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安全的空間方法學

　　奇怪，究竟是怎樣的一會事了。當政府說抽象的安全受到威脅，會積極尋求廿三條立法，但當市民實在的日常生活受到威脅時，就只懂積極尋求食物專家出來粉飾危機。明明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陳巧文由始至終都遭遇零容忍的對待，同樣是有關安全問題的毒奶事件，為何出現這樣選擇性的待遇﹖許多人常把政府就是市民掛在嘴邊，究竟他們又怎樣解釋安全的呢﹖當然，要解釋的人總有繼續解釋的辦法，學者們也看準時機說說Ulrich Beck的理論，現代性危機云云；梁文道也說了類似的信任問題，並試圖擺脫無奈及消極的面向，即是那種如我的好友以往經常當我說品客薯片驗有致癌物時他也無懼進食，並會以「現代社會有什麼不會致癌」反駁我的話這一種疑似積極其實犬儒的態度。面對今次完全貼身食物安全事件，毫無疑問是涉及權力與空間問題，對策亦只可能使用權力和空間的方法。

　　讓我簡述正在日常運作中的權力/空間理論。經過福柯及德勒茲的洗禮後，我們再不信任韋伯視權力作為會佔據實體空間的財物，並有可以轉讓及此消彼長的特性，轉為相信權力有流動與無處不在的空間特性，人人也有微權力，無所謂轉讓。而經過權力地理學者John Allen 的洗禮，我們亦再不信任福柯及德勒茲主義所鼓吹無遠弗屆及同質的權力觀，再重考韋伯提出的權力類型學，提出了各種權力亦有其不同的空間性，如"權威"(authority)只會在近親網絡湊效，"勸誘"(coersion)成為一些管治者不能滲透其權力時常用的不常形式。同時，權力在不同空間狀態亦會演變，簡言之，就是當父親想在大廳大罵兒子行為欠佳，被傳話的母親在房間裡「勸導」他下次不再。或者當胡主席在國家層面說「關懷」中國網民的世界，地方官員就「拿起雞毛當令箭」或者「誤會」，四出用最原始的權力形式---威嚇、鎮壓、拘捕，來招乎寫了有異於官媒報導的Blogger。(當然，經過地理系的洗禮，我亦不再相信所有，並希望建立一種有異於西方的中國空間的權力理論。)

　　對食物裡存在的「信任」也是一種經過空間扭捏的權力形式。你有沒有想過，身體與腦袋都是自己的，為何會一開始就「相信」食物是安全，並不是「懷疑」它、「拒絕」它、「對抗」它呢﹖人本質上就只懂「相信」一種權力形式嗎﹖不對，的確有些東西遺漏了，我們忘記了在數百年前，我們進食的仍然是我們自己耕種的，衣我們所衣，發展到今天所謂全球化的世代，食品不同層次的跨地域製作，明明除了價錢與包裝，我們看不見越南血汗工廠內與鐵鑵融和了的血汗，用鐵秀的運輸工具送到上海，然後將分不清箇中是三聚氰胺或是蛋白質的奶粉放進去以後，原來這樣，都能擁有法國品牌的標記。本來我們面對這種廣闊的空間認知差距，理應產生一些疑竇，但是透過國家制度及法規的建立，借各種註明各種'來源'與成分的標籤，重建了我們一種對遙距空間的「信任」，繼續如常生活。當然，舊文指出了標籤作為一種空間性最差勁的管治方法，明顯變成了今次事件的幫凶。而之後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梁文道已經談到，此處不贅。總而言之，食物安全就是權力與空間運作過程的一些(大)缺口，是常常會為空間精打細算的人文地理學者最能察覺的現象，亦是不注意社會理論內空間維度的學者未能仔細描繪的管治地圖。

　　我所關注的先是香港在這個權力/空間格局下，如何在食物安全拼出一條生路，以免與十三億人口出現潛在可能的同歸於盡。這不代表我不關心內地的同胞，但你也要知道，這裡連高度自治裡的治自也沒有(當然也無自治)，我們何以治他﹖尤其是遊走於官、商、媒的他，連繫於地方尺度、縣市尺度、省級尺度、與中央題尺度的他，勾結於甘肅、上海、黑龍江、廣州的他。如果中國不能治自，我們又不能治他，似乎我們只能夠在治自裡尋找自治，先救自然後才能救他了。食物安全，涉及道德問題，更涉及政治層級制度問題，政令形式經空間傳播後千變萬化，胡溫巡極也察不完。同時，未來十數年也不見得政體上有什麼改善的空間，說要協助根治中國內部的「落毒」，似乎是香港人遙不可及的事。

　　為三聚氰胺立法作為一種在香港打擊食品來源的空間策略，正如某位三聚氰胺專家小組的醫生所言：「我們人力及物力資源有限，只可能抽取一小部分的奶類產品作化驗。」這是幾乎可以判定為消極及失效的，但可以繼續恢復現代性「信任」的鴉片(可能對香港政府已經相當'激進'，近乎暴力)。如果政府真心希望要確保一種在全球化與國家複雜政體底下空間過程運作無誤，必須中期內採取一種城市/本地尺度的積極空間策略。不知周一嶽、林鄭或者陳智遠，有沒有興趣跟我們談談發展本土農業呢﹖


參考文章：

John Allen, 2003, Lost geographies of power,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

梁文道：奶粉和信任的泡沫( 四論 )

一次全球本土化掠過香港

　　全球化/本土化的討論果真是在香港教育制度底下，最適合被任意把玩的概念。因為當中涉及許多俯拾皆是的pros and cons、正與反，與香港根深柢固的思考模式基本一致。當你說全球化過程的「壟斷」與「開放」正在製造一種跨世界不平均的狀態時，他們就很容易隨手粘來一些例子說明「本土化」都會隨著全球化而來，例如麥當奴有米漢堡，迪士尼都有農曆新年啦，「諗真D」，唔係一定唔公平既，有好有唔好，結論最終都是保守地'平衡'：「其實一個文化系統要'持續發展'，都要開放與其他地方'交流'，從而吸收新的元素，未必以往香港的生活方式都會持續落去。但香港依然有自己的生活風格，保持'多元'的生活面貌，我們其實不必要對全球化或者其他國際品牌誠惶誠恐。」這難道不就是我們許多通識教育點化我們學生的唯一一種面對問題的機械回答策略嗎﹖難道這不就符合政府對新一代的意識所期許的結果嗎﹖

　　一名學者說得對，當連爭取民主人權都成為可以成為正反平衡的消閒話題，世界真的快要滅亡了。但比災難更恐怖的是，在香港說這些說話的人，竟然是一些自以為有社會科學學術背景，「新力量網絡」的'學人'。只讀Law的還可以叫她去讀Social Science，已經讀Social Science的，我們還可以叫他讀什麼呢﹖

左右紅藍綠---全球化與本土化

　　批判這種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觀點的學者比他們隨手粘來的例子更俯拾皆是，有些社會學學者語重心長地將某種文化物品的世界文化地圖從時間的角度map出來，反證了所謂本土化只屬一種過渡的風境，文化不公義繼續正從不同途徑向勝利邁進。有些後殖學者更指出global-local這種二元分立、舊酒新瓶的框架根本上局限了我們認識全球問題的視野，應該快速揚棄。但是， 'glocalization'這概念由愛食字的日本企業叢書創立至今，往往被一些沒有充分涉獵書籍的學術犬儒，以為又trendy又批判，在媒體上自吹自擂，把玩「全球本土化」、「M型社會」一類概念。你認為自己很潮很批判嗎﹖ 全球本土化已經在共產宣言的第一句(共產主義的幽靈已在歐洲的上空徊蕩)及他對不同國家對共產主義基於本土原因有不同演繹與實踐這一觀察清楚表達過，「M 型社會」甚至在古老的資本論裡經已得到充分反映，有有產無產，無所謂中產，如有，亦是一種過渡的階層。你認為，我們還有需要你在公共媒體包裝一些人類歷史已知了150年的「潮流批判」，來指點江山、教化我們嗎﹖

　　但在你教育公眾擁抱全球化之前，請先讀讀一些在本科社會學的基本入門書籍或者看看90年代以後出版有關全球化論述，好嗎﹖ 是否要人們徹頭徹尾地曉你以大義才心息﹖

　　本人研究管治概念文化的全球化，其實不盡同意以上任何各種觀點，其中的批評包括對權力種類的狹窄想像及空間哲學的定型觀察。唯對所謂'glocalization' 這一狡猾的說法相當痛恨，我甚至不屑在論文用一種嚴謹的學術過程去否定它，這反而會使我感到論文的觀點無聊、庸俗，並會自責為何我要花腦汁與生命去關注一種沒有政治/社會關懷，為吹水而吹水的一些概念與論述。

閱《全球統治性：統治國際空間》

Global Governmentality: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paces

《全球統治性：將國際空間統治化》



　　哩本的確係好書。同埋係本好貴既Routledge 書，Hardcover 要成$160美金，拎起上手都有d重，重有d心寒。但這本書還真的有點份量，他用福柯的概念，探討了福柯鮮有談及那主權以外的新統治空間形式及理論，讓人可以急速分別在空間上管治(governance)與統治(governmentality)概念的思想差異。讓你可迅速避免如好多快槍學者將政府，管治與統治混為一談。

　　什麼是政府﹖這是我們探討各種政府行為必須理解的第一條問題。這除了是一門政治科學的題目外，更像是一門政治地理的新研究綱領。我的論文，其中一部分的興趣在於研究國際政府在推動可持續發展概念中，其權力如何實踐及穿梭在不同形式的地理環境(國家地理、地緣政治)，在90年代之來如何完善了一套沒有主權的全球權力管治機制，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這座擁著國際網絡的「概念」，所產生的權力的空間形態是什麼，到最後如何將國家及城市融入這種全球性的政治想像。

　　不過，這只是我引入正題的部分篇幅，倒會探討多點城市如何利用這套語言加強其對市民的統治。因此，此書對我的研究可以說是起了基礎上的幫助。

　　對於有興趣國際關係與空間的朋友，有數個chapters 都很值得看的。唯個案方面只談及了歐盟的全球權力系統，沒有對主要推動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聯合國作分析，得靠自己的努力幹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