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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0月 04, 2010

挑戰村落抗爭的想像 [紫田村系列]

[刊於香港經濟日報.國際好書]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方式

本星期初的一個下午,兩條非原居民村落遭遇地政人員的收村行動,他們的土地與生活的歷史從此劃上句號。連帶十一月的菜園村,與及未來政府著意選取的新界東北 新發展區內的十多條村落,都在挑動一波又一波本土村落抗爭。如果我們不是立即要找個政治正確的說法,政治及人類學者占士‧斯科特(James Scott)的著作《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方式》絕對能夠衝擊當下村落抗爭的理解。

斯科特的觀點在其四十多年的研究 生涯中經常予人語出驚人之感。在整個時代都推崇國家推動良好政策的行為,他則研究大量例子顯示國家其實短視得往往要令政策失敗收場。當人類學認為平地人比 山地人因物質條件建立較佳的文明生活,在作者筆下山人才是逃避管治者粗暴勢力的妙計,平地人的文化族群反而遭到連番剝削與破壞。在《弱》一書內,當代學術 和常識上對村落或農民抗爭的理解,再又被它的獨到發現所突擊。

就如現今本地的村落抗爭一樣,斯科特提出我們其實不用想像村 民的收地抗爭必然是激烈且團結,屯門紫田村與及西貢白石窩都是普通的村落、普通的人作普通不過的抗爭。根據作者多年來在東南亞的人類學觀察,我們甚至不應 只認為大型集會、橫額、清晰訴求是村落抗爭的常見形式,如這一類沒有正規鄉郊制度的「散村」村民,我們並不能要求他們能像聰明政客一般,表現自身村落的歷 史意義 (如紫田村部分村民交談中稱他們是曾被填海發展搬遷的漁民),懂得自我說明他們村落的存在與公眾利益其實並不對立,懂得指出區內眾多不需影響村民的他選方 案,甚至我會估計到這一刻為止,村民對「公眾利益」這抽象詞彙並未有任何聯想。

於是,村落農民的拖延程序、逃避、不合作、 間會出現的個人激烈行為 (如抱住石油氣罐自火焚、捍衛家園而襲擊、游擊戰),正是我們需要反思而非立即予以便宜的道德遣責的重要時刻。在斯科特的視野下,零星的、常被媒體形容為 情緒激動、不知所措的「怪異」行為才是村落經常面臨的日常政治常態,對他們來說最為「理性」的表現。這種薄弱組織、個人行為反映的並不是村民本身的軟弱無 能,而是我們沒有了解及進入村民日常生活的想像中尋求出路,他們的無助、迴避與沮喪,恰恰是我們沒有把他們面臨的處境與問題說清,而非清楚不過下的無奈。

然而,這種零星的日常抗爭,斯科特認為並不瑣碎。有異於傳統政治理論被判斷為一種失敗的抗爭運動,不能預計和無常的日益累積,就是中外歷代政權更迭的真實力量。當然,當權者仍然在破壞過程裡懵然不知。

James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占士‧斯科特 (1985),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方式》, 耶魯大學出版社
文:陳劍青
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成員

星期五, 9月 03, 2010

探索環境破壞以後的石湖新村問題

位於粉嶺北一帶石湖新村內一片由新世界擁有廿萬呎的草木林,近日遭到神秘侵襲, 一星期間迅速遭到挖土機摌光,並有填泥及發展的跡象,至今沒有人承認責任。村內消息指這裡要建造一個龐大的停車場,甚至要將村內唯一通往公路、也是唯一公 共的場所---信箱---都將給拆掉,來讓路給車輛進入停泊使用。原本劃為新市鎮規劃下的綠化地帶的石湖新村,規劃意向說得清清楚楚,就是用以「局限城市 發展的入侵」(S/FSS/14, 33),但它似乎正與大浪西、赤徑、咸田等新界鄉郊私人農地步向同一種命運——在沒有城規會「發展審批大綱圖」(DPA)的約束下,這些原本在城市裡辦演 著某種角色 (綠化、景觀、郊遊、集水、吸水、降溫、放牧)的土地,將永久喪失原有功能。本來作為聚集瑩火蟲及村內羊群的棲息地的這片綠帶,繼續被置於可以肆意開發的 險境,村民憂心填泥令整片低窪村落水浸,政府繼續如常運作。

在一連串新界淪陷的事件當中,問題是否都同樣只是發展商入主鄉郊私人農地這般簡單? 新界北地區寬廣,箇中的勢力、發展軋跡、社區構成、土地類型都差異具大,我們又如何從地區視野出發,了解種種發展問題的特殊意義?

討回市民的官地

驟眼看似是周而復始的地產發展與鄉郊保育的對立,放在地區上的歷史發展脈絡,卻能為石湖新村綠帶破壞一事尋找出另一種體會。事件可以追溯至一個名為 「鬼屋」的鄉郊故事:新世界早於90年代初已經在石湖新村近馬適路旁購入大量農地,並在當時申請興建二、三十間三層高的村屋。但當他們知道了1998年粉 嶺北這片土地將會在施政報告中納入「環保城」計劃,可把住宅用地的地積比提商數倍,新世界便立即停工。無奈當時申請已經獲城規會及屋宇署批准,必須要建, 最後就隨便建了一堆村屋,外牆也沒有塗色,放在此處丟空等發展,一放就放了十多年。唯一認真的,就是新世界為這些三層村屋打了一百米深的樁柱,以備未來清 拆重建之用,據村民口述,其震盪令當時不少鄰近寮屋區的外牆破裂。不知情的公眾稱之為「爛尾樓」,事實上它是不折不扣的「紅灣半島」,石湖新村村民則叫它 做「鬼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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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稱為「鬼屋」的新世界村屋

這片「鬼屋」帶究竟與草林地的神秘破壞有何關係﹖「鬼屋」與現時受影響的土地之間,就是一片屬於官地、較為密集的石湖新村寮屋區。土地查冊顯示,新 世界在1997年購入廿萬呎農地,按這種發展脈絡,發展商極有可能是要原址換取這片現有村民聚居的官地,於是囤積村內其他農地,圖謀合併鬼屋的地盤,變成 更大規模的豪宅發展。事實上,在今年年頭披露的規劃大綱圖中看到,政府為「鬼屋」度身訂做了一個新規劃圖則,將現時鬼屋的住宅用途劃大至附近官地 (見下圖),並以「公私營合作」為發展原則為地產商製造換地的法理基礎。於是,我們看到的發展問題,已不純是興建停車場破壞綠化環境這般簡單,站在大發展 商的角度,停車場只是在等待規劃過程中的蠅頭小利而已,而真正的大計,似乎都不外乎是企圖換去現時還有數百名石湖新村村民正在賴以為生的官地群,以圖極化 豪宅的面積,極化利潤,亦從中極化了矛盾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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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湖新村鳥瞰圖 (圖中農地位置未曾破壞)

粉嶺北規劃圖
現時規劃署諮詢中的未來粉嶺北分區大綱圖,可看出私人農地與官地的關係

近年來粉嶺北一帶重覆發生的不只是綠化帶變露天貨櫃場/停車場,不足外人遁道的卻是此等官地被地產商大舉侵蝕的歷史。村民經常互相分享,在石湖新村附近的皇府山、奕翠園等豪宅項目,都是發展商向一直政府換取/吞併官地的個案。無論是近年具爭議性的灣仔合和二期 (換去整片四千平方米林木), 李氏整個將軍澳的夢幻之城,或者被魯連城強佔部分官地的西貢大浪西灣,都反映了官地 (government land) 一直都只有地產商才能夠染指,毫無公共性可言。久而久之,換取官地成了官商的默契,發展商補地價就能從官府中垂手可得,始終逃不過淪為地產商囊中物的命 運。

從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官地,究竟是否就應在回歸後直接過戶給特區,只是任由地產商交換的禮物﹖這裡似乎涉及一個封存已久的歷史問題。當英國人在一八九 八年租借新界,宣佈新界之下莫非皇土以來,大量沒有人(不懂得)認領的土地都被自動收歸為官地(crown land),此乃歷史上港英殖民主義資源搜括的重要環節。然而自回歸後,除了在1997年法例由皇家官契 (crown lease)易名為 政府租契 (government lease),草委、政府以至社會各界並沒有想像過這些「皇土」回歸後究竟誰主使用、沒有思考過字面上將’crown land ordinance’ 改名做’land ordinance’ 是否就能解決歷史問題、特區政府繼承了這些「賊贓」是否恰當等等問題,就趕急讓地產商延續佔據各處官地的特權,造就他們的巨型發展。

似乎,如何恢復市民及社區對這些「官地」的使用/共享權,亦如何保障官地上賴以為生的寮屋居民的居住權,不再為地產商垂手可得的囊中物,才是抗衡發展商在粉嶺北一帶積極囤地以求換取「賊贓」的土地政策思考,也是化解日益嚴重「官商勾結」現象的王道。

「裸命」的管治技藝

由於粉嶺北這個「綠化地帶」是伴隨上水/粉嶺新市鎮規劃而出現,當時只將整區納入「分區規劃大綱圖」(OZP),給予各處土地有不同用途的規劃,直 到1991年政府才把整個新界納入「分區規劃大綱圖」,並擁有發展審批大綱圖(DPA),可以對「未經授權的發展」(Unauthorized Development)有執行權力。然而,粉嶺北這種新市鎮內的綠化地帶並沒有納入於此圖則內,現時只跟從一紙沒有執法權的分區規劃,縱使停車場、貨櫃 場等各種用途違反規劃意向,規劃署也「沒有權限」執法,形成如石湖新村能動土破壞農地的「冇王管」空間。這個問題首在97年環境事務委員會提出,直到近一 兩年粉嶺北天平山村「貨櫃長城」擴張事件,發展局及規劃署對事件都置若罔聞,繼續以資源人手問題為由拒絕管理這片綠色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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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山村貨櫃長城

然而,我們在大浪西灣事件之後,突然發現這種「無法執行」的說法是多麼的虛無縹緲。原來,城規會可在極短時間內把要保護的土地納入「發展審批大綱 圖」,進行規管。那麼政府一直以沒有法例規管為由拒絕處理,置生態環境、村民生活與本土農業於度外,究竟反映著什麼的一種管理的意圖/概念?

要捕捉這種管治方針的來龍去脈,可參考當代歐洲現代哲學中的「例外狀態」管治術的相關討論。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回了應福柯所認為現代管治中「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狀況,即一種從生老病死到吸煙與性,現代政府就是要納入生命各種 領域作為管治的對象。阿甘本認為,現代管治者除了透過有關保障生命安全的論述滲透其管理於生命的所有領域外(簡稱「養生」),一直也有另一種管治的範式正 在透過懸置法律,將公民排除於權利/法例/憲法以外,令他們成為毫無法例保障的、純粹的「裸命」(bare life) (簡稱殺生)。於是,管治者/主權就擁有了法律以外的無盡權力,任意判決他們的活動、置放、生殺以至所有,這種「例行狀態」的建立就成了現代管治的典範。 石湖新村所暴露的,就是長期將這一帶的村落環境懸置於法律以外的境地,讓他經歷最粗暴的資本主義 (囤地發展、破壞生境)與及最原始的暴力競爭裡 (收地、逼遷中所涉及的暴力),將這些綠化帶環境的保育需要及村民的生活保障都被取消,使之成為無人理會的「裸命」。

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名言一樣:例外已經變成了常態 (Exception has become the rule),這些「例外狀態」已成為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管治發展的重要方式。如在2007年灣仔重建爭議中如何架空所有法定行政架構,直接成立及委任地區督 導委員會統籌地區發展;今年發展局轄下的地政在高鐵事件中妨礙菜園村這類非原居民村搬村的可能,卻又同時在受蓮塘口岸工程影響那條為半數都是非原居民的竹 園村進行完整的搬村計劃,並辯解這並不可以給其他村落作參考,因為村落位處禁區,是「個別例子」。另一個與石湖新村這一片粉嶺北綠帶最為相關的,是林鄭月 娥在2007年施政報告中重新把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輦放在十大基建中上馬,並要以一種名為「公私營合作」的新發展模式,取代「舊有」新市鎮發展模式中政府 包辦所有賠償、保障居住權及社區網絡的程序,說現在這種新的發展方式政府只負責做規劃配套,未來才會與地權人協商如何發展,令「被裸命」的村落在這些年來 受盡收地、逼遷、石棉、心理戰等原始暴力的破壞,本來政府收地作規劃發展時需要照顧的居住權利,也可以辯稱這是「私人市場」的理由拒絕理會。 不少租住了50-60年的非原居民村落村民及農戶,都是被囤地等待發展的地產商在「零賠償」的情況下趕走,間有一些村民獲得三元一呎的微少補償,地產商稱 之為「恩率」(ex-gratia),也是個別與例外。公私營合作與及其他法令在粉嶺北(石湖新村)的抽空,就是林鄭月娥任內在管治發展的典範實踐。

無論發展商的官地壟斷與及政府的例外管治,都似乎教我們要從純粹保育vs發展以外,在地去發掘「裸你命」的真兇。在新界鄉郊因區域發展迅速融化,我們仍然需要堅定地,為新界未來茫茫的路途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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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7月 31, 2010

牛潭尾的本土鄉愁


近來在新界北一帶的非原居民村落遊走,不管是西北那邊遼闊的山景及連綿的魚塘或是東北那邊精細的農田與曲折的村路,開始產生一種城市的憂鬱,一種從 未經歷過的嶄新體會。這種對鄉郊環境的「鄉愁」,並非遊子遙遠的卻又無奈的於異地想念故鄉,它應是本土的——尤其是如自己一樣在新市鎮或市區長大,家與土 地生活的預設是割裂的都市人,近年稍稍開始重新認識人與土地,城市與鄉郊的關係,眼前景物就要面臨消逝的不安與愁緒。

但這種感覺的來源應是區域的——特區政府與都稱呼做「阿爺」的深圳、廣東或者中央秘密議決了各種有關區域融合的內容,我們毫無辦法參與區域規劃的討 論,甚至連知會也沒有 (當然,城市規劃也不見得很民主)。所有會蹍過新界北土地的大型跨境基建都要趕及二零二零年高速完成,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河套發展、深港機場軋道、 禁區開放,還有那條懸而未決的北環線,似是內地要在某種普選來臨之前將香港「融會貫通」。加上近日接二連三的報導,所有人都知道新界已到了變幻時刻,我們 這一代,很可能會看到因區域整合、地產利益及鄉郊勢力的組合,使整個新界鄉郊全面的消失,未來將遍布著貨櫃場、密集的丁屋及豪庭別墅,這個因人而異的天 堂。腦裡串聯了太多的地方,只想記下其中漂亮的牛潭尾區內的一些村落見聞,以分享與分擔她近年規劃發展的所承受的過度負荷。

貨櫃淹沒土地

牛潭尾位處元朗雞公嶺以北,區內由許多條非原居民村落組成,生活空間寬闊,許多也屬於寮屋。最大一條村落叫攸潭美村,新田公路一帶的上竹園、石湖圍 等具較長歷史的村落也包含其中。近年來一些突擊性與慢性的發展,正將整個地區的鄉郊環境大規模改變。根據城規會的紀錄,單單在過去一年 (今年5月至去年6月) 這片鄉郊地帶已有16宗的規劃申請,其中包括6宗涉及「露天貯物」地帶發展,3宗大規模的中低密度住宅發展及一宗要填平魚塘的農業發展申請,可見這鄉郊地 方正經歷重重轉變。

先說其中一個在石湖圍的小磡村。回歸後,隨著新界西北部的開通,這條村落不少的地方近年陸續被城規會由「綠化地帶」劃作「露天貯物」,都開闢作臨時貨物裝卸、貨運設施及貨櫃車停車場。二零零六年牛潭尾的地區規劃綱要中顯示 ,91公頃的用地已被劃作「露天貯物」用途,佔了全個地區面積 (920公頃,包括郊野公園)的十分之一。今年獲批露天貯物的發展許可的小磡村(A/YL-NTM/242) 就被圈在其中。從最普遍的意義來說,這92公頃的「露天貯物」用地就是區域發展下城市要付出的代價。

然而,這些「綠化地帶」的消失並不只是涉及生態、樹林及水塘,影響的更有附近村落的鄉郊生活。興建貨物停車場,需要將本身自然泥地填泥石屎化,動輒 都會將原有地面水平提昇數米,不只令永久喪失滲水的能力,同時無故令附近農田及村落頃刻變成「低窪」地區,每年雨季水浸問題都相當嚴重,往往引致農作物失 收及村屋水浸。整個近十多年經常水浸的新界北,不需林鄭月娥去找香港大學權威教授驗證原因,也清楚這是有關填泥發展的禍害。石湖圍村民也只能感嘆他們村 「改錯名」。

石湖圍這宗填泥影響鄉郊生活的事件在上月(六月)曝光,但問題其實已經存在數年,地球之友也記錄了兩年以來的生境轉化:

當時地球之友曾問過八個部門,都異口同聲說沒有「違規」。這當然沒有違規,因為城規會已經於2005年將此綠化地帶改為「露天貯物」的規劃用途,合 法無誤。但是在「滿足發展需要」的同時,是否有具體照顧周圍村民的需要呢﹖其實,城規會負責新界鄉郊的「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只要用他們的鳥眼俯瞰一下google map 石 湖圍現時的情況,都已經知道當地有發展商正迅速收地填塘,並且有村屋與農地會因此而遭受影響。與新界許多地方一樣,真正的破壞並非出現在城規會內審議批准 發展申請之後,而是發生在城規會將這片鄉郊土地改劃作「露天貯物」之時。是這群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的委員在整體地區的規劃大綱圖製造了空間,引起發展商 前來收地填泥的興趣,當生態價值耕作潛力因填泥逐漸消失,人去留空,開闢貨櫃場則變得明正言順。在劃作「露天貯物」之前,他們有否清楚了解原址的土地本來 的用途是什麼,實施這種分區規劃後對村落的影響又是什麼。

現時,部分村民仍然在這種「慢性陰乾」的情況下堅拒不賣不遷,城規會亦因當時壓力下在去年十一月拒絕了這個申請,其後在今年四月斬件將部分土地申請做露天貯物,第一個已經獲批。城市規劃的合法失誤,在牛潭尾製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傷痛經歷。

家園官地「被綜合」

今年四月,攸潭美村村民忽聞惡耗,說五月中將會在城規會內審議一個會影響攸潭美村近半的非原居民村屋的發展大計,將約九萬多平方米的土地,建設約 277間低密度住宅。據村民稱,當村村長早已知悉事情,卻未有通知村民,要村民自行發現之後才貼出告示。於是6月5日村民自發成立了一個獨立的牛潭尾村民 關注組,關心兩個(no. 223與 235)影響村內的大型項目,並持續關注村內發生的規劃發展及住屋權。

這群平和的村民,為何無故會遇上了這樣大型的發展清拆呢﹖的確並非巧合。事源在回歸後特區政府一直蘊釀興建一條北環線鐵路,沿著錦上路一直貫穿整個 新界北至古洞,通道亦為往深圳的城際鐵路共用。然而,自高鐵的專用方案取代了城際鐵路的共用方案之後,北環線則成了「不還線」,了無音訊。這鐵路曾選址的 牛潭尾站,就位於這條攸潭美村。同時,攸潭美村這一類新界北非原居民村落,在回歸前後被大規模選定為「具潛力發展」的地方。於是,在一片綠色的鄉郊環境, 插入「綜合發展區」給大型住宅發展成為了「合理」的事。牛潭尾因而在分區大綱圖裡,劃入了三個53.28公頃土地的龐大的「綜合發展區」,規劃綱要內(http://www.ozp.tpb.gov.hk/pdf/s_yl-ntm_8_e.pdf),說為了在區內形成一個中心、給大型住宅發展及逐步淘汰那些與相鄰發展不協調的工業活動及臨時建築物 (p.5),村民都不知其所指所云。

城規會一直是為鄉郊規劃把關的部門,以往的委員已經不可考,已經不清楚他們是基於怎樣的想法來劃出這三個劃在別人村內的龐然大物。但是,單看這個為我們鄉郊環境把關那十四位非官守的城規會委員,其中一半都涉及了以下的利益關連:

# 簡松年 與東亞銀行有利益瓜葛
# 陳仲尼 與東亞銀行有利益瓜葛
# 鄭恩基 與新鴻基 + 新地有利益瓜葛
# 劉志宏 (與多間發展顧問有業務來往)
# 陳旭明先生,與恆基+信和+ 新鴻基+ 太古有利益瓜葛
# 方和與信和+ 新鴻基+ 長實有利益瓜葛
# 葉滿華,與埃克森美孚公司有利益瓜葛

現時的委員已是如此,可以想像以往一兩任經常被批評為官商勾結的城規會委員有多不堪。

在不滿規劃過程中村民的家園被規劃掉卻毫不知情以外,更重要的問題,竟然給村民發現政府正配合發展商收去他們村內的官地,以成為發展商申請綜合發展 內的八成面積 (即發展商只購入了兩成的私人土地,然後由政府提供其餘八成官地予發展商開發)。村民發現,地政在近年竟主動詢問村民會否希望為村屋「轉名」,這是政府一 般對管理寮屋相當特殊的做法,村民聽到部門體系會主動開展工作也感到莫名其妙。由於村屋不少註冊名稱都是上一輩的名稱,有村民的確聽罷就到地政申請轉名, 以為身分可以更好確認,但經過其他村民向政府部門的查詢,發現原來轉名只會幫官地上的村屋轉村屋、廁所及廚房,其餘的農地與屋以外的範圍便會自動被政府收 回,甚至規劃署內還會有一位專責做牛潭尾轉名事宜的專員跟進,村民都說這正是政府如何使用公帑資源來協助地產商發展的證據。

近年來,因設立了這三個「綜合發展區」分區規劃,令新鴻基、恆基及九倉也先後在村內囤積農地,已經漸漸出現生境的破壞。一些和善的農民,已讓了一萬 步的說:「發展商用自己買翻黎既地發展無可口非,但係你冇理由規劃埋一啲根本唔係屬於你既地黎發展,攪到人地屋企。」牛潭尾這場家園、農地、官地的「被綜 合」的玩意會在八月城規會會議再重新討論,村民將要持續不斷地與城規會玩這場不平等的規劃遊戲。還有那些台商與內地官員合資企圖在村內以建圖書館名義申請 建骨灰龕,與及申請填去村內魚塘來耕作這貌似魯連城的技巧,對於牛潭尾的村民來說已不算的重點的鄉郊故事了。

鄉郊概念的神偷

發展的確是一種巧妙的神偷。他不僅大舉偷去新界鄉郊的農業、土地和家園,他還暗中流進腦海,把日常生活的經驗和自然環境關係統統忘記,自己將優質生活拱手相讓,甚至忘卻自己。

一古洞村民曾對我說過一個故事:粉嶺鹿頸曾有一戶村民,家中的老婆婆一直嚮往「上樓」的一天。有次真的給他們遇上地產商向他們家族收購土地,便高興 地賣去家田祖屋,搬上心目中樓房。誰知搬上了去,才知道平日打理農田的生活、周邊魚池的環境與村落的關係網絡,才是家這種感覺的來源。於是,她終日鬱鬱寡 歡,常常嚷著要回到老家,數年後患上了老人痴呆症,記憶從此只能留在過去。

當八十年代地產發展成為了港英政府扶植的產業之後,新界陸續發展出一套「進步」的鄉郊觀念以取締舊有「雜亂無章」的鄉郊環境,包括為人垢病已久的 「丁屋即鄉郊」的「鄉郊發展規劃」 (village development),讓原居民能夠在新界不斷吸納農地/土地轉為屋地。但是,這種農地轉屋地的過程有什麼內涵是有關鄉郊的呢﹖畢竟政策毫無解說,除 了政治利益的嫌疑以外,原因神秘得無人知曉。

這種有益於這群土豪鄉紳的鄉郊發展新浪潮,面對大地產商的巨貪顯然還未夠新穎先進。綜合現時的現實情況,發展商正企圖建立一套「別墅即鄉郊」、「保 育時發展」、「生活非生產」、「古典即傳統」的想法,將原本鄉郊生活中能夠透過土地參與與感應自然,弱化成一種純粹視覺的關係,也同時將鄉郊這種生活與生 產並存的關係,掏空成睡覺與開派對的純粹生活。本來鄉土空間乃各種本地傳統的載體,現時廣告時段會有歐洲貴族無故在鄉郊演奏音樂、撐獨木艇及狩獵。牛潭美 區內的翠巒、御葡萄、綠攸居、夏威夷豪園一個個大型「鄉郊發展」,這種不高於三層、在規劃條例上屬「優質」的抽象物,正向城市人販賣著空虛的「夢鄉」。

這種消費性的鄉郊概念最為致命之處,不只輕易騙去了中產及內地富豪那些剩餘財富,他謀殺了我們真正的鄉郊想像,一些鄉郊生活的可能。我們的鄉郊環境 隨著鄉土概念的盜用而消逝。但是,我相信這種體會鄉郊環境過後所泛起的憂思,會成為我們關注新界未來發展的重要動力,是重新定義一種城鄉關係願景背後不可 或缺的情感支柱。

星期日, 3月 21, 2010

危樓春曉 (一)

謠傳因太陽的凹嵌而在村落會議中傳播,林蔭中不起眼的黃雀歌唱疑惑,是「為何要是我」的外語。

平衡地,它在田野上劃出一條線索,我們不幸被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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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高鐵以來,我的病情反覆,病理結構不詳,大抵上是關於近來把各類將會發生的規劃災難提早展現或刻意收藏後,事件真正發生時那時間差序格局下的猶豫與分裂。如果大角嘴沒有被揭曉,城市仍然可如常運作嗎﹖功能組別沒有被尋覓,立法會是否不曾出現﹖荔枝角醫院及錦繡花園埋在泥土,時間會否有朝使它們發芽與痊癒﹖沒有八十後及跨境基建爭議的提出,香港貳零肆柒年時將會否不是這樣的可怕﹖

  然而我們活在一個問題一個緊接一個的世代,繼續追蹤及展現下一個誇張的未來,可能是最糟糕的延續亦是最適切的物換星移、自主的重新表述。近日,一種動態的思索正廣泛流傳,包括馬頭圍道塌樓發展局事後急速將附近兩橦唐樓拆毀,少是因為結構即時有危險而原來多是要「毀尸滅跡」,為視野狹隘的屋宇署昔日沒有在批准旁邊重建後把這群連排式的舊樓進行加固。長期封鎖現場,消滅舊樓環境證供,邀請功能組別議員紆尊降貴形容塌陷是因為咸水樓及舊區殘破的問題。拆卸工程狠狠將旁邊兩座割下,並鮮有地說市建局要虧本七億 (因以往說是「虧」往往意指賺不夠)加速重建,當然不忘要將旁邊結構無礙的春田街唐樓納入範圍來增加利潤。據推論,塌樓報告將永久被林鄭私人收藏,如往日紅磡塌鐵門一死事件後的報告及高鐵欠大角嘴居民的地質報告一樣,立會議員追問過後便了無音訊。

  我們需要如聰明仔阿麟(Alan Smart)所作的研究一樣,抱有詳細掌握資料的態度及石峽尾大火乃政府行為的懷疑精神,繼續點燃集體消逝的未來,如《青燈》:


故國殘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頭你把詞語壘進歷史

讓河道轉彎


花開幾度

催動朝代盛衰

烏鴉即鼓聲

帝王們如蠶吐絲

為你織成長卷


美女如雲

護送內心航程

靑燈掀開夢的一角

你順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臨風

你和中國一起老去

長廊貫穿春秋

大門口的陌生人正砸響門環

星期六, 8月 22, 2009

新界發展概念詞典——略記《新界變陣》研討會內的前沿討論


(上圖引自Hong Kong Industrialist)


  新界不僅是近年來政府及發展商目眩神往之境,也成為了很多概念的實驗場,各群體試圖透過論述新界發展,從而得到認知上的澄清、利益上的捍衛或政治上的爭奪。在7月18日於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舉行的《新界變陣》研討會的討論中,百多位參與者連同四位認知各種新界問題的講者(規劃署副署長梁焯輝、長春社理事長熊永達、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及菜園村支援組成員朱凱迪),共同生產了一籃子有關當下新界大規劃發展的概念與視野,嘗試切入正在爭議得如火如荼的新界發展。如能把箇中重點討論深入整理與議論,將有助我們構想新界的未來。


新界性別工程

  首個要突顯的是一種女性主義的經典思辨。討論新界議題時,還以為劉皇發為首的新界鄉事派曾揚言要強姦陸恭蕙這種父權主義已不復出現,原來各種男性本位的話語仍然在新界話題裡處處可見。當中的轉向是,不再像以往的新界男性透過一種空間的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將女性排斥在新界以外,現在則以想像新界成為從屬的女性空間,為既有發展邏輯建立合法性。當日,規劃署副署長一如既往政府的風格,如早年女性主義地理學者Linda McDowell所言,展現了一種在男性本位的城市/鄉郊想像。按此,新界鄉郊不被看作為具有主體性的地方(自主的經濟、社區及生活方式等),反而被編配成一種所屬的位置,為了生育原因(滿足未來人口需要)建立新界要配合發展的理由,並以各種「客觀」程序與數字合理化之。現時要配合的「生育大計」,就是零七年來曾任權要將香港估算成一千萬人口的城市,接下來其他在新界的發展項目「需求上」便來得有理有據。

  陳文鴻教授對新界的形容亦帶有這種影子,像要還原四百年前笛卡兒式的二元分化(Cartesian dualism),從理解上將思想與身體兩者割斷,一種典型女性主義研究要批判的對象。在會議期間,他多番強調理解菜園村村民在情感上對家園的熱愛,然而必須「理性地」考慮城市規劃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概念上城市是不容許土地被(菜園村)居民「私有化」、必須要將他們公開一起享有,惹多不少在場人士批評他的說法為「達爾文主義」及忽略對村民情感上的尊重。參與會議的村民阿竹甚至當場問及除了概念上的「說瞎話」,陳教授有沒有到過菜園村考察,有理解過日常經驗的生活實踐。

  這種性別建構工程,將新界地方建立一種屬女性的論述,似乎除了只會縱容一種只在重覆強調「理性」的發展,並把一些正在捍衛其居住權的居民塑造成非理性的主體,別無益處。


城鄉關係的廢存

  將新界想像成從屬的身體而讓新界的郊區城市化,是城市與鄉郊之間其中一種可能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的確是每個城市都需要深思的。究竟,我城還需要農村及郊區嗎?城市和郊區之間要建立一種什麼關係,要侵蝕還要並存﹖這關乎城鄉關係(rural-urban relationships)的討論在研討會內由陳文鴻教授提出,他從整體城市尺度出發,指出香港不像其他城市一樣有城鄉關係,只有城市面向或城市化。如他較極端的形容,新界基本上「沒有農民」,只有綠帶及休閒農業,同時政府對待農業都是「比較懶」及「一刀切」,導致什麼也不能養,亦沒有農業政策扶持。

  而就著城鄉關係應該如何發展下去這一問題,講者的態度顯著不一。副署長強調新界保育與發展之間的平衡,陳文鴻教授直接地指出除非我們能夠將新界農地進行「產業升級」,製作「西班牙火腿」或耕作「法國薰衣草」,否則我們要積極考慮鄉郊的都市化。熊永達教授及朱凱迪先生則從另一方向回答此問題,他們不只重申現在鄉郊發展相對城市發展的局面,同時也提出「我們希望有一個什麼的新界」這建構性視野。熊回顧三十多年來他在長春社的經驗,指出七十年代港督麥理浩「大手筆」之後,郊區已經再無任何增長,而回歸後董建華曾經將大嶼山增加入郊區綠帶這無量功德,亦被違反既定規劃程序的唐英年期後用一份以盡量開發為原則的大嶼山規劃概念圖取代。因此他邀請各界人士,當都市化項目入侵新界時大家僅記好好守住城鄉的邊界。朱凱迪更加確立了鄉郊規劃的必要,指出政府一方面強調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對農業發展卻隻字不提這種政策分裂的狀況,重提本土社區經濟的重要。


「全世界都在保育」

  雖則論壇內火藥味濃,支持城市化的與支持農菜發展的分野明顯,而四個講者角度全異,但竟然都一致在說「保育」。這種「全世界保育」的現象,朱凱迪形容是近年的一種新轉向。他觀察到當「保育」這種城市價值觀由以往的環保團體辛辛苦苦地「打回來」,以對衡政府及地產商的發展主義,這些利益團體也並非只會坐以待斃,它們懂得「食言」(消化字眼概念、轉化成它們的本錢),而最後它們也在「保育」——「收編」環團協助它們發展項目裡一些保育項目、將鳳園的蝴蝶轉變成樓盤的賣點。

  在這種朱稱之為「變蝶成金」的做法所有人都似乎在保育的情況所能指出的可悲現實,反是沒有任何人真正地在做「保育」。發展商及環保團體合謀的計劃往往都是在既定的發展框架以外點綴的一些小項目,而真心關注這種發展主義的民間團體,當發現連「保育牌」也因發展商的吞噬而失效之後,也在重新構想如何再論述新界的發展問題。熊永達教授亦同意因現時只有環境影響評估(EIA),發展都未能涵蓋對環境保育以外的社會影響,故可以朝向要求政府對大型發展項目做「社會影響評估」(SIA)這方向爭取。


融合的自然與政治

  論壇內的人都不會爭議的,是當下新界發展是由於珠三角融合的勢頭而來的。廣深港高鐵、粉嶺北三合一新發展區、禁區開放、蓮塘口岸開放等等,與其說純粹是一種在香港內發生的城市政治(urban politics),亦難免迴避新界的爭議同時也是區域政治(regional politics),即珠三角融合的處境下衍生的問題。

  反而論壇內值得斟酌之處卻是討論這種融合(的必須性)是「自然而然」的還是「政治使然」。相信融合乃「自然而然」的陳文鴻教授,透過假定了一種時間線性的二元對立,即「以前殖民地自己顧自己」,現在則處於「一國兩制下無可避免要與內地城市連結」,建立回歸後融合的必然性,若果還當作自己是一個「獨立王國」看待,香港就很容易被「邊緣化」云云。而往往,這種理解除了因簡單直接而讓說服力得以增強以外,對於判斷當下發展形勢,其實並無太多好處。這類「討論」近年來時常發生,記得在某一個場景,當有一群以往關注本地問題的學者,近年來都以同一種對立概念和唱一種中港融合論時,陳景輝曾指出,我們不論回歸前後,其實一直都與內地連結的,在六四事件與天安門母親連結、在汶川大地震與四川母親連結,社會民間各界人士與內地的關係「本身」已經存在,何來「自己顧自己」﹖故此,我們可以更清楚理解到,這種強調回歸後便會自然融合的說法是從一個政權而非社區及民間的狹隘角度出發去考慮的,他們其實說的是「港英政府」自己顧自己,現在是「特區政府」要鼓吹融合,卻以融合過程「自然而然」混淆了「政治使然」的本質,這種將政治自然化(naturalizing the political),說成不能逆轉的趨勢,才是當下新界最大的政治。

其實,這個討論未能在《新界變陣》中開展,各位都知道這沉默的原因。當日在朱凱迪提出此政治現實之時,立即遭到其他講者拒絕此說法的萌起。似乎,融合的思考已成為現今最危險的知識,敏感程度達台獨、藏獨及彊獨的水平。而其他研討會當中談及的「開放/封閉」、「可持續發展」、「邊緣化」等還有待深化的概念,亦必成為未來新界發展過程中概念上最敏感的爭端,我們未來無法逃避的一些課題。

星期日, 7月 05, 2009

粉嶺北:誰在僭建「超級貨櫃牆」(GFW)

  新界近年來的建築已經光怪陸離,荃灣的一公里長屏風樓、大圍火車站及車廠的二十座摩天排樓、石湖墟再版紅灣處處險象環生,原有的經濟、環境與生活都遭受影響。但我們萬萬也想不到,在偏遠的粉嶺北梧桐河——一處現被分區規劃為綠色保護帶(GB)的地方(見圖二),竟然出現如此誇張景觀。



  在今天屏風樓已經道德上不再容許的時代,竟然還有密佈的超級貨櫃牆,暫時名命它做GFW,比內地的網絡防火長城(GFW)更密不透風的Great Fanling Wall,將旁邊一帶的農田的兩個方位完整的「表列」起來。


遭禁錮的田園生活

  在旁從事農務已經有40-50年的張生張太,告訴我這情況其實是在去年12月開始的。張生用客家話大概描述以往的情景:「本來這貨櫃場以前是一片濕地,年尾突然平整了土地,貨櫃愈搭愈高,有些甚至去到7層高。」

  故此,他們2009年起開展了一種遭貨櫃牆禁錮的田園生活。這排約200米乘800米的GFW所帶來的首要禍害,就是令田地的去水功能盡失。張太透露:「這貨櫃場前身是下游的濕地,水都是向下流走的。」這牆使人憎惡的地方,不只因為它擋住了去水:「現在,濕地遭平整後比農田還要高,每逢雨天,雨水都倒流向農田,將田裡的農作物浸死,水也無法經濕地流向河道(梧桐河)。」

  整個環境地理——作為農作物能夠健康生長的重要因素——也因此貨櫃牆的並置而失靈。取而代之,並列的牆壁遮阻了本來充沛的陽光、本來清爽的風,張太半塊田的農作物因此而失收。她拿出了一條在已經泛黃的青瓜,與一條較遠離此牆的青瓜比較,可以看出優質的環境對農作物是何等的重要。但對張太來說,農作物還算是其次,在這田生活了都已50年,她說她真的很懼怕每天對著這景象,「尤其在大風天氣真的不敢走去近牆的田耕田,貨櫃搭得那麼高,萬一大風吹下來就會被壓死。」



誰是「綠霸」?

  或換一個問法,究竟是誰霸佔這個綠色帶作貨櫃場﹖難以想像如此痛恨僭建物的政府竟然在這違章建設面前顯得如此冷靜。而根據當地居民的傳言,這幅地屬原居民擁有,他們指因為擁有者在另一處新界地方與政府發生爭執,政府最後容許了他們在這濕地上建貨櫃場,以作政治交易。一大片綠色環境隨即都市化,分區規劃(Zoning)亦失去了其意義。

  因此可以推斷,這僭建之場(牆)並非由於新界太遠離北角而管理困難,它是一種刻意的容許。一翻開規劃署在去11月做的新界東北發展研究,更加可確定部門其實是知悉這個綠色帶裡存有貨櫃場的,因為在「現時土地利用」的地圖上已經顯示出來(圖一紫藍色部分)。規劃條例清楚列明,綠色帶的分區規劃是不容許貨櫃場/貨櫃車泊置這種土地用途的(見此文件);另一方面,政府的研究文件又在確定著他的存在。如此的矛盾,究竟是擁有者抑或是政府才是真正環境兇手這個問題真是難以解答。

  姑且相信新界東北發展研究裡對考察當地的土地利用是準確的,這就反映貨櫃場已在這半年內大規模的擴張。若果觀看圖三,黑圈括到的貨櫃場面積,比起規劃署研究報告裡的紫藍色部分(圖一)相差十數倍有多。按此速度,整個粉嶺北的郊區被它蠶食過來已不遠矣。面對此牆,張生張太訴求無門,曾經寫信去地政署叫它履行法律,但也沒有結果。對菜園村的朋友來說,他們應該很羨慕地政如此消極的態度吧。

  其實這「超級貨櫃牆」只是整個粉嶺北其中一個視覺上誇張的例子,政府將會未來數年在粉嶺北以公私營合作的方式建一個新市鎮,地產商在這一區內的買地行為已經基本完成,這幾個月來已經有不少不願放棄幾十年農業生活的居民,被大地產商告上法庭。若要旨意政府會關懷在箇中默默耕耘的居民的生活、農業發展等問題,以上的例子有助你排除了這種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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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圖一、新界東北規劃發展研究裡顯示的現時粉嶺北的土地利用,紫藍色為貨櫃場,紅圈為張氏農地、黑線為超級貨櫃牆。



圖二、現時粉嶺北的分區規劃 (紅圈為張氏農田、綠線為超級貨櫃牆)



圖三、Google Map上實質貨櫃場的大小(黑圈顯示)

星期日, 2月 01, 2009

社會主義規劃出沒注意

  近日中央發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可能只有大公文匯之流或內地報章廣泛報導及跟進,其餘未有城市轉向的報章平面報導下就滿以足夠。這種內地學術界稱之為「空間區劃問題」,明顯不只是純粹廣東省省長跟南巡領導一句就有這種改變這麼簡單,它應該一些中央智囊的主意涉及中央對當下對地區政治經濟形勢的判斷。

  作為受《綱要》影響的香港,我們應該要對此新改變看得多且更透徹。我不會像呂大樂早前一文用勸使式的角度說香港規劃與內地必須綜合視之而別無他法,反而想花多一點筆墨解讀一下這《綱要》的內容與對香港的意義。

所謂「權力下放」


  第一個質疑,是我們真的「看到」權力有下放嗎? 如果真的是要下放權力,那裡說一句「下放權力」便夠了,何故需要勞駕發改會的大官們攪大龍鳳記招、如數家珍地在《綱要》裡述說產業結構轉營及基礎建設等發展方向﹖太多餘了吧。

  假若涉獵過一本非常理論書,由權力地理學大師John Allen為了展示西方權力空間大觀所著,你必定明瞭我們為何不應將權力當作一種如「物理上可以轉讓之物」。由於權力是一些可以操縱在某人的手,亦能集大權於一身,並有需要便轉移權力予下級,這種想像一方面會把世界/社會/城市各人物及組織發展成有權/無權的理解,同時在考察其組織架構內的權力分配之際,我們卻無助解答權力概念最核心的空間問題 ——其影響力的範圍——儘管這是最表面、可觸及和最有共嗚的方式,簡易的將「權力」示現出來。

  如是者,我們對《綱要》這一項注目的舉措既往看作規劃的權力投向下級,必須代之以一種「權力關係」的理解,透過確實檢視組織/群體之間不同的權力關係互動,去突出各類型權力不同空間幅度的影響,這樣才有助於解答權力的真正問題。

  在大家歌頌《綱要》裡如何權力慢慢下放至省級政府及各個省內城市,都忘了《綱要》內中央發改會已記招裡透過一紙之發佈,基本上經已定義及詮釋了各個廣東城市的特性及與其他城市的互動關係,這種「向下」定義及詮釋的指令權力關係的重申,現在,各個城市只可就《綱要》所分配的框架進行規劃發展,澳門負責旅遊、香港則負責在錯位發展的國際航運、物流、貿易、會展、旅遊及創新中心(換言之,就是中央分配了省內其他城市都允許了發展金融中心)。這種指令式權力關係(prescription)的強化,權力下放何來有之﹖

  定期述職、四出巡視、提出綱領、放寬(少部分)媒體等權力關係建構活動,除非出動公安或坦克,不然以上就是歷年來中央僅餘對地方可行的管治方式,亦是僅餘解決中國千多年來管治上「政令不出中南海」,突破管治空間阻隔的方法。如此,《綱要》作為提出綱領,建立指令下級的權力關係,只是延存既往具社會主義色彩的中國管治性,並無什麼新鮮事,亦不見得有何下放權力的進步。

奴才城市準備就緒

  在這種形勢底下,我們作為一個有自主能力(immanent power)的城市有何反應﹖我們可以透過政府近期的舉動察覺一些端倪。

  在這大半年裡,政府早已經佈下設置,為這個綱要的來臨作好準備,包括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種下新界王劉皇發,負責方便邊界開發等新界問題;環保措施亦180度轉向,由奧運前迴避任何涉及內地的環境措施,只提倡細得不能再細的「停車息匙」,直到曾任權與汪洋書記「雙方認同」要建設《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施政報告內各項連接內地的基建工程迅速上馬;葉劉淑儀的匯賢智庫就河套區的深港融合已經做好研究;就連行會新委任五位人士大都以對內地有認識為賣點;細節並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主理。由此可見,香港方面已經建立好一套親建制的權力網絡,為打造一個方便指令暢順轉達的奴才城市準備就緒。

  奴才的對立面就是自主。理論上,空間規劃是唯一城市主體性的體現方式,透過設計屬於自己的空間形式來塑造我們期望的社會,是一國兩制底下基本法所賦予我們的城市權利。儘管我們市民體現這種權力的方式仍然未竟全功,各種在市區重建、文化保育及城市規劃等問題上,已經逐步爭議著各種空間上的規劃自主。但這綱要的規劃浪潮中,我們在不知不覺間被告知規劃權力「已下放」,下放至一個比我們原來想像為高的省級裡,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際,我們的城市首長急不及待回應,指示我們必須「把握機會」,與內地各部門「合作」。先不就藍圖願景本身下任何評論,單就整個過程而言根本沒有任何自主性可言。

  自主的失落反映在其虛浮的修辭。只要察看過整份不易被下載《綱要》內容,便會發現矛盾處處:

  「中央政府將支持港澳在城市規劃、軌道交通網絡、信息網絡、能源基礎網絡、城市供水等方面對接。粵港澳在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將擴大合作事宜如自主協商範圍。」

  怎樣才能可以在「有關部門指導下」,又能夠「自主協商」﹖將兩個互相矛盾的詞彙放在同一句子,並不一定會獲得一種合理的邏輯,反而更容易暴露了權力的底牌。

  再看《綱要》公佈當天杜鷹先生的說辭。一方面,他代表發改會,說「已經諮詢了」香港方面的意見,故「共建優質生活圈」成為綱要內重要的一環。但另一方面,我們所知悉的是這「生活圈」乃曾任權與汪洋書記「雙方認同」的,難道這就代表「已經諮詢了」﹖我不禁疑問這究竟想法真的來自香港,還是從廣東省,還是從中南海﹖(按道理,沒理香港無故會提出一個泛珠層次的藍圖,形跡非常可疑。)整個過程何以這麼的羅生門﹖

  杜鷹甚至以「對接」形容未來三地的規劃關係,他提到:「區域性的經濟合作是世界潮流,一國兩制”基礎上的粵港澳三地合作更需要深入推進。我以為粵港澳三地的經濟合作在目前來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規劃綱要對粵港澳三地的合作賦予了新的內涵,從四個方面,即從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從加強產業的合作、從共建優質生活圈、從創新合作方式這四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措施...」

  以上提出的種種,只有合作的內容,沒有實質討論及指出一國兩制和跨境合作之間的形式。我們普遍不過的理解,所謂高度自治,除了國防及外交,其他方面應該有自主的權利。但顯然,這種一國兩制的討論不斷地遭到擱置,其他城市事務,包括規劃,不斷「對接」。當要知道官員們北上與他們自主協商了什麼合作計劃,或許,我們只能問問林瑞麟局長錄了什麼音回來。

徒具特色的社會主義規劃

  馬克思地理學家大衛哈維說過,歷來社會主義規劃失敗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這種聯結不同地區作中央規劃的意途,倒是由於它忽略一種對日常生活實踐的關懷(詳見哈維的六項想像城市建設時的考慮原則)。這種關懷必須從市民自主出發,絕不是《綱要》提出的一天我們才被告知香港已被諮詢,絕不是在半年前邱騰華局長忽然主張綠色生活及泛珠優質生活圈然後轉告這個所謂「共識」,就能蒙混過關。

  我酷愛社會主義規劃,只不過中國那套徒具特色,令人氣餒不已。而開展這種關懷日常生活實踐的中央規劃,我相信,在今天仍然可能,唯與我們還相距甚遠。這段現實的距離,呈現於一班不知所縱卻自命專業獨立的規劃師身上。他們可能忙著為規劃公司籌備綱要下的新機會,繼續以專業之名蓋過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尊重;呈現於我們城市政府畏首畏尾的行蹤,外面怕中央政府裡面怕中聯辦;呈現於仍未去殖的規劃制度內;呈現於我們的冷漠、恐懼與絕望。


P.S. 這篇文章寫了兩個星期,似已喪失其即時的社會性,只靠著對其重要性的信念寫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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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政府回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1/08/P200901080249.htm

港須融入珠三角規劃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09-01/08/content_2216740.htm

杜鷹:加深粵港澳三地的合作,非三地的一體化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8644746.html

珠三角發展綱要公布 將密切粵港澳台四地經濟社會合作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8644747.html

模型構想 (圖)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news.southcn.com/gdnews/sz/zsjggfzghgy/ttxw/content/images/attachement/jpg/site4/20090109/00065b24aea20ad0cc3d06.jpg

星期三, 11月 26, 2008

一頭發展局



  DevB勢如破竹地將發展難題一個一個被擊潰,林局長也很明白,所有規劃都不是技術問題而關乎政治。如今,針對都市發展項目如合和二期、史丹頓街、區議會小型工程、基建各種各種,她以公關手腕、政治宣傳及專家政治,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爭議擺平,甚至連諮詢市民也沒有的項目大家也對新藍圖欣喜若狂。對於浪接浪的發展計劃、只有作出少讓步卻沒有反思一套城市發展的整體思維,純粹在合理與平衡的修辭內蒙混過關,我們都大大缺乏對林鄧轉向後的新都市局面作出有力的判斷與批判。

  究竟發展局攪邊科﹖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體制機器﹖首先,它應該是一個屬於沒收了市民各種城市發展權的部門。如果規劃一詞只不過是一種「日常空間使用的方式與秩序」,其下的規劃署必然是壟斷了普通市民 (懂得做規劃申請的一小撮富人除外)對自身空間使用及改造城市權利的終端機構。難道,正在使用街頭各種活動的市民本身就沒有一些已經存在的邏輯與實踐嗎﹖很難接受有規劃署的規劃就代表有邏輯,而沒有規劃底下的市民就代表失序、混亂、反智,而恰恰這卻與城市內各種正在發生的事實(以往的木屋生活、舊區形形式式的自創空間,包括天台屋、板間房)相反。就是這種Gramsi 所說對發展的霸權式建設(hegemonic construction),令本來這種發展權的沒收在發展機構的論述攻擊下,慢慢得到接受、認可,進而嘉許。

  同時,它亦是一個專用為處理新城市運動而設的部門,是為政治而尺度的(politically scaled)。根據一些殖民地精英董建華相關班子的說辭,以往發展、工務及運輸三類部門合為一局,目的是為了處理一些行政的縱向問題,在同一個局內內部處理時避免各自為政,期望能發揮董建華時期強烈鼓吹的根橫向綜合式可持續發展。經過紅灣半島、天星碼頭等爭議,曾任權做了一次大規模的政治架構重組,將發展獨立抽出變成一局,就算連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科」也不入其下十三個小部門之列。

  以往對城市運動的管治束縛,例如反應緩慢、無法接觸及無處著手,今天的發展局是一頭完整的畢加索,它能有機地透過內部政治尺度的重構 (political scale reorganization),所有器官都可以因應時局置換,令它觸覺靈厲,反應快速。針對去年年尾灣仔各種重建項目的抗爭運動,發展局架空市建局成立了一個地區督導委員會,局長直接與「見見面」,市建局在旁邊預備茶水;在時代廣場事件裡,公共空間這議題就透過發展局的統籌,在土木工程找資料,然後迅速將此事放上了司法程序處理,令本來需要更廣泛討論的議題告一段落,還要處理多幾個公共空間的問題。這種隨時生產及重構的靈活及有機性,大大容許了行政時間速度的增強及管治的空間領域(spatial reach)的擴張,與帶動城市運動的政黨、學者及社會行動者的關係更加貼身與親密。

  今天遇上了這樣一頭如狼似虎既可恐又厲害的一個局,是何等的不幸,助長了市民對各種發展實踐意義的無知,卻無助反省一路以來一直在問的城市核心問題。地產主導的發展,加一點施捨而來的企業社會責任,減一減地積比,為社會創造就業,謝主濃恩也來不及呢。

星期日, 11月 09, 2008

理論規劃

  社會上,愈來愈多城市事件在發酵(可能,明年就要爆發),都需要介入規劃或者抗拒規劃。但究竟,我應該如果判斷一種說話及活動的形式呢﹖我什麼都不明暸,只發現我們常常對規劃理論的解釋能力有不公允的想法,認為沒有理論,車水都如常轉運。在堅持這樣的割裂想像以前,請聽聽這位黑人民權領袖的說話---

Theory is necessary to figure out what's really going on. People always want to be saviors for their community. It's like they see a baby coming down the river and want to junp and save it. We need to stop being so reactive to the situation that confronts us. Saving babies is fine for them, but we want to know who's throwing the goddam babies in the water in the first place.

Michael Zinzun, in Sandercok, 1985:95

  先聽起來好像非常非人,天災/危機第一時間要救人嘛,還分析和批評來幹什麼﹖但是放在城市規劃的語境來說,被認為是「拯救嬰兒」的規劃實踐,其實往往都是數個月在辦公室內的電腦遊戲,十分「迫切」。而到最終,四川地震只強調實踐的結果,竟然就是由於沒有分析和批評當地的官員及整個官僚層級問題,令地震的救援工作受到這個庸敗的機制大規模減弱,例如出現物資分配失當及包庇問題,事件三個月後由中央給各受害的市民各賠6萬元,但要答應什麼也不追究並要感謝黨恩。對於香港的規劃,以上例子可用一種意義高度概括---在當下什麼事件都在發酵的時間過程中,理解規劃實踐比起實踐規劃更來得意義深遠。

  規劃實踐的明白可以避免假定實踐規劃就能為社會帶來好處的迷思,在訊息紛亂的各種實踐中賦予一種如靈魂般的介入與整合。戰後以來,我們花了許多心力將規劃「專業化」及「學術化」,但問題是「專業化」將城市規劃變成了一套純粹架空城市空間過程(spatial process)的規劃理論,專業等於規劃程序(procedure)、規劃決策的理論化,變成了如哈貝馬斯溝通理性那只注意溝通程序的規劃理論分析,招來規劃理論家Oren Yiftachel批評其為去空間的規劃(spaceless planning)。

  建立一種具空間視野的規劃分析成為當前任務,不論在帶動規劃實踐的形式及判決城市問題的核心來說。在空間轉向的過程中必然會遇上狡黠的新空間規劃論述,例如透過如Johnathan Murdock 所指那類以空間(決策的敏感性)來對決時間(程序的批評)的可持續發展規劃實踐,倒頭來卻透過「空間」繞過了反思城市空間問題本身。而對規劃而言真正的空間研究,必須同是一種對於規劃實踐的權力分析,原因是空間過程/改變並不是自然的過程,城市必然是各方力量聚集、爭奪與創造的景觀。

  有機城市人士第一個圖謀,就是為香港市區重建這種都市現象建立一套整合的空間規劃分析,有興趣可共同參與,大家亦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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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Oren Yiftachel et al (eds), 2001, The power of planning : spaces of control and transformation, Dordrecht ;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Norwell, MA : Sold and distributed in North,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b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星期日, 11月 02, 2008

農業‧規劃‧保育‧生產



  多麼廣闊、濃郁的綠意在未有繪畫底下存活下來,的確令人充滿立即放棄城市規劃抽象學理的意欲。什麼城市管理上三套層次的空間化步驟、社會透過城市的動盪疾病與貧窮各種經驗才發展出醫學式的現代規劃史,在粉嶺‧南涌這水塘集群中似乎未有任何蛛絲馬跡。然而隨著風向眺望遠一點,附近的大杆埔,部分因曾任權立會選舉前大量批發丁屋建築權予新界原居民,已經面臨有史已來最大規模的土地轉變,在農地上悄爆出一座座西式豪宅丁屋;眺得再遠些的話,大埔鳳園沙螺洞這些香港罕有的自然環境,相繼有新的發展項目來「保育」它們。新界的苦惱,又回到規劃身邊。

  對於新界自然規劃,我除了知悉90年代以後才有土地分區,回歸以後開始瘋狂發展以外,別無任何詳細的內容。有個朋友大學畢業就做本土有機農夫,樹立了很好的農業模式,基於我常常覺得作為強調行動主義的務農者,不注意對自己的物質意義的生產十分不值,我決意要為他的生產及他口中的種種故事綜合為更簡小及易於傳遞的故事,但回想他當天帶我遊歷他實踐的種種‧‧‧

1 種蓮子做平價土炮月餅


2 無農藥耕作,隨手擲也可進食


3 有機米,本土已經好久沒有出產,有一半以上已被野豬吃掉,他不介懷


4 有機西瓜


5 他租了五個魚塘,沒有養魚,純粹用來養雀保護生態,只在塘邊耕作。



他就在生產。

星期三, 10月 29, 2008

城市規劃的修辭批判



當今香港面臨的城市規劃問題本來可以是一些純粹可見、有形、瞬間即可辨認的問題,譬如正被要求更「民主化」的城市規劃委員會,全部都是被特首委任的「公眾人士」,在網上一目了然;又如西九那群一字排開盡入眼簾的「屏風樓」,是物理上確實存在的城市建築,舊區的街坊可從生活實踐告訴它的弊端。然而,城市發展到某一個時刻,這些明明非常實在的物理問題,忽然變得愈益抽象、無邊,儘管事件本質並無任何變化,問題卻像變得「正面」、「專業」、竭斯底里,不能討論下去,問題並好像找到存留(perpetuate)的理由,甚至繼續擴散。過程中,城市必然是多了些什麼東西,或者我們遺漏了些什麼東西,才會令城市問題,久久不能治理。


大家要清楚,所謂「規劃」,最簡單的解釋只是一種空間利用的方式,理應是老嫗能解的生活智慧。如果我們不是失去對有形規劃問題作判決的能力,那必定是有一些「無形」的魔法,包括提出各種各類潮流、西方、美麗、現代、動聽、理性的規劃概念,蒙蔽了我們批判的眼睛。現在讓我們簡單檢視二三個當下城市發展裡數個最慣用的流行規劃概念,備以自警。


概念一、可持續發展


儘管設計圖的未來構想色彩有多繽紛,對具可持續發展的規劃概念不應迅速被看為歷史的終結,照單全收;畢竟,它只不過是城市管理者對城市或自然空間一種新的組織邏輯。事實上,城市真有點像各懷鬼胎的嬰兒,會學習及繁衍一種用以處理自身(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問題」的概念,將原則演繹。我們亦在過程中,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原則(每項都要確實執行)變成不同元素之間的平衡 (在經濟、環境、社會之間取捨),亦將社會公平的追求變成了不講求公平導向的「社會包融」。


在空間角度來說,它是一個在被創作以來從沒有所謂空間框架(spatial frame)的概念,可以落實在全球、區域、城市、地區、群體的尺度(scale)上,空間性強,無處不在。而恰恰因為這種從不著地、靈巧如蛇的空間特性,使它在規劃界得到如脫韁野馬一樣的發揮。當香港說要在市區作高密度發展時,規劃會因香港地少人多,要保護新界自然土地,故高密度乃在城市尺度上有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同時,當香港近期討論要在發展如沙頭角禁區那類的自然地帶,規劃就因要兼顧社會、經濟、文化要兼顧的「需要」,忽而將可持續下移至在地區尺度上實行。


如是者,站在城市尺度上看來中區警署,在香港廣泛的經濟發展中,中區保育有著重要社會及文化意義。不過它滑頭的性格與曾任權則有點不謀而合,竟然能把中區警署計劃轉移至要在中區警署的尺度上計算可持續發展,說出諸如我們不可僅從文化保育亦要追求經濟價值等「平衡」道理。貌似普世、和善的概念,背後暗藏玄機。


概念二、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漸漸在規劃潮流裡佔一席位,其普及程度已達到了道德的高度:所有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藍圖,總要有些民意基礎支持才像樣吧。於是,香港現時比較有公共性的新發展規劃、重建或保育項目,程序上都是需要有些名字叫「工作坊」、「聚焦小組」或「公眾論壇」似的東西。二零零七年某個關於東九龍交通的公眾論壇,一些與路政署有關的專業人士便有些抱怨——「都唔知點解攪個論壇出黎做,條路要起就要起架啦,唔係上頭話要我地做D 公眾參與,都唔駛0係度做。」


的確,這應該是一個零六至零七年間利東街、天星與皇后之後的改良,雖然對比起要爭取的「人民規劃」方式還有一段距離,以往連知匯大眾一聲也未必考慮。但這是否代表已竟全功,乖乖參與各類設計的工作坊就解決城市問題﹖我們進入想像一下工作坊的空間場景。觀察一、各種「持分者」會被邀請而來加入討論;觀察二、突然有許多建築師、規劃師、測量師(御用),甚至連政府官員也肆無忌憚與街坊同座,爭取發言;觀察三、討論之前已有一些問題框架,要求參與者投票作民意的量化、或者按照預訂的主題討論;觀察四、時間與空間的局限,往往真正受影響的市民是不會出席的一群。


在這些設計底下的空間討論的結果,收風成份往往多於實質聽取民間意願,城市的未來取決於人數的角力與參與活動後如何再由一班「專家」再選取的過程。如某學者所言,英國十多年來規劃界的「參與轉向」也許是時候宣佈失敗。原因,它仍然是在既定的邏輯下強化或小修小補既有空間發展的模式,並未有做到真正接納及開放給公眾討論一種空間可能性的機會。


總結:修辭還有許多許多


那類規劃概念還有文化保育、城市織理、優化環境、以人為本‧‧‧you name it。試想想,當我們最底線的語彙都被變成吃掉,例如「安全」,真正的「安全」無家可歸,是一件多麼可怖的事。面對官員、政治人物現今朗朗上口的規劃概念,我們必先要保持警覺,究竟說保育時是否只在保樹﹖或者要求公眾規劃原來只是做做問卷收集民意了事﹖這些語言上的留意,是考量我們能否具備城市視野的基本前提,沒有的話,大家便繼續在那些魔法中隨便享樂吧。


星期一, 8月 25, 2008

好戲量事件的無可辯證

  Cohort 問題,我已經不懂用火星文與那班電車友進行溝通,留言一句起兩句止、很多corrupt 了的消息來源、惡攪加諸抹黑、論點跳來跳去,基本上無法說一個完整的故事。8月24日那個下午,我聽著大群黑衣人集體批鬥好戲量的喧嘩,同時感受到兩種世界失去任何渠道溝通的孤寂。對,我記得那凝固的一刻,喧嘩與孤寂,想說話又說不出的張力,應該能夠媲美班雅明《說故事的人》裡敘事者在只重資訊的現代城市內的無端孤獨。

  現場,我找到thesis(自己),antithesis(黑衣人),卻沒有synthesis,辯證烏托邦無從開啟。

  當場所聽,他們理據自我矛盾嚴重,但又能保持同聲同氣之狀。一方面說要跟好戲量理論,到場後往往在民粹地「哂馬」,那些代言人總是以數量上有15,000人,來「大」好戲量叫他們檢討,沒有所謂「討論」的空間;一方面說有15,000人的民意基礎,又堅稱自己是個人不代表集體;組織人將組群名字改為「將好戲量踢出旺角」,另一方面不承認這就是他們的目的;最諷刺的,是他們反對好戲量這類公共、參與性活動的形式在街道上「阻街」、「擾民」,他們恰恰卻在參與著這種公共活動,take up huge huge space,並顯得盡情投入地「阻街」、「擾民」。

  只簡述一種理據,anyway 也和他們無法溝通及理解。從一個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這涉及集體權利與私人權利(not even 個人權利)長時期的對決。在從前管治者眼裡,香港的街道都只能屬於一種「流動」的概念,幫助資本累積、幫助消費。以往為集體權益的各種社會組織,將街道看作凝聚、集合、抗爭等集體參與權、公共空間使用權的場所,都會被冠以「阻街」等罪名遭到打壓。「保護市民人身安全」這種私人權利的修辭從古而今都戰勝任何集體權利的論述。

  直到回歸後的2000年,路政署實施這套行人專用區計劃,目的仍然都只在「俾人行」,及透過空間規劃將街道商品化。唯八年以來,各方組織都開始嘗試在這裡打開街道的公共性,早期如「眾融頻道」,逢星期六在街上播放主流媒體絕不廣播的影像,每次也遭到鄰近商店的習慣性投訴,動輒被警察「逼迫」,理念都是想動搖大眾對公共空間/街道的想像,回復一種城市內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參與權及改造權。隨之而來就是好戲量、法輪功、民間電台、其他賣藝表演者的來臨。甚至,本人曾與管轄這專用區的旺角民政事務署官員交談過,他們都welcome ,至少容許這些文化活動的出現,平時他自己也會落場來看活動,定當是經過幾番的交涉的結果。

  而這群與真實社會嚴重脫節的網民,完全分不清或者無視這種大格局(例如時代廣場)的認知,以為自己很avant garde,起來做了一些助紂為虐的行動,吸納了管治者「危險」、「擾民」的語言,加之以在網上影像、論述、抹黑的高速繁殖,以私人權利之名再侵襲集體權利,
包括他們當天所說的假設性恐慌製造:1)「好戲量放0係地下0既海報"好容易"令人滑倒」;2) 「用既梯"萬一"倒下來好危險,你們是不是要負責」。而「阻街」這個關鍵詞,他們認為好戲量已"長期霸佔"這個地方(說別人了幾個月,是12小時霸佔?),及指控好戲量這種以接觸途人的表現形式「擾民」。這,我亦無話可說了,對曾在這個地方做過rymthm analysis 的我,這固然是一種劍拔弩張,而似乎在一個私人權利至高無上的城市,我只可以埋怨這城的人視野及氣量的狹窄。我穿梭印度大城市的火車,目擊三人的座位總有一種接觸身體的方式,拍拍肩膀,扯扯別人的手,就能有機地組織成四個座位。整個城市都充滿著人的首爾,前面走得較慢的都明白後面走快的人一手將他"缽"開的道理,整條街道在集體發生。好戲量這個實驗式劇場所遭到的大規模反撲,正好體現了這城內保守與個人主義的無處不在。

  我恐懼這火星時代的來臨,這種地理在現實的實現。當外國學界開始討論國際在後911時代如何利用「恐懼」、「安全」等概念虛設一種「恐懼地理」(the geography of fear),從而打壓威脅其管治的自由,真正的恐懼地理已經在我心裡完完整整地烙上。

ps: 我甚至為此狂糙,極想鬧爆某個學生,當然最終沒有,讀左咁耐人文地理,到最後竟然連地理學最基本的假設---人與環境的關係(引申於空間規劃/空間結構與人類行為的關係)---也拒絕相信,什麼是重點什麼是修辭,也未有能力辨認,令人非常失望。

參考資料:

1. 逾 萬 網 友 聯 署 抗 議 「 好 戲 量 」 阻 街
http://www.appleactionews.com/site/art_main.cfm?iss_id=20080825&sec_id=6996647&art_id=11519429

2. 好戲量:「凍結時代。廣場復活」
http://hk.youtube.com/watch?v=Yxx8a4MZM48

3. Facebook: 不支持將好戲量踢出旺角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30736636962

4. 網絡上的民族主義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400

星期四, 8月 14, 2008

天水圍作為「無形監獄」

  繼早前食環署掃蕩在屯門公園內的中年音樂派對,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的表演人士被民建聯為首的區議會批評為精神病患,類似的場景又再在天水圍上上演。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0813/4/7oi6.html

所謂「法律不足」

  這些有關城市空間使用問題的癥結眾說紛紜,不過大概每一次都會有保守人士(而非保育人士)會挺身而出,將一切問題都可歸結於法律的空白。據稱,這些暴民挑戰地方原意的事件,都反映必須要更多更多的法規,搗破這種「無序」的「亂局」,務求「方便執法」。

  可是,這種說法,猶如將儼如牢獄一樣多的新市鎮規條視若無睹,在不理會不反省這些法例是否恰當的情景下,就把這些所謂「違規的混亂」說成增加新法令的理由。然後把持著理性、進步的姿態,捍衛及重申原本被評不公的執法者的角色。

新市鎮的「指令空間」

  若果不是法律不足的問題,究竟答案在哪裡呢﹖對我們這群David Harvey愛好者來說,什麼都可以向香港本土的歷史地理叩門問路。

  回顧公屋發展史,新市鎮除了可以演繹成殖民時代港督麥理浩的恩賜,或者是Manual Castells 所謂一種為了方便資本家進行生產的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建設,但近年來更多說的新市鎮作為一種行為管理(conduct of conduct),一寸一土都是指令空間(prescriptive space)。在70年代新市鎮的雛形裡,公屋就是居住、公園就是休憩、商場就是消費,沒有cross over 的餘地及允許。這種70年代新形式的現代功能規劃管治,透過市民日復日的空間生活實踐,使他們自已告別原有同一空間、多種功能的生活方式,與及箇中不同生活功能相互交集底下產生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可能。

  這種狀態在新城市治理下的新市鎮管理愈趨極化。近年來對小販、街頭活動、的零容忍政策,城市內政府及公眾對公共的恐懼,甚至去到當一群人走過公屋範圍也會被保安問長問短的地步。有形無形的指示與規範已經普遍存在,城市內市民的腳步已經被集體規管,你們還敢說,我們還混亂得必須要增多的法例來打壓市民在公眾地方集會與活動的自由﹖

逃逸或死亡的「無形監獄」

  故此,我直截了當把新市鎮定義為無形監獄,作為問題的終極答案。意思不只是它在各處空間都充滿著規範的本質,對於活在新市鎮內的市民來說,他們對自身權利「集體上的不自知或不自覺」,才是引致派對一次又一次被掃蕩的原因。

  許多新市鎮的上一代,即我們的父母,都將他們的青春與希望放在年輕的子女身上。從內地到香港,生活本來就是這樣艱苦,比較沒有「被規管」的概念意識。而下代的年輕一輩,在這片 沒有本土歷史的土壤上成長,不可渴求他們能想像出一種新市鎮以外的生活形式,星期一至六的白晝屬於出出入入,晚上的時間都歸於無線劇集,星期日近則倒頭大 睡至黃昏,遠則北上按摩揼骨,或者到市中心集體消費,周而復始周而復始。就算是實施了公屋扣分、深化公共空間行為管理、公屋私有化等孫明揚惡例,都可以繼續於Wii、NDS的虛擬世界逃逸。

  他們鮮有質疑,鮮有意識集體捍衛自身的權利,往往使「法律不足」的論述者有機可乘,同時亦助長了執法者濫用權力。面對這所牢獄,卻被我一位來自赫爾辛基的博士朋友一語道破:「住在新市鎮內的人口,他們為何還沒有被悶死?」

城市權利必須捍衛

  城市權的命題,就是要把你放進一處水深火熱的境地,去認識,並且詢問,究竟誰才有權使用城市、居住在城市、甚至改造城市。天水圍街坊在公眾地方的表演正是城市權利的一種體現,他們不僅用不同形式使用河邊的行人路,而且參與改變著都市的景觀,而活動卻遭到警方以簡易治罪條例控以遊蕩。天水圍重重的交通阻隔,加之以市內南北資源的分隔,已經是一個完完整整的「有形監獄」,我們是否還要消滅這些營造互助社區的公共場所,以有形無形的規條強迫那些街坊全部返回家中,讓各種社會問題發酵才安樂﹖

  雖然怎樣使用的問題可以繼續討論,但似乎在現有的規劃、法律、執法體制內,根本就沒有一個公共機制決定市民如何使用這些空間。在這種無邊的規範狀態下,我們的城市權利必須得到捍衛及提出,才能有效保障活動不會遭到無規管下的執法者的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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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什麼是城市權利,請參看Right to the City Alliance的網站

星期五, 6月 06, 2008

香港城市規劃史的缺席



  愈讀愈感覺到社會科學的規劃史在香港缺席的效應。市民翻開由專家或官僚編定的規劃發展史,有專業詞藻堆砌在圖則之旁描述,它往往被放在一個偏遠的角落,非平常的方法可以搜尋之。除了盲目相信,我們並不能透過明白及理解,選擇另一種對待它存在的態度。其實,規劃本身可以不是由官方史觀編纂出來的「專業」,它樸樸實實,可以是一種個人使用空間的方式,或者是社群集體決定空間如何利用的定案,是最初始人類看待、利用及建造空間的自決。

  這個詞彙受到國家或城市的佔據,就算自創建築及自我規劃是如何興盛地存在過,如那些木屋、天台屋等建設,總是被定義為非法憯建,並由普遍的市民,甚至獲得本身居民的相信。這個詞彙被「管治」的過程,或者是市民失去自我建築及規劃能力與意志的過程,是一個十分切身、值得咱們反思的課題。

  除Roger Bristow 巨細不遺地整理過殖民時代香港規劃演變及發展計劃的文件,還有一些斷代的規劃實踐研究,說明過一時一刻城市規劃的政治、經濟或文化的含義外,香港社會史及規劃史雙管齊下的歷史地理論述,或許是我的無知,恕在下未能數出一二。

  反觀台灣的學術界卻似乎十分興旺,又或者是我們香港封建(大學系統裡還有許多靠著權威主義及"專業"研究方法建構知識的御用卜巫),他們對規劃與社會之間的連繫有相當充分的關注。《台灣的都市計畫(1895-1988)》一書,就用了百多頁試圖勾勒台灣規劃的誕生及發展史,是一本較巧小及普遍的讀本。作者的問題關注十分清楚,其目的「不是在對殖民地以來的國家進行歷史的清算,而是在凸顯國家對規劃驚人的支配性。」並且評論信仰技術理性主義的台灣規劃者一方面明白規劃是一個政治的過程,另一方面卻相信自己是客觀中立、不辯論價值觀定問題,並把自己界定為提供技術資訊的技術人員。書中結語反問「如果是這樣(相信自己是技術官僚),他們就應該支持政治領域的開放,讓政治過程的結果指派給他們規劃目標而無怨言。然而,相反的,大部分規劃師卻又反對由政治過程來決定規劃目標...規劃師的去政治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是一種退縮的態度,以遁入技術官僚主義來逃避直接面對政治問題。事實上這是規劃師的自我否定、自我設限。」

  篇幅雖然短,並且是重點式勾勒不同時代的規劃發展,都能清楚引出台灣規劃史的殖民主義及之後國家權威主義的勾連。如30年代日治的「國家公園法」,把國家公園的設置,除了是發展國際觀光外,更被日本理解為「...首要使命是促進國民精神的振興。因為國立公園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傑出風景,它會使接觸者激發出平日難以體現的感受,而油然勃興出愛國的精神。」環境規劃與國族意識又再度合謀,固然是法西斯的空間策略,但對於許多自稱為自由主義的國度,環境規劃也作為社會管制的重要手段,這亦能夠表現在香港七十年代郊野公園的設立,亦可體現於二戰前因「衛生」之名大量清除對殖民管治不利的木屋群。這些規劃實踐香港不是沒有人提出過,但是這些知識有經過整合,變成老嫗能解的常識嗎﹖

  看來我們還是沒有這種動力,認真面對權力與真相,仍然迷戀專業主義下產生的榮譽及快慰。

星期五, 5月 16, 2008

《英國地方政府的保育與實踐》研討會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活動---

各位:

  本月,林局長在英國參觀了泰德現代美術館、牛津城堡等等國家級大規模的保育例子,學懂什麼不得而知,但是箇中在地區規劃上(regional planning)及發展管制上(development control)英國政府的實踐,反而才是最與市民息息相關、與及現今香港保育急切需要的參考點。

  地理學出身,已在南劍橋郡政府有5年規劃實踐經驗的葉慧敏女士,對近年香港多個的保育工作感到詫異。為促進交流,本會邀請了葉女士來港,以她個人在規劃署發展管制的經驗,為我們簡介英國地方政府在保育理念規劃程序管制方法上的實踐。就此,我們希望可以認識這些經驗與現今香港情況的差異與距離,給香港的保育政策作參考。有異於香港的發展管制(主要以分區規劃作保育),她會仔細介紹英國如何連指定建築裡,就連一磚一木都有其理念與程序的要求,與及如何把地區保育作為市民的日常實踐(everyday practices)。

活動詳情如下: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恆校園OEW903b室
活動安排:
前部分------葉慧敏女士的英國經驗介紹
後部分------經驗的討論及香港保育政策的未來
日期:2008年05月22日 (星期四)

  歡迎各位朋友參與是次活動,如有疑問,可聯絡劍青(64069645)或回 hkcggspa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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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http://www.hkcgg.org

星期一, 5月 05, 2008

東莞見聞錄之城市發展 (一)

  東莞這一城市是世界上絕對僅有的了。本地人口佔外省人口15%也沒有、年齡十八廿二、最重要的世界工廠、地方政府一系列「估你唔到」的創意計劃,這些特徵(當然還包括媒體封鎖)都是學者對東莞的城市發展持有無限興趣的地方。一氣呵成批閱了廿五份有關珠江三角洲城市發展的文章,搔不著癢處的居多。自己連續去了三年東莞考察,有三大點是如此的明顯,為什麼總是沒有人揭發﹖

一、近乎瘋狂的城市規劃

  有常常回國內考察的,都總會被當地政府帶到一些規劃展覽館,他們好像很樂於介紹一些近乎瘋狂未來發展藍圖。將明明現在還是農田、草地等地方,以一座座商廈及豪宅填滿。都市計劃,彷彿變成一項炫耀式生產,供參觀者的目光消費。

  以下是石碣鎮的未來城市藍圖,當地領導介紹時,東面的是新開發區,西邊的又是新文化區,然後那裡未來又會開發商廈,不知是否能夠或者如何實踐,亦不可知這些發展踐踏著的是什麼。


攝於東莞市石碣鎮的規劃模型


塘廈那個還要閃閃發光。


攝於東莞市塘廈鎮的規劃模型

  他們敘述發展時都有一個共通之處,他們慣於將城市理解為二元的平面空間,好像sim city一像,任君盡情移動與建設,還很有文革時候「人定勝天」的意味。有一場都市革命正在靜悄悄地發生。而受發展影響的歷史、文化、環境,只成為一個照顧的問題,從他們口中,像是有其他諸如「博物館」、「公園」等分類處理掉。

  規劃與發展需要土地,政府往往要出動徵地方法,來滿足城市化的慾望。當堆土機路過曾經歷土地分配的中國景色,農民的田產必然是鏡頭前最衝突的場景,是最要避免讓上級知道的操作程序。面對徵地,東莞塘廈發明了一些大膽的似乎狂想的大型社會規劃‧‧‧


攝於東莞市塘廈鎮的「農民公寓

  他研發的概念叫做「農民公寓」,是一種廿一世紀的「人民公社」。兩者相似之處,是政府將農民集體地遷移到同一地方生活;大相徑庭的地方,公社是將發展的成果回贈給勞動者的,公寓卻將農民市內全部的土地收回,在一個集中的位置蓋房屋萬千,給他們的賠償使他們夠錢買一個公寓單位,要他們在城市發展面前讓路。這樣的發明比較於本來保障農民在發展過程利益的農村股份制(Rural share-holding system),搬上樓便算,甚至可以集中控制原住民,做法來得更爽直、快捷。

  在車上那位幹部以興奮的音頻為我們講述這份傑作,似是為面前所有的地理阻隔宣示著劃時代的勝利。巴士跨過農民公寓的巨型牌坊,我嘗試坐在他附近,問他農民上樓以後的生計問題,沒有農田農民還能做什麼呢﹖他說:「大部分的農民都很富裕了,有些有自己的車,以後的生計就要靠他們在市場自力更生了。」他們上公寓後主要幹什麼﹖「多數都會去本地工廠去做工人,繼續靠自己生活。」市政府有沒有提供一些陪訓使他們能夠由農民轉營為工人﹖「有既,有既」,他說。

  從想像規劃到實踐規劃,都體驗都一種強勢政府主導發展的瘋狂。利維坦,不愧是利維坦。

星期日, 9月 30, 2007

修理殖民


  將怪字輸入金山詞霸,策馬追趕二三百年前的英倫殖民規劃史。十二月到孟買做學術報告是個不折不扣的事實,我必須提早抓緊殖民規劃於不同時空的概念擴散與港區的在地經驗,急急如律令

  閱讀「栽種與規劃的英國規劃史」,始知"The Grand Modell"是第一個英式殖民者將規劃的空間管治全球化的原型(archetype),對早期英國殖民地的空間形式及都市化具影響深遠。Robert Home 勾勒這個16世紀的發明,說明當時英倫的三巨頭(Lord Shaftesbury, Benjamin Martyn, and Granville Sharp)如何定下各殖民地的栽殖法則(planting)、操作與各種空間形式的管治含義。

   最多人懷愐卻不知其所來的地理概念,可數到綠帶(Green Belt)的規劃模式。這概念暗藏了春色以外的政治。本身存在的原意,往往是作為軍事角力的緩衝,假設香港在戰後若然失去了戰略意義或地緣關係的不穩定因 素,綠帶在土地資源的考慮下必然殖民者迅速瓜分及出賣。又假設如果香港五六十年代沒有出現大大小小、零零而重要的抗爭事業,若綠帶無法在70年代得到了新 意義的賦與,變成政府開放自然資源來消耗人口的過盛精力的新戰線,敵人由萬里彊土的共產政權轉向殖民地人口的心智及行為......的話,在殖民主義的意 義下,它在香港幾乎沒有任何存在條件。在眾多環境學家歌頌綠帶的美麗、生物多樣性、生態價值等,同時發生的是加強了這種規劃管治的正當性,轉移了我們認識 殖民政府任何作為的歷史地理原委。

  這種詹志勇式的反動論調,一如既往的口徑,我謂之「社會問題的綠化轉向」,漂亮而罪惡。

星期五, 9月 14, 2007

社會主義規劃

  恰恰與紅酒地理學相反, 我用了一整天品嚐了一篇有關社會主義中央規劃的城市發展模式的文章。文中Sjoberg 借助社會主義國家戰後的城市發展經歷, 以冷戰格局歷史關係及地理資源局限作決定性因子, 提出了一套社會主義城規在不同時期的空間模型。這樣以歷史關係來描繪空間模型的企圖, 比起入數字出解釋的科技迷信, 令人再找到嘆為觀止的理由。

  另一個重點, 他借力於Kornai 的短缺經濟(Shortage Economy)的概念, 在其上建立分配優次(Priority)的見解來說明社會主義空間區位的估量, 出奇地相容了大部分歐亞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語境 (除了二戰後已高度工業化的捷克外), 甚至找到容納毛澤東與克努曉夫南轅北轍的方針, 那共同的城市規劃的地理策略。

  注意, 蘇維埃與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域那種前衛的設計理念及先驗性的資源分配, 是資產階層個人主義的城市規劃者一生也無法逾越的,以致現今城市發展願景的討論與未來福利規劃, 這種規劃模式都是最值得參考不過的知識。可是, 社會主義規劃的教育不會出現在殖民大學, 在中大亦是欠奉, 只有浸大地理獨市, 卻有如入寶山而空手回, 文憑在上升, 職位在上升, 什麼也沒有降臨。

星期日, 6月 10, 2007

保育,在創意的公屋發展史

  別以為官僚就是納悶、守舊、公式的同義詞,多得行政架構內一群聰明指數必須合乎某級數的政務專員(簡稱A.O.)與城中各界專業人士的關愛,香 港政治其實一直以來都具有巨大的創意。就保育而言,這種創造力當然沒有表現在行政機制及處事態度上,但箇中計劃的「問題轉移」、「概念偷換」的政治想像, 經歷過殖民時代不斷的實踐,彷彿已達到爐火純青之境。他們甚至可將本來就是重建的項目謂之「保育」,儘管骨子裡仍然是重建的事。

  我們何不向港英時代最具創意的新市鎮概念取經,或許能為「保育」的認識帶來一點明燈。

創意的公屋殖民史

  作為引言,我們必須清楚香港整部新市鎮的發展史都充滿著一種「對抗性的創意」,它是由民間與港英政府在空間創造的角力中不斷辯證地寫活的。一旦影響到一方的生存或管治,他們的創意就會在瞬間爆發。按此堆理,公屋絕非因火焰或土流而「自然地」開展 (Smart, 2006),這背後涉及殖民政府對戰後香港形勢的持續恐懼,與及對人口問題的政治恐慌。

   殖民者對公屋的設計理念,表現了他們帶著一種殖民的創意具創意地殖民。比石峽尾的臨時房屋還要前期的北角村(已拆卸)與模範里,分明已是一種名實相符的 公屋模範,室內間隔寬敞,空間設施相宜。偏偏殖民者嫌它成本高及「損害市場利益」,結果甚有創見地把英國已經在十九世紀以後已不復採用的H型臨時房屋來一 個時空大挪移,照搬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香港這塊殖民地上,來達至其管治人口的目的。

  直到臨時房屋開始由民間的創意佔據,在各 座內建立了小販群、大排檔各種生存空間,甚至利用公共空間作為反帝反資的連結,成為了當時五、六十年代大小抗爭的歷史底蘊。面對這種管治的失效,政府不能 再寄望能夠在「混雜」的臨屋內進行統一的行為規範,新的空間形式及秩序必需建立。數次秘密來港考察的麥理浩,最終想出了新市鎮模式以抗衡民間的創意,在後 來建立的新市鎮,任何一處也用分區(zoning)的手段劃分,住宅區歸住宅、商業區歸商業、開放空間區歸「開放空間」。這種指示空間的建立令到所有的社 會關係都有系統地按著政府的邏輯去定義,以往的集體關係及連結都在新定義下一掃而空。

複製公屋史的舊區

  繼七十年代後沙田、屯門等創意規劃空間的大勝利,代表著新市鎮內民間創意的消亡。得到八十年代回城計劃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的引領,公屋史上創意的角力正在舊區重新上演。在今天的城市發展中,政府已經擁有製造藝術上最美觀的圖則、技術上更是可行的建築、法律上更像有公信力的條例,以便他在舊區進行一種「創意的霸權」。

  而保育作為城市發展的歷史地理脈絡下一個富有管治創意的概念,歸根究底仍然哈大衛 (David Harvey) 的老調子 ---仍然是資本主義的文化轉向下一種「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


延伸參考

Alan Smart (2006), 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見載信報, 6月11日, 文化保育平台】

星期六, 5月 12, 2007

觀塘城市景觀的秩序與共創

  近年的重建項目令人目不暇給,新設計新概念隨意在舊區天馬行空的描繪,反教人感到困惑及可疑。在這一系列似是美好的城市景觀背後,究竟當中隱含了什麼政治的議程﹖眼前即將上馬的觀塘重建計劃,經歷過跨政權的管治模式,可能就是現今解讀這種城市權力景觀的最佳範例。


權力轉移與城市景觀的重構

  單就觀塘兩幅不同時期的規劃大綱圖,就足以道出香港的權力轉移與箇中城市景觀的關係。一九九零年,土地發展公司《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的規劃大綱圖顯 示,除了公園、商廈與住宅,觀塘市中心更建設一座在報告內沒有充分解說的鐘樓。鐘樓,一座帶有強烈殖民秩序(Colonial Order)的空間形式,其對觀塘的意義,在於向周遭宣示一種工業生產的時間(Production Time),用以改造當時仍然為數不少、來自五湖四海的觀塘工人,統一他們的時間觀,使他們習慣活在工業的生產線上的同時,亦企圖在這個五十年代的市鎮再 度宣示殖民管治的權力。

   今天已經商業化的觀塘顯然不再需要鐘樓,取而代之,觀塘需要就如APM那些失去時間的奇觀(Spectacle),讓人在迷糊的商業消費時間 (Consumption Time)中進行商品的祟派。市區重建局近期公佈的重建計劃,更帶有一種中國秩序 (Chinese Order)的暗喻,什麼「地標式鵝蛋型建設」「圓拱型玻璃頂」與「流水式梯田公園」,就似是一些申請加入祟尚建設巨蛋及中式建築的新中國城市的基本前 提。這些新空間結構的想像,彷彿隱含著回歸後香港那種新政治秩序與社會關係建立的意圖。

  城市景觀的變更就如一場跟隨著宗主國的轉移的權力遊戲,新朝代蓋新宮殿,它是專為統治階層往後「更好」管理而鋪上的鮮紅地毯。

景觀作為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

  是否這樣的政治現實,就代表平民大眾就不能選擇城市的模樣,需要拒絕這樣多餘的希冀﹖近日訪港的文化地理學者 Don Mitchell (2000)卻有另一番理解。他將法國哲學家Henri Lefebvre 對城市本質作為共創體(City as Work)的理念,演繹出其實景觀也需作為一種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意即無論在物質或符號的意義上,景觀都是由人民共同創建的。

  故此,城市景觀必然是一樣公共之物(Public),市民不僅是它的擁有者與使用者,他們更有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去改變它,成為城市景觀的改造者 (Mitchell, c2003)。所以景觀之意義並不在乎供路人欣賞的客體,亦不僅在於公眾使用的權利,同時在於記錄由某地方某群眾共同參與建構與改造社會關係的主體。從這樣的視野察看城市景觀,彷彿為香港城市的陰暗面帶來了希望之光。

    觀塘的確有不少小規模的創造空間(Created Space),某程度上可算是共創體的體現。街邊的出牆鋪、樓梯鋪、唐樓內的伊斯蘭學校、為貧苦租客而建的板間房、天台屋等,都是由觀塘社區自行創造的空 間。然而,這些「自創空間」與以上所說的「共創空間」,似乎還有一段距離。加上政府利用各種形式的勸誘---那些自說自話的民意調查與公眾諮詢,並由一群 專業團體和學術機構護航---令城市景觀由市民定義的想法更愈趨遙遠。市建局重建觀塘的方式,真的能稱為它所言是「社區的選擇」﹖

  或許,我們亦需在迷失了本土與主體的後殖民時代,認真思索一下什麼才是社區真正的選擇。


延伸參考:

Don Mitchell. (2000).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Don Mitchell. (c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見載信報 5月15日 文化保育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