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跌入梁文道泛起那「去留」的討論，老實說，我不是文化人，人人也有文化，故難以觸摸香港所謂「文化」發展的來龍去脈。當然你硬要將文化簡化為普及文化，則另當別論。而且，這個辯論彷彿已經掉進一個明顯的陷阱——梁生明明在探究某一類人是去是留的問題，忽以將話題，更新成討論香港人是否因為「恐共」才如此這樣。等於宿生在批評舍堂管理處侵犯宿生在互聯網上的個人私隱時，反被他者轉而批評他非法下載。「去留」論述迂迴曲折，奇怪至極，在此話題裡，還是不宜久留，否則今天則會輕易被讀書人略化為恐共、或者二元思考。
以上的我真的不想討論，但今天在明報刊文的另一位讀書人呂大樂，卻自稱以「旁觀者」的身份挺身而出，借「評書」說「去留」、借「去留」繼續鞏固他自己的研究，我倒希望與他較量一下。星期日冇野做，似乎評呂大樂還是個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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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人文地理學有一條幼小的分支，叫做人口地理學，正正就是涉及現在由呂大樂泛起的世代論(cohort studies)的學科。唯獨本地大學的學者，一般都是以「人口地理學」之名去做量化研究，用模型計下中國人口分佈趨勢，計下人口與資源的平衡。所以，找到一個教授願意做香港人口研究的，已經偷笑，並不能奢求他們可以為本土帶來一些啟發性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對呂大樂在這個層面是表示欣賞的。
但是，他的表述往往令我感到驚訝。可能自己地理出身，很留意呂生在分析城市問題時如何表述空間。尤其這一句，他竟然將香港想像成完全流動的領土，把香港人當作遊牧民族，人口的地理流動視作平常：「香港是一處中門大開的地方，跑出去，走進來，本來就是這個社會發展過程的重要環節。」這一點對於正在重新建立本土論述的人固然不滿，而在學理方面也不見得有充分的理據。
舉一個簡單例子。記得小五小六(回歸之前)的時候，在小息時聽到有位同學的家庭在計劃移民(的可能性)，就貪得意走去問阿媽：「就黎回歸啦，我地會唔會移民去外國架。」我媽媽的回答，彷彿就在給呂大樂所想像的流動城市一個穿越時空的回應。說話簡易而直接：「有錢人就可以諗下，冇錢邊度有得諗﹖」或許，這種隨意跑出去，走進來的諗法，從來都只是一些屬於中產階級以上的奢侈品。
呂生將這種中產的流動性，等同了香港整個社會不同階層的空間性，進而Normalize去留為「平常事」，以學者的身份淹沒了草根的存在。草根之所以為草根，就是它們的流動性低，扎根土地，一方面受經濟條件而動彈不得，另一方面他們又為本地貢獻勞動。把某類階級的空間特性等同了整個社會的特性，使中產話語在階層之間無限擴張，是我們閱讀呂大樂文章時需要提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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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文章的討論有點混淆了時空環境。明明我們(梁文道謂之「最後一代香港人」)在討論現時社會局面下的去留問題，他卻表示只知道「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老一輩百分之九十九是來自內地的移民」，然後，籍著這上幾代老一輩的時代環境作論據，立即收結說「我通過他們所認識的香港，從來都不是一處與周圍隔絕的地方，而香港的文化更是吸收了其他地方的不同元素的結果。」這種時空不變的假設似乎有點偷步，雖說我們還好像未脫離殖民管治，但是我們現在還有抵壘政策嗎? 我們現在還可以自由出入邊境嗎?
當今的社會我們面對著新的邊界與地緣，以前的開放並不等於今天的開放，若果硬要以前幾代的歷史地理環境來斷定香港人本身只有去沒有留，這恰恰就是許多香港社會學者假設地理狀態不會與時俱變的平常結論，此乃平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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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說，展開對抗革命戰爭的源頭並不在我。我，只是在強大的社會再定義鬥法之下一個反革命份子而已。似乎呂大樂真的很想打一場階級論述戰，透過將中產的論點正常化及全面化，使中產經驗列作香港歷史的正統。但我們要想想，如果我們真的要將高度流動性歌頌成香港人的核心價值，which is，引特首語錄，只係一小撮人一時一地的歷史，我們需要慎重考慮的是，這種隨口噏的大樂秘笈裡高流動的人口特性論述，是否我們值得擁抱的地理與歷史? 這能否有助我們建構未來空間的希望?
此城的土地凝滯而流動 / 市民隨手勾上固若金湯的巨塔 / 集體地 / 充當皮膚疲憊的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