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村落抗爭的想像 [紫田村系列]

[刊於香港經濟日報．國際好書]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方式

本星期初的一個下午，兩條非原居民村落遭遇地政人員的收村行動，他們的土地與生活的歷史從此劃上句號。連帶十一月的菜園村，與及未來政府著意選取的新界東北 新發展區內的十多條村落，都在挑動一波又一波本土村落抗爭。如果我們不是立即要找個政治正確的說法，政治及人類學者占士‧斯科特(James Scott)的著作《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方式》絕對能夠衝擊當下村落抗爭的理解。

斯科特的觀點在其四十多年的研究 生涯中經常予人語出驚人之感。在整個時代都推崇國家推動良好政策的行為，他則研究大量例子顯示國家其實短視得往往要令政策失敗收場。當人類學認為平地人比 山地人因物質條件建立較佳的文明生活，在作者筆下山人才是逃避管治者粗暴勢力的妙計，平地人的文化族群反而遭到連番剝削與破壞。在《弱》一書內，當代學術 和常識上對村落或農民抗爭的理解，再又被它的獨到發現所突擊。

就如現今本地的村落抗爭一樣，斯科特提出我們其實不用想像村 民的收地抗爭必然是激烈且團結，屯門紫田村與及西貢白石窩都是普通的村落、普通的人作普通不過的抗爭。根據作者多年來在東南亞的人類學觀察，我們甚至不應 只認為大型集會、橫額、清晰訴求是村落抗爭的常見形式，如這一類沒有正規鄉郊制度的「散村」村民，我們並不能要求他們能像聰明政客一般，表現自身村落的歷 史意義 (如紫田村部分村民交談中稱他們是曾被填海發展搬遷的漁民)，懂得自我說明他們村落的存在與公眾利益其實並不對立，懂得指出區內眾多不需影響村民的他選方 案，甚至我會估計到這一刻為止，村民對「公眾利益」這抽象詞彙並未有任何聯想。

於是，村落農民的拖延程序、逃避、不合作、 間會出現的個人激烈行為 (如抱住石油氣罐自火焚、捍衛家園而襲擊、游擊戰)，正是我們需要反思而非立即予以便宜的道德遣責的重要時刻。在斯科特的視野下，零星的、常被媒體形容為 情緒激動、不知所措的「怪異」行為才是村落經常面臨的日常政治常態，對他們來說最為「理性」的表現。這種薄弱組織、個人行為反映的並不是村民本身的軟弱無 能，而是我們沒有了解及進入村民日常生活的想像中尋求出路，他們的無助、迴避與沮喪，恰恰是我們沒有把他們面臨的處境與問題說清，而非清楚不過下的無奈。

然而，這種零星的日常抗爭，斯科特認為並不瑣碎。有異於傳統政治理論被判斷為一種失敗的抗爭運動，不能預計和無常的日益累積，就是中外歷代政權更迭的真實力量。當然，當權者仍然在破壞過程裡懵然不知。

James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占士‧斯科特 (1985),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方式》, 耶魯大學出版社
文：陳劍青
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成員

土地經濟 遇洪而開﹖

【明報‧城市裝修】

　　從最宏觀的角度看，香港三大所謂「支柱」行業中，金融業的性質是吸取周邊地區的資源，將各地的剩餘價值集中化 （centralization），與物流業一樣槍口對外。然而地產這一行業，卻是透過挖取城市內部各種生活領域的資源，透過持續不斷的漲租、改造郊區、 惡化空氣質素、甚至土地的剝奪（dispossession）才能夠暢順運作，是集中化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 of centralization），亦是香港表面上作為亞太資本的首都（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往往被忽略的「裏面」。

　　香港人在整個八、九十年代投入炒樓、SARS 期間更樂此不疲、直到次按風暴仍未過去的今天還是熱烘烘。吃自己吃了三四十年，如果要在這個如洪水猛獸般的經濟危機反思，就應當為地產發展模式來一次歷史的反芻。

土地經濟的歷史地理

　　曾經訪問過一位根正苗紅的香港人——1942年在石硤尾木屋區出生，經歷大火，然後安置到七層大廈，結婚後上山蓋木屋，清拆後租住唐樓；八十年代開 始炒樓，八十年代中在市場波浪的翻船，失去婚姻成為工人；九十年代板間房被收地重建，上公屋後轉做清潔工——她一生都與香港整體土地經濟環環相扣。當問到 她為何要買樓的時候，她直言七十年代的她根本「沒有買樓的概念，更別說炒樓」，「要住的話便上山搭間千呎木屋，不習慣便租，為何要這麼蠢會買房子回來」。 她的炒樓行為，忽然變得不可理解。引伸的，正是究竟香港人什麼時候開始才熱中於地產這玩意的？整個地產發展模式是何時活躍起來的呢？

　　其實自六七暴動以降，遠東、金銀、九龍等新交易所相繼建立，華資在兼併了不少退卻的英資資產之際，同時容許了它們初嘗股票市場的龐大資金。引用地理 學者鄧永成的概念，一個由華資地產商、港英政府與發現地產有利可圖的股民的「土地發展體制」（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已經初步建立。它強調交易價值的網絡，大大改造了香港人視土地自用、視房產為家的概念。它是城市命運的巨輪，主宰了我們四十年來城市發展的 格局。

　　這種土地發展模式當然不是唯香港所獨有，是一種非常極端的複合。它不止於如城市地理學者Andy Merrifield所指出，像美國 那種地產利益與州分內政治勢力有勾結的深刻傳統；它又像整個東亞整個地區內的權威政府（strong state）一樣，國家與城市往往以公權力「協作」這些土地利益的交和收，如提出公私營合作的概念，合法地邀請土地利益參與分享。它特殊且極端的，是因為香港曾屬殖民地，英國 人上岸後「普港之下莫非皇土」，政府至今還是最大的土地利益集團。因而這個「土地發展體制」比起世界很多地方都來得更明顯、更直接、更堅固、更「勾結」。

拚命多於創造

　　當然，這種殖民時代的勾結向來都十分複雜，土地利益的輸送可能並非出自純經濟的考慮，政府甚至在經濟的效益上適得其反。以上那位地理學者曾在八十年 代算了一道大數題，發現原來前港英政府的從土地得回來的收益，根本無法抵銷各種為了這地產經濟而消耗的成本，包括交通配套、行政架構等等。土地經濟使政府 帳面豐碩的理由，只是由於未計算整全的總開支。姑勿論港英政府背後懷着什麼經濟以外的因由（詳細可參看羅永生的《殖民無間道》），在沒有經濟利益的前提 下，被學術界詬病為一種「拚命多於創造」（Desperation than Inspiration）的經濟模式也並不為過。

　　因這（非）經濟勾結之故，當八四年中英草簽限制回歸前土地發展數量，政府不是帶領香港邁向一種新經濟反是把地產業視作龍頭，忽然關愛舊區環境質素，實質在盤算着市區重建 這些不算在內的土地，以保財閥經濟的繁榮及光榮撤退。董建華 年代一份施政報告更提及過一項瘋狂的創舉 ——在十年內開展二百五十個市區重建項目，以闢地餵飼整個利益體制。這引發市區生活十年浩劫，居民維權運動處處，直到現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才稍有一刻的屏息。

　　「土地發展體制」像是令大家參與其中，獲得利潤。但從整個歷史地理的過程來看，故事更多的似乎是像起初受訪者的生涯一樣「拚命多於創造」、各種別樣 城市經濟的可能因土地租金而遭到排拒、政府政策受地產利益把持、多少舊區居民被遷徙、多少本土經濟被破壞，全都是本地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痛苦不斷的現實寫 照。

偽開放與真正的封閉

　　既然這個體制遺害深遠，既得利益當然是拒絕改變的答案，但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合理化自身呢？我們日常所聞，都拿發展與反發展兩種二元對立，謂之若我們死守老樹，不開放土地來發展便會被邊緣化云云。這種「開放」與「封閉」的概念，是支援整套地產發展論述的關鍵詞。

　　為回應這爭論，人文地理學者瑪西（Doreen Massey）曾做過一個具啟發性的研究。她選了兩個地方，一個經常被認為是全球的、公共的、流動的、開放的科研實驗室，另一個是被經常想像成本土的、私 人的、凝固的、封閉的家居。表面上，實驗室是每天有國際性會議、全球「精英」匯聚，經過她長期在地考察，發現實驗室其實也封閉得很，不僅是排斥其他功能的 單一經濟活動、有保安員禁止進入、而且根本十分具本土性（一種作者解作為植根西方傳統、強調理性的知識生產）；而家居也具備各種開放的活動，能夠集居住、 工作、娛樂等功能於一身，家中電腦的功能很多時候都不比工作環境的少。因此，關於這兩種不同時空流（time-space）的問題，她認為不應再問什麼事 物本質上是「開放」或「封閉」，真問題是為什麼事物會被定性為「開放」或「封閉」。

　　按此視野，我們不難察覺這種強調現行土地發展模式體制不開放的地方。相比起具社區網絡、靈活運用地方的舊區街道與建築，要強調收益的新地產項目，從 設施到管理都相當封閉。反而，像舊區或新界鄉郊的經濟空間結構卻從不封閉。以往利東街一類的本土經濟作業，除了大門常開、童叟無欺、生意額大小無區外，比 起許多中環 的公司可能更加連結全球，連卡地亞 也 會找他們做生意。現在一個正被強調流通、融合、經濟開放的廣深港高鐵所影響的菜園村，除了像同文俞若玫所指，「是盛載豐富的生命歷史，是個睡、吃和育兒的 地方，也是她們工作、娛樂、聚會、以及增長知識、交換經驗及身分建立的場域」以外，其七八十年代的米產一直都是運往歐美的。「開放」一個本身也具開放性的 地方給一條只能連接特定地點的高鐵，骨子裏就是為破壞開放多樣的本土經濟的單一地產經濟建立合理性，產生的效果，只能是從開放走向封閉。

真正開放經濟

　　近年開始談融合，基建在新界郊野穿插，這種由集中重建市區闢地轉向至擴散開發新界的空間政策轉移，將觸發新一波由土地發展引起的災難，如古洞北、粉嶺 北內許多具開放性的經濟模式在幾年來遭到地產商收地逼遷。這個土地發展體制對新界這「新殖民地」所帶來的環境、人文及經濟禍害與新一波衝突，是委任多幾位劉皇發 也解決不了的事。唯有透過正視由來已久的土地發展體制問題，解除定性某事物為封閉或開放的習慣，才能真正開放城市經濟的未來。

文 劍青

哪裡有六四 哪裡就有抵抗

　　六四是很多的死物而非生物，它不能像生物透過基因自然地遺傳或者隔代遺傳，故必須透過討論與社會承傳。同樣弔詭地，六四又是很多的生物而非死物，因它一開 始就不可能是一種沒有情感的死物政治，純粹強調透過理性概念的討論去解開六四的情意結乃非人道之舉。故此，要真正討論而非含混六四的傳承問題是艱鉅的，需 要「時間」，亦需要「空間」。

　　時間是六四二十年已來經營已久的概念，空間在六四的認知及實踐上卻還是來歷不明，近來還淪落得被學生領袖挑戰。

六四在哪裡發生？

　　這是最原始的空間問題。最正常不過的答案，應該是在遙遠的北京，似乎要質疑這個事實也十分不智。但若要問香港人六四在何方，似乎不會有人有意識可以回答是曾在我們的附近。

　　回想哲學家福柯在討論這「來源問題」時，認為英語的Origin（源起）一詞抽象了這一概念的分析能力，他反引述尼釆提出源起一詞在德語裡具有的三 種意義，包括Ursprung（源起）、Herkunft（血統）與Entstehung（出現／發生）。由於「源起」往往是一種標榜神聖、唯一且遙遠的 最高道德解釋，福柯否定我們要為因由或歷史尋找一種「源起」。反而，他認為尋找「出現」（英譯作emergence）才是我們真正對歷史與因由的義務， 「出現」讓因由及歷史的出現置於正在身旁的權力關係的分佈之間，這重新安置我們對歷史的定位。

　　這樣尋找「哪裡」（whereabouts）的問題意識，另一個較哲學現實一點的解說，出現於近年來地理學界對全球化議題裡的前沿思考。除非有些事 物不歸屬任何國家／城市／經濟／文化，純粹來自空氣，否則根本不會有一些東西本身是來自全球的。根據Doreen Massey解釋，所謂全球的都是源自本土，常被認為全球的與平常被叫做本土唯一的分別只是那些「全球事物」具有地域上的影響力、滲透性與侵略性，但它們 總是扎根於本土，故出現批判地理學者Kevin Cox將全球分析中的權力重置回本土之說。

　　然而無論是源起或是全球的討論，一種最為搬字過紙的含意，就是六四在當下的各種遺產、歷史與其「發生」，可以源自遙遠的北京城，也可以令我們記起是 曾在出現各種呼應當時學界運動、由一個又一個遊行、爭議、淚與汗組成的香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環城大遊行、一百萬人上街的創舉等等，一部我們曾有份參 與建構的六四本地史。

承傳六四的什麼

　　當然，要把六四置於遠離的「源起」或身旁的「發生」是一種選取的政治，追溯六四於北京能夠產生距離感（distancing），能夠引發某種社會及 政治含意。與此同時，在不問何處的情況下，我們也漸漸遺失了一種屬於香港人那最為貼身的六四。這種將六四置放於遠處的行徑，被人文地理學家Doreen Massey稱作空間性的馴化（the Taming of the Spatial）。這是一種知識的刻意，簡單來說，就是不視香港當下的六四情況是香港人各種在本地的互動、爭議的結果，倒是有意認作一種定格的時空，將記 憶永遠停留（馴化）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坦克與屍骸的影像。這是永恆悲傷、憤怒的記憶，如要承傳的話就是只有這種真相的延續、在歷史上得到平反、每週年 進行悼念、與及阻擋各種混淆視聽的說法代表了那天……一種有關時間的延續。

　　現在六四在承傳方面正正面臨這段歧路，事隔二十年，究竟我們有什麼要承傳下去呢﹖引入「哪裡」的問題，的確可以擴闊我們想像傳承的內容，多於對遺忘 歷史的拒絕與追討。當然，這種再思考決不是像某校學生會會長的技倆一樣，透過轉移瑣碎的空間（屠殺發生在天安門抑或長安街？）來強迫「討論」，從而迷惑我 們對六四的歷史意識，也不是輕視時間問題，視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與此同時，如上文福柯所說，尋求「血統」也是建構歷史重要一環，因為六四從不與情感和身體分割。廿年來這種對六四的情感沈澱，拒絕忘記的 政治絕對合情合理。本文不旨在否定這些理解及實踐。

　　此文希望提出的是，除了以「源起」所引出的這種記憶與平反政治的傳承外，六四也應該可以由內而外（Inside-Out）地想像，思考當下的「發 生」／「出現」，從而解放空間的潛能，對六四的未來亦同樣重要。近來對教科書記載六四的爭議上，在爭議紀錄六四於教科書字數多寡的問題以外，認知六四在 「哪裡」出現對六四的承傳也有裨益。現實上，教科書從來都不是紀錄真相的地方，那麼是否也可想像給教育學生當時香港本土的反響，以口述賦予從來都不盡不實 的歷史書一張香港的地圖？如學生領袖的逃亡路線（感謝五月的明報）、六四前首度環城遊行的路線圖、香港在六四前後在地域上與其他國家的地緣關係與角色等， 這些不只是凝固的、紀念性的、遙遠的、在明報刊登的，而是流通的、參與性的、接近的六四，都是值得我們發展及承傳下去的。

　　這種對「哪裡」問題可算是貪心的修復，不僅像歷史意識段強調六四發生在大陸，理念上要支持平反與追究，而是確立六四的歷史根本就於香港在地發生，這 不僅能夠開拓他們參與政治事件的眼光、香港在民主化過程的位置、甚至是組織運動的視野等問題及實踐的可能。至少，可讓各位認識曾鈺成曾說過什麼、梁美芬寫 過什麼，這群人之後已何去何從。

參考資料：

Doreen Massey (2005). For space.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Kevin R. Cox (ed.) (1997).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David Couzens Hoy (ed). (1986).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UK ; New York, N.Y., USA : B. Blackwell

好戲量事件的無可辯證

　　Cohort 問題，我已經不懂用火星文與那班電車友進行溝通，留言一句起兩句止、很多corrupt 了的消息來源、惡攪加諸抹黑、論點跳來跳去，基本上無法說一個完整的故事。8月24日那個下午，我聽著大群黑衣人集體批鬥好戲量的喧嘩，同時感受到兩種世界失去任何渠道溝通的孤寂。對，我記得那凝固的一刻，喧嘩與孤寂，想說話又說不出的張力，應該能夠媲美班雅明《說故事的人》裡敘事者在只重資訊的現代城市內的無端孤獨。

　　現場，我找到thesis(自己)，antithesis(黑衣人)，卻沒有synthesis，辯證烏托邦無從開啟。

　　當場所聽，他們理據自我矛盾嚴重，但又能保持同聲同氣之狀。一方面說要跟好戲量理論，到場後往往在民粹地「哂馬」，那些代言人總是以數量上有15,000人，來「大」好戲量叫他們檢討，沒有所謂「討論」的空間；一方面說有15,000人的民意基礎，又堅稱自己是個人不代表集體；組織人將組群名字改為「將好戲量踢出旺角」，另一方面不承認這就是他們的目的；最諷刺的，是他們反對好戲量這類公共、參與性活動的形式在街道上「阻街」、「擾民」，他們恰恰卻在參與著這種公共活動，take up huge huge space，並顯得盡情投入地「阻街」、「擾民」。

　　只簡述一種理據，anyway 也和他們無法溝通及理解。從一個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這涉及集體權利與私人權利(not even 個人權利)長時期的對決。在從前管治者眼裡，香港的街道都只能屬於一種「流動」的概念，幫助資本累積、幫助消費。以往為集體權益的各種社會組織，將街道看作凝聚、集合、抗爭等集體參與權、公共空間使用權的場所，都會被冠以「阻街」等罪名遭到打壓。「保護市民人身安全」這種私人權利的修辭從古而今都戰勝任何集體權利的論述。

　　直到回歸後的2000年，路政署實施這套行人專用區計劃，目的仍然都只在「俾人行」，及透過空間規劃將街道商品化。唯八年以來，各方組織都開始嘗試在這裡打開街道的公共性，早期如「眾融頻道」，逢星期六在街上播放主流媒體絕不廣播的影像，每次也遭到鄰近商店的習慣性投訴，動輒被警察「逼迫」，理念都是想動搖大眾對公共空間/街道的想像，回復一種城市內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參與權及改造權。隨之而來就是好戲量、法輪功、民間電台、其他賣藝表演者的來臨。甚至，本人曾與管轄這專用區的旺角民政事務署官員交談過，他們都welcome ，至少容許這些文化活動的出現，平時他自己也會落場來看活動，定當是經過幾番的交涉的結果。

　　而這群與真實社會嚴重脫節的網民，完全分不清或者無視這種大格局(例如時代廣場)的認知，以為自己很avant garde，起來做了一些助紂為虐的行動，吸納了管治者「危險」、「擾民」的語言，加之以在網上影像、論述、抹黑的高速繁殖，以私人權利之名再侵襲集體權利，包括他們當天所說的假設性恐慌的製造：1)「好戲量放0係地下0既海報"好容易"令人滑倒」；2) 「用既梯"萬一"倒下來好危險，你們是不是要負責」。而「阻街」這個關鍵詞，他們認為好戲量已"長期霸佔"這個地方(說別人霸了幾個月，是12小時霸佔?)，及指控好戲量這種以接觸途人的表現形式「擾民」。這，我亦無話可說了，對曾在這個地方做過rymthm analysis 的我，這固然是一種劍拔弩張，而似乎在一個私人權利至高無上的城市，我只可以埋怨這城的人視野及氣量的狹窄。我穿梭印度大城市的火車，目擊三人的座位總有一種接觸身體的方式，拍拍肩膀，扯扯別人的手，就能有機地組織成四個座位。整個城市都充滿著人的首爾，前面走得較慢的都明白後面走快的人一手將他"缽"開的道理，整條街道在集體發生。好戲量這個實驗式劇場所遭到的大規模反撲，正好體現了這城內保守與個人主義的無處不在。

　　我恐懼這火星時代的來臨，這種地理在現實的實現。當外國學界開始討論國際在後911時代如何利用「恐懼」、「安全」等概念虛設一種「恐懼地理」(the geography of fear)，從而打壓威脅其管治的自由，真正的恐懼地理已經在我心裡完完整整地烙上。

ps: 我甚至為此狂糙，極想鬧爆某個學生，當然最終沒有，讀左咁耐人文地理，到最後竟然連地理學最基本的假設---人與環境的關係(引申於空間規劃/空間結構與人類行為的關係)---也拒絕相信，什麼是重點什麼是修辭，也未有能力辨認，令人非常失望。

參考資料：

1. 逾 萬 網 友 聯 署 抗 議 「 好 戲 量 」 阻 街
http://www.appleactionews.com/site/art_main.cfm?iss_id=20080825&sec_id=6996647&art_id=11519429

2. 好戲量：「凍結時代。廣場復活」
http://hk.youtube.com/watch?v=Yxx8a4MZM48

3. Facebook: 不支持將好戲量踢出旺角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30736636962

4. 網絡上的民族主義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400

天水圍作為「無形監獄」

　　繼早前食環署掃蕩在屯門公園內的中年音樂派對，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的表演人士被民建聯為首的區議會批評為精神病患，類似的場景又再在天水圍上上演。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0813/4/7oi6.html

所謂「法律不足」

　　這些有關城市空間使用問題的癥結眾說紛紜，不過大概每一次都會有保守人士(而非保育人士)會挺身而出，將一切問題都可歸結於法律的空白。據稱，這些暴民挑戰地方原意的事件，都反映必須要更多更多的法規，搗破這種「無序」的「亂局」，務求「方便執法」。

　　可是，這種說法，猶如將儼如牢獄一樣多的新市鎮規條視若無睹，在不理會不反省這些法例是否恰當的情景下，就把這些所謂「違規的混亂」說成增加新法令的理由。然後把持著理性、進步的姿態，捍衛及重申原本被評不公的執法者的角色。

新市鎮的「指令空間」

　　若果不是法律不足的問題，究竟答案在哪裡呢﹖對我們這群David Harvey愛好者來說，什麼都可以向香港本土的歷史地理叩門問路。

　　回顧公屋發展史，新市鎮除了可以演繹成殖民時代港督麥理浩的恩賜，或者是Manual Castells 所謂一種為了方便資本家進行生產的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建設，但近年來更多說的新市鎮作為一種行為管理(conduct of conduct)，一寸一土都是指令空間(prescriptive space)。在70年代新市鎮的雛形裡，公屋就是居住、公園就是休憩、商場就是消費，沒有cross over 的餘地及允許。這種70年代新形式的現代功能規劃管治，透過市民日復日的空間生活實踐，使他們自已告別原有同一空間、多種功能的生活方式，與及箇中不同生活功能相互交集底下產生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可能。

　　這種狀態在新城市治理下的新市鎮管理愈趨極化。近年來對小販、街頭活動、的零容忍政策，城市內政府及公眾對公共的恐懼，甚至去到當一群人走過公屋範圍也會被保安問長問短的地步。有形無形的指示與規範已經普遍存在，城市內市民的腳步已經被集體規管，你們還敢說，我們還混亂得必須要增多的法例來打壓市民在公眾地方集會與活動的自由﹖

逃逸或死亡的「無形監獄」

　　故此，我直截了當把新市鎮定義為無形監獄，作為問題的終極答案。意思不只是它在各處空間都充滿著規範的本質，對於活在新市鎮內的市民來說，他們對自身權利「集體上的不自知或不自覺」，才是引致派對一次又一次被掃蕩的原因。

　　許多新市鎮的上一代，即我們的父母，都將他們的青春與希望放在年輕的子女身上。從內地到香港，生活本來就是這樣艱苦，比較沒有「被規管」的概念意識。而下代的年輕一輩，在這片 沒有本土歷史的土壤上成長，不可渴求他們能想像出一種新市鎮以外的生活形式，星期一至六的白晝屬於出出入入，晚上的時間都歸於無線劇集，星期日近則倒頭大 睡至黃昏，遠則北上按摩揼骨，或者到市中心集體消費，周而復始周而復始。就算是實施了公屋扣分、深化公共空間行為管理、公屋私有化等孫明揚惡例，都可以繼續於Wii、NDS的虛擬世界逃逸。

　　他們鮮有質疑，鮮有意識集體捍衛自身的權利，往往使「法律不足」的論述者有機可乘，同時亦助長了執法者濫用權力。面對這所牢獄，卻被我一位來自赫爾辛基的博士朋友一語道破：「住在新市鎮內的人口，他們為何還沒有被悶死?」

城市權利必須捍衛

　　城市權的命題，就是要把你放進一處水深火熱的境地，去認識，並且詢問，究竟誰才有權使用城市、居住在城市、甚至改造城市。天水圍街坊在公眾地方的表演正是城市權利的一種體現，他們不僅用不同形式使用河邊的行人路，而且參與改變著都市的景觀，而活動卻遭到警方以簡易治罪條例控以遊蕩。天水圍重重的交通阻隔，加之以市內南北資源的分隔，已經是一個完完整整的「有形監獄」，我們是否還要消滅這些營造互助社區的公共場所，以有形無形的規條強迫那些街坊全部返回家中，讓各種社會問題發酵才安樂﹖

　　雖然怎樣使用的問題可以繼續討論，但似乎在現有的規劃、法律、執法體制內，根本就沒有一個公共機制決定市民如何使用這些空間。在這種無邊的規範狀態下，我們的城市權利必須得到捍衛及提出，才能有效保障活動不會遭到無規管下的執法者的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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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什麼是城市權利，請參看Right to the City Alliance的網站。

地理往何處去?

　　很希望鄧生在未來可變成一個全面的公共知識份子，懂媒體觸覺、可隨時口若懸河的描繪我們正處那水深火熱的地理。今集的鏗鏘集表現已算不錯，重點表達清晰，改良目標應該朝取代片中杜立基的時間篇幅為方向。不過，Ciny 與Ivan 似乎有著另一種觀察。

香港往何處去?
http://www.rthk.org.hk/rthk/tv/hkcc/20080203.html

　　地理本身就是一門較其他學科更為複雜的學問，當然，如果你的習作只是計數機的層次，然後製作一些顏色圖表作"空間分析"，這就另當別論。涉及的彷彿不只是一個概念，而是怎樣認識一個具地理內涵的概念，當小朋友連第一個基本概念也未有跟上，你亦無法旨意他可以將這些概念「空間化」。連歷史也未有理清，也不別再談歷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可以提早收工。

　　多麼希望我們的學系可以有空間去談什麼是空間。事與願違，空間就是沒有，未來，只有靠我們代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