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12月 28, 2008

馬國明:公共知識﹕公共知識分子的疑惑

  《明報》的「公共知識分子」系列已連續刋載多個星期,罕有地為香港的知識階層勾畫出一個輪廓分明、五官端正的面貌。以知名度計,香港的知識階層不但 遠不及一眾明星、歌星、名嘴、名人、才子、才女等,連一個不見得怎麼出色的電台DJ也不如,然而指出這種現象的同時,必須澄清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由卻不是因 為香港社會庸俗、商業化、反知、缺乏文化視野等經常被用以描述香港的陳腔濫調;即使香港確是庸俗、商業化、反知和缺乏文化視野,也不等於香港的知識階層知 名度便必然低,相反在一個庸俗和商業化的社會,憑着某某著名大學的教授銜頭便足以叫人刮目相看。

  無論如何,香港知識階層的知名度不高,很可能令人覺得香港缺乏「公共知識分子」。某位外國著名大學的退休教授輾轉落腳香港後,不知就裏便說香港缺乏 公共知識分子。或許由於同樣的緣故,系列的數名受訪者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稱號感到有點兒不自在;他們或許認為自己不算知名,受不起「公共知識分子」這頂 帽。相反本土行動成員之一的陳景輝,卻基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名號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時,亦有助宣揚本土行動的信息而欣然接受。「公共知識分子」的稱號不 但或多或少與知名度掛鈎,在香港這種依舊是論資排輩,身分決定言論受多少重視的社會,知名度高壓根兒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徵之一;知名度高,言論自然受 重視,那怕是隻字片語也會被廣泛報道,才能引起公眾注意,才堪當「公共知識分子」。

學識淵博在港反會被嘲笑

  然而,在香港卻不容易叫人想起任何一位既是知識分子,知名度又高的人。在香港,學識淵博反而會被嘲笑,高深二字往往等同毋須理會。單是說香港社會反 知並不足以解釋問題,不能令人們明白。反知的現象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妒忌他人有真才實學,而自己沒有自保伎倆而已。系列的其中一名受訪者是梁文道,他的例 子可以清楚說明反知的解釋何其粗疏和空泛。梁文道幾乎是香港唯一公認的「公共知識分子」,事實上,論知名度,他既是電台和電視的節目主持,口才直逼一眾名 嘴;論文采和文筆,一眾名嘴和才子望塵莫及。梁文道經常在報刋撰寫文章,針砭時弊;他的不少文章更是一針見血,道出箇中問題,令人叫好。更難得的是,他不 會像一般在報章撰寫文章的專欄作家那樣避談甚至羞談自己讀過的書,他不會怕別人譏笑他扮高深,需要時引用人家聽也未聽過的思想家的見解。梁文道有別於其他 知名度高的電台或電視節目主持人,他除了敢言外,更往往可以提出一套人們不甚熟悉的見解。他既具知名度,又一直保持着「牛棚書院院長」這個小圈子文化人的 稱號。從梁文道的例子似乎可以這麼說﹕知名度高之外,具備真才實學,並能提出真知灼見的才可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

  不過,不論是梁款和馬傑偉主持訪問的系列,或是沈旭暉的系列,都好像是以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知名度的高低不在考慮之 內,知識分子的身分有如工人般清楚明白,毋須畫蛇添足再加以解釋;系列亦因此讓人認識多名貢獻寶貴時間,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人物。但這種理解只不過是重複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大學校園裏出現的二分法,將積極參與學生運動跟藏身在圖書館埋首苦讀、鑽研理論的學生分開;有意無意間排斥學術或理論的探討。

二分法準則忽略真知灼見

  由於香港的社會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學生運動的伸延,香港的社運分子中便曾出現「砌嘢」和「噴口水」的二分,前者是落手落腳組織居民爭取權益的實幹派, 後者則是口若懸河,盡是不着邊際的理想主義者。無論如何,如果「公共知識分子」是積極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其餘的便是離不開象牙塔的「私人知識 分子」了。知識分子不一定都能躲在象牙塔裏這一點暫且不提,以積極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準則其實忽略了作為知識分子最大的貢獻在於他/ 她的真知灼見。

  如果梁文道寫的文章,一如那些有頭有面的人物間中粉墨登場寫文章一般,只不過是泛泛之談,他那「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必定大打折扣。理念和理論既是 知識分子的專長也是他們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的本錢和憑據,或許有點兒挑剔,「公共知識分子」的一系列訪問並沒有問出什麼理念和理論,也談不上什麼真知灼 見。

  以保育的課題為例,在去年的「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 」 的抗爭中,雖然包括陳景輝和朱凱廸在內的本土行動成員,一再說明他們不是為了天星或皇后碼頭的建築物本身,而是為了那裏和大會堂、皇后像廣場連成一起的可 貴公共空間,促成市民敢於向殖民統治者爭取權益,但香港媒體一概稱參與抗爭的人士為「保育人士」,保衛香港可貴的公共空間這一重要理念便輕易被政府打算怎 樣重置皇后碼頭的消息淹沒了。

  曾蔭權後來在施政報告裏提出十大保育項目,林鄭月娥又高調和神速地宣布景賢里是暫定古蹟,後來更以鄰近的一幅土地換取景賢里的業權,算是回應了保育的訴求。無論媒體或政府口中的保育,在概念上有意或無意地混 淆了保育大自然和保護歷史文物這兩種不同的概念,在英文裏保育大自然是Conservation,重點是戒除揮霍,避免濫用大自然的寶貴資源,把資源留給 後代,要做的是盡可能維持原有的生態系統,任其繼續演進,放棄大型發展計劃。

鮮有分析意識形態和權力

  保護歷史文物則是Preservation,不能任歷史文物受風吹雨打,必須像保存食物一樣,人為地調校溫度,又或者加入鹽、醋等調味品然後風乾, 更可能要加入適量的防腐劑,保證食物不會腐爛。保育大自然和保護歷史文物是兩種性質絕然不同的工作,前者基本上是要保留實力,要人們放棄各種人為的發展大 計,由得大自然在不受干擾下繼續依着大自然的律則演化;後者則要人為地介入。因為是人為,因此決定什麼事要介入,什麼事物才算古蹟其實是一項意識形態色彩 極濃厚的工作,香港的知識界鮮有對古蹟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作分析。決定介入後便要討論怎樣介入,這方面幾乎完全由政府主導,民間只能對政府已草擬的 計劃作出回應,非常被動。

  保育課題一直混淆兩種不同的概念之餘,亦暴露了香港整個知識階層忽視理論探討的一大缺失。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不同城市都面對拆卸和保護舊建築物的選 擇,什麼應保留,什麼可以拆卸,準則是什麼?如果知識分子對社會有貢獻,最大的貢獻莫過於為社會清楚說明各項準則之間的利弊。香港有不少關注不同保育議題 的知識分子,更成立諸如長春社、地球之友 等 關注組織,但這些年來聽到的是甘棠第要保留,景賢里要保留,但究竟準則是什麼?甘棠第和景賢里兩者除了同是多年前興建之外,還有什麼共通?甘棠第變成中山 紀念館是不是移花接木,硬將辛亥革命這段歷史大論述加在甘棠第本身的歷史上?對於這些問題,香港整個知識階層似乎並不感興趣,保育人士基本上是打散工,有 事才出動。在缺乏一套具備宏觀的理論支持的保育論述底下,政府便簡單將保育和發展對立,然後不斷說要平衡,政府當然比任何人更懂得平衡發展和保育!

反映知識界遠遠落後形勢

  對政府來說,拆卸天星和皇后碼頭無非為了發展,日後把皇后碼頭重置便算平衡了發展和保育的需要。當陳景輝和其他數名年輕人為保留皇后碼頭絕食抗議, 而朱凱廸則在論壇上闡述他們不是為了個別建築物而是為了一片可貴的公共空間而抗爭時,香港的知識階層不但未能在理念上提出有力的支援,更殺出一位歷史學家 聲稱香港的歷史學家對拆卸皇后碼頭沒有太大的意見。這名歷史學家好像完全不知道一班年輕人根本不是為了碼頭本身,而是為了那裏已建立起來的可貴公共空間。

  從時代廣場到港灣豪庭 的 連串鬧劇可以清楚見到,香港根本沒有公共空間,天星、皇后、大會堂和皇后像廣場既是碩果僅存,也佈滿昔日香港市民爭取權益的足印的公共空間,這也是那處的 歷史意義的所在,歷史意義並非建基於皇后碼頭的建築物是否已超過50年,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行動壓根兒超出了香港知識階層的理解,香港整個知識階層根本 是落後於形勢!

界定知識分子的兩個要求

  天星、皇后的抗爭亦指出這樣的一個矛盾現象﹕在一個缺乏公共空間的社會,香港的知識階層,無論是「公共知識分子」與否,卻好像還不知道僅有的一片公 共空間被奪去了。時代廣場的鬧劇揭發出香港所謂公共空間只不過是由財團操控的公共休憩用地而已,市民只能做一些靜態的活動,不能從事示威抗議等活動。在一 個壓根兒沒有公共空間的社會裏,「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二字可以怎樣理解?葛蘭西將知識分子分為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和傳統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兩大類,Stuart Hall曾經解釋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滿足兩項要求;其一是必須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at the forefront of intellectual theoretical work),其二是務必把自己的研究有效地傳遞到知識階層以外的人士。

  Stuart Hall認為要同時滿足這兩項要求極為困難,他自己便未能做到,因為要滿足第二項要求,知識分子必須接上某種正在形成中的歷史性運動(in alignment with an emerging historical movement)。在香港,保育的課題在這幾年間已隱然成了一場歷史性運動,當中涉及公共空間、香港本土文化和意識、香港的社區網絡等相關的環節,極需 香港的知識階層接上。不過葛蘭西的第一項要求必須同樣要滿足,獲取博士學位並不足夠,必須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重點可能不是 「公共」二字,而是「知識分子」。

馬國明

編輯 楊泳森

星期五, 12月 26, 2008

首爾會議上的討論回顧---一些地理學的反思

  零晨四時的落機,等於將自己抽出在攝氏兩三度的外置雪櫃,獨個兒趕到當天舉行的會議。

  會內主要陣營分佈。陣營一、歐美政治經濟地理學者(theorize國家理論的Bob Jessop、Harvey 第三大弟子Erik Swyngedouw、美國Ohio州立大學的批判地理學者Kevin Cox、政策地理學學者Jamie Peck等約10個),大部分來做keynote speaker。陣營二、台灣幫,師生總共20-30人。三、韓國組織者(雙Park及其他),共30多人。四、專研露宿者的大阪組(Toshio、J 等),約10人。五、香港group,約10位(我曾想過將陳允中博士歸入台灣幫會比較適合,最後都撥他為香港一員;人少緣故,甚至將與會的研究香港的文 化地理學者Carolyn Cartier及曾在香港教書的殖民地理學者Nihal Penera撥入香港分類)。除了以上每次也會出現的陣營外,還有數十位來自東亞及世界各地的地理學者參與。



  會內有三方面討論令我印象深刻。首先是Jamie Peck一張圖表,使我在Jet Lag半睡之間仍刻意地抽出相機拍了一拍。它呈現了多年來討論有關新自由主義的社科學術期刊數據,除了逐年趨勢朝上,有近半的文章都是由與地理學相關的期刊,正正反映出當今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泛濫,地理學在此貢獻良多。



  對他而言,這場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火焰過後,我們需要對世界各類的發展實踐尋求一具在不同尺度上有形體/邊界的理解,不要像以往恰到一頭理論便將所有可疑的現象歸篇成新自由主義的問題。試想像,SARS病毒經常被說為全球無處不在、防不勝防的問題,其實是源於一種管治的局限往往令我們無法追查到他的源頭與範圍,但我們並不應因一種局限的出現而反過來在生產知識的過程歌頌這種無處不在的空間感,倒頭來忽略了關於SARS來源與邊際的描繪。而Peck,則非常有心地找回新自由主義的人物關係圖(找回八十多年前擁有類似思想及實踐於美國的一堆社群)及在歐美發展的歷史地理,並提出其在全球的邊界。這種對空間性的追求並不是純粹出自地理學癖好或「反動」或自廢手腳的舉動,而是憂慮在提倡這種無邊理論的覆蓋時,很可能同時覆蓋世界不同各落的一些政治議程。Hey look,英國的可持續發展並不只是新自由主義原則下的產物(所謂改良資本主義2.0),它還涉及工黨一些城市規劃的改革及空間管治的最低權力決策化 (Mike, 2005)等問題啊。香港的市區重建都不單是新自由主義的作祟吧? 無論在機制的建立及選擇重建的對象 (回歸前要處理都市安全/環境「問題」、取消唐樓這些在市區靈活的空間形式,以更有效進行殖民管治),都充分反映世界上重建的空間問題比這套歐美理論更形複雜 (詳細可參加近來方興未艾的城市研究組)。這個空間化的閱讀,對本地一群身處非歐美政治經濟環境卻活在歐美知識體系的知識/行動分子,實是一場頗大的挑戰。



  第二個時刻是貫穿連續三天的會議的一種對社運批判理論的想像。政治經濟學理論往往被歸咎於與社會的前沿運動及改革有段距離,今次一些韓國大佬host嘗試theorize這個層次的景觀。他提出mulit-culturalism作為適當的概念來處理社會爭奪的問題,當中他的想像並不如Habamas 一樣提出理性空間平台的建構,倒提倡一種叫spaces of recognition的概念,來處理在社會過程中意義爭奪過程的空間。對我來說,他好像提出了一種很inspiring 但沒有再深入描述的觀念,空間也不知何所指,但這個概念不禁令人想起許寶的策略,主張透過論述戰跟著遊戲玩,爭奪被壟斷詞彙的意義。這樣的看法,被會議最後一位keynote Erik Swyngedouw 無意地回應。他的政治的判斷是,我們的世界轉向為一種後政治(post-politics),現代政府聲稱已經沒有政治問題,只有政策問題;社會沒有爭奪,只有共識過程;沒有管治失敗,只有困難與挑戰;沒有利益矛盾的明確表述,只有持分者的平衡遊戲。在這種政治局面底下,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以人道主義方式之名以考慮維持當下局面為說法,繼續與政權爭奪意義? 抑或是要全然地拒絕這些共識政治? 在報告中,他堅信後者才是未來唯一的出路,我亦有夾在這兩種策略裡的感覺。

  於此,無論如何,已經相當感動。EARCAG由10年前一個只得10張paper的會議,會後所有與會者可集體到濟州燒墨魚,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泛東亞有各式各樣進步學者撐場,含括了城市發展、市區重建、公共政策、國家、性別、移民、階級、種族等(空間)問題的會議。新的問題,於是浮面。在會議最後部分,百多位與會者都坐在共處一室,透過即時翻譯(有日韓英中語,可惜沒有粵語),用自己的語言及見解商討未來這個會議及東亞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Nihal 的問題是,提出另類地理的旗幟時,我們卻只請了許多西方政治經濟學者來做Keynote Speaker,徒具批判,卻沒有真正的另類研究(例如合作社模式)。當然,我也觀察到,整個會議似乎一份有關一些地方另類實踐的研究報告也欠奉,所以我認同他的觀點。台灣方面的徐進也點出了當今人文地理界普遍的學術分工呈現了一種不健康的狀態,有關東亞的地理研究,大抵的情況是西方學者提供理論基礎而東亞則提供例子解說。其餘的也不太聽入耳,例如追求(什麼的?)歐盟模式,完全拒絕「歐美帝國主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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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星期四, 12月 25, 2008

在首爾尋找灣仔

事緣

  自去年孟買之行後很久沒有出國,對世界的印象愈益蕪糊,而南韓於我,仍大概是90年代滯後中正在崛起的景況。除此以外,腦裡對南韓還揍雜了一點警察的暴力形象、一點進步的另類社會形式 (info shop, media center, alternative policy center等等)的想像、一點大財團的壟斷、一點農民的抗爭。但我懷疑最大的一點,就是獲悉一些網民朋友均對一個自稱為「萬里大國」、聲稱屈原屬於韓裔、民族主義情緒的程度與內地相若的南韓的所有都相當反感,包括我將去南韓開會這一行為。

  我對此以會議為主的旅程有萬二分期待。為時一星期的旅程的最主要目的,是參加了一個名為東亞另類地理學會議(EARCAG),報告香港研究。每兩年,都有同一群屈指可數的香港學術團友個別出發,在東亞某個國度遇合一群進步學者,聽聽世界一些可惡及另類的發展報告,交流各類經驗,甚有意思。雖在首爾國立大學舉行,有三天的時間留在首爾自由活動,將自己暴露在街道、市集、商店、生活、交通、餐廳、博物館之類異國空間形式。過程中,我亦在不自覺中被subscribe了進日本都市研究廣場(URP)的連繫中,大部分行程被文部省包食住,還有許多會議以外的研究節目,包括探訪考察首爾露宿者、與首爾關注重建中居民權益的NGO交流、參與有關東亞貧窮與社群的工作坊(日韓語)、與一些關注居住問題的政策倡議中心討論。行程相當飽滿,比鴨仔旅行團還要誇張。

  另一個順道的目標,就是到南韓獨自完成一個有關香港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簡稱URS),如果要靠現在市建局一直翻閹一個十多年前已經沿用的御用學者羅致光做檢討,等多一世紀也不必期盼有什麼進步改變。這個羅小組說要過參考韓國例子,認為「首爾的公民社會社會組織發展與本港相似,過往數十年間的巿區更新工作經常引起爭議甚至暴力程度的抗爭」(見10月1日)。儘管這是基於一個明顯錯誤的期許(有關研究部門可否先找一找香港的重建抗爭有什麼「暴力」可言,才設定這個考察前提?),我亦有興趣去求證一下首爾真正的重建景觀。

  去也匆匆,借了兩本hardback的有關韓國批判地理研究的書籍,填補行李箱的空虛。在機場拿出來檢視目錄,剛看到第一章關於首爾如何在二戰前日本殖民時期被日本政權透過改造舊有中國式的城市形態及景觀來重造韓國殖民主體,便急急上機。比起這一大群可以預示為將會以經驗主義獲得一個城市的同機香港遊客 (甚至沒有這個空間尺度的想像,首爾只是一個有條硬化邊界括著的國家部分),我對我當下這條從歷史空間結構體會首爾的路途,感到無比幸福和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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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星期三, 12月 24, 2008

裁判瘋狂的法庭

  法庭究竟是一個什麼的空間呢? 它今天的設計,是一群由政府終身委任,回歸以來愈來愈多是以往曾在政府做過檢控官然後被調往法院打工的公務員裁判官,作為在控方與辯方之間主持公義的地方。這個疑似中立的地方,並靠著經時間沈澱過的一千萬個案例,被控辯律師左援右引,來確認它存在的權威。與此同時,這個自己決定自己是權威的地方,聲稱它只會考慮表面的證供,根據一些普通法的原則 (例如,控罪要達到毫無合理疑點才能成立、保障市民在基本法享有的權利等等),視乎律師的辯才,作出非政治性、技術性的判決。在香港還未被殖民之前,法律體系早已經歷財務化(fiscalization)的改革,誰負得起高昂的成本,就有最優秀的律師代表,便能造出最好的真相,有最好的結果。究竟,這是一個什麼的空間? 我只能夠想像,它就好像一個文字的商場,內有千萬個死去的石像群,唯有一個沒有死去、製造產地可疑的人像處理未納入場務管理的地形。

  法庭這種非中立、公務員、財務化的性格充分反映在今天作判的馮炳德襲警案內。審訊過程中,有四名警察作供,部分聲稱同時目擊一名警員被襲,倒在地上。雖然警察擁有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四名警員經辯方律師的盤問下依然錯漏百出。半年前受襲警員曾在錄口供內說只憑感覺記下一些情節,在法官面前作證則頓然表現得詡詡如生,連被告如何攻擊它前後所有細節都能忽然記起。另外,幾名聲稱見到馮炳德的警員,對馮如何用手襲擊警察都有一套自己的動作及詮釋,供詞突顯出明顯的漏洞。

  本來現場有一名路人曾經被報章訪問,告訴記者當場親眼目睹警察自己倒下的經歷,後來失去聯絡。在開審前,這份報章公開地尋找當日目擊這場襲警事故的「蘇生」,最後真的找到另一位目擊者,願意幫助上庭作供。在作供時,他說他看到這位警察是慢慢地向後大字型倒下的,依他一個懂太極的市民而言,他認為是根本沒有可能是因被襲擊而以這種姿態倒下的。同時,另外兩名參與遊行目睹的市民亦看到這個徐徐倒下的境況。

  然而,儘管有這些天大的疑點,今天這襲警案都被裁判官林鉅溥判以罪成,馮被立即還押拘留所。判處罪成的理由,竟然是因為辯方的證人由於都是「激動到要參與遊行」的路人,有「共同的政治目的」,所以不可信。另一方面,裁判官亦認為沒有合理理由說警方要在當場「屈」被告。在下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允的裁決,姑勿論他真的有否襲警,單從警察各自表述襲警方式這一天大的疑點,根據普通法內控罪要達到毫無合理疑點,已經可以判當場釋放了。但此官好像純粹從「疑點利益歸於控方」出發,完全假定警察沒有「屈」他的理由,繼續相信警察的口供。法庭就是一個這樣的空間,一個假定警察的角色永遠是中立,而只要法官說他考慮過所有方面,之後什麼判斷也因此言而變成「合理」。

  最為驚人之語,就是因有「共同的政治目的」,所以不可採信的結論,將全部辯方證人的口供都拋到垃圾筒。法庭對社會不同角色的分類,都源於政府的意識形態,認為警方中立執法,認為遊行示威者永遠都有「非理性」的傾向,示威者襲警都很順理成章,有什麼可懷疑的呢﹖但本案的問題是,裁判官竟然因為辯方證人都是參加了一場爭取普選的遊行,便不可信。這又不是一場反對警察濫權的遊行,他們有什麼理由要為爭取普選而要扭曲事實來反對警察呢﹖在這裡,「共同的政治目的」根本就不影響辯方證人作供的可信性。又如果法官說遊行人士都是同一群人,那麼是否要找一個整個除了警察與遊行人士以外,在遠處留意著整件事的證人才可信呢﹖根據「有共同政治目的」的「理性」,這四名警察都是一顆兒的人,為什麼他們又是可信的呢﹖

  這判決,唯一可以解釋的方法,是法庭從來都不是一個中立的空間。是一個被管治者的價值/分類/惡法投射在內、把玩去政治化的政治空間。這種疑似獨立的權威,透過法官的委任及其他方式,讓司法、行政權則在價值上互相合作(而非監察),成為一個自稱為公平及權威,其實就是偏幫政府,虛偽的場所。

  馮炳德獲得這結果並不出奇,由於他已經先後在皇后碼頭、利東街、至到今天的遊行案中,先後被同一個港島區刑事部控訴了三次襲警或阻差辦工。今天真的忍無可忍了,難道政府/警察擁有公權,就可以這麼接二連三地透過法庭造市民嗎﹖聽到這樣瘋狂的判決,社會像是可以繼續運轉,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這種感覺難道你們可以忍受嗎﹖

星期五, 12月 05, 2008

星期三, 11月 26, 2008

一頭發展局



  DevB勢如破竹地將發展難題一個一個被擊潰,林局長也很明白,所有規劃都不是技術問題而關乎政治。如今,針對都市發展項目如合和二期、史丹頓街、區議會小型工程、基建各種各種,她以公關手腕、政治宣傳及專家政治,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爭議擺平,甚至連諮詢市民也沒有的項目大家也對新藍圖欣喜若狂。對於浪接浪的發展計劃、只有作出少讓步卻沒有反思一套城市發展的整體思維,純粹在合理與平衡的修辭內蒙混過關,我們都大大缺乏對林鄧轉向後的新都市局面作出有力的判斷與批判。

  究竟發展局攪邊科﹖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體制機器﹖首先,它應該是一個屬於沒收了市民各種城市發展權的部門。如果規劃一詞只不過是一種「日常空間使用的方式與秩序」,其下的規劃署必然是壟斷了普通市民 (懂得做規劃申請的一小撮富人除外)對自身空間使用及改造城市權利的終端機構。難道,正在使用街頭各種活動的市民本身就沒有一些已經存在的邏輯與實踐嗎﹖很難接受有規劃署的規劃就代表有邏輯,而沒有規劃底下的市民就代表失序、混亂、反智,而恰恰這卻與城市內各種正在發生的事實(以往的木屋生活、舊區形形式式的自創空間,包括天台屋、板間房)相反。就是這種Gramsi 所說對發展的霸權式建設(hegemonic construction),令本來這種發展權的沒收在發展機構的論述攻擊下,慢慢得到接受、認可,進而嘉許。

  同時,它亦是一個專用為處理新城市運動而設的部門,是為政治而尺度的(politically scaled)。根據一些殖民地精英董建華相關班子的說辭,以往發展、工務及運輸三類部門合為一局,目的是為了處理一些行政的縱向問題,在同一個局內內部處理時避免各自為政,期望能發揮董建華時期強烈鼓吹的根橫向綜合式可持續發展。經過紅灣半島、天星碼頭等爭議,曾任權做了一次大規模的政治架構重組,將發展獨立抽出變成一局,就算連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科」也不入其下十三個小部門之列。

  以往對城市運動的管治束縛,例如反應緩慢、無法接觸及無處著手,今天的發展局是一頭完整的畢加索,它能有機地透過內部政治尺度的重構 (political scale reorganization),所有器官都可以因應時局置換,令它觸覺靈厲,反應快速。針對去年年尾灣仔各種重建項目的抗爭運動,發展局架空市建局成立了一個地區督導委員會,局長直接與「見見面」,市建局在旁邊預備茶水;在時代廣場事件裡,公共空間這議題就透過發展局的統籌,在土木工程找資料,然後迅速將此事放上了司法程序處理,令本來需要更廣泛討論的議題告一段落,還要處理多幾個公共空間的問題。這種隨時生產及重構的靈活及有機性,大大容許了行政時間速度的增強及管治的空間領域(spatial reach)的擴張,與帶動城市運動的政黨、學者及社會行動者的關係更加貼身與親密。

  今天遇上了這樣一頭如狼似虎既可恐又厲害的一個局,是何等的不幸,助長了市民對各種發展實踐意義的無知,卻無助反省一路以來一直在問的城市核心問題。地產主導的發展,加一點施捨而來的企業社會責任,減一減地積比,為社會創造就業,謝主濃恩也來不及呢。

星期六, 11月 22, 2008

市區重建與回歸前後:回顧九十年代朗豪坊發展波折

  承接學會這半年有關「城市保育」的主題,我們特意邀得都市社會學學者林杰為我們分享他在旺角上海街朗豪坊重建項目研究經驗。透過旺角區內由以往上海街重建項目到今天上海街「保育」項目各種變化,箇中有關城市發展的爭議、角力的檢視,試圖為當下城市的保育局面帶來一些新思考。

活動詳情:

日期:11月29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5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恆校園LT2
活動內容:
(2時 - 3時半) 由
林杰講述有關旺角區朗豪坊重建的研究分析及經驗
(3時半 - 5時) 就著內容與講者對話,並研討有關當下市區重建及保育的議題

  是此活動備有茶點招待,歡迎各位朋友出席,如對活動有何疑問,向聯絡劍青(chankimching@gmail.com)或本會(hkcggspace@gmail.com)。


研究概要

朗豪坊重建始於1988, 2004年完工, 是香港至今需時最久, 面積最大的及過程最多波折的市區重建項目. 這個項目不單代表1988-2004香港市區重建碰上的問題及其時土地發展公司制度的利弊, 亦鮮明反映香港不同界別如何在港英政府把市區重建轉化作為公共政策及事務的後過渡期社會中 (1988-1997) 互相爭論及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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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http://www.hkcgg.org

星期三, 11月 12, 2008

媽的手指

媽的手指也有同樣遭遇她娓娓道來
來自馬來西亞的她一生內都很勤勞
身處勤勞的家庭70年來的華人家庭
在馬來西亞絕不是易事原因不簡易
這不簡易的概念叫diaspora是移民
小眾的移民在異地受當地政府排斥
靠著論說當地人懶惰來建立想像的
勤勞來實踐勤勞使變成真正的勤勞
注重勤勞並不只注重實踐上的勤勞
而且注重意識上的勤勞70年代學習
在馬來西亞活一套馬克斯主義理想
理想的公公受命將一套新勤勞思想
帶來馬來西亞然後媽的大哥二阿哥
大姊二姊三姊四姊及公公相繼入獄
經過十年獄中的物質生活影響放棄
理想注重實踐意義的勤勞亦即勞動
70年代來了香港在工業大時代實踐
在生活工作家庭各方面大規模實踐
由製造業實踐轉變為服務業的實踐
勞動愈來愈長愈來愈長有時由早上
7時工作至晚上10時回家還想掃地
回家吃飯的一天她忽然說了一句話
曰:「我的手指已經彎曲,在百佳
切壽司由早切到晚被冰深深的凍傷
手筋,醫生稱為彈弓指,無法治癒
一生就是如此。」我在想各種可能
可能有方法幫她如果做點物理治療
可能痊癒如果有方法改變實踐勤勞
的方式也可能痊癒如果改變了歷史
成功推翻馬哈蒂改變意識上的勤勞
也可能痊癒甚至自己手指亦可痊癒
於是令世界痊癒必須改變不可相信
遙遠的奧巴馬的改變而是自主改變
集體改變都市改變將身體連繫世界
改變這是今天我沒樹起手指的誓言

星期二, 11月 11, 2008

手指

手指歪曲與逆轉的季風都是
昨天的事實 百多年來你也清楚的矛盾
以順流的生命
勉強沿著葉脈通往枯槁的沿岸
繞開一切勞資關係 虛擬庶務
電郵 簡報 還在網上浮沈的機票
一條將和手臂同樣壽命的烏冬
設置屏障的辦公室裡
在集體折射

噠噠噠噠噠噠噠咄
噠噠噠 噠噠space 噠噠space 噠咄噠噠噠噠

希望的痛楚不被理解
蹲在最深層的結構
我伸出的手沒有繼續滋長

並且竟然
需要打字表達

畢業

2008


2006

野草莓的希望



野草莓學運學生的一些心聲




野莓之歌

野草莓運動ㄧ野莓之歌 from freshfoliage on Vimeo.

BBC: 台灣學生靜坐抗議言論自由倒退

星期日, 11月 09, 2008

理論規劃

  社會上,愈來愈多城市事件在發酵(可能,明年就要爆發),都需要介入規劃或者抗拒規劃。但究竟,我應該如果判斷一種說話及活動的形式呢﹖我什麼都不明暸,只發現我們常常對規劃理論的解釋能力有不公允的想法,認為沒有理論,車水都如常轉運。在堅持這樣的割裂想像以前,請聽聽這位黑人民權領袖的說話---

Theory is necessary to figure out what's really going on. People always want to be saviors for their community. It's like they see a baby coming down the river and want to junp and save it. We need to stop being so reactive to the situation that confronts us. Saving babies is fine for them, but we want to know who's throwing the goddam babies in the water in the first place.

Michael Zinzun, in Sandercok, 1985:95

  先聽起來好像非常非人,天災/危機第一時間要救人嘛,還分析和批評來幹什麼﹖但是放在城市規劃的語境來說,被認為是「拯救嬰兒」的規劃實踐,其實往往都是數個月在辦公室內的電腦遊戲,十分「迫切」。而到最終,四川地震只強調實踐的結果,竟然就是由於沒有分析和批評當地的官員及整個官僚層級問題,令地震的救援工作受到這個庸敗的機制大規模減弱,例如出現物資分配失當及包庇問題,事件三個月後由中央給各受害的市民各賠6萬元,但要答應什麼也不追究並要感謝黨恩。對於香港的規劃,以上例子可用一種意義高度概括---在當下什麼事件都在發酵的時間過程中,理解規劃實踐比起實踐規劃更來得意義深遠。

  規劃實踐的明白可以避免假定實踐規劃就能為社會帶來好處的迷思,在訊息紛亂的各種實踐中賦予一種如靈魂般的介入與整合。戰後以來,我們花了許多心力將規劃「專業化」及「學術化」,但問題是「專業化」將城市規劃變成了一套純粹架空城市空間過程(spatial process)的規劃理論,專業等於規劃程序(procedure)、規劃決策的理論化,變成了如哈貝馬斯溝通理性那只注意溝通程序的規劃理論分析,招來規劃理論家Oren Yiftachel批評其為去空間的規劃(spaceless planning)。

  建立一種具空間視野的規劃分析成為當前任務,不論在帶動規劃實踐的形式及判決城市問題的核心來說。在空間轉向的過程中必然會遇上狡黠的新空間規劃論述,例如透過如Johnathan Murdock 所指那類以空間(決策的敏感性)來對決時間(程序的批評)的可持續發展規劃實踐,倒頭來卻透過「空間」繞過了反思城市空間問題本身。而對規劃而言真正的空間研究,必須同是一種對於規劃實踐的權力分析,原因是空間過程/改變並不是自然的過程,城市必然是各方力量聚集、爭奪與創造的景觀。

  有機城市人士第一個圖謀,就是為香港市區重建這種都市現象建立一套整合的空間規劃分析,有興趣可共同參與,大家亦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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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Oren Yiftachel et al (eds), 2001, The power of planning : spaces of control and transformation, Dordrecht ;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Norwell, MA : Sold and distributed in North,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b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星期日, 11月 02, 2008

農業‧規劃‧保育‧生產



  多麼廣闊、濃郁的綠意在未有繪畫底下存活下來,的確令人充滿立即放棄城市規劃抽象學理的意欲。什麼城市管理上三套層次的空間化步驟、社會透過城市的動盪疾病與貧窮各種經驗才發展出醫學式的現代規劃史,在粉嶺‧南涌這水塘集群中似乎未有任何蛛絲馬跡。然而隨著風向眺望遠一點,附近的大杆埔,部分因曾任權立會選舉前大量批發丁屋建築權予新界原居民,已經面臨有史已來最大規模的土地轉變,在農地上悄爆出一座座西式豪宅丁屋;眺得再遠些的話,大埔鳳園沙螺洞這些香港罕有的自然環境,相繼有新的發展項目來「保育」它們。新界的苦惱,又回到規劃身邊。

  對於新界自然規劃,我除了知悉90年代以後才有土地分區,回歸以後開始瘋狂發展以外,別無任何詳細的內容。有個朋友大學畢業就做本土有機農夫,樹立了很好的農業模式,基於我常常覺得作為強調行動主義的務農者,不注意對自己的物質意義的生產十分不值,我決意要為他的生產及他口中的種種故事綜合為更簡小及易於傳遞的故事,但回想他當天帶我遊歷他實踐的種種‧‧‧

1 種蓮子做平價土炮月餅


2 無農藥耕作,隨手擲也可進食


3 有機米,本土已經好久沒有出產,有一半以上已被野豬吃掉,他不介懷


4 有機西瓜


5 他租了五個魚塘,沒有養魚,純粹用來養雀保護生態,只在塘邊耕作。



他就在生產。

星期五, 10月 31, 2008

城市保育閱讀----《以文化帶領城市發展的修辭》

各位朋友:

  近年,從中區警署到旺角上海街/花墟,一處又一處區段被劃入作為政府的保育地方,各種天馬行空的彩圖企圖嵌入都市生活。文化帶領城市發展似乎是一個恰切的形容。然而,箇中這一連串城市全面的文化保育革命,你認識有多少﹖

  貫徹我們學會數月以來的主題,今次我們將會試圖從閱讀Malcolm Miles的《以文化帶領城市發展的修辭》,對校有關本地文化保育作為當下城市新前沿(new urban frontier)的情況,希望能深入討論面對這種以文化帶動的發展的局面及建立以外的他選活動將會於下星期三五時於香港浸會大學舊校OEW903B舉行,活動詳情如下:

第一部分:先由學會帶領解說文章
第二部分:討論當今城市保育,將文章內容帶回香港

  有興趣的朋友,可回郵向學會索取電子附本,是此活動備有茶點,歡迎任何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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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簡介------
文化往往被認為是歐美政府一種處理市區問題的策略,自80年代起,都市更新這一類的都市政策都相繼出現了文化轉向---文化機構的建立、文化計劃的倡議。但有多少政策成功﹖各種文化生產者是否願意加入政府發展的計劃﹖文章以文化社會都市學者Sharon Zukin的文化概念為重點,審視了英美以文化帶領城市發展的現象。

Article Summary. Since the 1980s,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have gained a key role in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urban problems, seen as able to provide a new economic base in post-industrial settings. Cases of flagship cultur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ate Modern or the Guggenheim in Bilbao imply that a cultural turn in urban policy delivers urban revitalisation. Following the turn in Glasgow's fortunes after being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in 1990,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how city authorities and developers alike are captivated by cultural projects. But there are questions: is advocacy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o be trusted? To what extent can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which are successful in one city be mapped onto others? And to what extent do cultural producers, such as artists, subscribe to the party lin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voices of dissent in the arts suggest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urban regeneration. This paper questions the rhetoric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investigates emerging alternative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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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New CGG's Forum
http://hkcgg.org/discuz/

http://www.hkcgg.org

星期三, 10月 29, 2008

城市規劃的修辭批判



當今香港面臨的城市規劃問題本來可以是一些純粹可見、有形、瞬間即可辨認的問題,譬如正被要求更「民主化」的城市規劃委員會,全部都是被特首委任的「公眾人士」,在網上一目了然;又如西九那群一字排開盡入眼簾的「屏風樓」,是物理上確實存在的城市建築,舊區的街坊可從生活實踐告訴它的弊端。然而,城市發展到某一個時刻,這些明明非常實在的物理問題,忽然變得愈益抽象、無邊,儘管事件本質並無任何變化,問題卻像變得「正面」、「專業」、竭斯底里,不能討論下去,問題並好像找到存留(perpetuate)的理由,甚至繼續擴散。過程中,城市必然是多了些什麼東西,或者我們遺漏了些什麼東西,才會令城市問題,久久不能治理。


大家要清楚,所謂「規劃」,最簡單的解釋只是一種空間利用的方式,理應是老嫗能解的生活智慧。如果我們不是失去對有形規劃問題作判決的能力,那必定是有一些「無形」的魔法,包括提出各種各類潮流、西方、美麗、現代、動聽、理性的規劃概念,蒙蔽了我們批判的眼睛。現在讓我們簡單檢視二三個當下城市發展裡數個最慣用的流行規劃概念,備以自警。


概念一、可持續發展


儘管設計圖的未來構想色彩有多繽紛,對具可持續發展的規劃概念不應迅速被看為歷史的終結,照單全收;畢竟,它只不過是城市管理者對城市或自然空間一種新的組織邏輯。事實上,城市真有點像各懷鬼胎的嬰兒,會學習及繁衍一種用以處理自身(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問題」的概念,將原則演繹。我們亦在過程中,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原則(每項都要確實執行)變成不同元素之間的平衡 (在經濟、環境、社會之間取捨),亦將社會公平的追求變成了不講求公平導向的「社會包融」。


在空間角度來說,它是一個在被創作以來從沒有所謂空間框架(spatial frame)的概念,可以落實在全球、區域、城市、地區、群體的尺度(scale)上,空間性強,無處不在。而恰恰因為這種從不著地、靈巧如蛇的空間特性,使它在規劃界得到如脫韁野馬一樣的發揮。當香港說要在市區作高密度發展時,規劃會因香港地少人多,要保護新界自然土地,故高密度乃在城市尺度上有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同時,當香港近期討論要在發展如沙頭角禁區那類的自然地帶,規劃就因要兼顧社會、經濟、文化要兼顧的「需要」,忽而將可持續下移至在地區尺度上實行。


如是者,站在城市尺度上看來中區警署,在香港廣泛的經濟發展中,中區保育有著重要社會及文化意義。不過它滑頭的性格與曾任權則有點不謀而合,竟然能把中區警署計劃轉移至要在中區警署的尺度上計算可持續發展,說出諸如我們不可僅從文化保育亦要追求經濟價值等「平衡」道理。貌似普世、和善的概念,背後暗藏玄機。


概念二、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漸漸在規劃潮流裡佔一席位,其普及程度已達到了道德的高度:所有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藍圖,總要有些民意基礎支持才像樣吧。於是,香港現時比較有公共性的新發展規劃、重建或保育項目,程序上都是需要有些名字叫「工作坊」、「聚焦小組」或「公眾論壇」似的東西。二零零七年某個關於東九龍交通的公眾論壇,一些與路政署有關的專業人士便有些抱怨——「都唔知點解攪個論壇出黎做,條路要起就要起架啦,唔係上頭話要我地做D 公眾參與,都唔駛0係度做。」


的確,這應該是一個零六至零七年間利東街、天星與皇后之後的改良,雖然對比起要爭取的「人民規劃」方式還有一段距離,以往連知匯大眾一聲也未必考慮。但這是否代表已竟全功,乖乖參與各類設計的工作坊就解決城市問題﹖我們進入想像一下工作坊的空間場景。觀察一、各種「持分者」會被邀請而來加入討論;觀察二、突然有許多建築師、規劃師、測量師(御用),甚至連政府官員也肆無忌憚與街坊同座,爭取發言;觀察三、討論之前已有一些問題框架,要求參與者投票作民意的量化、或者按照預訂的主題討論;觀察四、時間與空間的局限,往往真正受影響的市民是不會出席的一群。


在這些設計底下的空間討論的結果,收風成份往往多於實質聽取民間意願,城市的未來取決於人數的角力與參與活動後如何再由一班「專家」再選取的過程。如某學者所言,英國十多年來規劃界的「參與轉向」也許是時候宣佈失敗。原因,它仍然是在既定的邏輯下強化或小修小補既有空間發展的模式,並未有做到真正接納及開放給公眾討論一種空間可能性的機會。


總結:修辭還有許多許多


那類規劃概念還有文化保育、城市織理、優化環境、以人為本‧‧‧you name it。試想想,當我們最底線的語彙都被變成吃掉,例如「安全」,真正的「安全」無家可歸,是一件多麼可怖的事。面對官員、政治人物現今朗朗上口的規劃概念,我們必先要保持警覺,究竟說保育時是否只在保樹﹖或者要求公眾規劃原來只是做做問卷收集民意了事﹖這些語言上的留意,是考量我們能否具備城市視野的基本前提,沒有的話,大家便繼續在那些魔法中隨便享樂吧。


星期六, 10月 18, 2008

浪費香港時間的施政報告---經濟篇

  這位招聘而來的特首,一邊口口聲聲在訓示我們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並無衝突,可透過行政主導的管治帶領經濟發展云云,另一邊則在埋怨市民對施政報告中期望一些新的經濟措施及政策,是不合理的。說了一回,又搬出了一些陳腔濫調的、不知為誰而說的抽象經濟發展,只顧金融經濟亦不在話下。難以想像一個經濟想像力如此閉塞的城市,它的壽命還可有多長。

基礎建設破壞經濟

  看他重覆著「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這個歷史的天大迷思,就可知道事情有多納悶他有多惹人討厭:

基礎建設是香港發展的動力,七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大型基建推動香港躍升為國際都會。」

按著他上任是說過那一小撮精英階層向上流動的香港故事,城市歷史好像可以由他隨意詮釋。其實,上述提及的七十年代,他是否指如地鐵發展一樣的大型交通建設? 我不會否認他可以透過時間的壓縮令經濟活動愈加方便,讀過Harvey都知道這一招空間修復(spatial fix)是資本主義城市解決問題的老方法。但是,除了在建設中及建成後地鐵欲引起的租值攀升,大規模消滅了港九新界大量的地區經濟之外,它更是令香港的經濟模式引致地產主導的一項主要的工具啊。這可是基建對香港過往發展的反動面向,令原有香港一種多樣的、有地區性、甚至具社區性的經濟,在大型基建的蹂躪下,引領香港走上一條單一的,只懂地產發展主導的不歸路。

  明顯的,基建往往只能間接帶動經濟發展,並且是某種經濟發展,從來沒有如他說「各項大型基建會創造大量職位及提升本地生產總值」這般完美。大量的投資,有多少掉進又是中信泰富又是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的庫房?大量的職位,有多少份能讓本地基層應徵? 八萬個就業的創造,似乎更像是一個有關數字的公關遊戲。

內容水份甚高

  施政報告內的施政綱領,「基建發展,繁榮經濟」作為第一章的部分,其有關經濟的新措施只有三頁。餘下的十三頁,都全在重覆既往的經濟政策,內容水份甚高,拿了大部分的篇幅來濫竽充數,連一些研究可能性的未成熟政策都要擺進報告,包括:

"確保採用碼分多址(CDMA2000)制式的流動通訊服務如期及順利推出"、"進一步加強新興市場的經貿關係"、"繼續推動貿易自由化"、"積極參與世 界貿易組織的工作"、"確保《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安排》)順利有效實施"、"繼續支援香港企業建立及推廣香港品牌"、"繼續加 強對中小型企業的支援"、"繼續在商界的推廣工作"、"積極與本地持份者和內地旅遊當局合作,進一步推動誠信旅遊和好客文化"、"便利昂坪 360 和香港濕地公園暢順運作"、"繼續與演藝團體和旅遊業界合作"、"維持政府的資訊保安政策及作業準則於非常高的水平,並確保政府各部門切實遵行"、"繼續 加強公眾對資訊保安威脅及防禦措施的認知"、"繼續在添馬艦用地,進行建造政府總部大樓"、"繼續推動香港國際機場與深圳機場更緊密合作,並繼續積極推進 以鐵路接駁兩地機場的可行性研究"、"不時檢討航空服務的需求,並繼續制訂合適的發展策略"、"順利及有秩序地處理剩餘居屋單位""、"機場管理局共同研究在工程及環境方面的可行性"、"完成大嶼山物流園項目的詳細可行性研究"......

  這大抵可印證,經濟發展,在他的理解中,不是什麼,就是基建發展。

「特權經濟」

  這一連串納悶的綱要,每個重點平均兩段,最多時每個僅佔三段,但是唐唐經濟學詞典裡「葡萄酒貿易」的經濟發展則花了五段來述說。聽政府內部的朋友說過,這是一種文宣者的擦鞋方式。除了唐唐經濟見載於施政報告,「阿爺經濟」的蛛絲馬跡亦在內容表露出來:

在財政司司長出任主席的「打擊清洗黑錢及反恐融資中央統籌委員會」的領導下,檢討本地的金融體系及相關預防措施,強化香港打擊清洗黑錢及反恐融資的制度。」

  香港的財富管理從來都是靠內地黑錢而繁榮的,卻忽而要檢討本地(想清楚,如果是從香港的角度看,根本就不會用「本地」一詞)的資金預防措施,阿爺的經濟干預愈見明目張膽。甚至有一個分明是國家層面的政治策略「主動加強香港與台灣之間的交流,把握兩岸關係改善帶來的機遇,保持香港在兩岸交流平台上所擔當的角色。」,都竟然可能塞進成為報告內的經濟政策。

大型經濟(地產)大舉入侵新界綠帶

  上述顯示得十分清楚,對香港政府來說,經濟發展只是金融及地產,其他均屬附庸。施政報告內也顯示得十分清楚,優化生活環境也只是營商環境的附庸(內文為「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追求環境、人文與社會效益」)。

  然後到今天,地產發展吃地吃人的性格愈來愈劍拔弩張,就連以往近乎是貞操一樣的新界北後花園,一下子被可持續發展、生態旅遊等百答密碼成功地芝麻開門。落馬洲河套區、古洞北、粉嶺北、坪輋、打鼓嶺將會有基建穿插再穿插,發展一下低密度地產項目,是為之平衡經濟與環境。

結論:浪費香港時間

  毫無創新經濟視野的施政報告,扶植單一大財團式的地產經濟,破壞多樣及較均衡的各類經濟模式,是真正減弱香港競爭力的元兇,浪費香港發展前瞻經濟體系的時間,也浪費我編纂此文的時間。

星期四, 10月 09, 2008

梁文道論中港空間權力結構

滿街孫子,但是找不到阿爺 (明報)


  對香港最有影響力的政黨一定是中國共產黨,偏偏它是一個沒有在香港登記註冊的組織,而且就連一個可以通訊查詢的電話也沒有。如果香港社會還有什麼「深層次矛盾」的話,這就是其中一個了。

「同阿爺好熟」的李大壯

  梁劉柔芬等三位議員宣布退出自由黨,自由黨的泡沫化在所難免。一個曾經令某些人寄以厚望的政黨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原因當然很多,但它的導火線明顯是本屆立法會選舉的失利。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曾公開聲稱「中聯辦」介入選舉,把他們的票源分配給對手,導致該黨地區直選的全面敗北。然後大家又看見據稱「同阿爺好熟」的李大壯跑出去向田北俊叫陣,把一淌渾水愈搞愈濁。

  「中聯辦」介入香港選舉根本不是新聞,只不過礙於香港主流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它從來不會承認罷了。可是在這一次的自由黨風波裏面,卻有一些評論家很莊重地為它辯護。他們認為中央政府透過駐港代表支持親中央的政黨是天公地道,不只不違背「一國兩制」,而且還是光明正大的應有之義。

  沒錯,在任何國家的地方選舉裏面,中央執政黨都會為它的地方黨員或盟友助選。總統也好、首相也好,往往傾力落場站台助威,務求自己人佔盡每一個角落。可是香港的情况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應該分析一下「中聯辦」到底是個什麼機構。

  首先,它的五大職能除了聯繫外交部駐港公署和解放軍、管理中資機構、促進內地和香港的交流,以及處理涉台事務之外,還有一項含糊得幾乎無所不包的「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協調香港議會的選舉算不算是中央交辦的事項呢?我們不得而知,他們也從來沒有說清楚過。其實對於一般香港人而言,「中聯辦」有什麼是清楚的呢?我們只知道「西環」很有影響力,但是不知道這股影響力的運作方式,更不知道它和特區政府是什麼關係。假如特區政府的高層全是中央任命的,假如它真是中央轄下的地方政府,為什麼還要「中聯辦」去代辦中央政府的任務呢?我們不知道。難道它就像其他省市的黨委組織嗎?我們不知道。聽說它的人員編制龐大,很多場合都能遇見它的人員;但到底它有多少僱員呢?我們還是不知道。

  把這麼一個對普羅百姓來說有點神秘的機構形容成正常中央政府的地方代表,然後為它自己都不願意承認的競選工程辯護,這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曾鈺成何須廻避

  曾鈺成剛剛獲選為立法會主席,值得恭賀;但是他始終沒有圓滿回答梁國雄提出的那個問題: 「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他只是說:「民建聯成立以來,我多次被問這問題,我從來沒有回答。因為直至今日,香港人對所謂共產黨還帶有負面看法……」再也沒有比這番鬧劇般的談話更能說明共產黨在港處境的了。

  中國共產黨不只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還是世界第一大政黨。堂堂正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為什麼搞到要在國土上藏頭露臉的地步呢?曾先生這番話幾近間接承認了他的黨員身分,但他為什麼不理直氣壯地告訴大家他的理念、他的信仰。這裏不是「白區」,更不再是英國殖民地,為什麼共產黨還一直處於地下黨的狀態呢?什麼叫做「所謂共產黨」?什麼叫做「負面看法」?難道黨員不應該努力為自己所屬的政黨正名?為它洗刷大家的誤解嗎?

  這是何其荒謬的事呀!我們在電視上看見國家的執政黨召開三中全會,關心它的會議結果,並且直接受到它的影響;可是我們在香港卻竟然看不到共產黨!

  假設有這麼一個年輕人,他深受革命先烈的精神感召,課餘苦讀馬恩列毛,覺得黨章所說的「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也是自己的理想和目標,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學發展觀」為自己的指導;然後他想入黨。他該到哪裏申請呢?是「中聯辦」還是「民建聯」?它們算是正式的黨分部嗎?上網沒有網頁,打電話到1083 沒有這個登記,原來他在香港是「找不到組織」的。

「  中聯辦」很神秘,共產黨是隱形的,結果就是香港滿街一堆孫子,人人都把「阿爺」掛在嘴上。無論你幹的是政治、商業,還是媒體,你準會遇到一些自稱「同阿爺好熟」的人,他們很喜歡說自己「在中南海有條線」。別管他在中南海的「那條線」其實是不是一個清潔工,但他就是有辦法讓一堆記者圍着他團團轉,讓一些「想搵路數」的人看到致富的商機,甚至令政壇老手覺得青雲有路。回歸11 年,香港出了一大批這種人物,也許其中不乏「真係有啲料」的角色,更多的卻是利用「阿爺」幻影般的權威來謀取個人私利的投機分子。

  「阿爺」無處不在只會擾亂香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特區政府卻不一定是中央政府在港的唯一代表,甚至還不是最高代表。「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協調機構,可是我們卻不了解它究竟怎樣協調那群「在中南海有線」的人,更不要說幾個據稱「和領導人有私交」的「大孖沙」了。中國共產黨是長期掌握政權的政黨,但是礙於各種技術及法律問題,它卻不能坦蕩示人。所以香港社會就出現了「阿爺」無處不在,但又沒有人看得清它廬山真面目的詭異局面了。各種虛虛實實的傳聞取代了清晰明確的信息,各種或真或假的人際網絡架空了層次井然的權力結構;古典地說,這叫做擾亂朝綱;通俗地講,這叫做沒有了規矩。

星期三, 10月 01, 2008

食物安全的空間方法學

  奇怪,究竟是怎樣的一會事了。當政府說抽象的安全受到威脅,會積極尋求廿三條立法,但當市民實在的日常生活受到威脅時,就只懂積極尋求食物專家出來粉飾危機。明明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陳巧文由始至終都遭遇零容忍的對待,同樣是有關安全問題的毒奶事件,為何出現這樣選擇性的待遇﹖許多人常把政府就是市民掛在嘴邊,究竟他們又怎樣解釋安全的呢﹖當然,要解釋的人總有繼續解釋的辦法,學者們也看準時機說說Ulrich Beck的理論,現代性危機云云;梁文道也說了類似的信任問題,並試圖擺脫無奈及消極的面向,即是那種如我的好友以往經常當我說品客薯片驗有致癌物時他也無懼進食,並會以「現代社會有什麼不會致癌」反駁我的話這一種疑似積極其實犬儒的態度。面對今次完全貼身食物安全事件,毫無疑問是涉及權力與空間問題,對策亦只可能使用權力和空間的方法。

  讓我簡述正在日常運作中的權力/空間理論。經過福柯及德勒茲的洗禮後,我們再不信任韋伯視權力作為會佔據實體空間的財物,並有可以轉讓及此消彼長的特性,轉為相信權力有流動與無處不在的空間特性,人人也有微權力,無所謂轉讓。而經過權力地理學者John Allen 的洗禮,我們亦再不信任福柯及德勒茲主義所鼓吹無遠弗屆及同質的權力觀,再重考韋伯提出的權力類型學,提出了各種權力亦有其不同的空間性,如"權威"(authority)只會在近親網絡湊效,"勸誘"(coersion)成為一些管治者不能滲透其權力時常用的不常形式。同時,權力在不同空間狀態亦會演變,簡言之,就是當父親想在大廳大罵兒子行為欠佳,被傳話的母親在房間裡「勸導」他下次不再。或者當胡主席在國家層面說「關懷」中國網民的世界,地方官員就「拿起雞毛當令箭」或者「誤會」,四出用最原始的權力形式---威嚇、鎮壓、拘捕,來招乎寫了有異於官媒報導的Blogger。(當然,經過地理系的洗禮,我亦不再相信所有,並希望建立一種有異於西方的中國空間的權力理論。)

  對食物裡存在的「信任」也是一種經過空間扭捏的權力形式。你有沒有想過,身體與腦袋都是自己的,為何會一開始就「相信」食物是安全,並不是「懷疑」它、「拒絕」它、「對抗」它呢﹖人本質上就只懂「相信」一種權力形式嗎﹖不對,的確有些東西遺漏了,我們忘記了在數百年前,我們進食的仍然是我們自己耕種的,衣我們所衣,發展到今天所謂全球化的世代,食品不同層次的跨地域製作,明明除了價錢與包裝,我們看不見越南血汗工廠內與鐵鑵融和了的血汗,用鐵秀的運輸工具送到上海,然後將分不清箇中是三聚氰胺或是蛋白質的奶粉放進去以後,原來這樣,都能擁有法國品牌的標記。本來我們面對這種廣闊的空間認知差距,理應產生一些疑竇,但是透過國家制度及法規的建立,借各種註明各種'來源'與成分的標籤,重建了我們一種對遙距空間的「信任」,繼續如常生活。當然,舊文指出了標籤作為一種空間性最差勁的管治方法,明顯變成了今次事件的幫凶。而之後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梁文道已經談到,此處不贅。總而言之,食物安全就是權力與空間運作過程的一些(大)缺口,是常常會為空間精打細算的人文地理學者最能察覺的現象,亦是不注意社會理論內空間維度的學者未能仔細描繪的管治地圖。

  我所關注的先是香港在這個權力/空間格局下,如何在食物安全拼出一條生路,以免與十三億人口出現潛在可能的同歸於盡。這不代表我不關心內地的同胞,但你也要知道,這裡連高度自治裡的治自也沒有(當然也無自治),我們何以治他﹖尤其是遊走於官、商、媒的他,連繫於地方尺度、縣市尺度、省級尺度、與中央題尺度的他,勾結於甘肅、上海、黑龍江、廣州的他。如果中國不能治自,我們又不能治他,似乎我們只能夠在治自裡尋找自治,先救自然後才能救他了。食物安全,涉及道德問題,更涉及政治層級制度問題,政令形式經空間傳播後千變萬化,胡溫巡極也察不完。同時,未來十數年也不見得政體上有什麼改善的空間,說要協助根治中國內部的「落毒」,似乎是香港人遙不可及的事。

  為三聚氰胺立法作為一種在香港打擊食品來源的空間策略,正如某位三聚氰胺專家小組的醫生所言:「我們人力及物力資源有限,只可能抽取一小部分的奶類產品作化驗。」這是幾乎可以判定為消極及失效的,但可以繼續恢復現代性「信任」的鴉片(可能對香港政府已經相當'激進',近乎暴力)。如果政府真心希望要確保一種在全球化與國家複雜政體底下空間過程運作無誤,必須中期內採取一種城市/本地尺度的積極空間策略。不知周一嶽、林鄭或者陳智遠,有沒有興趣跟我們談談發展本土農業呢﹖


參考文章:

John Allen, 2003, Lost geographies of power,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

梁文道:奶粉和信任的泡沫( 四論 )

星期日, 9月 28, 2008

剪報---研究生涯﹕香港學者的著作是垃圾?

  有次收聽網上電台,Q仔談到香港的學者,一味把研究所得刊登在國際學刊上,只顧個人的利益,不理研究是否適用於本地社會,故此認為這些著作「全都是 垃圾」。此話一直使我耿耿於懷,有次跟老鬼閒聊時提起此事,我本以為他會說句「香港學者不是垃圾」之類的振奮話反駁,不料他劈頭第一句就說﹕「說得對。」 然後便一輪嘴的自說自話﹕「但為什麼學者要製造這些『垃圾』呢?是因為校長下了命令,而校長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是因為『垃圾』的數量直接影響大學的排名, 而排名又直接影響政府的資助,更直接影響校長自己的年終花紅和加薪幅度。你要知道,政府的政策是鼓勵大學多造『垃圾』的,這是因為政府年年在大學身上花了 這麼多錢,如果排名低的話,也實在太羞家;再說,家長亦間接迫學者製造『垃圾』,試想,他們每年納稅供養一大批高薪學者,結果竟然要自己的子女入讀排名倒 數的大學,這不是太『疴撈爺』嗎?」

  「那麼要當學者就無法搞一些單純對本地社會有用的研究嗎?」我道。

  「這也未必,當你年過五十,著作等身,『垃圾』成堆,有了個『教授』銜頭,又發覺升校長無望,你便可以安心專注搞些對本地社會有用的研究了。」

  「對了,時間可能是長了點,但到那時候,學者都算是能把所學用於本地社會,對嗎?」

  「這也不見得,這些『教授』現在不就當了政府中央政策組 的高薪智囊,當了公民黨 的榮譽軍師嗎?但結果都是一塌糊塗。」

  「那你認為在香港當學者就是不能對本地社會有用嗎?」我開始咆哮起來。

  「唉!年輕人,覺悟罷!中國讀書人最大的缺點,就是把救國成為讀書的唯一目的,結果搞了千幾年,在救國方面可謂一無事處,我們現在不是只落得一個金玉其 外,貪污腐化,『豆腐渣』、『毒奶粉』充斥的屁國?在學術方面,就更加是一敗塗地,口裏說得天花龍鳳,但肚裏連一套『土產』的政治學或社會學理論,可以跟 歐美眾多理論比併一下的都沒有。年輕人,要救國,不如先認真讀讀書罷。」

言救生

星期三, 9月 24, 2008

城市文化保育,我們重新洗牌

  自灣仔利東街的死與生,加諸各方歌手唸口簧作普及,耳朵對當前的文化保育議題都集體患上不能輕易聽出是捷報或是退步的都市疾病。

  原因有許多,其一,我們突如其來在一年間聽聞到了十數個以保育自居的新發展計劃,禁區保育、鳳園保育、唐樓保育,總之今天乃全境的保育革命,語言上合於許寶強去年所主張「保育就是發展、發展就是保育」的進步保育觀,無人再會只說市區重建、發展,進一步由無法挑戰的保育將所有帶有未來意義的詞彙收編。其二、今天的城市發展討論的運作已得到「提升」,彷彿已經由專業人士(如Planning Alliance、一群建築師及規劃師)、政黨及政治人物(公民黨、民主黨、葉劉淑儀)它們自行推動,對著一群所謂「公眾」而不再是往日社區內街坊與居民等「群眾」,論述發展出天空的城堡,似宏偉亦可觀。其三、關注城市發展的民間被政權玩弄得體無完膚,深水埗重建區內建議留低可案的街坊被告上法庭,關注利東街、天星皇后的一個好人馮炳德三次被屈襲警,成功將城市問題消音。其四、新聞報章的平面敘述已經十分及時,真的會就著不同城市保育個案作分析及帶到評論層次的則寥寥可數,可能只有奇貨可居黃英琦。學者們潛水,詹志勇屈機,普遍市民對理解保育出現高度平面化的由來,的確不能以「冷漠」一詞就分析完畢。

  我們無力辨識、明言(articulate)中心與邊緣,白天與黑夜,所有可疑的模式帶有明確的承諾,承諾的細節都滿佈抽象的可疑。站在當代都市保育最前沿的人,究竟是剛來港住天台屋突然被告知要被「保育」的新移民,抑或已經是未來要進佔/保育上海街戰前唐樓的餐廳老闆﹖抑或仍然由壟斷/保育發展權及發展一詞的發展商當選﹖又或者是一群對這媒體分類感到諤異的「保育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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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堆專研文化保育的有機小隊必須啟動,將以往辛苦建立的重建論述重新整合與現在化,以回應這個混淆與迷濛的年代。

星期日, 9月 21, 2008

一次全球本土化掠過香港



  全球化/本土化的討論果真是在香港教育制度底下,最適合被任意把玩的概念。因為當中涉及許多俯拾皆是的pros and cons、正與反,與香港根深柢固的思考模式基本一致。當你說全球化過程的「壟斷」與「開放」正在製造一種跨世界不平均的狀態時,他們就很容易隨手粘來一些例子說明「本土化」都會隨著全球化而來,例如麥當奴有米漢堡,迪士尼都有農曆新年啦,「諗真D」,唔係一定唔公平既,有好有唔好,結論最終都是保守地'平衡':「其實一個文化系統要'持續發展',都要開放與其他地方'交流',從而吸收新的元素,未必以往香港的生活方式都會持續落去。但香港依然有自己的生活風格,保持'多元'的生活面貌,我們其實不必要對全球化或者其他國際品牌誠惶誠恐。」這難道不就是我們許多通識教育點化我們學生的唯一一種面對問題的機械回答策略嗎﹖難道這不就符合政府對新一代的意識所期許的結果嗎﹖

  一名學者說得對,當連爭取民主人權都成為可以成為正反平衡的消閒話題,世界真的快要滅亡了。但比災難更恐怖的是,在香港說這些說話的人,竟然是一些自以為有社會科學學術背景,「新力量網絡」的'學人'。只讀Law的還可以叫她去讀Social Science,已經讀Social Science的,我們還可以叫他讀什麼呢﹖

左右紅藍綠---全球化與本土化

  批判這種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觀點的學者比他們隨手粘來的例子更俯拾皆是,有些社會學學者語重心長地將某種文化物品的世界文化地圖從時間的角度map出來,反證了所謂本土化只屬一種過渡的風境,文化不公義繼續正從不同途徑向勝利邁進。有些後殖學者更指出global-local這種二元分立、舊酒新瓶的框架根本上局限了我們認識全球問題的視野,應該快速揚棄。但是, 'glocalization'這概念由愛食字的日本企業叢書創立至今,往往被一些沒有充分涉獵書籍的學術犬儒,以為又trendy又批判,在媒體上自吹自擂,把玩「全球本土化」、「M型社會」一類概念。你認為自己很潮很批判嗎﹖ 全球本土化已經在共產宣言的第一句(共產主義的幽靈已在歐洲的上空徊蕩)及他對不同國家對共產主義基於本土原因有不同演繹與實踐這一觀察清楚表達過,「M 型社會」甚至在古老的資本論裡經已得到充分反映,有有產無產,無所謂中產,如有,亦是一種過渡的階層。你認為,我們還有需要你在公共媒體包裝一些人類歷史已知了150年的「潮流批判」,來指點江山、教化我們嗎﹖

  但在你教育公眾擁抱全球化之前,請先讀讀一些在本科社會學的基本入門書籍或者看看90年代以後出版有關全球化論述,好嗎﹖ 是否要人們徹頭徹尾地曉你以大義才心息﹖

  本人研究管治概念文化的全球化,其實不盡同意以上任何各種觀點,其中的批評包括對權力種類的狹窄想像及空間哲學的定型觀察。唯對所謂'glocalization' 這一狡猾的說法相當痛恨,我甚至不屑在論文用一種嚴謹的學術過程去否定它,這反而會使我感到論文的觀點無聊、庸俗,並會自責為何我要花腦汁與生命去關注一種沒有政治/社會關懷,為吹水而吹水的一些概念與論述。

星期三, 9月 17, 2008

階級地理的困難

  從封麈的書架,一手抽出一份多麼精細的小論文。當時呢,我只讓它躺在理論的河床,便可以將階級與階級、階層與階級、空間與階級之間的曖昧行為洗刷得多麼透徹,感覺如此流暢美妙,包括由對社會知識缺考到事件個案的掌握中,在相信與理解之間跌蕩的音符。它並要在重建的荃灣七街,挖掘一些荃灣海旁一列排開屏風樓下的舊帳薄,要討回公義,追討空間(reclaim space),祭重建後十之有七已經過身的公公婆婆。

  這段90年代的工人抗爭史,到了今天,只被重建機器量化成一張鳥瞰照。以建築破舊的影像取代社區的生命力,把充滿時空節奏的工人生活凝固成靜態時間與固態空間的硬照,在可持續發展會議對一些從未落區的領導人分享,任論述魚肉。



  假如你相信階級分析的困境在於沒有引入空間角度,那麼你相信階級的空間分析可以救港嗎?今天,如果我們理直氣壯地指出香港深層次矛盾在於階級問題,這足夠泛起一絲群眾移動的意志嗎? 此時,朋友對我說,這種直述的階級意志在現實政治上最好讓一讓路,否則黃毓民怎樣吸收豪宅票使他高票當選? 為何要無故引起文革的意識形態恐懼? 邊個最模糊,公民黨? 似乎選民政治已使階級維度變得最為面目模糊,階級地理注定在香港失語。分析上已明日黃花的批評,從不是因為階級分析潛力的喪失,竟然是源自我們害怕在最早的溪沿洗清我們的臉龐。香港人簡直愧對古人,愧對香港。

星期六, 9月 13, 2008

無恥須有時

  原本,真的有心去寫一篇《「民建聯最無恥」作為一種地理現象》,連論點及資料也搜集好了。但,當陳克勤Try my Breast youtube 短片朝而四萬夕時已翻三翻,我們這群仍然在花一整天仔細閱讀一本探討50年來英美地理學科本質的書,不如提早睡覺。自覺,無恥的景觀不應有我的在場。餘下的,留給某肥仔寫吧,我將代為轉貼。

*****

  邊個最無恥? 這個Blog真係好無恥,自己copy下link 來看看,這位機會主義者十年後好大機會就是陳克勤二世(Try Breast the Second)。
http://newpulse.org/siumasuccess/

Ill.

星期二, 9月 09, 2008

無恥地理學

  本來想寫篇無恥地理學,分析一下批評對手無恥的Sound Bite與相片如何進行跨越地域傳播的可能。只不過,似乎我的力氣已經完全花在實踐,零晨於九展內煽動紅衣人一起「招呼」了無恥的葉劉、陳克勤、劉江華、老鼠芬、李慧及太監林,就算Jai sir在今晨口頭上問起,也沒有餘力為事件再進行任何仔細的梳理。

先貼一些恥辱之相。


try your breast 陳克勤最無恥


葉劉嬰魂,在深夜時分


鼠王芬,入立法會捉老鼠


恥照片被蘋果引用,攝於油塘


田氏兄弟要去耕田,周梁淑儀要去旅遊


Obama 上身的阿陶,踢不走太監林,請再接再勵


期望長毛毓民入立法會真心為基層發聲

星期四, 9月 04, 2008

"Critically review"香港人文地理學發展

  日本人文地理學會邀請了一名加入學術圈還不足兩年的城市研究小蕃茄執筆敘述香港人文地理學的發展,還要於一個月內"review critically",實在有點過份。在這個人文小圈子中枱底事件也常有聽聞,但有多少是真確的﹖有多少可被驗證? 有多少可以上載在期刊公諸同好? 日本人是否透過文章資料打探我方軍情,企圖加倍進侵? 缺乏歷史經驗底子,愈想愈胡鬧,但再想過來,資歷尚淺除了代表無肌肉也可以代表無責任,這是否啟示著天掉下來,勢必要人將"Critical" 的帽子安放在當今人文地理學的墓地之上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噢,就是這麼樣的話,我應該會以批判角度地對這個「發展」描寫一些失落及我個人的一點希望,就算是老細,今天也似乎無法阻擋這種摧毀時間與創造空間的渴望。或許我會一落筆就寫80年代以降地理研究的中國化與本地研究的夭折。這現象固然令香港地理學者在國際上喝到了第一口中國熱的頭啖湯,與此同時,香港本地70、80、90年代各種急速衍生的城市或人文地理現象,我們也缺乏人力與心力從多個角度的人文地理視覺好好解讀它們 (其實可能需要三五成群而已),沒有出現類似西方一樣透過時代環境的急速變化,經過深刻的集體反思,產生一種具社會關聯(social relevance)的新地理視野,例如馬克思地理轉向(70年代)、文化地理轉向(80年代)、後現代地理轉向(90年代)等。不少方法上還在吃60、70年代的老本,或者盲目跟隨某些西方潮流來說人文景觀,本身就蔚為奇觀。

  觀察本地最綜合性和最歷史攸久的地理雙年學術期刊---《亞洲地理》,便可以為上述情況察覺到一點端倪的足印。起初,我還以為我可以就住統計歷年來香港人文地理學者在此期刊內關注的議題,就能掌握整個學科的發展。原來,這份在香港創立的地理學術期刊的定位,一開始已經是跨地域性的,內容主要為亞洲各國學者的學術成果。有關香港的研究,佔三分之一也沒有。集體為本地一些人文現象及社會問題賦予一些詮釋與意義,從來不是主旨,但就著中國當代城市發展問題,它卻特意為此開過一兩輯特別專題期刊為香港學者提供共同開發的學術平台。

  在港英時代,有鑑殖民者對國家資料防衛心態,政府對關香港的研究如規劃、房屋、交通,甚少為人文地理學者預留參與的空間。這是一個香港地理學者的角色問題。建構新視野時機的錯過、社會關聯的含飴弄孫、政府對學者的防衛心態,使人文地理學在香港辦演的角色變成相當有限。著名的當然有Terri McGee 70年代的香港小販、80年代薜教授中小型工業向上流動的空間策略、90年代當然不少得有薜教授(代表中方地理專家)與楊教授(代表西方地理專家)對建新機場的大激戰,總的來說,學科角色甚為幽暗,當中亦涉及自我幽暗化的問題,不像西方就算不被重視也嘗試強調地理學科的力量(Power of Geography),不只支持並且撐地理(Geography matters)。

  最重要的是,除了Smith 與McGee之外,以往大部分Human Geography也可稱為"Geography without human"。研究注重點放在機場多於乘客、工業多於工人、房屋分佈多於社區生活,簡而言之,就是欠缺一份對人類的關懷。研究主題,除了滿足了學者的「求知慾」與填補了「學術隙縫」這類抽象的追求外,究竟這些研究對於城市內的人們有何貢獻? 似乎,我們都一直不慣於以這種定位自己在社會中角色的方式,去想像一個地理研究。

  可是,自回歸始,學術在政府公務的「參與」慢慢開始活躍。都市環境規劃、中港連繫的空間「潛力」、港珠澳大橋交通分析等政府計劃的「受判」,反映了學科與政府之間關係的增進。這種角色的轉變,是否就代表了人文地理的研究開始具有社會關聯的意義? 我們與社會人文現象的距離拉近了嗎? 我們有否為市民當下面對的城市問題(如市區重建、公共空間、都市貧窮、城市管治、地區發展等)建立一些理論與說法? 作為後輩或許我並不知道內情,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假如香港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就是我所描繪一般的話,如何展望一個學科的未來成為了僅存具有希望意義的部分。如無意外,我應該會這樣想像:

1) 開放人文地理學的發展空間,那怕先是模仿西方的學術潮流,能容許有多元、另類、具批判性的人文地理學的建立與發展,就有建立本地研究框架的機會,這也是90年代英國人文地理學界納喊的'Open Geography' 綱領。

2) 回復學術研究的社會關聯,學術與社會從來都沒有獨立地存在過,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必須體現於地理研究之上。我們有否抱有一種人文視野及價值觀,透過人文地理分析,為香港的社區建立一個未來的藍圖? 我們有沒有興趣及膽量,嘗試為香港研究出一種新的都市生活,令城市人更為快樂?

3) 重視本地研究的存在意義,80年代後的「學術北移」,剩下研究本土議題的地理學者已是少眾。面對當下城市的新形式新問題,一種集體對本地地理問題的界入,是香港人文地理學前進發展的地方。

星期一, 9月 01, 2008

Blog Day

Blog Day 2008


  假若不是留言,也不知道有所謂"Blog Day"這回事。好像是被賦予完整的權力去論述別的網誌的一天。原來,透過幫人寫BLUR,再全面檢視一次,感覺也非常不錯。

嚴選5個:

遊牧視野:香港社會最前線!!!

Alone in the Fart : 一直都估唔到作者是什麼專業,政治社會學? 計算機研究? 起初的印象還以為是一個有關語義學的網址。涉獵各種資訊,亦會廣泛引述其他網址的內容,比porn更令人欲望難收。

Big White Guy: 鬼佬視野看香港社會。有SCMP 剪報及評論,學英文學得超快。

庫斯克的床 會就住社會的大事件表態的網址夾帶了許多城市考察的文字與相片,我以為這是唯一能讓網友materialize (我的supervisor 翻譯為'落地',令人更摸不著頭腦) 的方法。將來的老照片-裕民坊,非常喜歡,令人懷愐昔日廿幾人一起做Field Work 時的種種。

Car and Pier:什麼「全球在地化」、「去地域化」、「關聯空間相對空間」,地理總是語塞。而這是鮮有地理人能夠公共化自己語言的一種證明。

星期六, 8月 30, 2008

來歷不明的地理 — 可持續發展的權力空間考察

  未來三個月會在西班牙、港大及首爾作報告,將消息散佈開去。

The anonymous Geographi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 Power/Space Approach

Chan, Kim Ching and Tang, Wing Shi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ricate manifestations in both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governmental practic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is research aims to elaborate the current phenomenal chang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power, so central but has long been lost in the analysis of the field. This analytical work, borrowing chiefly from Allen (2003),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geographies of power a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rationalities of localizing sustainability.

  The anonymous subjects on the genuine rationality in addressing the local urban issues, governmental practices on the invent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tools (for example, CASET), its orientation in enabling the blossoming of the idea in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nitially and “disabling” the SDU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 by new spatial arrangement in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re discussed in hope to uncover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notion encountered in Hong Kong. By this, the four essential yet still unidentified geographical questions of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where’ (did the concept come from?), ‘why’ (the spatial rationalities of introducing and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 (the technologies of power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use and originally intent to deploy for implementation) and ‘then’ (what should be done next?), as it is agued, can be suitably deciphered with such power/space framework.

Reference:

Allen, John (2003), Lost geographies of pow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梁文道:網友-----新部落時代的來臨

轉載自http://www.bullog.cn/blogs/liangwendao/archives/150546.aspx

  互聯網剛剛開始進入我們日常生活的時候,很多人幻想它就是那個傳說中的“公共領域”了:沒有限制出入的門檻,沒有權威的中央管理,沒有身份背景的差異,所 有資訊自由交換,所有人理性對話。於是差異容許存在,共識也會漸漸形成,一個擺脫任何權力扭曲的開放平臺將會帶領人類邁進空前的民主時代。

  可是正如鑄造這個概念的哈貝馬斯被人認為太過粗疏,他的歐洲沙龍和早期報紙並不像他想像中的那麼“公共”一樣;互聯網上的“公共領域”原來也只是個過分樂觀的期望。

   先舉一個好幾年前我就說過的例子。我是美國NBA湖人隊的球迷,從前要在中文媒體上尋找湖人的消息,我必須很有耐心地看完整節新聞才偶爾聽到一兩則它的 賽況,又或者買一份報紙翻過國際版財經版才找得到它球員的動向。但是現在,我可以直接進入湖人的官方網頁或者它的球迷園地,甚至完全略過其他NBA球隊的 訊息。假如我是個心系籃球不理世事的球迷,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也許不會知道誰是奧巴馬,也不知道樓市暴漲的影響,說不定還不曉得原來我家附近昨晚發生了 殺人案;但是我卻十分清楚一名湖人球員的狀態,乃至於他所穿內褲的牌子。

  互聯網是無盡的資訊寶藏,讓我們各自發掘自己的需要,發展自 己的興趣;它卻不一定會使大家更加瞭解彼此。相反地,有時它會阻斷我們彼此溝通的可能,因為再也沒有什麼所有人都一定要知道的常識,也沒有什麼保證能夠打 開陌生人話匣子的話題了。要是互聯網取代了由一點發放訊息至多點的大眾傳媒,我們或許會很自由,也會變成某個領域的專家;可是我們也很有可能喪失掉所謂的 “公共”。

  再看“網友”這種群體,它和“線民”最大的不同就在這個“友”字。一個本質上開放的網路論壇是很理想的,任何人只要上網登 入,或許流覽或許發言,他們就變成了線民,表達不同的關注,展示不同的思路。可是和任何團體一樣,一個論壇也有它的“團體動力”,不必然仰賴領導,卻會依 循一定的組織社會學法則,漸漸自發形成一群“網友”的俱樂部。

  在這個俱樂部的各次討論裏面,理論上的異質和多元將透過相互影響與尋求 認同的過程,慢慢形成自己的主流。一開始,大家只是不贊成某個觀點,然後有人開始宣稱“鄙視”持有某種觀點的個人,再來就有人用上了粗話,最後則出現了追 殺通緝令。匿名的條件一方面保障了大家,同時也加劇了這種話越說越極端,你激進我比你還激進的傾向。多年以來,我們目睹無數這樣的歷程,看見一個論壇怎樣 從國事討論變成了征服世界的幻想樂園,另一個論壇又怎樣從標榜理性變成了要把所有憤青都丟到海裏喂魚的小圈子。和任何封閉的團體一樣,所有極端的聲音都會 牽制整體的走向,逐漸把溫和變成必須排除的異端。

  終於,原來開放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個自我封閉的小教派,每一個教派的成員都在自己的團隊裏找到了歸屬,天天反芻同類人的意見,日日鞏固原有的主張。最後,我們都成了不同俱樂部的“網友”,看不見“公共”的存在,卻肯定各自真理的終極,和部落沒什麼兩樣。


延伸閱讀

轉貼莫之許:(自由舰队的最终胜利——致非网友梁文道)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gwendao/archives/151121.aspx

星期三, 8月 27, 2008

公共空間研究允私有化?

  自填海爭議、天星皇后時件以來,首次聽到有測量師會說「擔心公共空間被犧牲」這類關注社會的語言。如果是真心關注「公共空間」遭到「濫用」的朋友,請不要再著意叫好戲量檢討、或者逼走他們來「提昇公共空間」的質素了。當下質素是低是高也好,很可能連這些空間都隨即要被消滅了。

  如大肉拋上半空被兀鷹迅速私有。

明報:公共空間研究允私有化 容許業主購回 測量師恐惹司法挑戰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0826/4/7wef.html

  林太,另類的公共空間管理形式,我以為上次0係灣仔個未來發展藍圖已經suggest俾妳得好清楚。報告建議可以建立一個獨立的公共機制、或者係一種Community Property,又或者係Land Trust,由不同的公眾人士集體管理,去promote 這些空間的公共性嘛。上次抄d 唔抄d,今次重要倒行逆施,我地分析都同妳做埋,話私有化唔係一種優質既管理模式,它只會帶來分化與不公。今次哩個炸彈,都係發展局自己搵黎受。

星期一, 8月 25, 2008

好戲量事件的無可辯證

  Cohort 問題,我已經不懂用火星文與那班電車友進行溝通,留言一句起兩句止、很多corrupt 了的消息來源、惡攪加諸抹黑、論點跳來跳去,基本上無法說一個完整的故事。8月24日那個下午,我聽著大群黑衣人集體批鬥好戲量的喧嘩,同時感受到兩種世界失去任何渠道溝通的孤寂。對,我記得那凝固的一刻,喧嘩與孤寂,想說話又說不出的張力,應該能夠媲美班雅明《說故事的人》裡敘事者在只重資訊的現代城市內的無端孤獨。

  現場,我找到thesis(自己),antithesis(黑衣人),卻沒有synthesis,辯證烏托邦無從開啟。

  當場所聽,他們理據自我矛盾嚴重,但又能保持同聲同氣之狀。一方面說要跟好戲量理論,到場後往往在民粹地「哂馬」,那些代言人總是以數量上有15,000人,來「大」好戲量叫他們檢討,沒有所謂「討論」的空間;一方面說有15,000人的民意基礎,又堅稱自己是個人不代表集體;組織人將組群名字改為「將好戲量踢出旺角」,另一方面不承認這就是他們的目的;最諷刺的,是他們反對好戲量這類公共、參與性活動的形式在街道上「阻街」、「擾民」,他們恰恰卻在參與著這種公共活動,take up huge huge space,並顯得盡情投入地「阻街」、「擾民」。

  只簡述一種理據,anyway 也和他們無法溝通及理解。從一個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這涉及集體權利與私人權利(not even 個人權利)長時期的對決。在從前管治者眼裡,香港的街道都只能屬於一種「流動」的概念,幫助資本累積、幫助消費。以往為集體權益的各種社會組織,將街道看作凝聚、集合、抗爭等集體參與權、公共空間使用權的場所,都會被冠以「阻街」等罪名遭到打壓。「保護市民人身安全」這種私人權利的修辭從古而今都戰勝任何集體權利的論述。

  直到回歸後的2000年,路政署實施這套行人專用區計劃,目的仍然都只在「俾人行」,及透過空間規劃將街道商品化。唯八年以來,各方組織都開始嘗試在這裡打開街道的公共性,早期如「眾融頻道」,逢星期六在街上播放主流媒體絕不廣播的影像,每次也遭到鄰近商店的習慣性投訴,動輒被警察「逼迫」,理念都是想動搖大眾對公共空間/街道的想像,回復一種城市內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參與權及改造權。隨之而來就是好戲量、法輪功、民間電台、其他賣藝表演者的來臨。甚至,本人曾與管轄這專用區的旺角民政事務署官員交談過,他們都welcome ,至少容許這些文化活動的出現,平時他自己也會落場來看活動,定當是經過幾番的交涉的結果。

  而這群與真實社會嚴重脫節的網民,完全分不清或者無視這種大格局(例如時代廣場)的認知,以為自己很avant garde,起來做了一些助紂為虐的行動,吸納了管治者「危險」、「擾民」的語言,加之以在網上影像、論述、抹黑的高速繁殖,以私人權利之名再侵襲集體權利,
包括他們當天所說的假設性恐慌製造:1)「好戲量放0係地下0既海報"好容易"令人滑倒」;2) 「用既梯"萬一"倒下來好危險,你們是不是要負責」。而「阻街」這個關鍵詞,他們認為好戲量已"長期霸佔"這個地方(說別人了幾個月,是12小時霸佔?),及指控好戲量這種以接觸途人的表現形式「擾民」。這,我亦無話可說了,對曾在這個地方做過rymthm analysis 的我,這固然是一種劍拔弩張,而似乎在一個私人權利至高無上的城市,我只可以埋怨這城的人視野及氣量的狹窄。我穿梭印度大城市的火車,目擊三人的座位總有一種接觸身體的方式,拍拍肩膀,扯扯別人的手,就能有機地組織成四個座位。整個城市都充滿著人的首爾,前面走得較慢的都明白後面走快的人一手將他"缽"開的道理,整條街道在集體發生。好戲量這個實驗式劇場所遭到的大規模反撲,正好體現了這城內保守與個人主義的無處不在。

  我恐懼這火星時代的來臨,這種地理在現實的實現。當外國學界開始討論國際在後911時代如何利用「恐懼」、「安全」等概念虛設一種「恐懼地理」(the geography of fear),從而打壓威脅其管治的自由,真正的恐懼地理已經在我心裡完完整整地烙上。

ps: 我甚至為此狂糙,極想鬧爆某個學生,當然最終沒有,讀左咁耐人文地理,到最後竟然連地理學最基本的假設---人與環境的關係(引申於空間規劃/空間結構與人類行為的關係)---也拒絕相信,什麼是重點什麼是修辭,也未有能力辨認,令人非常失望。

參考資料:

1. 逾 萬 網 友 聯 署 抗 議 「 好 戲 量 」 阻 街
http://www.appleactionews.com/site/art_main.cfm?iss_id=20080825&sec_id=6996647&art_id=11519429

2. 好戲量:「凍結時代。廣場復活」
http://hk.youtube.com/watch?v=Yxx8a4MZM48

3. Facebook: 不支持將好戲量踢出旺角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30736636962

4. 網絡上的民族主義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400

星期六, 8月 23, 2008

我的九西建言



  建言:九西區居民,毓民真係好似唔係幾夠票wor,大家發揮一下市民的組織能力,動員屋企人及朋友,一齊投社民連。



  作為九西其中一分子,我本來也只想將可動員的全投給涂謹申,似乎佢係區內唯一一個最有能力監測政府,極積做文件工作,同時又有潛力再入立法會的候選人。相比之下,soundbite 主義者們(黃與毛)的公共政策、法律檢討、地區工作的確乏善足陳。再老實一點,具有龐大人力物力的民建聯,無論那些政策建議如何保皇、民粹、具歧視性及暪騙基層,至少當你問他們如何解決失業問題,他們可以從善如流地、有研究基礎地講到有三條方程式去解決,這些研究的累積與知識的生產,是整體泛民極度缺乏的地方,令市民未能切實感覺到改變的可能。不需問,只需看看他們對市區重建的認知程度有多少就一目了然。

  但是,從希望的邏輯來說,似乎我們真的要想想一種民間配票邏輯。儘管民調並不可全信(尤其港大某幾所),但是從8月到今天,多次民調都顯示毓民10%的票也沒有,介乎8%左右。若果民建聯他們有一個龐大的系統配票機制,我們也必須積極自己配票,例如集中選票投給有機會選到的(Roy Tam與龍緯汶,不好意思了),將過多的泛民選票有機地轉移至其他身上(阿涂暫時看來也夠票當選)。正如當時票投陳太而不是其他陪跑的參選者,部分選民並不是因為支持她,那一票的作用是積極地鞏固力量去攻擊最重要的敵人---葉劉。

  無論票投給誰,最緊要當心那群以披上理性、獨立皮草的隱形左派(簡稱隱形左),包括九西那位支持23條立法,被評為共產黨小護法,有中聯辦包底,梁振英胞妹的梁美芬女士,與及成功重新包裝,繼續把持「理性、專業、務實」的葉劉淑儀。表裡不一,還要藉詞否認,連參選最基礎的道德資格也沒有。

星期五, 8月 22, 2008

閱讀、論文

閱讀能力提升
論文進度良好

星期日, 8月 17, 2008

分析女子謝安琪 神奇女俠鄧小樺

下文轉貼自 http://tswtsw.blogspot.com/

明報幾乎刊出了全文,真是感激。謝安琪當然有型,但她不是有型咁簡單;其實她答問題時並非立場和態度先行地大鑼大鼓,只是她慢慢說自己的考慮和分析,都有 理由,而且站在矛盾尖銳的交叉地帶,於是不會被擊倒。單看「討論」、「分析」這些字眼的使用之頻密,就顯示她所屬於的話語群。關於皇后、囍帖街及減肥,那 些話,真是她慢慢說出來的,我連引導都來不及。甚至,我是一路訪問,一路想,呢個係咪陳景輝黎架(都是雙魚座)。

(另外,原來江記和謝安琪是小學同學!他們一相見就好開心。掛住開心,就冇幫我影相……)


分析女子謝安琪

謝 安琪,2005年進入樂壇,至今共出五張大碟。出道時一度不以相貌示人,2006年因懷孕生子而暫別樂壇,2007年與張繼聰結婚,07年6月誕下兒子 張瞻。雙魚座。我說湯禎兆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謝安琪憑態度站穩樂壇〉,她笑笑:「靠態度搵飯食,真詭異。」當歌手後每天要起碼用一小時化粧才能見人,滿懷 不願。喜歡看新聞和評論。怪癖包括:一、擦牙好大力、所有人都驚;二、一旦思考或很放鬆的時候,會用雙臂抱著自己,或用手捏著自己的喉嚨。


謝 安琪面龐精緻、笑容節制,同時沒有架子,僅僅是認真而且非常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聽什麼。我們走過兩旁光溜溜的利東街,滿街空虛,而空氣裡的塵埃都是庶民歷 史。她細細地聽著利東街街坊十年爭取的故事,我說得有點急。謝安琪是個願意表示態度、想法清晰、行為勇敢的人,這些大家都已知道了。但我還是想告訴大家, 謝安琪如一塊尖尖的美麗礦石,冷冽、嚴肅,總是論點論點論點,聲音嬌柔論述清晰,連她長長的睫毛、上面灑的閃粉和mascara,都是嚴肅的。

為刀刀叉叉尋找理由

謝 安琪是因為看到在皇后碼頭搞的城巿論壇,而致電給黃偉文,說要做一首關於保育的歌,後來Wyman就寫了〈囍帖街〉。「小時候我也很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一 些公公婆婆會拒絕搬離自己的房子,甚至拿出家裡的刀刀叉叉來『保衛家園』。直到我中學時看到一個關於九龍城寨的新聞特輯,看到那些住在城寨裡逾半世紀,並 不稀罕外面世界,家人全死去或離開後仍留下的人,我就明白,把某些人的『地方』遷拆,等於摧毀他們的人生。我每次搬屋都會發現流失了很多東西,而那些人更 是整個人生被連根拔起。我就開始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她真的明白,並且分辨。「高中時我參觀過土發公司,他們把自己的理念 present得很好,聲稱以巿價購買舊區,又以巿價分拆轉售;但他們不會考慮保留地區原有的特色、或重建成類近以前的面貌,只全盤改建成金融或商業等賺 錢項目。若這是照顧居民生活,修整樓宇結構,完善舊區令大家生活得更好,我是接受的。但我發現其實不是這樣。根本是在『賺錢』的大前提下,許多人的人生迫 著要被改變。再後來我也在新聞裡看到許多舊區街坊走出來說,他們不要錢,只想留在這裡,但卻根本沒有這個選擇。」

香港人總是難以不信 有人會不要錢,但謝安琪說,「我相信喎。我甚至不必親眼見過這些人。我相信最要緊的不是錢;人是應該這樣的,應該有尊嚴,應該為值得支持和尊敬的東西付 出。有人不需很多錢都可生活得很好,我也是這樣。若人只談膁錢,就是空虛的行屍走肉。自己都會不開心的。」

我表示,許多保育人士會不太認 同〈囍帖街〉那種以愛情邏輯來勸大家放下對公共事務、社區保育的執著,謝安琪斬截地答:「〈囍帖街〉裡沒有寫出來的是,傷感和憤怒。表面上它是個愛情故 事,其實是傷感香港的改變,一條街、人和事,要被改變竟毫無商量餘地。你剛剛說,利東街街坊甘太說過,人的尊嚴來自背負自己的命運,我很shock。來之 前我已經想過各種清拆原因,比如政府常說的,太遲提出、諮詢時無人反對、居民意見不統一等等,但原來真實的故事不是這樣。是人們一直努力,但被政府拒 絕。」她沉默下來,凝望窗外街道。

站在弱勢這邊,背向投機

「我最懷念有人情味的香港,講到尾,珍貴的歷史和人的回憶 是無價的,任何地方要建商業大廈都可以,都是一模一樣的。但要再找一個皇后碼頭就很難很難。我愈來愈不明白這個城巿的邏輯,它怎麼決定哪些值得保留哪些 不?老實說,我也認為,若把碼頭拆了,搬到別處或重建一個,都已經不再是原本那個碼頭了。皇后碼頭這麼小,為何都容它不下。我真的不想這些事再發生了。」 我掩飾自己的驚訝,竟然是她主動提起被清拆一年的皇后碼頭,而且全是民間觀點。

謝安琪是從社會脈絡述說她對香港的感情:「香港有一半 以上人口是住公屋的,生活璀璨奢華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吧。我的父母非來自富裕家庭,只是恰好趕上香港發展得最快的時期而得有小康生活,他們見證了香港經濟 的轉型:小型農業、大型工業,然後攢了錢開始搞生意。他們懂得感恩,重視艱難,也尊重人的根源。」我問她可曾留意到香港的經濟神話中有被遺落的人,她利落 地數說:「在八十年代,連娛樂工業都重視中下階層的人,電視電影的主角都以藍領居多。現在主角則變成了最有錢的人。如今白領是多了,但在工業發展的尾聲, 有人因無法轉型而掉隊,這裡面有許多錯落。」她說她從賣旗和籌款箱去發現被遮蔽的弱勢社群——令人感動的是,她隨口數出了十幾個有擺放籌款箱的地點,證明 她一直把一切看進那睫毛長長的大眼睛裡。

「現在整個城巿都把希望放在金融投機,盼望把握到一個機會便可以擁有一切(包括結婚),我還是懷念那個強調共同努力、一齊暢旺的溫馨香港。我不喜歡投機的香港。」

謝 安琪有一次刻骨銘心的經驗。有一天幼稚園開學,隆重其事地燙了新校服,媽媽帶她到茶餐廳吃早餐,全店滿座,只有一張桌子沒人搭枱,因為坐了一位婆婆和她的 蒙古症兒子。謝媽媽便帶她過去坐。那位兒子一直很暴躁坐不住,一手就把謝安琪的通粉潑了她一身,她燙得渾身發紅,婆婆驚慌地哀求謝媽媽不要報警。而謝媽 媽,則一直好言安慰婆婆:小孩燙一下沒事的、校服濕了可以再換……「媽媽的說法是,坐過去有乜問題啫,他也只是一個小朋友罷;潑了東西有乜問題啫,正常侍 應都會打翻東西的。何必小題大造。」謝安琪說她媽媽super勁。謝媽媽做過兒童院家長照顧孤兒,小時候謝安琪曾問過「為何會有孤兒?」謝媽媽會從好的方 面去理解那些拋棄孩子的媽媽,告訴她有時真的會養不起一個孩子。謝安琪說媽媽讀書不多,但會用盡方法去幫人。是心存平等,便可做到最正確的事。

身體作為行動

謝 安琪說自己頑固,我便問她是否曾被人迫她改變。我以為她會說一些比較感性和個人的經驗。她的回答卻是:「我們身邊存在許多不知不覺但非常巨大的力量,最明 顯的是廣告,然後是媒體,隱性一點的是教育,這些都不斷在教你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我比較敏感,會從許多角度去分析,並反問不同角度會有什麼不同看法。」 她竟然談到了意識型態。

比如減肥。她說在她年少的歲月,減肥並未成為風潮;至九十年代末中學尾聲,女孩開始瘋狂地擔心自己過重,大學 時已全街都是專業瘦身公司。她輕笑著說,自己自小粗壯並感覺良好,甚至到身邊所有人都不認為自己瘦的時候,她仍然覺得很舒服。「我自小都活得很舒服,生活 健康飲食正常,為什麼要改變自己?」

真正的壓力是懷孕生子之後,傳媒嘲笑她是因有家庭壓力所以暴肥都要出來做野,她不想家人誤會自己是她的負累,所以考慮減肥。「但一個女人生育之後會肥是好正常的, 用十個月來增加的體重當然要用十個月去減,我不會考慮fast killer。當然我的減肥是涉及『商機』的(贊助商之類)。但我覺得現在的瘦身風潮太盲目,很瘦的女孩都怕自己胖,我不想成為推動這種事情的一份子。於 是我靠自己減。而且我故意穿一些會顯得肥的衫上電視,被譏為脹爆春麗;但問題是,為什麼女人一定要穿一些令自己顯得瘦的衣服?為 什麼要特地掩飾自己來取悅他人?但種種問題,你無法一次過解釋。那我說,好啦我就take懷孕呢個chance去講。那次是我真的第一次用自己的身體去做 一個行動,對抗外界的看法。我覺得對得住自己。」謝安琪反過來慶幸那次傳媒的襲擊,讓她有機會講清楚她的想法。是的,維基百科上謝安琪的條目,都留著她的 論點和理由,而不是gossip資料。

為了職責做歌手

我 問謝安琪是否覺得歌手存在某些職責,她說當然有,「而且我是為了這些職責才進入主流音樂工業當歌手的。我不是要做明星,不是要來奪取什麼,否則不會這麼老 才入行。而且,我並不定位自己是小眾歌手,因為我要做的事必須進入主流工業、接觸mass層面才能做到。如果我不是要傳遞有意義的訊息,我和周博賢可以繼 續定期出單曲、讓人在網上下載,不需要進入工業。我想得很清楚。我是看中了音樂及歌手本身的影響力,想把某些值得思考的訊息傳遞給其它人,才會進入娛樂 圈。一首歌可以做到很多事。當初開始出碟時,沒想過可以生存(指持續出碟),更沒想過路會愈走愈闊,信心會愈來愈大。我幸運地有一team思維相近的人去 支持我做這些事,而且遇到很多很好的人,我所講的pretty much是我的感受。我很慶幸我和監製周博賢互相發現,我的公司也支持我經常對事發表意見。比如我將會帶一群學生到日本交流環保,基本上沒有傳媒報導。五 日搵幾多錢呀,一般藝人根本不會做。但我的公司知道我支持環保,一定會做。」謝安琪說,她的確覺得自己成為了某種位置:由以前以為沒有這種非主流商業的位 置,到發現這個空間其實OK大、有相當大的人口。發現非主流的潛流,其實也是發現自我,這於她和於他人,均成立。有比她更出名的歌手(姑隱其名)看到她可 以爭取到這麼多自己想做的東西,覺得這種自主性很厲害,特意打電話跟她說「若不是你,我不會想到可以這樣做歌手、可以這樣向公司爭取」,並開始也向公司爭 取嘗試做比較有意思和藝術成分的音樂。謝安琪把這些行為概括為「尊重自己作為歌手」。

杜琪峰去年接受訪問時曾說,他也曾想過要到皇后 和他口中的「小朋友」一起捍衛碼頭,但想到「跟自己搵食的人很多」,唯有長嘆作罷。謝安琪抿抿唇,她也有類似的限制:「現在對於政治,遊行示威各種政改方 案諮詢,我不方便用自己的名義表達意見。但我當然有意見。等有一天我不是歌手了,大家睇住囉。」我望她抿著的唇,主觀地覺得她有點咬牙切齒。

在 前年北京《三峽好人》和《滿城盡帶黃金甲》的論戰裡,賈樟柯曾指出,中國第五代導演之所以無法抵抗商業大片潮,是因為他們獨立思考力和獨立判斷力有限。我 想,唯有最清楚自己路向和原則的人,才能進入商業娛樂而不至蝕滅,並做到自己要做的事。我為什麼相信謝安琪真是這樣的人?或者是因為她的語言習慣。她使用 知性的詞彙(例如稱她減肥一事引發的話語為「討論」),考慮的條件交代清晰,每次解釋想法時,都描述想法所產生的歷史和社會脈絡。沒有惑於商業語言,她沒 有說過關鍵詞「集體回憶」,一開始就講較基進的家園保衛、記住的是勢孤力小的人民。這表示她習慣分析,而且習慣從較嚴肅的媒介汲取詞彙和論據,並且習慣對 抗。謝安琪現在每天都要花長時間化粧和等埋位,她承認做藝人可以是一件完全與社會脫節的事。但幸好她喜歡看新聞節目,每天上網看報紙(尤其評論版)。現時 她每天工作12-16小時,於是她只睡四小時。

星期六, 8月 16, 2008

利東街歸入地產分類

利東街重建招意向 兵家必爭 地價80億 提供1300伙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0814/4/7p9p.html


  從今天起,利東街只會在地產版內出現。究竟是誰出售了香港?

聆聽練習 - 陳巧文

  各位有聆聽毛病的市民,請接受以下訓練,理解一下陳巧文小姐的真實想法。

聆聽練習 (1)


聆聽練習 (2)


聆聽練習 (3)


聆聽練習 (4)

星期四, 8月 14, 2008

天水圍作為「無形監獄」

  繼早前食環署掃蕩在屯門公園內的中年音樂派對,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的表演人士被民建聯為首的區議會批評為精神病患,類似的場景又再在天水圍上上演。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0813/4/7oi6.html

所謂「法律不足」

  這些有關城市空間使用問題的癥結眾說紛紜,不過大概每一次都會有保守人士(而非保育人士)會挺身而出,將一切問題都可歸結於法律的空白。據稱,這些暴民挑戰地方原意的事件,都反映必須要更多更多的法規,搗破這種「無序」的「亂局」,務求「方便執法」。

  可是,這種說法,猶如將儼如牢獄一樣多的新市鎮規條視若無睹,在不理會不反省這些法例是否恰當的情景下,就把這些所謂「違規的混亂」說成增加新法令的理由。然後把持著理性、進步的姿態,捍衛及重申原本被評不公的執法者的角色。

新市鎮的「指令空間」

  若果不是法律不足的問題,究竟答案在哪裡呢﹖對我們這群David Harvey愛好者來說,什麼都可以向香港本土的歷史地理叩門問路。

  回顧公屋發展史,新市鎮除了可以演繹成殖民時代港督麥理浩的恩賜,或者是Manual Castells 所謂一種為了方便資本家進行生產的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建設,但近年來更多說的新市鎮作為一種行為管理(conduct of conduct),一寸一土都是指令空間(prescriptive space)。在70年代新市鎮的雛形裡,公屋就是居住、公園就是休憩、商場就是消費,沒有cross over 的餘地及允許。這種70年代新形式的現代功能規劃管治,透過市民日復日的空間生活實踐,使他們自已告別原有同一空間、多種功能的生活方式,與及箇中不同生活功能相互交集底下產生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可能。

  這種狀態在新城市治理下的新市鎮管理愈趨極化。近年來對小販、街頭活動、的零容忍政策,城市內政府及公眾對公共的恐懼,甚至去到當一群人走過公屋範圍也會被保安問長問短的地步。有形無形的指示與規範已經普遍存在,城市內市民的腳步已經被集體規管,你們還敢說,我們還混亂得必須要增多的法例來打壓市民在公眾地方集會與活動的自由﹖

逃逸或死亡的「無形監獄」

  故此,我直截了當把新市鎮定義為無形監獄,作為問題的終極答案。意思不只是它在各處空間都充滿著規範的本質,對於活在新市鎮內的市民來說,他們對自身權利「集體上的不自知或不自覺」,才是引致派對一次又一次被掃蕩的原因。

  許多新市鎮的上一代,即我們的父母,都將他們的青春與希望放在年輕的子女身上。從內地到香港,生活本來就是這樣艱苦,比較沒有「被規管」的概念意識。而下代的年輕一輩,在這片 沒有本土歷史的土壤上成長,不可渴求他們能想像出一種新市鎮以外的生活形式,星期一至六的白晝屬於出出入入,晚上的時間都歸於無線劇集,星期日近則倒頭大 睡至黃昏,遠則北上按摩揼骨,或者到市中心集體消費,周而復始周而復始。就算是實施了公屋扣分、深化公共空間行為管理、公屋私有化等孫明揚惡例,都可以繼續於Wii、NDS的虛擬世界逃逸。

  他們鮮有質疑,鮮有意識集體捍衛自身的權利,往往使「法律不足」的論述者有機可乘,同時亦助長了執法者濫用權力。面對這所牢獄,卻被我一位來自赫爾辛基的博士朋友一語道破:「住在新市鎮內的人口,他們為何還沒有被悶死?」

城市權利必須捍衛

  城市權的命題,就是要把你放進一處水深火熱的境地,去認識,並且詢問,究竟誰才有權使用城市、居住在城市、甚至改造城市。天水圍街坊在公眾地方的表演正是城市權利的一種體現,他們不僅用不同形式使用河邊的行人路,而且參與改變著都市的景觀,而活動卻遭到警方以簡易治罪條例控以遊蕩。天水圍重重的交通阻隔,加之以市內南北資源的分隔,已經是一個完完整整的「有形監獄」,我們是否還要消滅這些營造互助社區的公共場所,以有形無形的規條強迫那些街坊全部返回家中,讓各種社會問題發酵才安樂﹖

  雖然怎樣使用的問題可以繼續討論,但似乎在現有的規劃、法律、執法體制內,根本就沒有一個公共機制決定市民如何使用這些空間。在這種無邊的規範狀態下,我們的城市權利必須得到捍衛及提出,才能有效保障活動不會遭到無規管下的執法者的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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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什麼是城市權利,請參看Right to the City Alliance的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