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朝君體也相同」

　　謝謝沛兒，我還會以將近力竭的身軀竭力擺脫這血統性的宿命。同時，這亦可能代表一場工運行進的必然，孤零零，手無寸鐵地獨自抗爭。

羅永生

　　如果羅永生所展示的「勾結性殖民主義」理論，是根植於他對香港戰前的殖民管治與被殖者之間的心態分析，那種底蘊出現百年時空落差的機會，而學術上亦多有一個填充的機會。也許成鄧生所言，我們務須多加審視香港近數十年來的歷史空間結構，帶它們回到現在及未來。

問寫說想

　　從灣仔到長沙灣，用了整個下午一口氣訪問四位街坊。胃藥使人紛紛欲睡，眼睛還需學習新眼鏡的聚焦，還聽說有一位即將要被訪問的街坊因策劃非法集會而被警方拘捕。今天這個臉容扭曲的世界，將會延續到明天。

　　但在其間，我在當夜與一名寫手重覆我一個月前向地理學生重覆的觀察，解釋地理可以提供十種對市區重建的解讀，她聽得很高興，而作為平凡的研究者，聆聽就是喜悅的泉源。

　　借了香港批判地理學會的名義，到港大帶一堂通識，考察尖沙咀文化中心的空間設計與群體的空間使用。想不到當時所策劃的活動及知識，最後會得到如此的用途。往往是事後才明白知識的價值，是讀書人自我滿足的空白理論，聊勝於無。

學術距離

　　Penera Nihal 已走，不過理論上他還沒有走，他的怪笑、怪話柄、與及庶民及殖民的怪理論，聲音還在系內微弱地迴盪，由幾位與鄧生有關的人主演。最後的一頓飯，誰也沒想到別離，因為他從未遠去。

　　同日，為了符合十二月在孟買舉行的國際批判地理會議(ICCG)的分類，我忍痛將我的灣仔研究剪裁成一篇攻擊帝國主義的文章，使之能放入「策毀帝國」 (Unbuilding the Empire)的報告類別。研究重點大幅度轉移，變成主要解釋現今世界論述霸權如何藉著空間修辭(spatial vocabularies)的生產在全球建立歐美空間形式的想像，與及其權力在香港及灣仔本土化的歷史地理過程。那些吊詭的西方概念諸如可持續發展、持分 者等，就是今次要針對處理的對象。

　　就當是論文研究的開端吧。

美女地圖

　　鄰居在台灣買了一份報紙作為手信，被我找到了一個女性主義地理學研究者必到，人文地理學必讀的網頁介紹：網站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將台灣的美女繪畫在地圖上，讓男性行駛權力，以神的視覺窺伺她們的相片。當然，當中亦不乏一些團年大合照、自拍裸男穿插其中......

　　奉淫審處諭：有女性主義傾向、心臟病、及未成年人仕，如非必要，請勿觀看。

美女國家地理雜誌
http://bawbaw.deep.tw/photo_location/?wretch.cc

土流

是腳步的激盪

公路中央可信的土流

讓詩增長

但

它被石牆否認

土木工程署

提供斷頭的直角

它甚至被規劃署　環境局　民政署

氣成陶藝

一首歸納了石頭的微詩

讓詩增長的年代

不曾是

曾司長的年代

二讀

一讀、純粹在室友的書架上隨手捻來，再度閱讀對地理學界甚有影響力的米歇爾‧福柯的著作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的中文版---《規範與懲罰》。看過現場版的中世紀五馬分屍嗎﹖福柯的將這種古老而技術上不太可行的「公共景觀」全神地展現在首章首四頁，使精神與食慾為之一振。相對年半前朝讀福柯夕間偷偷落淚的心境，今天像已發展成一種最理性的瘋癲。

二讀、再 拿一本福柯的《瘋癲與文明》，讀後澄清了當時台灣之行對「愚人船」概念上的誤讀---還以為是將所有麻瘋病者捕捉然後以導彈把船擊沈，儘管在日治時代日本 確實這樣對待台灣的病者。實際上，統治者以勇闖新領域之舟---如挪亞方舟般帶有宗教色彩的神聖抽象，使處理模式包裝成一種證明他們接受了大自然的考驗， 從而覆蓋歐洲各城市對窮人、失業者、瘋子被當權者排斥及驅逐的現實。

　　第二章「大禁閉」，那種十八世紀的城市運作竟然與今天香港 的情況一樣野蠻。中世紀法國曾頒布敕令，禁止在巴黎市區或郊區行乞，「初犯者處以鞭刑，再犯者男性處以划船苦役，女性予以驅逐」。英國甚至在一份十七世 紀，名為《為窮人而悲鳴》的傳單上，想像自國「正不幸地受到他們的騷擾」，甚至擔心英國不像其他歐陸國家，窮人不可以隨處流浪，因而建議他們應被「驅逐和 運往紐芬蘭以及東、西印度群島。」這讓我想起昔日一座座露宿者之家與及今天香港正朝向的「曼克頓化」，窮人都係唔該番哂大陸，香港唔適合你地。

　 　照Foucault所言，十七世紀的統治者更加發明了一種新的空間形式來對付他們------慈善院。每個城市都有數間慈善院，政府會將所有無業漢、露 宿者、窮人統統由警察捉進院內進行勞動，勞動的目的幾乎是一種脫離市場運作模式的純粹過程，工作甚至是以幾組囚徒夜以繼日地代替一頭牛去耕耘。這種「無休 上的、不帶任何利益的勞動」正好反映了當時處理這萬惡之源----游手好閒。當時的當權者及資產階級聯盟經已發現什麼是造成混亂的17世紀答案；「是游手 好閒」「消除他們是什麼﹖」「是工作」。

　　而今天香港的「扶貧」，按勞工局局長葉生說到要以「就業為主」的論調，均出一轍。

保育，在創意的公屋發展史

　　別以為官僚就是納悶、守舊、公式的同義詞，多得行政架構內一群聰明指數必須合乎某級數的政務專員(簡稱A.O.)與城中各界專業人士的關愛，香 港政治其實一直以來都具有巨大的創意。就保育而言，這種創造力當然沒有表現在行政機制及處事態度上，但箇中計劃的「問題轉移」、「概念偷換」的政治想像， 經歷過殖民時代不斷的實踐，彷彿已達到爐火純青之境。他們甚至可將本來就是重建的項目謂之「保育」，儘管骨子裡仍然是重建的事。

　　我們何不向港英時代最具創意的新市鎮概念取經，或許能為「保育」的認識帶來一點明燈。

創意的公屋殖民史

　　作為引言，我們必須清楚香港整部新市鎮的發展史都充滿著一種「對抗性的創意」，它是由民間與港英政府在空間創造的角力中不斷辯證地寫活的。一旦影響到一方的生存或管治，他們的創意就會在瞬間爆發。按此堆理，公屋絕非因火焰或土流而「自然地」開展 (Smart, 2006)，這背後涉及殖民政府對戰後香港形勢的持續恐懼，與及對人口問題的政治恐慌。

　 　殖民者對公屋的設計理念，表現了他們帶著一種殖民的創意具創意地殖民。比石峽尾的臨時房屋還要前期的北角村(已拆卸)與模範里，分明已是一種名實相符的 公屋模範，室內間隔寬敞，空間設施相宜。偏偏殖民者嫌它成本高及「損害市場利益」，結果甚有創見地把英國已經在十九世紀以後已不復採用的H型臨時房屋來一 個時空大挪移，照搬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香港這塊殖民地上，來達至其管治人口的目的。

　　直到臨時房屋開始由民間的創意佔據，在各 座內建立了小販群、大排檔各種生存空間，甚至利用公共空間作為反帝反資的連結，成為了當時五、六十年代大小抗爭的歷史底蘊。面對這種管治的失效，政府不能 再寄望能夠在「混雜」的臨屋內進行統一的行為規範，新的空間形式及秩序必需建立。數次秘密來港考察的麥理浩，最終想出了新市鎮模式以抗衡民間的創意，在後 來建立的新市鎮，任何一處也用分區(zoning)的手段劃分，住宅區歸住宅、商業區歸商業、開放空間區歸「開放空間」。這種指示空間的建立令到所有的社 會關係都有系統地按著政府的邏輯去定義，以往的集體關係及連結都在新定義下一掃而空。

複製公屋史的舊區

　　繼七十年代後沙田、屯門等創意規劃空間的大勝利，代表著新市鎮內民間創意的消亡。得到八十年代回城計劃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的引領，公屋史上創意的角力正在舊區重新上演。在今天的城市發展中，政府已經擁有製造藝術上最美觀的圖則、技術上更是可行的建築、法律上更像有公信力的條例，以便他在舊區進行一種「創意的霸權」。

　　而保育作為城市發展的歷史地理脈絡下一個富有管治創意的概念，歸根究底仍然哈大衛 (David Harvey) 的老調子 ---仍然是資本主義的文化轉向下一種「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

延伸參考

Alan Smart (2006), 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見載信報, 6月11日, 文化保育平台】

勞務

睡眠不足，文采失措，經濟桔據，服藥如何，形容無法治安。

觀塘城市景觀的秩序與共創

　　近年的重建項目令人目不暇給，新設計新概念隨意在舊區天馬行空的描繪，反教人感到困惑及可疑。在這一系列似是美好的城市景觀背後，究竟當中隱含了什麼政治的議程﹖眼前即將上馬的觀塘重建計劃，經歷過跨政權的管治模式，可能就是現今解讀這種城市權力景觀的最佳範例。

權力轉移與城市景觀的重構

　　單就觀塘兩幅不同時期的規劃大綱圖，就足以道出香港的權力轉移與箇中城市景觀的關係。一九九零年，土地發展公司《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的規劃大綱圖顯 示，除了公園、商廈與住宅，觀塘市中心更建設一座在報告內沒有充分解說的鐘樓。鐘樓，一座帶有強烈殖民秩序(Colonial Order)的空間形式，其對觀塘的意義，在於向周遭宣示一種工業生產的時間(Production Time)，用以改造當時仍然為數不少、來自五湖四海的觀塘工人，統一他們的時間觀，使他們習慣活在工業的生產線上的同時，亦企圖在這個五十年代的市鎮再 度宣示殖民管治的權力。

　 　今天已經商業化的觀塘顯然不再需要鐘樓，取而代之，觀塘需要就如APM那些失去時間的奇觀(Spectacle)，讓人在迷糊的商業消費時間 (Consumption Time)中進行商品的祟派。市區重建局近期公佈的重建計劃，更帶有一種中國秩序 (Chinese Order)的暗喻，什麼「地標式鵝蛋型建設」「圓拱型玻璃頂」與「流水式梯田公園」，就似是一些申請加入祟尚建設巨蛋及中式建築的新中國城市的基本前 提。這些新空間結構的想像，彷彿隱含著回歸後香港那種新政治秩序與社會關係建立的意圖。

　　城市景觀的變更就如一場跟隨著宗主國的轉移的權力遊戲，新朝代蓋新宮殿，它是專為統治階層往後「更好」管理而鋪上的鮮紅地毯。

景觀作為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

　　是否這樣的政治現實，就代表平民大眾就不能選擇城市的模樣，需要拒絕這樣多餘的希冀﹖近日訪港的文化地理學者 Don Mitchell (2000)卻有另一番理解。他將法國哲學家Henri Lefebvre 對城市本質作為共創體(City as Work)的理念，演繹出其實景觀也需作為一種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意即無論在物質或符號的意義上，景觀都是由人民共同創建的。

　　故此，城市景觀必然是一樣公共之物(Public)，市民不僅是它的擁有者與使用者，他們更有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去改變它，成為城市景觀的改造者 (Mitchell, c2003)。所以景觀之意義並不在乎供路人欣賞的客體，亦不僅在於公眾使用的權利，同時在於記錄由某地方某群眾共同參與建構與改造社會關係的主體。從這樣的視野察看城市景觀，彷彿為香港城市的陰暗面帶來了希望之光。

　 　 觀塘的確有不少小規模的創造空間(Created Space)，某程度上可算是共創體的體現。街邊的出牆鋪、樓梯鋪、唐樓內的伊斯蘭學校、為貧苦租客而建的板間房、天台屋等，都是由觀塘社區自行創造的空 間。然而，這些「自創空間」與以上所說的「共創空間」，似乎還有一段距離。加上政府利用各種形式的勸誘---那些自說自話的民意調查與公眾諮詢，並由一群 專業團體和學術機構護航---令城市景觀由市民定義的想法更愈趨遙遠。市建局重建觀塘的方式，真的能稱為它所言是「社區的選擇」﹖

　　或許，我們亦需在迷失了本土與主體的後殖民時代，認真思索一下什麼才是社區真正的選擇。

延伸參考：

Don Mitchell. (2000).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Don Mitchell. (c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見載信報 5月15日 文化保育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