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文地理學會邀請了一名加入學術圈還不足兩年的城市研究小蕃茄執筆敘述香港人文地理學的發展，還要於一個月內"review critically"，實在有點過份。在這個人文小圈子中枱底事件也常有聽聞，但有多少是真確的﹖有多少可被驗證? 有多少可以上載在期刊公諸同好? 日本人是否透過文章資料打探我方軍情，企圖加倍進侵? 缺乏歷史經驗底子，愈想愈胡鬧，但再想過來，資歷尚淺除了代表無肌肉也可以代表無責任，這是否啟示著天掉下來，勢必要人將"Critical" 的帽子安放在當今人文地理學的墓地之上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噢，就是這麼樣的話，我應該會以批判角度地對這個「發展」描寫一些失落及我個人的一點希望，就算是老細，今天也似乎無法阻擋這種摧毀時間與創造空間的渴望。或許我會一落筆就寫80年代以降地理研究的中國化與本地研究的夭折。這現象固然令香港地理學者在國際上喝到了第一口中國熱的頭啖湯，與此同時，香港本地70、80、90年代各種急速衍生的城市或人文地理現象，我們也缺乏人力與心力從多個角度的人文地理視覺好好解讀它們 (其實可能需要三五成群而已)，沒有出現類似西方一樣透過時代環境的急速變化，經過深刻的集體反思，產生一種具社會關聯(social relevance)的新地理視野，例如馬克思地理轉向(70年代)、文化地理轉向(80年代)、後現代地理轉向(90年代)等。不少方法上還在吃60、70年代的老本，或者盲目跟隨某些西方潮流來說人文景觀，本身就蔚為奇觀。
觀察本地最綜合性和最歷史攸久的地理雙年學術期刊---《亞洲地理》，便可以為上述情況察覺到一點端倪的足印。起初，我還以為我可以就住統計歷年來香港人文地理學者在此期刊內關注的議題，就能掌握整個學科的發展。原來，這份在香港創立的地理學術期刊的定位，一開始已經是跨地域性的，內容主要為亞洲各國學者的學術成果。有關香港的研究，佔三分之一也沒有。集體為本地一些人文現象及社會問題賦予一些詮釋與意義，從來不是主旨，但就著中國當代城市發展問題，它卻特意為此開過一兩輯特別專題期刊為香港學者提供共同開發的學術平台。
在港英時代，有鑑殖民者對國家資料防衛心態，政府對關香港的研究如規劃、房屋、交通，甚少為人文地理學者預留參與的空間。這是一個香港地理學者的角色問題。建構新視野時機的錯過、社會關聯的含飴弄孫、政府對學者的防衛心態，使人文地理學在香港辦演的角色變成相當有限。著名的當然有Terri McGee 70年代的香港小販、80年代薜教授中小型工業向上流動的空間策略、90年代當然不少得有薜教授(代表中方地理專家)與楊教授(代表西方地理專家)對建新機場的大激戰，總的來說，學科角色甚為幽暗，當中亦涉及自我幽暗化的問題，不像西方就算不被重視也嘗試強調地理學科的力量(Power of Geography)，不只支持並且撐地理(Geography matters)。
最重要的是，除了Smith 與McGee之外，以往大部分Human Geography也可稱為"Geography without human"。研究注重點放在機場多於乘客、工業多於工人、房屋分佈多於社區生活，簡而言之，就是欠缺一份對人類的關懷。研究主題，除了滿足了學者的「求知慾」與填補了「學術隙縫」這類抽象的追求外，究竟這些研究對於城市內的人們有何貢獻? 似乎，我們都一直不慣於以這種定位自己在社會中角色的方式，去想像一個地理研究。
可是，自回歸始，學術在政府公務的「參與」慢慢開始活躍。都市環境規劃、中港連繫的空間「潛力」、港珠澳大橋交通分析等政府計劃的「受判」，反映了學科與政府之間關係的增進。這種角色的轉變，是否就代表了人文地理的研究開始具有社會關聯的意義? 我們與社會人文現象的距離拉近了嗎? 我們有否為市民當下面對的城市問題(如市區重建、公共空間、都市貧窮、城市管治、地區發展等)建立一些理論與說法? 作為後輩或許我並不知道內情，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假如香港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就是我所描繪一般的話，如何展望一個學科的未來成為了僅存具有希望意義的部分。如無意外，我應該會這樣想像：
1) 開放人文地理學的發展空間，那怕先是模仿西方的學術潮流，能容許有多元、另類、具批判性的人文地理學的建立與發展，就有建立本地研究框架的機會，這也是90年代英國人文地理學界納喊的'Open Geography' 綱領。
2) 回復學術研究的社會關聯，學術與社會從來都沒有獨立地存在過，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必須體現於地理研究之上。我們有否抱有一種人文視野及價值觀，透過人文地理分析，為香港的社區建立一個未來的藍圖? 我們有沒有興趣及膽量，嘗試為香港研究出一種新的都市生活，令城市人更為快樂?
3) 重視本地研究的存在意義，80年代後的「學術北移」，剩下研究本土議題的地理學者已是少眾。面對當下城市的新形式新問題，一種集體對本地地理問題的界入，是香港人文地理學前進發展的地方。
如果是這樣的話，噢，就是這麼樣的話，我應該會以批判角度地對這個「發展」描寫一些失落及我個人的一點希望，就算是老細，今天也似乎無法阻擋這種摧毀時間與創造空間的渴望。或許我會一落筆就寫80年代以降地理研究的中國化與本地研究的夭折。這現象固然令香港地理學者在國際上喝到了第一口中國熱的頭啖湯，與此同時，香港本地70、80、90年代各種急速衍生的城市或人文地理現象，我們也缺乏人力與心力從多個角度的人文地理視覺好好解讀它們 (其實可能需要三五成群而已)，沒有出現類似西方一樣透過時代環境的急速變化，經過深刻的集體反思，產生一種具社會關聯(social relevance)的新地理視野，例如馬克思地理轉向(70年代)、文化地理轉向(80年代)、後現代地理轉向(90年代)等。不少方法上還在吃60、70年代的老本，或者盲目跟隨某些西方潮流來說人文景觀，本身就蔚為奇觀。
觀察本地最綜合性和最歷史攸久的地理雙年學術期刊---《亞洲地理》，便可以為上述情況察覺到一點端倪的足印。起初，我還以為我可以就住統計歷年來香港人文地理學者在此期刊內關注的議題，就能掌握整個學科的發展。原來，這份在香港創立的地理學術期刊的定位，一開始已經是跨地域性的，內容主要為亞洲各國學者的學術成果。有關香港的研究，佔三分之一也沒有。集體為本地一些人文現象及社會問題賦予一些詮釋與意義，從來不是主旨，但就著中國當代城市發展問題，它卻特意為此開過一兩輯特別專題期刊為香港學者提供共同開發的學術平台。
在港英時代，有鑑殖民者對國家資料防衛心態，政府對關香港的研究如規劃、房屋、交通，甚少為人文地理學者預留參與的空間。這是一個香港地理學者的角色問題。建構新視野時機的錯過、社會關聯的含飴弄孫、政府對學者的防衛心態，使人文地理學在香港辦演的角色變成相當有限。著名的當然有Terri McGee 70年代的香港小販、80年代薜教授中小型工業向上流動的空間策略、90年代當然不少得有薜教授(代表中方地理專家)與楊教授(代表西方地理專家)對建新機場的大激戰，總的來說，學科角色甚為幽暗，當中亦涉及自我幽暗化的問題，不像西方就算不被重視也嘗試強調地理學科的力量(Power of Geography)，不只支持並且撐地理(Geography matters)。
最重要的是，除了Smith 與McGee之外，以往大部分Human Geography也可稱為"Geography without human"。研究注重點放在機場多於乘客、工業多於工人、房屋分佈多於社區生活，簡而言之，就是欠缺一份對人類的關懷。研究主題，除了滿足了學者的「求知慾」與填補了「學術隙縫」這類抽象的追求外，究竟這些研究對於城市內的人們有何貢獻? 似乎，我們都一直不慣於以這種定位自己在社會中角色的方式，去想像一個地理研究。
可是，自回歸始，學術在政府公務的「參與」慢慢開始活躍。都市環境規劃、中港連繫的空間「潛力」、港珠澳大橋交通分析等政府計劃的「受判」，反映了學科與政府之間關係的增進。這種角色的轉變，是否就代表了人文地理的研究開始具有社會關聯的意義? 我們與社會人文現象的距離拉近了嗎? 我們有否為市民當下面對的城市問題(如市區重建、公共空間、都市貧窮、城市管治、地區發展等)建立一些理論與說法? 作為後輩或許我並不知道內情，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假如香港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就是我所描繪一般的話，如何展望一個學科的未來成為了僅存具有希望意義的部分。如無意外，我應該會這樣想像：
1) 開放人文地理學的發展空間，那怕先是模仿西方的學術潮流，能容許有多元、另類、具批判性的人文地理學的建立與發展，就有建立本地研究框架的機會，這也是90年代英國人文地理學界納喊的'Open Geography' 綱領。
2) 回復學術研究的社會關聯，學術與社會從來都沒有獨立地存在過，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必須體現於地理研究之上。我們有否抱有一種人文視野及價值觀，透過人文地理分析，為香港的社區建立一個未來的藍圖? 我們有沒有興趣及膽量，嘗試為香港研究出一種新的都市生活，令城市人更為快樂?
3) 重視本地研究的存在意義，80年代後的「學術北移」，剩下研究本土議題的地理學者已是少眾。面對當下城市的新形式新問題，一種集體對本地地理問題的界入，是香港人文地理學前進發展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