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正在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

　　呂大樂一文似乎已經開罪了我身邊所有人。昨晚剛剛與友人討論香港總有部分知識份子有著一種喜愛標榜理性作寫作風格，同時垢藏自己政治目的的傳統，今日他就恰好在明報即席示範。

呂大樂﹕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
http://hk.news.yahoo.com/080622/12/2w4yw.html

　　以中大社會系教授的身份刻意瞞過與政治助理有密切關係的新動力網絡主席這一動作，姑且擱而不論。然而都很寄望教授先攪清楚1) 香港本身的實際情況及 2)「城邦」概念在香港的套用，不然會被都市研究笑掉大牙的。至少，請別一方面叫人處事要理智不要情緒化，另一方面就在浪漫化以往的殖民地管治。

參考文章：
吳志森﹕不是政治惡搞 而是政治反彈

與David Harvey 一起閱讀資本論

　　上年十二月在印度ICCG碰上了他，他說他的課堂影片都被放上網，今年不需要授課了。

請共同見證一個時代的輝煌與沒落：

Reading Marx’s Capital - Class 1, Introduction

Reading Marx’s Capital - Class 2, Chapters 1-2

Source: http://davidharvey.org/

樂此不疲炒地皮四則

之一
舊區統統炒



　　市建局多年來在城市修練吸星大法，動不動就說要為了改善您的生活環境而沒收您的物業，邀集財務精算師及規劃師合謀在各地區搜刮民脂民膏，進行全面都市化。資源先被局內十大部門及三位主要高層瓜分(主席還可以在機構獲得總盈利內賺取數個巴先的花紅)，剩下的還有21億元營運盈餘。

　　所謂不可行，從來都是技藝，與科學無關。


之二
抄九倉炒公共空間



　　九倉回歸之後逐漸被政界商界邊緣化。尖沙咀整個交通樞紐由九倉手上，政府透過巴士站搬遷及火車站的設立，逐漸轉移到新世界旗下，九龍天星碼頭原址續租又撻Q，今次時代廣場的遺章問題，找它祭旗簡直意料中事。

　　九倉在這個局勢下還不醒醒定定，遭人揭發遺章管理後還蝦蝦霸霸，繼續侵犯公共空間使用權與扮受傷報警，幾乎可以肯定是為本土行動專設的政府架構---發展局，它不抄你家就稱不上特區撲火政治了。

　　公共空間是命運共同體唯一能夠一起呼吸的實體，是令城市空氣令人感到自由(city air makes people free)的盤根。以每天8-20萬的速度瘋狂商品化使用者的可能，並動員最基層的保安趕走使用者，與現在炒糧油炒農地的國際基金集團相比，其實變態程度相等，一樣不能容許。

　　就算政府興起了訴訟也好，都請記住---遺章管理的主因不是個別發展商的問題，而是一個將公共空間外判給私人發展商建設及管理的發展模式問題。

贈陳智遠：

風箏　　白靈

扶搖直上，小小的希望能懸得多高呢 　　
長長一生莫非這樣一場遊戲吧 　　
細細一線，卻想與整座天空拔河 　　
上去，再上去，都快看不見了 　
　
沿著河堤，我開始拉著天空奔跑


第二首，贈他老闆：

對境

昨夜無眠的臉
發現今晨的鏡子
游動著銀色摺痕
一摸
是細細皺紋

失神的剎那
鏡面飛過一則神話
迅地伸掌
抓住
是一把不賴的梳子
不勞用力
就梳得開腦後糾結的
歷史

所謂帝王
滾落肩上
不過頭皮屑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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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很明瞭是誰在尸位素餐。

陳雲憤怒了﹗

周日話題﹕曾蔭權仆倒了

陳雲這位評論界巨人，竟然要為一個犯眾憎的人施展「仆倒街頭」的修辭。必看。

caption:

"曾蔭權貫徹「親疏有別」的刻薄政策，將官府變成私器，用政府獨家消息、撥款資源及加官進爵，收買傳媒高層和學院領導，令香港輿論消音，學者噤聲；又盡用警察專權，肆意侮辱打擊街頭示威者，正是得勢不饒人，機關算盡之後，結果是大敗於狂傲，即是希臘 悲劇說的hybris。"

"如果曾蔭權是趣劇演員，是股壇老叔，他再精乖市民也會受落，但身為特首，不顧體統，關門行事，專益自己友，無視百年基業的香港政府規章法度，當公務員同僚冇到，當市民是付鈔看戲的笨瓜。這種精甩辮，就是乞人憎。"

"我一向鄙視曾蔭權這種人，他剛上台做特首，我就在本報批評他，老早叫大家打醒精神"

"我對中共麾下的政客的要求是很低的，只須他們行事合乎禮數，已經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現時特首辦那幫人，權力膨脹得發了狂，根本不屑去做足全套的正經公關，也根本不把記者、學者、評論人和普羅市民放在眼內。"

P.S. 21:00, 行遍整個青衣島，一份明報也買不到！只剩下大量多餘的新報/大公/文匯(被7.11放在同一個分類)，及免費得在雨天有另一用途的星島(大量堆積在垃圾筒)。明報萬歲。

香港城市規劃史的缺席

　　愈讀愈感覺到社會科學的規劃史在香港缺席的效應。市民翻開由專家或官僚編定的規劃發展史，有專業詞藻堆砌在圖則之旁描述，它往往被放在一個偏遠的角落，非平常的方法可以搜尋之。除了盲目相信，我們並不能透過明白及理解，選擇另一種對待它存在的態度。其實，規劃本身可以不是由官方史觀編纂出來的「專業」，它樸樸實實，可以是一種個人使用空間的方式，或者是社群集體決定空間如何利用的定案，是最初始人類看待、利用及建造空間的自決。

　　這個詞彙受到國家或城市的佔據，就算自創建築及自我規劃是如何興盛地存在過，如那些木屋、天台屋等建設，總是被定義為非法憯建，並由普遍的市民，甚至獲得本身居民的相信。這個詞彙被「管治」的過程，或者是市民失去自我建築及規劃能力與意志的過程，是一個十分切身、值得咱們反思的課題。

　　除Roger Bristow 巨細不遺地整理過殖民時代香港規劃演變及發展計劃的文件，還有一些斷代的規劃實踐研究，說明過一時一刻城市規劃的政治、經濟或文化的含義外，香港社會史及規劃史雙管齊下的歷史地理論述，或許是我的無知，恕在下未能數出一二。

　　反觀台灣的學術界卻似乎十分興旺，又或者是我們香港封建(大學系統裡還有許多靠著權威主義及"專業"研究方法建構知識的御用卜巫)，他們對規劃與社會之間的連繫有相當充分的關注。《台灣的都市計畫(1895-1988)》一書，就用了百多頁試圖勾勒台灣規劃的誕生及發展史，是一本較巧小及普遍的讀本。作者的問題關注十分清楚，其目的「不是在對殖民地以來的國家進行歷史的清算，而是在凸顯國家對規劃驚人的支配性。」並且評論信仰技術理性主義的台灣規劃者一方面明白規劃是一個政治的過程，另一方面卻相信自己是客觀中立、不辯論價值觀定問題，並把自己界定為提供技術資訊的技術人員。書中結語反問「如果是這樣(相信自己是技術官僚)，他們就應該支持政治領域的開放，讓政治過程的結果指派給他們規劃目標而無怨言。然而，相反的，大部分規劃師卻又反對由政治過程來決定規劃目標...規劃師的去政治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是一種退縮的態度，以遁入技術官僚主義來逃避直接面對政治問題。事實上這是規劃師的自我否定、自我設限。」

　　篇幅雖然短，並且是重點式勾勒不同時代的規劃發展，都能清楚引出台灣規劃史的殖民主義及之後國家權威主義的勾連。如30年代日治的「國家公園法」，把國家公園的設置，除了是發展國際觀光外，更被日本理解為「...首要使命是促進國民精神的振興。因為國立公園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傑出風景，它會使接觸者激發出平日難以體現的感受，而油然勃興出愛國的精神。」環境規劃與國族意識又再度合謀，固然是法西斯的空間策略，但對於許多自稱為自由主義的國度，環境規劃也作為社會管制的重要手段，這亦能夠表現在香港七十年代郊野公園的設立，亦可體現於二戰前因「衛生」之名大量清除對殖民管治不利的木屋群。這些規劃實踐香港不是沒有人提出過，但是這些知識有經過整合，變成老嫗能解的常識嗎﹖

　　看來我們還是沒有這種動力，認真面對權力與真相，仍然迷戀專業主義下產生的榮譽及快慰。

香港批判地震學會

　　香港批判地震學會今次希望探討的問題是香港學會批判地震的困難與機遇。近來不少朋友表示他們的地震反省言語講不出聲，在「事有輕重緩急」及「批評是反動」的意識形態影響下，學會地震批判在香港成為市場。這種求生的知識或技巧一定要學懂，不然會遭天譴，或者遭惡攪，總之糟糕。

　　一如既往，我們只會提出視覺，思考仍是你們的事，立場與學會未必不一致。


攝於05年，都江古堰

第一視覺：地震學者的機敏

　　似乎是唯一一個會接受媒體訪問的港大陳龍生教授(其實浸大地質學家Owen也可以)，以頭4天「客觀」「中立」的「分析」，換來了第5日5.17日批評的黃金機會，一語說穿地震局這權力核心，成為了香港學者要說服香港公眾的新黃金分割定律，比例5:1，說話要先讓5步，才能進一步地，說內地地震預測機制如何退步。

　　我在想，我們要花生命裡4/5的時間說與自己無關的語言在給香港的空氣才能有效地活出1/5的自己，啞巴是否更快樂﹖無論如何，這是批判地震的第一招。


第二視覺：教壞細路的Beyond

教壞細路一曲的終極媒體批判彷彿已經無法超越---

不想再玩這遊戲
可否有點新的趣味
歪曲是非沒人理
新聞最好帶點趣味

污糟邋遢　都爭住播
太失敗　太荒謬
整古做怪　諸多作做
你一生　是這樣

**你盞(點解)教壞細路
腦袋註定發霉
賑災當做節目
點解(認真)叫座叫好

　　對於節目，Beyond 要我們知道一種對話空間的不可能。根據科學哲學家Bruno Latour 所理解，電視機科技上本來單向式的交流，你個人在梳化上發表的粗言對新聞/節目的流水作業可謂毫無影響，只有座在電視機面前的權利，久而久之，情感愈益斯德哥爾摩，自己很希臘。若不是能連結你的鄰居集體向廣管局投訴，或者是屬於明光之類的組織，是處於一種你咬我食的權力遊戲。

　　在賑災當(係)做節目(咁款) 與「認真叫座叫好」的今天，教壞細路一曲所揭示的是一些小市民的壓抑及可能的變態。當他們有一刻開始問「可否有點新的趣味」，地震的批判才能以一種娛樂或新話題的姿態降臨。睇左咁耐無線亞視的地震大合唱，終於可看看Now 一些做了沒有媒體敢做的地震大揭發。

　　儘管短暫，也算是一種學會吧。


第三視覺：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地理框架

...就是矛頭處於極遠的批判，才能成功地奔走到海不復回。例如鏗鏘集那大地的警號，題目顯示，責任既不屬於人為，又不屬於自然，而是屬於人為發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失衡。放地震局一馬，將焦點框架在什麼都不是，同時什麼人都有不是的方向，提及大量發展水壩的地震含義，與及開發過程的破壞方式，如此，便能成功建立一種對地震的批判。

　　記得當時實地考察三峽水壩的報告，十組都說贊成建壩，一百萬人是發展過程的陣痛，只有兩組包括我們表演反對。我第一句就講："I oppose the development"，亦有提及geological structure 不能夠承受如此大dam的觀點作證，與及瓦解了毛澤東所提「高峽出平湖」這個空間修辭箇中變態之處，如何使用一種美妙狀麗、既縱貫又橫向的中國意境，來蓋 上大發展對環境的破壞與對人文的無視。如果早些學會黃河的框架，我們就不至於成為幾乎最低分的一組。

從都江堰反思

在香港，地震批判猶如治水，緊記都江堰的哲學：「乘勢利導，因時制宜」，罷了。

消極的積極主義

"My point is not everything is bad, but that everything is dangerous, which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bad. If everything is dangerous, then we always have something to do. So my position leads not to apathy but to hyper- and pessimistic activism." (Foucault, 1997: 256)

食物營養安全的距離

　　已經是深夜了，無法寫一篇全面分析自己對明天在立會審議立法的食物標籤的察見，就簡單寫兩句地理人的筆錄吧。

　　筆錄原因：社會科學對現代社會演繹「安全」一詞非常敏感，這往往就是政府在問題化的過程中，透過「安全」來對立地建構一種「危險」觀念的做事方法。等於基本法23條「國家安全法」一樣，因「安全」之名，建構一些「危害國家利益」的人和事。我們有必要認清這次為安全立法的危險之處。

　　最愛打爛沙盆問到篤的人文地理，對食物安全的問題意識有三：第一、我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與食物產生距離，分不清什麼食物是危是安，需要一些「專業」的知識告訴我們食物的危險之處呢﹖第二、「食物標籤」是否一個合適的方法去解決呈現生產環境的安全性? 箇中涉及一個什麼知識生產的生態系統，影響我們對食物的認知﹖第三、我們描述了這種地理(距離、空間、阻隔)的問題過後，我們需要一種什麼的食物地理，才能以策安全﹖

　　現代化學派會說，自從城市化，人口由農村走到城市，是一個進步及必然的過程。儘管與耕種與我們日益疏遠，城市人亦可透過各種「專業」、「理性」、「文明」的手段(例如立法、專業知識的生產)，再與食物連貫一種新空間關係，例如製造代表了生產環境的字句、標籤，令市民可以重拾與食物的親密，程度甚至可比落後的以往更加深厚。

　　與現代化學派若即若離的經濟地理學/環境馬克斯學派分析，會將「食物安全」理解為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食物與消費食物之間關係由一致(如在家中養豬)到分離(工廠負責生產、房屋負責生活)下，所產生的不信任結果。結論，可以是會預期一場推翻這種生產與消費之間異化關係的革命，或者是將這種矛盾關係推演作政府介入的原委，令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可以苟延殘喘，又或者，他們純粹確認這種資本主義的自掘墓穴，也是一種辯證、進步的過程。

　　當然，還有學者會警惕我們知識與權力的關係。誰在定義知識﹖誰在將知識專業化﹖這些群體指涉著什麼的問題主體? 這種語言得出的見解，並不是說增加食物標籤就能解決食物安全，反而我們本身就是因為太過依賴食物標籤的專業知識，才會產生這種安全的隔閡與危機。這一種透過將生產環境簡化成一種客觀、可比較的成份表，過程涉及專業知識與商業利益的混雜，西方知識的霸權......

食物諸侯的政治

　　故此，我開始相信一個新詞彙的客觀存在----食物諸侯。

- 營養師、化驗師等待已久，食物安全是他們的封號，專家形象是他們的食邑。

- 進一步的標籤成為各類西醫強化專業形象的方法

　　可能你會想，這些亦無損立法後，防止一些「不法」的供應商在現行標籤制度下魚目混珠。

　　我不否認是次立法可以阻止部分供應商現時偷天換日的行為，但亦不代表供應商可繼續在這個專家遊戲奉陪到底。而且，危險的地方在於：

1. 在更為深化的專業知識成為正統，成為市民認識食物安全的唯一時，恰恰就在取締著一種本土傳統知識。這些沒有能力參與這種專業遊戲，卻依存在另外一些有關食物的知識系統(如中醫原理、傳統飲食習慣)，勢必與市民的關係更加疏遠。問題不再是食物由少規管底下的無安全到多規管下的有安全，而是一種安全取代了多種安全(s)。

2. 當供應商與化驗師建立在一種顧主與顧員的基礎上，專業為供應商服務，這種關係底下生產的專業知識，是否可信﹖到時，應該都不清楚，食物可能變得更「專業」、「術語」、「分類」更多。

- 問一個更加過分，反詮釋學的問題---食物標籤是否代表中國文明的衰退，愧對透過經驗實踐累積下來的中國飲食知識，嘗百草的神農氏祖先﹖



簡結

　　愈寫愈覺得自己好像在問一些非常奢侈的問題，甚至企圖進論到我們應要有一種對現代性的反思，叫喊著與其繼續埋首相信「專業」的成份表，倒不如退後一步，思考一下在生產與消費、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也許，我是在問，在針對食物安全遭到再壟斷時，我們應該怎樣解放「安全」。

　　街市財記的自製豬骨湯、大埔農墟的有機蔬菜，生產者與售買者都站在面前一個無法移動的攤檔，似乎比自稱有能力偵測所有食品來源而經常出現判上判後無法考據的毒菜與來歷不明的改名魚類那些商店更值得信賴。離開專業遊戲、取消了生產與消費之間地理阻隔的本土農業與本土經濟，也許是立法以外一個值得發展的另類安全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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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按捺不住，寫了這麼多。

另類媒體

感覺很城市，權力觀也很正面。中段有個小故事，走過灣仔市集、利東街，彷彿就在回憶三年來的大學生活。

香港獨立媒體宣傳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