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載於《大仇富》 2011年]
請攪清楚，當今所謂「仇富現象」是在近十年來富人開展城市復仇計劃 (Urban Revanchism)的背景下產生的[1]，營營役役的基層才沒有空閒無故對富豪產生什麼情愫。富人就是眼紅低下層仍然能在舊區寮屋找到廉價租金、社區能建立互助網絡、農民還可在農地上自由踏實地生活。對於此，他們開始感到愈不耐煩，為何他們這樣便宜就配有這些美好的生活呢﹖對我們交這麼多稅的人太不公平了吧。他們開始想像各種冠冕堂皇的政策/規劃來「收復失地」，使富人王國的秩序可以在這些土地上得以彰顯。簡言之，「仇窮」就是「仇富」的前提。
於是，廿十世紀貧富分明的階級戰爭就得以借屍還魂：歷史已由工人對抗被資本家剝削遭到管治階層的壓制，資本轉過來透過政權機器重新壟斷基層的經濟與生活，向富人施予各種優待的政策與規劃奪取弱勢資源及生活空間，貧富對立的臉龐又再清晰浮現。城市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提出「透過奪取而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來形容資本的當代策略，就是官商聯手發財去打劫窮人弱勢的最確切形容。故此，當今仇富情結的回歸是有根有據的，這一方面是窮者被追殺下的悲哀情緒，亦是關乎百年現代歷史上還未了結的公道。唯一的分別，就是抗爭出現的地方不再像以往局限於工廠，而是水銀瀉地般散佈在城區、郊野、鄉村、新市鎮甚至還在高攀不上富人的小康社區出現，共同頑抗這些無孔不入的傾斜與略奪。
歐美這場富人復仇記已經抗爭了數載，本地這場戰線才剛剛開展，市民不能再浮沉在只會報導衝突場面的嗜血傳媒頻道，必須結集地方經驗，全面檢閱引發這些抗爭的富人復仇策略。
侵奪舊區無一刻的休止
從地產商的角度，市區土地是最就手的資源，除了價值連城，又不用長途跋涉鋪路造渠駁電線將「生地」變成「熟地」，長期由唐樓小業主及低下層所霸佔實在於理不合。「市區重建」成為了富人重奪城市土地的橋頭堡(Frontier)，勢要把城市土地重新分配到他們手中。
一連串市區重建的「收復」策略重未止息。八十年代末，港英政府創立了「土地發展公司」(LDC)，由現時地產界功能組別的石禮謙引領，辦演私人機構，以改變環境之名選定「貧民地區」(Pockets of poverty)作重建區。首階段就一下子公佈了25個重建計劃，其中數個包括現成了朗豪坊的旺角雀仔街、萬景峰的荃灣七街及現由合和及信和共同瓜分的利東街，著手進佔低下階層的生活空間。根據荃灣七街的例子，早前對待受影響租戶就只有每人$3,000的運輸費，請窮人「過主」。
這個「土發」的玩意被九八年金融風暴拖垮面臨破產，在政府政策文件檢討中，認為收地手段「過於君子」而拖慢了計劃。為了加速重建進度及「釋放土地資源」(給發展商)，政府將土發 (LDC)重組成市區重建局 (URA)，賦予更大的法律手段，收購足九成就可以用「土地收回條例」徵收土地。同期亦開始撤銷《租務管制條例》，從此租戶在一年死約後一個月通知就要遷走，亦大大方便了受重建影響的業主逼走租戶交吉。唐樓內蘊藏各種社區產業及廉價生活空間、包括做花牌的、做車房的、士多、蔬果商販等，唐樓空間的靈活性與街道生活，在垂涎三尺的發展機構眼中都是骯髒的、落後的、混亂的、需要被迅速整治的。到最後，土地都是落到了富人手上，地產商還要不滿市建局「食水太深」，令他們賺得不夠暢快。[2]
十年來針對舊區業主及低下層的動盪，因2008年開展的《市區重建策略檢討》而更形惡化。在這些日子裡，較肥美的市區土地已被徵收得七七八八，檢討報告指出市建局未來方向將會擔當促進者的角色，協助私人發展商重建。而民間提出的「樓換樓，鋪換鋪」作為保障舊區居民生活的讓步當然不被接納，反而做了一個次貨的「樓換樓」政策來堵塞民情，向深水埗及土瓜灣的受影響戶聲稱可選擇做所得賠償優先購買啟德豪宅，將本來樓換樓箇中「原區安置」及「呎換呎」的概念完全抽空。
最恐怖的事也隨之降臨——未來市區重建將成為私人收樓王的世紀。配之以私人重建強制拍賣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私人收購將會全面主導重建。當中作為俵俵者的田生地產，其收樓血紅橫額遍佈了深水埗、長沙灣、土瓜灣、何文田、天后、西環等地，大角嘴相當大比例的唐樓都有田生地產的烙印。令人懼怕的地方，在於未來將會由法規的傾斜配套，變成遇上無故火警燒死未遷出居民警方也不會作調查的無法無天。
連年對低下階層的針對並無一刻的休止，市區環境生活質素因屏風樓、商場壟斷大幅下降，市區租戶成為游牧民族不斷重建搬遷承受愈來愈高的租金，富人「仇窮」的計劃夠狠了吧。還未夠，當發展商將窮人生活的市區空間消耗殆盡以後，他們已經有遠見地的埋首研究發展「市區地下岩洞空間」，騰出價值高的市區用地賣做豪宅，將貨倉、大型油庫、屠房、渠水或食水處理廠這些當前被理解為「厭惡性的設施」藏在地底，製造大量岩土廢料之餘，前線勞動者到時工作時就連陽光也不配享有。
富人規劃下的棄嬰
向弱者抽刃固然可恨，然而最為可恥的，莫過於借窮人「過橋」製造更大的貧窮，透過發展造就貧富懸殊的發展。
近年的新市鎮 (新發展區) 規劃盡是此等無賴案例。去年天水圍被南華早報，揭發天水圍官商暗下協議，禁止政府建築物內的商業發展影響，連一所廉價的街市也不容存在。報導引述，這座新市鎮甚至是八十年代包裝地產商私人豪宅計劃下的幌子，為了協助長實在這個偏遠地方鋪橋搭路，長實及眾多地產商將它囤積的農地魚塘，以約高於市價四倍賣給政府，然後再以8億完買入40公頃最優質的南面土地，以免費得到所有基礎建設的安排[3]。
「其餘」四分三的公營房屋土地，原來是為了合理化此乃新市鎮而非豪宅計劃的副產品，是官商暗結的珠胎。提供什麼公屋單位於鎮內較好、住在公屋內的人如何生活、他們靠什麼生活﹖以上統統不是考慮重點，點綴本身就是內容。規劃藍圖上，都將公屋發配交通不便的天水圍北部相當容易理解，正如棄嬰只會出現在陰暗的陋巷或孤兒院。公屋向來素有為窮人提供安穩家園的承諾，在天水圍的規劃下的卻有相反的結局。
這種以窮之名進行規劃謀取私利人人得以誅之，然而不幸地這套邏輯將會在各區繼續滋長。處於新界另一方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是一個擴充上水/粉嶺新市鎮邊陲的概念。它透過犧牲既有新市鎮所能享有的綠化地帶及周邊非原居民村，目標在新界東北多增三分之一的人口，聲稱解決長遠香港的居住問題。
與天水圍相同的問題出現了，現時新發展區將會以「公私合營」的發展模式，即政府只負責研究、改劃及協助換地，未來發展則會與「地權人」合作開發。好一個「公私合營」，過程中製造了多龐大的投機空間啊，又能引入地產商收地逼遷，未來發展時就不需花費很大氣力進行收村，真是一舉兩得。據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的調查，發展商已經瓜分了大量發展範圍的農地，並且有序地劃分各自收地的地盤，如粉嶺北內的馬屎埔村(恒基獲八成)、石湖新村 (新世界)、天平山村 (未曝光的大地產商)。這種公私合營的模式，註定了給低下層的公屋又會成為豪宅發展的附庸、被配置至位置較差的地方，成為地產商們等待以久的豪宅用來過橋的對象，這情況已經在當下規劃圖中發生。
計劃又聲稱整個新發展區規劃，私樓及公屋單位各佔六四比例，聽起來好像甚有「公眾利益」。[4]然而，深入調查這宗規劃裡的「六四事件」，從土地面積察視箇中的土地利用建議，可發現計算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輋三大新發展區內，私樓所佔的土地約有47塊，相比起只有9塊被劃作公營房屋的用地，以面積來計算，原來連二八比例也沒有﹗亦即是說，經常說成為了「公眾利益」所以開發新發展區，基本上只需要佔用很少土地資源就能完成，根本不必要在新界另覓偏遠地方放置公屋。最終目的，畢竟是為了成就其餘八成中低密度、發展商已囤地就緒的新界私人豪宅大計。另外那四成的新界東北私樓單位，都是由地產商主導，亦很有理由變成內地炒家投機的天堂，最後所謂滿足人口需求的理由都是空話 (甚至，長期多估數量的人口估算說未來人口在2039年有889萬，從而合理化是次發展作為解決人口需求都是空話)。
現代規劃的誕生源於工業時代工人的貧窮狀況，本來就是用以改善低下層生活質素。有誰可以告訴我，這些新市鎮/新發展區除了先破壞了原有非原居民村較廉價的生活空間、遺棄了一群新來的群體在當地找不到工作、加速新界鄉郊豪宅化，這些計劃還剩下什麼意義﹖東涌(原有東涌市擴充)、洪水橋(將天水圍市鎮面積擴大兩倍)的新發展區大計陸續開展，會製造幾多富人規劃下的棄嬰﹖
大作戰僅剛剛開始。富人愈痛恨窮人，窮人就有更激烈的反抗，並且將會一次比一次難以收拾。若要抑制本地的仇富，富人請立即停止向低下層操戈。
[1] 可參考Neil Smith (1996) Social Justice and
the New American Urbanism: The Revanchist. City, 歐美於90年代已經開始抗衡這種富人在「城市復仇計劃」，尤其在市區重建的土地資源爭奪上。
[2] 詳見原人所載有關新世界鄭家純不滿市建局主席張震遠跟地產商的分紅方式相當嚴苛：「地產商URA互爆年代到了」，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386，08-0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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