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不平衡的點‧線‧面

圖：惠州中鐵的高鐵廣告

(刊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明報．世紀)

　　觀乎政府對高鐵造價估算的百多億落差、不少部分仍然留白但已在環諮會「過關」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IA)、在收地、工程滋擾等方面諮詢過程的粗疏，反映了現時高鐵的工程可能因為某些「不能說的秘密」，在未經仔細考慮下就要「快、狠、準」地上馬。環境影響、成本、目的、危機等問題通通眾說紛紜。這種欠缺周詳考慮的普遍症候，已不得不使某些著名學者如牛津大學規劃理論家Bent Flyvbjerg教授一樣，開始探討及理論化東亞及中國內因為要加速某些經濟發展而建的高速鐵路如何從新將危機概念包裝論述成安全無礙的政府行為。在這意義上，我們已經開始感覺到這種急性而行所帶來的禍害。

　　然而，其實高鐵的確有一樣東西，讓我們知道決策者是經過慎密考慮的。而這種東西往往不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是高鐵建設的目的本身。

加劇城市資源的不平衡地理狀況

　　依照近月來港鐵與政府的舉動來看，高鐵意圖製造的城市局面雖不能說是相當明顯，亦仍然有跡可尋。事實上，行政會議及鄭汝樺局長亦說得十分清楚，高鐵的總站是必須要建在西九龍的，打造西九龍這一區位本身就是政府及港鐵要興建這條高鐵目的的構成。是故，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何政府對於近日公共專業聯盟經過精心研究而所提出於錦上路興建的另類方案，遭到了政府不足一小時內的「秒殺」，迅速以五大技術理由回應方案的不可行，堅持西九龍建站是無可避免的。

　　畢竟西九龍的區域優待只是計劃其中一部分的局面，而另一面的世界，就是高鐵在西九龍之外的市區及鄉郊地方。從地理學的視野觀之，這條高鐵的空間性就是一種點與線的分配遊戲。點，就是車站，及其所帶來人流及地價的益處；線，就是隧道及其所伴隨的通風口、救護站、工地等對走線地方的損耗。他必須是一個全局，並不可能只認為建設高鐵只是一個站的考慮，線的設計亦是高鐵走線不能略化的組成。

　　若果總站必須建在西九龍，根據這種點與線的分配，就同時代表政府決意要將線路的利益轉移至西九龍。這種稱之為不平衡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在廣深港高鐵的個案中尤為明顯，它將會是一條因速度的局限而令走線影響範圍前所未有的廣闊，將經過米埔、牛潭美、菜園村、經大霧山到荃灣象山、三棟屋村、嘉翠園、華景山莊、美孚、南昌及大角咀舊區影響五千戶居民，所牽涉的不只是工程的地傳及氣傳嘈音，根據環評，這些嘈音往往是永續性的，而約十多塊市區用地將會被徵用及永久佔用。而這還可能令當區租值下降，甚至可以因隧道的存在而失去了重建及發展潛力；反而，整條高鐵能從中得益的站只有一個——西九龍。不計算所有香港人要至少花五百多億打造一個天堂，在地理分配上，這將會極端地將新界及市區的各方面資源大幅度地吸取至西九龍只一個地方。執意「長途跋涉」地建站於西九，就意味著同意一種大規模轉移走線附近資源的空間佈局，加劇了城市資源的不平衡地理狀況。

土地發展體制的延伸

　　為何政府仍然趨之若鶩，要勞民傷財、牽連大波的創造這種地理差異的格局﹖表面上，我們近來聽到許多有關不建高鐵就會被「邊緣化」，從而解釋興建高鐵的必要性，但不少都是有欠事實根據的。事至今日，政府仍然沒有公開它如何估算可以有每日99000人流使用高鐵的效益，其他估算資料亦十分封閉，只強調不建高鐵將成孤島、被邊緣化，情感上的威嚇多於實質的判斷。

　　實際上，若果理解到點與線背後的「面」——高鐵背後的社會經濟過程(socio-economic process)，我們可以看到高鐵的興建與香港土地發展利益存在莫大關連。一手由政府扶植當前的兩大土地發展體制：市建局與港鐵，在今年的施政報告裡面彷彿變成負責批地的公營機構、政府供應土地的新渠道，重建及建站愈來愈與實際需要偏離，製作市區熟地(可用土地)以滿足本港土地利益集團的私欲往往成為考慮建站的位置、衡量與目的的重要因素。

高鐵的討論就是經常都放在區域融合、未來效益等較「遠」的觀察點，使我們未有從城市尺度去考量，從而察覺到西九龍將會有多塊土地透過勾出，勢必變成豪宅地出售予大發展商。另外，下月立法會財委會650億的撥款申請內亦預備了愈百億的「非鐵路開支」，用以建造地基及隧道等工程，以配合日後西九上蓋的發展。這種「配合」使我們明白原來高鐵的問題並無太大新意，背後揮之不去的幽靈，依然是政府為了撫平既往土地利益集團對土地的「熱衷」，以至其必須製造「抑」高鐵走線「揚」西九龍的地理局面。

無論是自然地理與城市環境、米埔菜園村或是荃灣大角咀、被逼遷的村民或是因走線而受影響的居民，都因這個高鐵打造西九龍的空間分配過程而付出沉重代價。就算行政會議已經通過興建，我們仍然不禁要問，這種城市資源向土地集團的集中化是否我們期許的分配﹖這又是否公義之舉﹖

文：鄧永成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新界發展概念詞典——略記《新界變陣》研討會內的前沿討論

(上圖引自Hong Kong Industrialist)

　　新界不僅是近年來政府及發展商目眩神往之境，也成為了很多概念的實驗場，各群體試圖透過論述新界發展，從而得到認知上的澄清、利益上的捍衛或政治上的爭奪。在7月18日於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舉行的《新界變陣》研討會的討論中，百多位參與者連同四位認知各種新界問題的講者(規劃署副署長梁焯輝、長春社理事長熊永達、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及菜園村支援組成員朱凱迪)，共同生產了一籃子有關當下新界大規劃發展的概念與視野，嘗試切入正在爭議得如火如荼的新界發展。如能把箇中重點討論深入整理與議論，將有助我們構想新界的未來。


新界性別工程

　　首個要突顯的是一種女性主義的經典思辨。討論新界議題時，還以為劉皇發為首的新界鄉事派曾揚言要強姦陸恭蕙這種父權主義已不復出現，原來各種男性本位的話語仍然在新界話題裡處處可見。當中的轉向是，不再像以往的新界男性透過一種空間的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將女性排斥在新界以外，現在則以想像新界成為從屬的女性空間，為既有發展邏輯建立合法性。當日，規劃署副署長一如既往政府的風格，如早年女性主義地理學者Linda McDowell所言，展現了一種在男性本位的城市/鄉郊想像。按此，新界鄉郊不被看作為具有主體性的地方(自主的經濟、社區及生活方式等)，反而被編配成一種所屬的位置，為了生育原因(滿足未來人口需要)建立新界要配合發展的理由，並以各種「客觀」程序與數字合理化之。現時要配合的「生育大計」，就是零七年來曾任權要將香港估算成一千萬人口的城市，接下來其他在新界的發展項目「需求上」便來得有理有據。

　　陳文鴻教授對新界的形容亦帶有這種影子，像要還原四百年前笛卡兒式的二元分化(Cartesian dualism)，從理解上將思想與身體兩者割斷，一種典型女性主義研究要批判的對象。在會議期間，他多番強調理解菜園村村民在情感上對家園的熱愛，然而必須「理性地」考慮城市規劃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概念上城市是不容許土地被(菜園村)居民「私有化」、必須要將他們公開一起享有，惹多不少在場人士批評他的說法為「達爾文主義」及忽略對村民情感上的尊重。參與會議的村民阿竹甚至當場問及除了概念上的「說瞎話」，陳教授有沒有到過菜園村考察，有理解過日常經驗的生活實踐。

　　這種性別建構工程，將新界地方建立一種屬女性的論述，似乎除了只會縱容一種只在重覆強調「理性」的發展，並把一些正在捍衛其居住權的居民塑造成非理性的主體，別無益處。


城鄉關係的廢存

　　將新界想像成從屬的身體而讓新界的郊區城市化，是城市與鄉郊之間其中一種可能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的確是每個城市都需要深思的。究竟，我城還需要農村及郊區嗎？城市和郊區之間要建立一種什麼關係，要侵蝕還要並存﹖這關乎城鄉關係(rural-urban relationships)的討論在研討會內由陳文鴻教授提出，他從整體城市尺度出發，指出香港不像其他城市一樣有城鄉關係，只有城市面向或城市化。如他較極端的形容，新界基本上「沒有農民」，只有綠帶及休閒農業，同時政府對待農業都是「比較懶」及「一刀切」，導致什麼也不能養，亦沒有農業政策扶持。

　　而就著城鄉關係應該如何發展下去這一問題，講者的態度顯著不一。副署長強調新界保育與發展之間的平衡，陳文鴻教授直接地指出除非我們能夠將新界農地進行「產業升級」，製作「西班牙火腿」或耕作「法國薰衣草」，否則我們要積極考慮鄉郊的都市化。熊永達教授及朱凱迪先生則從另一方向回答此問題，他們不只重申現在鄉郊發展相對城市發展的局面，同時也提出「我們希望有一個什麼的新界」這建構性視野。熊回顧三十多年來他在長春社的經驗，指出七十年代港督麥理浩「大手筆」之後，郊區已經再無任何增長，而回歸後董建華曾經將大嶼山增加入郊區綠帶這無量功德，亦被違反既定規劃程序的唐英年期後用一份以盡量開發為原則的大嶼山規劃概念圖取代。因此他邀請各界人士，當都市化項目入侵新界時大家僅記好好守住城鄉的邊界。朱凱迪更加確立了鄉郊規劃的必要，指出政府一方面強調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對農業發展卻隻字不提這種政策分裂的狀況，重提本土社區經濟的重要。


「全世界都在保育」

　　雖則論壇內火藥味濃，支持城市化的與支持農菜發展的分野明顯，而四個講者角度全異，但竟然都一致在說「保育」。這種「全世界保育」的現象，朱凱迪形容是近年的一種新轉向。他觀察到當「保育」這種城市價值觀由以往的環保團體辛辛苦苦地「打回來」，以對衡政府及地產商的發展主義，這些利益團體也並非只會坐以待斃，它們懂得「食言」(消化字眼概念、轉化成它們的本錢)，而最後它們也在「保育」——「收編」環團協助它們發展項目裡一些保育項目、將鳳園的蝴蝶轉變成樓盤的賣點。

　　在這種朱稱之為「變蝶成金」的做法所有人都似乎在保育的情況所能指出的可悲現實，反是沒有任何人真正地在做「保育」。發展商及環保團體合謀的計劃往往都是在既定的發展框架以外點綴的一些小項目，而真心關注這種發展主義的民間團體，當發現連「保育牌」也因發展商的吞噬而失效之後，也在重新構想如何再論述新界的發展問題。熊永達教授亦同意因現時只有環境影響評估(EIA)，發展都未能涵蓋對環境保育以外的社會影響，故可以朝向要求政府對大型發展項目做「社會影響評估」(SIA)這方向爭取。


融合的自然與政治

　　論壇內的人都不會爭議的，是當下新界發展是由於珠三角融合的勢頭而來的。廣深港高鐵、粉嶺北三合一新發展區、禁區開放、蓮塘口岸開放等等，與其說純粹是一種在香港內發生的城市政治(urban politics)，亦難免迴避新界的爭議同時也是區域政治(regional politics)，即珠三角融合的處境下衍生的問題。

　　反而論壇內值得斟酌之處卻是討論這種融合(的必須性)是「自然而然」的還是「政治使然」。相信融合乃「自然而然」的陳文鴻教授，透過假定了一種時間線性的二元對立，即「以前殖民地自己顧自己」，現在則處於「一國兩制下無可避免要與內地城市連結」，建立回歸後融合的必然性，若果還當作自己是一個「獨立王國」看待，香港就很容易被「邊緣化」云云。而往往，這種理解除了因簡單直接而讓說服力得以增強以外，對於判斷當下發展形勢，其實並無太多好處。這類「討論」近年來時常發生，記得在某一個場景，當有一群以往關注本地問題的學者，近年來都以同一種對立概念和唱一種中港融合論時，陳景輝曾指出，我們不論回歸前後，其實一直都與內地連結的，在六四事件與天安門母親連結、在汶川大地震與四川母親連結，社會民間各界人士與內地的關係「本身」已經存在，何來「自己顧自己」﹖故此，我們可以更清楚理解到，這種強調回歸後便會自然融合的說法是從一個政權而非社區及民間的狹隘角度出發去考慮的，他們其實說的是「港英政府」自己顧自己，現在是「特區政府」要鼓吹融合，卻以融合過程「自然而然」混淆了「政治使然」的本質，這種將政治自然化(naturalizing the political)，說成不能逆轉的趨勢，才是當下新界最大的政治。

其實，這個討論未能在《新界變陣》中開展，各位都知道這沉默的原因。當日在朱凱迪提出此政治現實之時，立即遭到其他講者拒絕此說法的萌起。似乎，融合的思考已成為現今最危險的知識，敏感程度達台獨、藏獨及彊獨的水平。而其他研討會當中談及的「開放/封閉」、「可持續發展」、「邊緣化」等還有待深化的概念，亦必成為未來新界發展過程中概念上最敏感的爭端，我們未來無法逃避的一些課題。

土地經濟 遇洪而開﹖

【明報‧城市裝修】

　　從最宏觀的角度看，香港三大所謂「支柱」行業中，金融業的性質是吸取周邊地區的資源，將各地的剩餘價值集中化 （centralization），與物流業一樣槍口對外。然而地產這一行業，卻是透過挖取城市內部各種生活領域的資源，透過持續不斷的漲租、改造郊區、 惡化空氣質素、甚至土地的剝奪（dispossession）才能夠暢順運作，是集中化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 of centralization），亦是香港表面上作為亞太資本的首都（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往往被忽略的「裏面」。

　　香港人在整個八、九十年代投入炒樓、SARS 期間更樂此不疲、直到次按風暴仍未過去的今天還是熱烘烘。吃自己吃了三四十年，如果要在這個如洪水猛獸般的經濟危機反思，就應當為地產發展模式來一次歷史的反芻。

土地經濟的歷史地理

　　曾經訪問過一位根正苗紅的香港人——1942年在石硤尾木屋區出生，經歷大火，然後安置到七層大廈，結婚後上山蓋木屋，清拆後租住唐樓；八十年代開 始炒樓，八十年代中在市場波浪的翻船，失去婚姻成為工人；九十年代板間房被收地重建，上公屋後轉做清潔工——她一生都與香港整體土地經濟環環相扣。當問到 她為何要買樓的時候，她直言七十年代的她根本「沒有買樓的概念，更別說炒樓」，「要住的話便上山搭間千呎木屋，不習慣便租，為何要這麼蠢會買房子回來」。 她的炒樓行為，忽然變得不可理解。引伸的，正是究竟香港人什麼時候開始才熱中於地產這玩意的？整個地產發展模式是何時活躍起來的呢？

　　其實自六七暴動以降，遠東、金銀、九龍等新交易所相繼建立，華資在兼併了不少退卻的英資資產之際，同時容許了它們初嘗股票市場的龐大資金。引用地理 學者鄧永成的概念，一個由華資地產商、港英政府與發現地產有利可圖的股民的「土地發展體制」（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已經初步建立。它強調交易價值的網絡，大大改造了香港人視土地自用、視房產為家的概念。它是城市命運的巨輪，主宰了我們四十年來城市發展的 格局。

　　這種土地發展模式當然不是唯香港所獨有，是一種非常極端的複合。它不止於如城市地理學者Andy Merrifield所指出，像美國 那種地產利益與州分內政治勢力有勾結的深刻傳統；它又像整個東亞整個地區內的權威政府（strong state）一樣，國家與城市往往以公權力「協作」這些土地利益的交和收，如提出公私營合作的概念，合法地邀請土地利益參與分享。它特殊且極端的，是因為香港曾屬殖民地，英國 人上岸後「普港之下莫非皇土」，政府至今還是最大的土地利益集團。因而這個「土地發展體制」比起世界很多地方都來得更明顯、更直接、更堅固、更「勾結」。

拚命多於創造

　　當然，這種殖民時代的勾結向來都十分複雜，土地利益的輸送可能並非出自純經濟的考慮，政府甚至在經濟的效益上適得其反。以上那位地理學者曾在八十年 代算了一道大數題，發現原來前港英政府的從土地得回來的收益，根本無法抵銷各種為了這地產經濟而消耗的成本，包括交通配套、行政架構等等。土地經濟使政府 帳面豐碩的理由，只是由於未計算整全的總開支。姑勿論港英政府背後懷着什麼經濟以外的因由（詳細可參看羅永生的《殖民無間道》），在沒有經濟利益的前提 下，被學術界詬病為一種「拚命多於創造」（Desperation than Inspiration）的經濟模式也並不為過。

　　因這（非）經濟勾結之故，當八四年中英草簽限制回歸前土地發展數量，政府不是帶領香港邁向一種新經濟反是把地產業視作龍頭，忽然關愛舊區環境質素，實質在盤算着市區重建 這些不算在內的土地，以保財閥經濟的繁榮及光榮撤退。董建華 年代一份施政報告更提及過一項瘋狂的創舉 ——在十年內開展二百五十個市區重建項目，以闢地餵飼整個利益體制。這引發市區生活十年浩劫，居民維權運動處處，直到現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才稍有一刻的屏息。

　　「土地發展體制」像是令大家參與其中，獲得利潤。但從整個歷史地理的過程來看，故事更多的似乎是像起初受訪者的生涯一樣「拚命多於創造」、各種別樣 城市經濟的可能因土地租金而遭到排拒、政府政策受地產利益把持、多少舊區居民被遷徙、多少本土經濟被破壞，全都是本地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痛苦不斷的現實寫 照。

偽開放與真正的封閉

　　既然這個體制遺害深遠，既得利益當然是拒絕改變的答案，但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合理化自身呢？我們日常所聞，都拿發展與反發展兩種二元對立，謂之若我們死守老樹，不開放土地來發展便會被邊緣化云云。這種「開放」與「封閉」的概念，是支援整套地產發展論述的關鍵詞。

　　為回應這爭論，人文地理學者瑪西（Doreen Massey）曾做過一個具啟發性的研究。她選了兩個地方，一個經常被認為是全球的、公共的、流動的、開放的科研實驗室，另一個是被經常想像成本土的、私 人的、凝固的、封閉的家居。表面上，實驗室是每天有國際性會議、全球「精英」匯聚，經過她長期在地考察，發現實驗室其實也封閉得很，不僅是排斥其他功能的 單一經濟活動、有保安員禁止進入、而且根本十分具本土性（一種作者解作為植根西方傳統、強調理性的知識生產）；而家居也具備各種開放的活動，能夠集居住、 工作、娛樂等功能於一身，家中電腦的功能很多時候都不比工作環境的少。因此，關於這兩種不同時空流（time-space）的問題，她認為不應再問什麼事 物本質上是「開放」或「封閉」，真問題是為什麼事物會被定性為「開放」或「封閉」。

　　按此視野，我們不難察覺這種強調現行土地發展模式體制不開放的地方。相比起具社區網絡、靈活運用地方的舊區街道與建築，要強調收益的新地產項目，從 設施到管理都相當封閉。反而，像舊區或新界鄉郊的經濟空間結構卻從不封閉。以往利東街一類的本土經濟作業，除了大門常開、童叟無欺、生意額大小無區外，比 起許多中環 的公司可能更加連結全球，連卡地亞 也 會找他們做生意。現在一個正被強調流通、融合、經濟開放的廣深港高鐵所影響的菜園村，除了像同文俞若玫所指，「是盛載豐富的生命歷史，是個睡、吃和育兒的 地方，也是她們工作、娛樂、聚會、以及增長知識、交換經驗及身分建立的場域」以外，其七八十年代的米產一直都是運往歐美的。「開放」一個本身也具開放性的 地方給一條只能連接特定地點的高鐵，骨子裏就是為破壞開放多樣的本土經濟的單一地產經濟建立合理性，產生的效果，只能是從開放走向封閉。

真正開放經濟

　　近年開始談融合，基建在新界郊野穿插，這種由集中重建市區闢地轉向至擴散開發新界的空間政策轉移，將觸發新一波由土地發展引起的災難，如古洞北、粉嶺 北內許多具開放性的經濟模式在幾年來遭到地產商收地逼遷。這個土地發展體制對新界這「新殖民地」所帶來的環境、人文及經濟禍害與新一波衝突，是委任多幾位劉皇發 也解決不了的事。唯有透過正視由來已久的土地發展體制問題，解除定性某事物為封閉或開放的習慣，才能真正開放城市經濟的未來。

文 劍青

把市區重建領匯化的一紙債券

　　潘毅教授在零五年一篇有關領匯上市(名為公民社會≠ 股民社會)的文章，不僅還記憶猶新，並且有重提之要。作為知識分子，她面對領匯私有化及再度上市的問題，甘冒股民利益之大不韙，點出如領匯這一類「公共機構以商業模式運作」的數個疑慮。而這種愈益普遍的城市現象，近來以改善城市環境為己任的市區重建局，亦找「標準普爾」評級為AA+，透過倡議發行債券，重踏著類似領匯這種愈益私有化傾向的道路。

債券發行的領匯式

　　發行債券究竟屬一種什麼的行為﹖市建局這一舉動與領匯又有什麼關係﹖經濟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對此有過本質性的分析。首先，發債涉及資金營運，他論述了資本(包括商業)在投資、獲利、再將利潤轉化為資金這一資本累積過程(它稱作M-C-C Model)，認為這運作並不僅是純粹在商業模型裡空中樓閣地循環而已。站在資金角度，它終結能否獲利，靠著它有否策略克服各種現實的政治空間問題——一種每分每秒鐘都在更新的不確定環境，包括可能的反剝削罷工、租金成本變異、建築工程「爛尾」、市民對項目的反對、政權形勢易手等等。

　　要刻服這個對資金本身的潛在「空間危機」，不管它是否已有龐大利潤作後盾還是已到達嚴重虧損地步，作為以商業利益為原則的機構，它們亦無法避免會想像不同的時空修復手段(Spatio-Temporal Fixes)，想像各種「技藝」保持空間「穩定」，加速累積時間，以為利潤作優先考慮。譬如，轉移投資的地點以迴避租金成本及市民反對、上市集資以加速和保證資金來源等，都是現今常見的資本修復策略。

　　同樣，發行債券亦是時空修復的一種，甚至堪稱為資本處理「空間問題」的最強武器。市建局倡議的領匯式，首先透過求助於「標準普爾」一類現時開始被廣為質疑的國際機構的評級，試圖繞過各種現實重建項目中遇見的居民反對的作參照，把原本重建項目內的變化因素量化為數字級別的參照點，令市民與領匯當時在不知不覺間將市民對發展土地的認知，巧妙地轉化為回報的投資。

　　除了這種認知的轉化，另一與領匯最為相似的修復，就是這種行為的政治考慮。發行債券對市建局並不是資金不足，歷年數據顯示巨額的盈餘，實在沒有純粹「急需集資」及「還富於民」的經濟理性。現在發行一小部分債券給小市民持購的倡議，當然有助其加速資金流入的時間，從而可讓市建局更有充裕資本在其餘城市空間賺取利潤；與此同時，最重要的是發行債券在政治上等同引入民意基礎，唯這些已經不是以公眾利益為理性的公民，倒變成純粹出自利益考慮的股民。透過發行債券，一方面能增強了市建局面臨重建地方阻力時的本錢(空間穩定)，但從市民的角度來看，重建區內的居民權利、保障等範圍則會在回報率的利益考慮下被忽視。事實上，零五年領匯上市，一群捍衛市民資產權益的團體，都因為這種與股民利益直接矛盾的關係，令他們的關注在社會排斥及隱沒。

債券做法偷步檢討

　　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市區重建策略檢討》，乃屬發展局而並非市建局的檢討，可有較闊的檢討空間。而近年來市民所期待的，應該不只是進行重建時那些重建策略的回顧，亦期望在近年對重建法例上的漏洞、對市區重建局的角色及定位爭議、市建局與發展局的權力問題等政策層面問題，可以作一番仔細的討論，避免重蹈領匯覆轍，為未來的城市發展更臻完美。

　　發行債券正正是一種臨界的灰色部分：它雖不涉及策略檢討的範疇，卻對日後整個市區重建的運作影響深遠。我們是否認同重建是一種可以視之為獨立於改善市區環境的純粹商業行為，民間亦有不同的見解。

　　然而，當下市建局先行倡議發債的做法，有前斬後奏之嫌。公眾檢討時一方面被鎖定在討論市區重建策略上問題，反而發債這種深化商業模式運作的做法，可以由於這類只屬於策略以外的市建局的角色/定位問題而束之高閣。如同一種挖土機的工作邏輯，挖土機已經來臨，背後的角色不用置疑，你要檢討的問題是，你希望用哪一種挖土的方式進行重建﹖是緩緩的挖還是狠狠的挖﹖在是次檢討內市民還未有機會參與前已自行作出發債的舉動，實負了市民在這次檢討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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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潘毅：《公民社會≠股民社會》，2005-10-05，明報

David Harvey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 Blackwell

浪費香港時間的施政報告---經濟篇

　　這位招聘而來的特首，一邊口口聲聲在訓示我們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並無衝突，可透過行政主導的管治帶領經濟發展云云，另一邊則在埋怨市民對施政報告中期望一些新的經濟措施及政策，是不合理的。說了一回，又搬出了一些陳腔濫調的、不知為誰而說的抽象經濟發展，只顧金融經濟亦不在話下。難以想像一個經濟想像力如此閉塞的城市，它的壽命還可有多長。

基礎建設破壞經濟

　　看他重覆著「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這個歷史的天大迷思，就可知道事情有多納悶他有多惹人討厭：

「基礎建設是香港發展的動力，七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大型基建推動香港躍升為國際都會。」

按著他上任是說過那一小撮精英階層向上流動的香港故事，城市歷史好像可以由他隨意詮釋。其實，上述提及的七十年代，他是否指如地鐵發展一樣的大型交通建設? 我不會否認他可以透過時間的壓縮令經濟活動愈加方便，讀過Harvey都知道這一招空間修復(spatial fix)是資本主義城市解決問題的老方法。但是，除了在建設中及建成後地鐵欲引起的租值攀升，大規模消滅了港九新界大量的地區經濟之外，它更是令香港的經濟模式引致地產主導的一項主要的工具啊。這可是基建對香港過往發展的反動面向，令原有香港一種多樣的、有地區性、甚至具社區性的經濟，在大型基建的蹂躪下，引領香港走上一條單一的，只懂地產發展主導的不歸路。

　　明顯的，基建往往只能間接帶動經濟發展，並且是某種經濟發展，從來沒有如他說「各項大型基建會創造大量職位及提升本地生產總值」這般完美。大量的投資，有多少掉進又是中信泰富又是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的庫房?大量的職位，有多少份能讓本地基層應徵? 八萬個就業的創造，似乎更像是一個有關數字的公關遊戲。

內容水份甚高

　　施政報告內的施政綱領，「基建發展，繁榮經濟」作為第一章的部分，其有關經濟的新措施只有三頁。餘下的十三頁，都全在重覆既往的經濟政策，內容水份甚高，拿了大部分的篇幅來濫竽充數，連一些研究可能性的未成熟政策都要擺進報告，包括：

"確保採用碼分多址（CDMA2000）制式的流動通訊服務如期及順利推出"、"進一步加強新興市場的經貿關係"、"繼續推動貿易自由化"、"積極參與世 界貿易組織的工作"、"確保《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安排》）順利有效實施"、"繼續支援香港企業建立及推廣香港品牌"、"繼續加 強對中小型企業的支援"、"繼續在商界的推廣工作"、"積極與本地持份者和內地旅遊當局合作，進一步推動誠信旅遊和好客文化"、"便利昂坪 360 和香港濕地公園暢順運作"、"繼續與演藝團體和旅遊業界合作"、"維持政府的資訊保安政策及作業準則於非常高的水平，並確保政府各部門切實遵行"、"繼續 加強公眾對資訊保安威脅及防禦措施的認知"、"繼續在添馬艦用地，進行建造政府總部大樓"、"繼續推動香港國際機場與深圳機場更緊密合作，並繼續積極推進 以鐵路接駁兩地機場的可行性研究"、"不時檢討航空服務的需求，並繼續制訂合適的發展策略"、"順利及有秩序地處理剩餘居屋單位""、"機場管理局共同研究在工程及環境方面的可行性"、"完成大嶼山物流園項目的詳細可行性研究"......

　　這大抵可印證，經濟發展，在他的理解中，不是什麼，就是基建發展。

「特權經濟」

　　這一連串納悶的綱要，每個重點平均兩段，最多時每個僅佔三段，但是唐唐經濟學詞典裡「葡萄酒貿易」的經濟發展則花了五段來述說。聽政府內部的朋友說過，這是一種文宣者的擦鞋方式。除了唐唐經濟見載於施政報告，「阿爺經濟」的蛛絲馬跡亦在內容表露出來：

「在財政司司長出任主席的「打擊清洗黑錢及反恐融資中央統籌委員會」的領導下，檢討本地的金融體系及相關預防措施，強化香港打擊清洗黑錢及反恐融資的制度。」

　　香港的財富管理從來都是靠內地黑錢而繁榮的，卻忽而要檢討本地(想清楚，如果是從香港的角度看，根本就不會用「本地」一詞)的資金預防措施，阿爺的經濟干預愈見明目張膽。甚至有一個分明是國家層面的政治策略「主動加強香港與台灣之間的交流，把握兩岸關係改善帶來的機遇，保持香港在兩岸交流平台上所擔當的角色。」，都竟然可能塞進成為報告內的經濟政策。

大型經濟(地產)大舉入侵新界綠帶

　　上述顯示得十分清楚，對香港政府來說，經濟發展只是金融及地產，其他均屬附庸。施政報告內也顯示得十分清楚，優化生活環境也只是營商環境的附庸(內文為「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追求環境、人文與社會效益」)。

　　然後到今天，地產發展吃地吃人的性格愈來愈劍拔弩張，就連以往近乎是貞操一樣的新界北後花園，一下子被可持續發展、生態旅遊等百答密碼成功地芝麻開門。落馬洲河套區、古洞北、粉嶺北、坪輋、打鼓嶺將會有基建穿插再穿插，發展一下低密度地產項目，是為之平衡經濟與環境。

結論：浪費香港時間

　　毫無創新經濟視野的施政報告，扶植單一大財團式的地產經濟，破壞多樣及較均衡的各類經濟模式，是真正減弱香港競爭力的元兇，浪費香港發展前瞻經濟體系的時間，也浪費我編纂此文的時間。

食物營養安全的距離

　　已經是深夜了，無法寫一篇全面分析自己對明天在立會審議立法的食物標籤的察見，就簡單寫兩句地理人的筆錄吧。

　　筆錄原因：社會科學對現代社會演繹「安全」一詞非常敏感，這往往就是政府在問題化的過程中，透過「安全」來對立地建構一種「危險」觀念的做事方法。等於基本法23條「國家安全法」一樣，因「安全」之名，建構一些「危害國家利益」的人和事。我們有必要認清這次為安全立法的危險之處。

　　最愛打爛沙盆問到篤的人文地理，對食物安全的問題意識有三：第一、我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與食物產生距離，分不清什麼食物是危是安，需要一些「專業」的知識告訴我們食物的危險之處呢﹖第二、「食物標籤」是否一個合適的方法去解決呈現生產環境的安全性? 箇中涉及一個什麼知識生產的生態系統，影響我們對食物的認知﹖第三、我們描述了這種地理(距離、空間、阻隔)的問題過後，我們需要一種什麼的食物地理，才能以策安全﹖

　　現代化學派會說，自從城市化，人口由農村走到城市，是一個進步及必然的過程。儘管與耕種與我們日益疏遠，城市人亦可透過各種「專業」、「理性」、「文明」的手段(例如立法、專業知識的生產)，再與食物連貫一種新空間關係，例如製造代表了生產環境的字句、標籤，令市民可以重拾與食物的親密，程度甚至可比落後的以往更加深厚。

　　與現代化學派若即若離的經濟地理學/環境馬克斯學派分析，會將「食物安全」理解為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食物與消費食物之間關係由一致(如在家中養豬)到分離(工廠負責生產、房屋負責生活)下，所產生的不信任結果。結論，可以是會預期一場推翻這種生產與消費之間異化關係的革命，或者是將這種矛盾關係推演作政府介入的原委，令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可以苟延殘喘，又或者，他們純粹確認這種資本主義的自掘墓穴，也是一種辯證、進步的過程。

　　當然，還有學者會警惕我們知識與權力的關係。誰在定義知識﹖誰在將知識專業化﹖這些群體指涉著什麼的問題主體? 這種語言得出的見解，並不是說增加食物標籤就能解決食物安全，反而我們本身就是因為太過依賴食物標籤的專業知識，才會產生這種安全的隔閡與危機。這一種透過將生產環境簡化成一種客觀、可比較的成份表，過程涉及專業知識與商業利益的混雜，西方知識的霸權......

食物諸侯的政治

　　故此，我開始相信一個新詞彙的客觀存在----食物諸侯。

- 營養師、化驗師等待已久，食物安全是他們的封號，專家形象是他們的食邑。

- 進一步的標籤成為各類西醫強化專業形象的方法

　　可能你會想，這些亦無損立法後，防止一些「不法」的供應商在現行標籤制度下魚目混珠。

　　我不否認是次立法可以阻止部分供應商現時偷天換日的行為，但亦不代表供應商可繼續在這個專家遊戲奉陪到底。而且，危險的地方在於：

1. 在更為深化的專業知識成為正統，成為市民認識食物安全的唯一時，恰恰就在取締著一種本土傳統知識。這些沒有能力參與這種專業遊戲，卻依存在另外一些有關食物的知識系統(如中醫原理、傳統飲食習慣)，勢必與市民的關係更加疏遠。問題不再是食物由少規管底下的無安全到多規管下的有安全，而是一種安全取代了多種安全(s)。

2. 當供應商與化驗師建立在一種顧主與顧員的基礎上，專業為供應商服務，這種關係底下生產的專業知識，是否可信﹖到時，應該都不清楚，食物可能變得更「專業」、「術語」、「分類」更多。

- 問一個更加過分，反詮釋學的問題---食物標籤是否代表中國文明的衰退，愧對透過經驗實踐累積下來的中國飲食知識，嘗百草的神農氏祖先﹖



簡結

　　愈寫愈覺得自己好像在問一些非常奢侈的問題，甚至企圖進論到我們應要有一種對現代性的反思，叫喊著與其繼續埋首相信「專業」的成份表，倒不如退後一步，思考一下在生產與消費、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也許，我是在問，在針對食物安全遭到再壟斷時，我們應該怎樣解放「安全」。

　　街市財記的自製豬骨湯、大埔農墟的有機蔬菜，生產者與售買者都站在面前一個無法移動的攤檔，似乎比自稱有能力偵測所有食品來源而經常出現判上判後無法考據的毒菜與來歷不明的改名魚類那些商店更值得信賴。離開專業遊戲、取消了生產與消費之間地理阻隔的本土農業與本土經濟，也許是立法以外一個值得發展的另類安全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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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按捺不住，寫了這麼多。

東莞見聞錄之規範與懲罰 (二)

二、現代工廠的規範與懲罰

　　曾有文獻指控研究管治的學者，忽略了經濟結構及資本的認識框架，說法有點不公允。看中國的現代工廠，他們集合了世界各地最先進的管理模式及英才，是擁有最前衛的「規範知識」、「獎懲制度」、「管理技巧」的地域。資本與管治從來密不可分，資本與工人之間的矛盾，必須透過空間的設計與技藝處理，而珠三角這結合各地資本的世界工廠，則發揮了規範與懲罰的最高境界。

　　今年參觀台資廠，聽過台籍管理高層介紹工廠的基本資料之後(七座大廠、3-4萬工人、生產電子零件、工人自由出入)，我們說希望去參觀工人作息的宿舍。不知是圖謀遭到發現，抑或是那管工心虛，要求被管理者婉拒：「現時正是工人作息的時間，可能他們會穿得比較少，因此有些不方便‧‧‧」固此，我們只能遠眺這些似曾相識的建築。邊走邊看，愈看愈似50-60年代香港用以提供勞動力予旁邊工廠、訓練工人時間觀的七層大廈。



　　離開的道路上，遺憾間出現驚喜。忽然發現兩旁設有駐廠社工，醫院，甚至「精神病院」。台資廠裡的「溫馨驛站」，它的英文名字叫精神輔導(psychological council)，再也清晰/蒙騙不過。



　 　噢，難以想像設計者建立這些「治療空間」的原委。究竟是如官方所言，為了幫助一群在不停勞動及思鄉狀態而產生異化的工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援，令他們可以更正面地面對人生，抑或是純粹為了生產一種服從於工作的精神狀態，令他們甘心情願地遭遇剝削﹖又或者，這個場所變成一種資本管治的技藝，把所有工人原本為自己權益 而組織起來的可能，透過身體上的「遙控管治」(govern at a distance)而自我消音﹖甚至會否有真實的案例，曾經把一些「滿口怨言」、「批判性強」、「煽動工人」、「非法組織」的工人，送交精神病專家和諧一 下，把他們的「病」「治癒」﹖

　　當然，這些都是我沒有研究基礎底下的福柯式狂想。忽而，這令我憶起維權人仕胡佳，曾被內地警察懷疑他有「偏執性精神病」，送往精神病院診斷治療。

　　前年去過清溪一處港資及港式管理的廠，似乎並沒有如台資的管治方法那麼「自由」。工人愈十一時不准離開宿舍，如有需要會要求工人加班，工廠處處，都蓋滿康文處式的口號，大部分都借衛生之勉強，實踐行為管理，如「關注自己健康，切必隨地吐啖」、「講究衛生，我愛永生(廠名)」。一看，就知是港式管理。




　　早年參觀塘廈一間美資工廠，騁請港人做管理階層，卻有另一種新穎的管理模式。他既不如台資的技巧那麼「自由」，讓工人自由出入，並把「問題」留給專業的部門治理；又不像港資管理階層，以鋪天蓋地的康文署風格進行工人控制。或許美國佬欣賞日本仔多於香港仔，他們引進了日本工廠的「6S」，內容由這位讀BBA的香港人自豪地報告，包括SEIRI(整理)、SEITON(整頓)、SEISO(清掃)、SEIKETSU(清潔)、SHITSUKE(素養)<--港管譯作規範、與SAFETY(安全)，是「一個經實踐証明非常有效的工作場所管理工具，改善工作環境並提高機構的生產力」。



　　美管、港管、台管各施各法，製造出不同規範與懲罰的景觀。說珠三角正處於最初期或開始改良的資本主義階段，又或者走上香港七十年代的步伐，對以上擁有各種國際最先鋒的管治技藝的東莞市而言，確實太委屈了。

東莞見聞錄之城市發展 (一)

　　東莞這一城市是世界上絕對僅有的了。本地人口佔外省人口15%也沒有、年齡十八廿二、最重要的世界工廠、地方政府一系列「估你唔到」的創意計劃，這些特徵(當然還包括媒體封鎖)都是學者對東莞的城市發展持有無限興趣的地方。一氣呵成批閱了廿五份有關珠江三角洲城市發展的文章，搔不著癢處的居多。自己連續去了三年東莞考察，有三大點是如此的明顯，為什麼總是沒有人揭發﹖

一、近乎瘋狂的城市規劃

　　有常常回國內考察的，都總會被當地政府帶到一些規劃展覽館，他們好像很樂於介紹一些近乎瘋狂未來發展藍圖。將明明現在還是農田、草地等地方，以一座座商廈及豪宅填滿。都市計劃，彷彿變成一項炫耀式生產，供參觀者的目光消費。

　　以下是石碣鎮的未來城市藍圖，當地領導介紹時，東面的是新開發區，西邊的又是新文化區，然後那裡未來又會開發商廈，不知是否能夠或者如何實踐，亦不可知這些發展踐踏著的是什麼。


攝於東莞市石碣鎮的規劃模型


塘廈那個還要閃閃發光。


攝於東莞市塘廈鎮的規劃模型

　　他們敘述發展時都有一個共通之處，他們慣於將城市理解為二元的平面空間，好像sim city一像，任君盡情移動與建設，還很有文革時候「人定勝天」的意味。有一場都市革命正在靜悄悄地發生。而受發展影響的歷史、文化、環境，只成為一個照顧的問題，從他們口中，像是有其他諸如「博物館」、「公園」等分類處理掉。

　　規劃與發展需要土地，政府往往要出動徵地方法，來滿足城市化的慾望。當堆土機路過曾經歷土地分配的中國景色，農民的田產必然是鏡頭前最衝突的場景，是最要避免讓上級知道的操作程序。面對徵地，東莞塘廈發明了一些大膽的似乎狂想的大型社會規劃‧‧‧


攝於東莞市塘廈鎮的「農民公寓」

　　他研發的概念叫做「農民公寓」，是一種廿一世紀的「人民公社」。兩者相似之處，是政府將農民集體地遷移到同一地方生活；大相徑庭的地方，公社是將發展的成果回贈給勞動者的，公寓卻將農民市內全部的土地收回，在一個集中的位置蓋房屋萬千，給他們的賠償使他們夠錢買一個公寓單位，要他們在城市發展面前讓路。這樣的發明比較於本來保障農民在發展過程利益的農村股份制(Rural share-holding system)，搬上樓便算，甚至可以集中控制原住民，做法來得更爽直、快捷。

　　在車上那位幹部以興奮的音頻為我們講述這份傑作，似是為面前所有的地理阻隔宣示著劃時代的勝利。巴士跨過農民公寓的巨型牌坊，我嘗試坐在他附近，問他農民上樓以後的生計問題，沒有農田農民還能做什麼呢﹖他說：「大部分的農民都很富裕了，有些有自己的車，以後的生計就要靠他們在市場自力更生了。」他們上公寓後主要幹什麼﹖「多數都會去本地工廠去做工人，繼續靠自己生活。」市政府有沒有提供一些陪訓使他們能夠由農民轉營為工人﹖「有既，有既」，他說。

　　從想像規劃到實踐規劃，都體驗都一種強勢政府主導發展的瘋狂。利維坦，不愧是利維坦。

社會主義規劃

　　恰恰與紅酒地理學相反, 我用了一整天品嚐了一篇有關社會主義中央規劃的城市發展模式的文章。文中Sjoberg 借助社會主義國家戰後的城市發展經歷, 以冷戰格局歷史關係及地理資源局限作決定性因子, 提出了一套社會主義城規在不同時期的空間模型。這樣以歷史關係來描繪空間模型的企圖, 比起入數字出解釋的科技迷信, 令人再找到嘆為觀止的理由。

　　另一個重點, 他借力於Kornai 的短缺經濟(Shortage Economy)的概念, 在其上建立分配優次(Priority)的見解來說明社會主義空間區位的估量, 出奇地相容了大部分歐亞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語境 (除了二戰後已高度工業化的捷克外), 甚至找到容納毛澤東與克努曉夫南轅北轍的方針, 那共同的城市規劃的地理策略。

　　注意, 蘇維埃與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域那種前衛的設計理念及先驗性的資源分配, 是資產階層個人主義的城市規劃者一生也無法逾越的，以致現今城市發展願景的討論與未來福利規劃, 這種規劃模式都是最值得參考不過的知識。可是, 社會主義規劃的教育不會出現在殖民大學, 在中大亦是欠奉, 只有浸大地理獨市, 卻有如入寶山而空手回, 文憑在上升, 職位在上升, 什麼也沒有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