？

2011-07-04 08:43 南方都市報

作者：陳劍青

香港主權回歸已經14年，以往英國人不管你是 “廣府村”或是“客家村”，總之早過他們租借領土的都歸類做“原居民村”。直到今天“自由行”縱橫市區，尖沙嘴與旺角的商鋪不分你是本地還是內地，總之第一句都用普通話向你問候。無疑，回歸前後的文化互動方式已經大大逆轉。那麼，對於淵源深厚的粵港兩地，這十多年來我們的文化認同與關係又增進了多少？

探索粵港文化根源的現況，要從香港所謂“原居民”談起。香港一貫隸屬寶安，同系廣東，被殖民後基本上沒有對香港的鄉村有所謂“原居民”的說法。直至上世紀70年代，由於港英政府開始發展鄉郊土地，進行了一次傳統創造的計畫，向香港的廣府及客家施予“土著”、“原住民”的想法，並將他們一併叫做“原居民”，傳統因而重新塑造，給予男丁建“丁屋”，以方便殖民政府分配政治利益。

其實都回歸了，“原居民”身份也該因應回歸祖國不再視為“文化異類”而取消，從而光復這些村落的粵港淵源。偏偏“原居民”身份卻因寫入了基本法，成為法定特殊社群。近年因房地產發展，不少借原居民身份的丁屋特權之利，協助地產商合作發展大型丁屋豪宅，賣龍脈、賣祖地、拆祖屋、毀壞風水林等做法層出不窮，粵港文化承傳已經愈來愈少。“原居民”正是一塊堵住了粵港文化互認的石頭。

當然，我們也可將這種文化互通寄予“非原居民”身上。粵港人口互動下的文化共生是從未休止的。香港新界鄉郊地方仍有不少“非原居民”村落，因二戰戰亂從廣東一帶湧入香港，為本地引入了嶺南的農耕文化。新界粉嶺一帶有不少村落，就是戰後從南、番、順移民下來的，他們在鄉郊地區將以往“桑基魚塘”的濕地耕作技術，轉化為“水坑田”，耕住合一，一屋一田的格局，學術點來說是“文化移植”(trans-plantation)的過程，成為香港北部一帶還未被地產利益侵略地方一特殊景觀。直到今天，老農人還有濃厚的鄉音，還有農二、三代，是嶺南文化得以承傳及發揚之所。

但遺憾的是，在許多區域融合及大型基建計畫裡，這些非原居民村往往成為被犧性的對象。高鐵遇上了菜園村這條非原居民村，深港融合又選了粉嶺北、馬屎埔一帶的南番順村。在高談闊論粵港怎樣建立“一小時生活圈”的大計時，粵港既存且豐富的文化生活正急速被移除。

本土論述研討會2011第二講：想像新界

2011-06-24T09:40:00.003+08:00

第二講：想像新界

日期：7月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地點：序言書室（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樓）
主講：張少強博士(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陳劍青先生(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
主持：王慧麟

清拆僭建物，引發「保鄉衛族」的流血革命宣言；為保天台屋，鄉紳們又把原居民文化掛在口邊；曾領教過屋宇署清拆令的市區居民看在眼中，難免忿忿不平。原居民固然於新界舉足輕重，但並非、也不應是新界的全部。新界的面貌，與我們從媒體中片言隻字所領悟的想像，可有差距？

鄉郊讀書組第三回: 怎一個僭字了得

2011-06-21T17:19:00.001+08:00

近月丁屋僭建物事件愈揭愈多，引來的討論亦非常多樣化。從揭發丁屋豪華僭建的法規問題、原居民的特權問題、地產霸權的鄉郊發展問題、管治班子的違法問題，燒到拆卸市區天台屋與閣樓的執法問題。討論至今，究竟對我們認識「僭」有多大幫助?

為深化「僭建」事件的認知，是次讀書組以Rima (2008) 波多黎各的「旅遊地產僭建島」作主要參考，透視僭建的士紳化 (僭建成為富裕者的專利) 及箇中權力關係；又透過Alan Smart 與 Ernest Chui (2010)的本地僭建研究，了解特區及卡爾加里政府對違章建築的慣性行為及其對合法/非法的界定與想像。

活動詳情

日期：6月26日上午10時半 - 1時 (星期日)
地點：僭建空間 (另行通知)

活動內容：
1) 介紹相關文本：

I) Rima Brusi-Gil de Lamadrid (2008) : Deluxe Squatters in Puerto Rico: The Case of La Parguera's Casetas
II) Alan Smart and Ernest Chui (2010): Tops and Bottoms: State tolerance of illegal housing in Hong Kong and Calgary

2) 進行問題討論
3) 探索參與可能

是次活動歡迎各位朋友參與，加入關心鄉郊發展的行列。如有興趣或查詢，請寄電郵至nentnda.concer n@gmail.com 或68780652 報名，索取相關文章。

另外，也付上一篇重要討論文章:

[信報副刊· 文化] 黃靜：打開不合法的隨意門 ── 三個青年僭建戶

讀書組簡介：

近年新界郊區迅速豪宅化、跨境工程橫衝直撞、地產利益入侵新界，不少村落正為其壽命倒數，菜園村、大浪西、南生圍、馬屎埔也在掙扎救亡，而原居民身分、丁權及僭建問題又添一條城鄉新戰線。「鄉郊」本來在主流香港敘事中奄奄一息，卻在危機當中顯露深遠意義。

如何深化討論及理解問題，是想像鄉郊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就此，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與土地正義聯盟將舉行鄉郊讀書組系列，透過在鄉郊環境共同閱讀精選的文本著作，重新理解現時影響新界鄉郊的各類問題；同時亦希望能夠把相關討論與概念匯入新界，讓知識在鄉郊的土地上札根。

第一期我們會先進行新界鄉郊「文鬥文鬥」系列——就著當下熾熱的鄉郊議題出發，探討環評、僭建、寮屋、及原居民身分問題，以文本劇鬥當下爭論。

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

香港地理學界為何被人瞧不起

2011-06-16T00:20:00.002+08:00

就是太多這類無視學術倫理的在位教授，藉學者名義盲目支持政權所思所想，誰捐獻金錢誰就是主人的心理，沒有堅持知識分子的風骨，才有今日的惡果。

有關以下此人，多年惡行已經在學校範圍廣泛通傳，實不必在這裡清理門戶。亦藉此奉告一些現職國民教育委員會的、遊走中聯辦網絡的、環諮會的、當人大的、委任於官方珠三角區域融合組織的，請捍衛香港地理學界的獨立性及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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搵食！犯法呀？金錢世界裏的採訪現場明報 | P02 | 星期日現場 | By 林茵

Facebook 被踢爆利誘知名博客唱衰Google，香港亦原來隱藏大批「不分皂白每帖10 元」的有組織網絡打手，一時間令熱烈擁抱web 2.0的我們步步為營起來。能靠常識或邏輯判斷的事情固然不成問題，被打手騙去光顧一間不好吃的餐廳、買了無用的護膚品亦無傷大雅；但作為記者，擔當解構知識與傳播真相的責任，不時得請教專家學者分析專業難題，誰的說法可信、誰是別有用心？實在不得不加倍謹慎處理。文林茵

舉一個例，導致東電總裁清水正孝辭職、公司要變賣資產賠償災民、全球史上最大的日本福島核災難，令核能專家胡仲豪教授突然走紅，在非常時刻，他擔起公共知識分子角色，向公眾解說外表全面走樣的第一二三四機組的核原理並意外狀，又詳細觸及核電經營者危急應變的倫理問題，他甚至親自到傳媒機構向前線記者解說核能ABC。在此之前他卻是寂寂無聞，全因他的學科冷門過冷門，長期「缺水」。

事件令大眾漸漸明白一件事：談核能安全，必須是絕對安全。這時候，鏡頭一轉，轉到另一個掛名「香港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浸大地理系周全浩教授。

問：中電贊助「能源研究中心」？

翻查資料，周教授一直以專家身分，立場鮮明為核能護航，他本人更擔任公職，有權位向政府就香港的能源政策出謀獻計。然而，他的文章少談技術細節，心口一個勇字挺身就撐，大亞灣不論是瞞報或有公布的意外都是「小事故」；跟胡教授相比，他愛談政治多於科學，比如在日本發生大地震後，他發表了名為《莫以關注大核為由滋事》（2011 年3 月28 日大公報）的文章：「中國近年迅速崛起，某些外國勢力感到威脅，要圍堵中國。有人藉福島核事故抨擊中國增建核電站，批判廣東核電計劃。他們先讓香港民眾誤信核電是危險的，繼而圖謀使內地某些人士群起效尤，組織反核示威，把反核事件鬧大，觸發民眾恐慌，引起社會矛盾，替國家添煩添亂，拖國家發展後腿。」

本來自由開放社會容得下南轅北轍的觀點，但與跟進相關新聞的記者談起時，才得知周教授在環保行家圈內向來被一面倒「dislike」。原因包括——接受訪問時見解粗淺，「連兩電有多少資產和准取回報怎樣算也不清楚」；日本福島事故發生之初，基於香港核專家寥寥可數又大隱隱於市，也有記者嘗試找他解畫，但發覺他的核知識完全不足以解答問題；而多年來就算兩電所作所為不合理，亦極少批評，甚至不時為其辯護解畫；而他在浸會大學主持的研討會，贊助人是中電與煤氣公司。

明查暗訪，一個曾與周教授共事的人爆料：浸會大學香港能源研究中心，這個名字看上去非常中立的學術機構，背後出資的根本就是中電。

商界發銀彈「河蟹」學者？如此嚴重指控，必須小心求證。也曾好意地設想，近年老說政府削減大學資源，教授要「撲水」亦甚艱難吧。為免立即被掛斷電話，先旁敲側擊地發問——記者禮貌道個謝的話音未落，周教授就匆匆掛了線，留下記者頭上一團問號。既然是容易引起利益衝突的「敏感」資料，不是更應該申報以示「行得正企得正」嗎？股評人也要披露是否持有自己評論過的股票啊！

就照他的說法去向校方和中電求證。浸大說該中心是「自資運作」，即沒有接受校方或公帑資助，全是教授自己募捐。而外界捐款必須先存入大學的中央戶口，根據校方指引才可提取使用。既然捐款全要大學經手，一定知道中電有否資助能源研究中心吧。可是，浸大傳訊部以部分捐款人「比較低調」，要尊重他們的意願為由，拒絕透露。

至於監管方面，浸大說有制定「接受捐贈指引」，當有政治組織或特殊利益團體企圖透過提供捐助影響校方或其教職員，這樣的捐款是應該拒收的。

答：中電認有general sponsorship

我們又去問中電。「追魂call」足兩日才趕得及在截稿前取得一個不詳盡的答覆：「是有提供general sponsorship」（解釋說不屬於by project 的短期資助），但具體形式、金額、條款等都「因為負責同事在放假」而沒有資料。（真是一個重視員工work-life balance的「好」榜樣）

中電說，決定資助這研究中心，因為與本身行業有關，希望研究成果會對電力市場有用；中電當然十分尊重學術自由，也支持學者保持研究的獨立性，在決定資助對象時不會考慮學者過去的言論和學術立場。

一個記者循正途查證來到這裏，為一個簡單的老實答案不得要領，也只能老實交代，由讀者自行判斷。

接下來，我嘗試向旁人了解。與周教授同為港府能源諮詢委員會成員、理大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林本利說，平時開會周教授的言論都很維護一些「interest parties」，不過基本上整個能諮會都是這類人，某某是中電會計師，誰誰誰原來承接不少港燈的工程，這個那個又跟「誠哥」好多生意往來，林教授說起就一肚氣。

更叫人擔心的是，他觀察到近年多有財團，見到某學者在輿論或政策上有影響力，就主動奉上大筆資助，學者一旦操守不夠堅定，受人錢財後便言論大轉向。「但你監管不到的，佢有學術自由。好似周博士那樣，佢可能係真心覺得核電好好，你無得話佢。」只能好心呼籲，寄望受助人緊記自己的學者身分，「不要利用大學的銜頭和資源去替商家做propaganda。」

同樣時常亮相電視在報紙撰文的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說，自己未有遇過商界的「河蟹」誘惑，不過相信商界透過贊助影響研究方向是存在的，「好多藥廠都會贊助疾病研究，講到某種病好嚴重，自然多些人去買藥。」他又說現時的大學文化很鼓勵學者開拓財源，學者能夠爭取到商界大額資助，在校方評核上是一項「加分」的重要指標。

也去問問記者們的老師吧——中大新聞與傳播學講座教授陳韜文說，學者不肯彼露其經費來源「會令人覺得好奇怪」，尤其是接受了商家贊助、發表的研究又跟該商家的行業有關，更應該講清楚。因為在一般人眼中，學者是一個客觀、公正的形象。

身為記者，如果留意到某些學者儼如商家的「御用研究員」，也要小心採用其言論。

後記

黃子華曾打趣香港人，每逢遇上道德批判，總有兩句說話作擋箭牌。第一句為「搵食！」，若還不能令對方shut up，再跟一句「犯法呀？」，兩句配合使用，足以抵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批評和質疑。

努力循各種渠道追問了幾天，周教授與中電的關係仍然撲朔迷離。原本無意針對任何人，亦想多找幾個同類的例子作參照，惟在公開資料中實在難以追溯學者與贊助人的關聯，消息人士提供的資訊則可遇不可求。

記者

周教授你好。我們在做一個專題報道，討論學術研究籌募經費難題，想請你分享經驗，你有時間談一談嗎？

你係訪問晒全部既學術機構定係點？點解要搵我呢？

當然好難訪問晒全部，只係近期見你常常就核問題發表意見，你又有主持一個能源研究中心，可能會較多讀者熟悉，所以想作為例子之一。

呢（經費來源）我係從來唔會同人講喎，因為係好敏感問題，我諗你應該明我意思。

點樣好敏感？即係……真係有點唔明白……

即係會引起不必要誤會，外界會好多揣測。我經費邊度會清楚上報畀校方，學校都有晒record，但我個人對外界就唔會講。呢係confidential 資料，我相信無論你打去任何一間centre 都唔會有人答你。

其實我咁問又無乜惡意，如果你覺得唔方便講個研究中心，可否純粹以一個學者角度，講你自己既經驗？因為我都想知道，學者會點平衡籌募經費需要、同時保持研究獨立性問題？

就係呢樣囉，係好敏感事，所以我個人係唔想答你，唔想講任何。無謂畀人做文章。你老細張波我都識，我知道你明報係有agenda ，我寫你覺得唔聽嘛，你論壇版，就從來都無登過。

（滴汗）既然你唔想講咁算啦，不過我聽到有個傳言，至少想跟你核實一下，聽聞中電有份資助你能源研究中心，可否講講我呢個消息是否屬實？

你想知可以直接去問中電，我個人講就係唔會答。

周全浩過去幾年主要言論

資料來源：明報資料室

唱淡開放電力市場05 年2 月至06 年7 月

●投資者無法確保可佔據一定市場份額，未必願意作長期投資，導致穩定性成疑

●若香港開放電力市場並與南方電網連接，成本將很高，但電費的下調幅度只是10 至15%

支持核電10 年5 月至11 年

●福島核電廠已運作40 年，機器老化、經營不善加上天災才會引發今次核危機。大亞灣核電廠並非座落地震帶

●過往的核災難僅30 公里範圍內的人受影響，本港人口升用電增，天然氣成本高，燒煤則產生大量二氧化碳，不能因噎廢食，扼殺發展核電的需要

電費爭議，前言後語08 年12 月17 日及09 年4 月18 日

●兩電每隔一段時間採購燃煤，確保不會於最低或最高價時購入，若明年煤價回落，港燈會照常依時買煤，燃料減幅會於2010 年的燃料附加費反映

●國際煤價自06 年開始上升，到07 及08 年升至高峰點，煤價上升是累積數年的事，單靠過去半年的減幅，未必足以抵銷該升幅，他又指，中電於去年國際煤價高企時有購煤，數個月的煤價減幅未必反映中電燃料成本

大亞灣核電廠瞞報10 年6 月

●因為事故微小，大亞灣當局毋須立刻向上呈報，而是留待正常的通報會議上才通報，不料卻被說成是隱瞞事件，實屬不幸。港人對於廣核投及中華電力公司的誠信，應有信心，大亞灣是國家的第一個商用核電站，怎會容許出亂子？

南生圍的啟示

2011-06-14T15:26:00.000+08:00

[原文刊於Breakazine! 012 非人生活]

由天星、皇后時被認為香港有一小撮的「保育人士」，到今天人人也捍衞南生圍，觀念的轉化，速度實是驚人。假如你還未知道去年至今的南生圍保育爭議，只要你到那兒走走，看看滿樹鸕鷀、漫天候鳥，同時大樹被砍被焚，漁塘被棄被填，你會看見新界鄉郊發展的問題，感嘆這珠三角一帶僅餘的鄉郊環境如何被破壞。

留意而這並不是殊例，南生圍事件反映了整體新界鄉郊面對的共通問題。就讓我們一起打開這個新界的潘朵拉盒子。

鬥長命

事源於去年10月，一份有關南生圍的豪宅發展大計解密，Facebook 上開始熱烘烘地討論及組織，網上的文章、影像與主流媒體同步揭示問題，環團紛紛聯署，千名市民挺身保衞南生圍。規劃署不得不終止發展商的延期申請，令這個歷時已經15年的發展大計在去年12月告一段落。

15年的美夢泡湯，發展商仍然「默默耕耘」，沒有放過這片肥美的土地，繼續向城規會上訴，要求延續不需向公眾交代的規劃方式。2010年尾，南生圍發生了數次大火，燒毀半個全港第二大的蘆葦牀，813棵樹受波及，嚇壞了數千冬季南來的候鳥。這場「無可疑」的火在濕地上燒了又燒，魚塘填了又填，建防火林變成斬樹藉口……似乎發展商是死心不息，要繼續申請與破壞，直到一天生態價值盡失，或者監察者稍有鬆懈。太多的例子顯示，發展商都以此法使規劃得以落實。

難怪，西貢一位自然保育者說，現時唯一進行保育的方式就是與發展商「鬥長命」。然而要問的，是為何社會意識已經轉念之際，這些發展商的發展觀念仍然是15年不變？

大型基建推動豪宅化

南生圍要建這類的「低密度豪宅」大計，近年市民也屢見不鮮。「天巒」、「御葡萄」這些大型發展，紛紛座落於新界西北，究竟所謂何事﹖

若留意近日宜居灣區規劃事件的，就會恨自己是多麼的後知後覺。留心圖則，內地正規劃在新界北興建、卻從未有任何本地諮詢及研究的「北環線」大計，南生圍就位於其中一個名為凹頭的站旁；而途徑的牛潭尾、新田、古洞，多得這條北環線計劃，地價已急升。可以想像，加上大量跨境基建（深港西部鐵路、屯門西繞道）、口岸興建（落馬州）等工程的開展，勢將啟動整個新界西北鄉郊的土地投機，亦即是說，現有生態環境將被全面破壞。

另一個例子，就是天水圍旁的洪水橋，近年大量土地被囤積及建成大型豪宅，原來發展商一早知道未來將會有個鐵路站可直達深圳前海，會有大量內地富豪購買。

今天，香港人不再笨了，鄉郊豪宅化令珠三角一帶僅餘的鄉郊環境都犧牲掉，而樓房又不是來解決香港人口需求，卻要我們支付數以千億的公帑興建大型基建。這條數划算嗎？南生圍和其他新界鄉郊土地所付的代價，都有一個清晰明確的答案。

沒有鄉郊規劃

跟米埔及后海灣一帶一樣，南生圍在戰後都是濕地和魚塘。香港的漁業曾經十分興盛，但在80年代內地食品大量進口之後，無論漁農業都飽大受打擊。同一時間地產商以極低價買地，使塘丟荒。對地產商來說，這樣一來可以化整為零作錦繡花園式的大型發展；二來屯積大片土地能提高議價能力去說服政府興建基建、鐵路及新市鎮規劃，囤價百倍。

但在這發展過程中，香港沒有什麼保育的框架可以有效保障南生圍環境。南生圍作為國際拉團薩濕地之緩衝區，為何申請發展也不需要根據「零損失」的補償方式進行──即發展了多少濕地，則要賠償多少？這是環團最基本的要求。南生圍地權人固然對私人地有使用權，但政府就沒有責任去保育農地漁塘嗎？

從本地規劃歷史來說，我們只有城市規劃，而沒有「鄉郊規劃」，城鄉間並未有一條清晰的界線，於是鄉郊可以不斷拓展成城市的部分，直至全面消失。面臨深圳與香港的高速融合，新界北這片未來「深港同城」的中心地，就似掛在豬肉檔的肥肉，赤裸裸隨時等待宰割；而我們不健全的規劃框架，絕不能保障它們。

南生圍可能是一個因國際保育協議而能夠苟延殘喘的異數。

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2011-06-14T04:38:00.000+08:00

事故使然，當下已經成為不能割斷的本土，於是，我開始懷愐往昔甚至有沉迷傾向。

當看到一年前所寫的迷思在今日仍然廣為相信，一道屬於過去的永恆光輝引出了方向，提及我曾向過我的時代作出過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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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刊於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0-09-05]

若自殺只是感情、生活與工作的個人問題，上水天平的青年人連環在同一屋自殺，我們就不能否認這有可能是一個比個別事件還要複雜的地區∕城市問題。相比一九九八年至今累積了一百二十八宗跳樓及自殺紀錄的天水圍新市鎮，近日的連環六跳，令我們的城市意識到似乎有另一個「天水圍」正迅速形成。從一個地區角度出發，究竟這群「九十後」成長的新市鎮是怎樣的一個空間設計？這個隨時代變化的環境如何與當中成長的人有什麼關係？而現今事件與市鎮環境的轉變有何關聯？一切就從他們生活的現場——上水∕粉嶺新市鎮的空間談起。

市鎮新人類的處境

曾聽過一席話，使我明白新市鎮生活不只是關乎居住、吃喝、休憩和交通這種功能性的認知。聽過城市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韓國的演講，說他曾獲首爾政府官員邀請到訪，向他求教設計一個全新市鎮所需的理念。他以其四五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經驗，向官員點出了一個城市計劃進行時必須想及的六大原則，包括：

（一）這裏要有什麼的經濟模式（mode of economy）？
（二）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product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三）什麼空間形式（spatial form）？
（四）什麼社區關係（social relations）？
（五）什麼參與方式（participatory form）？
（六）什麼日常生活空間（spaces of everyday life）？

他說得對，我們要思考的是，現時上水∕粉嶺有什麼的經濟模式？現時的居民∕新一代如何謀生？區內的公共∕私人、活動∕居住空間什麼模樣？社群如何組織及活動，甚至透過參與改變身處的環境令地區變得更加宜居？或者在市鎮規劃中更要去問的是，香港的新市鎮計劃裏有否思考過這些問題？這些對我們了解市鎮內新一代成長的過程尤其重要。

觀乎在火紅的一九六○年代，也能看出港英政府曾觸及上述問題。為了處理當時市區密集的人口，以打破市民容易聚集及工會容易滲透的局面，政府從這種管治考慮下選擇了一種擴散式的新市鎮發展，將人口配置往不同區分，區內亦設置工業區（如安樂村），讓經濟上相對「自給自足」。畢竟，當時新市鎮的設立主要以管治而非讓市民享有生活自足為目的，自八九十年代工業逐漸衰落以來，政府已經沒有為他們重新構想區內市民的勞動關係，反而地產發展成為經濟龍頭，「自給自足」的概念逐漸破產，純粹成為地理科會考試題的標準答案。固有新市鎮內的人口也成為向市區供應勞動力的場所，市鎮經濟的思考不再。於是，現時大部分年輕一代都是一種跨區的勞動，地區上自給自足的本土經濟是他們從沒有想像過的，至少在我接觸的天平居民圈子內。

另一方面，在新市鎮的想像裏，設計者直接以新規劃覆蓋所有現存地方，市鎮新一代的日常生活，與地區歷史並沒有承傳。自七十年代彭氏、廖氏與侯氏大量賣去上水及粉嶺的祖地予政府興建新市鎮，這些土地與人的關係和歷史頃刻宣布終止。而百年前主要由區內大戶集資花巨額而建上水石湖墟、粉嶺聯和墟這類市集，在新市鎮規劃圖裏已無需要扮演的功能，其中心亦為東鐵車站所取代。以往墟市扮演地區上生產及勞動關係的中介空間（如戰後難民會先在墟市聚集，地主及商人亦在此招聘農夫及工人），地區消息傳播及社區網絡的連結也逐漸在新世代褪色。新市鎮內的新人口，地區歷史的意識與網絡漸漸割裂，亦不會有透過參與或改變環境來解決自身問題，一種自主規劃自己社區的能力，亦不知從何說起。

空間與土地的分化

其實社區關係並不簡單地因這種割斷時空的規劃而破壞，公屋內的少年在走廊、公園及街道踏單車踢足球也能活出互助的同輩社群，這卻是不少「八十後」公屋生活的記憶。然而近十年八載，公屋的私有化令這類公共生活逐漸凋零，天平在二○○○年加入租者置其屋計劃出售單位，近幾年更加見到天平有業主放盤，六百多呎的單位間開三大房，最新那宗成交價達八十九萬元。從此，管理處開始稱自己做「私人屋苑」，安裝密碼鎖，禁止走廊生活，租客入住時間愈見短期，這些投機導致的社區分化與公共空間萎縮，是微妙又不顯眼，卻又是致命的。

建成後的天平仍是面對一大片粉嶺北的綠化地帶，石湖新村、馬屎埔一帶的農田與及大片官地，但先後都在一九九○年代中後期被發展商陸續換去發展豪宅。天平對出的三大片自然環境，與新界其他官地的命運一樣，逐漸被發展商以換地方式吞併，發展成奕翠園、皇府山及當地人稱為「鬼屋」（新世界一空置村屋群）的住宅區，而政府一直沒有將這些在一八九八年掠奪回來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的使用權還給公眾，土地窒息，呼吸活動空間愈見稀少。現時上一代還懂得透過地區網絡走進這一帶地方開墾荒田自娛，成長中沒有這些經驗的，他們只是純粹被新建豪宅圍起的孤島。

我在幻想，假如新市鎮內居民能在區內相對經濟自足，不用隻身到銅鑼灣打滾；社區意識得以延續，公眾生活得以恢復，空間管理與使用不再阻礙溝通與活動，天平青年會否是另一種模樣？

在區域融合下淹沒

這種新市鎮願景性的希望似乎已不復再，若還旨意這些因循程序、沉迷公關、相信翻新外牆就能活化公屋社區（整容可以醫暗瘡的道理）、雀躍於表面設計三選一的西九龍規劃的城市管理者，可以拯救現時新市鎮公共屋的景，短期內並不實際。

我還以為找到一個例外的關懷。去年年初規劃署曾委託港大一群慣用學者，研究天水圍的（失敗）經驗如何為上水∕粉嶺等新市鎮作借鑑，來回應民間指摘政府複製天水圍的指控。但是選定的位置，卻錯置了在天平一路之隔的粉嶺北新發展區——未來的一個新新市鎮。研究報告嘗試說明，天水圍新市鎮的社區問題是由於欠缺「私人參與」，使整個新市鎮被發展商壟斷而成；各種悲劇是由於公屋太多，未來應該要減少公屋的比例；報告內批評缺乏地區本土經濟環境。然而，政府有否想過侵蝕粉嶺北這一帶新市鎮的「綠化地帶」，會對現時新市鎮的社區帶來什麼衝擊？要避免粉嶺北變成天水圍之際，有否想過因為地區人口密度的激增而導致天平類近這類公屋社區成為另一個天水圍？

根據現時規劃署的諮詢文件，未來政府期望在此區沿梧桐河多造一個「河畔市鎮」，建議增加四萬八千人口，樓宇高度最高約為三十五層。天啊，究竟政府有沒有理會過現居此區居民的感受？急忙消滅人家在非原居民村落裏享有快樂的自主經濟生活來建立出處不明的「就業機會」，將地產商已大量囤積的粉嶺北農地轉為住宅用途給內地炒家樂此不疲的購入，屋苑景觀上的阻擋讓生活質素以至樓價的下降，刻意要將整個上水粉嶺一帶的新界北融化成深圳廣東炒賣的腹地，我們不禁要問，這個日夜只會惦掛十大基建與區域融合的特區政府，對於本地天平這類公屋屋的關懷去了哪裏？融合發展並不如承諾一樣對這些屋生活帶來希望，只形成社區分化與被社會遺忘。

似乎建議公屋欄杆加高，批評新世代軟弱無能，還有心理醫生說會「傳染」的導火線，真正刻不容緩的是要營救那新市鎮內日益消減的日常公共生活空間，一種社區關係、本土經濟的恢復，而在這個只想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時代，這普通不過的地區議程將會遙遙無期。

雀巢鳩佔式地產騎樓保育切勿模仿

2011-03-27T01:37:00.000+08:00

關注香港城市發展已多年，在廣州城中的騎樓風雨飄搖之際，也分享一些香港類近保育經驗。先小人後君子，請各位不要寄望香港能為廣州提供任何「先進經驗」，我們在元朗新田的古樓就算被列作一級法定建築也可以被發展商改建做骨灰龕場，就可想而知「先進性」從不是以地域來比較，往往是官民之間的距離。

當然，香港的確很久沒有聽過市區要「拓路拆樓」的事情了。自六十年代港英政府以消防理由，曾啟動「市區改善計劃」，將本來以「腳」為設計原則的狹長街道，在這些華人社區削出一條足夠消防車的馬路。自始以後只聞遭鐵路及高速公路剷過鄉郊村落，也甚少膽敢在市區移平一些民國時期的建築了。

如果現時是十二五規劃的擴路大戰廣州騎樓的保育，就必須談到香港那場惹來全城爭議的市區重建局大戰利東街居民規劃。在零三年開始的灣仔利東街 (又稱囍帖街) 重建項目中，當區居民自行組織出一個名為「啞鈴規劃方案」，保育街道中段之餘，亦能令社區得到原區安置。

在角力的最後關頭，政府突然拋出方案，將三座戰前廣州式騎樓列為「婚嫁博物館」，由法定的市區重建局與信和、合和發展商共同合作，稱可保育其餘幾十橦繼續拆卸的唐樓內喜帖印刷業群落的社區文化。這三座建築物依然能夠存活在合和地產帝國的核心地段——灣仔皇后大道東，無疑已是某種意義的「奇蹟」，但這的確是一項讓關心重建的民間團體哭笑不得的舉動——當地本來是做印刷的，你卻說要展示他們的唐裝裙褂及婚嫁文化。情況就像好東西被別人吃掉，消化後變成惹人討厭的殘餘物。

於是，在內地一面紅旗的說「騰籠換鳥」，「雀巢鳩佔」作為形容港式保育不脛而走。

關於騎樓，鳩佔這種官方保育精神十多年來都得以貫徹。當民間不斷提倡保育、實踐保育、自行活化，定時定候，他就來鳩佔，偷換你的概念，再變成生財工具。座落於灣仔電車路旁的和昌大押也是三層高的騎樓建築群 (第一個官方保育項目)，押牌橫豎出大馬路，使典當業作為活潑的社區經濟之餘亦不失為一個港島區勝景。在二千年左右，市建局以保育之名引用土地收回條例令大業主就範賣出，將原有檔鋪逼入後巷，建築搖身「活化」成老外酒吧及英國鄉郊菜館，並因不符合消防條例拆掉具歷史價值的木構樓梯。開業大吉後，主席還做了一個專輯，拿起紅酒杯在露台分享成功(佔用)的喜悅。

隨後，因經歷於建築物內餐廳平均消費至少要幾百大元才能分享保育成果的持續批評，官方機構不再說和昌大押是成功的例子了，然而鳩佔邏輯依舊。在零八年市建局進行了一次騎樓集思會，廣邀公眾共同為位於旺角上海街一處市區最為完整的十多座騎樓建築群。最後的結論，又是將正在保育此地的藝術創作空間、建材業及各種住客掏空，保留建築空殼，打通第二層的牆壁形成長廊，建設升降機，參考新加坡的牛車水與及廣州城的蓮香樓，打造它成為大眾美食茶樓的新熱點。現時社區正被收購當中，未來又將是雀巢鳩佔的典範例子。

為何保育都是以地產的邏輯運作，製造一場又一場沒有民意內容的笑話﹖原因很簡單，市建局是一個以商業邏輯運作的半官方機構，職員滿腦子商機，他只是想如何統一掉區內的業權，把它主題化，然後收租圖利。每年都賺取數十億的盈餘，反而變成你要提供理由說服他放棄利益。

現時較完整而又未被地產邏輯「保育」的只餘下禁區內沙頭角那批，這個壞的經驗希望廣州諸君切記。當然，擴路當前，廣州面對的是是否清拆的問題，並非如何保育。

(刊載於南方都市報　廣州讀本早茶　 2011-03-26：香港騎樓活在皇后大道　騎樓保育滿腦子商機)

痕基：推出60多間示範單位位於馬屎埔村

2010-10-04T00:47:00.006+08:00

【明報專訊】六叔，當收購消息傳出後，你可會惶恐？

在你考慮賣出43年心血前，你有沒有聽過馬屎埔村民投訴他們家園被收購迫遷的故事？

主流媒體報道不多，但這兒的村民會告訴你，他們的家門無故被鎖，

突然被加租10倍之餘又收到律師信，不收租多年然後突然叫執達吏來收樓。

然後有人來拆樓，石棉瓦被隨處亂丟，房子被當成寮屋打爛，拆剩一半，置身其中，很有種身在廢墟的欷歔感覺。

他們向你提出收購時，態度有否像對那些村民所說般惡劣，有沒有向你說﹕「我們財雄勢大，你點同我們鬥？」

六叔，你得到90億後，你可還會考慮在馬屎埔那一片曾經是人家快樂家園的土地購買一兩個單位？

提提你！地產商收購一個電視台，須要14天內通知政府，我們的家園無奈消失，政府會不聞不問。

編輯張靜文

挑戰村落抗爭的想像 [紫田村系列]

2010-10-04T00:04:00.004+08:00

刊於香港經濟日報．國際好書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方式

本星期初的一個下午，兩條非原居民村落遭遇地政人員的收村行動，他們的土地與生活的歷史從此劃上句號。連帶十一月的菜園村，與及未來政府著意選取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內的十多條村落，都在挑動一波又一波本土村落抗爭。如果我們不是立即要找個政治正確的說法，政治及人類學者占士‧斯科特(James Scott)的著作《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方式》絕對能夠衝擊當下村落抗爭的理解。

斯科特的觀點在其四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經常予人語出驚人之感。在整個時代都推崇國家推動良好政策的行為，他則研究大量例子顯示國家其實短視得往往要令政策失敗收場。當人類學認為平地人比山地人因物質條件建立較佳的文明生活，在作者筆下山人才是逃避管治者粗暴勢力的妙計，平地人的文化族群反而遭到連番剝削與破壞。在《弱》一書內，當代學術和常識上對村落或農民抗爭的理解，再又被它的獨到發現所突擊。

就如現今本地的村落抗爭一樣，斯科特提出我們其實不用想像村民的收地抗爭必然是激烈且團結，屯門紫田村與及西貢白石窩都是普通的村落、普通的人作普通不過的抗爭。根據作者多年來在東南亞的人類學觀察，我們甚至不應只認為大型集會、橫額、清晰訴求是村落抗爭的常見形式，如這一類沒有正規鄉郊制度的「散村」村民，我們並不能要求他們能像聰明政客一般，表現自身村落的歷史意義 (如紫田村部分村民交談中稱他們是曾被填海發展搬遷的漁民)，懂得自我說明他們村落的存在與公眾利益其實並不對立，懂得指出區內眾多不需影響村民的他選方案，甚至我會估計到這一刻為止，村民對「公眾利益」這抽象詞彙並未有任何聯想。

於是，村落農民的拖延程序、逃避、不合作、間會出現的個人激烈行為 (如抱住石油氣罐自火焚、捍衛家園而襲擊、游擊戰)，正是我們需要反思而非立即予以便宜的道德遣責的重要時刻。在斯科特的視野下，零星的、常被媒體形容為情緒激動、不知所措的「怪異」行為才是村落經常面臨的日常政治常態，對他們來說最為「理性」的表現。這種薄弱組織、個人行為反映的並不是村民本身的軟弱無能，而是我們沒有了解及進入村民日常生活的想像中尋求出路，他們的無助、迴避與沮喪，恰恰是我們沒有把他們面臨的處境與問題說清，而非清楚不過下的無奈。

然而，這種零星的日常抗爭，斯科特認為並不瑣碎。有異於傳統政治理論被判斷為一種失敗的抗爭運動，不能預計和無常的日益累積，就是中外歷代政權更迭的真實力量。當然，當權者仍然在破壞過程裡懵然不知。

James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占士‧斯科特 (1985),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方式》, 耶魯大學出版社

文：陳劍青

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成員

探索環境破壞以後的石湖新村問題

2010-09-03T01:57:00.001+08:00

位於粉嶺北一帶石湖新村內一片由新世界擁有廿萬呎的草木林，近日遭到神秘侵襲，一星期間迅速遭到挖土機摌光，並有填泥及發展的跡象，至今沒有人承認責任。村內消息指這裡要建造一個龐大的停車場，甚至要將村內唯一通往公路、也是唯一公共的場所---信箱---都將給拆掉，來讓路給車輛進入停泊使用。原本劃為新市鎮規劃下的綠化地帶的石湖新村，規劃意向說得清清楚楚，就是用以「局限城市發展的入侵」(S/FSS/14, 33)，但它似乎正與大浪西、赤徑、咸田等新界鄉郊私人農地步向同一種命運——在沒有城規會「發展審批大綱圖」(DPA)的約束下，這些原本在城市裡辦演著某種角色 (綠化、景觀、郊遊、集水、吸水、降溫、放牧)的土地，將永久喪失原有功能。本來作為聚集瑩火蟲及村內羊群的棲息地的這片綠帶，繼續被置於可以肆意開發的險境，村民憂心填泥令整片低窪村落水浸，政府繼續如常運作。

在一連串新界淪陷的事件當中，問題是否都同樣只是發展商入主鄉郊私人農地這般簡單? 新界北地區寬廣，箇中的勢力、發展軋跡、社區構成、土地類型都差異具大，我們又如何從地區視野出發，了解種種發展問題的特殊意義?

討回市民的官地

驟眼看似是周而復始的地產發展與鄉郊保育的對立，放在地區上的歷史發展脈絡，卻能為石湖新村綠帶破壞一事尋找出另一種體會。事件可以追溯至一個名為「鬼屋」的鄉郊故事：新世界早於90年代初已經在石湖新村近馬適路旁購入大量農地，並在當時申請興建二、三十間三層高的村屋。但當他們知道了1998年粉嶺北這片土地將會在施政報告中納入「環保城」計劃，可把住宅用地的地積比提商數倍，新世界便立即停工。無奈當時申請已經獲城規會及屋宇署批准，必須要建，最後就隨便建了一堆村屋，外牆也沒有塗色，放在此處丟空等發展，一放就放了十多年。唯一認真的，就是新世界為這些三層村屋打了一百米深的樁柱，以備未來清拆重建之用，據村民口述，其震盪令當時不少鄰近寮屋區的外牆破裂。不知情的公眾稱之為「爛尾樓」，事實上它是不折不扣的「紅灣半島」，石湖新村村民則叫它做「鬼屋」。

村民稱為「鬼屋」的新世界村屋

這片「鬼屋」帶究竟與草林地的神秘破壞有何關係﹖「鬼屋」與現時受影響的土地之間，就是一片屬於官地、較為密集的石湖新村寮屋區。土地查冊顯示，新世界在1997年購入廿萬呎農地，按這種發展脈絡，發展商極有可能是要原址換取這片現有村民聚居的官地，於是囤積村內其他農地，圖謀合併鬼屋的地盤，變成更大規模的豪宅發展。事實上，在今年年頭披露的規劃大綱圖中看到，政府為「鬼屋」度身訂做了一個新規劃圖則，將現時鬼屋的住宅用途劃大至附近官地 (見下圖)，並以「公私營合作」為發展原則為地產商製造換地的法理基礎。於是，我們看到的發展問題，已不純是興建停車場破壞綠化環境這般簡單，站在大發展商的角度，停車場只是在等待規劃過程中的蠅頭小利而已，而真正的大計，似乎都不外乎是企圖換去現時還有數百名石湖新村村民正在賴以為生的官地群，以圖極化豪宅的面積，極化利潤，亦從中極化了矛盾與衝突。

石湖新村鳥瞰圖 (圖中農地位置未曾破壞)

現時規劃署諮詢中的未來粉嶺北分區大綱圖，可看出私人農地與官地的關係

近年來粉嶺北一帶重覆發生的不只是綠化帶變露天貨櫃場/停車場，不足外人遁道的卻是此等官地被地產商大舉侵蝕的歷史。村民經常互相分享，在石湖新村附近的皇府山、奕翠園等豪宅項目，都是發展商向一直政府換取/吞併官地的個案。無論是近年具爭議性的灣仔合和二期 (換去整片四千平方米林木)，李氏整個將軍澳的夢幻之城，或者被魯連城強佔部分官地的西貢大浪西灣，都反映了官地 (government land) 一直都只有地產商才能夠染指，毫無公共性可言。久而久之，換取官地成了官商的默契，發展商補地價就能從官府中垂手可得，始終逃不過淪為地產商囊中物的命運。

從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官地，究竟是否就應在回歸後直接過戶給特區，只是任由地產商交換的禮物﹖這裡似乎涉及一個封存已久的歷史問題。當英國人在一八九八年租借新界，宣佈新界之下莫非皇土以來，大量沒有人(不懂得)認領的土地都被自動收歸為官地(crown land)，此乃歷史上港英殖民主義資源搜括的重要環節。然而自回歸後，除了在1997年法例由皇家官契 (crown lease)易名為政府租契 (government lease)，草委、政府以至社會各界並沒有想像過這些「皇土」回歸後究竟誰主使用、沒有思考過字面上將’crown land ordinance’ 改名做’land ordinance’ 是否就能解決歷史問題、特區政府繼承了這些「賊贓」是否恰當等等問題，就趕急讓地產商延續佔據各處官地的特權，造就他們的巨型發展。

似乎，如何恢復市民及社區對這些「官地」的使用/共享權，亦如何保障官地上賴以為生的寮屋居民的居住權，不再為地產商垂手可得的囊中物，才是抗衡發展商在粉嶺北一帶積極囤地以求換取「賊贓」的土地政策思考，也是化解日益嚴重「官商勾結」現象的王道。

「裸命」的管治技藝

由於粉嶺北這個「綠化地帶」是伴隨上水/粉嶺新市鎮規劃而出現，當時只將整區納入「分區規劃大綱圖」(OZP)，給予各處土地有不同用途的規劃，直到1991年政府才把整個新界納入「分區規劃大綱圖」，並擁有發展審批大綱圖(DPA)，可以對「未經授權的發展」(Unauthorized Development)有執行權力。然而，粉嶺北這種新市鎮內的綠化地帶並沒有納入於此圖則內，現時只跟從一紙沒有執法權的分區規劃，縱使停車場、貨櫃場等各種用途違反規劃意向，規劃署也「沒有權限」執法，形成如石湖新村能動土破壞農地的「冇王管」空間。這個問題首在97年環境事務委員會提出，直到近一兩年粉嶺北天平山村「貨櫃長城」擴張事件，發展局及規劃署對事件都置若罔聞，繼續以資源人手問題為由拒絕管理這片綠色土地。

天平山村貨櫃長城

然而，我們在大浪西灣事件之後，突然發現這種「無法執行」的說法是多麼的虛無縹緲。原來，城規會可在極短時間內把要保護的土地納入「發展審批大綱圖」，進行規管。那麼政府一直以沒有法例規管為由拒絕處理，置生態環境、村民生活與本土農業於度外，究竟反映著什麼的一種管理的意圖/概念?

要捕捉這種管治方針的來龍去脈，可參考當代歐洲現代哲學中的「例外狀態」管治術的相關討論。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回了應福柯所認為現代管治中「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狀況，即一種從生老病死到吸煙與性，現代政府就是要納入生命各種領域作為管治的對象。阿甘本認為，現代管治者除了透過有關保障生命安全的論述滲透其管理於生命的所有領域外(簡稱「養生」)，一直也有另一種管治的範式正在透過懸置法律，將公民排除於權利/法例/憲法以外，令他們成為毫無法例保障的、純粹的「裸命」(bare life) (簡稱殺生)。於是，管治者/主權就擁有了法律以外的無盡權力，任意判決他們的活動、置放、生殺以至所有，這種「例行狀態」的建立就成了現代管治的典範。石湖新村所暴露的，就是長期將這一帶的村落環境懸置於法律以外的境地，讓他經歷最粗暴的資本主義 (囤地發展、破壞生境)與及最原始的暴力競爭裡 (收地、逼遷中所涉及的暴力)，將這些綠化帶環境的保育需要及村民的生活保障都被取消，使之成為無人理會的「裸命」。

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名言一樣：例外已經變成了常態 (Exception has become the rule)，這些「例外狀態」已成為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管治發展的重要方式。如在2007年灣仔重建爭議中如何架空所有法定行政架構，直接成立及委任地區督導委員會統籌地區發展；今年發展局轄下的地政在高鐵事件中妨礙菜園村這類非原居民村搬村的可能，卻又同時在受蓮塘口岸工程影響那條為半數都是非原居民的竹園村進行完整的搬村計劃，並辯解這並不可以給其他村落作參考，因為村落位處禁區，是「個別例子」。另一個與石湖新村這一片粉嶺北綠帶最為相關的，是林鄭月娥在2007年施政報告中重新把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輦放在十大基建中上馬，並要以一種名為「公私營合作」的新發展模式，取代「舊有」新市鎮發展模式中政府包辦所有賠償、保障居住權及社區網絡的程序，說現在這種新的發展方式政府只負責做規劃配套，未來才會與地權人協商如何發展，令「被裸命」的村落在這些年來受盡收地、逼遷、石棉、心理戰等原始暴力的破壞，本來政府收地作規劃發展時需要照顧的居住權利，也可以辯稱這是「私人市場」的理由拒絕理會。不少租住了50-60年的非原居民村落村民及農戶，都是被囤地等待發展的地產商在「零賠償」的情況下趕走，間有一些村民獲得三元一呎的微少補償，地產商稱之為「恩率」(ex-gratia)，也是個別與例外。公私營合作與及其他法令在粉嶺北(石湖新村)的抽空，就是林鄭月娥任內在管治發展的典範實踐。

無論發展商的官地壟斷與及政府的例外管治，都似乎教我們要從純粹保育vs發展以外，在地去發掘「裸你命」的真兇。在新界鄉郊因區域發展迅速融化，我們仍然需要堅定地，為新界未來茫茫的路途探索。

東北通訊 (七、八月)

2010-08-25T23:43:00.002+08:00

各位關心新界東北發展的朋友：

夏天的馬屎埔村(與其他村落)比城市還要熱鬧。可不只是消逝中的鄉村呢。

首先，關注組於本季招募了不少關注鄉郊土地發展的義士，他們正在努力地為這片僅存的大地記錄、流汗與游走，紀錄了如Becky一樣的辭職歸故里的村民，也有家園被政府劃成公園的古洞村民鐘曉晴的深入訪談，未來還有更多，讓各位了解東北的發展下非原居民的村落故事。

其次，馬寶寶社區農場正式成立，許多活動在村內發生，龍眼工作坊、面粉工房、耕作班、相關經驗交流與本地永續農業實踐等活動的陸續開展，透過食物與農耕，讓久遺鄉郊的城市人重新明白真正的城鄉關係，尋找自主生活的可能。

關注組的活動也如火如荼：1) 日間導賞讓公眾參與了解村落的處境，共同活化規劃者思維；2) 晚上生態的導賞，感應生態、村落與農業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要讓粗暴的發展謙卑起來；

成員也經常在新界北區遊走，考察到的是：無論是牛潭尾又是恆基在劃地為牢，或是元朗/天水圍之間的豐樂圍裡長實與環保團體的「公私營合作」發展，或是西貢赤徑、咸田等郊野的淪陷或失去鄉郊生活下的複雜殖民處境，這些地方所面對的，都是一種城鄉關係的缺席或重新了解的必要，鄉土與家園的破壞與(有待)恢復。

同時，我們亦邀得菜園村村民前來粉嶺北舉行「村際會議」，村落與村落之間分享各地的處境與經驗。

新界東北發展有傳今年十二月是規劃署最後一次「諮詢」，當地村民的處境仍然嚴峻：

一、儘管馬屎埔村仍然是新界保育的焦點，粉嶺北石湖新村填泥建停車場事件，疑新世界+當區人士在當地移平沒有規劃保障的綠色地帶，讓旁邊村屋製造水浸危機，從前羊群及瑩火蟲之居所，也於數天移平。現時因曝光而暫時停工，需要公眾合力監視。

二、早前否認在馬屎埔亂拆石棉的恆基，最後要花上千多萬請顧問公司清理村內50多個由他們破壞所致的石棉碎片，村民小勝一仗!

三、問題仍舊，相當於七、八成的農地已被恆基囤積，視土地為「銀行」的邏輯逐漸消滅新界的鄉郊生活。如果明天農村不見了，香港會是什麼的模樣﹖

感謝各位持續關心新界未來發展，未來新界的問題將會愈來愈多，本組歡迎以各種方式參與關注組的活動/工作，並加入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的Facebook 群組。如有問題，請透過nentnda.concern@gmail.com聯絡本組。謝謝。

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啟

南華早報：新世界指責村民在綠帶土地上傾倒

2010-08-17T02:52:00.002+08:00

2010-08-14 南華早報 CITY CITY1

Cheung Chi-Fai 報導　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譯

新世界指責村民在綠帶土地上傾倒

新世界拒絕承認它旗下的公司涉及一宗於粉嶺北村落的填泥事件，並說這其實當地村民才是需要負責任的人。

這拒絕源自於石湖新村當地居民的投訴，指有一塊50,000平方米的土地，被一間由新世界間接控制的公司除去了林木植被，並填上了近一米高的土礫。

這片處於「綠色地帶」規劃的土地由一間叫Starry LandDevelopment 在1997年買下，已經丟空多年，已經長滿了草及灌木。

公司內七位執行董事，包括了新世界的主要人物鄭家純及梁志堅。

新世界相信為這一片土地的持有者，規劃署正在這地帶進行一個改頭換面的分區規劃研究，建議在新界東北打造一個新市鎮。

新世界發言人關則輝指，公司與現時在粉嶺的工程沒有任何關係，亦沒有即時發展的計劃。

「工程其實是由石湖新村的村民幹的，他們怕雨季期間出現水浸。」他更指出，「他們掘起旁邊一條渠的廢料，然後丟在此地。」

關續稱，村民並沒有知會公司有關傾倒的事，亦沒有取得准許。

村民已經向我們道歉，我們已經要求他們除去廢料，並將這個地方盡快回復原狀。他並沒有指出那個村民的姓名。

政府職員來到此地並無發現與規劃及環境法規相違的狀況。

一名住在土地旁邊的石湖新村居民，指他並沒有為意有任何渠道工程在村裡發生。他也質疑新世界指現時傾倒的泥土是從其他地方來的，因為他看到泥頭車進入地盤，並且在此地方平整土地。

「泥頭車先將林木推倒，然後平整土地，將植物全埋在土地下。我並沒有看到任何土地從外間運入。」村民更稱現時村內有傳這個地方將會被做為停車場。

一個附近村落的村民指，昨天工程已令一整個養羊場的吃草環境破壞。

「村民日常都會在引領羊群到附近的水塘之前，到此地吃草。」

她十分害怕工程會令村落的水浸危機更加嚴重，因為土地當中的小型水渠已被覆蓋。

環保署昨日到場視察，發言人指他們並沒有發現有任何工程及清拆的廢料。「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這片地方。」

規劃署則指工程雖然是在分區規劃被劃作綠化地帶，此地亦是沒有納入在發展審批大綱圖裡。

規劃署職員指，如果沒有這大綱圖，署方並沒有對任何疑似違規的發展具有執行權力，例如非法傾倒。

New World blames villagers for dumping on green-belt site

New World Development has rejected suggestions that an associated company was responsible for dumping fill on land it owns in a Fanling village - saying that in fact local villagers were responsible.

The denial came after residents of Shek Wu San Tsuen complained that a 50,000 sq ft site owned by a company indirectly controlled by New World had been cleared of vegetation and covered by debris up to a metre deep.

The green-belt-zoned site, owned by Starry Land Development, which bought it in 1997, has lain idle for years behind broken fences and under dense grass and shrubs.

The company's seven directors include leading New World figures Henry Cheng Kar-shun and Stewart Leung Chi-kin.

New World is believed to be a major landowner in the area, which is due for a facelift under a land use zoning study for proposed new towns in the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New World spokesman Kwan Chuk-fai said the compan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work on the Fanling site and had no immediate plans for its development.

"The work was actually done by the villagers in Shek Wu who were scared of flooding during the recent rainstorms," he said. "They excavated a nearby drainage channel and then dumped the waste on our site."

Kwan said the villagers did not notify the company about the dumping or seek permission.

"The villagers have already confessed to us, and we have asked them to remove the waste and reinstate the sit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he said, without naming the villagers.

No breach of planning 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s been found by government officers who inspected the site.

A Shek Wu San Tsuen resident, who lives close to the work site, said he was not aware of any drainage work in or near the village. He also disputed New World's claim that the soil on the site came from other places, as he had seen excavators enter the site and dig up the land.

"The diggers felled the trees and shrubs first and then dug up the soil and buried the vegetation under the soil. I have never seen soil transported from outside," the villager said, adding that there had been rumours that the site would be turned into a car park.

A resident of a nearby village said yesterday the work had destroyed a feeding ground for a sheep farm opposite.

"The sheep farmer leads his flock to the site to feed on the grass there every day before moving on to a nearby pond," she said.

She also feared the work would worsen the flood risk facing the village, because small drainage channels at the site had also been buried.

After an inspection of the site yesterda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said it had not found any sign of construction or demolition waste on the site. "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site closely," a spokesman said.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said that while the work site was covered by an outline zoning plan and zoned as green belt, it was not covered by a 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 plan.

Without such a plan, the department would have no enforcement power over suspected unauthorised development, such as illegal dumping, a planning official said.

殖民官員看新界

2010-08-02T02:07:00.000+08:00

刊於香港經濟日報
31/7/2010
國際好書
原文

近日我們終於發現，香港的城市化已達到了連西貢大浪西灣這郊野後花園也守不住的時刻。一覺醒來，原來我們除了自然風景以外，對過去及現時新界郊野公園為何會演變成如斯田地、村落何以破落至今、農地以往有何生態人文意義、鄉郊生活正朝向什麼方向改變，都不知曉。對比起現時要找一個面向社會，能夠清楚論述新界問題的公共知識份子也十分困難的現在，港英年代本地有一群學者官員，一直對新界發展很感興趣，會自發資料整理、歷史紀錄、評論觀察新界議題的網絡，實是難得。

前理民府官員許舒(James Hayes)就是其中一位。近年他出版的一本名為「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這本回顧了新界百年的讀本不僅矚目，同時亦提供了一種前殖民官員的視覺，別具當下意義。

此書引述及檔案的整合相當齊全，圖片與註腳也佔了三分一，提供了許多有關新界資料性的文件紀錄。由1898年港督洛克租借新界以後，洛克所稱之為的“Great Difference”，階段性地紀錄每個新界的重要歷史轉變——如何由自給自足的經濟邁向新市鎮的「自給自足」，新界鄉事勢力與港英政府的政治探戈(give and take)，鄉郊村落的「隱退」與各種城市基建工程的座落，清拆安置的政策流變，與及由港英管治最後時光中新界鄉事勢力與港府的爭議。

如果我們對新界鄉郊的認識還未去到重新建立新界作為一個具有自身價值的主體，參考這本書對新界鄉郊發展的敘述對也算是有進步意義的。其中一個全城關注的熱話，就是書中一整套郊野公園的發展脈絡。許舒花了不少的筆墨，描繪出一種郊野公園的源起的「自然規律發展」，實是一種有趣而紀實的形容：由於戰後大量新界的女性已經大量離開村落，本來打草、拾柴這些工作失去了勞動力，令新界許多自給自足經濟慢慢消失。到了70年代為了滿足城市人口愈益增加的娛樂郊遊的需要，於是將新界大片土地劃為郊野公園，同時亦會避免將山腳的私人農地及村落劃進範圍內，使位處山上的農業活動慢慢轉移至平地。在設立郊野公園之後，過往用火、採藥、建墓與獲捉野獸的鄉郊生活也陸續禁止。他懷疑若果當時沒有這些排山倒海的政策，現時郊野的環境不會像現在一樣。

將郊野公園的出現說成一種戰後的「自然趨勢」，固然可為我們近乎蒼白的新界歷史帶來一絲滿足，但是許多建設郊野公園的規劃問題，卻流於空白。簡單來說，西貢除了現時因為郊野公園就能保住了現時的美景之外，鄰近的村落何以在規劃過程中變成破落，書中並不會將這類鄉村的變化歸咎於這種70年代突如其來的郊野規劃，反而是他們自己放棄傳統價值的過程。書中引述了一個見證80年代最後一條種米的大歟山村落的紀錄，說這位紀錄者認識這個年輕的農夫懂得哪種草根做珍貴藥材，哪種藤蔓做粗實的繩索，但他自己放棄了這些知識生活，到了元朗的漂染廠幹活去。另一個故事則是直接引述一個80年代外國藝術家在大浪西灣數年來的觀察，亦是把為何村落在1970年有130人到1983年只有22人的過程說成是往市場的交通問題、村民的保守性與百無聊賴(listlessness)及都市青年在鄉郊環境的破壞。於是，現時只能在村落老人口中聽到的各種新界水塘抗爭事件，以令村落不受集水區中斷水源使村落可以繼續繁衍，與及鄉郊生活如何在郊野公園遭到禁止，也沒有紀錄在案。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記錄村落轉變的內容，非原居民村落再次缺席於整個新界發展過程裡，就如沒有重要性及自身歷史一樣。

儘管充滿了殖民者的意識，也盡了作為一本好書應有的責任，就是將問題帶回現在。最後也有這對這百年來(至2004年)的新界管治的反思，指出了各種工程一直都是處於(in)而非為了(for)新界的，任何考慮都只是站在一種城市的快捷方便的狹隘角度出發，建設公路加速旅客越過郊野最終導致大發展商囤積鄉郊土地，甚至連丁屋政策這種聲稱為了服務鄉郊的政策，都在持續地令新界環境帶來生境衰退。確認了殖民者視野與尚待建立的本土角度之間的差異之後，書內的內容都是豐富我們想像新界未來的素材。

Hayes, James (2006),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陳劍青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

牛潭尾的本土鄉愁

2010-07-31T10:44:00.002+08:00

近來在新界北一帶的非原居民村落遊走，不管是西北那邊遼闊的山景及連綿的魚塘或是東北那邊精細的農田與曲折的村路，開始產生一種城市的憂鬱，一種從未經歷過的嶄新體會。這種對鄉郊環境的「鄉愁」，並非遊子遙遠的卻又無奈的於異地想念故鄉，它應是本土的——尤其是如自己一樣在新市鎮或市區長大，家與土地生活的預設是割裂的都市人，近年稍稍開始重新認識人與土地，城市與鄉郊的關係，眼前景物就要面臨消逝的不安與愁緒。

但這種感覺的來源應是區域的——特區政府與都稱呼做「阿爺」的深圳、廣東或者中央秘密議決了各種有關區域融合的內容，我們毫無辦法參與區域規劃的討論，甚至連知會也沒有 (當然，城市規劃也不見得很民主)。所有會蹍過新界北土地的大型跨境基建都要趕及二零二零年高速完成，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河套發展、深港機場軋道、禁區開放，還有那條懸而未決的北環線，似是內地要在某種普選來臨之前將香港「融會貫通」。加上近日接二連三的報導，所有人都知道新界已到了變幻時刻，我們這一代，很可能會看到因區域整合、地產利益及鄉郊勢力的組合，使整個新界鄉郊全面的消失，未來將遍布著貨櫃場、密集的丁屋及豪庭別墅，這個因人而異的天堂。腦裡串聯了太多的地方，只想記下其中漂亮的牛潭尾區內的一些村落見聞，以分享與分擔她近年規劃發展的所承受的過度負荷。

貨櫃淹沒土地

牛潭尾位處元朗雞公嶺以北，區內由許多條非原居民村落組成，生活空間寬闊，許多也屬於寮屋。最大一條村落叫攸潭美村，新田公路一帶的上竹園、石湖圍等具較長歷史的村落也包含其中。近年來一些突擊性與慢性的發展，正將整個地區的鄉郊環境大規模改變。根據城規會的紀錄，單單在過去一年 (今年5月至去年6月) 這片鄉郊地帶已有16宗的規劃申請，其中包括6宗涉及「露天貯物」地帶發展，3宗大規模的中低密度住宅發展及一宗要填平魚塘的農業發展申請，可見這鄉郊地方正經歷重重轉變。

先說其中一個在石湖圍的小磡村。回歸後，隨著新界西北部的開通，這條村落不少的地方近年陸續被城規會由「綠化地帶」劃作「露天貯物」，都開闢作臨時貨物裝卸、貨運設施及貨櫃車停車場。二零零六年牛潭尾的地區規劃綱要中顯示，91公頃的用地已被劃作「露天貯物」用途，佔了全個地區面積 (920公頃，包括郊野公園)的十分之一。今年獲批露天貯物的發展許可的小磡村(A/YL-NTM/242) 就被圈在其中。從最普遍的意義來說，這92公頃的「露天貯物」用地就是區域發展下城市要付出的代價。

然而，這些「綠化地帶」的消失並不只是涉及生態、樹林及水塘，影響的更有附近村落的鄉郊生活。興建貨物停車場，需要將本身自然泥地填泥石屎化，動輒都會將原有地面水平提昇數米，不只令永久喪失滲水的能力，同時無故令附近農田及村落頃刻變成「低窪」地區，每年雨季水浸問題都相當嚴重，往往引致農作物失收及村屋水浸。整個近十多年經常水浸的新界北，不需林鄭月娥去找香港大學權威教授驗證原因，也清楚這是有關填泥發展的禍害。石湖圍村民也只能感嘆他們村「改錯名」。

石湖圍這宗填泥影響鄉郊生活的事件在上月(六月)曝光，但問題其實已經存在數年，地球之友也記錄了兩年以來的生境轉化：

當時地球之友曾問過八個部門，都異口同聲說沒有「違規」。這當然沒有違規，因為城規會已經於2005年將此綠化地帶改為「露天貯物」的規劃用途，合法無誤。但是在「滿足發展需要」的同時，是否有具體照顧周圍村民的需要呢﹖其實，城規會負責新界鄉郊的「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只要用他們的鳥眼俯瞰一下google map 石湖圍現時的情況，都已經知道當地有發展商正迅速收地填塘，並且有村屋與農地會因此而遭受影響。與新界許多地方一樣，真正的破壞並非出現在城規會內審議批准發展申請之後，而是發生在城規會將這片鄉郊土地改劃作「露天貯物」之時。是這群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的委員在整體地區的規劃大綱圖製造了空間，引起發展商前來收地填泥的興趣，當生態價值耕作潛力因填泥逐漸消失，人去留空，開闢貨櫃場則變得明正言順。在劃作「露天貯物」之前，他們有否清楚了解原址的土地本來的用途是什麼，實施這種分區規劃後對村落的影響又是什麼。

現時，部分村民仍然在這種「慢性陰乾」的情況下堅拒不賣不遷，城規會亦因當時壓力下在去年十一月拒絕了這個申請，其後在今年四月斬件將部分土地申請做露天貯物，第一個已經獲批。城市規劃的合法失誤，在牛潭尾製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傷痛經歷。

家園官地「被綜合」

今年四月，攸潭美村村民忽聞惡耗，說五月中將會在城規會內審議一個會影響攸潭美村近半的非原居民村屋的發展大計，將約九萬多平方米的土地，建設約 277間低密度住宅。據村民稱，當村村長早已知悉事情，卻未有通知村民，要村民自行發現之後才貼出告示。於是6月5日村民自發成立了一個獨立的牛潭尾村民關注組，關心兩個(no. 223與 235)影響村內的大型項目，並持續關注村內發生的規劃發展及住屋權。

這群平和的村民，為何無故會遇上了這樣大型的發展清拆呢﹖的確並非巧合。事源在回歸後特區政府一直蘊釀興建一條北環線鐵路，沿著錦上路一直貫穿整個新界北至古洞，通道亦為往深圳的城際鐵路共用。然而，自高鐵的專用方案取代了城際鐵路的共用方案之後，北環線則成了「不還線」，了無音訊。這鐵路曾選址的牛潭尾站，就位於這條攸潭美村。同時，攸潭美村這一類新界北非原居民村落，在回歸前後被大規模選定為「具潛力發展」的地方。於是，在一片綠色的鄉郊環境，插入「綜合發展區」給大型住宅發展成為了「合理」的事。牛潭尾因而在分區大綱圖裡，劃入了三個53.28公頃土地的龐大的「綜合發展區」，規劃綱要內(http://www.ozp.tpb.gov.hk/pdf/s_yl-ntm_8_e.pdf)，說為了在區內形成一個中心、給大型住宅發展及逐步淘汰那些與相鄰發展不協調的工業活動及臨時建築物 (p.5)，村民都不知其所指所云。

城規會一直是為鄉郊規劃把關的部門，以往的委員已經不可考，已經不清楚他們是基於怎樣的想法來劃出這三個劃在別人村內的龐然大物。但是，單看這個為我們鄉郊環境把關那十四位非官守的城規會委員，其中一半都涉及了以下的利益關連：

# 簡松年與東亞銀行有利益瓜葛
# 陳仲尼與東亞銀行有利益瓜葛
# 鄭恩基與新鴻基 + 新地有利益瓜葛
# 劉志宏 (與多間發展顧問有業務來往)
# 陳旭明先生，與恆基+信和+ 新鴻基+ 太古有利益瓜葛
# 方和與信和+ 新鴻基+ 長實有利益瓜葛
# 葉滿華，與埃克森美孚公司有利益瓜葛

現時的委員已是如此，可以想像以往一兩任經常被批評為官商勾結的城規會委員有多不堪。

在不滿規劃過程中村民的家園被規劃掉卻毫不知情以外，更重要的問題，竟然給村民發現政府正配合發展商收去他們村內的官地，以成為發展商申請綜合發展內的八成面積 (即發展商只購入了兩成的私人土地，然後由政府提供其餘八成官地予發展商開發)。村民發現，地政在近年竟主動詢問村民會否希望為村屋「轉名」，這是政府一般對管理寮屋相當特殊的做法，村民聽到部門體系會主動開展工作也感到莫名其妙。由於村屋不少註冊名稱都是上一輩的名稱，有村民的確聽罷就到地政申請轉名，以為身分可以更好確認，但經過其他村民向政府部門的查詢，發現原來轉名只會幫官地上的村屋轉村屋、廁所及廚房，其餘的農地與屋以外的範圍便會自動被政府收回，甚至規劃署內還會有一位專責做牛潭尾轉名事宜的專員跟進，村民都說這正是政府如何使用公帑資源來協助地產商發展的證據。

近年來，因設立了這三個「綜合發展區」分區規劃，令新鴻基、恆基及九倉也先後在村內囤積農地，已經漸漸出現生境的破壞。一些和善的農民，已讓了一萬步的說：「發展商用自己買翻黎既地發展無可口非，但係你冇理由規劃埋一啲根本唔係屬於你既地黎發展，攪到人地屋企。」牛潭尾這場家園、農地、官地的「被綜合」的玩意會在八月城規會會議再重新討論，村民將要持續不斷地與城規會玩這場不平等的規劃遊戲。還有那些台商與內地官員合資企圖在村內以建圖書館名義申請建骨灰龕，與及申請填去村內魚塘來耕作這貌似魯連城的技巧，對於牛潭尾的村民來說已不算的重點的鄉郊故事了。

鄉郊概念的神偷

發展的確是一種巧妙的神偷。他不僅大舉偷去新界鄉郊的農業、土地和家園，他還暗中流進腦海，把日常生活的經驗和自然環境關係統統忘記，自己將優質生活拱手相讓，甚至忘卻自己。

一古洞村民曾對我說過一個故事：粉嶺鹿頸曾有一戶村民，家中的老婆婆一直嚮往「上樓」的一天。有次真的給他們遇上地產商向他們家族收購土地，便高興地賣去家田祖屋，搬上心目中樓房。誰知搬上了去，才知道平日打理農田的生活、周邊魚池的環境與村落的關係網絡，才是家這種感覺的來源。於是，她終日鬱鬱寡歡，常常嚷著要回到老家，數年後患上了老人痴呆症，記憶從此只能留在過去。

當八十年代地產發展成為了港英政府扶植的產業之後，新界陸續發展出一套「進步」的鄉郊觀念以取締舊有「雜亂無章」的鄉郊環境，包括為人垢病已久的「丁屋即鄉郊」的「鄉郊發展規劃」 (village development)，讓原居民能夠在新界不斷吸納農地/土地轉為屋地。但是，這種農地轉屋地的過程有什麼內涵是有關鄉郊的呢﹖畢竟政策毫無解說，除了政治利益的嫌疑以外，原因神秘得無人知曉。

這種有益於這群土豪鄉紳的鄉郊發展新浪潮，面對大地產商的巨貪顯然還未夠新穎先進。綜合現時的現實情況，發展商正企圖建立一套「別墅即鄉郊」、「保育時發展」、「生活非生產」、「古典即傳統」的想法，將原本鄉郊生活中能夠透過土地參與與感應自然，弱化成一種純粹視覺的關係，也同時將鄉郊這種生活與生產並存的關係，掏空成睡覺與開派對的純粹生活。本來鄉土空間乃各種本地傳統的載體，現時廣告時段會有歐洲貴族無故在鄉郊演奏音樂、撐獨木艇及狩獵。牛潭美區內的翠巒、御葡萄、綠攸居、夏威夷豪園一個個大型「鄉郊發展」，這種不高於三層、在規劃條例上屬「優質」的抽象物，正向城市人販賣著空虛的「夢鄉」。

這種消費性的鄉郊概念最為致命之處，不只輕易騙去了中產及內地富豪那些剩餘財富，他謀殺了我們真正的鄉郊想像，一些鄉郊生活的可能。我們的鄉郊環境隨著鄉土概念的盜用而消逝。但是，我相信這種體會鄉郊環境過後所泛起的憂思，會成為我們關注新界未來發展的重要動力，是重新定義一種城鄉關係願景背後不可或缺的情感支柱。

計劃以外的城市構想：閱讀班加羅爾的爭議

2010-07-19T16:14:00.004+08:00

Conceptualizing Cities beyond ‘The Plan’: Reading Bangalore's contestations

活動簡介：

如何擺脫官方的規劃政策及都市計劃來理解城市的內涵，是一直習慣被專業統治的香港當前所欠缺的眼界。在十大基建、區域融合、六大產業、金融中心、西九龍及市區重建項目以外，我們普遍茫無頭緒，不知從何發掘城市「其他」的意義。

本會邀得來自印度的城市研究學者Solomon Benjamin，開拓我們一種計劃以外的城市構想。他將會講述有關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e)的城市故事，如何在一個充斥著科技走廊、區域快線、「貧民窟」清拆及城市保育的「計劃」以外看到多樣的城市空間，一些都會墟市(Kalasipalyam)、一些華人市集、具獨特經濟模式的工作市鎮，都可在超越歐美城市概念框架以外，帶來更在地真實的認識。

活動詳情：

日期：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二時正至四時正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校園溫仁才大樓903B

是次活動歡迎各界朋友出席，並有茶點招待，如有疑問，請向Winnie(94414958)或劍青(64069645)查詢，謝謝。

Conceptualizing Cities beyond ‘The Plan’: Reading Bangalore's contestations

Solomon Benjamin, NIAS, Bangalore

July 2010

Abstract

How does one ‘read’ cities shaped by their own particular indigenous histories, and in doing so, does this also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our assumptions about ‘meta’ level processes, or then models derived from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ntexts? Does this also open up new ways to think about city contestations around multiple spaces produced? I explore these issues by looking at Bangalore's IT fame since the mid nineties that has spurred tensions. These are material in the way of se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 divides, but also conceptual -- in the way we understand city contestations. I argue tha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is central to reveal multiple territories undisciplined by what I term as 'the plan and policy' (P &P). This shift reveals city territories to operate as heterogeneous and contested spaces constructed around the complexity of land claims. It allows for useful analysis of the civic politics of Bangalore’s elite. Like other Indian and ‘Southern’ metros, exclusive gated housing, and IT / commercial complexes constitute less than 2% of the entire metro territory. But, Bangalore’s elite aggressively pursue policy agendas to materialize several forms mega projects: an IT corridor, a regional expressway, and its recently built Int. airport – all framed under the rubric of 'good governance' to spacializes the city as a triad:

Their own place as 'proper' citizens bestowed with the vision to shape political authority into the future 'Planned City'. This forms the leading ed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private-public-partnerships’ to discipline and sanitize two other parts:
Evoking older Bangalore of nostalgia - now planned into well defined ‘heritage’ zones;
The 'slum' -- attempts to ‘rehabilitate’ the poor to the periphery into mass housing.

We start instead to look closely at how the city actually works on the ground: The 'heritage' zones of the central city areas: City Market and Kalasipalyam, Shivaji Nager are working cities with a distinctive economy, politics, and genealogies of territorisation. Just as the IT represents a globalized terrain extending into Northern America's silicon valley and Western Europe, the central Bangalore's "China Bazaars" in it's SJP Road and 'National Market' reveal vast trading relationships eastwards: To Penang,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in Mainland China, to Guangzhou, the surrounding manufacturing regions of the municipalities of Douggaun, and much smaller but vibrant small commodity town of Yiwu.

城市對談：消逝中的鄉土空間

2010-07-19T01:37:00.006+08:00

[刊於CUP雜誌七月號]

前言：儘管香港予人的印象是滿佈建築物的城市，同時亦有約半的土地被劃作郊野公園，但鮮為人知的，是新界地方依然有大片鄉土仍然存在，巧妙地散落在因城市發展過程而消失中的非原居民村落。訪問近來時有在新聞報章聽見的粉嶺馬屎埔村，村民Becky透過日常生活經驗的敘述來看整體新界鄉土的急遽轉變，亦可以在這片失序的土地上找尋道路。

訪問者：陳劍青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受訪者：Becky Au (馬屎埔村年輕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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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近日經常在報章聽到馬屎埔村這個名字，究竟馬屎埔村是什麼樣的一條村落﹖

答：我們的村是由南番順移民 (南海、番禺、順德)組成的非原居民村落，約有百戶村民，景況都是綠油油的農田果樹、曲折的村路及簡樸而堅實的寮屋。我們村與一些原居民村的發展歷史有些不同，這些村落都透過賣出土地來找到第一桶金，並且以丁權將農地轉屋地，申請發展富裕起來，許多馬屎埔村民都是四、五十年代走難下來，被當地龍躍頭、大埔等地主找來耕田及住在耕寮，所以我們老一輩村民都被叫做「耕仔」，生活一直都與土地緊扣，到了七、八十年代部分村民以儲蓄買下農地繼續生活，部分則繼續租田工作及住在旁邊，這種情況一直到現在也非常普遍。

問：我們也留意到，近年因新界東北新發展的計劃，周圍也要道路擴建和大量伐木，馬屎埔這類非原居民村落也率先成為被犧牲對象。現時，政府建議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發展新界東北，和旁邊幾條村落被規劃成「河畔市鎮」，這對妳們的鄉郊生活有什麼影響﹖

答：當政府在十年前構想這裡要發展為環保城的時候(早期的建議)，村民們都矇然不知，甚至有個村民近年花了些幾十萬積蓄美化自己的寮屋告老歸田，因其後才知道要發展他的家園而激壞。這種「公私營合作」的模式的確是災難性的，因為它說現時的發展不再是政府一手負責，未來要與土地持有人共同合作發展，在十年以來製造了一個龐大的投機空間，數間收地公司不斷向地主收購農地，並且經常寄律師信住在這裡四、五十年的村民進行逼遷。他們亦喜歡將收了的屋打爛，不僅將村落看似荒廢逼使村民自動離開，而且不跟法定程序打破寮屋常用的石棉瓦頂，製造石棉塵毒害村民。這些年來我們村也榮膺蚊患指數最嚴重地方之一，原因就是收地公司囤積大量農地，荒廢在此導致蚊蟲大量滋長，我們近日曾數過整條村的房子，在這十年內已經有90多家 (約半)的寮屋已經被收地者破壞了，這些都是「公私營合作」模式的禍害，若然政府沿用一直以往新市鎮發展模式是不會出現的。

問：這種發展過程我們往往稱為「城市侵蝕」(Urban Sprawl)，意即將城市邊緣的農業及鄉郊地方轉變成城市用地，導致鄉郊環境的陸續消失，馬屎埔村就是因在粉嶺新市鎮邊陲位置而被蝕掉的。妳對這種過程有何看法﹖

答：對，以「城市侵蝕」形容我們的處境非常恰當。依我村內生活所見，這種「蝕」是有三種意義的。
第一、九十年代，其實馬屎埔村已經被蝕過了一次，我村三分一的地方已建成了現時的綠悠軒、帝延軒及榮福一帶的豪宅區，現時要將我的家園完全吞噬，可見這種侵蝕是會慢延的、永不休止的，我們家園的失守代表了新界東北其他鄉郊環境消失的開始。
第二、當附近的豪宅建成以後，我經過看見有些豪宅居民更會走下來村內找田開墾、晨運跑步，甚至他們的樓價是建基於我們家的環境，視覺上的一種「蝕」，但是這種互動是良好的，雖然他們會在散步時摘去果樹上的龍眼荔枝及形形色色的自然草藥，面對我們村的綠悠軒甚至是以田園景致作賣點，但周邊居民與村民都會有講有笑，已經當他們是我們社區的其中一員。
第三、其實我們村已經在戰後被「蝕」，由戰前一些自給自足的經濟，因港英時代的食物安全部署已種植新界米及蔬菜運給城市，直到現時，城市都在「食」我們提供的「良心菜」。所以，我認為「城市侵蝕」不是城市吃掉我們家園這般簡單，而是一種城鄉關係問題，因為我們其實在戰後已經提供食物給城市，已經是城市的一部分。

問：妳自己與及村民普遍對現時新界東北發展有何看法? 面對這種境況，妳會選擇如何回應這些轉變﹖

答：不少村民一生都未見過律師信，因此在收地過程無奈離開，尤其村內的老人家，最後的下場是上公屋。一部分選擇了另覓地方及重新建立家園及農耕生活，我們村內有個熱愛有機耕作的檸檬農夫，因為收地令他離開馬屎村，現時在坪輦，但也成為新界東北發展計畫範圍的一部分。其他過半村民選擇捍衛自己的村落，包括我在內。我近日已經辭了中環的一份工，回家其他全職農夫一起，經營本土農業，我要證明農業也是一種城市發展。

新界土地發展時空探秘

2010-06-18T13:31:00.009+08:00

Roundtable Community 主辦：樓巿怪談系列（三）
新界土地發展時空探秘

日期：7月9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8時至10時
地點：序言書室 (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樓)

內容

太多公私營的合作太多囤積居奇的發展商，令新界鄉郊生活、本土農業及自然環境受到愈益嚴峻的考驗。而現時香港亦被納入社會主義規劃系統，鄰近深圳的新界正面臨區域融合下難以負荷的發展壓力，粉嶺北、古洞北、牛潭尾、坪輦、禁區、河套等地，都在07年智經報告內提及新界需要從國家戰略地區考慮的狂妄而受全面影響。

在我們還以為原居民的權益就是新界的歷史時，各大地產商已經割據各個山頭，手段權力千變萬化的使真正在地的「地產」(靠地生產)生活消滅。讓我們重溫新界歷來一些空間規劃發展過程，與及一些當下新界的地產前沿，或許能為我們思索新界未來帶來一點幫助。

講者：陳劍青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關注組成員)。
近年遊走於新界不同村落，見盡新界內創意無限的收地手段及規劃樣式，在城市內找到的紅灣半島、官商勾結與田生集團，都能在新界找到一些翻版並且記起一些更可怕的經歷。

新界土地演義

2010-06-08T00:36:00.007+08:00

[刊載於今期META 12號]

　　或許菜園村及新界東北計劃下村民的抗爭能夠讓市民對於新界的土地發展情況多了些興趣，但對許多人來說，新界仍然只是一個充斥著水塘、原居民、郊野公園、新市鎮與寮屋等人事物的地方。新界就像廿一世紀仍然未被理解的新大陸一樣，當中地名仍然是掌門人節目主持玩弄嘉賓的材料。對於理解現時新界土地發展方向的急遽轉變、對於長期與世無爭的新界禁區要進行開放、長期與內地連接的沙頭角政策卻要保留封閉的邊界，對於未來十年將會因加速發展而衍生那形形色色的家園抗爭，我們必須重返新界的土地發展史作為基礎理解且別無他選。

土地制度的潘朵拉盒子

　　除了老土正傳示範了敘述一種官方和諧版的香港土地史，鄉議局為原居民剪裁了一套在殖民地時期被侵害及有鄉土情結的新界歷史，李金鳳在《淹沒在集體回憶的忘卻》一文中論及新界土地史是一個潘朵拉盒子，打開它卻是大量亂糟糟的、沒有嚴謹處理過的土地問題。[i]

　　除了在二十世紀初將永久業權(freehold)轉成官地租權(leasehold)這種所謂基本上仍然保持了新界原有生活模式的說法，背後還涉及測量登記土地時把無人或未能在申述期認領的大量新界土地全都充公為官地，以及開始對於當地地稅的徵收。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新界聯村武裝「起義」事件[ii]，以對抗殖民地惡法所帶來的土地商品化，直接成為了港英政府開始照顧原居民利益及建立間接管治體制的原因，亦是鮮有出現於港英政府的歷史詮釋裡。對確認原居民地位這結果，通常的解釋會將其當作宗主國的文明任務，即殖民是為了讓文明散播開去，因此對殖民地的原住民要有關懷這類道德理性的發明。當然，「起義」也是鄉議局避重就輕的史料一則。

新界土地制度的基本確立當然不會是新界歷史的全部，至今還是乏人經營的，是「非原居民」在新界土地上遭遇的辛酸史。他們不同籍貫，許多因國內政治動盪，陸續於50-60年代在新界開墾被港英政府侵占的「官地」、或者租借原居民及地主棄耕的農田，以米擔作租賃，刻苦地在亞熱帶氣候的土地上以他們籍貫的農耕方式種田生活。相對於當時不少原居民放洋海外「洗大餅」，現時仍然有許多非原居民在荃灣、古洞、錦田、粉嶺北等地在默默生活，更是將其生活扣連土地，更是得不到土地制度對其家園的保障。當中涉及許多被遺忘的衝突與清拆片段，如因整治梧桐河而逼遷兩旁寮屋，最後出動防暴警察催淚彈收場的石湖新村事件，至今只留下YouTube 一條短片，又如90年代初港英政府要整頓禁區寮屋 (主要為鹽寮下村及菜園角村2200多戶)將非原居民大規模搬遷至沙頭角邨的重置，也毫無基本資料可探，這都顯示非原居民在新界土地發展史中的缺席。

戰後新人類計劃實驗室

　　新界除了被看作潛在躁動的火藥庫，他在戰後還是製造本土「類公民」(quasi-citizen)的實驗室。[iii]

　　不論是以往左翼先鋒Manuel Castells論述香港當時政府透過建立集體性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公屋計劃來使廉價勞動力供給位處鄰近的工業資本變得可行也好[iv]，還是人類學家Alan Smart 對石峽尾大火這個疑似港英政府縱火的計劃背後一直所希望透過公屋規劃來管治殖民主體各種生活領域也好[v]，我們均看到50-60年代對於開拓新界土地作新市鎮(New Town)的想像在70年代港督麥理浩上任的前後得到大規模的實現。沙田與屯門兩個新市鎮雙生兒，參與了第一波在新界的土地侵蝕[vi]，以滿足當時急需將市區密集的不安人口「去中心化」的管治考慮及實驗。於是，以往要乘「嘩啦嘩嗱」進入沙田這個還是古色古香的農村，頃刻已穿過獅子山隧道直往九龍市區。

　　大量現代主義理性規劃在新市鎮的引入，營造了一種去政治化的生活環境，隔絕了以往左右之間的對立，在大會堂舉行的活動成為了「公民」的公眾參與。在此生長的人口，開始不再根植於本地或祖籍的歷史淵源，香港/新市鎮成為了他們的「家」，家庭及個人發展成為了追求理想的新起點[vii]。這些轉化發生的場境——新界——成為了既往殖民管治實驗裡一個解決空間(solution space)。在新市鎮模式被廣泛確定為「成功經驗」後，亦開始在70-80年代期間大規模在新界複製，於元朗、大埔、上水粉嶺、葵青等地區，數據基本上反映2000年已有近半人口轉移至新界，這種殖民規劃(planning)與種植(planting)的同義獲得充分的印證[viii]。

八十後新經濟戰略

　　的確，新界位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陣營的前沿，新界在回歸前可以籠統理解作緩衝帶(Buffer Zone)，在物理空間上隔絕共產主義的滲透。然而，一種商業/資本的邏輯成為無懼的先行者。名為加拿大海外發展公司在文革最熾熱的七十年代中得到當時行政局(Executive Council)格外的政治恩典，在眾多規劃專業及環保人士的不滿下，批准將新界西北一大片的濕地魚塘填平為錦繡花園(Fairview Garden)，遠眺后海灣彼岸的政治局面。從此以後，市區的地產商才意覺到這是一盤無本生利的玩意，於是開始大規模進行土地投機(land speculation)，以數毛錢一呎的賤價及各種收地方法(有如趁年輕人出城時找老一輩商談賣地)吸收魚塘與農地，令許多已賣去土地的(非)原居民至今仍然懷恨在心。[ix]

　　這種商業投機結合新界規劃配套的行徑，就成了我們現今日常斑駁的那些「官商勾結」的雛型。天水圍、大埔康樂園、愉景灣等等，都是八十年代前後發展商在新界大快朵頤的巨型豪宅項目。這些在八十年代以後被稱為「公私營合作」的土地發展(新)模式，象徵著土地投機及「規劃配套」的邏輯正式進駐新界，並且在回歸後仍然得到晦明晦暗的發揮，如當今正被發展商「三家分晉」的新界東北發展規劃裡的粉嶺北。[x]

原圖引自Roger Bristow (1987), Land-use planning in Hong Kong : histor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p81

　　官商配合與勾結之別，在於當中規劃論證過程是否帶有認受性。而令人感覺差劣之部分，就是在合理化那些新界規劃的過程中人口需求方面的連番說假。在資本主義規劃裡強調的是需求，人口增長成為了當時包裝內含豪宅項目的新界發展之最佳理由。尤其是回歸前後的那些年來，限制回歸前土地發展數量的效力消除，政府曾經有一張駭人的地圖，全面地呈現了新界所有具發展潛力的土地出來，但用以合理化這些未來土地發展的，竟是一些誇張的人口估算，在1998年形容香港在2012年將會有830萬人口，於是「為了滿足人口的需要」，便開始全面發展新界為住宅區，新界東北規劃工程就是因此而起。07年此計劃看到幾年後努力催生也無法交數，於是又在09年說2030年香港人口將會有840萬，重推新界東北新市鎮上馬。但零九年人口增長只37 500人，要在20年內催生130多萬新人口，仍然是非常操勞的事。借用女性主義的角度視之，新界就好像成為了一個滿足生育的場所，她並無自存的主體，沒有耕地農田沒有既有價值，不能自給自足，是依附城市的從屬。而這種思考，成為了當今支援新界土地的交易邏輯背後最為揮之不去的暴力狂想。

上圖出自立法會,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討論「新界東北與新界西北規劃及發展研究－古洞北、粉嶺北、坪輋／打鼓嶺及洪水橋的發展建議」附件A.

未來還看「通勝」

　　新界以往曾被看作火藥庫、實驗室及(投機者的)「大塊田」，這些說法都要在當下融合的世紀再重新思考。智經有關深港融合的研究報告成為了新界發展的通勝。[xi]在報告當中，新界已經被稱為具國家戰略性意義，並且已為河套、禁區及新界不同地方提出很有可能是權威性的描述。看倌欲知後事如何，要看未來融合進路，而這又是另一場新的土地演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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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見李金鳳(2009). 《淹沒在集體回憶的忘卻》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4929. 香港獨立媒體

[ii] 見劉潤和(1999). 新界簡史. 香港:三聯

[iii] 概念出自會議鄧永成與黃潔萍(2005)的學術報告 ‘The Quasi-population, Civic Pride and New Towns” 在國際會議“Colonial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Hong Kong”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零五年六月十四至十五日.

[iv] 請參看Manuel Castells (1986). The Shek Kip Mei Syndrome: Public Hous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of Urban Studies & Urban Planning

[v] 見Alan Smart (2006). 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vi] 若果衛星城市也算入「新市鎮」，在60年打造的荃灣才是第一波的新界土地發展。

[vii] 詳見鄧永成、陳劍青、王潔萍、郭仲元、文沛兒（2007.08.18）「回溯「沙田價值」——. 超越中環價值的歷史地理觀」，明報D04

[viii] 詳見Robert Home (1997). Of planting and planning: 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onial cities. London: Spon

[ix] 詳見Roger Bristow (1987), Land-use planning in Hong Kong : histor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 「三家分晉」的情況可見文章《粉嶺北：有關發展商收地、逼遷、擅改土地利用的事實記述 (factual account).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4865. 香港獨立媒體
[xi] 智經研究中心(2007), 《建構港深都會》研究報告, 智經研究中心

宣傳：藝才群起！詩．相．感．秀創作體

2010-05-19T00:23:00.002+08:00

第二屆「藝才群起！詩．相．感．秀創作體」 (「創作體」)，已於5 月開始招募。承接去年活動反應熱烈，成功吸引香港、北京、上海超過200名來自40多所學校的學生參與，「創作體」今年將以「城市面孔」為題，繼續以糅合攝影與詩的藝術形式 (即「Poemography」)，加深三地青年人對跨媒體藝術的認知。除此之外，「創作體」今年更將透過交流營，進一步加深三地青少年的認識及團隊合作，讓他們重新發現城市，並發掘藝術與自己的關係。

　「創作體」包括網上教學坊、首輪作品比賽及香港的三城創作交流營 (當中包含活動教學工作坊、文化論壇及最終作品比賽) 等。「創作體」將邀請三城的專業攝影師與詩壇名家主持，指導參加者攝影及創作詩歌的技巧、藝術欣賞，並學習如何把兩者結合交融，產生新的意境及創意演繹。

計劃目的

1. 提升三城青少年創意觀察、感受和演繹的能力。
2. 展示青少年的才華，為三城青少年提供跨境文化交流及合作的機會。
3. 通過一連串由專業攝影師和詩壇名家主持的網上教學坊以及三城創作交流營，向青少年推廣融合攝影和詩詞教育的詩影藝術，以及對跨媒體藝術的欣賞及創意演繹。

　附上﹕1. 計劃詳情; 2. 擬參與的藝術家; 3. 去年得獎者予以參考。網上自學教材，於5月19日推出，網站 ﹕ www.ArtTalentsPopUp.org。6月7日截止。

摧毀粉嶺家園的旁觀者

2010-05-14T17:24:00.000+08:00

現時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面對的局面：政府未來拉攏立法會議員、功能組別支持支持發展撥款；議員引導不遷不拆的村民說安置賠償；大地產商繼續囤地破壞當地村民的農田家園；發展部門透過程序逐步將反對聲音排除於未來發展‧‧‧

究竟是誰站在一旁摧毀粉嶺北一帶的農業社區，香港碩果僅存的一片淨土?

剪報：亂拆石棉乃恐嚇手段

2010-04-23T15:28:00.004+08:0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ITY2 | CITY | By Joyce Ng 2010-04-19

南華早報：亂棄石棉乃恐嚇手段

憤怒的粉嶺村民投訴地產商「恒基」委託的承辦商，亂拆村內舊屋，並沒有妥善處理屋頂的有毒石棉，用這種伎倆趕走村民，以便收回土地重新發展。

昨日，十多名村民在馬屎埔村外舉辦記者招待會，反駁恆基於上週五聲稱「過去兩年在拆屋過程中未有發現石棉」。日前恆基回應一個工會的化驗結果，恆基不承認該報告所指「在村內收集的五個樣本中均發現石棉」。

村民關漢貴表示，他與其他村民曾目擊恒基委託的承辦商用鐵枝拆毀大約一百間已收購的村屋。

關先生說：「他們擊碎石棉瓦屋頂，並把碎片棄於村中井內。部份石棉碎片仍遺留在拆卸現場。」

法例規定石棉建築必須由註冊承辦商拆卸，拆卸前要把建築物密封，提供全副裝備保護工人及妥善棄置拆卸物料。

關先生稱：「恆基作為數一數二的地產商，怎能相信恆基拆卸舊村屋時竟沒察覺石棉的存在？尤其那些村屋是在六、七十年代建成的，當時石棉是廣泛使用的建築物料。」

1996 年政府禁止使用石棉作建築物料，因擊碎石棉時會釋出有毒物質，經空氣吸入會在肺部積聚、引致肺癌。

一生住在馬屎埔村的54歲村民區流根表示，地產商處置石棉的方法，是一種逼使想留低的村民搬走的伎倆。

區先生說：「地產商企圖破壞整條村，使村民感到活在爛村中，早日向地產商投降。我感到很痛心、很恐懼，不知如何面對。」

區先生與太太在馬屎埔村租下五萬呎的農地種菜維生，他之前收到恆基發出的通知書，要求區先生一家搬走。

馬屎埔村被納入粉嶺北新市鎮發展規劃，與過往做法不同，政府今次發展計劃，刻意避開原居民村，選擇非原居民村以節省大筆賠償支出。

恆基與其他發展商已在粉嶺北收購了大量土地。

恆基發言人昨日表示短期內會派遣員工到現場視察。她強調拆卸工程由公司的合約承辦商負責，該承辦商已書面確認未有發現石棉存在。

環境保護署指出其職員上週五於村內收集的碎石中發現石棉，將會聯絡地權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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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aged villagers in Fanling claim agents from Henderson Land wrecked old houses and failed to properly handle toxic asbestos in the roofs as a tactic to drive them off the land so it can be redeveloped.

A dozen of them attended a press conference outside Ma Shi Po village yesterday to counter the developer's claim on Friday that no asbestos had been found in the houses it demolish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developer was responding after a union said a laboratory test found asbestos in five samples from the debris.

Kwan Hon-kwai said he and his neighbours witnessed agents acting for Henderson using metal bars to knock down about 100 houses it bought.

"They knocked off the asbestos roofs and threw the pieces down to the wells. Some just remained on the sites," Kwan said.

The law requires the demolition of asbestos buildings to be carried out by registered contractors, who have to cover the buildings before the work, protect workers with outfits and properly dispose of the material.

"Henderson is such an established developer that I can't believe it was not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asbestos in these old huts, which were buil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hen asbestos was a very common construction material," Kwan said.

Asbestos, banned in 1996 in construction, poses no health risk until it is broken down, when it releases fibres into the air that can settle in the lungs and cause cancer.

Au Lau-kun, a 54-year-old who has lived in the village all his life, said the way the developer handled asbestos was a tactic to drive out those who wanted to stay.

"It wants to makes us feel we're living in a mess so when it comes we will surrender. I feel so melancholy, so scared. I don't know how to cope."

Au rents a 50,000 sq ft farm where he and his wife grow vegetables to make a living. He has received a letter from Henderson demanding that he move out.

Ma Shi Po village is within Fanling North new town, which is under planning. Unlike past practice, the government has, in drawing up the town boundaries, chosen areas inhabited by non-indigenous rather than indigenous villagers, saving itself large amounts of compensation.

Henderson and other developers have been buying up lots of land in Fanling North.

A spokeswoman for Henderson said yesterday the company would shortly send staff to check the site. She reiterated the demolition was done by its contractors, who had confirmed in writing that no asbestos was fou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said its staff found asbestos in the village debris last Friday and it would contact the landlord.

恆地炮製石棉塵毒害粉嶺村民事件簿

2010-04-23T15:24:00.000+08:00

　　眾所周知，石棉為戰後眾多新界寮屋區的主要建築物料，若不刻意毀壞瓦面，並不會對身體構成任何傷害，新界村民與石棉瓦數十載相處安好，環保署亦指新界寮屋的石棉瓦保存良好，若不蓄意破壞它就並不構成問題。然而，近日有關注石棉組織進入粉嶺北一帶踢爆恆地拆卸村屋時不當處理石棉影響工人健康安全以後，觸發粉嶺馬屎埔村一帶村民極大的憤怒。石棉事件的由來可追溯如下：

1) 1998年，董建華提出在新界東北發展「無煙城」，將粉嶺北一帶發展為「河畔市鎮」，公佈後立即引來地產商的投機；

2) 在公佈後十年間，政府一直沒有舉動，而大地產商則從中分別透過不同「艇仔」收地公司作中介，在被規劃為發展區的非原居民村落裡大量囤地收屋，2004年數據，恆地單是在馬屎埔村已經囤積超過70萬平方尺的農地；

3) 2007年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隨十大基建重新上馬，摒棄以往政府負責安置及規劃的發展，沿用天水圍式的「公私營合作模式」，再度加劇私人發展商收地的力度。收地公司開始用不同手法收地逼遷，如鎖家門、加租十倍、出律師信、不收租多年然後出執達吏逼走「租霸」等等，對付已住了四、五十年的村民，因而在馬屎埔村成功收掉約七成土地。

4) 同時近年來亦使用更多新手法，包括將村內收回的寮屋打爛，令村落形同廢墟，同時亦有意無意將拆毀的石棉瓦隨處亂丟，影響村民日常生活。

水銀瀉地的證據

　　不用做深入的研究，收地公司亂拆石棉瓦的情況亦隨處可見。

　　上圖顯示其中一種處理石棉，直接將拆掉的石棉瓦丟棄入水井，亦有村民目擊整個過程。如要跟從環保署法訂程序，提出拆卸的公司必須自己提交如何處置拆掉石棉廢料的計劃。現時，我們仍然可以發現井邊存有不少石棉瓦碎片，這樣的處理顯然沒有環保署批准的方法。

石棉散在地上圖

石棉瓦半毀圖

圖中可反映拆毀石棉瓦過程中處理不當的證據。圖中顯示一所已遭破壞的村屋，屋內石棉瓦身半毀半存，反映拆卸方法顯然沒有跟隨安全方式處理。法例所要求的程序，包括要如防疫一般圍住要拆卸的建築物，然後每個工人都要穿太空衣一般的防護裝備，小心地逐呎清除。可惜，這些剩餘物反映他們在拆卸過程根本是隨意亂扑，在當時製造大量石棉，有跟進石棉事件的工人團體相信，拆毀這些建築物的工人很可能經已遭殃。

「恥」口否認　「僱」全大陸

　　不過，四月十六日(上星期五)當亂丟石棉事件大幅度曝光後，恆基就在兩個小時內迅速回應，說問過承辦商有關收地拆屋之事，竟聲稱拆卸時沒有發現石棉。對村民來說，這種說法比欺騙還要羞辱。無論是他們拆屋之幅度及石棉瓦在當村的普遍程度，根本不容任何藉口抵賴。最諷刺的，是在新界東北這一帶建造寮屋的那位師傅，仍然是居住在馬屎埔的村民。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關注組曾在四月做了一個全面普查，亦發現村內二百多間寮屋中，已有九十多間已經被收地公司嚴重毀壞，九成也能靠肉眼發現有石棉瓦的殘骸，更發現了三個井有石棉瓦遭丟棄。這不僅反映拆卸石棉瓦的程序十分粗疏，亦顯示出這種不當處理石棉的情況普遍不過。

　　見證收地公司清拆的村民稱，不跟程序拆石棉的工人，大多都是操流利普通話，收地公司將一間村內收回的寮屋給拆屋工人居住，也經常傳出國語台的廣播。工人組織估計，新移民或內地工人沒有對石棉的認知，拆卸後離港收地公司就不需負責他們的健康，而這些工人亦將承受沈重代價。

影響範圍全東北

　　在近幾年來，恆基每拆一間時都散發出肉眼看不見的石棉，都在拆那段期間增加市民的健康危機。破壞後的石棉塵立即隨風飄盪，影響範圍無遠弗屆。首當其充的，當然是那群不知情的已經透過呼吸系統進入肺部而不知去向的拆卸工人，然後就是日常生活約百戶的馬屎埔村民，接下來就是在此覓食的各種新界雀鳥。而鄰近此綠帶的住宅社區，包括綠悠軒、帝廷軒、聯和墟、天平邨、皇府山等數千戶居民，都不能幸免於這種寮屋拆卸那一段期間所衍生的健康危機。現時他們大部分仍然對此毫不知情，不知石棉正在主宰了他們二、三十年後的健康狀況。

旁邊豪宅居民在拆卸前後的時間相信也有吸入石棉的情況 (柏齊攝)

　　石棉主要透過呼吸進入肺部，吸入一定的數量就會引致間皮瘤及肺癌，潛服期可達四十年之久。發現石棉問題的由來，是外國曾一段時間大量工人家庭突然相繼病死，究其原因，就發現他們十多年前都曾在無保障的狀態下採石棉礦，回家後又將沾上石棉纖維的衣服在家中亂飛，導致滅門慘劇。石棉已經在香港定為禁用物料，若發展過程沒有按照程序處理 (包括把現場密封、工人穿上防護衣物、及遞交拆卸及處置計劃給環保署)，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最高刑罰可被罰款二十萬元和監禁六個月。若果現時點算到村內有九成的破屋都沒有根據程序，那麼恆地負責人是否要罰款一千六百萬及坐八十年監﹖

縱容囤地的新界規劃

　　表面看上來石棉事件是純粹的環境問題，歸根究底，政府及規劃部門在此事件亦責無旁貸。對比起以往傳統的新市鎮發展模式，當政府宣佈發展某一地區，所有過程中的問題，無論是地主或是農戶，安置/賠償等等都可有問責與協商，因而在80年代新界也曾出現過一些較人性化的非原居民搬村政策，也著力保護居住多年的村民的生活模式。

　　現時發展局在規劃未來新界東北，開始使用如天水圍規劃一樣所謂「公私營合作發展模式」，刻意在落實發展之前增加私人投機收地的機會，令許多寮屋居民被眾多收地公司逼遷，有部份村民更於去年8月又再次收到區域法院的法庭傳票，該集團的子公司要把我們告上法庭。在這發展模式下，政府堂而皇之不需照顧他們的賠償安置，亦問責無門，招來收地公司都乘政府計劃之便想盡辦法趕走村民，所用的其中一種方法，就是把收回的眾多寮屋破壞，不只令整條村視覺上變成廢墟令村民感覺差劣盡快搬走，更嚴重的，他們有意無意不跟隨環境法例，肆意把帶有石棉的屋頂在無保護的情況下破壞，發放大量有害物質毒害許多仍然在村內生活的村民，於是粉嶺北的石棉事件因此而來。

仍然有許多全職及半職農戶在此經營本土農業

　　村民在星期日的記招中，要求政府立即停止使用「公私營合作發展模式」作規劃發展，並要求環保署立即進行跟進行動，將毒害工人、村民、生態及周邊居民的發展商繩之於法，不要企圖勾結地產商暗中擺平，還他們美好的農業及鄉郊生活。馬屎埔村村民已經忍無可忍，若果以上訴求沒有完滿解決，村民已經準備將行動昇級，為家園及新界的未來作長期抗爭。

探索消逝中的新界生活空間

2010-04-02T11:33:00.005+08:00

在Google 地圖上仍然看不到的，是新界形形色色的生活空間，尤其是寮屋、非原居民村，往往都是整套大歷史底下缺席的重要構成。村落如何有機地建築起各類扎根土地的生活空間，而他們又如何因近年的急速發展愈益邊緣化，都是整個城市都值得深思的課題。

村民邀請各位實地來臨馬屎埔，了解現時他們的生活空間，宜居的寮屋、板房的煉獄、食物的歷史、生態的連結、美麗的農田、規劃的來臨與土地發展的破壞，清楚多些現行規劃發展與家園的關係，一起參與活化規劃者的思維。

詳情情況如下：

日期：每逢星期日，最近一次為四月十一日
時間：二時至四時半
集合地點：帝庭軒小巴站 (在粉嶺火車站A2出口乘小巴52A/54A/56A到總站)
考察內容：粉嶺北一帶的自然生活空間
費用：$40，隨緣樂助 (款項將撥入護村基金)

如有興趣，請至電郵(nentnda.concern@gmail.com)報名確定。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010-03-26T00:40:00.008+08:0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新界東北關注組強烈譴責恆基在粉嶺毀家囤地　要求政府正視大型發展下的居住權

今日(3月26日)恆基當區負責人將會帶同執達吏於早上11:00-11:30到粉嶺馬屎埔村進行封屋清場，一位屋內居住了數十載的婆婆將會被強行抬走，另同時會有兩戶人遭恆基查封。

本組對於恆基近年在村內連番驅逐年老村民的行徑予以強烈譴責。本來，業主/土地擁有者不租給租客原屬正常。然而，恆基於近年因政府擬發展此地為新發展區，就開始大量在馬屎埔村進行囤地，零四年的數據顯示，恆基已在馬屎埔村座擁70萬呎農地，而在05-09年之間亦出現重大的收購，囤積的土地更多。恆基為了在其龐大利潤上再錦上天花，毀長者的家，破壞當地本土農業及環境生態，實令本組難以接受。

這位婆婆與大部分屬租戶的村民一樣，對此村落生活有感情，喜愛寮屋生活。近日了解，她不懂閱讀恆基要趕走她的律師信、不懂上庭事務，卻不代表她就要得到如此下場。發展部門在《新界東北發展規劃》的研究裡，說以公私合作方式發展，政府並不會參與收地、賠償及安置，將居民的居住權責任卸給了地產商，而恆基卻並不關心村民的生存及住屋權，只顧瘋狂囤積，令一批又一批的老村民及從事本土農業的人相繼逼走。最弔詭的是，恆基收取婆婆家的土地，在現時未來規劃的分區用途應為公屋(PRH)，見圖一。我們需要問的是，恆基為何會收未來發展為公屋的土地﹖它是在「協助」政府收地在不用賠償安置的情況下收地嗎﹖抑或是要在未來強逼政府換取豪宅靚地﹖恆基又是否會在未來申請改動土地用途，將公屋變做豪宅﹖

這條屬於南番順 (南海、番禺、順德) 的村落也算是恆基主席李兆基的順德同鄉，村民與他舊時都是南來香港同甘共苦，然而今天恆基卻要將同鄉逼遷。我們要求恆基立即停止所有在村內囤地及逼遷長者的行徑，同時要求政府正視大型發展下的居住權。

圖一：紫色為公屋用地，亦是恆基收地的部分

圖二、恆基收房後，將房打爛變成廢墟

恆基剪報

【日　期】20040318

【時　間】14:35

【文獻出處】INFOBANK

【欄目名】港澳快訊

【標　題】香港恒基6大項目洽商補地價(1128字)

【正　文】
INFOBANK訊恒基係公佈截至2003年底止中期業績，恒基地產（0012）及恒基發展（0097）分別錄得10.52億元及8.22億元，增幅為12%及6%，每股盈利為0.6元及0.29元，派中期息0.35元及0.11元。恒基中國（0246）虧損收窄至3172萬元，每股虧損6仙，派中期息每股0.03元。
據香港《文匯報》3月18日報道，主席李兆基在業績報告中指出，集團預計未來2年本港住宅單位供應量將會減少，需求將會增加，樓價也會持續向好，豪宅表現尤其突出，所以將把握時機積極增加土地儲備及與政府洽商更改土地用途及補地價，並且參與競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及其他發展。集團截至2003年底止，自佔樓面共約1800萬平方呎，而農地土地面積約2200萬平方呎。並且預料本年度業績將有穩定增長。
另外，集團期內與政府商討補地價項目至少6項，包括烏溪沙之地盤已批建3倍地積比的住宅，總樓面面積約350萬平方呎，集團佔該地盤約140萬平方呎。上水吳屋村之地塊由3.3倍住宅發展增加至5倍，並且已與政府達成補地價協議，而鄰近一幅農地亦已申請補地價，集團佔15萬平方呎。此外，元朗大棠路三期地塊亦已申請補換地，可建樓面面積約64萬平方呎。位於屯門藍地之8.4萬呎農地，亦已申請作2.1倍發展，將為集團提高住宅樓面約17萬平方呎。粉嶺和興路的17萬呎經發展後，估計為集團自佔之住宅樓面約58萬平方呎。至於位於粉嶺馬適路約70萬平方呎土地，預計申請發展為5倍的住宅用途，提供300多萬方呎樓面。
集團亦向城規會申請將地盤改變成酒店用途，建成後可提供約5500個房間。位於油塘之船廠計劃，已獲環保署批出許可證，但仍須其他批准及補地價，計劃整個項目興建38幢住宅，樓面共約970萬方呎，集團佔172萬方呎。集團同時購入旺角塘尾道約6000平方呎之地盤，料可建商住樓面約5.3萬方呎，而位於油塘草園街6號之物業可建樓面約15萬方呎，並已申請補地價。由於恒基未來將有多個大型發展項目，集團期內積極在市場進行融資計劃，取得近90億元資金。
恒基正籌備開售西灣河之住宅項目，以及屯門藍地住宅項目，兩項目分別提供2020個單位及1576個單位，料會帶來較佳回報。上海港匯廣場正籌備出租及出售方案，並且與多個投資集團開展初步洽商，北京朝陽區項目及廣州芳村大道210號的綜合項目均在2004年內動工。
另外，集團期內為部分物業發展及投資進行回撥，扭轉上年度虧損而錄得約5200萬元溢利。但恒發持有64%股權之中國投資集團需為奉化一條收費公路作資產減值撥備約5400萬元。

危樓春曉 (一)

2010-03-21T03:41:00.012+08:00

謠傳因太陽的凹嵌而在村落會議中傳播，林蔭中不起眼的黃雀歌唱疑惑，是「為何要是我」的外語。

平衡地，它在田野上劃出一條線索，我們不幸被言中。
--

　　自高鐵以來，我的病情反覆，病理結構不詳，大抵上是關於近來把各類將會發生的規劃災難提早展現或刻意收藏後，事件真正發生時那時間差序格局下的猶豫與分裂。如果大角嘴沒有被揭曉，城市仍然可如常運作嗎﹖功能組別沒有被尋覓，立法會是否不曾出現﹖荔枝角醫院及錦繡花園埋在泥土，時間會否有朝使它們發芽與痊癒﹖沒有八十後及跨境基建爭議的提出，香港貳零肆柒年時將會否不是這樣的可怕﹖

　　然而我們活在一個問題一個緊接一個的世代，繼續追蹤及展現下一個誇張的未來，可能是最糟糕的延續亦是最適切的物換星移、自主的重新表述。近日，一種動態的思索正廣泛流傳，包括馬頭圍道塌樓發展局事後急速將附近兩橦唐樓拆毀，少是因為結構即時有危險而原來多是要「毀尸滅跡」，為視野狹隘的屋宇署昔日沒有在批准旁邊重建後把這群連排式的舊樓進行加固。長期封鎖現場，消滅舊樓環境證供，邀請功能組別議員紆尊降貴形容塌陷是因為咸水樓及舊區殘破的問題。拆卸工程狠狠將旁邊兩座割下，並鮮有地說市建局要虧本七億 (因以往說是「虧」往往意指賺不夠)加速重建，當然不忘要將旁邊結構無礙的春田街唐樓納入範圍來增加利潤。據推論，塌樓報告將永久被林鄭私人收藏，如往日紅磡塌鐵門一死事件後的報告及高鐵欠大角嘴居民的地質報告一樣，立會議員追問過後便了無音訊。

　　我們需要如聰明仔阿麟(Alan Smart)所作的研究一樣，抱有詳細掌握資料的態度及石峽尾大火乃政府行為的懷疑精神，繼續點燃集體消逝的未來，如《青燈》：

故國殘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頭你把詞語壘進歷史

讓河道轉彎

花開幾度

催動朝代盛衰

烏鴉即鼓聲

帝王們如蠶吐絲

為你織成長卷

美女如雲

護送內心航程

靑燈掀開夢的一角

你順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臨風

你和中國一起老去

長廊貫穿春秋

大門口的陌生人正砸響門環

重複城市災難的空間邏輯

2010-02-07T19:27:00.004+08:00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0-02-07

　林鄭月娥局長在馬頭圍道塌樓議題上，我們看到了，一支厲害的回力標在舊區上盤旋。她拋出了一個許多局長也會避重就輕、視而不見的社會問題，確認了唐樓內弱勢社群的客觀存在；眾人對她姿態與胸襟上的驚歎，反成為了既往發展模式的助力，這個確認背後飛來的政策建議，卻是讓城市重複苦難的開始。

社會問題的誤判

　舊區內貧富懸殊問題的判斷大抵是不會有錯的，因為它其實也是舊區內最顯然易見的視覺現實，然而政府如何理解構成現象背後的原因，卻尤其重要：究竟這些問題是生而自存於舊區的，抑或還是經過歷史地理的沉澱，一層又一層地構成的呢？其實，這是學習城市問題第一課的內容，即發展及社會問題呈現於城市空間，空間改變的過程影響社會發展。

　塌樓事件的確是各種城市發展問題一次整體爆發，包括在舊區「發現」了公屋政策對單身人士的長期忽視，使這種家庭在舊區大量的聚集；○四年業主及租客條例修改後剝奪了租客租住權，縱容更多私人發展商在舊區的「落釘」行為，讓舊區愈來愈只顧賣錢，漠視日常生活需要；甚至回歸前土地發展公司及現在市區重建局的出現本身就是導致問題的原因——它創造了一個假大空的合理期望，透過描述唐樓殘破的景象及宣布大規模的重建，如10 年內要做250 個重建項目（雖然實質只做到25 個），一方面讓不少業主再無心打理出租的單位，維修意識薄弱，另一方面重建又導致士紳化的情，使租客百上加斤。事實與現時普遍的說法剛剛相反，若果市建局不存在，許多唐樓不會是如此殘破的，尤其是荃灣七街及觀塘裕民坊的例子最是明顯，都是宣布重建後拖了整整十年廿載的現象。

　可惜，發展局及旗下的市建局毫不意覺「社會問題」都是他們所代表的發展模式一手釀成。他們繼續在市區覓地（給地產商），如其所言要在城市地圖上尋找貧窮的口袋（Pockets ofpoverty）。他們仍然認為，現時舊區的貧窮問題是他們發現，而不是由於他們而出現的空間。

空間視野的狹隘

　在官員的想像裏，舊樓就如一些獨立的空間容器（spatial container），結構有問題又盛載了大量社會問題，於是消滅這些載體就自然將問題解決。城市地理學家大衛‧哈維曾經提出我們一直都有3 種模式去理解空間，包括康德式的科學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從愛因斯坦相對論衍生而成的相對空間（relative space）與有關聯想、記憶、想像與過程的關聯空間（relational space），這種認知是我們討論各種城市問題的前提。

　塌樓固然是一個空間的問題，但它不只涉及樓宇結構的物理空間（如內部結構的破壞），也涉及排列式唐樓那些樓與樓之間的相對關係。從「相對」的關係觀之，樓與樓之間是如書架一樣互相依存的，拔去了中間一座將會大大影響旁邊樓宇的結構。以往經驗告訴我們，要求官員有這樣的相對視野是相當困難的，如這些他們一直也聽不懂的「社區網絡」、地區經濟連結的相對空間概念，通常他們的處理，是認為這些「空話」是為了更多賠償，箇中並無意含。是次塌樓問題的其中一個核心，就是這種排列式唐樓在20 年前遭到發展商的個別清拆重建，拔去了倒塌唐樓左面的一幢，使塌樓成為可能。近年相鄰的高速重建、打樁，也有份構成「秋天的童話」。這種相對關係理解的忽視，見諸於林鄭月娥仍然執意要推動將強制拍賣由九成轉八成，邀請更多私人發展商割裂舊區的相互依存關係。當然，認為天星、皇后碼頭的歷史記憶可以割裂於環境並在另一處保育重置，以及形塑舊樓空間背後整套城市/社會發展的過程的（刻意）無視，我們不再對他們抱有任何有關聯空間（relational space）視野的奢侈聯想。

　究竟是什麼導致官員這種狹隘的空間思想？原因可追溯至官員一直如何理解什麼是「人」。人在他們的眼中是以業權擁有作分類的，他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清晰地以牆劃分，儘管現實從來不是。舊區內只有擁有者、非擁有者及僭建物，箇中千絲萬縷的互動關係卻毫不關注，才會把城市問題看作建築問題、工程問題、及「物理上的」社會問題。

城市災難的回歸

　這種只認知空間純粹為物理上的空間，無論是結構或貧富懸殊本身，注定了他們解決社會問題的失敗。由於他們只將舊樓看作物理空間而忽略其他視野，繼續讓人更憂心忡忡的，是這種狹隘的空間意識將會釀成更嚴重的城市災難。高鐵穿過大角嘴只離地面30 米地層、土質惡劣的舊樓群，港鐵仍然認為是兩個互不影響的物理空間；發展局透過「九轉八」，縱容私人發展商瓜分城市舊區，對舊區結構將造成災難。

　返回社會問題的討論，在發展局的操作及提出中，顯示它非要深究及反思既往發展模式的問題，而是要將這個時刻化作既往發展模式的助力，未有認清問題的本質，就說加速市區重建，這是一種近乎瘋狂的轉化。社會問題成為了這種空間理解不能解決，或者根本不是要去解決的對象，甚至是用以推動既有發展模式的衍生工具。

文鄧永成、陳劍青

倒塌

2010-02-05T00:45:00.002+08:00

...
你的口音彷彿也是清脆的
是女牆崩落時求救的呼喊
彷彿也是枯井的虛假
我俯身時總聽到你
空洞的回應不斷

--楊牧

人的轉念　八十無歧路

2010-01-29T00:47:00.015+08:00

　記得二十世紀初，這個當人類學仍然與西方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及生物學緊緊扣連的時代，人在「文明世界」內仍舊遭到粗暴的對待。為了證明種族的優越性及合理化西方的全球殖民計劃，西方人類學當時借助生物學的方法，分析不同種族的特性、建立層級系統分類，透過科學的描述建立一種「不明」種族（縱然他們一直存在於同一世界）與文明的距離，這為當時西方的殖民侵略提供了科學根據的說辭。對於未經他們確認的人種，他們都予以厚待，包括在人類學週年日舉行部落展覽會，將印第安人、爪哇人、「非裔人」等請到會場被評頭品足，尖牙齒、會拍攝、懂表演的剛果少年澳塔‧本嘎甚至被帶往當前美國的人類動物園觀賞，被傳媒稱他為「美國唯一真正的非洲食人族」(the only genuine African cannibal in America)。

　雖然這段人類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但我們這群「80後」因高鐵事件忽然成為了廿一世紀的「新」品種。媒體及評論喜以描述「80後」的文化習性、性格及行為來為這一代人填充，彷彿我們初來報到，二十年來未被發現一樣。在粉嶺北諮詢會開始前警察、民政署、規劃署、土木工程署的職員都煞有介事地包圍著我，嚷著要了解我的行動傾向、興趣特徵，像在觀摩一頭從不被認知的物種，或者要實務地辨認這頭物種是激進還是溫和，儘管在過往的諮詢會上，我們其實是各自為政，不相往來。

「80後」轉念

　現時「80後」所遭受的注視，是否代表我們的社會開始復興一種原始的生物學來理解現在的人和事呢？這是可佈的，亦需要扭轉的。自從呂大樂一改傳統本地社會學的階級視野，將城市內的人口進行代際劃分，嘗試對不同世代的集體處境和經驗進行歸納，公眾的問題意識已緊貼著當年為西方殖民擴張服務的人類學──以生物學作為分類的方式。這種理解模式是描述性的，能夠回答分類底下的人是什麼模樣。然而，這種康德式的實踐是一種科學，對於法國哲學家福柯來說，絕不足夠。他認為，我們需要認知「人不只是什麼(what man is)，而是由什麼構成」(what man is made of)，需要將人從一種普世的主體轉化為具歷史／文化／社會內涵的主體。這種認知的轉化、一種紮根的人類主體「觀念」的建立(而不僅是描述)，才能將人的潛能勇敢地釋放出來。

　「80後」的提倡及使用正正有著這種轉化的願望。當我們在討論高鐵事件中青年人介入的定位時，曾有論及用「青年」還是用「80後」作為未來反高鐵運動的一面新旗幟。有參與者提過不要用「80後」，以避免掉入現有的分類之中，易被標籤。而我亦有解釋要使用「80後」一詞的原因，就是「80後」背後含有一種「青年」難以在字面引申的時空前提——我們都是歷史的嬰兒，八十年代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簽定，有被港英殖民管治的經歷，然後見到回歸後種種變化，現在正面對香港與內地高速融合的區域規劃，如無不測，亦將會在有生之年看到香港2046年的終結。選定後，「80後」成為了根植於本土時空的一種觀念，由靜態系統的分類描述轉化成一個對於過去、現在與未來所預設的時空的躁動不安的群組。這種觀念所引發的政治烏托邦是進步的，因為它暗示著一種不甘成為過渡、相信能夠改變現在的發展、可以扭轉未來的建構主義，染有一點對發展主義下的末日危機感，同時帶著一點未來的子女可能問我們為何什麼也沒有扭轉的憂慮，並且能夠有效把人的潛力及情緒，指涉向一種當前暴露的發展模式，就如高鐵。

從「80後宣言」公佈當晚開始，它不只是表現出80後青年的進步性，80後作為觀念已同具激進性，與以往不再一樣。

政治觀念的復興

　「80後」一詞沒有因其意含苦澀而息止，反而迅速搭上了現代訊息的河流，伴隨高鐵事件共同發酵。當然，將「80後」升上殿堂的初始過程中，得到了許多批評者及高官的鼎力「協作」。雖然他們依舊以固有思想來質疑「80後」可否系統地概括、分類或形容所有青年，傳媒努力發掘生物多樣性，曾俊華還要透過一些「80後」的AO來證明自己理解「80後」的特徵。，種種非觀念性的回應，都有助擴大了「80後」的對話空間，同時確立了「80後」觀念內容本身，因他們集中於80後特徵的爭執，而忽略了「80後」根植的時空前提。

　我在網上留意到青年民建聯的張思晉開了一個「我都係80後，但我唔鍾意激進！」的Facebook Group。按以上轉念的解讀，組名則成為了有趣的謬誤——一方面它在協助確認著「80後」這個激進的觀念，並幫助它在網上流動，同時又否認自己激進，更要以感嘆號表示。我們期待他們懂得從觀念上批評，哪怕是抽象得如「中港融合會帶來很多就業，因此『80後』的未來將不會是被欺壓而是有前途的」，卻從沒有出現。我們看到建制派不單讀不通對手所思所想之餘，還要幫了別人一把，其前景實在令人憂慮。

　另一邊廂，「80後」的觀念將是前景光明，並無歧路可言，由於轉念後的觀念得不到挑戰，反而繼續得到逐步的承傳。若果冷戰後的世界再沒有政治概念能激發起創造性，令固有勢力有機可乘，「80後」所反映的，是政治復興的能力，再度回歸到人民／青年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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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有關康德與福柯對人類潛能的討論，可詳見David Harvey (2009) 新作---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2009

刊於一零年二月號《中大學生報》

十大基建下新界村民大號召﹗

2010-01-22T02:01:00.001+08:00

　　各位關心香港未來規劃的朋友，高鐵事件所暴露的城市核心問題 (民主體制(功能組別)、粗暴發展、利益輸送、官員說假) 及所帶出的新價值 (家園想像、土地連結、社區關係) 已在香港各區同步擴散。一方面，政府近年來仍舊為利益團體處處著想，規劃了一系列給固有利益集團「分餅仔」的大型基建項目 (同時「錯手」消滅市民家園)，重覆錯誤；另一方面，面對不公義下的異議與抵抗亦在蔓延，各區捍衛家園的訴求、強調人文價值的主張愈益清晰。

　　在新界的另一面，十數條村 (古洞北和粉嶺北) 亦因配合「融合」及發展六大產業的「十大基建」工程之一----三合一新發展區---而遭到徹底滅村。然而，仔細了解當地的土地權益及規劃圖則，原來區內的發展的原委是將大量已被大發展商們收取的農地劃為豪宅用地及大型商場，來方便內地人來港置業及消費。當地生活了40-50年的農民眾生(非原居民)，在發展商步步進逼底下，有些被「無償逼遷」、有些被威嚇、有些被告上法庭，原區安置與維持生活的訴求在未充分在公眾發達已經遭到打壓及分化。

　　其中一名村民怒斥這種「公私營合作」的發展，這種貌似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發展的發展，原來是只有發展商與政府兩份交易的玩意。與此同時，屬於非原居民的他與他８０歲的母親，就在這發展過程被面對以上的逼迫，惶惶終日。

　　受高鐵、菜園村、阿凡達以及過往種種堆土發展的感召，粉嶺北的村民覺悟了。他們已經成立了五村大聯盟，嘗試向城市新價值觀邁進，對無視村民的粗暴發展說不。經過交涉，規劃署將會在一月二十三日在聯和舉行一個專就粉嶺北規劃的諮詢會，邀請各界參與。村民希望關心城市未來發展、鄉郊生活及規劃的公眾人士都可來參與這個諮詢會，表達對未來新發展的關注。

活動詳情：

一、規劃諮詢會

時間：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日期：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粉嶺聯和墟社區會堂

活動：政府交代現行規劃方案、村民表達訴求

二、粉嶺北發展導賞團：

日期：一月二十三日

時間：早上十時十五分至十二時正

集合地點：粉嶺火車站美心mx門口

活動內容：
1) 遊村訪寮屋
2) 考察梧桐河農業生態

3) 粉嶺開心農場收割青椒及紅蔥頭以贈官員

實踐是追求城市願景的最佳說明。如對諮詢會活動有問題，請聯絡聯盟成員關生或劍青(chankimching@gmail.com)，謝。

參考資料

1. 規劃署三合一發展規劃研究---http://www.nentnda.gov.hk

2. 粉嶺北：有關發展商收地、逼遷、擅改土地利用的事實記述 (factual account)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4865

3. 短片：新界農業‧自然衰落? 拯救粉嶺北農民家園http://www.youtube.com/watch?v=4dNapUKZ25E

4. 高鐵事件與粉嶺北發展問題比較表

	高鐵事件	粉嶺北現況
影響範圍	高鐵26公里沿線居民及669億公帑 (暫時)	古洞北、粉嶺北、坪輦新界三地方
發展理由	??經濟效益、區域融合、免被邊緣化、環保交通??	??滿足人口需求、配合深港融合、可持續發展??
摧毀家園	菜園村因建救護站而完全消失、大角嘴的物業貶值及沉降、象山、南昌及錦繡花園的因通風樓製造嘈音	村民四、五十年來的農業生活全面破壞、已租數十年的農民在發展過程中被「無償逼遷」
生態影響	米埔濕地的地下水因隊道影響、菜園村農田侵蝕、26公里的隊道廢料運往	古洞鄉郊 (包括塱原濕地) 與粉嶺梧桐河一帶的生態將受發展破壞
規劃過程	到區議會略提方案、資訊接收極端不平等 (原居民+地產商vs菜園村村民+舊區居民+沿線受影響3萬戶居民)、迴避諮詢及對話、非參與式規劃	傳統規劃諮詢方式：閉門造車、官商勾結的概念性規劃、數場諮詢會發表規劃及「聆聽」村民訴求、環評及古蹟報告
官員技倆	政府消息的抹黑(如八成菜園村接受賠償、示威者是暴民)、傳媒操弄、置換核心問題、動員支持者	村民被發展商告上法庭、規劃程序暴力、到住所附近威嚇、
共謀者	地產商、御用學者(陳文鴻)、政治團體(工聯會、社促會)、功能組別	地產商、御用學者(羅致光、周永新)、政治團體(鄉議局、民建聯) 、區議員及其他發展主義的旗手
對口單位	運輸及房屋局鄭汝樺、功能組別、保皇黨、曾蔭權	規劃署、城規會、發展局林鄭月娥、地產商

修成的座標 (二)

2009-12-22T15:05:00.014+08:00

　當夜路過序言在想，當夜晚路過序言，其實可以是十分可怕的事。打開門，不經意又見到座在臺上的呂大樂及一眾塞滿序言的人群，我在升降機蘊釀著的消費與悠閒意識，明白了面前視覺災難的元兇就是自己。參與他演說的比起其他在序言的活動多，很多提問與粉絲。

　在我逗留的五分鐘內，他侃侃而談我在畢業論文也曾接觸過的階級研究，然後試圖重新定義階級研究的角色。他提出，階級研究不能只顧及階級主體性的研究(即階級如何由自存(class-in-itself)達至自為(class-for-inself) )，而本地許多客觀事實並不能因此而了結，諸如香港中產與工人階級的敵視關係，本地中產不同經驗如何影響未來香港發展 (如他提及中產或他兒子到外國接受教育，回來後對香港的"重大"變化)。所以，除了主體性研究外，這些客觀存在的各種階級議題應該要處理，並能帶有社會政策意義，如果要從事社會抗爭當然要做主體性研究，但如果要客觀檢視則需要將階級研究擴闊。

　聞乎此，應該有不少一直監察他的朋友已經看穿，這又是一次將行動社會學轉化為個人社會學 (社會就是自己，因此研究自己兒子升學，等於研究社會的事)、政策社會學 (將研究的問題意義陷入當下管治框架，為當下政權出謀獻策) 及透明社會學 (「如果要社會抗爭就研究主體，如果要客觀檢視則看階級情況及關係」，但自己作為研究/倡議者好像毫無立場) 的把戲，與世代論同出一轍。部分已看夠祼體皇帝的朋友很清楚這可怕的地方——學術之為術，就體現於一種將主體性研究與「客觀性分析」對立化，從而將客觀、整體、宏觀的形容詞成功分配給社會政策研究的技藝，而且演講技巧高明得可以說到自己好像不在場似的，那麼，究竟誰正在臺上說話呢?

　既然講者已失蹤，因此我亦只逗留五分鐘。

　現場畫面於我的腦海迴盪，升降機下降，我對學者之名的熱衷與夢頃刻殞落至某方。時空原來可以如此壓縮，與資本無關。

修成的座標 (一)

2009-12-21T00:56:00.002+08:00

重組四日前的事件我再不能逃出一種書寫的天象或地理。必須承認的是，這數月裡太多不公平的土地侵佔，援助官商交際的工程愈趨繁密，它們甚至以跨境之名繞過了我，嘗試在六百多萬人口的額頭上築起一條沈重的石墩，好讓小(撮)人可以和碧桂園與及抽象的生活概念融合。這些令人疲憊的消息在未被倒說成某年齡層過度活躍前需要告訴，需要變它成事實、影像與行為，每天的集體意志也歸屬每天。在這漫無目的的集體競賽中，有些與此剪不斷的人事與觀察同時在迅速流轉，我想起了自己。

　　噢自己，從小到大也未曾有先驗性的方法學定位過自己，這一天的確是情非得意的自然現象，自然得要來就來，要走就走。這思想的跌蕩就剛好出現在四日前，在急促的一個下午，我們一眾拜訪了地質學家陳龍生教授，以澄清高鐵走線對米埔、葵芳及大角嘴一帶地質的影響。有別我們於港大求教過的那一眾學者，即正在協助政府的程序清關，同時又匿藏立場的一眾，陳龍生來得讓我們措手不及。聽罷我們資料上的交代，他就回應：我本人是反發展的，為何人口增長只有1%，我們需要6-7%的經濟增長? 為何我們需要人流? 人流多一定是好? 這一刻，我們都為這些問題的命中率而呆滯起來，應該就如一群每天都在說策略的影子遇上了堅固的巨石，動作被徹底看穿，所有人都頓然清澈時的錯愕反應。

大角嘴的地底保衛戰

2009-12-17T14:52:00.007+08:00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 Local Struggle | 2009-12-17

大角嘴的地底保衛戰

編按：明天12月18日，高鐵撥款最後的審議日子，反高鐵運動參與者呼籲一人一請假信，明午聚集包圍立法會，名副其實的體制外抗爭。漫畫家智海和江記各自製作了請假信範本，清新跳脫，鼓勵大家從政府與商賈指定的生活秩序中逃脫出來，解放一天。

地理系研究生陳劍青，一直長於在空間分析裡發現批判可能。自學術角度，他著手發掘高鐵在大角嘴地底橫過對地面上舊區的影響。他發現高鐵這項不見天日的﹁地底﹂工程，竟象徵了政府的施政手法——而此番雷同絕非巧合。

最後還有漫畫家楊學德的舊作，把大角嘴畫成菇城，陰暗而斑爛，在豪宅的屏風後，在濕漉漉的野地裡，在社會底層，人的生活一樣美麗。底層的社區生命力奮起對抗陰險冷酷的政府詭詐，這場保衛戰，可以怎樣打下去？

　在城市「暗瓦底」挖地道，是高鐵行事方式最形象化的說明。是次工程，並沒有選擇像其他國家級大型工程一樣鋪天蓋地，反而顯得分外從容及低調，官員在默默耕耘聲稱已等待十年的計劃諮詢，沒有刻意打擾綿延走線上各個社區的美夢，四十八分鐘不覺就到達番禺，就連與眾多從高鐵項目分到一杯羹的公司有個人利益關係的功能組別議員，袍金資料不是有市民入信要求申報也未必公開。然而，它的確是一個物質上在城市「暗瓦底」挖地道的工程——高鐵決意要在大角嘴穿過地層，直接影響着十四座舊樓的權益與安危。對於這二千多戶在行政會議拍板前一個月才在媒體上知悉的居民，他們根本分不清「鑽地洞」是一個有關行為舉動還是工程本身的形容詞。整場大角嘴有關「家園」的戰線，就在政府、港鐵及媒體的覆蓋底下開展。

徹底摧毁：半流動官方價值的家園

　直至目前，大角嘴對於許多關注高鐵的傳媒依然是數量上的問題，居民在遊行時力竭聲嘶，給面子的報章都是多報一個地名、多計一些人數。還未回答的問題是，他們到底實際面對什麼處境？與其他受影響的群體有何分別？顯然，這些立體的社區實况尚未能夠在平面的報道中突圍而出。

　若然有仔細考察隧道以上的人文地景，我們至少可以找到兩類受影響的家園。備受關注的菜園村，有充足的故事提醒香港一種被人遺忘的鄉郊生活。這個是熱愛土地、生命與此高度連結、以社區生活作追求的群落。在普遍的意義下，這種家園的捍衛對整個城市具有創造性，它勾起了我們遺忘已久的與土地的關係，豐富我們對家園的想像。這確是近年來保衛家園行動一種新價值的提倡及選擇。

　而大角嘴這一類卻大有不同。受走線影響的樓宇群裏，有第一家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們仍舊談論剛成立法團時與官員的合照。現時大角嘴佔大多數的老業主，許多都是將一生的青春、三四十年積蓄全都投放在此地區置業，買給他們的兒女家庭，部分並等待重建的「美夢」，讓這種家園繼續鞏固及繁衍。這套家園想像，有異於菜園村，是主流港式的、與官方脗合的，一直是港英時代為港人度身訂做、一直在鼓吹的「家」。這種半流動式的「家」——一方面將累積幾十年的青春財富透過置業而築起了「穩定安居」，另一方面又可透過交易與重建而「移動向上」—— 一直是香港城市發展中堅定不移的主流想像。

　不同的家園，都因這種高速融合的空間帶來共同的命運。高鐵穿過大角嘴地底的關鍵，在於這種香港人一直相信的半流動家園被徹底摧毁。這邊廂，他們將會因為底下走線的30 米保護區及地層的回收而影響重建機會、物業價格急跌而使他們的家園再無法移動；另一方面，希望繼續留在這裏安居樂業的居民將會局部及永久性地增添了地傳噪音的滋擾，區內五至六座五十年代的無樁唐樓亦將因沉降而可能變成危樓。選擇植根地區的，亦因工程而惶恐終日、不得安寧。他們正式意識到，原來一直相信的核心價值，是可以這麼輕易的揮發。兩種家園的想像，同樣被政府扣上整體發展Vs.小區主義的帽子，共同被高鐵無情輾過，化為煙縷而再無軒輊。

虛招掩眼法：收藏噩夢於居民的牀底

　大角嘴這種主流家園概念的幻滅與抵抗，對官員來說是一個可怖的噩夢，這個揭曉將它們整年來「暗瓦底」的行事方式一瞬間敗露，離偷天換日的日子尚遠（十二月十八日的財委會撥款），官員又不願作修改，還有什麼可以把持興建高鐵穿過大角嘴地層的理性呢？

　如此局限下，唯有使用各種虛招，令居民聽到之後心理得到紓緩，淡化問題，就可讓高鐵順利通過，其他問題則容撥款後處理。而這些招式玩意是高規格的，因為它涉及高度的技術、圖表的藝術及在立法會這個層次討論。在政府提交的一份補充資料附件中，有一地質圖顯示了大角嘴走線的地質結構。得到居民會中一位工程師的揭發，才知道圖中顯示無樁唐樓地下所謂的「岩層」（rock）原來只是修辭，根據環評，這地質結構其實是「CDG」，即「已全風化的花崗岩」土，引起工程師質疑官員在圖表上「做手腳」，藉以讓居民聽到「岩層」後減輕憂慮。

　另一種愈益流行的說法，是港鐵其實已經參考了「另類走線」，在環評報告內繪製了一條橫掃整個深水埗社區地層的走線，說若果不是要穿越大角嘴的話，就必須穿過影響整個深水埗的走線，在大角嘴新設立的高鐵地區資訊站，積極將潛在破壞深水埗的道德罪名扣上在大角嘴。然而，翻查環評，這條另類走線的考慮根本只屬過場，在報告首數頁提及並否定，連簡單比較表的格子亦因沒有估算而未有填滿，根本沒有認真當深水埗走線是一個可行方案般研究。這種地方知識的生產及移植，將虛構的地底噩夢，轉化去淡化大角嘴噩夢本身。

　曾蔭權、鄭汝樺、港鐵官員、立法會及一眾支持高鐵的學者近乎狂熱的執意，以及當下虛招的使用，不僅反映着一種人文關懷的缺失，即明明因挖地道而受影響、並且理應屬於主角的市民，頓然被視為工程的「障礙」。更重要的是，現在於大角嘴所鑽挖掏空的，恰恰是回歸以前所有主流香港人賴以為本的「家園」想像，高鐵正向我們的時代宣戰——踏入融合的世紀，所有的固有價值都將可以是虛無縹緲的，面向抽象的速度與流動，災難歸類為純屬技術意外的新聞，亦只會靜悄悄，在「暗瓦底」發生。

文．陳劍青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

農業發展‧自然衰落? ---拯救粉嶺北農民家園

2009-12-04T18:57:00.000+08:00

本土農業必然要被地產發展取代嗎? 新界的農業衰落是自然而然的事嗎? 經過我們在粉嶺北的在地考察，發現原來政府(曾任權、林鄭、董建華)、發展商及區議員 (民建聯)已經組成一個新界鐵三角，空想一些抽象的規劃概念，使用各種方法，將新界的農業導向死亡。

要拒絕未來三合一新發展區這種消滅農業、環境及家園的發展，務必出席政府近日的諮詢會「新發展區初步發展大綱圖－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會」，詳情如下：

日期：十二月十二日
時間：二時至五時半
地點：粉嶺聯和墟社區會堂 (粉嶺聯和墟和興街9號地下)

你班官係冇腦架! — 反高鐵停撥款大遊行

2009-11-18T12:30:00.002+08:00

反高鐵停撥款大遊行影片宣傳，很有迫切感。

'

影片製作: Ryan@HKCGG

高鐵：不平衡的點‧線‧面

2009-10-29T11:39:00.005+08:00

圖：惠州中鐵的高鐵廣告

(刊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明報．世紀)

　　觀乎政府對高鐵造價估算的百多億落差、不少部分仍然留白但已在環諮會「過關」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IA)、在收地、工程滋擾等方面諮詢過程的粗疏，反映了現時高鐵的工程可能因為某些「不能說的秘密」，在未經仔細考慮下就要「快、狠、準」地上馬。環境影響、成本、目的、危機等問題通通眾說紛紜。這種欠缺周詳考慮的普遍症候，已不得不使某些著名學者如牛津大學規劃理論家Bent Flyvbjerg教授一樣，開始探討及理論化東亞及中國內因為要加速某些經濟發展而建的高速鐵路如何從新將危機概念包裝論述成安全無礙的政府行為。在這意義上，我們已經開始感覺到這種急性而行所帶來的禍害。

　　然而，其實高鐵的確有一樣東西，讓我們知道決策者是經過慎密考慮的。而這種東西往往不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是高鐵建設的目的本身。

加劇城市資源的不平衡地理狀況

　　依照近月來港鐵與政府的舉動來看，高鐵意圖製造的城市局面雖不能說是相當明顯，亦仍然有跡可尋。事實上，行政會議及鄭汝樺局長亦說得十分清楚，高鐵的總站是必須要建在西九龍的，打造西九龍這一區位本身就是政府及港鐵要興建這條高鐵目的的構成。是故，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何政府對於近日公共專業聯盟經過精心研究而所提出於錦上路興建的另類方案，遭到了政府不足一小時內的「秒殺」，迅速以五大技術理由回應方案的不可行，堅持西九龍建站是無可避免的。

　　畢竟西九龍的區域優待只是計劃其中一部分的局面，而另一面的世界，就是高鐵在西九龍之外的市區及鄉郊地方。從地理學的視野觀之，這條高鐵的空間性就是一種點與線的分配遊戲。點，就是車站，及其所帶來人流及地價的益處；線，就是隧道及其所伴隨的通風口、救護站、工地等對走線地方的損耗。他必須是一個全局，並不可能只認為建設高鐵只是一個站的考慮，線的設計亦是高鐵走線不能略化的組成。

　　若果總站必須建在西九龍，根據這種點與線的分配，就同時代表政府決意要將線路的利益轉移至西九龍。這種稱之為不平衡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在廣深港高鐵的個案中尤為明顯，它將會是一條因速度的局限而令走線影響範圍前所未有的廣闊，將經過米埔、牛潭美、菜園村、經大霧山到荃灣象山、三棟屋村、嘉翠園、華景山莊、美孚、南昌及大角咀舊區影響五千戶居民，所牽涉的不只是工程的地傳及氣傳嘈音，根據環評，這些嘈音往往是永續性的，而約十多塊市區用地將會被徵用及永久佔用。而這還可能令當區租值下降，甚至可以因隧道的存在而失去了重建及發展潛力；反而，整條高鐵能從中得益的站只有一個——西九龍。不計算所有香港人要至少花五百多億打造一個天堂，在地理分配上，這將會極端地將新界及市區的各方面資源大幅度地吸取至西九龍只一個地方。執意「長途跋涉」地建站於西九，就意味著同意一種大規模轉移走線附近資源的空間佈局，加劇了城市資源的不平衡地理狀況。

土地發展體制的延伸

　　為何政府仍然趨之若鶩，要勞民傷財、牽連大波的創造這種地理差異的格局﹖表面上，我們近來聽到許多有關不建高鐵就會被「邊緣化」，從而解釋興建高鐵的必要性，但不少都是有欠事實根據的。事至今日，政府仍然沒有公開它如何估算可以有每日99000人流使用高鐵的效益，其他估算資料亦十分封閉，只強調不建高鐵將成孤島、被邊緣化，情感上的威嚇多於實質的判斷。

　　實際上，若果理解到點與線背後的「面」——高鐵背後的社會經濟過程(socio-economic process)，我們可以看到高鐵的興建與香港土地發展利益存在莫大關連。一手由政府扶植當前的兩大土地發展體制：市建局與港鐵，在今年的施政報告裡面彷彿變成負責批地的公營機構、政府供應土地的新渠道，重建及建站愈來愈與實際需要偏離，製作市區熟地(可用土地)以滿足本港土地利益集團的私欲往往成為考慮建站的位置、衡量與目的的重要因素。

高鐵的討論就是經常都放在區域融合、未來效益等較「遠」的觀察點，使我們未有從城市尺度去考量，從而察覺到西九龍將會有多塊土地透過勾出，勢必變成豪宅地出售予大發展商。另外，下月立法會財委會650億的撥款申請內亦預備了愈百億的「非鐵路開支」，用以建造地基及隧道等工程，以配合日後西九上蓋的發展。這種「配合」使我們明白原來高鐵的問題並無太大新意，背後揮之不去的幽靈，依然是政府為了撫平既往土地利益集團對土地的「熱衷」，以至其必須製造「抑」高鐵走線「揚」西九龍的地理局面。

無論是自然地理與城市環境、米埔菜園村或是荃灣大角咀、被逼遷的村民或是因走線而受影響的居民，都因這個高鐵打造西九龍的空間分配過程而付出沉重代價。就算行政會議已經通過興建，我們仍然不禁要問，這種城市資源向土地集團的集中化是否我們期許的分配﹖這又是否公義之舉﹖

文：鄧永成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粉嶺北：有關發展商收地、逼遷、擅改土地利用的事實記述 (factual account)

2009-10-14T19:24:00.001+08:00

圖為粉嶺北一處湖畔草坪，後為上水皇府山地產項目，湖畔有牧羊人在放牧。

背景 :

　　關於發展粉嶺北的計劃，早於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港府的施政報告提出，計劃連同打鼓嶺、古洞北這兩片位處新界北的土地，發展為「三合一新發展區」。根據政府文件，該計劃目的為容納預計於二零一一年增至的八百三十萬人口，並且便利「深圳與香港之間日益頻繁的跨界活動」。

　　雖然有關計劃於二零零三年，因經濟不景、「人口增長及住屋需求放緩」等原因被政府宣佈擱置，發展商已從九八年的施政報告看到新界北的發展契機，隨之開展了大規模的收地行動。時至今日，粉嶺北一帶已經演成三大地產商「三分天下」之局面：據在場消息及過往新聞資料，新鴻基進佔文錦渡路至華山及天平山村的土地、新世界收取梧桐河小橋至石湖新村一帶，而烏鴉落陽及本文主要討論的個案──馬屎埔村，則由恒基割據，現(2009年)已取得九成業權——因此在概念及實際上，主要由這三條村構成的粉嶺北地區已經被完整瓜分。

　　透過整理早前多次實地考察及向當地人仕的一手訪問紀錄及資料，本文希望探討現時粉嶺北新發展區的發展及收地過程，如何對當地村民的生活造成影響，並思考所謂「新發展區」到底是誰的發展，又或是否具有實際需要等問題，從而引發對於港府的規劃思維、發展論述的討論。

I) 收購土地

　　由於上述「新發展區」約有六成土地屬於「私人」分類，各地產商便著力投資收購這些土地，以極低的「農業價」購入，留待政府正式公佈發展大計時，坐地起價，以數十倍的「發展價」出售來牟取暴利；或，更理想地，在政府的規劃下自行發展豪宅、商廈等高增值的地產項目。（事實上，基於土地由地產商掌握，政府現已推出「公私營合作發展」的概念，對地產商而言簡直是正中下懷。當中的利益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1. 「暗瓦底」：成立收地公司

　　於是，據訪問所得，早於１９９８年，恒基便暗地裡成立了名義上獨立的收地公司，於馬屎埔村開展戰略性的土地收購的工作。對發展商而言，這個做法的好處是，對於收購所牽涉的所有過程，包括議價、恐嚇及迫遷等等，收地公司及其母公司（地產商），均可保持「中立性」－－收地公司可以表示，它只是按上頭的指令辦事；而地產商則可以如此應付：先是否認與收地公司有任何關係，繼而聲稱無權過問子公司的業務。這樣一來，便可將受影響村民的追究對象模糊化，進行法律訴訟時，亦可以多個不同業主的名義與村民打官司。

圖：村落一景

2. 關係的異化：聘用村民為「艇仔」

　　除了以子公司進行收地外，地產商的另一戰略為，聘用當地村民為「艇仔」，造成村民之間的分化。作為公司與村民之間的中介者，「艇仔」的作用為幫助說服其他地主賣地、誘導租戶接受賠償遷離等等。事實上，由於「艇仔」與收地公司之間的利益關係，不希望任何人士妨礙收地，或過問當中牽涉的非法活動，如將農地改為「貨櫃場」。因此，「艇仔」亦發揮監察的作用，視察「不合作」的村民的活動，對不願「收錢走人」的村民施加壓力，或向地產商報告，加以對付。諷刺的是，今天的「艇仔」，竟是村民的兒時玩伴，充見因一小撮人的利益而引起關係上的異化。

3. 不能說的秘密：「保密協定」

　　挑撥離間、分化村民，都是為了令地產商的收地工作更為暢順。一方面大大削弱了村民聯合起來反抗的力量，亦令村民之間不能／不願互通消息。因此，設立「保密協定」亦是廣為地產商採用的手段。

　　所謂「保密協定」，就是當村民／業主接受賠償／賣地條款後，收地公司要求對方將有關交易的細節，特別是成交金額保密，不准向任何人士透露，並揚言會對違反協定者追究法律責任。這樣帶有恐嚇性的專業用語，純樸的村民當然一一遵守，害怕因違反協定而惹上官非。自此，從前無所不談的村里，彷彿從此便各自擁有了「不能說的秘密」，削弱彼此的互信關係。

　　而令人髮指的是，發展商正正利用「保密協定」所製造的獨家發言權，到處散播不實的言論，傳出比實際成交價低的金額，企圖令其他未達成協議的交易條件壓低，在村里「不能」透露各自的成交價，又沒有可靠的市價作參考的狀況下，徬徨的村民更是人心惶惶，加速了他們接受條款，亦進一步加強了社區的分化，打散了村民的集體意識及爭取的力量。

4. 租戶大難臨頭：不合理賠償

　　由於是次發展是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發展新市鎮，整個收地過程有別於「傳統」新市鎮由政府收地的方法，租戶得到的賠償額往往極不合理，完全根據市場的法則，理論上可以「一個先」也沒有就被迫遷。有務農的村民，就被逼以低至兩元的呎價接受農地的賠償，然而，只計村民投放於農地上灌溉設施的成本，往往遠遠超過所得之賠償額。更甚的是，由於部份土地離主要道路較遠，倒泥車不能內進，發展商暫時根本「用唔著」的土地，亦不容許村民繼續耕作。用鐵絲網將農地圍起，白白浪費了肥沃的土地，更加造成蚊患。而少數成功爭取繼續耕作的農戶，更須向地產商繳交昂貴租金，最終真正所得的賠償金額，所淨無幾。

圖：許多田地都經租田者的投資已使農務順利，卻在私人收地的過程得不到任何賠償

5. 租金幾何激增：律師信逼簽新約

　　基於租約的保障，雖然恒基已向地主購得業權，租戶仍可以依據「舊租約」的條款繼續使用土地。事實上，許多前業主亦曾承諾租戶，可以一直使用土地，直到他們「耕到唔耕」，或「最少讓上一代人（即當年的締約者）離世為止」，因而在粉嶺北一帶的村落裡，租客們多是在村裡生活及務農了四、五十年——比起不少新界利益人仕，他們才是真正經營新界的居民。

　　所以，不少租戶依據這些承諾及合約，拒絕接受地產商的賠償及離開。而地產商為了迫使租戶就範，多次以業主身份發出律師信，要求與租戶簽訂新租約。可是，新租約的租用條款比舊約苛刻，例如有位村民的租金就比以前激增九倍──由年租千八，增為月租千五。對於務農維生的村民，簡直無法負擔，不少村民因而無可奈何，被逼離開。

6. 原始的暴力：鎖閘、拆門

　　為了更快地獲取所有土地，地產商甚至使出一系列粗野、荒蠻的行徑來對付較為「頑固」的、不願收錢走人的村民。據不少村民透露，夜深被致電騷擾亦是常有之事，就換約問題告上土地審裁處的陳氏，甚至曾被人用鐵鏈鎖起家門的鐵閘，也試過整道家門被拆走。報警處理，警員都知道大概是怎麼一回事，而事件往往以「一場誤會」開脫，賠錢了事。連串的精神騷擾，無助的村民只得屈服，接受賠償離開。

　　雖然上述的迫遷行動，隨著零三年政府宣佈將計劃暫時擱置而得到暫緩，然而，當零七／零八年度的施政報告將舊事重提，各發展商紛紛重整旗鼓，再次加速收購土地的工作。而經歷過一連串的浩劫的馬屎埔村，今天只剩下原來一成的村民，近日亦不斷收到恒基要求遷離的律師信。收地公司亦偶爾以視察之名要求進入村民的居所，奇怪的是，他們往往在知道只得老人在家時才來視察。

II) 改變土地利用

　　發展商一方面繼續收購土地，另一方面亦對所得的土地加以利用，例如在農地傾倒石屎，作為貨櫃場之用。例如有關發展人士於文錦渡旁違法興建的貨櫃場，就於去年尾大幅擴建數倍。

　　賺取租金收入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實際上，此舉重點亦在於向附近農地「施壓」，加速發展計畫的審批，而造成環境退化又可以令更多農民棄耕，可謂一舉三得。由於更改土地用途，如將農業用地改為住宅用地，須要經由城規會審批；而對於牽涉農地的申請，審批尺度比較嚴謹，需時亦較長。因此，發展商索性先令農地從地圖上消失，變成失去生態價值的荒地，以致日後申請發展計劃時可以更順暢。

圖：馬屎埔村內不少村屋也因收地而遭到荒廢

農業的人為死亡：使更多農民棄耕

　　雖然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在回應村民對地產商以「貨櫃長城」逼賣地的質疑時表示，這「只屬假設，缺乏真憑實據」。可是，稍具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在農地旁邊築起六層高的貨櫃，農地根本沒法耕作；事實上，除了此直接影響外，收地令到農地減少，所造成的一連串生態改變，影響到即使仍然有地可耕的農民都難以耕作。

圖：粉嶺北內一貨櫃場, 影響旁邊農業活動

　　例如，從前，雀鳥可以在不同的農地吃菜蟲，但由於貨櫃場運作的嘈音滋擾，令雀鳥不再在鄰近貨櫃場的農地覓食，以致該地帶的農田出現蟲害。當雀鳥飛往別處覓食，而「別處」的農地由於大多已被收購、被逼棄耕，於是數量少、多樣性低，於播種期時，雀鳥沒蟲可吃，便吃掉作物的種籽，造成惡性循環。村民關先生的農地便遇上這個問題。而農民難以耕作，久而久之，部分農民也「無哂心機」，最終被迫放棄耕作。

圖：形形色色的農業活動在粉嶺北進行，正因新計劃面臨全面消失

總結：重新思考粉嶺北新發展的目的

　　打從政府為了不知道誰的需要而提出「新發展區」的計劃開始，到過去十年來，發展商於粉嶺北，近乎「無王管」的收地過程，既是一個社區分化、破壞生態的過程，亦是一個將土地商品化的過程。天平山村村民以土地作居所、務農，他們與土地的關係，建基於實用生活的使用。對老一輩而言，這是他們畢生耕耘、建立家庭的土地；對正值壯年的一代，這是他們父母畢生努力經營的土地，亦是他們自己及下一代成長的地方，即使本身並不擁有土地，數十年來投放於建屋、裝潢、挖井、建水管等等，投入的精神與心血，非單單以金錢所能衡量，更遑論取代！

　　可現在呢？收購為土地訂了市場價格，它並不反映原先的實質的使用，卻指向一個虛無的未來的以地產項目發展模式定義的交換，它的意義，成了一個以不斷易手或出租創造資本累積的工具商品。此時，我們不禁回想，政府推出此發展計畫，不是聲稱是為了照顧人口增長的需要嗎？增長的，似乎卻只是地產商是投資收益。

　　在各種發展至上、深港同城化、加速基建等等的論調中，香港的農地已經逐漸因被想像成都市的附庸而被消滅殆盡。當綠油油的景致、閒逸的河畔景色成為了地產項目中炙手可熱的增值點，漸漸地，新界土地的意義，只能化為各地產商用來炫耀實力及展示發展前景的土地儲備表中的數字。用了何種手段去搶得土地，威逼利誘、偷呃拐騙，卻似乎無人關心。

圖：廢料棄置於以往的農田

　　我們若要對此說「不」，只換來政府高官以一副「你咪阻住人發達啦」的嘴臉來回應，劉皇發更加在菜園村事件裡將新界人的特徵本質化，說新界人最甘願犧牲云云。可是，我們仍然要問，這種發展模式，是我們需要的嗎？如此不公義的掠奪，我們又可以忍受嗎？

文：佳佳@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勾結權貴與無視窮人的港鐵規劃(日出康城與逸東邨)

2009-09-30T14:09:00.000+08:00

港鐵建站背後的考慮已經相當明顯：水份超強的地產項目「溢出骯城」有新車站，三成都是拿綜援的逸東邨公屋居民等待鄭汝樺局長一個遙遙無期的承諾。

　　如此種種，都讓我們質疑：究竟鐵路發展是為誰而建?

又記的都市革命

2009-09-10T18:50:00.003+08:00

　　城市的認知系統已經嚴重汙積。地鐵車廂內的行車路線圖可以將異質的地方連結得再無分別，路過的人只懂透過從主流渠道獲知的成本利益分析來閱讀繁雜的城市生活。我們認識的社會，慣常以議題、數字、慘劇個案來表達，所呈現的都市結局都是難以重組的碎片。究竟社區關係及廿四小時的生活是如何連貫的？或許我們連社區是否存在這一事實亦抱有質疑。頃刻，若然有一個完整而立體、不能量度、在各種感官刺激都似乎超越了邊界的「社區」，明明不能看見卻無故在面前浮現，對於香港人來說這必然是場不能想及的後現代惡夢。

人必須日常

　　「又記美食」在城市人的腦海內成為一場災難的原因，不僅是由於這個社區空間能將零散的生活片段串聯為一張完整的拼圖，令進入這片看似熟悉的迷宮的人感到不安、不習慣，而且它還正在透過日常生活自我突顯，觸及了街道的既有秩序，並有意無意散發一種革命的訊息或者恐慌。列斐伏爾如是說：人必須是日常的，否則他將不能完整（Man must be everyday, or he can not be at all），這句幾乎是套套邏輯的話在今天的都市社會竟然變得充滿啟示。他認為當城市人能夠去除只是以肉眼及抽象的既有論述認知，包括那些預設的競爭關係、簡化的數字等等，然後重新認識實在的城市生活，諸如一條街的內涵、節奏與箇中關係，就是當代一件最革命的事情。而日常生活的面貌得到重拾之時，分裂這種完整性的破壞力量將會無處頓隱，都市便能成為都市，人便能成人。又記嚇呆了「不日常」的人。

　　可是一群人可能會因此而警戒起來。在政治現實上，又記是在全球化、區域發展、各種社會議題紛紜之下發生的「一宗小事」，它的意義往往被這群人質疑 —— 只是關心這麼瑣細的社區問題，倒不如關心一下其他大問題吧，要有更闊的國家及國際視野。這些都成為了香港人喜愛無限「升lv」的慣常症狀，社區問題總是不值一談，城市問題更為重要；又發現城市太細，再搭穿梭機參與國家及國際事務。我們漸漸昇騰到一個已經再鳥瞰不清日常生活模樣的位置，真正變成一個抽象於生活的人。

大排檔的城市化

　　沒有社區日常生活的人很難想像又記作為街邊大排檔如何能夠連貫上廿一世紀的城市，火鍋不是在冷氣室內開爐的嗎﹖當然，城市一直有系統去分類和形塑大排檔這類城市空間，工業的、傳統的、過氣的，阻街、污穢、噪音這些詞彙都成了當區區議員、城市管理者、欲求脹租的業主及旁觀者渴望輸出的理解，正如近日有利益團體為了弱化重建時社區經濟的存在感，而在立法會力陳市區內不應該有醬油店一樣嚴厲和滑稽。

　　又記事件的社區反撲，恰好證明這些對大排檔的抽象形容根本站不住腳。不計數字上社區文化調查小組在又記周邊做的問卷調查（如有九成人認同又記具有社區功能，夜晚燈火有助改善社區治安），就連附近不少會被容易想像成競爭關係的士多（都在同一條街賣酒），看到一群群做問卷調查的年輕人在舖邊樓梯上上落落，也忙不及讚揚他們乖巧。有關又記對其食牌與酒牌的上訴，警察最終也逼於無奈放棄了以「公眾利益」作停牌的理據。競爭自利的關係並無如抽象的論述中發生，反而濫權執法、無故生事的區議員及政府部門立即遁形。

　　城市空間的形式本來並無意義，就是由於是次區議員將原本既存已久的大排檔問題化，再由忍無可忍的社區捍衛大排檔的邊界，經過這一種對生活使用上混淆與澄清的爭議過程，令大排檔的空間形狀及內涵更加清晰、完全。這種「城市化」必須予以肯定，因為它能令物理上的城市形成具有意義的城市，一種抽象的城市空間變化或變回實在的一種。

　　如果對政黨政治感到失望、又發覺國際關係過於布爾喬亞，重返日常生活、把城市空間重新形塑的社區政治將會是變革的起源。

延伸參考：

周思中‧《廣東道的缺口——油麻地街頭對談》

新界發展概念詞典——略記《新界變陣》研討會內的前沿討論

2009-08-22T11:31:00.004+08:00

(上圖引自Hong Kong Industrialist)

　　新界不僅是近年來政府及發展商目眩神往之境，也成為了很多概念的實驗場，各群體試圖透過論述新界發展，從而得到認知上的澄清、利益上的捍衛或政治上的爭奪。在7月18日於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舉行的《新界變陣》研討會的討論中，百多位參與者連同四位認知各種新界問題的講者(規劃署副署長梁焯輝、長春社理事長熊永達、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及菜園村支援組成員朱凱迪)，共同生產了一籃子有關當下新界大規劃發展的概念與視野，嘗試切入正在爭議得如火如荼的新界發展。如能把箇中重點討論深入整理與議論，將有助我們構想新界的未來。

新界性別工程

　　首個要突顯的是一種女性主義的經典思辨。討論新界議題時，還以為劉皇發為首的新界鄉事派曾揚言要強姦陸恭蕙這種父權主義已不復出現，原來各種男性本位的話語仍然在新界話題裡處處可見。當中的轉向是，不再像以往的新界男性透過一種空間的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將女性排斥在新界以外，現在則以想像新界成為從屬的女性空間，為既有發展邏輯建立合法性。當日，規劃署副署長一如既往政府的風格，如早年女性主義地理學者Linda McDowell所言，展現了一種在男性本位的城市/鄉郊想像。按此，新界鄉郊不被看作為具有主體性的地方(自主的經濟、社區及生活方式等)，反而被編配成一種所屬的位置，為了生育原因(滿足未來人口需要)建立新界要配合發展的理由，並以各種「客觀」程序與數字合理化之。現時要配合的「生育大計」，就是零七年來曾任權要將香港估算成一千萬人口的城市，接下來其他在新界的發展項目「需求上」便來得有理有據。

　　陳文鴻教授對新界的形容亦帶有這種影子，像要還原四百年前笛卡兒式的二元分化(Cartesian dualism)，從理解上將思想與身體兩者割斷，一種典型女性主義研究要批判的對象。在會議期間，他多番強調理解菜園村村民在情感上對家園的熱愛，然而必須「理性地」考慮城市規劃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概念上城市是不容許土地被(菜園村)居民「私有化」、必須要將他們公開一起享有，惹多不少在場人士批評他的說法為「達爾文主義」及忽略對村民情感上的尊重。參與會議的村民阿竹甚至當場問及除了概念上的「說瞎話」，陳教授有沒有到過菜園村考察，有理解過日常經驗的生活實踐。

　　這種性別建構工程，將新界地方建立一種屬女性的論述，似乎除了只會縱容一種只在重覆強調「理性」的發展，並把一些正在捍衛其居住權的居民塑造成非理性的主體，別無益處。

城鄉關係的廢存

　　將新界想像成從屬的身體而讓新界的郊區城市化，是城市與鄉郊之間其中一種可能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的確是每個城市都需要深思的。究竟，我城還需要農村及郊區嗎？城市和郊區之間要建立一種什麼關係，要侵蝕還要並存﹖這關乎城鄉關係(rural-urban relationships)的討論在研討會內由陳文鴻教授提出，他從整體城市尺度出發，指出香港不像其他城市一樣有城鄉關係，只有城市面向或城市化。如他較極端的形容，新界基本上「沒有農民」，只有綠帶及休閒農業，同時政府對待農業都是「比較懶」及「一刀切」，導致什麼也不能養，亦沒有農業政策扶持。

　　而就著城鄉關係應該如何發展下去這一問題，講者的態度顯著不一。副署長強調新界保育與發展之間的平衡，陳文鴻教授直接地指出除非我們能夠將新界農地進行「產業升級」，製作「西班牙火腿」或耕作「法國薰衣草」，否則我們要積極考慮鄉郊的都市化。熊永達教授及朱凱迪先生則從另一方向回答此問題，他們不只重申現在鄉郊發展相對城市發展的局面，同時也提出「我們希望有一個什麼的新界」這建構性視野。熊回顧三十多年來他在長春社的經驗，指出七十年代港督麥理浩「大手筆」之後，郊區已經再無任何增長，而回歸後董建華曾經將大嶼山增加入郊區綠帶這無量功德，亦被違反既定規劃程序的唐英年期後用一份以盡量開發為原則的大嶼山規劃概念圖取代。因此他邀請各界人士，當都市化項目入侵新界時大家僅記好好守住城鄉的邊界。朱凱迪更加確立了鄉郊規劃的必要，指出政府一方面強調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對農業發展卻隻字不提這種政策分裂的狀況，重提本土社區經濟的重要。

「全世界都在保育」

　　雖則論壇內火藥味濃，支持城市化的與支持農菜發展的分野明顯，而四個講者角度全異，但竟然都一致在說「保育」。這種「全世界保育」的現象，朱凱迪形容是近年的一種新轉向。他觀察到當「保育」這種城市價值觀由以往的環保團體辛辛苦苦地「打回來」，以對衡政府及地產商的發展主義，這些利益團體也並非只會坐以待斃，它們懂得「食言」(消化字眼概念、轉化成它們的本錢)，而最後它們也在「保育」——「收編」環團協助它們發展項目裡一些保育項目、將鳳園的蝴蝶轉變成樓盤的賣點。

　　在這種朱稱之為「變蝶成金」的做法所有人都似乎在保育的情況所能指出的可悲現實，反是沒有任何人真正地在做「保育」。發展商及環保團體合謀的計劃往往都是在既定的發展框架以外點綴的一些小項目，而真心關注這種發展主義的民間團體，當發現連「保育牌」也因發展商的吞噬而失效之後，也在重新構想如何再論述新界的發展問題。熊永達教授亦同意因現時只有環境影響評估(EIA)，發展都未能涵蓋對環境保育以外的社會影響，故可以朝向要求政府對大型發展項目做「社會影響評估」(SIA)這方向爭取。

融合的自然與政治

　　論壇內的人都不會爭議的，是當下新界發展是由於珠三角融合的勢頭而來的。廣深港高鐵、粉嶺北三合一新發展區、禁區開放、蓮塘口岸開放等等，與其說純粹是一種在香港內發生的城市政治(urban politics)，亦難免迴避新界的爭議同時也是區域政治(regional politics)，即珠三角融合的處境下衍生的問題。

　　反而論壇內值得斟酌之處卻是討論這種融合(的必須性)是「自然而然」的還是「政治使然」。相信融合乃「自然而然」的陳文鴻教授，透過假定了一種時間線性的二元對立，即「以前殖民地自己顧自己」，現在則處於「一國兩制下無可避免要與內地城市連結」，建立回歸後融合的必然性，若果還當作自己是一個「獨立王國」看待，香港就很容易被「邊緣化」云云。而往往，這種理解除了因簡單直接而讓說服力得以增強以外，對於判斷當下發展形勢，其實並無太多好處。這類「討論」近年來時常發生，記得在某一個場景，當有一群以往關注本地問題的學者，近年來都以同一種對立概念和唱一種中港融合論時，陳景輝曾指出，我們不論回歸前後，其實一直都與內地連結的，在六四事件與天安門母親連結、在汶川大地震與四川母親連結，社會民間各界人士與內地的關係「本身」已經存在，何來「自己顧自己」﹖故此，我們可以更清楚理解到，這種強調回歸後便會自然融合的說法是從一個政權而非社區及民間的狹隘角度出發去考慮的，他們其實說的是「港英政府」自己顧自己，現在是「特區政府」要鼓吹融合，卻以融合過程「自然而然」混淆了「政治使然」的本質，這種將政治自然化(naturalizing the political)，說成不能逆轉的趨勢，才是當下新界最大的政治。

其實，這個討論未能在《新界變陣》中開展，各位都知道這沉默的原因。當日在朱凱迪提出此政治現實之時，立即遭到其他講者拒絕此說法的萌起。似乎，融合的思考已成為現今最危險的知識，敏感程度達台獨、藏獨及彊獨的水平。而其他研討會當中談及的「開放/封閉」、「可持續發展」、「邊緣化」等還有待深化的概念，亦必成為未來新界發展過程中概念上最敏感的爭端，我們未來無法逃避的一些課題。

港鐵成功爭取廣深港高速隱形興建

2009-08-04T15:37:00.001+08:00

突然在這一個星期開始，所有人都在反高鐵了。

粉嶺北「貨櫃牆」下禁錮的田園生活

2009-07-21T01:03:00.002+08:00

今日明報也有轉載，明天以後陸續有來..

土地經濟　遇洪而開﹖

2009-07-12T12:52:00.002+08:00

【明報‧城市裝修】

　　從最宏觀的角度看，香港三大所謂「支柱」行業中，金融業的性質是吸取周邊地區的資源，將各地的剩餘價值集中化（centralization），與物流業一樣槍口對外。然而地產這一行業，卻是透過挖取城市內部各種生活領域的資源，透過持續不斷的漲租、改造郊區、惡化空氣質素、甚至土地的剝奪（dispossession）才能夠暢順運作，是集中化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 of centralization），亦是香港表面上作為亞太資本的首都（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往往被忽略的「裏面」。

　　香港人在整個八、九十年代投入炒樓、SARS 期間更樂此不疲、直到次按風暴仍未過去的今天還是熱烘烘。吃自己吃了三四十年，如果要在這個如洪水猛獸般的經濟危機反思，就應當為地產發展模式來一次歷史的反芻。

土地經濟的歷史地理

　　曾經訪問過一位根正苗紅的香港人——1942年在石硤尾木屋區出生，經歷大火，然後安置到七層大廈，結婚後上山蓋木屋，清拆後租住唐樓；八十年代開始炒樓，八十年代中在市場波浪的翻船，失去婚姻成為工人；九十年代板間房被收地重建，上公屋後轉做清潔工——她一生都與香港整體土地經濟環環相扣。當問到她為何要買樓的時候，她直言七十年代的她根本「沒有買樓的概念，更別說炒樓」，「要住的話便上山搭間千呎木屋，不習慣便租，為何要這麼蠢會買房子回來」。她的炒樓行為，忽然變得不可理解。引伸的，正是究竟香港人什麼時候開始才熱中於地產這玩意的？整個地產發展模式是何時活躍起來的呢？

　　其實自六七暴動以降，遠東、金銀、九龍等新交易所相繼建立，華資在兼併了不少退卻的英資資產之際，同時容許了它們初嘗股票市場的龐大資金。引用地理學者鄧永成的概念，一個由華資地產商、港英政府與發現地產有利可圖的股民的「土地發展體制」（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已經初步建立。它強調交易價值的網絡，大大改造了香港人視土地自用、視房產為家的概念。它是城市命運的巨輪，主宰了我們四十年來城市發展的格局。

　　這種土地發展模式當然不是唯香港所獨有，是一種非常極端的複合。它不止於如城市地理學者Andy Merrifield所指出，像美國那種地產利益與州分內政治勢力有勾結的深刻傳統；它又像整個東亞整個地區內的權威政府（strong state）一樣，國家與城市往往以公權力「協作」這些土地利益的交和收，如提出公私營合作的概念，合法地邀請土地利益參與分享。它特殊且極端的，是因為香港曾屬殖民地，英國人上岸後「普港之下莫非皇土」，政府至今還是最大的土地利益集團。因而這個「土地發展體制」比起世界很多地方都來得更明顯、更直接、更堅固、更「勾結」。

拚命多於創造

　　當然，這種殖民時代的勾結向來都十分複雜，土地利益的輸送可能並非出自純經濟的考慮，政府甚至在經濟的效益上適得其反。以上那位地理學者曾在八十年代算了一道大數題，發現原來前港英政府的從土地得回來的收益，根本無法抵銷各種為了這地產經濟而消耗的成本，包括交通配套、行政架構等等。土地經濟使政府帳面豐碩的理由，只是由於未計算整全的總開支。姑勿論港英政府背後懷着什麼經濟以外的因由（詳細可參看羅永生的《殖民無間道》），在沒有經濟利益的前提下，被學術界詬病為一種「拚命多於創造」（Desperation than Inspiration）的經濟模式也並不為過。

　　因這（非）經濟勾結之故，當八四年中英草簽限制回歸前土地發展數量，政府不是帶領香港邁向一種新經濟反是把地產業視作龍頭，忽然關愛舊區環境質素，實質在盤算着市區重建這些不算在內的土地，以保財閥經濟的繁榮及光榮撤退。董建華年代一份施政報告更提及過一項瘋狂的創舉 ——在十年內開展二百五十個市區重建項目，以闢地餵飼整個利益體制。這引發市區生活十年浩劫，居民維權運動處處，直到現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才稍有一刻的屏息。

　　「土地發展體制」像是令大家參與其中，獲得利潤。但從整個歷史地理的過程來看，故事更多的似乎是像起初受訪者的生涯一樣「拚命多於創造」、各種別樣城市經濟的可能因土地租金而遭到排拒、政府政策受地產利益把持、多少舊區居民被遷徙、多少本土經濟被破壞，全都是本地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痛苦不斷的現實寫照。

偽開放與真正的封閉

　　既然這個體制遺害深遠，既得利益當然是拒絕改變的答案，但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合理化自身呢？我們日常所聞，都拿發展與反發展兩種二元對立，謂之若我們死守老樹，不開放土地來發展便會被邊緣化云云。這種「開放」與「封閉」的概念，是支援整套地產發展論述的關鍵詞。

　　為回應這爭論，人文地理學者瑪西（Doreen Massey）曾做過一個具啟發性的研究。她選了兩個地方，一個經常被認為是全球的、公共的、流動的、開放的科研實驗室，另一個是被經常想像成本土的、私人的、凝固的、封閉的家居。表面上，實驗室是每天有國際性會議、全球「精英」匯聚，經過她長期在地考察，發現實驗室其實也封閉得很，不僅是排斥其他功能的單一經濟活動、有保安員禁止進入、而且根本十分具本土性（一種作者解作為植根西方傳統、強調理性的知識生產）；而家居也具備各種開放的活動，能夠集居住、工作、娛樂等功能於一身，家中電腦的功能很多時候都不比工作環境的少。因此，關於這兩種不同時空流（time-space）的問題，她認為不應再問什麼事物本質上是「開放」或「封閉」，真問題是為什麼事物會被定性為「開放」或「封閉」。

　　按此視野，我們不難察覺這種強調現行土地發展模式體制不開放的地方。相比起具社區網絡、靈活運用地方的舊區街道與建築，要強調收益的新地產項目，從設施到管理都相當封閉。反而，像舊區或新界鄉郊的經濟空間結構卻從不封閉。以往利東街一類的本土經濟作業，除了大門常開、童叟無欺、生意額大小無區外，比起許多中環的公司可能更加連結全球，連卡地亞也會找他們做生意。現在一個正被強調流通、融合、經濟開放的廣深港高鐵所影響的菜園村，除了像同文俞若玫所指，「是盛載豐富的生命歷史，是個睡、吃和育兒的地方，也是她們工作、娛樂、聚會、以及增長知識、交換經驗及身分建立的場域」以外，其七八十年代的米產一直都是運往歐美的。「開放」一個本身也具開放性的地方給一條只能連接特定地點的高鐵，骨子裏就是為破壞開放多樣的本土經濟的單一地產經濟建立合理性，產生的效果，只能是從開放走向封閉。

真正開放經濟

　　近年開始談融合，基建在新界郊野穿插，這種由集中重建市區闢地轉向至擴散開發新界的空間政策轉移，將觸發新一波由土地發展引起的災難，如古洞北、粉嶺北內許多具開放性的經濟模式在幾年來遭到地產商收地逼遷。這個土地發展體制對新界這「新殖民地」所帶來的環境、人文及經濟禍害與新一波衝突，是委任多幾位劉皇發也解決不了的事。唯有透過正視由來已久的土地發展體制問題，解除定性某事物為封閉或開放的習慣，才能真正開放城市經濟的未來。

文劍青

「新界變陣」研討會

2009-07-09T16:43:00.005+08:00

各位朋友：

在區域層次上，香港政府和中央一直大力推動中港融合，隨著早前十一五規劃與今年一月《綱要》的頒佈，香港已成為全國發展和規劃中的一顆棋子，珠三角區域正急遽融合與重構；而在城市層面，回歸十年後的空間發展政策開始由集中發展市區轉移至「擴散式」的全面都市化‧‧‧

在此脈絡下，新界地區當前成為了新的城市前沿 (new urban frontier)。新界再不被想像為都市邊陲，而是中港融合裡具戰略性的核心腹地。在這新局面，一系列新的社會、規劃及環境等城市議題都在迅速浮現，包括港深廣高速鐵路的興建、禁區開放、龍尾、鳳園及沙螺洞等具生態價值地點的「鄉郊開發」、三合一新發展區的規劃、蓮塘竹園村與石崗菜園村正在籌劃的清拆等等。而各種舊有問題如土地壟斷、新市鎮模式、丁權問題等，更使當下的發展議題更形複雜。

為理解以上種種問題的發生、現況與可能的他選，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特意舉辦了名為「新界變陣」的公眾研討會，試圖從1) 規劃管理、2) 環境政治、3) 本地產業及4) 社會抗爭四大範疇，切入討論新界議題。主講者包括有梁焯輝先生(規劃署副署長)、熊永達教授(長春社理事)、陳文鴻教授(中國商業中心)與朱凱迪先生(菜園村支援組)。藉著多角度對新界發展的討論，從而深化公眾對當下新界問題的認知。

活動詳情：

日期：七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時間：二時正至五時四十五分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校園溫仁才大樓東翼10樓1017室 (OEE1017)

活動流程：

(14:00 － 14:25) 梁焯輝：新界的未來發展路向

(14:25 － 14:50) 熊永達：新界保育政策的成與敗

(14:50 － 15:15) 陳文鴻：「和諧中見矛盾：城市融合與本地社區發展」

(15:15 － 15:30) 茶點

(15:30 － 15:45) 朱凱迪：「期待新界的空間公義運動」

(15:45 － 17:30) 圓桌討論

如有興趣者請聯絡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

劍青: hkcggspace@gmail.com
劉先生：3411-5986

題目一覽：

1) 梁焯輝：「新界的未來發展路向」

內容簡介

根據「香港2030研究」建議的發展方案，現有發展區，包括市區及新市鎮，預計可足夠容納至2030年人口增長的70%，位於新界的兩個新發展區和低密度鄉郊發展區將容納其餘30%的人口增長。此外，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和社會活動頻繁，有需要加強口岸及交通運輸網絡的建設。所以有關政府部門已開展或準備開展多項關乎土地規劃研究及交通基建的可行性研究。這些項目包括「邊境禁區的土地規劃研究」、「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新界東北及洪水橋新發展區、廣深港高速鐵路、蓮塘/香園圍口岸、以及鄉鎮的地區改善計劃等。個別項目已進入落實階段。從上述規劃中的項目，可以察看到新界地區在香港未來發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2) 熊永達：「新界保育政策的成與敗」

內容簡介

從新界第一個大型私人屋邨發展『錦繡花園』開始，發展與保育就出現了明顯的矛盾。與第三世界發展中地區一樣，香港經歷力為求發展而不惜代價的階段，結果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損失了大片的自然景物和和無數的文化遺產，包括濕地、林地和傳統村落。可幸，香港有些有心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們爭取通過了四項保育條例，即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條例、城市規劃條例、古物古蹟保護條例和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有效保護了佔全港土地約四分一的郊野和一批被為古蹟的建築物。雖然如此，為發展而不惜代價的思維還是主導著香港的施政。許多僅有的自然景物和傳統文化的地點受到發展的強大壓力。我將會回顧和展望新界的發展和保育矛盾的變更，探討新界可持續發展的出路。

3) 陳文鴻：「整合中見矛盾：城市融合與本地社區發展」

內容簡介

討論香港與珠三角的經濟融合與展望
香港本土的社區經濟
發展新界的矛盾與磨合

4) 朱凱迪：「期待新界的空間公義運動」

內容簡介

　　正如很多論者所言，香港社會近年明顯經歷着「空間轉向」，連小市民都對成市空間敏感起來。保護海港、反對「只有自己享受、不理他人死活的」屏風樓、在公共空間實踐公共生活、關心基層市民被驅離城市核心的市區重建、維護社區網絡及地道歷史文化等備受關注的城市運動一個接一個。但是，無獨有偶，這些城市運動均集中於香港島和九龍市區發生，住有三百多萬人的新界彷彿與此絕緣；而且，明明許多城市運動的參與者都是住在新界的，為何他們要老遠坐車到灣仔、深水埗和中環？

　　其實，推動市區空間急劇改變的同一套邏輯，早已在新界「靜悄悄地」全速前進，只是涉及的政治更複雜，令關注者難以介入。門衛森嚴的高檔欄柵社區﹝gated community﹞如雨後春荀，導致社區四分五裂；農地不是變成露天垃圾場，就是任由荒廢待價而沽；跨境基礎建設「專挑軟的吃」欺負非原居民散村社群；還有在公共資源分配上被邊緣化的新市鎮居民。環保和生態組織自八十年代以來一直是在新界「最大聲」的民間團體，不過近年政府和地產商想到以「新自然保育計劃」把他們吸納，當「生態」和「環境」半推半就地被框限為地產資本累積的輔助工具，大環保組織的批判力隨之大減。

　　在推土機不等人的時代，新界的空間公義運動必須急起直追：建立新論述以迎擊「新自然保育計劃」、對新界土地和農業作更深入的研究、重寫幾十年來一直被邊緣化的非原居民散村歷史等……

會場位置：

http://net3.hkbu.edu.hk/~futurewc/bumap.bmp

從善衡校園窩打老道正門進入，到6樓平台，然後從查濟民科學大樓乘升降機到10樓，沿走廊到溫仁才大樓到10樓，1017室即在樓梯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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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粉嶺北：誰在僭建「超級貨櫃牆」(GFW)

2009-07-05T19:14:00.014+08:00

新界近年來的建築已經光怪陸離，荃灣的一公里長屏風樓、大圍火車站及車廠的二十座摩天排樓、石湖墟再版紅灣處處險象環生，原有的經濟、環境與生活都遭受影響。但我們萬萬也想不到，在偏遠的粉嶺北梧桐河——一處現被分區規劃為綠色保護帶(GB)的地方(見圖二)，竟然出現如此誇張景觀。

　　在今天屏風樓已經道德上不再容許的時代，竟然還有密佈的超級貨櫃牆，暫時名命它做GFW，比內地的網絡防火長城(GFW)更密不透風的Great Fanling Wall，將旁邊一帶的農田的兩個方位完整的「表列」起來。

遭禁錮的田園生活

　　在旁從事農務已經有40-50年的張生張太，告訴我這情況其實是在去年12月開始的。張生用客家話大概描述以往的情景：「本來這貨櫃場以前是一片濕地，年尾突然平整了土地，貨櫃愈搭愈高，有些甚至去到7層高。」

　　故此，他們2009年起開展了一種遭貨櫃牆禁錮的田園生活。這排約200米乘800米的GFW所帶來的首要禍害，就是令田地的去水功能盡失。張太透露：「這貨櫃場前身是下游的濕地，水都是向下流走的。」這牆使人憎惡的地方，不只因為它擋住了去水：「現在，濕地遭平整後比農田還要高，每逢雨天，雨水都倒流向農田，將田裡的農作物浸死，水也無法經濕地流向河道(梧桐河)。」

　　整個環境地理——作為農作物能夠健康生長的重要因素——也因此貨櫃牆的並置而失靈。取而代之，並列的牆壁遮阻了本來充沛的陽光、本來清爽的風，張太半塊田的農作物因此而失收。她拿出了一條在已經泛黃的青瓜，與一條較遠離此牆的青瓜比較，可以看出優質的環境對農作物是何等的重要。但對張太來說，農作物還算是其次，在這田生活了都已50年，她說她真的很懼怕每天對著這景象，「尤其在大風天氣真的不敢走去近牆的田耕田，貨櫃搭得那麼高，萬一大風吹下來就會被壓死。」

誰是「綠霸」？

　　或換一個問法，究竟是誰霸佔這個綠色帶作貨櫃場﹖難以想像如此痛恨僭建物的政府竟然在這違章建設面前顯得如此冷靜。而根據當地居民的傳言，這幅地屬原居民擁有，他們指因為擁有者在另一處新界地方與政府發生爭執，政府最後容許了他們在這濕地上建貨櫃場，以作政治交易。一大片綠色環境隨即都市化，分區規劃(Zoning)亦失去了其意義。

　　因此可以推斷，這僭建之場(牆)並非由於新界太遠離北角而管理困難，它是一種刻意的容許。一翻開規劃署在去11月做的新界東北發展研究，更加可確定部門其實是知悉這個綠色帶裡存有貨櫃場的，因為在「現時土地利用」的地圖上已經顯示出來(圖一紫藍色部分)。規劃條例清楚列明，綠色帶的分區規劃是不容許貨櫃場/貨櫃車泊置這種土地用途的(見此文件)；另一方面，政府的研究文件又在確定著他的存在。如此的矛盾，究竟是擁有者抑或是政府才是真正環境兇手這個問題真是難以解答。

　　姑且相信新界東北發展研究裡對考察當地的土地利用是準確的，這就反映貨櫃場已在這半年內大規模的擴張。若果觀看圖三，黑圈括到的貨櫃場面積，比起規劃署研究報告裡的紫藍色部分(圖一)相差十數倍有多。按此速度，整個粉嶺北的郊區被它蠶食過來已不遠矣。面對此牆，張生張太訴求無門，曾經寫信去地政署叫它履行法律，但也沒有結果。對菜園村的朋友來說，他們應該很羨慕地政如此消極的態度吧。

　　其實這「超級貨櫃牆」只是整個粉嶺北其中一個視覺上誇張的例子，政府將會未來數年在粉嶺北以公私營合作的方式建一個新市鎮，地產商在這一區內的買地行為已經基本完成，這幾個月來已經有不少不願放棄幾十年農業生活的居民，被大地產商告上法庭。若要旨意政府會關懷在箇中默默耕耘的居民的生活、農業發展等問題，以上的例子有助你排除了這種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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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圖一、新界東北規劃發展研究裡顯示的現時粉嶺北的土地利用，紫藍色為貨櫃場，紅圈為張氏農地、黑線為超級貨櫃牆。

圖二、現時粉嶺北的分區規劃 (紅圈為張氏農田、綠線為超級貨櫃牆)

圖三、Google Map上實質貨櫃場的大小(黑圈顯示)

市區重建的「三無」檢討報告

2009-07-03T02:49:00.010+08:00

負責這剛剛出爐那份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報告，為新一輪市區重建的爭議揭開序幕。各大政黨、民間及財團都爭相研究箇中內容，追蹤未來市區重建的進路。而與市區重建局(前身土地發展公司)已經有緊密「合作」關係的羅致光團隊，單計他在零五零六年之間的功積，已經協助市區重建局一口氣完成六個研究報告(詳見http://web.hku.hk/~hrnwlck)，已廣泛已被民間稱為政府的御用學者。因此當今次天發展局花費數百萬公帑研究東亞六個城市市區重建經驗的報告再度落入他的手中，有許多對市區重建有興趣的朋友都質疑其研究結果的獨立性、會否受政府或社會壓力而影響其研究結論等等問題。

　　這份報告對本地的市區重建茲事體大，我們必須要審慎監測，留意報告有否基於政府某些既有的政策方向，使研究的獨立性再次受到干預，以免在這第一階段的檢討，已經被研究妨礙了市民對真正市區重建願景的建立。綜合來說，可以看出報告作為一個正常研究所欠奉的三大處。

一無：問題跨度與深度

　　是次報告的目的，主是要考察東亞六個城市(包括東京、首爾、台北、上海、廣州及新加坡)的市區重建經驗，帶著香港遇上的重建問題，到這幾個城市尋求參考與答案。姑勿論考察範圍遭到發展局收窄至東亞城市，而非集中於本土經驗或西方城市這個研究局限(見何秀蘭的立會質疑)，我們仍能發現羅致光報告內提出當下市區重建問題的覆蓋面十分狹窄，未能全面反映本地近十年來重建面對的各種核心問題，有時甚至提出的問題本身沒有任何學理基礎，亦即是偽問題。

　　報告起首拋出需要回應的七大問題，許多都是市建局自身關注的問題(如私人市場的角色、財務安排、市建局的工作範圍)，而非整體市區重建的問題。其中一個市建局自身財務安排的問題，許多人應該也會覺得匪夷所思，為何一種每年純利賺幾十億、主席可在利潤內分數個巴先分花紅的運作，竟成為市區重建要檢討的問題呢﹖難道市建局開始對這種售賣舊區居民家當來分紅的模式感到內疚﹖恰好相反，羅致光轉移了這個問題，說未來市區重建「隨著公眾對降低發展密度的要求愈來愈殷切，這方面的收入日後將會逐漸減少，而保育、復修或活化工作的開支均會增加，市建局如何可以維持財政自給便成為一個問題(撮要, p.3)」。明顯地，這反映研究正在狹隘地關注市建局自身如何在做保育項目時也能繼續賺錢。

　　報告內的問題也反映出欠缺深入思考。譬如說舊區老化問題，報告似乎對老化的情況與發生並無深入理解，便假定了它成了一個問題，然後挪用一堆數字證明便似是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英美城市，老化這問題通常稱為「城市衰落」(urban decay)，是一種戰後居民遷移鄉郊居住，使內城區(inner city)的建築物出現資本流失(disinvestment)及租客流失，並引致日久失修的城市過程(Smith, 1995)。然而，香港這活躍的東亞城市，舊區其實一直十分興旺。資本流失的發生，主要是由於土地發展公司宣佈重建項目後，卻沒有實質執行，為重建區內外許多業主建立了虛構的重建期望，令他們不敢再投放資金於維修自身物業上。沒有對老化概念的認知，結論當然是確立了市區重建的必要性，卻忘記了重建的期望才是本地老化問題的主因，故政府繼續推動重建只會令老化問題更加嚴重，最後反而更加強化了重建的必要。

　　另一個沒有什麼學術基礎的問題，就是有關市建局裡4R (四大策略)的問題，作為不同章節所跟從的分類框架。其實研究起初沒有概念是不要緊的，應當誠心「惡補」即可，如應多涉獵如兩年前許寶強一篇文章裡提出過「進步保育觀」的重要觀念。文章指出過，4R本是偽分類，有什麼發展不是特定的一種保育，有什麼保育不是特定的一種發展﹖因此保育也是一種「進步發展觀」，透過孕育社區的網絡、經濟與文化，成為市區重建的真正定位。可是，研究報告當然概念上對此毫無認知，繼續在不同問題沿用這種偽分類，對立化重建發展與其他(非發展)策略，失去了報告作為「檢討」本身的意義。

　　更重要的，許多真正的有關市區重建的問題，就被這些狹隘的關注與無概念支持的問題覆蓋。一籃子的真正問題，如市區重建應該帶領我們邁向一種什麼的經濟? 是地產經濟、社區經濟還是其他﹖這個是近十年來民間社會在不同場合都一直經營及探索的議題，偏偏卻在《檢討》內被抽象化。另外，不知是刻意的選取抑或是無意的遺忘，《檢討》亦忽略了市區重建過程中如何照顧城市低下層的生活問題。數年來的重建項目都產生了士紳化的效果，不單將原本可讓不合資格申請公屋的低下層租住的舊區空間(包括天台屋、閣樓等)清除，甚至未來的發展讓鄰近舊區的租金急升，這恰恰是現在市區重建過程引致的嚴重問題。《檢討》報告對此的寂靜，帶有很重弱視基層問題的意味。

二無：比較方法

　　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術研究報告，一個適當方法的選取對整個研究內容有莫大的影響。是次《檢討》要以東亞城市經濟給香港參考，涉及一種比較類型的研究，就必須找一個可以容許比較的框架。

　　這一類似的比較研究，至少需要兩個必要條件才能有效進行：一、必先要將至少兩個作比較的事物建立一種系統的認知，深入了解兩者可比與不可比的原因。二、認清作比較地方的歷史、文化、地理各方面的脈絡，以作為比較內容可比與不可比的前提。如報告裡提及東亞城市的「價值基礎、政治結構及文化，以至不同持分者間的權力及互動關係，都是我們在評估這些外地經驗可否供香港借鏡重要考慮因素」交代了研究的局限，但報告卻忽略了比較的首要條件——要對於比較的對象有確切的研究，包括香港。

　如果純粹不作其他城市與香港的比較，欠缺以上條件(認識香港經驗)在方法上是沒有問題的。嚴格來說，報告不能算是一個比較研究，因為報告只要求學者到東亞六大城市找出各自的市區重建模式，實踐一種最底層次的研究定義(資料整體與搜集)，而不是對比六個城市的異同，更沒有一個對本地市區重建經驗有深入研究用以對比於六大城市的分析方法，在方法學上若要拿東亞城市與香港比較將不合乎學術要求。

　　但是，在結論的部分可以看到，報告雖然以資料搜集的模式，卻貪心地企圖偷步拿不同城市的經驗與香港做比較，藉以指點香港未來的市區重建方式。作為一個具規模的學術研究，報告顯然對本地重建模式失卻了一點深入的研究及關注，只是單向地透過找出東亞城市各方面的做法，又怎能拿來與香港比較﹖

　　如是者，在經驗總結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偷步」的結論。如台北、東京的社區自發重建模式被形容為不適用於香港，因為「較之其他城市，香港地方社區的力量相當薄弱(撮要, p12)」…「由下而上的規劃及重建取決於強化的社區及獲賦權的區政府。而香港似乎並不具備這一先決條件」(撮要, p10)。報告內有清楚研究過本地的社區組織的能力嗎﹖這種比較極具偷步之嫌。而有關各城市強制拍賣的比例，則不知為何來變得可以比較，報告中很突出香港強制收樓的比例比起其他東亞城市為高，可以有改善的空間。現在研究者很清楚香港與其他城市之間有關強制拍賣方式的分別嗎﹖除了比例之外，其他城市的門檻也牽涉著一系列的相關法例保障，例如公開聆訊等，法定機構可駁回申請等等。

　　歸根究底，這些比較不能帶出一個具可信性的原因在於，報告並沒有為香港市區重建的模式、經驗及教訓進行深刻的回顧，只純粹借東亞城市的經驗，藉以單向地與香港情況作「比較」，導致報告不能建立一種判別外地經驗可以沿用與否的標準，容許了任意的借鑒。若果研究只是完全根據研究者偏好的話，檢討報告還有什麼說服力可言﹖

三無：前後連貫

　　在詳細報告內新加坡的部分，其實都有充分留意到降低收購門檻這種當地稱為「集體出售」 (En Bloc) 的做法所釀成的禍害，引致諸如「持異議的業主遭報復事件屢見報端」、「受集體出售影響的租戶怨聲載道」、憲法受到集體「重大的挑戰」(p.13)等等。可是，這章節裡的研究內容好像被完全遺忘，在報告的經驗總結裡，反而建議香港可以考慮降低收購門檻，原因竟是相對於其他城市「香港的法定門檻最高」，因此「要考慮這個百分比是否需要作出調較．．．」 (撮要, p.13)。這的確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何報告明明知悉這種做法會導致一連串的城市問題，仍然要建議給香港作參考﹖身邊的朋友都在吸毒，是否就要考慮自己是否需要作出調較﹖報告的建議與其內容已經到達一個不合乎邏輯的地步，這市區重建「有樣學樣」的態度似乎已得到學術上的縱容。

　　更加詭異的是，報告寫到最後就連開首的問題也要忘掉，在總結重建經驗時未能作出相應的回答。例如前文提及「可持續的城市」的問題，研究拋出了探索市區重建中環境、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但在最後這個問題好像不了了之，只看到一些與政府內部在籌算著的方針相符的建議被置於當眼處 (如強勢拍賣的門檻降低(撮要, p.12)、私人參與模式(撮要, p.13)、市建局債券化(撮要, p.15)等等)。

　　如此種種，都讓人不禁懷疑，這份學術研究只純粹為政府開路的台階，就算實質的研究內容如何，最後的建議都與政府/發展局預定了的假設無異。

　　不禁要問，我們為何要花數百萬做這一次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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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Smith Neil (1995),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理解城市政治．讀書組

2009-06-30T13:07:00.002+08:00

　　近年來，無論宏大如土地規劃重建，微小如道路醫院學校(如近期的正生書院)的爭議，都能舜息間引發起一場政治運動。這些由城市各種特性(異質性、密集性、即時性等)而成的城市政治(urban politics)，已不能被傳統社會組織理論所能理解，箇中邏輯的複雜性亦無法為長官們掌握，更遑論被各政治助理及政治化妝師可以輕易撲救。

　　為更深入理解及說明當下城市政治的模態，本會選了《無法統馭的城市？：秩序／失序》一書內「城市政治」這一章作閱讀素材，透過文化地理學家Sophie Watson介紹城市政治的多種面貌，與及城市權力與政治的概念與底蘊，為似是全面失序的政治局面建立一種認知的秩序，或者相反。

日期：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恆校園溫仁才大樓OEW903室
內容：
14:00 - 15:30 簡介文章內容及重要觀念
15:30 - 17:00 將討論帶來本地的城市政治

是次活動歡迎各位朋友參加，茶點招待。如欲索取預覽文章或查詢詳情，請聯絡劍青(64069645) 或致郵hkcggspace@gmail.com。謝。

參考書目：
史提夫．派爾（Steve Pile）著(2009)，王志宏譯，《無法統馭的城市？：秩序／失序》，群學出版社。(旺角序言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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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希望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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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發展概念詞典——略記《新界變陣》研討會內的前沿討論

港鐵成功爭取廣深港高速隱形興建

粉嶺北「貨櫃牆」下禁錮的田園生活

土地經濟 遇洪而開﹖

「新界變陣」研討會

粉嶺北：誰在僭建「超級貨櫃牆」(GFW)

市區重建的「三無」檢討報告

理解城市政治．讀書組

南華早報：新世界指責村民在綠帶土地上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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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轉念　八十無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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