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巢鳩佔式地產騎樓保育切勿模仿

關注香港城市發展已多年，在廣州城中的騎樓風雨飄搖之際，也分享一些香港類近保育經驗。先小人後君子，請各位不要寄望香港能為廣州提供任何「先進經 驗」，我們在元朗新田的古樓就算被列作一級法定建築也可以被發展商改建做骨灰龕場，就可想而知「先進性」從不是以地域來比較，往往是官民之間的距離。

當 然，香港的確很久沒有聽過市區要「拓路拆樓」的事情了。自六十年代港英政府以消防理由，曾啟動「市區改善計劃」，將本來以「腳」為設計原則的狹長街道，在 這些華人社區削出一條足夠消防車的馬路。自始以後只聞遭鐵路及高速公路剷過鄉郊村落，也甚少膽敢在市區移平一些民國時期的建築了。

如果現時是十二五規劃的擴路大戰廣州騎樓的保育，就必須談到香港那場惹來全城爭議的市區重建局大戰利東街居民規劃。在零三年開始的灣仔利東街 (又稱囍帖街) 重建項目中，當區居民自行組織出一個名為「啞鈴規劃方案」，保育街道中段之餘，亦能令社區得到原區安置。

在 角力的最後關頭，政府突然拋出方案，將三座戰前廣州式騎樓列為「婚嫁博物館」，由法定的市區重建局與信和、合和發展商共同合作，稱可保育其餘幾十橦繼續拆 卸的唐樓內喜帖印刷業群落的社區文化。這三座建築物依然能夠存活在合和地產帝國的核心地段——灣仔皇后大道東，無疑已是某種意義的「奇蹟」，但這的確是一 項讓關心重建的民間團體哭笑不得的舉動——當地本來是做印刷的，你卻說要展示他們的唐裝裙褂及婚嫁文化。情況就像好東西被別人吃掉，消化後變成惹人討厭的 殘餘物。

於是，在內地一面紅旗的說「騰籠換鳥」，「雀巢鳩佔」作為形容港式保育不脛而走。

關 於騎樓，鳩佔這種官方保育精神十多年來都得以貫徹。當民間不斷提倡保育、實踐保育、自行活化，定時定候，他就來鳩佔，偷換你的概念，再變成生財工具。座落 於灣仔電車路旁的和昌大押也是三層高的騎樓建築群 (第一個官方保育項目)，押牌橫豎出大馬路，使典當業作為活潑的社區經濟之餘亦不失為一個港島區勝景。在二千年左右，市建局以保育之名引用土地收回條例令 大業主就範賣出，將原有檔鋪逼入後巷，建築搖身「活化」成老外酒吧及英國鄉郊菜館，並因不符合消防條例拆掉具歷史價值的木構樓梯。開業大吉後，主席還做了 一個專輯，拿起紅酒杯在露台分享成功(佔用)的喜悅。

隨後，因經歷於建築物內餐廳平均消費至少要幾百大元才能分享保育成果 的持續批評，官方機構不再說和昌大押是成功的例子了，然而鳩佔邏輯依舊。在零八年市建局進行了一次騎樓集思會，廣邀公眾共同為位於旺角上海街一處市區最為 完整的十多座騎樓建築群。最後的結論，又是將正在保育此地的藝術創作空間、建材業及各種住客掏空，保留建築空殼，打通第二層的牆壁形成長廊，建設升降機， 參考新加坡的牛車水與及廣州城的蓮香樓，打造它成為大眾美食茶樓的新熱點。現時社區正被收購當中，未來又將是雀巢鳩佔的典範例子。

為何保育都是以地產的邏輯運作，製造一場又一場沒有民意內容的笑話﹖原因很簡單，市建局是一個以商業邏輯運作的半官方機構，職員滿腦子商機，他只是想如何統一掉區內的業權，把它主題化，然後收租圖利。每年都賺取數十億的盈餘，反而變成你要提供理由說服他放棄利益。

現時較完整而又未被地產邏輯「保育」的只餘下禁區內沙頭角那批，這個壞的經驗希望廣州諸君切記。當然，擴路當前，廣州面對的是是否清拆的問題，並非如何保育。

(刊載於南方都市報　廣州讀本早茶　 2011-03-26：香港騎樓活在皇后大道　騎樓保育滿腦子商機)

危樓春曉 (一)

謠傳因太陽的凹嵌而在村落會議中傳播，林蔭中不起眼的黃雀歌唱疑惑，是「為何要是我」的外語。

平衡地，它在田野上劃出一條線索，我們不幸被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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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高鐵以來，我的病情反覆，病理結構不詳，大抵上是關於近來把各類將會發生的規劃災難提早展現或刻意收藏後，事件真正發生時那時間差序格局下的猶豫與分裂。如果大角嘴沒有被揭曉，城市仍然可如常運作嗎﹖功能組別沒有被尋覓，立法會是否不曾出現﹖荔枝角醫院及錦繡花園埋在泥土，時間會否有朝使它們發芽與痊癒﹖沒有八十後及跨境基建爭議的提出，香港貳零肆柒年時將會否不是這樣的可怕﹖

　　然而我們活在一個問題一個緊接一個的世代，繼續追蹤及展現下一個誇張的未來，可能是最糟糕的延續亦是最適切的物換星移、自主的重新表述。近日，一種動態的思索正廣泛流傳，包括馬頭圍道塌樓發展局事後急速將附近兩橦唐樓拆毀，少是因為結構即時有危險而原來多是要「毀尸滅跡」，為視野狹隘的屋宇署昔日沒有在批准旁邊重建後把這群連排式的舊樓進行加固。長期封鎖現場，消滅舊樓環境證供，邀請功能組別議員紆尊降貴形容塌陷是因為咸水樓及舊區殘破的問題。拆卸工程狠狠將旁邊兩座割下，並鮮有地說市建局要虧本七億 (因以往說是「虧」往往意指賺不夠)加速重建，當然不忘要將旁邊結構無礙的春田街唐樓納入範圍來增加利潤。據推論，塌樓報告將永久被林鄭私人收藏，如往日紅磡塌鐵門一死事件後的報告及高鐵欠大角嘴居民的地質報告一樣，立會議員追問過後便了無音訊。

　　我們需要如聰明仔阿麟(Alan Smart)所作的研究一樣，抱有詳細掌握資料的態度及石峽尾大火乃政府行為的懷疑精神，繼續點燃集體消逝的未來，如《青燈》：


故國殘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頭你把詞語壘進歷史

讓河道轉彎


花開幾度

催動朝代盛衰

烏鴉即鼓聲

帝王們如蠶吐絲

為你織成長卷


美女如雲

護送內心航程

靑燈掀開夢的一角

你順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臨風

你和中國一起老去

長廊貫穿春秋

大門口的陌生人正砸響門環

大角嘴的地底保衛戰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 Local Struggle | 2009-12-17


大角嘴的地底保衛戰

編按：明天12月18日，高鐵撥款最後的審議日子，反高鐵運動參與者呼籲一人一請假信，明午聚集包圍立法會，名副其實的體制外抗爭。漫畫家智海和江記各自製作了請假信範本，清新跳脫，鼓勵大家從政府與商賈指定的生活秩序中逃脫出來，解放一天。

地理系研究生陳劍青，一直長於在空間分析裡發現批判可能 。自學術角度，他著手發掘高鐵在大角嘴地底橫過對地面上舊區的影響。他發現高鐵這項不見天日的﹁地底﹂工程，竟象徵了政府的施政手法——而此番雷同絕非巧合。

最後還有漫畫家楊學德的舊作，把大角嘴畫成菇城，陰暗而 斑爛，在豪宅的屏風後，在濕漉漉的野地裡，在社會底層，人的生活一樣美麗。底層的社區生命力奮起對抗陰險冷酷的政府詭詐，這場保衛戰，可以怎樣打下去？

　在城市「暗瓦底」挖地道，是高鐵行事方式最形象化的說明。是次工程，並沒有選擇像其他國家級大型工程一樣鋪天蓋地，反而顯得分外從容及低調，官員在默默耕耘聲稱已等待十年的計劃諮詢，沒有刻意打擾綿延走線上各個社區的美夢，四十八分鐘不覺就到達番禺，就連與眾多從高鐵項目分到一杯羹的公司有個人利益關係的功能組別議員，袍金資料不是有市民入信要求申報也未必公開。然而，它的確是一個物質上在城市「暗瓦底」挖地道的工程——高鐵決意要在大角嘴穿過地層，直接影響着十四座舊樓的權益與安危。對於這二千多戶在行政會議拍板前一個月才在媒體上知悉的居民，他們根本分不清「鑽地洞」是一個有關行為舉動還是工程本身的形容詞。整場大角嘴有關「家園」的戰線，就在政府、港鐵及媒體的覆蓋底下開展。


徹底摧毁：半流動官方價值的家園

　直至目前，大角嘴對於許多關注高鐵的傳媒依然是數量上的問題，居民在遊行時力竭聲嘶，給面子的報章都是多報一個地名、多計一些人數。還未回答的問題是，他們到底實際面對什麼處境？與其他受影響的群體有何分別？顯然，這些立體的社區實况尚未能夠在平面的報道中突圍而出。

　若然有仔細考察隧道以上的人文地景，我們至少可以找到兩類受影響的家園。備受關注的菜園村，有充足的故事提醒香港一種被人遺忘的鄉郊生活。這個是熱愛土地、生命與此高度連結、以社區生活作追求的群落。在普遍的意義下，這種家園的捍衛對整個城市具有創造性，它勾起了我們遺忘已久的與土地的關係，豐富我們對家園的想像。這確是近年來保衛家園行動一種新價值的提倡及選擇。

　而大角嘴這一類卻大有不同。受走線影響的樓宇群裏，有第一家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們仍舊談論剛成立法團時與官員的合照。現時大角嘴佔大多數的老業主，許多都是將一生的青春、三四十年積蓄全都投放在此地區置業，買給他們的兒女家庭，部分並等待重建的「美夢」，讓這種家園繼續鞏固及繁衍。這套家園想像，有異於菜園村，是主流港式的、與官方脗合的，一直是港英時代為港人度身訂做、一直在鼓吹的「家」。這種半流動式的「家」——一方面將累積幾十年的青春財富透過置業而築起了「穩定安居」，另一方面又可透過交易與重建而「移動向上」—— 一直是香港城市發展中堅定不移的主流想像。

　不同的家園，都因這種高速融合的空間帶來共同的命運。高鐵穿過大角嘴地底的關鍵，在於這種香港人一直相信的半流動家園被徹底摧毁。這邊廂，他們將會因為底下走線的30 米保護區及地層的回收而影響重建機會、物業價格急跌而使他們的家園再無法移動；另一方面，希望繼續留在這裏安居樂業的居民將會局部及永久性地增添了地傳噪音的滋擾，區內五至六座五十年代的無樁唐樓亦將因沉降而可能變成危樓。選擇植根地區的，亦因工程而惶恐終日、不得安寧。他們正式意識到，原來一直相信的核心價值，是可以這麼輕易的揮發。兩種家園的想像，同樣被政府扣上整體發展Vs.小區主義的帽子，共同被高鐵無情輾過，化為煙縷而再無軒輊。


虛招掩眼法：收藏噩夢於居民的牀底

　大角嘴這種主流家園概念的幻滅與抵抗，對官員來說是一個可怖的噩夢，這個揭曉將它們整年來「暗瓦底」的行事方式一瞬間敗露，離偷天換日的日子尚遠（十二月十八日的財委會撥款），官員又不願作修改，還有什麼可以把持興建高鐵穿過大角嘴地層的理性呢？

　如此局限下，唯有使用各種虛招，令居民聽到之後心理得到紓緩，淡化問題，就可讓高鐵順利通過，其他問題則容撥款後處理。而這些招式玩意是高規格的，因為它涉及高度的技術、圖表的藝術及在立法會這個層次討論。在政府提交的一份補充資料附件中，有一地質圖顯示了大角嘴走線的地質結構。得到居民會中一位工程師的揭發，才知道圖中顯示無樁唐樓地下所謂的「岩層」（rock）原來只是修辭，根據環評，這地質結構其實是「CDG」，即「已全風化的花崗岩」土，引起工程師質疑官員在圖表上「做手腳」，藉以讓居民聽到「岩層」後減輕憂慮。

　另一種愈益流行的說法，是港鐵其實已經參考了「另類走線」，在環評報告內繪製了一條橫掃整個深水埗社區地層的走線，說若果不是要穿越大角嘴的話，就必須穿過影響整個深水埗的走線，在大角嘴新設立的高鐵地區資訊站，積極將潛在破壞深水埗的道德罪名扣上在大角嘴。然而，翻查環評，這條另類走線的考慮根本只屬過場，在報告首數頁提及並否定，連簡單比較表的格子亦因沒有估算而未有填滿，根本沒有認真當深水埗走線是一個可行方案般研究。這種地方知識的生產及移植，將虛構的地底噩夢，轉化去淡化大角嘴噩夢本身。

　曾蔭權、鄭汝樺、港鐵官員、立法會及一眾支持高鐵的學者近乎狂熱的執意，以及當下虛招的使用，不僅反映着一種人文關懷的缺失，即明明因挖地道而受影響、並且理應屬於主角的市民，頓然被視為工程的「障礙」。更重要的是，現在於大角嘴所鑽挖掏空的，恰恰是回歸以前所有主流香港人賴以為本的「家園」想像，高鐵正向我們的時代宣戰——踏入融合的世紀，所有的固有價值都將可以是虛無縹緲的，面向抽象的速度與流動，災難歸類為純屬技術意外的新聞，亦只會靜悄悄，在「暗瓦底」發生。

文．陳劍青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

土地經濟 遇洪而開﹖

【明報‧城市裝修】

　　從最宏觀的角度看，香港三大所謂「支柱」行業中，金融業的性質是吸取周邊地區的資源，將各地的剩餘價值集中化 （centralization），與物流業一樣槍口對外。然而地產這一行業，卻是透過挖取城市內部各種生活領域的資源，透過持續不斷的漲租、改造郊區、 惡化空氣質素、甚至土地的剝奪（dispossession）才能夠暢順運作，是集中化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 of centralization），亦是香港表面上作為亞太資本的首都（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往往被忽略的「裏面」。

　　香港人在整個八、九十年代投入炒樓、SARS 期間更樂此不疲、直到次按風暴仍未過去的今天還是熱烘烘。吃自己吃了三四十年，如果要在這個如洪水猛獸般的經濟危機反思，就應當為地產發展模式來一次歷史的反芻。

土地經濟的歷史地理

　　曾經訪問過一位根正苗紅的香港人——1942年在石硤尾木屋區出生，經歷大火，然後安置到七層大廈，結婚後上山蓋木屋，清拆後租住唐樓；八十年代開 始炒樓，八十年代中在市場波浪的翻船，失去婚姻成為工人；九十年代板間房被收地重建，上公屋後轉做清潔工——她一生都與香港整體土地經濟環環相扣。當問到 她為何要買樓的時候，她直言七十年代的她根本「沒有買樓的概念，更別說炒樓」，「要住的話便上山搭間千呎木屋，不習慣便租，為何要這麼蠢會買房子回來」。 她的炒樓行為，忽然變得不可理解。引伸的，正是究竟香港人什麼時候開始才熱中於地產這玩意的？整個地產發展模式是何時活躍起來的呢？

　　其實自六七暴動以降，遠東、金銀、九龍等新交易所相繼建立，華資在兼併了不少退卻的英資資產之際，同時容許了它們初嘗股票市場的龐大資金。引用地理 學者鄧永成的概念，一個由華資地產商、港英政府與發現地產有利可圖的股民的「土地發展體制」（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已經初步建立。它強調交易價值的網絡，大大改造了香港人視土地自用、視房產為家的概念。它是城市命運的巨輪，主宰了我們四十年來城市發展的 格局。

　　這種土地發展模式當然不是唯香港所獨有，是一種非常極端的複合。它不止於如城市地理學者Andy Merrifield所指出，像美國 那種地產利益與州分內政治勢力有勾結的深刻傳統；它又像整個東亞整個地區內的權威政府（strong state）一樣，國家與城市往往以公權力「協作」這些土地利益的交和收，如提出公私營合作的概念，合法地邀請土地利益參與分享。它特殊且極端的，是因為香港曾屬殖民地，英國 人上岸後「普港之下莫非皇土」，政府至今還是最大的土地利益集團。因而這個「土地發展體制」比起世界很多地方都來得更明顯、更直接、更堅固、更「勾結」。

拚命多於創造

　　當然，這種殖民時代的勾結向來都十分複雜，土地利益的輸送可能並非出自純經濟的考慮，政府甚至在經濟的效益上適得其反。以上那位地理學者曾在八十年 代算了一道大數題，發現原來前港英政府的從土地得回來的收益，根本無法抵銷各種為了這地產經濟而消耗的成本，包括交通配套、行政架構等等。土地經濟使政府 帳面豐碩的理由，只是由於未計算整全的總開支。姑勿論港英政府背後懷着什麼經濟以外的因由（詳細可參看羅永生的《殖民無間道》），在沒有經濟利益的前提 下，被學術界詬病為一種「拚命多於創造」（Desperation than Inspiration）的經濟模式也並不為過。

　　因這（非）經濟勾結之故，當八四年中英草簽限制回歸前土地發展數量，政府不是帶領香港邁向一種新經濟反是把地產業視作龍頭，忽然關愛舊區環境質素，實質在盤算着市區重建 這些不算在內的土地，以保財閥經濟的繁榮及光榮撤退。董建華 年代一份施政報告更提及過一項瘋狂的創舉 ——在十年內開展二百五十個市區重建項目，以闢地餵飼整個利益體制。這引發市區生活十年浩劫，居民維權運動處處，直到現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才稍有一刻的屏息。

　　「土地發展體制」像是令大家參與其中，獲得利潤。但從整個歷史地理的過程來看，故事更多的似乎是像起初受訪者的生涯一樣「拚命多於創造」、各種別樣 城市經濟的可能因土地租金而遭到排拒、政府政策受地產利益把持、多少舊區居民被遷徙、多少本土經濟被破壞，全都是本地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痛苦不斷的現實寫 照。

偽開放與真正的封閉

　　既然這個體制遺害深遠，既得利益當然是拒絕改變的答案，但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合理化自身呢？我們日常所聞，都拿發展與反發展兩種二元對立，謂之若我們死守老樹，不開放土地來發展便會被邊緣化云云。這種「開放」與「封閉」的概念，是支援整套地產發展論述的關鍵詞。

　　為回應這爭論，人文地理學者瑪西（Doreen Massey）曾做過一個具啟發性的研究。她選了兩個地方，一個經常被認為是全球的、公共的、流動的、開放的科研實驗室，另一個是被經常想像成本土的、私 人的、凝固的、封閉的家居。表面上，實驗室是每天有國際性會議、全球「精英」匯聚，經過她長期在地考察，發現實驗室其實也封閉得很，不僅是排斥其他功能的 單一經濟活動、有保安員禁止進入、而且根本十分具本土性（一種作者解作為植根西方傳統、強調理性的知識生產）；而家居也具備各種開放的活動，能夠集居住、 工作、娛樂等功能於一身，家中電腦的功能很多時候都不比工作環境的少。因此，關於這兩種不同時空流（time-space）的問題，她認為不應再問什麼事 物本質上是「開放」或「封閉」，真問題是為什麼事物會被定性為「開放」或「封閉」。

　　按此視野，我們不難察覺這種強調現行土地發展模式體制不開放的地方。相比起具社區網絡、靈活運用地方的舊區街道與建築，要強調收益的新地產項目，從 設施到管理都相當封閉。反而，像舊區或新界鄉郊的經濟空間結構卻從不封閉。以往利東街一類的本土經濟作業，除了大門常開、童叟無欺、生意額大小無區外，比 起許多中環 的公司可能更加連結全球，連卡地亞 也 會找他們做生意。現在一個正被強調流通、融合、經濟開放的廣深港高鐵所影響的菜園村，除了像同文俞若玫所指，「是盛載豐富的生命歷史，是個睡、吃和育兒的 地方，也是她們工作、娛樂、聚會、以及增長知識、交換經驗及身分建立的場域」以外，其七八十年代的米產一直都是運往歐美的。「開放」一個本身也具開放性的 地方給一條只能連接特定地點的高鐵，骨子裏就是為破壞開放多樣的本土經濟的單一地產經濟建立合理性，產生的效果，只能是從開放走向封閉。

真正開放經濟

　　近年開始談融合，基建在新界郊野穿插，這種由集中重建市區闢地轉向至擴散開發新界的空間政策轉移，將觸發新一波由土地發展引起的災難，如古洞北、粉嶺 北內許多具開放性的經濟模式在幾年來遭到地產商收地逼遷。這個土地發展體制對新界這「新殖民地」所帶來的環境、人文及經濟禍害與新一波衝突，是委任多幾位劉皇發 也解決不了的事。唯有透過正視由來已久的土地發展體制問題，解除定性某事物為封閉或開放的習慣，才能真正開放城市經濟的未來。

文 劍青

市區重建的「三無」檢討報告

　　負責這剛剛出爐那份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報告，為新一輪市區重建的爭議揭開序幕。各大政黨、民間及財團都爭相研究箇中內容，追蹤未來市區重建的進路。而與市區重建局(前身土地發展公司)已經有緊密「合作」關係的羅致光團隊，單計他在零五零六年之間的功積，已經協助市區重建局一口氣完成六個研究報告(詳見http://web.hku.hk/~hrnwlck)，已廣泛已被民間稱為政府的御用學者。因此當今次天發展局花費數百萬公帑研究東亞六個城市市區重建經驗的報告再度落入他的手中，有許多對市區重建有興趣的朋友都質疑其研究結果的獨立性、會否受政府或社會壓力而影響其研究結論等等問題。

　　這份報告對本地的市區重建茲事體大，我們必須要審慎監測，留意報告有否基於政府某些既有的政策方向，使研究的獨立性再次受到干預，以免在這第一階段的檢討，已經被研究妨礙了市民對真正市區重建願景的建立。綜合來說，可以看出報告作為一個正常研究所欠奉的三大處。


一無：問題跨度與深度

　　是次報告的目的，主是要考察東亞六個城市(包括東京、首爾、台北、上海、廣州及新加坡)的市區重建經驗，帶著香港遇上的重建問題，到這幾個城市尋求參考與答案。姑勿論考察範圍遭到發展局收窄至東亞城市，而非集中於本土經驗或西方城市這個研究局限(見何秀蘭的立會質疑)，我們仍能發現羅致光報告內提出當下市區重建問題的覆蓋面十分狹窄，未能全面反映本地近十年來重建面對的各種核心問題，有時甚至提出的問題本身沒有任何學理基礎，亦即是偽問題。

　　報告起首拋出需要回應的七大問題，許多都是市建局自身關注的問題(如私人市場的角色、財務安排、市建局的工作範圍)，而非整體市區重建的問題。其中一個市建局自身財務安排的問題，許多人應該也會覺得匪夷所思，為何一種每年純利賺幾十億、主席可在利潤內分數個巴先分花紅的運作，竟成為市區重建要檢討的問題呢﹖難道市建局開始對這種售賣舊區居民家當來分紅的模式感到內疚﹖恰好相反，羅致光轉移了這個問題，說未來市區重建「隨著公眾對降低發展密度的要求愈來愈殷切，這方面的收入日後將會逐漸減少，而保育、復修或活化工作的開支均會增加，市建局如何可以維持財政自給便成為一個問題(撮要, p.3)」。明顯地，這反映研究正在狹隘地關注市建局自身如何在做保育項目時也能繼續賺錢。

　　報告內的問題也反映出欠缺深入思考。譬如說舊區老化問題，報告似乎對老化的情況與發生並無深入理解，便假定了它成了一個問題，然後挪用一堆數字證明便似是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英美城市，老化這問題通常稱為「城市衰落」(urban decay)，是一種戰後居民遷移鄉郊居住，使內城區(inner city)的建築物出現資本流失(disinvestment)及租客流失，並引致日久失修的城市過程(Smith, 1995)。然而，香港這活躍的東亞城市，舊區其實一直十分興旺。資本流失的發生，主要是由於土地發展公司宣佈重建項目後，卻沒有實質執行，為重建區內外許多業主建立了虛構的重建期望，令他們不敢再投放資金於維修自身物業上。沒有對老化概念的認知，結論當然是確立了市區重建的必要性，卻忘記了重建的期望才是本地老化問題的主因，故政府繼續推動重建只會令老化問題更加嚴重，最後反而更加強化了重建的必要。

　　另一個沒有什麼學術基礎的問題，就是有關市建局裡4R (四大策略)的問題，作為不同章節所跟從的分類框架。其實研究起初沒有概念是不要緊的，應當誠心「惡補」即可，如應多涉獵如兩年前許寶強一篇文章裡提出過「進步保育觀」的重要觀念。文章指出過，4R本是偽分類，有什麼發展不是特定的一種保育，有什麼保育不是特定的一種發展﹖因此保育也是一種「進步發展觀」，透過孕育社區的網絡、經濟與文化，成為市區重建的真正定位。可是，研究報告當然概念上對此毫無認知，繼續在不同問題沿用這種偽分類，對立化重建發展與其他(非發展)策略，失去了報告作為「檢討」本身的意義。

　　更重要的，許多真正的有關市區重建的問題，就被這些狹隘的關注與無概念支持的問題覆蓋。一籃子的真正問題，如市區重建應該帶領我們邁向一種什麼的經濟? 是地產經濟、社區經濟還是其他﹖這個是近十年來民間社會在不同場合都一直經營及探索的議題，偏偏卻在《檢討》內被抽象化。另外，不知是刻意的選取抑或是無意的遺忘，《檢討》亦忽略了市區重建過程中如何照顧城市低下層的生活問題。數年來的重建項目都產生了士紳化的效果，不單將原本可讓不合資格申請公屋的低下層租住的舊區空間(包括天台屋、閣樓等)清除，甚至未來的發展讓鄰近舊區的租金急升，這恰恰是現在市區重建過程引致的嚴重問題。《檢討》報告對此的寂靜，帶有很重弱視基層問題的意味。


二無：比較方法

　　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術研究報告，一個適當方法的選取對整個研究內容有莫大的影響。是次《檢討》要以東亞城市經濟給香港參考，涉及一種比較類型的研究，就必須找一個可以容許比較的框架。

　　這一類似的比較研究，至少需要兩個必要條件才能有效進行：一、必先要將至少兩個作比較的事物建立一種系統的認知，深入了解兩者可比與不可比的原因。二、認清作比較地方的歷史、文化、地理各方面的脈絡，以作為比較內容可比與不可比的前提。如報告裡提及東亞城市的「價值基礎、政治結構及文化，以至不同持分者間的權力及互動關係，都是我們在評估這些外地經驗可否供香港借鏡重要考慮因素」交代了研究的局限，但報告卻忽略了比較的首要條件——要對於比較的對象有確切的研究，包括香港。

　如果純粹不作其他城市與香港的比較，欠缺以上條件(認識香港經驗)在方法上是沒有問題的。嚴格來說，報告不能算是一個比較研究，因為報告只要求學者到東亞六大城市找出各自的市區重建模式，實踐一種最底層次的研究定義(資料整體與搜集)，而不是對比六個城市的異同，更沒有一個對本地市區重建經驗有深入研究用以對比於六大城市的分析方法，在方法學上若要拿東亞城市與香港比較將不合乎學術要求。

　　但是，在結論的部分可以看到，報告雖然以資料搜集的模式，卻貪心地企圖偷步拿不同城市的經驗與香港做比較，藉以指點香港未來的市區重建方式。作為一個具規模的學術研究，報告顯然對本地重建模式失卻了一點深入的研究及關注，只是單向地透過找出東亞城市各方面的做法，又怎能拿來與香港比較﹖

　　如是者，在經驗總結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偷步」的結論。如台北、東京的社區自發重建模式被形容為不適用於香港，因為「較之其他城市，香港地方社區的力量相當薄弱(撮要, p12)」…「由下而上的規劃及重建取決於強化的社區及獲賦權的區政府。而香港似乎並不具備這一先決條件」(撮要, p10)。報告內有清楚研究過本地的社區組織的能力嗎﹖這種比較極具偷步之嫌。而有關各城市強制拍賣的比例，則不知為何來變得可以比較，報告中很突出香港強制收樓的比例比起其他東亞城市為高，可以有改善的空間。現在研究者很清楚香港與其他城市之間有關強制拍賣方式的分別嗎﹖除了比例之外，其他城市的門檻也牽涉著一系列的相關法例保障，例如公開聆訊等，法定機構可駁回申請等等。

　　歸根究底，這些比較不能帶出一個具可信性的原因在於，報告並沒有為香港市區重建的模式、經驗及教訓進行深刻的回顧，只純粹借東亞城市的經驗，藉以單向地與香港情況作「比較」，導致報告不能建立一種判別外地經驗可以沿用與否的標準，容許了任意的借鑒。若果研究只是完全根據研究者偏好的話，檢討報告還有什麼說服力可言﹖

三無：前後連貫

　　在詳細報告內新加坡的部分，其實都有充分留意到降低收購門檻這種當地稱為「集體出售」 (En Bloc) 的做法所釀成的禍害，引致諸如「持異議的業主遭報復事件屢見報端」、「受集體出售影響的租戶怨聲載道」、憲法受到集體「重大的挑戰」(p.13)等等。可是，這章節裡的研究內容好像被完全遺忘，在報告的經驗總結裡，反而建議香港可以考慮降低收購門檻，原因竟是相對於其他城市「香港的法定門檻最高」，因此「要考慮這個百分比是否需要作出調較．．．」 (撮要, p.13)。這的確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何報告明明知悉這種做法會導致一連串的城市問題，仍然要建議給香港作參考﹖身邊的朋友都在吸毒，是否就要考慮自己是否需要作出調較﹖報告的建議與其內容已經到達一個不合乎邏輯的地步，這市區重建「有樣學樣」的態度似乎已得到學術上的縱容。

　　更加詭異的是，報告寫到最後就連開首的問題也要忘掉，在總結重建經驗時未能作出相應的回答。例如前文提及「可持續的城市」的問題，研究拋出了探索市區重建中環境、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但在最後這個問題好像不了了之，只看到一些與政府內部在籌算著的方針相符的建議被置於當眼處 (如強勢拍賣的門檻降低(撮要, p.12)、私人參與模式(撮要, p.13)、市建局債券化(撮要, p.15)等等)。

　　如此種種，都讓人不禁懷疑，這份學術研究只純粹為政府開路的台階，就算實質的研究內容如何，最後的建議都與政府/發展局預定了的假設無異。

　　不禁要問，我們為何要花數百萬做這一次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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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Smith Neil (1995),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市區重建逐步私營化

看到這篇報導，突然像看穿了文字的皮膚，擁有對城市有百步穿楊般的眺視神經--

經濟日報：《港府：舊樓收購門檻可降》


如果這樣發展下去，我能預視：

　　一、市區重建工作將會出現無處不在的領匯化。種種跡象顯示，政府逐步退出各種市區重建活動，並由私人發展商的重建模式慢慢取替。這項由九成轉八成的建議就是配合這個政府已確立的政策方針而訂。我們除了可以質疑，在現行《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這種偷步放風的行為是否有遺公眾參與的規劃原則外，關鍵在於發展局是否已經考慮清楚以私人發展重建的模式作為主導未來市區發展更新的利弊。

　　其實，過往數十年，這種私人發展重建模式形成的城市禍害已經相當明顯。例如，地產高在灣仔區近十年的投機「落釘」活動，無論在建築物或社區網絡與凝聚力上，經已在地區造成了莫大的滋擾及破壞。另一方面，私人重建模式並不像政府重建那般，具有對社會責任的必要承擔。在私人發展商尋找利益最大化，同時城市規劃制度仍然有很大改善空間的同時，這條條例的結果勢必如領匯一樣，導致重建區內及附近地帶的社群都要承受租金上升的負荷。而事實證明，這種模式會長期影響業主與居民的社區生活與發展權。在觀塘裕民坊及荃灣七街項目，由於土地發展公司的重建計劃議而不決，配之以長期的「落釘」行為，逼使區內居民對環境、社區及物業十分不滿。他們又不能行使發展權自行進行重建，令市民的應有的土地發展權被忽略，亦要承受動輒十年這「落釘」過程的煎熬。

　　到時，只要哪裡有「舊區」，領匯的問題便會哪裡出現，包括城市發展在純利益追求下的願景失落，區內業主、小市民及商戶承擔租金上升、社區關係被破壞等經濟及社會成本。

　　二、將本來不公道的法例與政策的影響加劇。本來這條條例所指的是，只要發展商收到特定區內的九成業權，其餘一成選擇不遷走的業主便需要合法的讓出業權，這邏輯上既說不通，亦加深了社會不公平的情況。

　　　假設，如果一個社會只有十個人，由九男一女構成。這是否代表九個男強姦一位女性，就可以因為一些所謂大勢所趨的"整體社會利益"，而犧牲餘下的一位女性呢?

　　我們可發現，這條法例並非以人作出發點，所保障的並非一成業主的安置/賠償等問題，反而為了協助發展商「加速重建收樓的過程」，一個抽象於不知協助地產商或是市民大眾的「理性」。所有如發展權問題都可暫且不談，單單是這種強暴邏輯，作為一個文明社會我們都必須對此荒謬邏輯予以反對。偏偏發展局卻倒行逆施，縱容強暴，甚至建議由九成的標準下降此八成。未來局面將會是：少了業主讚成，多了居民犧牲，不公平的發展仍然可以存留。

　　市區重建往往被看作是一種困難的過程，由於舊區「業權分散」，經常找不到業主，故需要此條例協助重建過程。但我們認為，部分業主失去聯絡必須要以其他獨立的方式處理(例如，灣仔藍屋的例子就是業主失蹤，80年代由地政署收回管理)，不能就因為此「困難」就代表要透過修例降低門檻，製造另一堆社會/城市問題。對重建感到困難這一意識，其實是一個由上而下的的理解，如果真的是以人為本的話，「困難」恰恰就是反映了區內居民差異聲音的表達。我們不應以一項法例的修訂去超越這個困難，而是要透過社區參與重建的過程去反映區內的差異，尊重市民的選擇。

　　這些是作為居住在這個城市的人必須深切思考的當下問題。

一頭發展局

　　DevB勢如破竹地將發展難題一個一個被擊潰，林局長也很明白，所有規劃都不是技術問題而關乎政治。如今，針對都市發展項目如合和二期、史丹頓街、區議會小型工程、基建各種各種，她以公關手腕、政治宣傳及專家政治，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爭議擺平，甚至連諮詢市民也沒有的項目大家也對新藍圖欣喜若狂。對於浪接浪的發展計劃、只有作出少讓步卻沒有反思一套城市發展的整體思維，純粹在合理與平衡的修辭內蒙混過關，我們都大大缺乏對林鄧轉向後的新都市局面作出有力的判斷與批判。

　　究竟發展局攪邊科﹖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體制機器﹖首先，它應該是一個屬於沒收了市民各種城市發展權的部門。如果規劃一詞只不過是一種「日常空間使用的方式與秩序」，其下的規劃署必然是壟斷了普通市民 (懂得做規劃申請的一小撮富人除外)對自身空間使用及改造城市權利的終端機構。難道，正在使用街頭各種活動的市民本身就沒有一些已經存在的邏輯與實踐嗎﹖很難接受有規劃署的規劃就代表有邏輯，而沒有規劃底下的市民就代表失序、混亂、反智，而恰恰這卻與城市內各種正在發生的事實(以往的木屋生活、舊區形形式式的自創空間，包括天台屋、板間房)相反。就是這種Gramsi 所說對發展的霸權式建設(hegemonic construction)，令本來這種發展權的沒收在發展機構的論述攻擊下，慢慢得到接受、認可，進而嘉許。

　　同時，它亦是一個專用為處理新城市運動而設的部門，是為政治而尺度的(politically scaled)。根據一些殖民地精英董建華相關班子的說辭，以往發展、工務及運輸三類部門合為一局，目的是為了處理一些行政的縱向問題，在同一個局內內部處理時避免各自為政，期望能發揮董建華時期強烈鼓吹的根橫向綜合式可持續發展。經過紅灣半島、天星碼頭等爭議，曾任權做了一次大規模的政治架構重組，將發展獨立抽出變成一局，就算連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科」也不入其下十三個小部門之列。

　　以往對城市運動的管治束縛，例如反應緩慢、無法接觸及無處著手，今天的發展局是一頭完整的畢加索，它能有機地透過內部政治尺度的重構 (political scale reorganization)，所有器官都可以因應時局置換，令它觸覺靈厲，反應快速。針對去年年尾灣仔各種重建項目的抗爭運動，發展局架空市建局成立了一個地區督導委員會，局長直接與「見見面」，市建局在旁邊預備茶水；在時代廣場事件裡，公共空間這議題就透過發展局的統籌，在土木工程找資料，然後迅速將此事放上了司法程序處理，令本來需要更廣泛討論的議題告一段落，還要處理多幾個公共空間的問題。這種隨時生產及重構的靈活及有機性，大大容許了行政時間速度的增強及管治的空間領域(spatial reach)的擴張，與帶動城市運動的政黨、學者及社會行動者的關係更加貼身與親密。

　　今天遇上了這樣一頭如狼似虎既可恐又厲害的一個局，是何等的不幸，助長了市民對各種發展實踐意義的無知，卻無助反省一路以來一直在問的城市核心問題。地產主導的發展，加一點施捨而來的企業社會責任，減一減地積比，為社會創造就業，謝主濃恩也來不及呢。

城市文化保育，我們重新洗牌

　　自灣仔利東街的死與生，加諸各方歌手唸口簧作普及，耳朵對當前的文化保育議題都集體患上不能輕易聽出是捷報或是退步的都市疾病。

　　原因有許多，其一，我們突如其來在一年間聽聞到了十數個以保育自居的新發展計劃，禁區保育、鳳園保育、唐樓保育，總之今天乃全境的保育革命，語言上合於許寶強去年所主張「保育就是發展、發展就是保育」的進步保育觀，無人再會只說市區重建、發展，進一步由無法挑戰的保育將所有帶有未來意義的詞彙收編。其二、今天的城市發展討論的運作已得到「提升」，彷彿已經由專業人士(如Planning Alliance、一群建築師及規劃師)、政黨及政治人物(公民黨、民主黨、葉劉淑儀)它們自行推動，對著一群所謂「公眾」而不再是往日社區內街坊與居民等「群眾」，論述發展出天空的城堡，似宏偉亦可觀。其三、關注城市發展的民間被政權玩弄得體無完膚，深水埗重建區內建議留低可案的街坊被告上法庭，關注利東街、天星皇后的一個好人馮炳德三次被屈襲警，成功將城市問題消音。其四、新聞報章的平面敘述已經十分及時，真的會就著不同城市保育個案作分析及帶到評論層次的則寥寥可數，可能只有奇貨可居黃英琦。學者們潛水，詹志勇屈機，普遍市民對理解保育出現高度平面化的由來，的確不能以「冷漠」一詞就分析完畢。

　　我們無力辨識、明言(articulate)中心與邊緣，白天與黑夜，所有可疑的模式帶有明確的承諾，承諾的細節都滿佈抽象的可疑。站在當代都市保育最前沿的人，究竟是剛來港住天台屋突然被告知要被「保育」的新移民，抑或已經是未來要進佔/保育上海街戰前唐樓的餐廳老闆﹖抑或仍然由壟斷/保育發展權及發展一詞的發展商當選﹖又或者是一群對這媒體分類感到諤異的「保育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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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堆專研文化保育的有機小隊必須啟動，將以往辛苦建立的重建論述重新整合與現在化，以回應這個混淆與迷濛的年代。

我的九西建言

　　建言：九西區居民，毓民真係好似唔係幾夠票wor，大家發揮一下市民的組織能力，動員屋企人及朋友，一齊投社民連。



　　作為九西其中一分子，我本來也只想將可動員的全投給涂謹申，似乎佢係區內唯一一個最有能力監測政府，極積做文件工作，同時又有潛力再入立法會的候選人。相比之下，soundbite 主義者們(黃與毛)的公共政策、法律檢討、地區工作的確乏善足陳。再老實一點，具有龐大人力物力的民建聯，無論那些政策建議如何保皇、民粹、具歧視性及暪騙基層，至少當你問他們如何解決失業問題，他們可以從善如流地、有研究基礎地講到有三條方程式去解決，這些研究的累積與知識的生產，是整體泛民極度缺乏的地方，令市民未能切實感覺到改變的可能。不需問，只需看看他們對市區重建的認知程度有多少就一目了然。

　　但是，從希望的邏輯來說，似乎我們真的要想想一種民間配票邏輯。儘管民調並不可全信(尤其港大某幾所)，但是從8月到今天，多次民調都顯示毓民10%的票也沒有，介乎8%左右。若果民建聯他們有一個龐大的系統配票機制，我們也必須積極自己配票，例如集中選票投給有機會選到的(Roy Tam與龍緯汶，不好意思了)，將過多的泛民選票有機地轉移至其他身上(阿涂暫時看來也夠票當選)。正如當時票投陳太而不是其他陪跑的參選者，部分選民並不是因為支持她，那一票的作用是積極地鞏固力量去攻擊最重要的敵人---葉劉。

　　無論票投給誰，最緊要當心那群以披上理性、獨立皮草的隱形左派(簡稱隱形左)，包括九西那位支持23條立法，被評為共產黨小護法，有中聯辦包底，梁振英胞妹的梁美芬女士，與及成功重新包裝，繼續把持「理性、專業、務實」的葉劉淑儀。表裡不一，還要藉詞否認，連參選最基礎的道德資格也沒有。

利東街歸入地產分類

利東街重建招意向 兵家必爭 地價80億 提供1300伙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0814/4/7p9p.html

　　從今天起，利東街只會在地產版內出現。究竟是誰出售了香港?

柳暗花明囍帖街---本人的一種節外生枝

　　面對謝安琪的囍帖街，這邊廂，我被文化地理學者提醒處理普及文化的問題，並不需要合乎社會事實，重要的倒是其影響；那邊廂，我又被一些朋友批評我根本就在護短。這的確令我語言桔據，陷入兩難之境。從一種時間的維度責難其歌曲內容的前後矛盾(由「捨平凡、愛動盪」到「放棄理想吧」的保守化趨勢)，與從一種情歌邏輯分析作者不懂處理當前都市情感云云，這些觀點我們已經聽過許多。究竟我們還剩餘多少想像力，繼續積極地評價這類型保育轉向的曲詞呢﹖音樂重複播放之際，我突然找尋到一條第三條路‧‧‧

　　這首詞當然可以順暢的閱讀，但開始惹起本人懷疑的地方是詞中一些小資物象的鋪設，必須註足細看。曲中所描述的光景「小餐檯梳化、雪櫃及兩份紅茶」，的確是子虛烏有的，與利東街社區內一直強調的社區網絡、本土經濟等舊區生活大相徑庭。另外，詞中將囍帖街寫成一個拍婚紗的地方「錶起婚紗照那道牆」，May 姐賣小飾物、徐叔賣麻雀、大部份小商戶都是印刷囍帖的，何來做婚紗照﹖我們可以很自然的，就下了一個名為「不符事件」的結論，說他主觀地將自己的中產情懷扭曲了舊區的基本元素，拋棄這首歌，事完。

　　什麼引起我的疑問是，你不覺得這些意象(小餐檯梳化、雪櫃及兩份紅茶及婚紗照)，彷彿是指涉著位處於內臟遭遇掏空後和昌大押的二樓露台，與及被May 姐批評為「假姻緣，真孽緣」那個發展局的「姻緣方案」嗎﹖似乎這首歌叫人放棄的，並不是重建前的東西，反而是重建後的和昌大押及姻緣方案。

　　如此，這是否表現著一種時空的錯置，如Robinsons 在《平凡城市》(Ordinary Cities)中所說的現代與傳統的辯證? 表面上叫人不要懷以往的舊，實質上其實批評人們懷未來(盲目相信經濟發展、未來是進步而傳統是落伍)的舊? 簡單來說，此曲帶出的訊息就是---不要再沈迷既往所謂為了香港整體利益的經濟發展了，市建局這座「回憶的堡壘，剎那已倒下」。並且，「面對這墳起的荒土，你注定學會瀟灑 」，面對市建局建設了這麼多城市的禍害，應該與堆土式的重建方法瀟瀟灑灑的給我告別。

　　而有關那些遭到市建局佔據的土地，包括和昌大押的小資景觀及姻緣方案的婚姻大商場，歌中有個咀咒其壽命的回應，叫它別以為推出新的方案就能推倒社會發展的巨輪：

「溫馨的光景不過借出　夠期拿回嗎　終須會時辰到　別怕」

　　最後，它更祈使市區重建局不要再猶抱琵琶，不要再壟斷發展，侵害私有產權：

「請放下手裡那鎖匙　好嗎」

這種演繹的允許，是作者刻意沒收主語所導致的。他說的囍帖街只是一個空間環境，曲中並冇提及過誰是主角，環境的主角，的確可以是May 姐，又可以是市建局，只視乎讀者個人的取向與身份，希望在這首歌獲得什麼的一種意義。正所謂「誰和誰做了蠢事，誰和誰亂了主旨，還未到謝幕也不知」。

　　對「囍帖街」這種節外生枝的新解讀，是愛囍帖街的朋友應該共同享有的吧。

樂此不疲炒地皮四則

之一
舊區統統炒



　　市建局多年來在城市修練吸星大法，動不動就說要為了改善您的生活環境而沒收您的物業，邀集財務精算師及規劃師合謀在各地區搜刮民脂民膏，進行全面都市化。資源先被局內十大部門及三位主要高層瓜分(主席還可以在機構獲得總盈利內賺取數個巴先的花紅)，剩下的還有21億元營運盈餘。

　　所謂不可行，從來都是技藝，與科學無關。


之二
抄九倉炒公共空間



　　九倉回歸之後逐漸被政界商界邊緣化。尖沙咀整個交通樞紐由九倉手上，政府透過巴士站搬遷及火車站的設立，逐漸轉移到新世界旗下，九龍天星碼頭原址續租又撻Q，今次時代廣場的遺章問題，找它祭旗簡直意料中事。

　　九倉在這個局勢下還不醒醒定定，遭人揭發遺章管理後還蝦蝦霸霸，繼續侵犯公共空間使用權與扮受傷報警，幾乎可以肯定是為本土行動專設的政府架構---發展局，它不抄你家就稱不上特區撲火政治了。

　　公共空間是命運共同體唯一能夠一起呼吸的實體，是令城市空氣令人感到自由(city air makes people free)的盤根。以每天8-20萬的速度瘋狂商品化使用者的可能，並動員最基層的保安趕走使用者，與現在炒糧油炒農地的國際基金集團相比，其實變態程度相等，一樣不能容許。

　　就算政府興起了訴訟也好，都請記住---遺章管理的主因不是個別發展商的問題，而是一個將公共空間外判給私人發展商建設及管理的發展模式問題。

市區重建的人文地理觀察

　　聯校地理學會可我索文，索了我兩天，就當讓學生認識一下人文地理吧。

　　還是專心做自己的研究了。

市區重建的人文地理觀察

文：陳劍青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相信許多同學正在從地理科學習香港的市區重建(urban redevelopment)，然而，你有否曾經想過，明明市區重建是有關社會學(如社區關係的研究)、心理學(社群面臨重建時的心理壓力)、建築學(設計新穎的現代建築)、或者經濟學(重建過程的成本與利潤)的學問，卻為何是一項地理科的議題﹖地理，對於市區重建這個熱門議題來說，可具有什麼切入的角度﹖它的重要性何在﹖

其實，人文地理學界對理解市區重建的衍生、過程與箇中矛盾，已有十分完整的討論，或許是因為中學的課程所限，令這一門完備的地理學問顯得零碎、偏頗，未能有效突出市區重建中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就此，以下希望透過一些舊有會考試題的檢閱，帶出一些同學在學校裡或許從未想及，認識市區重建的地理視覺，就算不能幫助考試，亦可以課餘參考。

重建可以預期﹖

2003年的會考試題卷二內第55條是一條有關市區重建的考題。答案標準得很，對，我們可以預料X地將被「重建」。答案，我們被教導是B。

不管答案是什麼，這個問題所帶出的訊息是，城市發展是可以預算的。我們能夠靠著地理模型的先驗性，估計到何時(time)何地(place)有什麼發生，包括市區重建。不過，城市真的可以預期嗎﹖它基本上可以，但預料只能存

在於一個為中學學生所廣泛認知的芝加哥學派空間模型 (Burgess Model)的模擬城市內。此模型說，重建「是可以預期的」，它能根據地租(rent)的動力「無法避免」地將會出現於模型裡的X地。城市的結果，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想必，這條題目應是在這模型的框架設計的，但這恰恰遠離了現實。人文地理學裡，經濟地理學家Neil Smith是研究美國市區重建的佼佼者，他曾在80年代寫了一套地租理論[1]，去解釋資本主義城市底下市區重建的衍生。其中為人熟悉的概念，就是地租差距(rent gap)，概念指出若果某一個地方建築物的經濟租值及拆

卸成本，低於這座建築物所佔用土地的價值，市區重建對尋租者或發展商則有利可圖，市區重建便有可能出現。但是，就連這位學者也相當清楚，地租差距只能算是一個指標(indicator)來預計市區重建的出現，現實仍是根據特殊政治、社會、文化環境來決定會否重建、如何重建或重建成怎樣。未來充滿局限與可能，但從來都不是「無可避免」及可以預料的。

當人文地理學者研究市區重建時，語境(context)是不能或缺的關注點。所謂語境，就是不同地方的地理差異(geographical difference)，按著某地方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人、事、物的相似性或差異性，各地城市發展都會呈現與眾不同的地方，沒有一些普世的標準。

現時在歐洲，市區重建主要是一些大型的重建項目(mega-project)，由一些公私營合辦的機構推動，為了符合遊客的「訴求」，重建後的建築並沒有增加本土特色，布魯塞爾沒有布魯塞爾的建築，反而變得更歐洲化(Europeanize)[2]。在美國這個較為市場主導的國家，市區重建表現成為一種所謂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過程，戰後大規模的市郊化(sub-urbanization)，令內城區日益凋零，期後被許多喜愛都市生活的獨身中產、同性戀群體、優皮士(yuppies)逐漸搬入佔據，慢慢由他們改造了建築本身。

而在第三世界的民主國家，許多內城重建更與政治架構勾連，例如拉丁美洲的內城區都由大量木屋所佔有，由於他們的存在已有一定的歷史，當中的居民已經被賦予了身份及選舉權利。故此，市區重建的清拆便會對原有的政治團體造成根本性的影響，在這些地方的市區重建幾乎不可能，或者是純粹出自政治的考慮。又例如，在印度大城市孟買(Mumbai)中全球最大的寮屋區達拉維(Dharavi)，基於當地有很強組織能力的團體，重建後許多土地都會改建造公共屋邨，讓原來居住在寮屋的居民可以「原區安置」。試題的答案在印度的語境，是C而不再是B。
參照了以上世界各地市區重建的個案，都顯示出我們並不能夠用一個(西方)城市模型就能斷定一片土地的未來，因應各地方的地理差異，市區重建的出現及過程亦有所變化。故此，要明白市區重建的來龍去脈，抽空了語境，我們註定無法真正認識。而我們現在所學習有關市區重建的知識，有否按著香港特殊的語境去考量﹖

甚至，我們在相信「市區重建乃可預料的既定事實」的同時，很容易就扼殺了我們對城市空間的創造力。若果有留意灣仔區的發展，你可發現有些地區藍圖計劃正擬於皇后大道東一帶的舊區規劃發展中，建設一些廉租屋，來照顧當區低下階層的需要[3]。不只是印度可以是C的，我們也可以。許多城市地理學者經常會問一個經典的問題：「為什麼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想像在山上建造一個新城市呢﹖」[4] 城市的未來，從不是由為模型底下必然可預計的產物，往往是靠著我們雙手參與共創的結果。

重建因為衰落﹖

在市區重建的認識裡，對香港特殊語境的考量，我們可以說有，亦可以說沒有。如有，我們也經常把市區重建的原因訴諸於「地少人多」及「城市衰落」。然而，市區重建的原因又是否這麼簡單﹖

且看看考評局在2003年問了些什麼問題：

這反映了現在所期望同學學到的，是城市衰落就是市區重建出現的原委，因此，政府順理成章成立了市區重建局(前身為土地發展公司)，協助推動市區重建。不過，對於了解80年代以後的香港城市發展的人文地理學者，卻有另一番見解。

首先，對於香港舊區來說，城市衰落(urban decay)其實是一個不太公允的形容詞。之所以謂之衰落，其實是指一種自然的現象，意即城市景觀在形態上及功能上失去意義，逐漸被汰舊換新。這的確在美國許多舊城區可以找到，但是這代表香港城市有出現過城市衰落嗎﹖

筆者作為油麻地咸美頓街的街坊，以個人的生活經驗而言，並不認為現時住的舊唐樓有所謂「衰退」的情況。已有50年歷史唐樓內的閣樓是我第二個家，除了去年中牆身發生過一次小規模剝落作為唯一的缺點，附近整個舊區的空間組織連繫與社區網絡是相當緊密的。樓下許多檔口跟人有說有笑，街道熱烈，公共性很強，士多鋪老闆的孫子終日在行人專用的廣東道繃繃跳著。住在舊區，至少能有機會認識與你身處同一種地理的人，實用面積大及用途不受管束。我個人完全不能理解為何這個形態上及功能上也相當全備的社區，會被人理解為「城市衰落」。

根據一些的地理考察[5]，最有可能出現「城市衰落」的，所知的或許只有部分觀塘裕民坊與個別灣仔舊區的地方。觀塘裕民坊有些唐樓的確建築物殘破，不少業主亦已在90年代中移民外國，物業亦多年沒有維修。不過這卻不是一個自然產生的過程，其實是由於當時的土地發展公司早在80年代已經公佈重建的消息，嚇怕了本來會花錢維修的業主，於是才有建築物欠缺維修的情況，「衰落」來得一點也不自然。而灣仔舊區，物業的失修的確是一個問題，尤其是年紀較老的長者。但是依在下的訪問來看，灣仔的老街坊往往需要這些唐樓式的設計，在樓上樓下發展家庭網狀，方便維繫家庭、照顧小朋友及長者；一些老街坊就算是經濟條件轉好，基於情感及人際關係的緣故，亦不會謬然搬遷。雖說建築物變得陳舊，但是舊區在功能上反而更形重要，成為長者賴以為生的依存。

「城市衰落」這個詞彙，似乎經不起人文地理的考驗。若果我們不能用「城市衰落」來解釋當下的市區重建，究竟什麼才是真正導致市區重建的原因﹖

香港重建的原委

市區重建的本土研究不多，幸而也能找到一些人文地理的觀點，有助闡釋其背後真正原因。

其實，不少香港的城市地理學者亦曾提出，要學習戰後香港的城市發展及市區重建，第一課必然是土地問題。尤其有不少華人資本家在動盪的時代趁低吸納英資的土地，初步確立了地產商在影響香港城市發展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工業資本也在80年代以後透過所謂資本環道(circuits of capital)，將資金大規模從工業轉移至地產，令香港城市各領域的發展都在地產商的壓力底下進行。因此，80年代開展的大規模重建，就可理解為政府要安撫地產商對土地訴求的舉動，透過土地發展公司的成立，使用公權力將大片土地回收並且售予它們。發展商對土地渴求，才是香港出現重建的原因。

　　若果從文化地理的角度看，我們甚至可以把市區重建看作一種管治者抗拒城市公共性(publicity)的其中一項策略。如本會其他城市研究所指，在殖民地底下，管治者就是恐懼公共[6]。以往透過清拆，現在則透過市區重建，將能夠產生公共性(包括聚集、聯繫、組織功能)的房屋空間一一掃空，當整體社會達到高度的個人化，社會便能「安寧」。從十九世紀能夠發展成一些為自己爭取的零碎網絡的太平山木屋，到戰後亦能在走廊及空地建立聯繫，最終演變成了爭取的力量，成為六七抗暴的底蘊的臨時房屋，直到今天擁有很強公共性的利東街[7]，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城市的公共性，通過房屋空間的清拆與重建，得到有效及循序漸進的消滅。於是，市區重建不只是經濟利益般簡單，它還可以解讀為恐怕公共的管治者的城市管理策略(urban management strategies)。

總結：開拓視野的人文地理學

以上各種人文地理觀點，重要的不是給你單一既定的答案，相反，倒是企圖提供一些新的視覺，讓你再度思考同樣的問題，是否只有一個既已、必然的答案而已。

文中討論了市區重建並不似是可預期的現象，更不像是由於「城市衰退」順理成章的結果，它還有一籃子的人文地理知識在背後，正等待著大家發掘。

就算如何不實用、不認同、不明白也好，請也試將以上這些人文地理學的觀點放進腦內的雷達，不單只是「市區重建」的議題，其他諸如「公共空間」、「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等等現時熱門的概念，都可以從人文地理學再度認識。歸根究底，地理本身就是一門開闊視野的學科，責任從來都是為了讓人更全面地認識事物，這是超越現代社會只著重表面的寶貴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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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論見於其著作《都市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 of the city (1986)及《新城市前沿：士紳化與恢復失地的城市》The new urban frontier :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1996)。

[2] 見研究歐洲重建的城市地理學家Eric Swyngedouw的著作，《全球化的城市：歐洲城市的經濟轉型及社會二極化》The Globalized City -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Polarization in European Cities(2003)。

[3] 詳情可參考由灣仔區議會贊助，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及聖雅各福群會合辦《灣仔未來發展藍圖計劃》的報告書。

[4] 可參閱David Pinder Visions of the city : utopianism, power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urbanism

[5] 本學會在2004年至2007年間，先後在香港各地進行深入的城市地理考察，主要關注舊區重建、公共空間與新市鎮的規劃。而觀塘與灣仔區是我們其中的一些考察重點，其餘地方包括荃灣區、天水圍、深水埗、沙田、尖沙咀文化中心等等。

[6] 詳見明報 世紀 《從利東街談「城市的權利」 特區政府也「恐共」？》 2007-12-11。

[7] 已在2008年1月開始清拆，現已全部拆毀。

利東街一片空

　　星期三當天發生了一段小插曲。鄧生與我經過到灣仔區議會開會，順道經過了利東街時，發現全都拆毀了。市區騰出一片大空地，其背後的氣力、動力、壓力足以讓人心寒。

　　我駐足在入口位置要拍一張相，面前地盤的管工立即指著我大聲呼喝：「喂！做咩呀！唔准影相！」

「哩度係公共地方黎wor。」

「哩度係地盤，唔准影！」

　　當刻腦袋裡浮起了時代廣場的影像，不知不覺笑了出來。相反，在旁的鄧生忽然變得很憤怒：「做咩唔影得呀，我係要而家影！影完唔用都要影！」於是一手就搶了我的相機，影了一張。

　　在那天之後，有灣仔利東街街坊May 姐、徐叔等陪同下，在皇后大道東邊入口影相好像無人干預。May姐話：「你地影相叫我嘛，有我地0係度任影都得。」我們拍了一張團體照，不知以什麼表情的。

韓國人與重建

　　陪了班住房研究所的韓國人訪問市建，因課堂及錯綜複雜的上環地理而遲到，中途切入會議。他們用了一間200人的會議室來招呼我們6人，一張C型桌子的口對住螢幕，置於房間的中心。我們就坐在一旁做學生、聽說話。

　　他們的一些對話，使在場的我們都為香港感到蒙羞——當韓國人問到市建在重建過程有沒有市民參與，大大粒竟然在充民主，說他們有諮詢區議會及有個Advisory Committee。然後班韓國人立即澄清：「我們是說有沒有市區重建中，有沒有一些規劃師與市民一起合作規劃，來決定未來的重建。」當場令所有公關語言的魔法舜間瓦解，無稜兩可的「以人為本」又成為討論的休止符。

　　原來在南韓，市區重建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韓國人透露，這些重建在六七十年代開始大規模進行，在城市內山丘上的木屋成為第一批清除的對象。當時，南韓面對的是一個強權/極權政府，每一次的重建都是暴力清拆，警察掃蕩，將地方完全移平再建。什麼是城市居住權﹖沒有聽說。其後到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抗爭最終令政府讓步，只要你的房子被重建，他們便會grand你公屋選擇權、grand 你足夠賠償。雖然不知道那些照顧在操作上是否能夠很好對待重建戶，但韓國人肯定的是，業主很滿意。這就是有云民主政府接受市民意見的年代。

　　至於租客，韓國人說他們在重建中還存在許多問題。譬如在重建時，發展商必須跟從指引，預留土地興建一些公屋來照顧原區的低下層，但往往因為租金對於低下層還是很貴(已經低於市值)，他們往往被迫遷往城市外圍再找生活空間。

　　韓國人原來是嫌這種模式不夠好，建公屋仍然不能充分照顧，民主政府需要自我完善，因此來這個先進的亞洲國際都會取經。最終不知取了什麼回去，亦不知有什麼結果，但倒頭想想，我們可否也從異國人學到了香港「地盡其用」的迷思，可以如我們灣仔報告所倡議的，在利東街及皇后大道東附近，建設公共房屋給城市低下層呢﹖

誰的心思﹖地理試題考(2)

　　近幾天不停向朋友傳閱及上載這些暴力圖片，雖說每位聽後都甚為驚嚇，達到我所期許的效果，多華還建議在相宜的季節時上書明報，來一個世紀版題目大檢閱，翻一翻各種評審機制的老帳目。畢竟，話說了一星期，空氣也開始變得討厭。

　　既然如此，最好的辦法還是寫，「不動聲色」的寫。寫寫寫，除了上回為誣蔑我家油麻地翻案以外，還有什麼好寫呢﹖

　　其實每一題試題，尤其是強政勵治的那幾年，設計者的心思這一迷思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政府部門以下有個教統局，教統局底下有個考評局，考評局作為試題的設計者，它如何去配置自己的身份於一個體制之內呢﹖它的心思是經過專業獨立的深思，抑或它就是政府的心思﹖詢問此且解答此，必然有助理解現有會考高考的地理試題，提昇答案的命中率，對捕捉考題的脈絡及答案無往不利。先舉一2003年例子；




你知道，城市可以預料嗎﹖可以，但它只存在於一個芝加哥空間模型(Burgess Model)的模擬城市內。就算是香港政府度身訂造了一個名為市區重建局的推土機，來刻意實踐這個象牙塔的想法，最後的結果它們也不敢預算。偏偏在一個政府推動重建的年代，考評局卻以分數機制引導學生，藉著考題揚言重建「是可以預期的」，它能根據地租「無法避免」地將會出現於模型裡的X，現實上指涉著香港的舊區。考評局這種考題設計所導致的教育意義是---X區重建是既定事實並即將發生，不會改建為公屋不會改建為工業邨，而政府就能夠以一個「純粹協助」的角色，在學生的身體內存活。

　　這種答案公允嗎﹖一個明明自己擁有及實踐著權力，自稱「行政主導」的政府，竟然說自己只是「純粹協助」，是一個中介角色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這顯然相當矛盾。當然，這種「扮哂蟹」的慣性古而有之，殖民地時期有之，福柯、馬基維利的哲學作品，也有之。除此以外，考試局還有什麼重建議題以外的代表作呢﹖



　　不論在處理香港的資本家及工人方面，殖民政府在工業時代如此注重工業發展，問的當然是有關香港工業地理的試題。只要你清楚當時的地緣環境及政策，你就會知道1, 2, 3, 4都是當時的難題，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政府無心打理工業，刻意轉型至第三產業，加上各種成本(人力、土地、環境)增加，許多資本家大舉把工廠遷往內地或轉向地產。答案應該是D。但是，作為政府部門其中之一的考評局，又什麼可以說政府是一個難題呢﹖它不可能是難題。它應該是良方，在平衡了1, 2, 4三方面的情況，這的確是一道工業發展的難題，但並不代表政府就是難題。答案應該是C。‧‧‧這條題目設計的基本上沒有什麼意義，唯一的意義是---你要相信，香港是處於一個無政府狀態的。

　　若果能如以上一般捕捉到題目的思路，而並不是漫無目的地tip題，地理科摘A 就變得相當容易。再實質一點來說，其實考生只要讀一讀福柯的《知識與權力》，理解一下考評局的權力關係，確認誰是主子誰是奴才，又或者掌握香港政府熱愛「扮蟹」的心思，知道它喜歡躲藏於「理性」、「客觀」、「中立」、「科學」的修辭背後，你就會估到有關本地的題目的答案，向Linda Lau 說再見。

　　然而借分數來塑造學生對政府、市區重建及城市發展的既定看法，在這樣的教育管治下，能看得透的學生又有幾個﹖

地理科模擬試題考(1)

　　新年那幾天，我盡量讓腦部空閒起來，避免思考地理問題。然而，地理問題就如魚和水、人與空氣一樣，全面在環境與肉體中滲透。在家中無聊之極，當翻閱電腦的硬盤，一下子又觀看到以前儲存的一些Cert Level的地理模擬試題。對於一個人文地理研究者來說，箇中考題的確令人百感交集，情緒包括勁攪笑與勁憤怒。既然智人send 了數條links 來恭祝我們友誼永固，我想我也應該給對地理或通識教育還抱有希望的朋友，反映一下當今地理科模擬試題(Geography Past Paper)的局面。

　　事前聲明，我是油麻地咸美頓街的街坊，以我的生活經驗而言，我並不認為住在舊唐樓會比起家誠私樓差劣。已有50年歷史唐樓內的閣樓是我第二個家，除了上年中牆身發生過一次小規模土流作為唯一的缺點，附近整個舊區的空間組織連繫與社區網絡是相當緊密的，樓下許多檔口跟人有談有笑，街道公共性很強，士多鋪老闆的孫子終日在行人專用的廣東道繃繃跳著。住在此，至少，你會有機會認識與你身處同一種地理的人，實用面積大及用途不受管束，及不會被壟斷了網絡服務。

且看看考評局在2003年問了些什麼問題：



吓? 而家係2008年農曆新年，我樓下成條廣東道每一日都好繁榮喎，考評局為何要假定油麻地正在出現「城市衰落」? 甚至強迫學生為這虛構想像的解釋作出選擇?

　　個問題既問題令人產生更多問題。

　　第一眼以為它只有點思想混亂的強迫症，看著選擇，才知箇中更涉及一些地理學上常常提及的「空間呈現」的強姦罪行。控罪一、本末倒置的階級歧視：(2)居住單位為低收入家庭所佔有 的選擇，並不會導致城市衰落，事實剛剛相反，是城市衰落導致低收入家庭開始入住這些較平的樓房。將低下階層說成城市衰落的原因，是相當普遍與相當危險的事。答案果然是C，將「低收入家庭」的遷入與「經濟條件轉好」的家庭的移離及建築物殘舊三種有關經濟環境及建築環境的想像連接起來，讓人產生「窮人才住舊區」或「舊區才容納窮人」的空間想像。窮人也被強說成殘舊、質素差劣、城市衰落的象徵。

　　控罪二、與事實不符：從上述的個人生活經驗，已經反映了選擇(1)十分值得相榷。建築物是「殘舊」抑或「陳舊」? 外觀的「殘舊」又是否等於「質素差劣」? 選擇(2)作為答案也存有一種偏頗，原因是經濟條件轉好的家庭，以我在觀塘的經驗，在90年代都因前途遷往其他國家，而不是因討厭舊區而遷往其他地區。再者，富裕了的家庭並不一家搬離舊區，灣仔利東街的街坊往往需要這些唐樓式的設計，在樓上樓下發展家庭網狀，方便維繫家庭、照顧小朋友及長者；一些老街坊就算是經濟條件轉好，基於情感及人際關係的緣故，亦不會謬然搬遷。選擇(3)連因果關係也未弄清，我不屑回應。

　　對油麻地的厭惡在1997年早已存在，請按以下圖像細看：




　　雖然此題目某中另有一條很魔鬼的題目很想立即討論，即(b) "Suppose you are a government official, explain why it is a good idea to reclaim Area X"，硬是要你扮演政府說好處，還要以分數回贈你對政府的追隨(8分呀!已經是一至兩個grade了)。可是，我還是要先說比較急切性的問題(c)，那假定了Y地重建作商業發展會帶來好處的說法。(好痛呀, 我個頭剛好俾個Y字壓住左!!!)

　　考評局這種慾求都市重建的邏輯，愈來愈似祈福黨。新既一年，不如俾哂d 舊區家當出黎，等我幫你祈福丫~?

.....唔駛，我全家都好幸福。

續

地理往何處去?

　　很希望鄧生在未來可變成一個全面的公共知識份子，懂媒體觸覺、可隨時口若懸河的描繪我們正處那水深火熱的地理。今集的鏗鏘集表現已算不錯，重點表達清晰，改良目標應該朝取代片中杜立基的時間篇幅為方向。不過，Ciny 與Ivan 似乎有著另一種觀察。

香港往何處去?
http://www.rthk.org.hk/rthk/tv/hkcc/20080203.html

　　地理本身就是一門較其他學科更為複雜的學問，當然，如果你的習作只是計數機的層次，然後製作一些顏色圖表作"空間分析"，這就另當別論。涉及的彷彿不只是一個概念，而是怎樣認識一個具地理內涵的概念，當小朋友連第一個基本概念也未有跟上，你亦無法旨意他可以將這些概念「空間化」。連歷史也未有理清，也不別再談歷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可以提早收工。

　　多麼希望我們的學系可以有空間去談什麼是空間。事與願違，空間就是沒有，未來，只有靠我們代勞。

觀塘城市景觀的秩序與共創

　　近年的重建項目令人目不暇給，新設計新概念隨意在舊區天馬行空的描繪，反教人感到困惑及可疑。在這一系列似是美好的城市景觀背後，究竟當中隱含了什麼政治的議程﹖眼前即將上馬的觀塘重建計劃，經歷過跨政權的管治模式，可能就是現今解讀這種城市權力景觀的最佳範例。

權力轉移與城市景觀的重構

　　單就觀塘兩幅不同時期的規劃大綱圖，就足以道出香港的權力轉移與箇中城市景觀的關係。一九九零年，土地發展公司《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的規劃大綱圖顯 示，除了公園、商廈與住宅，觀塘市中心更建設一座在報告內沒有充分解說的鐘樓。鐘樓，一座帶有強烈殖民秩序(Colonial Order)的空間形式，其對觀塘的意義，在於向周遭宣示一種工業生產的時間(Production Time)，用以改造當時仍然為數不少、來自五湖四海的觀塘工人，統一他們的時間觀，使他們習慣活在工業的生產線上的同時，亦企圖在這個五十年代的市鎮再 度宣示殖民管治的權力。

　 　今天已經商業化的觀塘顯然不再需要鐘樓，取而代之，觀塘需要就如APM那些失去時間的奇觀(Spectacle)，讓人在迷糊的商業消費時間 (Consumption Time)中進行商品的祟派。市區重建局近期公佈的重建計劃，更帶有一種中國秩序 (Chinese Order)的暗喻，什麼「地標式鵝蛋型建設」「圓拱型玻璃頂」與「流水式梯田公園」，就似是一些申請加入祟尚建設巨蛋及中式建築的新中國城市的基本前 提。這些新空間結構的想像，彷彿隱含著回歸後香港那種新政治秩序與社會關係建立的意圖。

　　城市景觀的變更就如一場跟隨著宗主國的轉移的權力遊戲，新朝代蓋新宮殿，它是專為統治階層往後「更好」管理而鋪上的鮮紅地毯。

景觀作為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

　　是否這樣的政治現實，就代表平民大眾就不能選擇城市的模樣，需要拒絕這樣多餘的希冀﹖近日訪港的文化地理學者 Don Mitchell (2000)卻有另一番理解。他將法國哲學家Henri Lefebvre 對城市本質作為共創體(City as Work)的理念，演繹出其實景觀也需作為一種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意即無論在物質或符號的意義上，景觀都是由人民共同創建的。

　　故此，城市景觀必然是一樣公共之物(Public)，市民不僅是它的擁有者與使用者，他們更有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去改變它，成為城市景觀的改造者 (Mitchell, c2003)。所以景觀之意義並不在乎供路人欣賞的客體，亦不僅在於公眾使用的權利，同時在於記錄由某地方某群眾共同參與建構與改造社會關係的主體。從這樣的視野察看城市景觀，彷彿為香港城市的陰暗面帶來了希望之光。

　 　 觀塘的確有不少小規模的創造空間(Created Space)，某程度上可算是共創體的體現。街邊的出牆鋪、樓梯鋪、唐樓內的伊斯蘭學校、為貧苦租客而建的板間房、天台屋等，都是由觀塘社區自行創造的空 間。然而，這些「自創空間」與以上所說的「共創空間」，似乎還有一段距離。加上政府利用各種形式的勸誘---那些自說自話的民意調查與公眾諮詢，並由一群 專業團體和學術機構護航---令城市景觀由市民定義的想法更愈趨遙遠。市建局重建觀塘的方式，真的能稱為它所言是「社區的選擇」﹖

　　或許，我們亦需在迷失了本土與主體的後殖民時代，認真思索一下什麼才是社區真正的選擇。

延伸參考：

Don Mitchell. (2000).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Don Mitchell. (c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見載信報 5月15日 文化保育平台】

對不起，觀塘是平的！

---市建局觀塘市中心重建之三圖考

　 　長期活在自說自話的民意調查、短路的公眾諮詢、與及由一群專業團體及學術機構護航的日子裡，觀塘的重建區內，各種差異的聲音經歷一整年的煎熬愈益變得平 靜，市民亦在資訊傳達的影響下，重建一事也漸成平常與必然。平安的日子已經過期，市建局終於在4月23日正式啟動了法定規劃程序，堂而皇之地在這個學術 上、技術上、論述上及戰術上都已四平八穩的情況下降臨，炮製了一份不是你的選擇或者我的選擇，甚至不是市建局它的選擇，而是「觀塘市中心重建規劃設計：社 區的選擇」的法定藍圖，使不少地區團體及等待重建良久的業主最疾厲地歡欣著。觀欣的情緒等同去年Thomas Friedman 在其書《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地理大發現一樣：「在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地球是圓的；今夜我在床上對著我的妻子說，親愛的，我發現世界是平的﹗」2007年4月23 日，市建局就儼如一架形而上的推土機再度回歸，以一系列光鮮奪目的圖像全面踐過佈滿差異的地理格局，親愛的暗示給市民：觀塘是平的！

總體規劃大綱鳥瞰圖考

Source: 市區重建局官方網頁
http://www.ura.org.hk/html/c1002072t225e.html

　 　這份「社區的選擇」的藍圖的理念與神髓，充分反映在市建局就是次藍圖所設計的附件圖像上，圖像中「平」的概念亦是藉此顯示的理念與神髓。首先，整份藍圖 最讓人矚目的地方，必定是這張市中心「總體規劃大綱圖」(圖一)。在這幅藍圖內的世界，我們只能擁有一種思考角度，以神的視野(God's view) 鳥瞰一切。我們除了能夠看到一些歐幾里德式弧線與沒有高度感覺的地形線之外，什麼將會變成私人會所或者公共公園，那裡有高樓高度有多高，我們亦無從稽考。
　　
　　市建局使用這種平面呈現背後的理由，很可能與地積比(Plot Ratio)政治有關。規劃圖中，大則師出奇地將鄰近的月華街遊樂場巧妙地劃入整個觀塘K7 的計劃中，令人懷疑市建局是否企圖把月華街遊樂場能夠節省的地面面積，轉移給發展商蓋建更大面積的甲級商廈與高尚住宅。這不僅是以公共空間作為手段，去提 高商業利潤與為地價服務的環境外觀，同時亦與市建局把玩社區建議「樓宇高度適中，以騰出地面上更多公共空間」的邏輯恰恰相反。

　 　比對早前觀塘的總體規劃大綱圖，這幅圖內的光線投射角顯然作出改變，刻意由之前日落西向的陽光改為一種南方的日射。前圖與後圖的感覺，分別在於前者深色 的影子可反映大廈的高度，而後者的影子卻顯得虛弱而蒙濃，甚至有五至六座建築物的影子不合比例地大大縮短。建築物變平了麼﹖對，市建局已「平衡」各方面的 意見， 「以及小心衡量市建局可承擔的財政風險後，決定調低發展密度[由7.98倍]至7.5倍‧‧‧這個比率已經是市建局本身可以承受的風的極限。」但這數字的 意義並不在於減低了0.48倍，而是在於減低0.48倍後整個規劃形式內如何影響此藍圖確實的形式，驚訝的，影子成為無用的路標，我們的知情權繼續被玩褻 和忽略。

　　在這種失去高低觸覺的地理，我們除了得到一張平面圖，還可以得到什麼資訊﹖還有什麼確實的空間資訊可作閱讀，讓我們可從地圖裡領悟出地圖下方所謂「建築物空間分佈妥善，令景觀開揚及空氣流通，達至優良效果」﹖

側目凝視圖考

Source: 市區重建局官方網頁
http://www.ura.org.hk/html/c1002072t225e.html

　 　另一幅圖，是一幅必須要「側目而視」的畫像，才能表現出市建局所謂「富有現代感的流線型設計，令?敞的文娛廣場和多用途社區大樓更為突出。」不過，別以 為顯示另一種角度就能讓人多了解整個發展計劃，背後估計將會用作商廈或住宅的樓宇仍然被「輕描淡寫」，建築物的高度仍然是謎。

　　 圖中一系列的設計例如「鵝蛋型見用途活動中心」、「圓拱型玻璃頂」、「三成的綠化覆蓋」等，有兩個值得關注的地方：一、這些東西真正是居民所急所想嗎﹖抑 或是一部分被邀請出席的權威「公眾」將社區聲音覆蓋的把戲﹖二、所有東西都只是「概念」，未必是終極的空間形式。就以與此項目相類似的荃灣七街重建項目的 經驗來看，最後的藍圖往往被受發展商更改，所有的「建議」都可以一朝卷甲，流水瀑布梯田公園鵝蛋建築圓拱玻璃，都可以在資本家腦袋內一瞬間移平。當然，市 建局的目的不僅在於吸納民意蒙混過關，攸關重要的，是藉這些人見人愛的圖像合理化及誇大觀塘K7項目300億的重建成本(相對於荃灣七街的十多億)，從以 在日後的話語權上獲得更多「技術上與財務上的不可能」。

「街坊街里」社區想像圖考

Source: 市區重建局官方網頁
http://www.ura.org.hk/html/c1002072t225e.html

　　在以上天圓地方的建築想像過後，市建局更為我們設計觀塘未來的社區空間。龍炳頤教授稱市建局已平衡各方利益，提出「跨階層、多元化的社區和商住設計，既有現代化的布局，亦有平民化的街道」。此「街坊街里」圖就是明日「平民化」的街道的面貌。

　 　但細看這幅「街坊街里」圖，將社區關係簡略成一種消費空間下的客戶關係。由本來以居民、小商戶為首的「重建主體」，抽空成以綠色、消費者、大招牌為核心 的重建主題。把各種產業關係下僅餘的生存空間(space of survival)，例如出牆鋪、樓梯鋪、唐樓內的伊斯蘭學校、為貧苦租客而建的板間房、天台屋等創造空間(created space)，再生產成另一種以發展商為大業主，所有店舖都成為了租客的社區關係。在這種「沒有街坊的街坊」內，使用價值就是純粹的交易價值，所有人都是 街道上的過客，沒有以往小商戶的日常生活及與「街坊」金錢以外的人際關係。

　 　我們是希望觀塘社區具有車仔麵和叉鵝飯一類的「平民特色」，抑或是居民與商戶最平凡的生活權利﹖當觀塘重建改變了區內的產業關係(property relation)，觀塘未來的社區會變成什麼模樣﹖或許市建局仍然會花言巧語：「既有現代化的布局，亦有平民化的街道」，將這種「跨階層」的平等謊言告 訴在一種抽空了社區關係的空間建築上。亦即是說，觀塘雖然是貴的，也是平的。

總結

　 　Henri Lefebvre (1976) 說過，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存活過百，在於他懂得「佔有空間」、「生產空間」(by occupying space, by producing space)。而市建局這部城市機器也佔用了觀塘，並以生產Lefebvre所說的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作技倆，利用圖象和語言、選擇性的民意及選擇性的歷史，把一些日常生活的社會關係，抽空成純粹的交易關係。恰恰就是這種抽象，使未來更易受操 縱，市民更易遭欺瞞。而作為「平民」，我們必須強調那些被邊緣化的異質空間(differential space)，作為抗衡市建局這種強大的、多麼能夠讓人產生同質妄想的抽象勢力的其中一種策略。

而市建局將會在可見的未來繼續告訴我們：觀塘的昨天是平的、今天是平的、未來也是平的，對不起，觀塘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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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Friedman, Thomas. (2005). The world is flat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efebvre, H. (1976).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F Bryant, Tra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