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活化計劃的理性與暴力

　　正如我一直所論及，城市發展進入新前沿(new frontier)已經良久，近年各種處理文化保育手法的改變、發展局這種政治架構的重組，都預示了一種邊界的重新設定。新近牽起滿城風雨，這個由發展局推出的名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項目既有大埔又在大澳，既在保育又像地產，既似開放又是管理，的確使我們難以如最初一樣，確切分辨出黑夜與黎明，值得支持或反對。

　　作為香港當代的城市人，我們該如何昇格對這種邊界的捕捉，尋找自己的定位與底線? 至少，我們有必要明白這一文化計劃的城市願景、理性及邏輯所在(即what: 要長成什麼模樣、why: 發展基於什麼理據、how: 計劃如何行進)；至少，我們要一起思考及見證現今這各式其色，神聖可變為平庸，硬物能化造空氣的城市世紀。

量化理性的敗落

　　首先談談這個作為城市計劃的「量化問題」，但在這之前，我希望先說一個恰恰相對於量化的首爾故事。在零七年尾的一次學術演講裡，美國城市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說他被首爾政府邀請，與他們討論一個新建市計劃。他以他40-50年的學術研究經驗，點出了六大原則，是作為任何城市計劃進行前都必須想及 的，包括一）要有什麼經濟模式? 二）要有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 三）要有什麼空間形式? 四）要有什麼社區關係? 五）要有什麼參與方式? 六）要有什麼日常生活空間? 官員齊聲感到興奮：「wow，這是一個相當有前瞻性的分析，你是從那裡想出來的﹖」哈維說：「是從馬克思的資本論想出來的。」然後接下來是一場頗長的笑 聲．．．

　　不管南韓當局最後會否因恐共而只作部分採納，單就這種在計劃前邀請學者討論及有對願景作預備工作的氣魄，已經非常值得學習。而我們的城市，又是怎樣實踐城市計劃的呢?

　　有異於這種會注重質量上的城市描繪及空間想像，我們的城市計劃則流落於抽象與失語。觀乎此文化《計劃》，官方網頁顯示的目的只草草幾筆，說要創新的方法、要文化地標、要市民積極參與，要創造就業機會。不僅沒有解釋這些片語和文化願景及政策的關係，就連願景都外判出去，叫各界參與想像了。

　　可以的，公民社會應該有能力為自己的文物保育想像出一個「更好」的方式，但是，在這文化願景孕育之前，還要經過一個量化的評審過程，把各種有理念先化作五項數字，包括一）彰顯歷史價值及重要性、二）文物保育、三）社會企業的營運、四）財務可行性、五）申請機構的管理能力和過往的經驗。結果，在一些前膽性的文化計劃預想未發生前，大家都先在盤算如何取得更高分，在這場數字遊戲勝出，如有地產商背景的信和機構及財務勢力龐大的薩凡納，則能在此量化過程中取得優勢。而原來一些具潛能文化預想，不管是隱沒在現在申請者的或者根本在早期已經棄權的文化群體，都不能透過這遊戲中彰顯。

　　不過，究竟這樣的量化方式及原則提取有沒有學理基礎的呢? 是根據哪一門子的城市發展的理解和討論，來判別此五項原則的呢? Peter Saunders的都市社會學? Don Mitchell的文化地理學? Philip Allmendinger的城市規劃理論? 我們都不清楚陳智思腦袋的構造。無知的我們，只能在原則裡強調營運、財務及管理，推斷出計劃受到一種被毫無文化及學理支撐著的管理主義意識形態所影響。

　　官員都鄙薄於向我們交代清楚代一種文化計劃預想，連量化結果也不作公開。儘管我們都很可能是擁抱如大澳警署未來計劃的消費關係，是公關姐姐站在門口，是富人享有房間工人勞動在旁也好，都請不要連簡陋的預想及描述也拒絕在計劃早期想像，到最後純粹量化成五項準則下的分數，作平衡算術遊戲吧。最諷刺的是，這平衡的計量還要被汪明荃在明報世紀版揭發，明明「財務可行性」表列為20%，何以發展局及陳智思可將此項無限放大?

　　沒有了願景理性，連程序理性都站不住腳了。以這樣願景失卻的管理主義及算術操控的方法(不知以方法稱之還是否語彙學上合格)來管理一個城市文化計劃，可謂失敗之中的失敗。

從先殺後姦到先姦後殺

　　就是這種以量化技術取代了城市的願景想像，使這場活化計劃變得空洞、反智，尤其在歷史建築的空間形式上，我們察見到更深遠的禍害。

　　如果我們都在談論Urban Metabolism或Organic City作為城市察見的新角度，即在結構上論及經濟文化以外，透過將城市發展過程與身體、自然與和物理性(physicality)勾連，重新認識城市肌理。簡單來說，除了關注城市改造時生產了多少就業職位、有否公平分配等問題，我們必須同時關注自己城市的身體，檢查一下它作為有機體在生長過程有否受適當呵護。

　　揭開城市保育的華美衣衫，原來盡是遍體鱗傷，就最表面的肉眼所見，我們或能懚懚然鑑別出三波層層推進的、被施暴的城市美學經驗——一套愈益系統化、愈 益「進步」的施暴邏輯在撩動我們的皮膚與器官。第一波的施暴方式，以天星、皇后、利東街為界，文化建築都是經歷一種被堆土機徹底毀滅，並在死亡的土地被各類摩天巨廈騎乘著，謂之以「先殺後姦」的文化模式。第二波始於天星與皇后。政府有鑑形勢不對，故在灣仔先行了一系列文化保育計劃，如立即將和昌大押上馬，灣仔街市亦提出了不全完清拆的方案。不過，取而代之，兩座文物約半的尾部面積均被切去，然後還在這處勃起了一座四、五十層高的豪宅。當然，有些人已經十分滿足，說部分外表得以保存，不過回想起來，倒是很黃，很暴力。

　　我會說這種「先姦後殺」的改良在第三波 —— 這次《計劃》的施暴程序 ——顯得更益精細。《計劃》先挑選了九個文物建築，然後將它許配予給「門當戶對」的襯家。盲婚啞嫁後，任新主人「割掉咽喉」，如對待石峽尾美荷樓般，使原建築的H型拆成I I，再建升降機從中穿梭；任其「掏空內臟」，如北九龍裁判法院，十個法庭除了1號法庭外全部改建，地下六囚室亦只留一個。不論要劏要斬都像庖丁解牛程序細緻，不論建築外型及內籠空間，什麼部分都適隨尊便。

　　當我們的城市一覺睡醒，發現衣衫襤褸，身體已被污蔑，我們該怎麼辦﹖

總結：關乎香港歷史尊嚴

　　如果天星、皇后被垢病為一小撮人的集體，我們再無法否定石峽尾七層大廈的歷史地位。美荷樓作為僅餘一座的H 型七層大廈，乘載的是官方歷史往往紀錄著那1953年石峽尾大火後的產物，是現在近50%香港人口所住的公屋之源頭，本土規劃史、房屋史、社會史等等都始於此地。

　　而整座H型建築最有公共同歷史意義既地方其實就位於「中座」，可謂整座建築物的「咽喉」。50年代公屋居民的公共生活、政府對公屋居民的監察、各種集體生活的回憶，包括洗澡地方、生活懲戒與管理、偷窺都在這處發生，是整座文物的靈魂呀。你憑什麼一句就說它陳舊，就要拆去它，然後建一座根本可以在建築物以外附加的現代設施來取締它﹖

　　拆掉美荷樓中座的嚴重性，等於再發生一次廿一世紀的石峽尾大火。這次人為的火焰，帶來的並不是公屋、規劃的配套，只有修飾、哀悼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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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市區重建局，百年廣州式唐樓　活化再用，2008年7月17日
http://www.ura.org.hk/usrAtt/1002000/ADA_5657.JPG

環境問題與香港

各位朋友：

　　美國總統奧巴馬與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在同一個時空不約而同提倡綠色工業；新界禁區以往的綠色環境，亦要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保持其各方面的平衡 —— 據說，只要將兩個本質上互相矛盾的詞彙放在一起(如「綠色」配「工業」，「可持續」配「發展」)，事情都能產生奇妙的效果。但以上種種新環境政策，我們除了暫時相信它作為一些可行的解決出路外，還有沒有其他的視察點，更好把在當前的新轉向作清楚的判斷，同時按此建立一種另類的實踐?

　　就此，本會嚴選了一文閱讀，以回應當代及當下的環境問題。我們將會於二月十九日(星期四)，閱讀一篇名為「環境 危機與資本主義的生存」(原名：Sustaining Modernity, Modernizing Nature -- the Enviornmental Crisis and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的文章，一方面會探討當代環境問題意識(problematique)如何受末世式災難的想像、資本主義邏輯及生活所影響，導致我們久久未能建立一種有效的「解決意識」(resolutique)實踐，勾起一些有關環境與社會公義的實踐可能；另一方面，透過探討當中的政治生態(political ecology)、可持續發展的沿革等等，我們希望延續如此文所提倡，"getting practical"，將概念及意義帶回香港的城市發展/環境問題重新理解—— 邊境、菜園村、龍尾、綠色建築...及你所能想像的種種。

活動詳情：

日期：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4時半至7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校園溫仁才大樓OEW903b

　　如有興趣，請回郵聯絡劍青索取相關文章。茶點招待，歡迎任何同學參與。


# 本會另一個有關發展局官員來本會介紹新界東北發展的活動，時間應為"2月26日"，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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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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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入沙頭角」—— 新界邊境禁區考察

各位朋友：

　　禁區邊境發展已經討論多年 —— 跨境專家往往從深圳羅湖的高座視覺，質疑一河之隔，香港綠色邊境存在的落後；可持續發展科開展空間發展策略諮詢，如何在集中市區發展及發展新界取得「平衡」。而現今，新界王劉皇發已經穩坐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及行政會議、環保措施亦 180度轉向，由細得不能再細的「停車息匙」變成要共建《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葉劉淑儀的匯賢智庫就河套區的深港融合已經做足研究、施政報告內各項連接內地的基建工程迅速上馬......一種城市發展的新前沿(new urban frontier)，正於邊境地區如火如荼地形塑。

　　為了加深對公眾的認知，本會將會在3月7日星期六舉行一次「突入沙頭角」的城市/環境考察，一方面在實體空間上落區檢視沙頭角及禁區西北一帶「各種」倡議的發展，一處將會被初步劃為有生態保育、文化旅遊、管制站加設之地；另一方面，希望能夠訪察村內居民，了解他們的生活實踐與對新發展的觀感。透過考察，期望建立一些更為在地的學術知識，對公眾未來討論邊境發展作出基礎的貢獻。

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一：發展局/規劃署官員簡介會

內容：本會邀得負責此項目的相關官員，介紹政府建議禁區發展的具體藍圖。
日期：暫定二月三十六日 (星期四)
時間：四時至五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恆校園RRS 905室
註：欲參與是次禁區考察，請盡量參加此介紹活動。

活動二：「突入沙頭角」考察#

內容：主要由沙頭角村曾村長帶領，走訪新界西北的一帶的村落、環境、文化、生活、發展
日期：三月七日 (星期六)
時間：暫議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半天)
集合地點：另行通知
交通費：成本自付

　　是次機會非常難得，若對活動感興趣，請回覆hkcggspace@gmail.com或聯絡劍青(64069645)。由於禁區申請需時，有興趣之人士請在數天內預備身份證影印本，以作申請之用。名額極為有限，報名從速。

#是此活動慶幸得到曾村長的招待，本會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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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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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堅信者

Partisans of Possibilities

'Utopist!'
'And why not? For me this term has no pejorative connotations. Since I do not ratify compulsion, norms, rules and regulations; since I put all the emphasis on adaptation; since I refute "reality", and since for me what is possible is already partly real, I am indeed a utopian; you will observe that I do not say utopist; but a utopian, yes, a partisan of possibilities.'

-- Henri Lefebvre

市區重建逐步私營化

看到這篇報導，突然像看穿了文字的皮膚，擁有對城市有百步穿楊般的眺視神經--

經濟日報：《港府：舊樓收購門檻可降》


如果這樣發展下去，我能預視：

　　一、市區重建工作將會出現無處不在的領匯化。種種跡象顯示，政府逐步退出各種市區重建活動，並由私人發展商的重建模式慢慢取替。這項由九成轉八成的建議就是配合這個政府已確立的政策方針而訂。我們除了可以質疑，在現行《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這種偷步放風的行為是否有遺公眾參與的規劃原則外，關鍵在於發展局是否已經考慮清楚以私人發展重建的模式作為主導未來市區發展更新的利弊。

　　其實，過往數十年，這種私人發展重建模式形成的城市禍害已經相當明顯。例如，地產高在灣仔區近十年的投機「落釘」活動，無論在建築物或社區網絡與凝聚力上，經已在地區造成了莫大的滋擾及破壞。另一方面，私人重建模式並不像政府重建那般，具有對社會責任的必要承擔。在私人發展商尋找利益最大化，同時城市規劃制度仍然有很大改善空間的同時，這條條例的結果勢必如領匯一樣，導致重建區內及附近地帶的社群都要承受租金上升的負荷。而事實證明，這種模式會長期影響業主與居民的社區生活與發展權。在觀塘裕民坊及荃灣七街項目，由於土地發展公司的重建計劃議而不決，配之以長期的「落釘」行為，逼使區內居民對環境、社區及物業十分不滿。他們又不能行使發展權自行進行重建，令市民的應有的土地發展權被忽略，亦要承受動輒十年這「落釘」過程的煎熬。

　　到時，只要哪裡有「舊區」，領匯的問題便會哪裡出現，包括城市發展在純利益追求下的願景失落，區內業主、小市民及商戶承擔租金上升、社區關係被破壞等經濟及社會成本。

　　二、將本來不公道的法例與政策的影響加劇。本來這條條例所指的是，只要發展商收到特定區內的九成業權，其餘一成選擇不遷走的業主便需要合法的讓出業權，這邏輯上既說不通，亦加深了社會不公平的情況。

　　　假設，如果一個社會只有十個人，由九男一女構成。這是否代表九個男強姦一位女性，就可以因為一些所謂大勢所趨的"整體社會利益"，而犧牲餘下的一位女性呢?

　　我們可發現，這條法例並非以人作出發點，所保障的並非一成業主的安置/賠償等問題，反而為了協助發展商「加速重建收樓的過程」，一個抽象於不知協助地產商或是市民大眾的「理性」。所有如發展權問題都可暫且不談，單單是這種強暴邏輯，作為一個文明社會我們都必須對此荒謬邏輯予以反對。偏偏發展局卻倒行逆施，縱容強暴，甚至建議由九成的標準下降此八成。未來局面將會是：少了業主讚成，多了居民犧牲，不公平的發展仍然可以存留。

　　市區重建往往被看作是一種困難的過程，由於舊區「業權分散」，經常找不到業主，故需要此條例協助重建過程。但我們認為，部分業主失去聯絡必須要以其他獨立的方式處理(例如，灣仔藍屋的例子就是業主失蹤，80年代由地政署收回管理)，不能就因為此「困難」就代表要透過修例降低門檻，製造另一堆社會/城市問題。對重建感到困難這一意識，其實是一個由上而下的的理解，如果真的是以人為本的話，「困難」恰恰就是反映了區內居民差異聲音的表達。我們不應以一項法例的修訂去超越這個困難，而是要透過社區參與重建的過程去反映區內的差異，尊重市民的選擇。

　　這些是作為居住在這個城市的人必須深切思考的當下問題。

社會主義規劃出沒注意

　　近日中央發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可能只有大公文匯之流或內地報章廣泛報導及跟進，其餘未有城市轉向的報章就平面報導一下就滿以足夠。這種內地學術界稱之為「空間區劃問題」，明顯不只是純粹廣東省省長跟南巡領導一句就有這種改變這麼簡單，它應該一些中央智囊的主意並涉及中央對當下對地區政治經濟形勢的判斷。

　　作為受《綱要》影響的香港，我們應該要對此新改變看得多且更透徹。我不會像呂大樂早前一文用勸使式的角度說香港規劃與內地必須綜合視之而別無他法，反而想花多一點筆墨解讀一下這《綱要》的內容與對香港的意義。

所謂「權力下放」

　　第一個質疑，是我們真的「看到」權力有下放嗎? 如果真的是要下放權力，那裡說一句「下放權力」便夠了，何故需要勞駕發改會的大官們攪大龍鳳記招、如數家珍地在《綱要》裡述說產業結構轉營及基礎建設等發展方向﹖太多餘了吧。

　　假若涉獵過一本非常理論書，由權力地理學大師John Allen為了展示西方權力空間大觀所著，你必定明瞭我們為何不應將權力當作一種如「物理上可以轉讓之物」。由於權力是一些可以操縱在某人的手，亦能集大權於一身，並有需要便轉移權力予下級，這種想像一方面會把世界/社會/城市各人物及組織發展成有權/無權的理解，同時在考察其組織架構內的權力分配之際，我們卻無助解答權力概念最核心的空間問題 ——其影響力的範圍——儘管這是最表面、可觸及和最有共嗚的方式，簡易的將「權力」示現出來。

　　如是者，我們對《綱要》這一項注目的舉措既往看作規劃的權力投向下級，必須代之以一種「權力關係」的理解，透過確實檢視組織/群體之間不同的權力關係互動，去突出各類型權力不同空間幅度的影響，這樣才有助於解答權力的真正問題。

　　在大家歌頌《綱要》裡如何權力慢慢下放至省級政府及各個省內城市，都忘了《綱要》內中央發改會已記招裡透過一紙之發佈，基本上經已定義及詮釋了各個廣東城市的特性及與其他城市的互動關係，這種「向下」定義及詮釋的指令權力關係的重申，現在，各個城市只可就《綱要》所分配的框架進行規劃發展，澳門負責旅遊、香港則負責在錯位發展的國際航運、物流、貿易、會展、旅遊及創新中心(換言之，就是中央分配了省內其他城市都允許了發展金融中心)。這種指令式權力關係(prescription)的強化，權力下放何來有之﹖

　　定期述職、四出巡視、提出綱領、放寬(少部分)媒體等權力關係建構活動，除非出動公安或坦克，不然以上就是歷年來中央僅餘對地方可行的管治方式，亦是僅餘解決中國千多年來管治上「政令不出中南海」，突破管治空間阻隔的方法。如此，《綱要》作為提出綱領，建立指令下級的權力關係，只是延存既往具社會主義色彩的中國管治性，並無什麼新鮮事，亦不見得有何下放權力的進步。

奴才城市準備就緒

　　在這種形勢底下，我們作為一個有自主能力(immanent power)的城市有何反應﹖我們可以透過政府近期的舉動察覺一些端倪。

　　在這大半年裡，政府早已經佈下設置，為這個綱要的來臨作好準備，包括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種下新界王劉皇發，負責方便邊界開發等新界問題；環保措施亦180度轉向，由奧運前迴避任何涉及內地的環境措施，只提倡細得不能再細的「停車息匙」，直到曾任權與汪洋書記「雙方認同」要建設《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施政報告內各項連接內地的基建工程迅速上馬；葉劉淑儀的匯賢智庫就河套區的深港融合已經做好研究；就連行會新委任五位人士大都以對內地有認識為賣點；細節並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主理。由此可見，香港方面已經建立好一套親建制的權力網絡，為打造一個方便指令暢順轉達的奴才城市準備就緒。

　　奴才的對立面就是自主。理論上，空間規劃是唯一城市主體性的體現方式，透過設計屬於自己的空間形式來塑造我們期望的社會，是一國兩制底下基本法所賦予我們的城市權利。儘管我們市民體現這種權力的方式仍然未竟全功，各種在市區重建、文化保育及城市規劃等問題上，已經逐步爭議著各種空間上的規劃自主。但這綱要的規劃浪潮中，我們在不知不覺間被告知規劃權力「已下放」，下放至一個比我們原來想像為高的省級裡，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際，我們的城市首長急不及待回應，指示我們必須「把握機會」，與內地各部門「合作」。先不就藍圖願景本身下任何評論，單就整個過程而言根本沒有任何自主性可言。

　　自主的失落反映在其虛浮的修辭。只要察看過整份不易被下載《綱要》內容，便會發現矛盾處處：

　　「中央政府將支持港澳在城市規劃、軌道交通網絡、信息網絡、能源基礎網絡、城市供水等方面對接。粵港澳在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將擴大合作事宜如自主協商範圍。」

　　怎樣才能可以在「有關部門指導下」，又能夠「自主協商」﹖將兩個互相矛盾的詞彙放在同一句子，並不一定會獲得一種合理的邏輯，反而更容易暴露了權力的底牌。

　　再看《綱要》公佈當天杜鷹先生的說辭。一方面，他代表發改會，說「已經諮詢了」香港方面的意見，故「共建優質生活圈」成為綱要內重要的一環。但另一方面，我們所知悉的是這「生活圈」乃曾任權與汪洋書記「雙方認同」的，難道這就代表「已經諮詢了」﹖我不禁疑問這究竟想法真的來自香港，還是從廣東省，還是從中南海﹖(按道理，沒理香港無故會提出一個泛珠層次的藍圖，形跡非常可疑。)整個過程何以這麼的羅生門﹖

　　杜鷹甚至以「對接」形容未來三地的規劃關係，他提到：「區域性的經濟合作是世界潮流，“一國兩制”基礎上的粵港澳三地合作更需要深入推進。我以為粵港澳三地的經濟合作在目前來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規劃綱要對粵港澳三地的合作賦予了新的內涵，從四個方面，即從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從加強產業的合作、從共建優質生活圈、從創新合作方式這四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措施．．．」

　　以上提出的種種，只有合作的內容，沒有實質討論及指出一國兩制和跨境合作之間的形式。我們普遍不過的理解，所謂高度自治，除了國防及外交，其他方面應該有自主的權利。但顯然，這種一國兩制的討論不斷地遭到擱置，其他城市事務，包括規劃，不斷「對接」。當要知道官員們北上與他們自主協商了什麼合作計劃，或許，我們只能問問林瑞麟局長錄了什麼音回來。

徒具特色的社會主義規劃

　　馬克思地理學家大衛哈維說過，歷來社會主義規劃失敗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這種聯結不同地區作中央規劃的意途，倒是由於它忽略一種對日常生活實踐的關懷(詳見哈維的六項想像城市建設時的考慮原則)。這種關懷必須從市民自主出發，絕不是《綱要》提出的一天我們才被告知香港已被諮詢，絕不是在半年前邱騰華局長忽然主張綠色生活及泛珠優質生活圈然後轉告這個所謂「共識」，就能蒙混過關。

　　我酷愛社會主義規劃，只不過中國那套徒具特色，令人氣餒不已。而開展這種關懷日常生活實踐的中央規劃，我相信，在今天仍然可能，唯與我們還相距甚遠。這段現實的距離，呈現於一班不知所縱卻自命專業獨立的規劃師身上。他們可能忙著為規劃公司籌備綱要下的新機會，繼續以專業之名蓋過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尊重；呈現於我們城市政府畏首畏尾的行蹤，外面怕中央政府裡面怕中聯辦；呈現於仍未去殖的規劃制度內；呈現於我們的冷漠、恐懼與絕望。


P.S. 這篇文章寫了兩個星期，似已喪失其即時的社會性，只靠著對其重要性的信念寫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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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政府回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1/08/P200901080249.htm

港須融入珠三角規劃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09-01/08/content_2216740.htm

杜鷹：加深粵港澳三地的合作，非三地的一體化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8644746.html

珠三角發展綱要公布 將密切粵港澳台四地經濟社會合作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8644747.html

模型構想 (圖)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news.southcn.com/gdnews/sz/zsjggfzghgy/ttxw/content/images/attachement/jpg/site4/20090109/00065b24aea20ad0cc3d06.jpg

新年快樂，祝

把市區重建領匯化的一紙債券

　　潘毅教授在零五年一篇有關領匯上市(名為公民社會≠ 股民社會)的文章，不僅還記憶猶新，並且有重提之要。作為知識分子，她面對領匯私有化及再度上市的問題，甘冒股民利益之大不韙，點出如領匯這一類「公共機構以商業模式運作」的數個疑慮。而這種愈益普遍的城市現象，近來以改善城市環境為己任的市區重建局，亦找「標準普爾」評級為AA+，透過倡議發行債券，重踏著類似領匯這種愈益私有化傾向的道路。

債券發行的領匯式

　　發行債券究竟屬一種什麼的行為﹖市建局這一舉動與領匯又有什麼關係﹖經濟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對此有過本質性的分析。首先，發債涉及資金營運，他論述了資本(包括商業)在投資、獲利、再將利潤轉化為資金這一資本累積過程(它稱作M-C-C Model)，認為這運作並不僅是純粹在商業模型裡空中樓閣地循環而已。站在資金角度，它終結能否獲利，靠著它有否策略克服各種現實的政治空間問題——一種每分每秒鐘都在更新的不確定環境，包括可能的反剝削罷工、租金成本變異、建築工程「爛尾」、市民對項目的反對、政權形勢易手等等。

　　要刻服這個對資金本身的潛在「空間危機」，不管它是否已有龐大利潤作後盾還是已到達嚴重虧損地步，作為以商業利益為原則的機構，它們亦無法避免會想像不同的時空修復手段(Spatio-Temporal Fixes)，想像各種「技藝」保持空間「穩定」，加速累積時間，以為利潤作優先考慮。譬如，轉移投資的地點以迴避租金成本及市民反對、上市集資以加速和保證資金來源等，都是現今常見的資本修復策略。

　　同樣，發行債券亦是時空修復的一種，甚至堪稱為資本處理「空間問題」的最強武器。市建局倡議的領匯式，首先透過求助於「標準普爾」一類現時開始被廣為質疑的國際機構的評級，試圖繞過各種現實重建項目中遇見的居民反對的作參照，把原本重建項目內的變化因素量化為數字級別的參照點，令市民與領匯當時在不知不覺間將市民對發展土地的認知，巧妙地轉化為回報的投資。

　　除了這種認知的轉化，另一與領匯最為相似的修復，就是這種行為的政治考慮。發行債券對市建局並不是資金不足，歷年數據顯示巨額的盈餘，實在沒有純粹「急需集資」及「還富於民」的經濟理性。現在發行一小部分債券給小市民持購的倡議，當然有助其加速資金流入的時間，從而可讓市建局更有充裕資本在其餘城市空間賺取利潤；與此同時，最重要的是發行債券在政治上等同引入民意基礎，唯這些已經不是以公眾利益為理性的公民，倒變成純粹出自利益考慮的股民。透過發行債券，一方面能增強了市建局面臨重建地方阻力時的本錢(空間穩定)，但從市民的角度來看，重建區內的居民權利、保障等範圍則會在回報率的利益考慮下被忽視。事實上，零五年領匯上市，一群捍衛市民資產權益的團體，都因為這種與股民利益直接矛盾的關係，令他們的關注在社會排斥及隱沒。

債券做法偷步檢討

　　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市區重建策略檢討》，乃屬發展局而並非市建局的檢討，可有較闊的檢討空間。而近年來市民所期待的，應該不只是進行重建時那些重建策略的回顧，亦期望在近年對重建法例上的漏洞、對市區重建局的角色及定位爭議、市建局與發展局的權力問題等政策層面問題，可以作一番仔細的討論，避免重蹈領匯覆轍，為未來的城市發展更臻完美。

　　發行債券正正是一種臨界的灰色部分：它雖不涉及策略檢討的範疇，卻對日後整個市區重建的運作影響深遠。我們是否認同重建是一種可以視之為獨立於改善市區環境的純粹商業行為，民間亦有不同的見解。

　　然而，當下市建局先行倡議發債的做法，有前斬後奏之嫌。公眾檢討時一方面被鎖定在討論市區重建策略上問題，反而發債這種深化商業模式運作的做法，可以由於這類只屬於策略以外的市建局的角色/定位問題而束之高閣。如同一種挖土機的工作邏輯，挖土機已經來臨，背後的角色不用置疑，你要檢討的問題是，你希望用哪一種挖土的方式進行重建﹖是緩緩的挖還是狠狠的挖﹖在是次檢討內市民還未有機會參與前已自行作出發債的舉動，實負了市民在這次檢討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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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潘毅：《公民社會≠股民社會》，2005-10-05，明報

David Harvey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 Blackwell

馬國明：公共知識﹕公共知識分子的疑惑

　　《明報》的「公共知識分子」系列已連續刋載多個星期，罕有地為香港的知識階層勾畫出一個輪廓分明、五官端正的面貌。以知名度計，香港的知識階層不但 遠不及一眾明星、歌星、名嘴、名人、才子、才女等，連一個不見得怎麼出色的電台DJ也不如，然而指出這種現象的同時，必須澄清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由卻不是因 為香港社會庸俗、商業化、反知、缺乏文化視野等經常被用以描述香港的陳腔濫調；即使香港確是庸俗、商業化、反知和缺乏文化視野，也不等於香港的知識階層知 名度便必然低，相反在一個庸俗和商業化的社會，憑着某某著名大學的教授銜頭便足以叫人刮目相看。

　　無論如何，香港知識階層的知名度不高，很可能令人覺得香港缺乏「公共知識分子」。某位外國著名大學的退休教授輾轉落腳香港後，不知就裏便說香港缺乏 公共知識分子。或許由於同樣的緣故，系列的數名受訪者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稱號感到有點兒不自在；他們或許認為自己不算知名，受不起「公共知識分子」這頂 帽。相反本土行動成員之一的陳景輝，卻基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名號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時，亦有助宣揚本土行動的信息而欣然接受。「公共知識分子」的稱號不 但或多或少與知名度掛鈎，在香港這種依舊是論資排輩，身分決定言論受多少重視的社會，知名度高壓根兒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徵之一；知名度高，言論自然受 重視，那怕是隻字片語也會被廣泛報道，才能引起公眾注意，才堪當「公共知識分子」。

學識淵博在港反會被嘲笑

　　然而，在香港卻不容易叫人想起任何一位既是知識分子，知名度又高的人。在香港，學識淵博反而會被嘲笑，高深二字往往等同毋須理會。單是說香港社會反 知並不足以解釋問題，不能令人們明白。反知的現象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妒忌他人有真才實學，而自己沒有自保伎倆而已。系列的其中一名受訪者是梁文道，他的例 子可以清楚說明反知的解釋何其粗疏和空泛。梁文道幾乎是香港唯一公認的「公共知識分子」，事實上，論知名度，他既是電台和電視的節目主持，口才直逼一眾名 嘴；論文采和文筆，一眾名嘴和才子望塵莫及。梁文道經常在報刋撰寫文章，針砭時弊；他的不少文章更是一針見血，道出箇中問題，令人叫好。更難得的是，他不 會像一般在報章撰寫文章的專欄作家那樣避談甚至羞談自己讀過的書，他不會怕別人譏笑他扮高深，需要時引用人家聽也未聽過的思想家的見解。梁文道有別於其他 知名度高的電台或電視節目主持人，他除了敢言外，更往往可以提出一套人們不甚熟悉的見解。他既具知名度，又一直保持着「牛棚書院院長」這個小圈子文化人的 稱號。從梁文道的例子似乎可以這麼說﹕知名度高之外，具備真才實學，並能提出真知灼見的才可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

　　不過，不論是梁款和馬傑偉主持訪問的系列，或是沈旭暉的系列，都好像是以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知名度的高低不在考慮之 內，知識分子的身分有如工人般清楚明白，毋須畫蛇添足再加以解釋；系列亦因此讓人認識多名貢獻寶貴時間，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人物。但這種理解只不過是重複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大學校園裏出現的二分法，將積極參與學生運動跟藏身在圖書館埋首苦讀、鑽研理論的學生分開；有意無意間排斥學術或理論的探討。

二分法準則忽略真知灼見

　　由於香港的社會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學生運動的伸延，香港的社運分子中便曾出現「砌嘢」和「噴口水」的二分，前者是落手落腳組織居民爭取權益的實幹派， 後者則是口若懸河，盡是不着邊際的理想主義者。無論如何，如果「公共知識分子」是積極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其餘的便是離不開象牙塔的「私人知識 分子」了。知識分子不一定都能躲在象牙塔裏這一點暫且不提，以積極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準則其實忽略了作為知識分子最大的貢獻在於他/ 她的真知灼見。

　　如果梁文道寫的文章，一如那些有頭有面的人物間中粉墨登場寫文章一般，只不過是泛泛之談，他那「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必定大打折扣。理念和理論既是 知識分子的專長也是他們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的本錢和憑據，或許有點兒挑剔，「公共知識分子」的一系列訪問並沒有問出什麼理念和理論，也談不上什麼真知灼 見。

　　以保育的課題為例，在去年的「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 」 的抗爭中，雖然包括陳景輝和朱凱廸在內的本土行動成員，一再說明他們不是為了天星或皇后碼頭的建築物本身，而是為了那裏和大會堂、皇后像廣場連成一起的可 貴公共空間，促成市民敢於向殖民統治者爭取權益，但香港媒體一概稱參與抗爭的人士為「保育人士」，保衛香港可貴的公共空間這一重要理念便輕易被政府打算怎 樣重置皇后碼頭的消息淹沒了。

　　曾蔭權後來在施政報告裏提出十大保育項目，林鄭月娥又高調和神速地宣布景賢里是暫定古蹟，後來更以鄰近的一幅土地換取景賢里的業權，算是回應了保育的訴求。無論媒體或政府口中的保育，在概念上有意或無意地混 淆了保育大自然和保護歷史文物這兩種不同的概念，在英文裏保育大自然是Conservation，重點是戒除揮霍，避免濫用大自然的寶貴資源，把資源留給 後代，要做的是盡可能維持原有的生態系統，任其繼續演進，放棄大型發展計劃。

鮮有分析意識形態和權力

　　保護歷史文物則是Preservation，不能任歷史文物受風吹雨打，必須像保存食物一樣，人為地調校溫度，又或者加入鹽、醋等調味品然後風乾， 更可能要加入適量的防腐劑，保證食物不會腐爛。保育大自然和保護歷史文物是兩種性質絕然不同的工作，前者基本上是要保留實力，要人們放棄各種人為的發展大 計，由得大自然在不受干擾下繼續依着大自然的律則演化；後者則要人為地介入。因為是人為，因此決定什麼事要介入，什麼事物才算古蹟其實是一項意識形態色彩 極濃厚的工作，香港的知識界鮮有對古蹟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作分析。決定介入後便要討論怎樣介入，這方面幾乎完全由政府主導，民間只能對政府已草擬的 計劃作出回應，非常被動。

　　保育課題一直混淆兩種不同的概念之餘，亦暴露了香港整個知識階層忽視理論探討的一大缺失。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不同城市都面對拆卸和保護舊建築物的選 擇，什麼應保留，什麼可以拆卸，準則是什麼？如果知識分子對社會有貢獻，最大的貢獻莫過於為社會清楚說明各項準則之間的利弊。香港有不少關注不同保育議題 的知識分子，更成立諸如長春社、地球之友 等 關注組織，但這些年來聽到的是甘棠第要保留，景賢里要保留，但究竟準則是什麼？甘棠第和景賢里兩者除了同是多年前興建之外，還有什麼共通？甘棠第變成中山 紀念館是不是移花接木，硬將辛亥革命這段歷史大論述加在甘棠第本身的歷史上？對於這些問題，香港整個知識階層似乎並不感興趣，保育人士基本上是打散工，有 事才出動。在缺乏一套具備宏觀的理論支持的保育論述底下，政府便簡單將保育和發展對立，然後不斷說要平衡，政府當然比任何人更懂得平衡發展和保育！

反映知識界遠遠落後形勢

　　對政府來說，拆卸天星和皇后碼頭無非為了發展，日後把皇后碼頭重置便算平衡了發展和保育的需要。當陳景輝和其他數名年輕人為保留皇后碼頭絕食抗議， 而朱凱廸則在論壇上闡述他們不是為了個別建築物而是為了一片可貴的公共空間而抗爭時，香港的知識階層不但未能在理念上提出有力的支援，更殺出一位歷史學家 聲稱香港的歷史學家對拆卸皇后碼頭沒有太大的意見。這名歷史學家好像完全不知道一班年輕人根本不是為了碼頭本身，而是為了那裏已建立起來的可貴公共空間。

　　從時代廣場到港灣豪庭 的 連串鬧劇可以清楚見到，香港根本沒有公共空間，天星、皇后、大會堂和皇后像廣場既是碩果僅存，也佈滿昔日香港市民爭取權益的足印的公共空間，這也是那處的 歷史意義的所在，歷史意義並非建基於皇后碼頭的建築物是否已超過50年，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行動壓根兒超出了香港知識階層的理解，香港整個知識階層根本 是落後於形勢！

界定知識分子的兩個要求

　　天星、皇后的抗爭亦指出這樣的一個矛盾現象﹕在一個缺乏公共空間的社會，香港的知識階層，無論是「公共知識分子」與否，卻好像還不知道僅有的一片公 共空間被奪去了。時代廣場的鬧劇揭發出香港所謂公共空間只不過是由財團操控的公共休憩用地而已，市民只能做一些靜態的活動，不能從事示威抗議等活動。在一 個壓根兒沒有公共空間的社會裏，「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二字可以怎樣理解？葛蘭西將知識分子分為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和傳統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兩大類，Stuart Hall曾經解釋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滿足兩項要求；其一是必須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at the forefront of intellectual theoretical work），其二是務必把自己的研究有效地傳遞到知識階層以外的人士。

　　Stuart Hall認為要同時滿足這兩項要求極為困難，他自己便未能做到，因為要滿足第二項要求，知識分子必須接上某種正在形成中的歷史性運動（in alignment with an emerging historical movement）。在香港，保育的課題在這幾年間已隱然成了一場歷史性運動，當中涉及公共空間、香港本土文化和意識、香港的社區網絡等相關的環節，極需 香港的知識階層接上。不過葛蘭西的第一項要求必須同樣要滿足，獲取博士學位並不足夠，必須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重點可能不是 「公共」二字，而是「知識分子」。

文 馬國明

編輯 楊泳森

首爾會議上的討論回顧---一些地理學的反思

　　零晨四時的落機，等於將自己抽出在攝氏兩三度的外置雪櫃，獨個兒趕到當天舉行的會議。

　　會內主要陣營分佈。陣營一、歐美政治經濟地理學者(theorize國家理論的Bob Jessop、Harvey 第三大弟子Erik Swyngedouw、美國Ohio州立大學的批判地理學者Kevin Cox、政策地理學學者Jamie Peck等約10個)，大部分來做keynote speaker。陣營二、台灣幫，師生總共20-30人。三、韓國組織者(雙Park及其他)，共30多人。四、專研露宿者的大阪組(Toshio、J 等)，約10人。五、香港group，約10位(我曾想過將陳允中博士歸入台灣幫會比較適合，最後都撥他為香港一員；人少緣故，甚至將與會的研究香港的文 化地理學者Carolyn Cartier及曾在香港教書的殖民地理學者Nihal Penera撥入香港分類)。除了以上每次也會出現的陣營外，還有數十位來自東亞及世界各地的地理學者參與。

　　會內有三方面討論令我印象深刻。首先是Jamie Peck一張圖表，使我在Jet Lag半睡之間仍刻意地抽出相機拍了一拍。它呈現了多年來討論有關新自由主義的社科學術期刊數據，除了逐年趨勢朝上，有近半的文章都是由與地理學相關的期刊，正正反映出當今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泛濫，地理學在此貢獻良多。



　　對他而言，這場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火焰過後，我們需要對世界各類的發展實踐尋求一具在不同尺度上有形體/邊界的理解，不要像以往恰到一頭理論便將所有可疑的現象歸篇成新自由主義的問題。試想像，SARS病毒經常被說為全球無處不在、防不勝防的問題，其實是源於一種管治的局限往往令我們無法追查到他的源頭與範圍，但我們並不應因一種局限的出現而反過來在生產知識的過程歌頌這種無處不在的空間感，倒頭來忽略了關於SARS來源與邊際的描繪。而Peck，則非常有心地找回新自由主義的人物關係圖(找回八十多年前擁有類似思想及實踐於美國的一堆社群)及在歐美發展的歷史地理，並提出其在全球的邊界。這種對空間性的追求並不是純粹出自地理學癖好或「反動」或自廢手腳的舉動，而是憂慮在提倡這種無邊理論的覆蓋時，很可能同時覆蓋世界不同各落的一些政治議程。Hey look，英國的可持續發展並不只是新自由主義原則下的產物(所謂改良資本主義2.0)，它還涉及工黨一些城市規劃的改革及空間管治的最低權力決策化 (Mike, 2005)等問題啊。香港的市區重建都不單是新自由主義的作祟吧? 無論在機制的建立及選擇重建的對象 (回歸前要處理都市安全/環境「問題」、取消唐樓這些在市區靈活的空間形式，以更有效進行殖民管治)，都充分反映世界上重建的空間問題比這套歐美理論更形複雜 (詳細可參加近來方興未艾的城市研究組)。這個空間化的閱讀，對本地一群身處非歐美政治經濟環境卻活在歐美知識體系的知識/行動分子，實是一場頗大的挑戰。



　　第二個時刻是貫穿連續三天的會議的一種對社運批判理論的想像。政治經濟學理論往往被歸咎於與社會的前沿運動及改革有段距離，今次一些韓國大佬host嘗試theorize這個層次的景觀。他提出mulit-culturalism作為適當的概念來處理社會爭奪的問題，當中他的想像並不如Habamas 一樣提出理性空間平台的建構，倒提倡一種叫spaces of recognition的概念，來處理在社會過程中意義爭奪過程的空間。對我來說，他好像提出了一種很inspiring 但沒有再深入描述的觀念，空間也不知何所指，但這個概念不禁令人想起許寶的策略，主張透過論述戰跟著遊戲玩，爭奪被壟斷詞彙的意義。這樣的看法，被會議最後一位keynote Erik Swyngedouw 無意地回應。他的政治的判斷是，我們的世界轉向為一種後政治(post-politics)，現代政府聲稱已經沒有政治問題，只有政策問題；社會沒有爭奪，只有共識過程；沒有管治失敗，只有困難與挑戰；沒有利益矛盾的明確表述，只有持分者的平衡遊戲。在這種政治局面底下，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以人道主義方式之名以考慮維持當下局面為說法，繼續與政權爭奪意義? 抑或是要全然地拒絕這些共識政治? 在報告中，他堅信後者才是未來唯一的出路，我亦有夾在這兩種策略裡的感覺。

　　於此，無論如何，已經相當感動。EARCAG由10年前一個只得10張paper的會議，會後所有與會者可集體到濟州燒墨魚，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泛東亞有各式各樣進步學者撐場，含括了城市發展、市區重建、公共政策、國家、性別、移民、階級、種族等(空間)問題的會議。新的問題，於是浮面。在會議最後部分，百多位與會者都坐在共處一室，透過即時翻譯(有日韓英中語，可惜沒有粵語)，用自己的語言及見解商討未來這個會議及東亞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Nihal 的問題是，提出另類地理的旗幟時，我們卻只請了許多西方政治經濟學者來做Keynote Speaker，徒具批判，卻沒有真正的另類研究(例如合作社模式)。當然，我也觀察到，整個會議似乎一份有關一些地方另類實踐的研究報告也欠奉，所以我認同他的觀點。台灣方面的徐進鈺也點出了當今人文地理界普遍的學術分工呈現了一種不健康的狀態，有關東亞的地理研究，大抵的情況是西方學者提供理論基礎而東亞則提供例子解說。其餘的也不太聽入耳，例如追求(什麼的?)歐盟模式，完全拒絕「歐美帝國主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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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