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官員看新界

刊於香港經濟日報
31/7/2010
國際好書
原文

近日我們終於發現，香港的城市化已達到了連西貢大浪西灣這郊野後花園也守不住的時刻。一覺醒來，原來我們除了自然風景以外，對過去及現時新界郊野公園為何會演變成如斯田地、村落何以破落至今、農地以往有何生態人文意義、鄉郊生活正朝向什麼方向改變，都不知曉。對比起現時要找一個面向社會，能夠清楚論述新界問題的公共知識份子也十分困難的現在，港英年代本地有一群學者官員，一直對新界發展很感興趣，會自發資料整理、歷史紀錄、評論觀察新界議題的網絡，實是難得。

前理民府官員許舒(James Hayes)就是其中一位。近年他出版的一本名為「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這本回顧了新界百年的讀本不僅矚目，同時亦提供了一種前殖民官員的視覺，別具當下意義。

此書引述及檔案的整合相當齊全，圖片與註腳也佔了三分一，提供了許多有關新界資料性的文件紀錄。由1898年港督洛克租借新界以後，洛克所稱之為的“Great Difference”，階段性地紀錄每個新界的重要歷史轉變——如何由自給自足的經濟邁向新市鎮的「自給自足」，新界鄉事勢力與港英政府的政治探戈(give and take)，鄉郊村落的「隱退」與各種城市基建工程的座落，清拆安置的政策流變，與及由港英管治最後時光中新界鄉事勢力與港府的爭議。

如果我們對新界鄉郊的認識還未去到重新建立新界作為一個具有自身價值的主體，參考這本書對新界鄉郊發展的敘述對也算是有進步意義的。其中一個全城關注的熱話，就是書中一整套郊野公園的發展脈絡。許舒花了不少的筆墨，描繪出一種郊野公園的源起的「自然規律發展」，實是一種有趣而紀實的形容：由於戰後大量新界的女性已經大量離開村落，本來打草、拾柴這些工作失去了勞動力，令新界許多自給自足經濟慢慢消失。到了70年代為了滿足城市人口愈益增加的娛樂郊遊的需要，於是將新界大片土地劃為郊野公園，同時亦會避免將山腳的私人農地及村落劃進範圍內，使位處山上的農業活動慢慢轉移至平地。在設立郊野公園之後，過往用火、採藥、建墓與獲捉野獸的鄉郊生活也陸續禁止。他懷疑若果當時沒有這些排山倒海的政策，現時郊野的環境不會像現在一樣。

將郊野公園的出現說成一種戰後的「自然趨勢」，固然可為我們近乎蒼白的新界歷史帶來一絲滿足，但是許多建設郊野公園的規劃問題，卻流於空白。簡單來說，西貢除了現時因為郊野公園就能保住了現時的美景之外，鄰近的村落何以在規劃過程中變成破落，書中並不會將這類鄉村的變化歸咎於這種70年代突如其來的郊野規劃，反而是他們自己放棄傳統價值的過程。書中引述了一個見證80年代最後一條種米的大歟山村落的紀錄，說這位紀錄者認識這個年輕的農夫懂得哪種草根做珍貴藥材，哪種藤蔓做粗實的繩索，但他自己放棄了這些知識生活，到了元朗的漂染廠幹活去。另一個故事則是直接引述一個80年代外國藝術家在大浪西灣數年來的觀察，亦是把為何村落在1970年有130人到1983年只有22人的過程說成是往市場的交通問題、村民的保守性與百無聊賴(listlessness)及都市青年在鄉郊環境的破壞。於是，現時只能在村落老人口中聽到的各種新界水塘抗爭事件，以令村落不受集水區中斷水源使村落可以繼續繁衍，與及鄉郊生活如何在郊野公園遭到禁止，也沒有紀錄在案。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記錄村落轉變的內容，非原居民村落再次缺席於整個新界發展過程裡，就如沒有重要性及自身歷史一樣。

儘管充滿了殖民者的意識，也盡了作為一本好書應有的責任，就是將問題帶回現在。最後也有這對這百年來(至2004年)的新界管治的反思，指出了各種工程一直都是處於(in)而非為了(for)新界的，任何考慮都只是站在一種城市的快捷方便的狹隘角度出發，建設公路加速旅客越過郊野最終導致大發展商囤積鄉郊土地，甚至連丁屋政策這種聲稱為了服務鄉郊的政策，都在持續地令新界環境帶來生境衰退。確認了殖民者視野與尚待建立的本土角度之間的差異之後，書內的內容都是豐富我們想像新界未來的素材。

Hayes, James (2006),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陳劍青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