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的修辭批判

當今香港面臨的城市規劃問題本來可以是一些純粹可見、有形、瞬間即可辨認的問題，譬如正被要求更「民主化」的城市規劃委員會，全部都是被特首委任的「公眾人士」，在網上一目了然；又如西九那群一字排開盡入眼簾的「屏風樓」，是物理上確實存在的城市建築，舊區的街坊可從生活實踐告訴它的弊端。然而，城市發展到某一個時刻，這些明明非常實在的物理問題，忽然變得愈益抽象、無邊，儘管事件本質並無任何變化，問題卻像變得「正面」、「專業」、竭斯底里，不能討論下去，問題並好像找到存留(perpetuate)的理由，甚至繼續擴散。過程中，城市必然是多了些什麼東西，或者我們遺漏了些什麼東西，才會令城市問題，久久不能治理。

大家要清楚，所謂「規劃」，最簡單的解釋只是一種空間利用的方式，理應是老嫗能解的生活智慧。如果我們不是失去對有形規劃問題作判決的能力，那必定是有一些「無形」的魔法，包括提出各種各類潮流、西方、美麗、現代、動聽、理性的規劃概念，蒙蔽了我們批判的眼睛。現在讓我們簡單檢視二三個當下城市發展裡數個最慣用的流行規劃概念，備以自警。

概念一、可持續發展

儘管設計圖的未來構想色彩有多繽紛，對具可持續發展的規劃概念不應迅速被看為歷史的終結，照單全收；畢竟，它只不過是城市管理者對城市或自然空間一種新的組織邏輯。事實上，城市真有點像各懷鬼胎的嬰兒，會學習及繁衍一種用以處理自身(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問題」的概念，將原則演繹。我們亦在過程中，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原則(每項都要確實執行)變成不同元素之間的平衡 (在經濟、環境、社會之間取捨)，亦將社會公平的追求變成了不講求公平導向的「社會包融」。

在空間角度來說，它是一個在被創作以來從沒有所謂空間框架(spatial frame)的概念，可以落實在全球、區域、城市、地區、群體的尺度(scale)上，空間性強，無處不在。而恰恰因為這種從不著地、靈巧如蛇的空間特性，使它在規劃界得到如脫韁野馬一樣的發揮。當香港說要在市區作高密度發展時，規劃會因香港地少人多，要保護新界自然土地，故高密度乃在城市尺度上有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同時，當香港近期討論要在發展如沙頭角禁區那類的自然地帶，規劃就因要兼顧社會、經濟、文化要兼顧的「需要」，忽而將可持續下移至在地區尺度上實行。

如是者，站在城市尺度上看來中區警署，在香港廣泛的經濟發展中，中區保育有著重要社會及文化意義。不過它滑頭的性格與曾任權則有點不謀而合，竟然能把中區警署計劃轉移至要在中區警署的尺度上計算可持續發展，說出諸如我們不可僅從文化保育亦要追求經濟價值等「平衡」道理。貌似普世、和善的概念，背後暗藏玄機。

概念二、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漸漸在規劃潮流裡佔一席位，其普及程度已達到了道德的高度：所有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藍圖，總要有些民意基礎支持才像樣吧。於是，香港現時比較有公共性的新發展規劃、重建或保育項目，程序上都是需要有些名字叫「工作坊」、「聚焦小組」或「公眾論壇」似的東西。二零零七年某個關於東九龍交通的公眾論壇，一些與路政署有關的專業人士便有些抱怨——「都唔知點解攪個論壇出黎做咩，條路要起就要起架啦，唔係上頭話要我地做D 公眾參與，都唔駛0係度做。」

的確，這應該是一個零六至零七年間利東街、天星與皇后之後的改良，雖然對比起要爭取的「人民規劃」方式還有一段距離，以往連知匯大眾一聲也未必考慮。但這是否代表已竟全功，乖乖參與各類設計的工作坊就解決城市問題﹖我們進入想像一下工作坊的空間場景。觀察一、各種「持分者」會被邀請而來加入討論；觀察二、突然有許多建築師、規劃師、測量師(御用)，甚至連政府官員也肆無忌憚與街坊同座，爭取發言；觀察三、討論之前已有一些問題框架，要求參與者投票作民意的量化、或者按照預訂的主題討論；觀察四、時間與空間的局限，往往真正受影響的市民是不會出席的一群。

在這些設計底下的空間討論的結果，收風成份往往多於實質聽取民間意願，城市的未來取決於人數的角力與參與活動後如何再由一班「專家」再選取的過程。如某學者所言，英國十多年來規劃界的「參與轉向」也許是時候宣佈失敗。原因，它仍然是在既定的邏輯下強化或小修小補既有空間發展的模式，並未有做到真正接納及開放給公眾討論一種空間可能性的機會。

總結：修辭還有許多許多

那類規劃概念還有文化保育、城市織理、優化環境、以人為本‧‧‧you name it。試想想，當我們最底線的語彙都被變成吃掉，例如「安全」，真正的「安全」無家可歸，是一件多麼可怖的事。面對官員、政治人物現今朗朗上口的規劃概念，我們必先要保持警覺，究竟說保育時是否只在保樹﹖或者要求公眾規劃原來只是做做問卷收集民意了事﹖這些語言上的留意，是考量我們能否具備城市視野的基本前提，沒有的話，大家便繼續在那些魔法中隨便享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