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包含「權力空間」標籤的文章。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包含「權力空間」標籤的文章。顯示所有文章

星期五, 9月 03, 2010

探索環境破壞以後的石湖新村問題

位於粉嶺北一帶石湖新村內一片由新世界擁有廿萬呎的草木林,近日遭到神秘侵襲, 一星期間迅速遭到挖土機摌光,並有填泥及發展的跡象,至今沒有人承認責任。村內消息指這裡要建造一個龐大的停車場,甚至要將村內唯一通往公路、也是唯一公 共的場所---信箱---都將給拆掉,來讓路給車輛進入停泊使用。原本劃為新市鎮規劃下的綠化地帶的石湖新村,規劃意向說得清清楚楚,就是用以「局限城市 發展的入侵」(S/FSS/14, 33),但它似乎正與大浪西、赤徑、咸田等新界鄉郊私人農地步向同一種命運——在沒有城規會「發展審批大綱圖」(DPA)的約束下,這些原本在城市裡辦演 著某種角色 (綠化、景觀、郊遊、集水、吸水、降溫、放牧)的土地,將永久喪失原有功能。本來作為聚集瑩火蟲及村內羊群的棲息地的這片綠帶,繼續被置於可以肆意開發的 險境,村民憂心填泥令整片低窪村落水浸,政府繼續如常運作。

在一連串新界淪陷的事件當中,問題是否都同樣只是發展商入主鄉郊私人農地這般簡單? 新界北地區寬廣,箇中的勢力、發展軋跡、社區構成、土地類型都差異具大,我們又如何從地區視野出發,了解種種發展問題的特殊意義?

討回市民的官地

驟眼看似是周而復始的地產發展與鄉郊保育的對立,放在地區上的歷史發展脈絡,卻能為石湖新村綠帶破壞一事尋找出另一種體會。事件可以追溯至一個名為 「鬼屋」的鄉郊故事:新世界早於90年代初已經在石湖新村近馬適路旁購入大量農地,並在當時申請興建二、三十間三層高的村屋。但當他們知道了1998年粉 嶺北這片土地將會在施政報告中納入「環保城」計劃,可把住宅用地的地積比提商數倍,新世界便立即停工。無奈當時申請已經獲城規會及屋宇署批准,必須要建, 最後就隨便建了一堆村屋,外牆也沒有塗色,放在此處丟空等發展,一放就放了十多年。唯一認真的,就是新世界為這些三層村屋打了一百米深的樁柱,以備未來清 拆重建之用,據村民口述,其震盪令當時不少鄰近寮屋區的外牆破裂。不知情的公眾稱之為「爛尾樓」,事實上它是不折不扣的「紅灣半島」,石湖新村村民則叫它 做「鬼屋」。

P1010864 (2)
村民稱為「鬼屋」的新世界村屋

這片「鬼屋」帶究竟與草林地的神秘破壞有何關係﹖「鬼屋」與現時受影響的土地之間,就是一片屬於官地、較為密集的石湖新村寮屋區。土地查冊顯示,新 世界在1997年購入廿萬呎農地,按這種發展脈絡,發展商極有可能是要原址換取這片現有村民聚居的官地,於是囤積村內其他農地,圖謀合併鬼屋的地盤,變成 更大規模的豪宅發展。事實上,在今年年頭披露的規劃大綱圖中看到,政府為「鬼屋」度身訂做了一個新規劃圖則,將現時鬼屋的住宅用途劃大至附近官地 (見下圖),並以「公私營合作」為發展原則為地產商製造換地的法理基礎。於是,我們看到的發展問題,已不純是興建停車場破壞綠化環境這般簡單,站在大發展 商的角度,停車場只是在等待規劃過程中的蠅頭小利而已,而真正的大計,似乎都不外乎是企圖換去現時還有數百名石湖新村村民正在賴以為生的官地群,以圖極化 豪宅的面積,極化利潤,亦從中極化了矛盾與衝突。

石湖
石湖新村鳥瞰圖 (圖中農地位置未曾破壞)

粉嶺北規劃圖
現時規劃署諮詢中的未來粉嶺北分區大綱圖,可看出私人農地與官地的關係

近年來粉嶺北一帶重覆發生的不只是綠化帶變露天貨櫃場/停車場,不足外人遁道的卻是此等官地被地產商大舉侵蝕的歷史。村民經常互相分享,在石湖新村附近的皇府山、奕翠園等豪宅項目,都是發展商向一直政府換取/吞併官地的個案。無論是近年具爭議性的灣仔合和二期 (換去整片四千平方米林木), 李氏整個將軍澳的夢幻之城,或者被魯連城強佔部分官地的西貢大浪西灣,都反映了官地 (government land) 一直都只有地產商才能夠染指,毫無公共性可言。久而久之,換取官地成了官商的默契,發展商補地價就能從官府中垂手可得,始終逃不過淪為地產商囊中物的命 運。

從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官地,究竟是否就應在回歸後直接過戶給特區,只是任由地產商交換的禮物﹖這裡似乎涉及一個封存已久的歷史問題。當英國人在一八九 八年租借新界,宣佈新界之下莫非皇土以來,大量沒有人(不懂得)認領的土地都被自動收歸為官地(crown land),此乃歷史上港英殖民主義資源搜括的重要環節。然而自回歸後,除了在1997年法例由皇家官契 (crown lease)易名為 政府租契 (government lease),草委、政府以至社會各界並沒有想像過這些「皇土」回歸後究竟誰主使用、沒有思考過字面上將’crown land ordinance’ 改名做’land ordinance’ 是否就能解決歷史問題、特區政府繼承了這些「賊贓」是否恰當等等問題,就趕急讓地產商延續佔據各處官地的特權,造就他們的巨型發展。

似乎,如何恢復市民及社區對這些「官地」的使用/共享權,亦如何保障官地上賴以為生的寮屋居民的居住權,不再為地產商垂手可得的囊中物,才是抗衡發展商在粉嶺北一帶積極囤地以求換取「賊贓」的土地政策思考,也是化解日益嚴重「官商勾結」現象的王道。

「裸命」的管治技藝

由於粉嶺北這個「綠化地帶」是伴隨上水/粉嶺新市鎮規劃而出現,當時只將整區納入「分區規劃大綱圖」(OZP),給予各處土地有不同用途的規劃,直 到1991年政府才把整個新界納入「分區規劃大綱圖」,並擁有發展審批大綱圖(DPA),可以對「未經授權的發展」(Unauthorized Development)有執行權力。然而,粉嶺北這種新市鎮內的綠化地帶並沒有納入於此圖則內,現時只跟從一紙沒有執法權的分區規劃,縱使停車場、貨櫃 場等各種用途違反規劃意向,規劃署也「沒有權限」執法,形成如石湖新村能動土破壞農地的「冇王管」空間。這個問題首在97年環境事務委員會提出,直到近一 兩年粉嶺北天平山村「貨櫃長城」擴張事件,發展局及規劃署對事件都置若罔聞,繼續以資源人手問題為由拒絕管理這片綠色土地。

_DSF0985121
天平山村貨櫃長城

然而,我們在大浪西灣事件之後,突然發現這種「無法執行」的說法是多麼的虛無縹緲。原來,城規會可在極短時間內把要保護的土地納入「發展審批大綱 圖」,進行規管。那麼政府一直以沒有法例規管為由拒絕處理,置生態環境、村民生活與本土農業於度外,究竟反映著什麼的一種管理的意圖/概念?

要捕捉這種管治方針的來龍去脈,可參考當代歐洲現代哲學中的「例外狀態」管治術的相關討論。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回了應福柯所認為現代管治中「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狀況,即一種從生老病死到吸煙與性,現代政府就是要納入生命各種 領域作為管治的對象。阿甘本認為,現代管治者除了透過有關保障生命安全的論述滲透其管理於生命的所有領域外(簡稱「養生」),一直也有另一種管治的範式正 在透過懸置法律,將公民排除於權利/法例/憲法以外,令他們成為毫無法例保障的、純粹的「裸命」(bare life) (簡稱殺生)。於是,管治者/主權就擁有了法律以外的無盡權力,任意判決他們的活動、置放、生殺以至所有,這種「例行狀態」的建立就成了現代管治的典範。 石湖新村所暴露的,就是長期將這一帶的村落環境懸置於法律以外的境地,讓他經歷最粗暴的資本主義 (囤地發展、破壞生境)與及最原始的暴力競爭裡 (收地、逼遷中所涉及的暴力),將這些綠化帶環境的保育需要及村民的生活保障都被取消,使之成為無人理會的「裸命」。

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名言一樣:例外已經變成了常態 (Exception has become the rule),這些「例外狀態」已成為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管治發展的重要方式。如在2007年灣仔重建爭議中如何架空所有法定行政架構,直接成立及委任地區督 導委員會統籌地區發展;今年發展局轄下的地政在高鐵事件中妨礙菜園村這類非原居民村搬村的可能,卻又同時在受蓮塘口岸工程影響那條為半數都是非原居民的竹 園村進行完整的搬村計劃,並辯解這並不可以給其他村落作參考,因為村落位處禁區,是「個別例子」。另一個與石湖新村這一片粉嶺北綠帶最為相關的,是林鄭月 娥在2007年施政報告中重新把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輦放在十大基建中上馬,並要以一種名為「公私營合作」的新發展模式,取代「舊有」新市鎮發展模式中政府 包辦所有賠償、保障居住權及社區網絡的程序,說現在這種新的發展方式政府只負責做規劃配套,未來才會與地權人協商如何發展,令「被裸命」的村落在這些年來 受盡收地、逼遷、石棉、心理戰等原始暴力的破壞,本來政府收地作規劃發展時需要照顧的居住權利,也可以辯稱這是「私人市場」的理由拒絕理會。 不少租住了50-60年的非原居民村落村民及農戶,都是被囤地等待發展的地產商在「零賠償」的情況下趕走,間有一些村民獲得三元一呎的微少補償,地產商稱 之為「恩率」(ex-gratia),也是個別與例外。公私營合作與及其他法令在粉嶺北(石湖新村)的抽空,就是林鄭月娥任內在管治發展的典範實踐。

無論發展商的官地壟斷與及政府的例外管治,都似乎教我們要從純粹保育vs發展以外,在地去發掘「裸你命」的真兇。在新界鄉郊因區域發展迅速融化,我們仍然需要堅定地,為新界未來茫茫的路途探索。

40422_455976968351_714903351_6248945_1401794_n

星期日, 2月 01, 2009

社會主義規劃出沒注意

  近日中央發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可能只有大公文匯之流或內地報章廣泛報導及跟進,其餘未有城市轉向的報章平面報導下就滿以足夠。這種內地學術界稱之為「空間區劃問題」,明顯不只是純粹廣東省省長跟南巡領導一句就有這種改變這麼簡單,它應該一些中央智囊的主意涉及中央對當下對地區政治經濟形勢的判斷。

  作為受《綱要》影響的香港,我們應該要對此新改變看得多且更透徹。我不會像呂大樂早前一文用勸使式的角度說香港規劃與內地必須綜合視之而別無他法,反而想花多一點筆墨解讀一下這《綱要》的內容與對香港的意義。

所謂「權力下放」


  第一個質疑,是我們真的「看到」權力有下放嗎? 如果真的是要下放權力,那裡說一句「下放權力」便夠了,何故需要勞駕發改會的大官們攪大龍鳳記招、如數家珍地在《綱要》裡述說產業結構轉營及基礎建設等發展方向﹖太多餘了吧。

  假若涉獵過一本非常理論書,由權力地理學大師John Allen為了展示西方權力空間大觀所著,你必定明瞭我們為何不應將權力當作一種如「物理上可以轉讓之物」。由於權力是一些可以操縱在某人的手,亦能集大權於一身,並有需要便轉移權力予下級,這種想像一方面會把世界/社會/城市各人物及組織發展成有權/無權的理解,同時在考察其組織架構內的權力分配之際,我們卻無助解答權力概念最核心的空間問題 ——其影響力的範圍——儘管這是最表面、可觸及和最有共嗚的方式,簡易的將「權力」示現出來。

  如是者,我們對《綱要》這一項注目的舉措既往看作規劃的權力投向下級,必須代之以一種「權力關係」的理解,透過確實檢視組織/群體之間不同的權力關係互動,去突出各類型權力不同空間幅度的影響,這樣才有助於解答權力的真正問題。

  在大家歌頌《綱要》裡如何權力慢慢下放至省級政府及各個省內城市,都忘了《綱要》內中央發改會已記招裡透過一紙之發佈,基本上經已定義及詮釋了各個廣東城市的特性及與其他城市的互動關係,這種「向下」定義及詮釋的指令權力關係的重申,現在,各個城市只可就《綱要》所分配的框架進行規劃發展,澳門負責旅遊、香港則負責在錯位發展的國際航運、物流、貿易、會展、旅遊及創新中心(換言之,就是中央分配了省內其他城市都允許了發展金融中心)。這種指令式權力關係(prescription)的強化,權力下放何來有之﹖

  定期述職、四出巡視、提出綱領、放寬(少部分)媒體等權力關係建構活動,除非出動公安或坦克,不然以上就是歷年來中央僅餘對地方可行的管治方式,亦是僅餘解決中國千多年來管治上「政令不出中南海」,突破管治空間阻隔的方法。如此,《綱要》作為提出綱領,建立指令下級的權力關係,只是延存既往具社會主義色彩的中國管治性,並無什麼新鮮事,亦不見得有何下放權力的進步。

奴才城市準備就緒

  在這種形勢底下,我們作為一個有自主能力(immanent power)的城市有何反應﹖我們可以透過政府近期的舉動察覺一些端倪。

  在這大半年裡,政府早已經佈下設置,為這個綱要的來臨作好準備,包括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種下新界王劉皇發,負責方便邊界開發等新界問題;環保措施亦180度轉向,由奧運前迴避任何涉及內地的環境措施,只提倡細得不能再細的「停車息匙」,直到曾任權與汪洋書記「雙方認同」要建設《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施政報告內各項連接內地的基建工程迅速上馬;葉劉淑儀的匯賢智庫就河套區的深港融合已經做好研究;就連行會新委任五位人士大都以對內地有認識為賣點;細節並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主理。由此可見,香港方面已經建立好一套親建制的權力網絡,為打造一個方便指令暢順轉達的奴才城市準備就緒。

  奴才的對立面就是自主。理論上,空間規劃是唯一城市主體性的體現方式,透過設計屬於自己的空間形式來塑造我們期望的社會,是一國兩制底下基本法所賦予我們的城市權利。儘管我們市民體現這種權力的方式仍然未竟全功,各種在市區重建、文化保育及城市規劃等問題上,已經逐步爭議著各種空間上的規劃自主。但這綱要的規劃浪潮中,我們在不知不覺間被告知規劃權力「已下放」,下放至一個比我們原來想像為高的省級裡,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際,我們的城市首長急不及待回應,指示我們必須「把握機會」,與內地各部門「合作」。先不就藍圖願景本身下任何評論,單就整個過程而言根本沒有任何自主性可言。

  自主的失落反映在其虛浮的修辭。只要察看過整份不易被下載《綱要》內容,便會發現矛盾處處:

  「中央政府將支持港澳在城市規劃、軌道交通網絡、信息網絡、能源基礎網絡、城市供水等方面對接。粵港澳在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將擴大合作事宜如自主協商範圍。」

  怎樣才能可以在「有關部門指導下」,又能夠「自主協商」﹖將兩個互相矛盾的詞彙放在同一句子,並不一定會獲得一種合理的邏輯,反而更容易暴露了權力的底牌。

  再看《綱要》公佈當天杜鷹先生的說辭。一方面,他代表發改會,說「已經諮詢了」香港方面的意見,故「共建優質生活圈」成為綱要內重要的一環。但另一方面,我們所知悉的是這「生活圈」乃曾任權與汪洋書記「雙方認同」的,難道這就代表「已經諮詢了」﹖我不禁疑問這究竟想法真的來自香港,還是從廣東省,還是從中南海﹖(按道理,沒理香港無故會提出一個泛珠層次的藍圖,形跡非常可疑。)整個過程何以這麼的羅生門﹖

  杜鷹甚至以「對接」形容未來三地的規劃關係,他提到:「區域性的經濟合作是世界潮流,一國兩制”基礎上的粵港澳三地合作更需要深入推進。我以為粵港澳三地的經濟合作在目前來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規劃綱要對粵港澳三地的合作賦予了新的內涵,從四個方面,即從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從加強產業的合作、從共建優質生活圈、從創新合作方式這四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措施...」

  以上提出的種種,只有合作的內容,沒有實質討論及指出一國兩制和跨境合作之間的形式。我們普遍不過的理解,所謂高度自治,除了國防及外交,其他方面應該有自主的權利。但顯然,這種一國兩制的討論不斷地遭到擱置,其他城市事務,包括規劃,不斷「對接」。當要知道官員們北上與他們自主協商了什麼合作計劃,或許,我們只能問問林瑞麟局長錄了什麼音回來。

徒具特色的社會主義規劃

  馬克思地理學家大衛哈維說過,歷來社會主義規劃失敗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這種聯結不同地區作中央規劃的意途,倒是由於它忽略一種對日常生活實踐的關懷(詳見哈維的六項想像城市建設時的考慮原則)。這種關懷必須從市民自主出發,絕不是《綱要》提出的一天我們才被告知香港已被諮詢,絕不是在半年前邱騰華局長忽然主張綠色生活及泛珠優質生活圈然後轉告這個所謂「共識」,就能蒙混過關。

  我酷愛社會主義規劃,只不過中國那套徒具特色,令人氣餒不已。而開展這種關懷日常生活實踐的中央規劃,我相信,在今天仍然可能,唯與我們還相距甚遠。這段現實的距離,呈現於一班不知所縱卻自命專業獨立的規劃師身上。他們可能忙著為規劃公司籌備綱要下的新機會,繼續以專業之名蓋過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尊重;呈現於我們城市政府畏首畏尾的行蹤,外面怕中央政府裡面怕中聯辦;呈現於仍未去殖的規劃制度內;呈現於我們的冷漠、恐懼與絕望。


P.S. 這篇文章寫了兩個星期,似已喪失其即時的社會性,只靠著對其重要性的信念寫畢全文。

--
參考資料

政府回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1/08/P200901080249.htm

港須融入珠三角規劃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09-01/08/content_2216740.htm

杜鷹:加深粵港澳三地的合作,非三地的一體化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8644746.html

珠三角發展綱要公布 將密切粵港澳台四地經濟社會合作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8644747.html

模型構想 (圖)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news.southcn.com/gdnews/sz/zsjggfzghgy/ttxw/content/images/attachement/jpg/site4/20090109/00065b24aea20ad0cc3d06.jpg

星期三, 10月 01, 2008

食物安全的空間方法學

  奇怪,究竟是怎樣的一會事了。當政府說抽象的安全受到威脅,會積極尋求廿三條立法,但當市民實在的日常生活受到威脅時,就只懂積極尋求食物專家出來粉飾危機。明明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陳巧文由始至終都遭遇零容忍的對待,同樣是有關安全問題的毒奶事件,為何出現這樣選擇性的待遇﹖許多人常把政府就是市民掛在嘴邊,究竟他們又怎樣解釋安全的呢﹖當然,要解釋的人總有繼續解釋的辦法,學者們也看準時機說說Ulrich Beck的理論,現代性危機云云;梁文道也說了類似的信任問題,並試圖擺脫無奈及消極的面向,即是那種如我的好友以往經常當我說品客薯片驗有致癌物時他也無懼進食,並會以「現代社會有什麼不會致癌」反駁我的話這一種疑似積極其實犬儒的態度。面對今次完全貼身食物安全事件,毫無疑問是涉及權力與空間問題,對策亦只可能使用權力和空間的方法。

  讓我簡述正在日常運作中的權力/空間理論。經過福柯及德勒茲的洗禮後,我們再不信任韋伯視權力作為會佔據實體空間的財物,並有可以轉讓及此消彼長的特性,轉為相信權力有流動與無處不在的空間特性,人人也有微權力,無所謂轉讓。而經過權力地理學者John Allen 的洗禮,我們亦再不信任福柯及德勒茲主義所鼓吹無遠弗屆及同質的權力觀,再重考韋伯提出的權力類型學,提出了各種權力亦有其不同的空間性,如"權威"(authority)只會在近親網絡湊效,"勸誘"(coersion)成為一些管治者不能滲透其權力時常用的不常形式。同時,權力在不同空間狀態亦會演變,簡言之,就是當父親想在大廳大罵兒子行為欠佳,被傳話的母親在房間裡「勸導」他下次不再。或者當胡主席在國家層面說「關懷」中國網民的世界,地方官員就「拿起雞毛當令箭」或者「誤會」,四出用最原始的權力形式---威嚇、鎮壓、拘捕,來招乎寫了有異於官媒報導的Blogger。(當然,經過地理系的洗禮,我亦不再相信所有,並希望建立一種有異於西方的中國空間的權力理論。)

  對食物裡存在的「信任」也是一種經過空間扭捏的權力形式。你有沒有想過,身體與腦袋都是自己的,為何會一開始就「相信」食物是安全,並不是「懷疑」它、「拒絕」它、「對抗」它呢﹖人本質上就只懂「相信」一種權力形式嗎﹖不對,的確有些東西遺漏了,我們忘記了在數百年前,我們進食的仍然是我們自己耕種的,衣我們所衣,發展到今天所謂全球化的世代,食品不同層次的跨地域製作,明明除了價錢與包裝,我們看不見越南血汗工廠內與鐵鑵融和了的血汗,用鐵秀的運輸工具送到上海,然後將分不清箇中是三聚氰胺或是蛋白質的奶粉放進去以後,原來這樣,都能擁有法國品牌的標記。本來我們面對這種廣闊的空間認知差距,理應產生一些疑竇,但是透過國家制度及法規的建立,借各種註明各種'來源'與成分的標籤,重建了我們一種對遙距空間的「信任」,繼續如常生活。當然,舊文指出了標籤作為一種空間性最差勁的管治方法,明顯變成了今次事件的幫凶。而之後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梁文道已經談到,此處不贅。總而言之,食物安全就是權力與空間運作過程的一些(大)缺口,是常常會為空間精打細算的人文地理學者最能察覺的現象,亦是不注意社會理論內空間維度的學者未能仔細描繪的管治地圖。

  我所關注的先是香港在這個權力/空間格局下,如何在食物安全拼出一條生路,以免與十三億人口出現潛在可能的同歸於盡。這不代表我不關心內地的同胞,但你也要知道,這裡連高度自治裡的治自也沒有(當然也無自治),我們何以治他﹖尤其是遊走於官、商、媒的他,連繫於地方尺度、縣市尺度、省級尺度、與中央題尺度的他,勾結於甘肅、上海、黑龍江、廣州的他。如果中國不能治自,我們又不能治他,似乎我們只能夠在治自裡尋找自治,先救自然後才能救他了。食物安全,涉及道德問題,更涉及政治層級制度問題,政令形式經空間傳播後千變萬化,胡溫巡極也察不完。同時,未來十數年也不見得政體上有什麼改善的空間,說要協助根治中國內部的「落毒」,似乎是香港人遙不可及的事。

  為三聚氰胺立法作為一種在香港打擊食品來源的空間策略,正如某位三聚氰胺專家小組的醫生所言:「我們人力及物力資源有限,只可能抽取一小部分的奶類產品作化驗。」這是幾乎可以判定為消極及失效的,但可以繼續恢復現代性「信任」的鴉片(可能對香港政府已經相當'激進',近乎暴力)。如果政府真心希望要確保一種在全球化與國家複雜政體底下空間過程運作無誤,必須中期內採取一種城市/本地尺度的積極空間策略。不知周一嶽、林鄭或者陳智遠,有沒有興趣跟我們談談發展本土農業呢﹖


參考文章:

John Allen, 2003, Lost geographies of power,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

梁文道:奶粉和信任的泡沫( 四論 )

星期六, 8月 30, 2008

來歷不明的地理 — 可持續發展的權力空間考察

  未來三個月會在西班牙、港大及首爾作報告,將消息散佈開去。

The anonymous Geographi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 Power/Space Approach

Chan, Kim Ching and Tang, Wing Shi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ricate manifestations in both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governmental practic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is research aims to elaborate the current phenomenal chang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power, so central but has long been lost in the analysis of the field. This analytical work, borrowing chiefly from Allen (2003),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geographies of power a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rationalities of localizing sustainability.

  The anonymous subjects on the genuine rationality in addressing the local urban issues, governmental practices on the invent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tools (for example, CASET), its orientation in enabling the blossoming of the idea in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nitially and “disabling” the SDU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 by new spatial arrangement in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re discussed in hope to uncover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notion encountered in Hong Kong. By this, the four essential yet still unidentified geographical questions of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where’ (did the concept come from?), ‘why’ (the spatial rationalities of introducing and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 (the technologies of power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use and originally intent to deploy for implementation) and ‘then’ (what should be done next?), as it is agued, can be suitably deciphered with such power/space framework.

Reference:

Allen, John (2003), Lost geographies of pow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星期一, 8月 25, 2008

好戲量事件的無可辯證

  Cohort 問題,我已經不懂用火星文與那班電車友進行溝通,留言一句起兩句止、很多corrupt 了的消息來源、惡攪加諸抹黑、論點跳來跳去,基本上無法說一個完整的故事。8月24日那個下午,我聽著大群黑衣人集體批鬥好戲量的喧嘩,同時感受到兩種世界失去任何渠道溝通的孤寂。對,我記得那凝固的一刻,喧嘩與孤寂,想說話又說不出的張力,應該能夠媲美班雅明《說故事的人》裡敘事者在只重資訊的現代城市內的無端孤獨。

  現場,我找到thesis(自己),antithesis(黑衣人),卻沒有synthesis,辯證烏托邦無從開啟。

  當場所聽,他們理據自我矛盾嚴重,但又能保持同聲同氣之狀。一方面說要跟好戲量理論,到場後往往在民粹地「哂馬」,那些代言人總是以數量上有15,000人,來「大」好戲量叫他們檢討,沒有所謂「討論」的空間;一方面說有15,000人的民意基礎,又堅稱自己是個人不代表集體;組織人將組群名字改為「將好戲量踢出旺角」,另一方面不承認這就是他們的目的;最諷刺的,是他們反對好戲量這類公共、參與性活動的形式在街道上「阻街」、「擾民」,他們恰恰卻在參與著這種公共活動,take up huge huge space,並顯得盡情投入地「阻街」、「擾民」。

  只簡述一種理據,anyway 也和他們無法溝通及理解。從一個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這涉及集體權利與私人權利(not even 個人權利)長時期的對決。在從前管治者眼裡,香港的街道都只能屬於一種「流動」的概念,幫助資本累積、幫助消費。以往為集體權益的各種社會組織,將街道看作凝聚、集合、抗爭等集體參與權、公共空間使用權的場所,都會被冠以「阻街」等罪名遭到打壓。「保護市民人身安全」這種私人權利的修辭從古而今都戰勝任何集體權利的論述。

  直到回歸後的2000年,路政署實施這套行人專用區計劃,目的仍然都只在「俾人行」,及透過空間規劃將街道商品化。唯八年以來,各方組織都開始嘗試在這裡打開街道的公共性,早期如「眾融頻道」,逢星期六在街上播放主流媒體絕不廣播的影像,每次也遭到鄰近商店的習慣性投訴,動輒被警察「逼迫」,理念都是想動搖大眾對公共空間/街道的想像,回復一種城市內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參與權及改造權。隨之而來就是好戲量、法輪功、民間電台、其他賣藝表演者的來臨。甚至,本人曾與管轄這專用區的旺角民政事務署官員交談過,他們都welcome ,至少容許這些文化活動的出現,平時他自己也會落場來看活動,定當是經過幾番的交涉的結果。

  而這群與真實社會嚴重脫節的網民,完全分不清或者無視這種大格局(例如時代廣場)的認知,以為自己很avant garde,起來做了一些助紂為虐的行動,吸納了管治者「危險」、「擾民」的語言,加之以在網上影像、論述、抹黑的高速繁殖,以私人權利之名再侵襲集體權利,
包括他們當天所說的假設性恐慌製造:1)「好戲量放0係地下0既海報"好容易"令人滑倒」;2) 「用既梯"萬一"倒下來好危險,你們是不是要負責」。而「阻街」這個關鍵詞,他們認為好戲量已"長期霸佔"這個地方(說別人了幾個月,是12小時霸佔?),及指控好戲量這種以接觸途人的表現形式「擾民」。這,我亦無話可說了,對曾在這個地方做過rymthm analysis 的我,這固然是一種劍拔弩張,而似乎在一個私人權利至高無上的城市,我只可以埋怨這城的人視野及氣量的狹窄。我穿梭印度大城市的火車,目擊三人的座位總有一種接觸身體的方式,拍拍肩膀,扯扯別人的手,就能有機地組織成四個座位。整個城市都充滿著人的首爾,前面走得較慢的都明白後面走快的人一手將他"缽"開的道理,整條街道在集體發生。好戲量這個實驗式劇場所遭到的大規模反撲,正好體現了這城內保守與個人主義的無處不在。

  我恐懼這火星時代的來臨,這種地理在現實的實現。當外國學界開始討論國際在後911時代如何利用「恐懼」、「安全」等概念虛設一種「恐懼地理」(the geography of fear),從而打壓威脅其管治的自由,真正的恐懼地理已經在我心裡完完整整地烙上。

ps: 我甚至為此狂糙,極想鬧爆某個學生,當然最終沒有,讀左咁耐人文地理,到最後竟然連地理學最基本的假設---人與環境的關係(引申於空間規劃/空間結構與人類行為的關係)---也拒絕相信,什麼是重點什麼是修辭,也未有能力辨認,令人非常失望。

參考資料:

1. 逾 萬 網 友 聯 署 抗 議 「 好 戲 量 」 阻 街
http://www.appleactionews.com/site/art_main.cfm?iss_id=20080825&sec_id=6996647&art_id=11519429

2. 好戲量:「凍結時代。廣場復活」
http://hk.youtube.com/watch?v=Yxx8a4MZM48

3. Facebook: 不支持將好戲量踢出旺角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30736636962

4. 網絡上的民族主義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400

星期二, 8月 12, 2008

警權屈招影片突破六萬五人次



  從空間的角度看,警權是一種意識的無邊,在國家/政府壟斷了「安全」、「秩序」、「合法」、「治安」等對事情的形容,你無法區分自己,永遠混淆在所謂「危險」、「混亂」、「非法」、「攪事」的世界。警察自己劃出一個幾百米外的「安全」示威區,以維持「秩序」之名,讓人「合法」地示區,保障公眾地方的「治安」。亦好像片中所見,「危險」、「混亂」、「非法」、「攪事」諸般描述毫無遺留地出現。其實,你究竟0係度講咩野﹖是一個迷糊卻自稱理性的世界,容許了這些說話廣泛地充斥及繁殖。

  純粹說給一些對警察或當代歷史毫無認識的朋友聽,現代社會的現實是由工廠、學校、監獄、警局、戰場、精神病院所構成。而警權是一種現代管治的新理性,「在沒有船的文明裡,夢將會乾涸,間諜取代了探險,警察取代了海盜」,舊世界裡為國王鎮壓百姓的軍隊與騎士,都以「維持社會秩序」之名統統升級為警察,新制服新系統新語彙新理由,目的不在於突然向舊有殘酷的歷史告別,反是在讓市民分不清他在欺壓或幫助的情況下,繼續享有合法性的權威,從而成功延續其抑壓性的管治。

  梁文道說過「警察是什麼?警察就是在街上行走的國家,是公權力最具體的化身,是最可見的政府形象。換言之,他們是不自知的國家機器,政府的政令,無論是為人民/反人民,都要透過「服務市民」的警察來維持與宣示,故此,異見人士、知識份子仍然需要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強屈入獄,維權人士胡佳被內地公安想像他有精神病,給他食破壞腦神經的藥物,放入精神病院妥善處理。

  無論東方、太陽、蘋果如何集中攻擊警權問題也好,都算是有進步意義的。只有這些毫無內容的修辭一旦被撕破,製造信徒的公關魔法徹底幻滅,國家的暴力才能在大眾的眼前重現,「安全」、「秩序」等概念才有被重新理解的機會。

星期二, 7月 22, 2008

論文撮要---香港可持續發展十年來的空間政治




  由於字數局限,中文版不多處理權力概念及理論問題了,還是好好欣賞一下特區政府的傑作吧。

香港可持續發展十年來的空間政治

  近年來,人文地理學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探索方法有著廣泛的討論。新的研究方法已不只停留於政策分析及經濟/社會/環境等問題的個別研究,同時,不少地理學者也開始明白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及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對理解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意義 (Drummond and Marsden, 1999; Becker and Jahn, 1999; Harris, 2000; Krueger and Gibbs, 2007)。的確,在現實裡明白可持續發展,無論就它的來源(從聯合國1988年波特蘭報告開始)、傳遞(聯合國的推動機制、國家與城市之間的角力)與實踐過程(把概念重新翻譯﹖改造城市生活空間﹖「環保露台」﹖)來說,都涉及社會理論裡各種核心話題,比如階級、管治、「全球化」、權力、身分等(空間)概念。

  本文旨在以Allen(2003)權力/空間的維度,勾勒十年來香港可持續發展的推行,無論在背後的推動、實踐各種步驟,並不止於官方「為了我們的未來」的簡單解釋、亦多於民間這種純以政策角度去評價政府推廣成功或失敗的說法。透過檔案分析及相關人士的訪問,本文提出,對剛回歸的香港來說,可持續發展同是一個由內而外(inside-out)及由外而內(outside-in)的權力形式(a modality of power),是特區政府專為建立新社會管治,一種不講社會矛盾只求合謀的共識政治;亦是受中國致力在香港推動再國族化,作為一個中國城市需要奉行的概念。此外,由於回歸以來出現至少兩類炯然不同的管治性(Governmentality),對在空間管治上可持續發展的挪用產生莫大的差異。由早期董氏政府原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積極性的共識政治,透過「市民參與」及部門的建立,方便既有公共政策及管治的推動,直到數年後管治及施政的日益失效,令政府部門(不包括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概念的推動愈見消極;隨後,更演變至在強調權威統治的曾氏政府下,可持續發展部門由於與民間擁有空間網絡,成為政府眼中有「動員能力」的「野獸」,統治者並以各種空間策略,消散可持續發展部門的權力功能。

星期五, 7月 11, 2008

讀書組筆記--英國可持續發展

重要討論:


文本

- 1997年自英國工黨上位,2003年提出SC計劃(Sustainable Community Plan),國家並不是純粹接受與實踐的平台,它亦曾經過一番政體上的改造,將概念本身與國家融為一體。

- 作者指出,可持續發展是英國工黨演繹"Neo-Keynesianism"理念時最具代表性的概念,文中提及工黨在SC 計劃的前三年,概念曾大規模的實踐。他一方面沿襲了70, 80年代工黨的凱恩斯干預政策,國家以推動新概念(SC)來建設新社會;另一方面,同時也擁抱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原則,講求地方自力更新,強化了地區自治(regional integration)的同時,反映它希望地區減少國家層面的援助。

- 在英國,可持續發展被看作是一項空間政策(spatial policy)。以上新的政策,由從前講求國家分配資源給重點地區,轉變為地區自己集中將資源分配給重點中心(引致新形式的分配不公義)。另外,可持續發展亦是一種地理建構(geographical construct)。當要說可持續發展,我們必然在指涉一個地理範圍,指定某一個空間內各種元素的均衡。新發展如何劃定一個需要可持續發展的尺度(scale),背後總是包含著沒有解釋的權力關係。


延伸討論

- "The process of recontextualization" 與"glocalization" 概念,無論在其指涉物(前者多指管治概念、權力與知識傳播,後者多指全球資本的流動)及空間性(前者沒有一種特定的尺度指引,可以是全球到本土、國家到國 家、宗主國到殖民地,而後者卻鎖定全球到本土),都有莫大差異。有參與者直斥glocalization 這想法極之無聊,說了等於沒說,同時也提及除了the process of recontextualization,地理著作中也可找到類似的概念,例如John Allen的 Power/Space 的理論框架。

- 未必如作者所說一般,計劃顯得一無事處,與本來可持續發展的原意相遺背。儘管可持續發展所提及的社會公平(social equity),由於讓地區自己發展的同時又不多下放資源,計劃在新的國家體制內未能恰當實施,並且引致資源多落在本身已具競爭力的城市,令社會、經濟產生更大的差異,討論時我們倒覺得未別能這麼快就為這個概念在這體制內的成績蓋棺論定。若果能仔細看清一個個案,或許能夠發現引用這個概念的原意,根本就不是要處理分配、公平的問題,概念經過重重的政府框架落地化(materialize),變成了市區重建(基於要recycle urban land)、發展區(以fix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one zone and others為由)等城市計劃,背後真正的動機則一目了然。


雜圖, 由ciny 提供



星期三, 5月 28, 2008

食物營養安全的距離

  已經是深夜了,無法寫一篇全面分析自己對明天在立會審議立法的食物標籤的察見,就簡單寫兩句地理人的筆錄吧。

  筆錄原因:社會科學對現代社會演繹「安全」一詞非常敏感,這往往就是政府在問題化的過程中,透過「安全」來對立地建構一種「危險」觀念的做事方法。等於基本法23條「國家安全法」一樣,因「安全」之名,建構一些「危害國家利益」的人和事。我們有必要認清這次為安全立法的危險之處。

  最愛打爛沙盆問到篤的人文地理,對食物安全的問題意識有三:第一、我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與食物產生距離,分不清什麼食物是危是安,需要一些「專業」的知識告訴我們食物的危險之處呢﹖第二、「食物標籤」是否一個合適的方法去解決呈現生產環境的安全性? 箇中涉及一個什麼知識生產的生態系統,影響我們對食物的認知﹖第三、我們描述了這種地理(距離、空間、阻隔)的問題過後,我們需要一種什麼的食物地理,才能以策安全﹖

  現代化學派會說,自從城市化,人口由農村走到城市,是一個進步及必然的過程。儘管與耕種與我們日益疏遠,城市人亦可透過各種「專業」、「理性」、「文明」的手段(例如立法、專業知識的生產),再與食物連貫一種新空間關係,例如製造代表了生產環境的字句、標籤,令市民可以重拾與食物的親密,程度甚至可比落後的以往更加深厚。

  與現代化學派若即若離的經濟地理學/環境馬克斯學派分析,會將「食物安全」理解為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食物與消費食物之間關係由一致(如在家中養豬)到分離(工廠負責生產、房屋負責生活)下,所產生的不信任結果。結論,可以是會預期一場推翻這種生產與消費之間異化關係的革命,或者是將這種矛盾關係推演作政府介入的原委,令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可以苟延殘喘,又或者,他們純粹確認這種資本主義的自掘墓穴,也是一種辯證、進步的過程。

  當然,還有學者會警惕我們知識與權力的關係。誰在定義知識﹖誰在將知識專業化﹖這些群體指涉著什麼的問題主體? 這種語言得出的見解,並不是說增加食物標籤就能解決食物安全,反而我們本身就是因為太過依賴食物標籤的專業知識,才會產生這種安全的隔閡與危機。這一種透過將生產環境簡化成一種客觀、可比較的成份表,過程涉及專業知識與商業利益的混雜,西方知識的霸權......

食物諸侯的政治

  故此,我開始相信一個新詞彙的客觀存在----食物諸侯。

- 營養師、化驗師等待已久,食物安全是他們的封號,專家形象是他們的食邑。

- 進一步的標籤成為各類西醫強化專業形象的方法

  可能你會想,這些亦無損立法後,防止一些「不法」的供應商在現行標籤制度下魚目混珠。

  我不否認是次立法可以阻止部分供應商現時偷天換日的行為,但亦不代表供應商可繼續在這個專家遊戲奉陪到底。而且,危險的地方在於:

1. 在更為深化的專業知識成為正統,成為市民認識食物安全的唯一時,恰恰就在取締著一種本土傳統知識。這些沒有能力參與這種專業遊戲,卻依存在另外一些有關食物的知識系統(如中醫原理、傳統飲食習慣),勢必與市民的關係更加疏遠。問題不再是食物由少規管底下的無安全到多規管下的有安全,而是一種安全取代了多種安全(s)。

2. 當供應商與化驗師建立在一種顧主與顧員的基礎上,專業為供應商服務,這種關係底下生產的專業知識,是否可信﹖到時,應該都不清楚,食物可能變得更「專業」、「術語」、「分類」更多。

- 問一個更加過分,反詮釋學的問題---食物標籤是否代表中國文明的衰退,愧對透過經驗實踐累積下來的中國飲食知識,嘗百草的神農氏祖先﹖



簡結

  愈寫愈覺得自己好像在問一些非常奢侈的問題,甚至企圖進論到我們應要有一種對現代性的反思,叫喊著與其繼續埋首相信「專業」的成份表,倒不如退後一步,思考一下在生產與消費、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也許,我是在問,在針對食物安全遭到再壟斷時,我們應該怎樣解放「安全」。

  街市財記的自製豬骨湯、大埔農墟的有機蔬菜,生產者與售買者都站在面前一個無法移動的攤檔,似乎比自稱有能力偵測所有食品來源而經常出現判上判後無法考據的毒菜與來歷不明的改名魚類那些商店更值得信賴。離開專業遊戲、取消了生產與消費之間地理阻隔的本土農業與本土經濟,也許是立法以外一個值得發展的另類安全出路。

------------------------------------------
最後還是按捺不住,寫了這麼多。

星期六, 5月 10, 2008

東莞見聞錄之規範與懲罰 (二)


二、現代工廠的規範與懲罰


  曾有文獻指控研究管治的學者,忽略了經濟結構及資本的認識框架,說法有點不公允。看中國的現代工廠,他們集合了世界各地最先進的管理模式及英才,是擁有最前衛的「規範知識」、「獎懲制度」、「管理技巧」的地域。資本與管治從來密不可分,資本與工人之間的矛盾,必須透過空間的設計與技藝處理,而珠三角這結合各地資本的世界工廠,則發揮了規範與懲罰的最高境界。

  今年參觀台資廠,聽過台籍管理高層介紹工廠的基本資料之後(七座大廠、3-4萬工人、生產電子零件、工人自由出入),我們說希望去參觀工人作息的宿舍。不知是圖謀遭到發現,抑或是那管工心虛,要求被管理者婉拒:「現時正是工人作息的時間,可能他們會穿得比較少,因此有些不方便‧‧‧」固此,我們只能遠眺這些似曾相識的建築。邊走邊看,愈看愈似50-60年代香港用以提供勞動力予旁邊工廠、訓練工人時間觀的七層大廈。



  離開的道路上,遺憾間出現驚喜。忽然發現兩旁設有駐廠社工,醫院,甚至「精神病院」。台資廠裡的「溫馨驛站」,它的英文名字叫精神輔導(psychological council),再也清晰/蒙騙不過。



   噢,難以想像設計者建立這些「治療空間」的原委。究竟是如官方所言,為了幫助一群在不停勞動及思鄉狀態而產生異化的工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援,令他們可以更正面地面對人生,抑或是純粹為了生產一種服從於工作的精神狀態,令他們甘心情願地遭遇剝削﹖又或者,這個場所變成一種資本管治的技藝,把所有工人原本為自己權益 而組織起來的可能,透過身體上的「遙控管治」(govern at a distance)而自我消音﹖甚至會否有真實的案例,曾經把一些「滿口怨言」、「批判性強」、「煽動工人」、「非法組織」的工人,送交精神病專家和諧一 下,把他們的「病」「治癒」﹖

  當然,這些都是我沒有研究基礎底下的福柯式狂想。忽而,這令我憶起維權人仕胡佳,曾被內地警察懷疑他有「偏執性精神病」,送往精神病院診斷治療。

  前年去過清溪一處港資及港式管理的廠,似乎並沒有如台資的管治方法那麼「自由」。工人愈十一時不准離開宿舍,如有需要會要求工人加班,工廠處處,都蓋滿康文處式的口號,大部分都借衛生之勉強,實踐行為管理,如「關注自己健康,切必隨地吐啖」、「講究衛生,我愛永生(廠名)」。一看,就知是港式管理。




  早年參觀塘廈一間美資工廠,騁請港人做管理階層,卻有另一種新穎的管理模式。他既不如台資的技巧那麼「自由」,讓工人自由出入,並把「問題」留給專業的部門治理;又不像港資管理階層,以鋪天蓋地的康文署風格進行工人控制。或許美國佬欣賞日本仔多於香港仔,他們引進了日本工廠的「6S」,內容由這位讀BBA的香港人自豪地報告,包括SEIRI(整理)、SEITON(整頓)、SEISO(清掃)、SEIKETSU(清潔)、SHITSUKE(素養)<--港管譯作規範、與SAFETY(安全),是「一個經實踐証明非常有效的工作場所管理工具,改善工作環境並提高機構的生產力」



  美管、港管、台管各施各法,製造出不同規範與懲罰的景觀。說珠三角正處於最初期或開始改良的資本主義階段,又或者走上香港七十年代的步伐,對以上擁有各種國際最先鋒的管治技藝的東莞市而言,確實太委屈了。

星期日, 3月 30, 2008

閱《全球統治性:統治國際空間》

Global Governmentality: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paces

《全球統治性:將國際空間統治化》



  哩本的確係好書。同埋係本好貴既Routledge 書,Hardcover 要成$160美金,拎起上手都有d重,重有d心寒。但這本書還真的有點份量,他用福柯的概念,探討了福柯鮮有談及那主權以外的新統治空間形式及理論,讓人可以急速分別在空間上管治(governance)與統治(governmentality)概念的思想差異。讓你可迅速避免如好多快槍學者將政府,管治與統治混為一談。

  什麼是政府﹖這是我們探討各種政府行為必須理解的第一條問題。這除了是一門政治科學的題目外,更像是一門政治地理的新研究綱領。我的論文,其中一部分的興趣在於研究國際政府在推動可持續發展概念中,其權力如何實踐及穿梭在不同形式的地理環境(國家地理、地緣政治),在90年代之來如何完善了一套沒有主權的全球權力管治機制,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這座擁著國際網絡的「概念」,所產生的權力的空間形態是什麼,到最後如何將國家及城市融入這種全球性的政治想像。

  不過,這只是我引入正題的部分篇幅,倒會探討多點城市如何利用這套語言加強其對市民的統治。因此,此書對我的研究可以說是起了基礎上的幫助。

  對於有興趣國際關係與空間的朋友,有數個chapters 都很值得看的。唯個案方面只談及了歐盟的全球權力系統,沒有對主要推動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聯合國作分析,得靠自己的努力幹活了。

星期二, 3月 11, 2008

閱《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這本書也不太好看,早前博士見到書名與我的研究題目符合,推介了給我。它,可能是與論文比較有關的文獻,無選擇之下得要韋編三絕的讀。對,他是有以地理角度審視可持續發展的,還有輕輕批判一般可持續發展的線性表述,唯只針對環境問題,個案流於表面。

  或者是我的疑竇奢侈,我會先質疑我們為何要可持續發展﹖這是否一個共識﹖在政府實施之前這個概念有否被充分討論﹖這個詞彙有沒有被騎劫﹖這本書未有盡這當代地理學的責任,雖然書名用了「空間」,卻不太發現箇中有發揮空間概念作為認識事物的潛能。反而假定了它的需要,說到後社會主義國家面臨可持續發展危機,本地如何實踐可持續發展等等。故此,在最後名為「地理學的反思」的部分,亦未有使用地理來反思概念本身。

  其中一個結論重點與我們執筆的灣仔發展藍圖計劃相當遺背,不能隨便容忍。它說到世界各地並不能跟從聯合國指出的「可持續發展」概念,因為大家有不同的地理,因而要按地區情況而研究「可持續發展」的綱領。這個說法聽起來很合理,甚至有點毛派---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已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這種說法過於簡單,簡單得對一些不是在做可持續發展相關工作,但是強調根據「國情」處理的國家政府,便宜地為它們提供了合理的學術依據。在灣仔發展報告,憑著地理的批判視野,要收復這段政府刻意經營的距離之時,可惜,這本書卻恰恰將你的好意拒諸門外。

  它當然是進步的,但可能仍需再進一步。

p.s. 以上斜體引自鄧小平1982的改革主張。它自相矛盾的地方是,既然馬克思主義已被視作「普遍真理」,又何需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走自已的道路﹖可見,鄧小平早早就放棄了社會主義的理想了。

星期二, 3月 04, 2008

沙田價值

事隔一年,原來仍然有人在認真地討論。



超越中環價值的歷史地理觀

---回溯「沙田價值」

  在這個善忘的世代,很多人可能不會相信城市的歷史竟有天大的能力左右大局。近期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事件對「歷史」的關懷故然是一種體現,但似乎我們並未有過對另一種歷史的理解。或者,歷史不僅是從現今對歷史價值的尊重及賦與,亦可能在發展過程中,歷史空間早已建構了一種深層而集體的城市價值,早已化為香港人日常生活行為的預設。在回歸十年港人開始尋溯自身價值之際,這項歷史地理的維度的確是需要被重新梳理,卻又乏人問津的課題。

  記得以沙田為首的第一代新市鎮嗎﹖那一座座港英時代活著的遺跡,我們懷疑,它就是生產今天部分香港人想像與價值的底蘊。經歷三十年來新市鎮的萌芽與發展,沙田價值比所謂「中環價值」更能貼切地解釋香港人的行為實踐。

香港「價值」討論中地理的缺席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看,一種價值(value)必須由特有的時空(time-space)條件建構而成,不會隨時隨地從石頭爆破出來。故此,地理,或者空間(space)是探究任何價值所必須的關鍵詞。但在歷年來討論香港「價值」問題時,歷史地理則似乎極少受到關注,在未有理清「價值」背後的來龍去脈之際,政客及學者就把一些顯性、容易引起共鳴的「空間詞彙」順手沾來,「抽空」大談香港的核心價值。

「中環價值」作為香港核心價值討論的第一頭炮,其背後的空間觀好比上世紀初芝加哥社會學派Burgess及 Park 兩位學者提出的模型一樣生硬。這些討論認為城市景觀受中心地帶倒模式擴展影響,想像香港正在把中環複製到旺角的朗豪坊、觀塘的apm與荃灣的如心廣場等。生硬的地方,在於討論過程中並無考量每個地方的特殊歷史環境,與「中環價值」本身有同等硬套之嫌。

陳景輝在《明報》論壇的一篇文章雖然努力嘗試將中環價值「歷史空間化」,闡述了十九世紀華人社區如何在中環經歷殖民式的遷徙,藉以帶出政府現今的處事模式與殖民者無異。可是,解釋的不是由中環地理建構的價值,卻只是一種曾經發生在中環的殖民意識,與今時今日這種價值在時空的產生未必談得上關係。

批評中環價值的不只我們。作為一位地理學者,梁啟智提供了名為「西洋菜價值」一語。他指出在最最不顯眼的地方,仍然有許多形形式式、發自草根的文化有機地在孕育茁長,藉以帶出「中環價值」的壟斷與其他可能。可是「西洋菜價值」卻不是由西洋菜街發展出來的,它只是多元文化偶然地在西洋菜街聚集,未有從香港的城市發展找出某地的價值所在。

我們今天提出「沙田價值」,它強調秩序、系統化、功能化、專業形象,成為香港中產人士的核心價值。我們認為「沙田價值」比「中環價值」更能解釋香港社會的現實情況。由於這種中產文化最完美地在沙田組成及體現出來,因此我們稱之為「沙田價值」。同時,它是香港發展過程中一個時代的產物,和根深砥固地蘊藉於許多香港人心底裡的深層價值。而我們也將展現這個主宰香港的中產價值如何透過空間與時間、歷史與地理編織而成。

新人類計劃和沙田的誕生

沙田,除了是一個新城鎮外,其實也是香港城市發展中一個階段的指標。

故事需要從更早說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和香港政府對香港的焦點在於怎樣延續殖民地的統治。當時香港受人口急遽增加困擾,中國共產黨也對香港領土的主權虎視眈眈,於是在五、六十年代,政府大量建造了徙置區和廉租屋,並開發官塘和荃灣為工業城鎮,藉以吸納和消滅被視為社會動亂源頭的寮屋人口,利用統一的空間設計達到規訓和控制居民生活的目的。可惜殖民徙置政策成效不彰,徙置區設計的失敗反映在過於密集的徙置空間和相同的人口背景,反而方便了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市民連繫、集結進行反政府活動,促成了五、六十年代在市區大大小小的社會騷亂和暴動。

一九七二年,新港督麥理浩上任。有鑑於以往殖民管治的失敗,他捨棄了單從硬件構造上控制人群的手法,改為從文化價值上入手,建立香港的「新一代人類」。麥理浩在一九七二年宣佈十年公屋計劃和新市鎮計劃,並強調注入新的城市空間秩序。政府不再只興建新的樓房,更要建立一個所謂自給自足、完備的社區,而這個社區就是沙田。沙田最初的新市鎮藍圖是五、六十年代中的產物,由於廉租屋政策的推出,政府到六三年才開始考慮沙田的規劃,六五年才通過它的發展大綱報告。但是,要等到七二年在麥理浩的殖民領導下,政府意識到有具體需要,才迅速地發展這個新市鎮。自七十年代開始,政府把大量的家庭一批一批的搬到沙田新建的高樓大廈居住。第一批的「開荒牛」先進駐公屋,為沙田社區的發展作出貢獻,使人口從一九七六年的三萬五上升至八一年的十萬九;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大量非公屋家庭擁入,人口在八六年跳升至三十五萬及九一年的五十萬五千。

沙田區的社區空間與殖民者的策略環環相扣。照Roger Bristow (1989) 所言,沙田新市鎮整體的空間設計可算是殖民新市鎮的典型,它既有盛載高密度人口的規模,又能發展成相對均衡和「自給自足」的市鎮。沙田「完全規劃」計算了各土地利用的分隔區(zoning),以「住屋」、「工作」、「休憩」及「交通」等類別,清楚劃分公共和私有空間的界線,定義「新人類」的生活模式、內容和功能。沙田的空間規劃在當時已強調均衡的發展—各類型的住宅(公屋和不同的私人樓房)、教育機構(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和其它專上學院)、購物和休憩娛樂設施、沙田博物館、馬場、城門河畔、沙田山丘等等。統一各分隔區的空間和建築設計,和指定的社會和文化活動和範圍,地理位置、方向和感覺;分層式的空間結構使各分隔區的功能正常運作連接和有效率。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小社區構成更大的沙田空間,讓沙田人不但滿意自己的生活、住屋環境、設施及娛樂,更鼓勵市民「社區參與」。各項文化和社區設施,則用以培育他們對社會的歸屬感,為自己的參與和貢獻而自豪。藉著新的空間秩序讓他們努力向上,渴望追求改善生活質素。

城市發展中誕生的沙田價值

麥理浩的「新人類」計劃並不只限於新市鎮的興建,那是全方位的人類改造計劃,配合教育、社會福利、文娛康樂、青少年政策等其他方面的政策,最後他成功地把新的秩序注入像沙田一代「新人類」的心裡。在沙田,不同的活動都有相對應的空間配合。購物消費的可去新城市廣場;進行文化活動的可到圖書館或沙田大會堂;想休閒和鍛鍊身體的可往城門河畔、公園或體育館。除此之外,土地的使用就只有道路、住宅和工廠大廈。這裡沒有一寸多餘的土地,也沒有一個混雜的地方。隨著沙田一步一步地變成一個完美的系統,程序化、功能化和自豪化變成當中的核心價值。

在沙田的規劃當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筆直的城門河道,寬闊整齊的街道、合理的空間分佈、地積比例及方便而又充足的生活文娛設施。作為一個沙田人,馬傑偉在《中產沙田甘於平凡》一文中描述他對沙田的感受:在沙田生活是「平平無奇」、「毫無遐想」的,那裡「從來不會有洶湧的波濤,沒有驚險的崖岸,連錯落的石灘也沒有」。但是沙田人卻喜歡這種乾淨整齊的生活方式,且深深地感受到政府在規劃上精密計算的好處和偉大。這也使沙田人偏好專業形象,相信行政方式可以解決問題。當中不少在新市鎮格局出身,現今成為了專業或管理的,亦相信當下許多社會問題都需要「專家」解決。

有別於在徙置區一條街、一條村互相聯繫、互相關照的生活方式,沙田人在那細小、獨立的住宅單位內卻是「埋頭苦幹、默默耕耘,各自經營自己那個小康家庭」,個人利益漸漸取代集體利益。沙田人開始相信個人能夠靠著自身的努力與能力爬上高位。從公屋到居屋,最後入住私人樓宇,擁有物業成為人生的追求。私有產權的概念也在這時開始萌芽,並且越來越受人歡迎。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沙田人對自己的社區越來越滿足。他們通過一整代人的努力,從「草根」成為「專業」、「中產」,同時也把沙田建造成自己的樂土。新城市廣場永遠都人流湧湧、活力四射,人們總充滿幹勁。沙田作為空間試驗場域,成功改變了一代難民的身份,以空間建構這一代人的社會身份認同,甚至乎改變他們對城市空間以及自己空間的看法---從前他們對老家廣東和共產黨或多或少有份忠心或眷戀,不然也未必能接受香港。今後,他們會以香港為他們的家,以香港政府為他們的政府,對香港會建立一份公民自豪感。港英政府透過鼓勵「社區參與」,希望達到如Michel Foucault所言的「行為的管理」(conduct of conduct,即自我的管治),使人們脫離他們的傳統和歷史,共同建立一個美好的香港,一個他們有歸屬感和希望生活的地方,亦為整個殖民管治帶來繁榮和穩定。

沙田價值中誕生的城市發展

沙田,作為香港最成功的新市鎮,變成了模範,並且開枝散葉,大埔、粉嶺、上水、屯門、元朗等新市鎮相繼落成。八十年代是香港新市鎮發展最快速的年代,大批人口紛紛從擠迫凌亂的市區搬往新界居住。同時,八、九十年代也是香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年代,歌舞昇平更加肯定了新市鎮的成功。殖民政府的「新人類」計劃成功地改造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市民。今天,香港已經回歸,殖民地政府已成過去。但是,自七十年代從新市鎮中成長的「新人類」也成為了社會各行各業的專業化人士和管理階層,可說是香港的中流底柱。城市發展製造了「沙田價值」,影響了一代的香港人口。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天卻由他們主宰了香港的城市發展,並且不斷在社會各階層裡投射他們由衷相信的「沙田價值觀」。

在去年底鬧得滿城沸騰的天星碼頭和鐘樓事件就是「沙田價值」的一次表現。當看到一小群大學生、二十多歲的年青人以「集體回憶」作為旗幟,在街頭抗爭,保護鐘樓時,大家可能好奇他們的「回憶」從何而來?驅使他們走上街頭的原因,與其說是回憶,倒不如說是一份公民自豪感,這也是「沙田價值」的核心所在。

而對於政府來說,城市規劃是一門專業技術,土地發展是根據大量統計數字的計算分析來決定的。因此,香港的城市發展計劃是系統化和規範化的,既然天星碼頭的新規劃已通過所有的法律程序,施工自然勢在必行。但有趣的是,民間也有部份人士是以相同技術作為反抗政府的理據。在去年12月18日的立法會特別會議上,思網絡聘請了英國的修鐘專家,說明大鐘仍然可以使用,卻拒絕承認天星事件其實是一個市民和政府在權力上對碰的問題。當正反相方都以理性、技術為由來迴避政治問題,這樣又如何談出結果來?

隨了天星事件外,如填海、灣仔、觀塘、深水重建等社會議題也可以看見「沙田價值」的蹤跡。誠如文思慧在《社運何須粉雕玉琢?居民抗爭何堪騎劫!》一文中以灣仔重建項目為例子,指出現在香港的精英正如何以專業主義轉移社會的視線,以技術問題取代政治和倫理價值。他們一方面佔領道德高地,高呼「公義」和「社會責任」為民眾請命,並且以此凝聚低下階層的力量,對抗上層統治者。另一方面又以智囊、公會的形式參與統治者的事務,並從中謀求個人的利益。這種亦離亦合的生存方式游刃性極高,並且同時獲得下層和上層的認同,比「中環價值」更能主宰香港的命脈。

公義的空虛

香港人往往稱沙田為香港歷史上最成功的規劃,沙田人以作為「沙田友」自豪。這種「成功」與「自豪」背後的含意,或許不在於市民獲得了階級向上流通的結果,而是殖民政府「成功」對於整個集體的主體地經歷消滅與重構的過程。如Robert Home (1997) <<

Of Planting and Planning>>一書中的重心主旨一樣,殖民城市語境下的規劃(planning),根本就是政府種植人口(planting)的同義詞。

恰如上文爭議,我們所遭遇的不單是殖民者以空間的策劃改變回歸的歷史,而且今日剛萌芽的新生代更試圖改變我們的城市空間。當他們的「沙田價值」在今天無限擴張,將貧富懸殊的問題以「多元特色」、技術問題等疑似專業的知識予以拯救,這是另一種霸權,使城市議題更形複雜,令真正受影響的低下階層在大眾的聲音中更加渺茫,而其餘深水埗、天水圍等價值,在媒體的論述中亦成為被扭曲的一群。

口號上,我們可以鼓吹正視社會公義、注重弱勢社群、尋求另類願景,就是解決當今社會問題的方法。實際上,受到新市鎮一類都市空間結構局限、新人類主體的喪失、沙田價值的橫流,整個社會都似患上階級向上流動的妄想症,事情己經不是行動與不行動那樣簡直,數十年間,人已在如此的空間生活內迷失。情況就如Susan Buck Morss給班雅明的評價一樣空虛:「班雅明堅持:“我們必須從我們父母的世界中甦醒”。但如果家長就是這樣教導著我們的,我們還可以對我們有什麼盼待﹖」

延伸參考

Bristow, Roger. (1989). Hong Kong's new towns : a selective review.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ck-Morss, Susan. (1989).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ome, Robert. (1997). Of planting and planning : 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onial cities. London: Spon

星期六, 2月 16, 2008

誰的心思﹖地理試題考(2)

  近幾天不停向朋友傳閱及上載這些暴力圖片,雖說每位聽後都甚為驚嚇,達到我所期許的效果,多華還建議在相宜的季節時上書明報,來一個世紀版題目大檢閱,翻一翻各種評審機制的老帳目。畢竟,話說了一星期,空氣也開始變得討厭。

  既然如此,最好的辦法還是寫,「不動聲色」的寫。寫寫寫,除了上回為誣蔑我家油麻地翻案以外,還有什麼好寫呢﹖

  其實每一題試題,尤其是強政勵治的那幾年,設計者的心思這一迷思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政府部門以下有個教統局,教統局底下有個考評局,考評局作為試題的設計者,它如何去配置自己的身份於一個體制之內呢﹖它的心思是經過專業獨立的深思,抑或它就是政府的心思﹖詢問此且解答此,必然有助理解現有會考高考的地理試題,提昇答案的命中率,對捕捉考題的脈絡及答案無往不利。先舉一2003年例子;




你知道,城市可以預料嗎﹖可以,但它只存在於一個芝加哥空間模型(Burgess Model)的模擬城市內。就算是香港政府度身訂造了一個名為市區重建局的推土機,來刻意實踐這個象牙塔的想法,最後的結果它們也不敢預算。偏偏在一個政府推動重建的年代,考評局卻以分數機制引導學生,藉著考題揚言重建「是可以預期的」,它能根據地租「無法避免」地將會出現於模型裡的X,現實上指涉著香港的舊區。考評局這種考題設計所導致的教育意義是---X區重建是既定事實並即將發生,不會改建為公屋不會改建為工業邨,而政府就能夠以一個「純粹協助」的角色,在學生的身體內存活。

  這種答案公允嗎﹖一個明明自己擁有及實踐著權力,自稱「行政主導」的政府,竟然說自己只是「純粹協助」,是一個中介角色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這顯然相當矛盾。當然,這種「扮哂蟹」的慣性古而有之,殖民地時期有之,福柯、馬基維利的哲學作品,也有之。除此以外,考試局還有什麼重建議題以外的代表作呢﹖



  不論在處理香港的資本家及工人方面,殖民政府在工業時代如此注重工業發展,問的當然是有關香港工業地理的試題。只要你清楚當時的地緣環境及政策,你就會知道1, 2, 3, 4都是當時的難題,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政府無心打理工業,刻意轉型至第三產業,加上各種成本(人力、土地、環境)增加,許多資本家大舉把工廠遷往內地或轉向地產。答案應該是D。但是,作為政府部門其中之一的考評局,又什麼可以說政府是一個難題呢﹖它不可能是難題。它應該是良方,在平衡了1, 2, 4三方面的情況,這的確是一道工業發展的難題,但並不代表政府就是難題。答案應該是C。‧‧‧這條題目設計的基本上沒有什麼意義,唯一的意義是---你要相信,香港是處於一個無政府狀態的。

  若果能如以上一般捕捉到題目的思路,而並不是漫無目的地tip題,地理科摘A 就變得相當容易。再實質一點來說,其實考生只要讀一讀福柯的《知識與權力》,理解一下考評局的權力關係,確認誰是主子誰是奴才,又或者掌握香港政府熱愛「扮蟹」的心思,知道它喜歡躲藏於「理性」、「客觀」、「中立」、「科學」的修辭背後,你就會估到有關本地的題目的答案,向Linda Lau 說再見。

  然而借分數來塑造學生對政府、市區重建及城市發展的既定看法,在這樣的教育管治下,能看得透的學生又有幾個﹖

星期一, 1月 14, 2008

夜讀福柯

  深夜苦讀Michel Foucault,他1978年的Lecture Notes。那年,中國討厭了共產結構主義,滾回16世紀的歐陸乞討初始市場資本主義的入門。在這個中國地理學仍然被文革打壓至完全零生產的年代,法國卻 已投入後結構主義空間分析的高潮。於我而言,結構主義就是退後一步看表象的姿態,故此,後結構主義必然就是退後一步看結構的姿態。可能很反動,可能很串, 但他卻演繹得天衣無縫,精密如機械。

  激情自法革後重來沒有冷卻,由巴黎公社數這種十天內爆炸式社會民主想像的迅速毀滅,直到 Foucault描繪那漫長而虛空中卻又可令解讀者滲出絲絲憤慨的管治世界空間史,是切合著時代局勢的曲線增溫。Foucault說,曾任權政府這種裝扮 理性及企圖說服他人理性點的管治策略,早早已被16世紀馬基維利的君王論(The Prince)說破。沒有了神權君受的統治者,只可以靠一些空氣概念的自我或互相確認來建築合法性。在此歷史語境下,主權、法律及「政府」才開始衍生,而 並不是在空氣中突然爆破出來的。例如,17世紀一些律師無中生有的合約理論(contract theory),就是在管治者失去管治的理由後頻頻希望依賴的管治運作理論。又例如,法令、法例及管制的衍生,是種為了切時地在遠洋貿易 (mechantilism)的環境格局下遙控殖民地的手段,並藉以他們的老宗廟內的精神石頭為由---古希臘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 作虛假陳述,試圖為統治者的政治內幕包上公正的幌子。又又例如,「政府」概念在18世紀後誕生及廣泛使用,亦是將原先軍事管治的行政化,變成交通燈、警 察、監獄、學校等形式,以行政確認自我的理性,達到管治其終端目的---管治人口(population)。

  故此,沒有行政主導、「理性」的管治,根據曾任權,就會變成了文革、社會便亂七八糟、大國便不能崛起。同時,當人民對詭異的法律產生疑竇而公民抗命,根據黃仁龍,只能用手頭上剩餘的法律蓋上另一條法律來自保,以防如琉璃般的「理性」,在自由的空氣中被輕輕震垮。

  畢竟夜讀福柯,也是十分危險的事,容易下淚與跳樓,切勿模仿。

星期五, 8月 10, 2007

學術距離

  Penera Nihal 已走,不過理論上他還沒有走,他的怪笑、怪話柄、與及庶民及殖民的怪理論,聲音還在系內微弱地迴盪,由幾位與鄧生有關的人主演。最後的一頓飯,誰也沒想到別離,因為他從未遠去。

  同日,為了符合十二月在孟買舉行的國際批判地理會議(ICCG)的分類,我忍痛將我的灣仔研究剪裁成一篇攻擊帝國主義的文章,使之能放入「策毀帝國」 (Unbuilding the Empire)的報告類別。研究重點大幅度轉移,變成主要解釋現今世界論述霸權如何藉著空間修辭(spatial vocabularies)的生產在全球建立歐美空間形式的想像,與及其權力在香港及灣仔本土化的歷史地理過程。那些吊詭的西方概念諸如可持續發展、持分 者等,就是今次要針對處理的對象。

  就當是論文研究的開端吧。

星期五, 6月 15, 2007

二讀

一讀、純粹在室友的書架上隨手捻來,再度閱讀對地理學界甚有影響力的米歇爾‧福柯的著作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的中文版---《規範與懲罰》。看過現場版的中世紀五馬分屍嗎﹖福柯的將這種古老而技術上不太可行的「公共景觀」全神地展現在首章首四頁,使精神與食慾為之一振。相對年半前朝讀福柯夕間偷偷落淚的心境,今天像已發展成一種最理性的瘋癲。

二讀、再 拿一本福柯的《瘋癲與文明》,讀後澄清了當時台灣之行對「愚人船」概念上的誤讀---還以為是將所有麻瘋病者捕捉然後以導彈把船擊沈,儘管在日治時代日本 確實這樣對待台灣的病者。實際上,統治者以勇闖新領域之舟---如挪亞方舟般帶有宗教色彩的神聖抽象,使處理模式包裝成一種證明他們接受了大自然的考驗, 從而覆蓋歐洲各城市對窮人、失業者、瘋子被當權者排斥及驅逐的現實。

  第二章「大禁閉」,那種十八世紀的城市運作竟然與今天香港 的情況一樣野蠻。中世紀法國曾頒布敕令,禁止在巴黎市區或郊區行乞,「初犯者處以鞭刑,再犯者男性處以划船苦役,女性予以驅逐」。英國甚至在一份十七世 紀,名為《為窮人而悲鳴》的傳單上,想像自國「正不幸地受到他們的騷擾」,甚至擔心英國不像其他歐陸國家,窮人不可以隨處流浪,因而建議他們應被「驅逐和 運往紐芬蘭以及東、西印度群島。」這讓我想起昔日一座座露宿者之家與及今天香港正朝向的「曼克頓化」,窮人都係唔該番哂大陸,香港唔適合你地。

   照Foucault所言,十七世紀的統治者更加發明了一種新的空間形式來對付他們------慈善院。每個城市都有數間慈善院,政府會將所有無業漢、露 宿者、窮人統統由警察捉進院內進行勞動,勞動的目的幾乎是一種脫離市場運作模式的純粹過程,工作甚至是以幾組囚徒夜以繼日地代替一頭牛去耕耘。這種「無休 上的、不帶任何利益的勞動」正好反映了當時處理這萬惡之源----游手好閒。當時的當權者及資產階級聯盟經已發現什麼是造成混亂的17世紀答案;「是游手 好閒」「消除他們是什麼﹖」「是工作」。

  而今天香港的「扶貧」,按勞工局局長葉生說到要以「就業為主」的論調,均出一轍。

星期六, 5月 12, 2007

觀塘城市景觀的秩序與共創

  近年的重建項目令人目不暇給,新設計新概念隨意在舊區天馬行空的描繪,反教人感到困惑及可疑。在這一系列似是美好的城市景觀背後,究竟當中隱含了什麼政治的議程﹖眼前即將上馬的觀塘重建計劃,經歷過跨政權的管治模式,可能就是現今解讀這種城市權力景觀的最佳範例。


權力轉移與城市景觀的重構

  單就觀塘兩幅不同時期的規劃大綱圖,就足以道出香港的權力轉移與箇中城市景觀的關係。一九九零年,土地發展公司《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的規劃大綱圖顯 示,除了公園、商廈與住宅,觀塘市中心更建設一座在報告內沒有充分解說的鐘樓。鐘樓,一座帶有強烈殖民秩序(Colonial Order)的空間形式,其對觀塘的意義,在於向周遭宣示一種工業生產的時間(Production Time),用以改造當時仍然為數不少、來自五湖四海的觀塘工人,統一他們的時間觀,使他們習慣活在工業的生產線上的同時,亦企圖在這個五十年代的市鎮再 度宣示殖民管治的權力。

   今天已經商業化的觀塘顯然不再需要鐘樓,取而代之,觀塘需要就如APM那些失去時間的奇觀(Spectacle),讓人在迷糊的商業消費時間 (Consumption Time)中進行商品的祟派。市區重建局近期公佈的重建計劃,更帶有一種中國秩序 (Chinese Order)的暗喻,什麼「地標式鵝蛋型建設」「圓拱型玻璃頂」與「流水式梯田公園」,就似是一些申請加入祟尚建設巨蛋及中式建築的新中國城市的基本前 提。這些新空間結構的想像,彷彿隱含著回歸後香港那種新政治秩序與社會關係建立的意圖。

  城市景觀的變更就如一場跟隨著宗主國的轉移的權力遊戲,新朝代蓋新宮殿,它是專為統治階層往後「更好」管理而鋪上的鮮紅地毯。

景觀作為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

  是否這樣的政治現實,就代表平民大眾就不能選擇城市的模樣,需要拒絕這樣多餘的希冀﹖近日訪港的文化地理學者 Don Mitchell (2000)卻有另一番理解。他將法國哲學家Henri Lefebvre 對城市本質作為共創體(City as Work)的理念,演繹出其實景觀也需作為一種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意即無論在物質或符號的意義上,景觀都是由人民共同創建的。

  故此,城市景觀必然是一樣公共之物(Public),市民不僅是它的擁有者與使用者,他們更有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去改變它,成為城市景觀的改造者 (Mitchell, c2003)。所以景觀之意義並不在乎供路人欣賞的客體,亦不僅在於公眾使用的權利,同時在於記錄由某地方某群眾共同參與建構與改造社會關係的主體。從這樣的視野察看城市景觀,彷彿為香港城市的陰暗面帶來了希望之光。

    觀塘的確有不少小規模的創造空間(Created Space),某程度上可算是共創體的體現。街邊的出牆鋪、樓梯鋪、唐樓內的伊斯蘭學校、為貧苦租客而建的板間房、天台屋等,都是由觀塘社區自行創造的空 間。然而,這些「自創空間」與以上所說的「共創空間」,似乎還有一段距離。加上政府利用各種形式的勸誘---那些自說自話的民意調查與公眾諮詢,並由一群 專業團體和學術機構護航---令城市景觀由市民定義的想法更愈趨遙遠。市建局重建觀塘的方式,真的能稱為它所言是「社區的選擇」﹖

  或許,我們亦需在迷失了本土與主體的後殖民時代,認真思索一下什麼才是社區真正的選擇。


延伸參考:

Don Mitchell. (2000).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Don Mitchell. (c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見載信報 5月15日 文化保育平台】

星期五, 2月 02, 2007

粉飾太平之一

  學術界(at least 香港研究)已經普遍認同,香港的公屋不是 Manuel Castells所言是一種福利或社會成本(social cost),而更似是一種殖民式管治(colonial governance)。回歸,對公屋而言,只代表了管治模式的演變,並不代表會尊重當中每一戶主體及其權利。

  而今天,城市有資本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of capitalism),公屋更有管治的美化轉向(beautiful turn of institutionalism)。房署正進行粉飾工程,花費億八在部分公屋外牆畫些彩虹與熱帶魚,彩虹村畫彩虹、瀝源村畫遇溺完的魚、天水圍畫玩降落傘的家庭、石峽尾畫火(後兩者屬自由對白)。那群外牆粉飾專家小組希望將千篇一律的公屋設計繪上特色圖案,籍以「提升歸屬感」,使之「成為地區地標」。

啊,那是什麼的一種次世代浪漫主義﹖﹗

   所反映的是房署內開始由一班迷信以design去處理問題的專家上莊,一方面將它們專業的設計空間想像美其名咨詢實際上硬套在一群不懂反抗的居民的生活 上,另一方面,以亞洲國際都會的圖騰號召全港的公屋居民集體響應同時轉移了箇中病態的管治及社會經濟問題。最諷刺的是,他們居然相信整容可以醫暗瘡,借粉 飾外牆去解決本來公屋本身的結構或後結構企圖---自我監察---引申而來無歸屬感的後遺。

  這種反智,是作為每個公屋居民都應該憤怒的理由。

星期六, 4月 09, 2005

技術人員的權利

 在一次未曾進行討論就Present了的簡報中,我經驗成遙不可及的技術人員,本以為這是 一類任人奴役而不自知的人種,把技術性故障掛在嘴邊,眼鏡呈現專業與遠大的目標,對一切無法解構的理由都有統一的、許多人信奉的詮釋,畢竟,結構性誤差令 我初次體驗一點濕漉的污泥如何掉進溝渠後釀出萬千種紅潮,對於未曾死裡逃生的魚來說,情況簡直宏偉而不妙。

 當主題及內容早被假設,問題及建議便變得奢侈,良久的浸淫,會風化,腐爛。一旦作為成分與環境差不多的泥,它無需再以潔淨自居,二十四小時的工作專注陪育一種亞洲的紅色,或者香港的紅,又或者股市的紅。金融風暴與我無關,我是一尊瓦灰色的泥嘛,泥嘛,只提供服務。

泥為思念紅而死,換言之
紅殺死了泥。

 雖然泥死了,它仍感到十分公平及安詳,基於技術性的問題而消失,並無有悲哀。

 工作完成,將自由的權利放棄而換取責任的政治彼護,名正言順,這成就了一次暢快的旅行。

 路過的魚群為這擠逼的海洋驚訝,有一大部分接受是神跡,有一大部份將成為失業的魚,與宗教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