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文章經常有一種辯護的寫法，往往將論文命題做‘In denfense of’ 一事情，譬如有惡名遠播的規劃學術大師 John Friedman的 Good City: In defense of "Utopian Thinking", 馬學巨頭 Bertell Ollman的 In defense of "Marxism", 重有一些新左翼會執筆而書的 In defense of "Socialist Planning"。寫開有個譜，我也要寫一篇"G9: In defense of geography research"
上年暑假去甘肅十天過了一個難忘的文化苦旅，用了5年的Canon A70受到兩次沙塵暴突襲，先是在羅布泊附近的國家沙漠公園刮去了它的頭蓋，迅速飛往無邊的沙海；還有在最後一天與中大Alex 攀爬沙丘，背包嚴重入沙，開關已漸見毛病。直到十二月到了印度，可能由於水土不服，在第一二天拍到很多目眩的照片，第三天經已失明，整個行程要依靠鄧生、Tammy及阿Ray的相機紀錄。回到香港經常在兩處地方介紹印度城市經驗，沒有自己的相片，總是講不出聲。
在歐洲的殖民史裡，地理學辦演著一個很重要的共謀角色。照一些回顧研究的分析，十八-十九世紀時，皇家地理學會會每年舉行一次地理學術會議(現代學術會議的雛型)，學者們收集世界各地"未被文明洗禮"國度內各種資源的照片，在大英帝國總舵打報告。一方面，這可以理解為一些資產階級玩意，互相分享異國情調相簿；但另一方面他們亦定位了各pre-殖民地內的資源，為殖民征服戰略提供了重要的資料，Edward Said 的東方主義亦在拍攝清朝內港口的孤帆遠影、落後的印度生活、上身全裸的島嶼住民的過程，透過"空間的生產"得以系統的建立。
一部相機的威力卻在百多年內也沒有大改變，自從戰後這種軍事科技融入消費主義的一環，人人都持有地理學者的入場劵。而地理學者，仍然需要照片作空間描述及表現，將一些論述的迷思實地解剖，反之亦然。
用慣有Canon A系列的，很快就可以投入G系列的世界，操作差異不大。加胃建議何不買一部單鏡反光，價錢相差不多。唯現今的地理時空瞬息萬變，每一刻也有大事件的可能，一部可以隨時攜帶的相機，對要經常捕捉城市脈絡的並無他選。沒有說太多的話，拿了在港大富裕學生賺到的錢，一下子入店買G9。到手後，如劉華一般先轉上半身，頭也不回的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