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二十世紀初，這個當人類學仍然與西方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及生物學緊緊扣連的時代，人在「文明世界」內仍舊遭到粗暴的對待。為了證明種族的優越性及合理化西方的全球殖民計劃，西方人類學當時借助生物學的方法，分析不同種族的特性、建立層級系統分類，透過科學的描述建立一種「不明」種族（縱然他們一直存在於同一世界）與文明的距離，這為當時西方的殖民侵略提供了科學根據的說辭。對於未經他們確認的人種，他們都予以厚待，包括在人類學週年日舉行部落展覽會，將印第安人、爪哇人、「非裔人」等請到會場被評頭品足，尖牙齒、會拍攝、懂表演的剛果少年澳塔‧本嘎甚至被帶往當前美國的人類動物園觀賞，被傳媒稱他為「美國唯一真正的非洲食人族」(the only genuine African cannibal in America)。
雖然這段人類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但我們這群「80後」因高鐵事件忽然成為了廿一世紀的「新」品種。媒體及評論喜以描述「80後」的文化習性、性格及行為來為這一代人填充，彷彿我們初來報到，二十年來未被發現一樣。在粉嶺北諮詢會開始前警察、民政署、規劃署、土木工程署的職員都煞有介事地包圍著我，嚷著要了解我的行動傾向、興趣特徵，像在觀摩一頭從不被認知的物種，或者要實務地辨認這頭物種是激進還是溫和，儘管在過往的諮詢會上，我們其實是各自為政，不相往來。
「80後」轉念
現時「80後」所遭受的注視，是否代表我們的社會開始復興一種原始的生物學來理解現在的人和事呢？這是可佈的，亦需要扭轉的。自從呂大樂一改傳統本地社會學的階級視野，將城市內的人口進行代際劃分，嘗試對不同世代的集體處境和經驗進行歸納，公眾的問題意識已緊貼著當年為西方殖民擴張服務的人類學──以生物學作為分類的方式。這種理解模式是描述性的，能夠回答分類底下的人是什麼模樣。然而，這種康德式的實踐是一種科學，對於法國哲學家福柯來說，絕不足夠。他認為，我們需要認知「人不只是什麼(what man is)，而是由什麼構成」(what man is made of)，需要將人從一種普世的主體轉化為具歷史／文化／社會內涵的主體。這種認知的轉化、一種紮根的人類主體「觀念」的建立(而不僅是描述)，才能將人的潛能勇敢地釋放出來。
「80後」的提倡及使用正正有著這種轉化的願望。當我們在討論高鐵事件中青年人介入的定位時，曾有論及用「青年」還是用「80後」作為未來反高鐵運動的一面新旗幟。有參與者提過不要用「80後」，以避免掉入現有的分類之中，易被標籤。而我亦有解釋要使用「80後」一詞的原因，就是「80後」背後含有一種「青年」難以在字面引申的時空前提——我們都是歷史的嬰兒，八十年代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簽定，有被港英殖民管治的經歷，然後見到回歸後種種變化，現在正面對香港與內地高速融合的區域規劃，如無不測，亦將會在有生之年看到香港2046年的終結。選定後，「80後」成為了根植於本土時空的一種觀念，由靜態系統的分類描述轉化成一個對於過去、現在與未來所預設的時空的躁動不安的群組。這種觀念所引發的政治烏托邦是進步的，因為它暗示著一種不甘成為過渡、相信能夠改變現在的發展、可以扭轉未來的建構主義，染有一點對發展主義下的末日危機感，同時帶著一點未來的子女可能問我們為何什麼也沒有扭轉的憂慮，並且能夠有效把人的潛力及情緒，指涉向一種當前暴露的發展模式，就如高鐵。
從「80後宣言」公佈當晚開始，它不只是表現出80後青年的進步性，80後作為觀念已同具激進性，與以往不再一樣。
政治觀念的復興
「80後」一詞沒有因其意含苦澀而息止，反而迅速搭上了現代訊息的河流，伴隨高鐵事件共同發酵。當然，將「80後」升上殿堂的初始過程中，得到了許多批評者及高官的鼎力「協作」。雖然他們依舊以固有思想來質疑「80後」可否系統地概括、分類或形容所有青年，傳媒努力發掘生物多樣性，曾俊華還要透過一些「80後」的AO來證明自己理解「80後」的特徵。，種種非觀念性的回應，都有助擴大了「80後」的對話空間，同時確立了「80後」觀念內容本身 ，因他們集中於80後特徵的爭執，而忽略了「80後」根植的時空前提。
我在網上留意到青年民建聯的張思晉開了一個「我都係80後，但我唔鍾意激進！ 」的Facebook Group。按以上轉念的解讀，組名則成為了有趣的謬誤——一方面它在協助確認著「80後」這個激進的觀念，並幫助它在網上流動，同時又否認自己激進，更要以感嘆號表示。我們期待他們懂得從觀念上批評，哪怕是抽象得如「中港融合會帶來很多就業，因此『80後』的未來將不會是被欺壓而是有前途的」，卻從沒有出現。我們看到建制派不單讀不通對手所思所想之餘，還要幫了別人一把，其前景實在令人憂慮。
另一邊廂，「80後」的觀念將是前景光明，並無歧路可言，由於轉念後的觀念得不到挑戰，反而繼續得到逐步的承傳。若果冷戰後的世界再沒有政治概念能激發起創造性，令固有勢力有機可乘，「80後」所反映的，是政治復興的能力，再度回歸到人民／青年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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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有關康德與福柯對人類潛能的討論，可詳見David Harvey (2009) 新作---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2009
刊於一零年二月號《中大學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