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讀愈感覺到社會科學的規劃史在香港缺席的效應。市民翻開由專家或官僚編定的規劃發展史，有專業詞藻堆砌在圖則之旁描述，它往往被放在一個偏遠的角落，非平常的方法可以搜尋之。除了盲目相信，我們並不能透過明白及理解，選擇另一種對待它存在的態度。其實，規劃本身可以不是由官方史觀編纂出來的「專業」，它樸樸實實，可以是一種個人使用空間的方式，或者是社群集體決定空間如何利用的定案，是最初始人類看待、利用及建造空間的自決。
這個詞彙受到國家或城市的佔據，就算自創建築及自我規劃是如何興盛地存在過，如那些木屋、天台屋等建設，總是被定義為非法憯建，並由普遍的市民，甚至獲得本身居民的相信。這個詞彙被「管治」的過程，或者是市民失去自我建築及規劃能力與意志的過程，是一個十分切身、值得咱們反思的課題。
除Roger Bristow 巨細不遺地整理過殖民時代香港規劃演變及發展計劃的文件，還有一些斷代的規劃實踐研究，說明過一時一刻城市規劃的政治、經濟或文化的含義外，香港社會史及規劃史雙管齊下的歷史地理論述，或許是我的無知，恕在下未能數出一二。
反觀台灣的學術界卻似乎十分興旺，又或者是我們香港封建(大學系統裡還有許多靠著權威主義及"專業"研究方法建構知識的御用卜巫)，他們對規劃與社會之間的連繫有相當充分的關注。《台灣的都市計畫(1895-1988)》一書，就用了百多頁試圖勾勒台灣規劃的誕生及發展史，是一本較巧小及普遍的讀本。作者的問題關注十分清楚，其目的「不是在對殖民地以來的國家進行歷史的清算，而是在凸顯國家對規劃驚人的支配性。」並且評論信仰技術理性主義的台灣規劃者一方面明白規劃是一個政治的過程，另一方面卻相信自己是客觀中立、不辯論價值觀定問題，並把自己界定為提供技術資訊的技術人員。書中結語反問「如果是這樣(相信自己是技術官僚)，他們就應該支持政治領域的開放，讓政治過程的結果指派給他們規劃目標而無怨言。然而，相反的，大部分規劃師卻又反對由政治過程來決定規劃目標...規劃師的去政治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是一種退縮的態度，以遁入技術官僚主義來逃避直接面對政治問題。事實上這是規劃師的自我否定、自我設限。」
篇幅雖然短，並且是重點式勾勒不同時代的規劃發展，都能清楚引出台灣規劃史的殖民主義及之後國家權威主義的勾連。如30年代日治的「國家公園法」，把國家公園的設置，除了是發展國際觀光外，更被日本理解為「...首要使命是促進國民精神的振興。因為國立公園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傑出風景，它會使接觸者激發出平日難以體現的感受，而油然勃興出愛國的精神。」環境規劃與國族意識又再度合謀，固然是法西斯的空間策略，但對於許多自稱為自由主義的國度，環境規劃也作為社會管制的重要手段，這亦能夠表現在香港七十年代郊野公園的設立，亦可體現於二戰前因「衛生」之名大量清除對殖民管治不利的木屋群。這些規劃實踐香港不是沒有人提出過，但是這些知識有經過整合，變成老嫗能解的常識嗎﹖
看來我們還是沒有這種動力，認真面對權力與真相，仍然迷戀專業主義下產生的榮譽及快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