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的「公共知識分子」系列已連續刋載多個星期，罕有地為香港的知識階層勾畫出一個輪廓分明、五官端正的面貌。以知名度計，香港的知識階層不但 遠不及一眾明星、歌星、名嘴、名人、才子、才女等，連一個不見得怎麼出色的電台DJ也不如，然而指出這種現象的同時，必須澄清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由卻不是因 為香港社會庸俗、商業化、反知、缺乏文化視野等經常被用以描述香港的陳腔濫調；即使香港確是庸俗、商業化、反知和缺乏文化視野，也不等於香港的知識階層知 名度便必然低，相反在一個庸俗和商業化的社會，憑着某某著名大學的教授銜頭便足以叫人刮目相看。
無論如何，香港知識階層的知名度不高，很可能令人覺得香港缺乏「公共知識分子」。某位外國著名大學的退休教授輾轉落腳香港後，不知就裏便說香港缺乏 公共知識分子。或許由於同樣的緣故，系列的數名受訪者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稱號感到有點兒不自在；他們或許認為自己不算知名，受不起「公共知識分子」這頂 帽。相反本土行動成員之一的陳景輝，卻基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名號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時，亦有助宣揚本土行動的信息而欣然接受。「公共知識分子」的稱號不 但或多或少與知名度掛鈎，在香港這種依舊是論資排輩，身分決定言論受多少重視的社會，知名度高壓根兒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徵之一；知名度高，言論自然受 重視，那怕是隻字片語也會被廣泛報道，才能引起公眾注意，才堪當「公共知識分子」。
學識淵博在港反會被嘲笑
然而，在香港卻不容易叫人想起任何一位既是知識分子，知名度又高的人。在香港，學識淵博反而會被嘲笑，高深二字往往等同毋須理會。單是說香港社會反 知並不足以解釋問題，不能令人們明白。反知的現象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妒忌他人有真才實學，而自己沒有自保伎倆而已。系列的其中一名受訪者是梁文道，他的例 子可以清楚說明反知的解釋何其粗疏和空泛。梁文道幾乎是香港唯一公認的「公共知識分子」，事實上，論知名度，他既是電台和電視的節目主持，口才直逼一眾名 嘴；論文采和文筆，一眾名嘴和才子望塵莫及。梁文道經常在報刋撰寫文章，針砭時弊；他的不少文章更是一針見血，道出箇中問題，令人叫好。更難得的是，他不 會像一般在報章撰寫文章的專欄作家那樣避談甚至羞談自己讀過的書，他不會怕別人譏笑他扮高深，需要時引用人家聽也未聽過的思想家的見解。梁文道有別於其他 知名度高的電台或電視節目主持人，他除了敢言外，更往往可以提出一套人們不甚熟悉的見解。他既具知名度，又一直保持着「牛棚書院院長」這個小圈子文化人的 稱號。從梁文道的例子似乎可以這麼說﹕知名度高之外，具備真才實學，並能提出真知灼見的才可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
不過，不論是梁款和馬傑偉主持訪問的系列，或是沈旭暉的系列，都好像是以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知名度的高低不在考慮之 內，知識分子的身分有如工人般清楚明白，毋須畫蛇添足再加以解釋；系列亦因此讓人認識多名貢獻寶貴時間，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人物。但這種理解只不過是重複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大學校園裏出現的二分法，將積極參與學生運動跟藏身在圖書館埋首苦讀、鑽研理論的學生分開；有意無意間排斥學術或理論的探討。
二分法準則忽略真知灼見
由於香港的社會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學生運動的伸延，香港的社運分子中便曾出現「砌嘢」和「噴口水」的二分，前者是落手落腳組織居民爭取權益的實幹派， 後者則是口若懸河，盡是不着邊際的理想主義者。無論如何，如果「公共知識分子」是積極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其餘的便是離不開象牙塔的「私人知識 分子」了。知識分子不一定都能躲在象牙塔裏這一點暫且不提，以積極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準則其實忽略了作為知識分子最大的貢獻在於他/ 她的真知灼見。
如果梁文道寫的文章，一如那些有頭有面的人物間中粉墨登場寫文章一般，只不過是泛泛之談，他那「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必定大打折扣。理念和理論既是 知識分子的專長也是他們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的本錢和憑據，或許有點兒挑剔，「公共知識分子」的一系列訪問並沒有問出什麼理念和理論，也談不上什麼真知灼 見。
以保育的課題為例，在去年的「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 」 的抗爭中，雖然包括陳景輝和朱凱廸在內的本土行動成員，一再說明他們不是為了天星或皇后碼頭的建築物本身，而是為了那裏和大會堂、皇后像廣場連成一起的可 貴公共空間，促成市民敢於向殖民統治者爭取權益，但香港媒體一概稱參與抗爭的人士為「保育人士」，保衛香港可貴的公共空間這一重要理念便輕易被政府打算怎 樣重置皇后碼頭的消息淹沒了。
曾蔭權後來在施政報告裏提出十大保育項目，林鄭月娥又高調和神速地宣布景賢里是暫定古蹟，後來更以鄰近的一幅土地換取景賢里的業權，算是回應了保育的訴求。無論媒體或政府口中的保育，在概念上有意或無意地混 淆了保育大自然和保護歷史文物這兩種不同的概念，在英文裏保育大自然是Conservation，重點是戒除揮霍，避免濫用大自然的寶貴資源，把資源留給 後代，要做的是盡可能維持原有的生態系統，任其繼續演進，放棄大型發展計劃。
鮮有分析意識形態和權力
保護歷史文物則是Preservation，不能任歷史文物受風吹雨打，必須像保存食物一樣，人為地調校溫度，又或者加入鹽、醋等調味品然後風乾， 更可能要加入適量的防腐劑，保證食物不會腐爛。保育大自然和保護歷史文物是兩種性質絕然不同的工作，前者基本上是要保留實力，要人們放棄各種人為的發展大 計，由得大自然在不受干擾下繼續依着大自然的律則演化；後者則要人為地介入。因為是人為，因此決定什麼事要介入，什麼事物才算古蹟其實是一項意識形態色彩 極濃厚的工作，香港的知識界鮮有對古蹟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作分析。決定介入後便要討論怎樣介入，這方面幾乎完全由政府主導，民間只能對政府已草擬的 計劃作出回應，非常被動。
保育課題一直混淆兩種不同的概念之餘，亦暴露了香港整個知識階層忽視理論探討的一大缺失。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不同城市都面對拆卸和保護舊建築物的選 擇，什麼應保留，什麼可以拆卸，準則是什麼？如果知識分子對社會有貢獻，最大的貢獻莫過於為社會清楚說明各項準則之間的利弊。香港有不少關注不同保育議題 的知識分子，更成立諸如長春社、地球之友 等 關注組織，但這些年來聽到的是甘棠第要保留，景賢里要保留，但究竟準則是什麼？甘棠第和景賢里兩者除了同是多年前興建之外，還有什麼共通？甘棠第變成中山 紀念館是不是移花接木，硬將辛亥革命這段歷史大論述加在甘棠第本身的歷史上？對於這些問題，香港整個知識階層似乎並不感興趣，保育人士基本上是打散工，有 事才出動。在缺乏一套具備宏觀的理論支持的保育論述底下，政府便簡單將保育和發展對立，然後不斷說要平衡，政府當然比任何人更懂得平衡發展和保育！
反映知識界遠遠落後形勢
對政府來說，拆卸天星和皇后碼頭無非為了發展，日後把皇后碼頭重置便算平衡了發展和保育的需要。當陳景輝和其他數名年輕人為保留皇后碼頭絕食抗議， 而朱凱廸則在論壇上闡述他們不是為了個別建築物而是為了一片可貴的公共空間而抗爭時，香港的知識階層不但未能在理念上提出有力的支援，更殺出一位歷史學家 聲稱香港的歷史學家對拆卸皇后碼頭沒有太大的意見。這名歷史學家好像完全不知道一班年輕人根本不是為了碼頭本身，而是為了那裏已建立起來的可貴公共空間。
從時代廣場到港灣豪庭 的 連串鬧劇可以清楚見到，香港根本沒有公共空間，天星、皇后、大會堂和皇后像廣場既是碩果僅存，也佈滿昔日香港市民爭取權益的足印的公共空間，這也是那處的 歷史意義的所在，歷史意義並非建基於皇后碼頭的建築物是否已超過50年，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行動壓根兒超出了香港知識階層的理解，香港整個知識階層根本 是落後於形勢！
界定知識分子的兩個要求
天星、皇后的抗爭亦指出這樣的一個矛盾現象﹕在一個缺乏公共空間的社會，香港的知識階層，無論是「公共知識分子」與否，卻好像還不知道僅有的一片公 共空間被奪去了。時代廣場的鬧劇揭發出香港所謂公共空間只不過是由財團操控的公共休憩用地而已，市民只能做一些靜態的活動，不能從事示威抗議等活動。在一 個壓根兒沒有公共空間的社會裏，「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二字可以怎樣理解？葛蘭西將知識分子分為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和傳統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兩大類，Stuart Hall曾經解釋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滿足兩項要求；其一是必須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at the forefront of intellectual theoretical work），其二是務必把自己的研究有效地傳遞到知識階層以外的人士。
Stuart Hall認為要同時滿足這兩項要求極為困難，他自己便未能做到，因為要滿足第二項要求，知識分子必須接上某種正在形成中的歷史性運動（in alignment with an emerging historical movement）。在香港，保育的課題在這幾年間已隱然成了一場歷史性運動，當中涉及公共空間、香港本土文化和意識、香港的社區網絡等相關的環節，極需 香港的知識階層接上。不過葛蘭西的第一項要求必須同樣要滿足，獲取博士學位並不足夠，必須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重點可能不是 「公共」二字，而是「知識分子」。
文 馬國明
編輯 楊泳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