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與紅酒地理學相反, 我用了一整天品嚐了一篇有關社會主義中央規劃的城市發展模式的文章。文中Sjoberg 借助社會主義國家戰後的城市發展經歷, 以冷戰格局歷史關係及地理資源局限作決定性因子, 提出了一套社會主義城規在不同時期的空間模型。這樣以歷史關係來描繪空間模型的企圖, 比起入數字出解釋的科技迷信, 令人再找到嘆為觀止的理由。
另一個重點, 他借力於Kornai 的短缺經濟(Shortage Economy)的概念, 在其上建立分配優次(Priority)的見解來說明社會主義空間區位的估量, 出奇地相容了大部分歐亞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語境 (除了二戰後已高度工業化的捷克外), 甚至找到容納毛澤東與克努曉夫南轅北轍的方針, 那共同的城市規劃的地理策略。
注意, 蘇維埃與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域那種前衛的設計理念及先驗性的資源分配, 是資產階層個人主義的城市規劃者一生也無法逾越的，以致現今城市發展願景的討論與未來福利規劃, 這種規劃模式都是最值得參考不過的知識。可是, 社會主義規劃的教育不會出現在殖民大學, 在中大亦是欠奉, 只有浸大地理獨市, 卻有如入寶山而空手回, 文憑在上升, 職位在上升, 什麼也沒有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