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引自Hong Kong Industrialist)
新界不僅是近年來政府及發展商目眩神往之境，也成為了很多概念的實驗場，各群體試圖透過論述新界發展，從而得到認知上的澄清、利益上的捍衛或政治上的爭奪。在7月18日於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舉行的《新界變陣》研討會的討論中，百多位參與者連同四位認知各種新界問題的講者(規劃署副署長梁焯輝、長春社理事長熊永達、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及菜園村支援組成員朱凱迪)，共同生產了一籃子有關當下新界大規劃發展的概念與視野，嘗試切入正在爭議得如火如荼的新界發展。如能把箇中重點討論深入整理與議論，將有助我們構想新界的未來。
新界性別工程
首個要突顯的是一種女性主義的經典思辨。討論新界議題時，還以為劉皇發為首的新界鄉事派曾揚言要強姦陸恭蕙這種父權主義已不復出現，原來各種男性本位的話語仍然在新界話題裡處處可見。當中的轉向是，不再像以往的新界男性透過一種空間的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將女性排斥在新界以外，現在則以想像新界成為從屬的女性空間，為既有發展邏輯建立合法性。當日，規劃署副署長一如既往政府的風格，如早年女性主義地理學者Linda McDowell所言，展現了一種在男性本位的城市/鄉郊想像。按此，新界鄉郊不被看作為具有主體性的地方(自主的經濟、社區及生活方式等)，反而被編配成一種所屬的位置，為了生育原因(滿足未來人口需要)建立新界要配合發展的理由，並以各種「客觀」程序與數字合理化之。現時要配合的「生育大計」，就是零七年來曾任權要將香港估算成一千萬人口的城市，接下來其他在新界的發展項目「需求上」便來得有理有據。
陳文鴻教授對新界的形容亦帶有這種影子，像要還原四百年前笛卡兒式的二元分化(Cartesian dualism)，從理解上將思想與身體兩者割斷，一種典型女性主義研究要批判的對象。在會議期間，他多番強調理解菜園村村民在情感上對家園的熱愛，然而必須「理性地」考慮城市規劃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概念上城市是不容許土地被(菜園村)居民「私有化」、必須要將他們公開一起享有，惹多不少在場人士批評他的說法為「達爾文主義」及忽略對村民情感上的尊重。參與會議的村民阿竹甚至當場問及除了概念上的「說瞎話」，陳教授有沒有到過菜園村考察，有理解過日常經驗的生活實踐。
這種性別建構工程，將新界地方建立一種屬女性的論述，似乎除了只會縱容一種只在重覆強調「理性」的發展，並把一些正在捍衛其居住權的居民塑造成非理性的主體，別無益處。
城鄉關係的廢存
將新界想像成從屬的身體而讓新界的郊區城市化，是城市與鄉郊之間其中一種可能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的確是每個城市都需要深思的。究竟，我城還需要農村及郊區嗎？城市和郊區之間要建立一種什麼關係，要侵蝕還要並存﹖這關乎城鄉關係(rural-urban relationships)的討論在研討會內由陳文鴻教授提出，他從整體城市尺度出發，指出香港不像其他城市一樣有城鄉關係，只有城市面向或城市化。如他較極端的形容，新界基本上「沒有農民」，只有綠帶及休閒農業，同時政府對待農業都是「比較懶」及「一刀切」，導致什麼也不能養，亦沒有農業政策扶持。
而就著城鄉關係應該如何發展下去這一問題，講者的態度顯著不一。副署長強調新界保育與發展之間的平衡，陳文鴻教授直接地指出除非我們能夠將新界農地進行「產業升級」，製作「西班牙火腿」或耕作「法國薰衣草」，否則我們要積極考慮鄉郊的都市化。熊永達教授及朱凱迪先生則從另一方向回答此問題，他們不只重申現在鄉郊發展相對城市發展的局面，同時也提出「我們希望有一個什麼的新界」這建構性視野。熊回顧三十多年來他在長春社的經驗，指出七十年代港督麥理浩「大手筆」之後，郊區已經再無任何增長，而回歸後董建華曾經將大嶼山增加入郊區綠帶這無量功德，亦被違反既定規劃程序的唐英年期後用一份以盡量開發為原則的大嶼山規劃概念圖取代。因此他邀請各界人士，當都市化項目入侵新界時大家僅記好好守住城鄉的邊界。朱凱迪更加確立了鄉郊規劃的必要，指出政府一方面強調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對農業發展卻隻字不提這種政策分裂的狀況，重提本土社區經濟的重要。
「全世界都在保育」
雖則論壇內火藥味濃，支持城市化的與支持農菜發展的分野明顯，而四個講者角度全異，但竟然都一致在說「保育」。這種「全世界保育」的現象，朱凱迪形容是近年的一種新轉向。他觀察到當「保育」這種城市價值觀由以往的環保團體辛辛苦苦地「打回來」，以對衡政府及地產商的發展主義，這些利益團體也並非只會坐以待斃，它們懂得「食言」(消化字眼概念、轉化成它們的本錢)，而最後它們也在「保育」——「收編」環團協助它們發展項目裡一些保育項目、將鳳園的蝴蝶轉變成樓盤的賣點。
在這種朱稱之為「變蝶成金」的做法所有人都似乎在保育的情況所能指出的可悲現實，反是沒有任何人真正地在做「保育」。發展商及環保團體合謀的計劃往往都是在既定的發展框架以外點綴的一些小項目，而真心關注這種發展主義的民間團體，當發現連「保育牌」也因發展商的吞噬而失效之後，也在重新構想如何再論述新界的發展問題。熊永達教授亦同意因現時只有環境影響評估(EIA)，發展都未能涵蓋對環境保育以外的社會影響，故可以朝向要求政府對大型發展項目做「社會影響評估」(SIA)這方向爭取。
融合的自然與政治
論壇內的人都不會爭議的，是當下新界發展是由於珠三角融合的勢頭而來的。廣深港高鐵、粉嶺北三合一新發展區、禁區開放、蓮塘口岸開放等等，與其說純粹是一種在香港內發生的城市政治(urban politics)，亦難免迴避新界的爭議同時也是區域政治(regional politics)，即珠三角融合的處境下衍生的問題。
反而論壇內值得斟酌之處卻是討論這種融合(的必須性)是「自然而然」的還是「政治使然」。相信融合乃「自然而然」的陳文鴻教授，透過假定了一種時間線性的二元對立，即「以前殖民地自己顧自己」，現在則處於「一國兩制下無可避免要與內地城市連結」，建立回歸後融合的必然性，若果還當作自己是一個「獨立王國」看待，香港就很容易被「邊緣化」云云。而往往，這種理解除了因簡單直接而讓說服力得以增強以外，對於判斷當下發展形勢，其實並無太多好處。這類「討論」近年來時常發生，記得在某一個場景，當有一群以往關注本地問題的學者，近年來都以同一種對立概念和唱一種中港融合論時，陳景輝曾指出，我們不論回歸前後，其實一直都與內地連結的，在六四事件與天安門母親連結、在汶川大地震與四川母親連結，社會民間各界人士與內地的關係「本身」已經存在，何來「自己顧自己」﹖故此，我們可以更清楚理解到，這種強調回歸後便會自然融合的說法是從一個政權而非社區及民間的狹隘角度出發去考慮的，他們其實說的是「港英政府」自己顧自己，現在是「特區政府」要鼓吹融合，卻以融合過程「自然而然」混淆了「政治使然」的本質，這種將政治自然化(naturalizing the political)，說成不能逆轉的趨勢，才是當下新界最大的政治。
其實，這個討論未能在《新界變陣》中開展，各位都知道這沉默的原因。當日在朱凱迪提出此政治現實之時，立即遭到其他講者拒絕此說法的萌起。似乎，融合的思考已成為現今最危險的知識，敏感程度達台獨、藏獨及彊獨的水平。而其他研討會當中談及的「開放/封閉」、「可持續發展」、「邊緣化」等還有待深化的概念，亦必成為未來新界發展過程中概念上最敏感的爭端，我們未來無法逃避的一些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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