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12月 22, 2009

修成的座標 (二)



 當夜路過序言在想,當夜晚路過序言,其實可以是十分可怕的事。打開門,不經意又見到座在臺上的呂大樂及一眾塞滿序言的人群,我在升降機蘊釀著的消費與悠閒意識,明白了面前視覺災難的元兇就是自己。參與他演說的比起其他在序言的活動多,很多提問與粉絲。

 在我逗留的五分鐘內,他侃侃而談我在畢業論文也曾接觸過的階級研究,然後試圖重新定義階級研究的角色。他提出,階級研究不能只顧及階級主體性的研究(即階級如何由自存(class-in-itself)達至自為(class-for-inself) ),而本地許多客觀事實並不能因此而了結,諸如香港中產與工人階級的敵視關係,本地中產不同經驗如何影響未來香港發展 (如他提及中產或他兒子到外國接受教育,回來後對香港的"重大"變化)。所以,除了主體性研究外,這些客觀存在的各種階級議題應該要處理,並能帶有社會政策意義,如果要從事社會抗爭當然要做主體性研究,但如果要客觀檢視則需要將階級研究擴闊。

 聞乎此,應該有不少一直監察他的朋友已經看穿,這又是一次將行動社會學轉化為個人社會學 (社會就是自己,因此研究自己兒子升學,等於研究社會的事)、政策社會學 (將研究的問題意義陷入當下管治框架,為當下政權出謀獻策) 及透明社會學 (「如果要社會抗爭就研究主體,如果要客觀檢視則看階級情況及關係」,但自己作為研究/倡議者好像毫無立場) 的把戲,與世代論同出一轍。部分已看夠祼體皇帝的朋友很清楚這可怕的地方——學術之為術,就體現於一種將主體性研究與「客觀性分析」對立化,從而將客觀、整體、宏觀的形容詞成功分配給社會政策研究的技藝,而且演講技巧高明得可以說到自己好像不在場似的,那麼,究竟誰正在臺上說話呢?

 既然講者已失蹤,因此我亦只逗留五分鐘。

 現場畫面於我的腦海迴盪,升降機下降,我對學者之名的熱衷與夢頃刻殞落至某方。時空原來可以如此壓縮,與資本無關。

星期一, 12月 21, 2009

修成的座標 (一)

  重組四日前的事件我再不能逃出一種書寫的天象或地理。必須承認的是,這數月裡太多不公平的土地侵佔,援助官商交際的工程愈趨繁密,它們甚至以跨境之名 繞過了我,嘗試在六百多萬人口的額頭上築起一條沈重的石墩,好讓小(撮)人可以和碧桂園與及抽象的生活概念融合。這些令人疲憊的消息在未被倒說成某年齡層過度活躍前需要告訴,需要變它成事實、影像與行為,每天的集體意志也歸屬每天。在這漫無目的的集體競賽中,有些與此剪不斷的人事與觀察同時在迅速流轉,我想起了自己。

  噢自己,從小到大也未曾有先驗性的方法學定位過自己,這一天的確是情非得意的自然現象,自然得要來就來,要走就走。這思想的跌蕩就剛好出現在四日前,在急促的一個下午,我們一眾拜訪了地質學家陳龍生教授,以澄清高鐵走線對米埔、葵芳及大角嘴一帶地質的影響。有別我們於港大求教過的那一眾學者,即正在協助政府的程序清關,同時又匿藏立場的一眾,陳龍生來得讓我們措手不及。聽罷我們資料上的交代,他就回應:我本人是反發展的,為何人口增長只有1%,我們需要6-7%的經濟增長? 為何我們需要人流? 人流多一定是好? 這一刻,我們都為這些問題的命中率而呆滯起來,應該就如一群每天都在說策略的影子遇上了堅固的巨石,動作被徹底看穿,所有人都頓然清澈時的錯愕反應。

星期四, 12月 17, 2009

大角嘴的地底保衛戰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 Local Struggle | 2009-12-17


大角嘴的地底保衛戰

編按:明天12月18日,高鐵撥款最後的審議日子,反高鐵運動參與者呼籲一人一請假信,明午聚集包圍立法會,名副其實的體制外抗爭。漫畫家智海和江記各自製作了請假信範本,清新跳脫,鼓勵大家從政府與商賈指定的生活秩序中逃脫出來,解放一天。

地理系研究生陳劍青,一直長於在空間分析裡發現批判可能
。自學術角度,他著手發掘高鐵在大角嘴地底橫過對地面上舊區的影響。他發現高鐵這項不見天日的﹁地底﹂工程,竟象徵了政府的施政手法——而此番雷同絕非巧合。

最後還有漫畫家楊學德的舊作,把大角嘴畫成菇城,陰暗而
斑爛,在豪宅的屏風後,在濕漉漉的野地裡,在社會底層,人的生活一樣美麗。底層的社區生命力奮起對抗陰險冷酷的政府詭詐,這場保衛戰,可以怎樣打下去?

 在城市「暗瓦底」挖地道,是高鐵行事方式最形象化的說明。是次工程,並沒有選擇像其他國家級大型工程一樣鋪天蓋地,反而顯得分外從容及低調,官員在默默耕耘聲稱已等待十年的計劃諮詢,沒有刻意打擾綿延走線上各個社區的美夢,四十八分鐘不覺就到達番禺,就連與眾多從高鐵項目分到一杯羹的公司有個人利益關係的功能組別議員,袍金資料不是有市民入信要求申報也未必公開。然而,它的確是一個物質上在城市「暗瓦底」挖地道的工程——高鐵決意要在大角嘴穿過地層,直接影響着十四座舊樓的權益與安危。對於這二千多戶在行政會議拍板前一個月才在媒體上知悉的居民,他們根本分不清「鑽地洞」是一個有關行為舉動還是工程本身的形容詞。整場大角嘴有關「家園」的戰線,就在政府、港鐵及媒體的覆蓋底下開展。


徹底摧毁:半流動官方價值的家園

 直至目前,大角嘴對於許多關注高鐵的傳媒依然是數量上的問題,居民在遊行時力竭聲嘶,給面子的報章都是多報一個地名、多計一些人數。還未回答的問題是,他們到底實際面對什麼處境?與其他受影響的群體有何分別?顯然,這些立體的社區實况尚未能夠在平面的報道中突圍而出。

 若然有仔細考察隧道以上的人文地景,我們至少可以找到兩類受影響的家園。備受關注的菜園村,有充足的故事提醒香港一種被人遺忘的鄉郊生活。這個是熱愛土地、生命與此高度連結、以社區生活作追求的群落。在普遍的意義下,這種家園的捍衛對整個城市具有創造性,它勾起了我們遺忘已久的與土地的關係,豐富我們對家園的想像。這確是近年來保衛家園行動一種新價值的提倡及選擇。

 而大角嘴這一類卻大有不同。受走線影響的樓宇群裏,有第一家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們仍舊談論剛成立法團時與官員的合照。現時大角嘴佔大多數的老業主,許多都是將一生的青春、三四十年積蓄全都投放在此地區置業,買給他們的兒女家庭,部分並等待重建的「美夢」,讓這種家園繼續鞏固及繁衍。這套家園想像,有異於菜園村,是主流港式的、與官方脗合的,一直是港英時代為港人度身訂做、一直在鼓吹的「家」。這種半流動式的「家」——一方面將累積幾十年的青春財富透過置業而築起了「穩定安居」,另一方面又可透過交易與重建而「移動向上」—— 一直是香港城市發展中堅定不移的主流想像。

 不同的家園,都因這種高速融合的空間帶來共同的命運。高鐵穿過大角嘴地底的關鍵,在於這種香港人一直相信的半流動家園被徹底摧毁。這邊廂,他們將會因為底下走線的30 米保護區及地層的回收而影響重建機會、物業價格急跌而使他們的家園再無法移動;另一方面,希望繼續留在這裏安居樂業的居民將會局部及永久性地增添了地傳噪音的滋擾,區內五至六座五十年代的無樁唐樓亦將因沉降而可能變成危樓。選擇植根地區的,亦因工程而惶恐終日、不得安寧。他們正式意識到,原來一直相信的核心價值,是可以這麼輕易的揮發。兩種家園的想像,同樣被政府扣上整體發展Vs.小區主義的帽子,共同被高鐵無情輾過,化為煙縷而再無軒輊


虛招掩眼法:收藏噩夢於居民的牀底

 大角嘴這種主流家園概念的幻滅與抵抗,對官員來說是一個可怖的噩夢,這個揭曉將它們整年來「暗瓦底」的行事方式一瞬間敗露,離偷天換日的日子尚遠(十二月十八日的財委會撥款),官員又不願作修改,還有什麼可以把持興建高鐵穿過大角嘴地層的理性呢?

 如此局限下,唯有使用各種虛招,令居民聽到之後心理得到紓緩,淡化問題,就可讓高鐵順利通過,其他問題則容撥款後處理。而這些招式玩意是高規格的,因為它涉及高度的技術、圖表的藝術及在立法會這個層次討論。在政府提交的一份補充資料附件中,有一地質圖顯示了大角嘴走線的地質結構。得到居民會中一位工程師的揭發,才知道圖中顯示無樁唐樓地下所謂的「岩層」(rock)原來只是修辭,根據環評,這地質結構其實是「CDG」,即「已全風化的花崗岩」土,引起工程師質疑官員在圖表上「做手腳」,藉以讓居民聽到「岩層」後減輕憂慮。

 另一種愈益流行的說法,是港鐵其實已經參考了「另類走線」,在環評報告內繪製了一條橫掃整個深水埗社區地層的走線,說若果不是要穿越大角嘴的話,就必須穿過影響整個深水埗的走線,在大角嘴新設立的高鐵地區資訊站,積極將潛在破壞深水埗的道德罪名扣上在大角嘴。然而,翻查環評,這條另類走線的考慮根本只屬過場,在報告首數頁提及並否定,連簡單比較表的格子亦因沒有估算而未有填滿,根本沒有認真當深水埗走線是一個可行方案般研究。這種地方知識的生產及移植,將虛構的地底噩夢,轉化去淡化大角嘴噩夢本身。

 曾蔭權、鄭汝樺、港鐵官員、立法會及一眾支持高鐵的學者近乎狂熱的執意,以及當下虛招的使用,不僅反映着一種人文關懷的缺失,即明明因挖地道而受影響、並且理應屬於主角的市民,頓然被視為工程的「障礙」。更重要的是,現在於大角嘴所鑽挖掏空的,恰恰是回歸以前所有主流香港人賴以為本的「家園」想像,高鐵正向我們的時代宣戰——踏入融合的世紀,所有的固有價值都將可以是虛無縹緲的,面向抽象的速度與流動,災難歸類為純屬技術意外的新聞,亦只會靜悄悄,在「暗瓦底」發生。

文.陳劍青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



星期六, 12月 12, 2009

[研討會] 融合大勢下,都市如何自治?



融合大勢下的都市自治 高鐵(融合)批判-從本土出發



星期六, 12月 05, 2009

「由下而上的市區重建觀察」研討會



各位朋友:

當下公眾對市區重建的認識,往往都是從官方說法及專家意見透過傳媒所得知。有關市區知識的生產,似是由某一群緊緊掌握在手,鮮有機會從一些在地經驗去理解現實市區重建是一回什麼事。

就此,本會邀請了H15核心的參與者洗惠芳小姐,以一種嶄新視野與敘事,由下而上敘述灣仔利東街重建的經驗,分享重建過程中的政府手法、組織、抗爭及其他。而利東街重建中倡議的「人民規劃」,究竟與云云眾多的規劃方式有什麼分別? 是此研討會將能讓各位了解到一次人民規劃的實踐。

星期五, 12月 04, 2009

農業發展‧自然衰落? ---拯救粉嶺北農民家園

本土農業必然要被地產發展取代嗎? 新界的農業衰落是自然而然的事嗎? 經過我們在粉嶺北的在地考察,發現原來政府(曾任權、林鄭、董建華)、發展商及區議員 (民建聯)已經組成一個新界鐵三角,空想一些抽象的規劃概念,使用各種方法,將新界的 農業導向死亡。

要拒絕未來三合一新發展區這種消滅農業、環境及家園的發展,務必出席政府近日的諮詢會 「新發展區初步發展大綱圖-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會」,詳情如下:

日期:十二月十二日
時間:二時至五時半
地點:粉嶺聯和墟社區會堂 (粉嶺聯和墟和興街9號地下)

星期四, 12月 03, 2009

反高鐵 : 浸大苦行


我們是一班80後年輕人。我們反對政府提交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669億的巨額撥款申請。高鐵濫用公帑,將要剷平菜園村,鑽穿南昌、大角咀,破壞家園,漠視市民的參與權;社會各界一直以各種方法反對都不被理會。

12月16日,我們曾圍繞立法會苦行三天。1月5日,我們把苦行的跡印延伸至五區。今次,我們再接再厲,將於1月12日開始,把跡印遍佈大專院校。我們邀請院校學生與我們一起,呼喚更多青年人反高鐵,直至立法會否決高鐵撥款,政府撤回現有方案為止。推土機式城市發展高速磨蝕了社區的多元,割斷人與土地的連繫,把植根在地的人們及他們所建立的生活,輕易割去、拋棄。一切都源自於城市規劃的封閉、不公義與權力傾斜,我們豈可讓過往在重建區的荒謬一再發生?

種子和稻米緊握在我們的手中,盛載果實與未來;我們希望連結,所以繼五區以後來到各大院校,以沉穆的力量,一步一步連結所有人,一同走到1月15日的立法會,連結人民守衛辛勤而得的果實,緊握有待我們形塑的未來。普羅市民一圓一角辛苦積蓄回來的669億公帑,政府必須珍視並用得其所,更應讓在香港紮根了五十年的菜園村及其擁抱自然生活的文化繼續承傳下去。

我們專注、默想、耐久,我們俯伏跪行,拐進舊區的樓房,繞經屋邨的角落,步向鄉郊的田野,感受其中孕育多元的力量;以緩慢的節奏、沉穩的步伐、靜謐的身體,走出我們心目中理想的路。

轉念,始於足下寸土/灌溉一滴不漏的未來

大專苦行反高鐵時間及地點:
12/1(二)
11:00am-2:00pm 香港理工大學
集合地點:圖書館
3:30pm-6:30pm 香港大學
集合地點:東閘

13/1(三)
11:00am-2:00pm 嶺南大學
集合地點:正門
3:30pm-6:30pm 香港中文大學
集合地點:本部科學館(飯煲底,12日23:34更新)
由於早前宣傳集合地點在火車站,因此將有中大同學帶領這些苦行參加者和傳媒朋友上本部飯煲底。

14/1(四)
11:00am-2:00pm 香港浸會大學
集合地點:逸夫校園(新校)門口鐘樓下
3:30pm-6:30pm 香港城市大學
集合地點:時光隧道(城大通往又一城之通道)
大專苦行完畢後將參與在中環遮打花園的文化營。文化營設有解讀電影《三條窄路》和書話等節目至晚上十一時,之後一起在遮打花園靈營,星期五早上醒來有種植班和導賞團等豐富節目,中午開始一起包圍立法會。
文化營詳情:http://www.facebook.com/event.php?eid=246123253787

15/1(五)
8:30am-11:00am 香港演藝學院
集合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教學大樓大堂
查詢請電綠色人:61994877

我們誠意邀請以上7大院校學生參與苦行和協助派傳單,我們需要更多青年人和我們一起苦行將反高鐵訊息傳開,請聯絡劍玲,電話92159665。

同學也可隨時加入,只要見到我們的苦行隊伍,只要你有感動,只要你也反高鐵,就黎join我地啦。


浸大苦行詳情如下:

日期: 1月14 (四)
時間: 11am - 2pm
集合地點 : 11點, 在新校正門 (鐘樓下)

誠邀各位參加!!!!!!
可選擇參與: 1. 苦行 2. 沿路派發特刊!

請打比我, 61218961 / 電郵 kaikai.cho@gmail.com 講聲.
喜歡即興隨時出現亦可!

*** 宗哲系Jai Sir (陳士齊教授), GIS陳家洛教授, COMP 吳其彥教授, EDU 劉誠教授 將會參與苦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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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委會將於1月15日(五) 再度審議高鐵撥款.

但, 關於高鐵, 實在有太多問題仍然未處理.

可惜, 在保皇功能及建制派的護航下, 一旦進入投票程序, 
議案很大機會被通過.

由高鐵本身的邏輯, 以致走線規劃, 到議會程序,

均突顯了這個跨境基建及香港政制的不公義.

(本身寫了好多但"禁"錯制沒有了也沒心機再寫, 所以, 
覺得需要解釋的話..睇特刊吧, haha. 或者問我啦.)


"反高鐵大聯盟" 會將反高鐵宣傳活動帶到校園
令更多同學仔及社會大眾了解及支持這件事.

一連五日, 會在舊校(main pod), 新校(李作權) 有小展覽, 
以及即場派發特刊. ( 住hall 的朋友, 每間房都將會收到一份)

請參考以下參與方式:
1. 花點時間看看小展覽
2. 拎份特刊比心機睇
3. 將份特刊的內容與家人及朋友分享
4. *得閒/天地堂時在校內幫手派特刊 (11-15號)
5. *得閒/day off 時協助各區宣傳 (11-14號)
6. *15號在中環幫手宣傳, 並參與快樂集會

星期三, 11月 18, 2009

你班官係冇腦架! — 反高鐵停撥款大遊行

反高鐵停撥款大遊行影片宣傳,很有迫切感。

'

影片製作: Ryan@HKCGG

星期四, 10月 29, 2009

高鐵:不平衡的點‧線‧面


圖:惠州中鐵的高鐵廣告

(刊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明報.世紀)

  觀乎政府對高鐵造價估算的百多億落差、不少部分仍然留白但已在環諮會「過關」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IA)、在收地、工程滋擾等方面諮詢過程的粗疏,反映了現時高鐵的工程可能因為某些「不能說的秘密」,在未經仔細考慮下就要「快、狠、準」地上馬。環境影響、成本、目的、危機等問題通通眾說紛紜。這種欠缺周詳考慮的普遍症候,已不得不使某些著名學者如牛津大學規劃理論家Bent Flyvbjerg教授一樣,開始探討及理論化東亞及中國內因為要加速某些經濟發展而建的高速鐵路如何從新將危機概念包裝論述成安全無礙的政府行為。在這意義上,我們已經開始感覺到這種急性而行所帶來的禍害。

  然而,其實高鐵的確有一樣東西,讓我們知道決策者是經過慎密考慮的。而這種東西往往不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是高鐵建設的目的本身。

加劇城市資源的不平衡地理狀況

  依照近月來港鐵與政府的舉動來看,高鐵意圖製造的城市局面雖不能說是相當明顯,亦仍然有跡可尋。事實上,行政會議及鄭汝樺局長亦說得十分清楚,高鐵的總站是必須要建在西九龍的,打造西九龍這一區位本身就是政府及港鐵要興建這條高鐵目的的構成。是故,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何政府對於近日公共專業聯盟經過精心研究而所提出於錦上路興建的另類方案,遭到了政府不足一小時內的「秒殺」,迅速以五大技術理由回應方案的不可行,堅持西九龍建站是無可避免的。

  畢竟西九龍的區域優待只是計劃其中一部分的局面,而另一面的世界,就是高鐵在西九龍之外的市區及鄉郊地方。從地理學的視野觀之,這條高鐵的空間性就是一種點與線的分配遊戲。點,就是車站,及其所帶來人流及地價的益處;線,就是隧道及其所伴隨的通風口、救護站、工地等對走線地方的損耗。他必須是一個全局,並不可能只認為建設高鐵只是一個站的考慮,線的設計亦是高鐵走線不能略化的組成。

  若果總站必須建在西九龍,根據這種點與線的分配,就同時代表政府決意要將線路的利益轉移至西九龍。這種稱之為不平衡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在廣深港高鐵的個案中尤為明顯,它將會是一條因速度的局限而令走線影響範圍前所未有的廣闊,將經過米埔、牛潭美、菜園村、經大霧山到荃灣象山、三棟屋村、嘉翠園、華景山莊、美孚、南昌及大角咀舊區影響五千戶居民,所牽涉的不只是工程的地傳及氣傳嘈音,根據環評,這些嘈音往往是永續性的,而約十多塊市區用地將會被徵用及永久佔用。而這還可能令當區租值下降,甚至可以因隧道的存在而失去了重建及發展潛力;反而,整條高鐵能從中得益的站只有一個——西九龍。不計算所有香港人要至少花五百多億打造一個天堂,在地理分配上,這將會極端地將新界及市區的各方面資源大幅度地吸取至西九龍只一個地方。執意「長途跋涉」地建站於西九,就意味著同意一種大規模轉移走線附近資源的空間佈局,加劇了城市資源的不平衡地理狀況。

土地發展體制的延伸

  為何政府仍然趨之若鶩,要勞民傷財、牽連大波的創造這種地理差異的格局﹖表面上,我們近來聽到許多有關不建高鐵就會被「邊緣化」,從而解釋興建高鐵的必要性,但不少都是有欠事實根據的。事至今日,政府仍然沒有公開它如何估算可以有每日99000人流使用高鐵的效益,其他估算資料亦十分封閉,只強調不建高鐵將成島、被邊緣化,情感上的威嚇多於實質的判斷。

  實際上,若果理解到點與線背後的「面」——高鐵背後的社會經濟過程(socio-economic process)我們可以看到高鐵的興建與香港土地發展利益存在莫大關連。一手由政府扶植當前的兩大土地發展體制:市建局與港鐵,在今年的施政報告裡面彷彿變成負責批地的公營機構、政府供應土地的新渠道,重建及建站愈來愈與實際需要偏離,製作市區熟地(可用土地)以滿足本港土地利益集團的私欲往往成為考慮建站的位置、衡量與目的的重要因素。

高鐵的討論就是經常都放在區域融合、未來效益等較「遠」的觀察點,使我們未有從城市尺度去考量,從而察覺到西九龍將會有多塊土地透過勾出,勢必變成豪宅地出售予大發展商。另外,下月立法會財委會650的撥款申請內亦預備了愈百億的「非鐵路開支」,用以建造地基及隧道等工程,以配合日後西九上蓋的發展。這種「配合」使我們明白原來高鐵的問題並無太大新意,背後揮之不去的幽靈,依然是政府為了撫平既往土地利益集團對土地的「熱衷」,以至其必須製造「抑」高鐵走線「揚」西九龍的地理局面。

無論是自然地理與城市環境、米埔菜園村或是荃灣大角咀、被逼遷的村民或是因走線而受影響的居民,都因這個高鐵打造西九龍的空間分配過程而付出沉重代價。就算行政會議已經通過興建,我們仍然不禁要問,這種城市資源向土地集團的集中化是否我們期許的分配﹖這又是否公義之舉﹖

文:鄧永成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星期三, 10月 14, 2009

粉嶺北:有關發展商收地、逼遷、擅改土地利用的事實記述 (factual account)


圖為粉嶺北一處湖畔草坪,後為上水皇府山地產項目,湖畔有牧羊人在放牧。

背景 :

  關於發展粉嶺北的計劃,早於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港府的施政報告提出,計劃連同打鼓嶺、古洞北這兩片位處新界北的土地,發展為「三合一新發展區」。根據政府文件,該計劃目的為容納預計於二零一一年增至的八百三十萬人口,並且便利「深圳與香港之間日益頻繁的跨界活動」。

  雖然有關計劃於二零零三年,因經濟不景、「人口增長及住屋需求放緩」等原因被政府宣佈擱置,發展商已從九八年的施政報告看到新界北的發展契機,隨之開展了大規模的收地行動。時至今日,粉嶺北一帶已經演成三大地產商「三分天下」之局面:據在場消息及過往新聞資料,新鴻基進佔文錦渡路至華山及天平山村的土地、新世界收取梧桐河小橋至石湖新村一帶,而烏鴉落陽及本文主要討論的個案──馬屎埔村,則由恒基割據,現(2009年)已取得九成業權——因此在概念及實際上,主要由這三條村構成的粉嶺北地區已經被完整瓜分。

  透過整理早前多次實地考察及向當地人仕的一手訪問紀錄及資料,本文希望探討現時粉嶺北新發展區的發展及收地過程,如何對當地村民的生活造成影響,並思考所謂「新發展區」到底是誰的發展,又或是否具有實際需要等問題,從而引發對於港府的規劃思維、發展論述的討論。


I) 收購土地

  由於上述「新發展區」約有六成土地屬於「私人」分類,各地產商便著力投資收購這些土地,以極低的「農業價」購入,留待政府正式公佈發展大計時,坐地起價,以數十倍的「發展價」出售來牟取暴利;或,更理想地,在政府的規劃下自行發展豪宅、商廈等高增值的地產項目。(事實上,基於土地由地產商掌握,政府現已推出「公私營合作發展」的概念,對地產商而言簡直是正中下懷。當中的利益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1. 「暗瓦底」:成立收地公司

  於是,據訪問所得,早於1998年,恒基便暗地裡成立了名義上獨立的收地公司,於馬屎埔村開展戰略性的土地收購的工作。對發展商而言,這個做法的好處是,對於收購所牽涉的所有過程,包括議價、恐嚇及迫遷等等,收地公司及其母公司(地產商),均可保持「中立性」--收地公司可以表示,它只是按上頭的指令辦事;而地產商則可以如此應付:先是否認與收地公司有任何關係,繼而聲稱無權過問子公司的業務。這樣一來,便可將受影響村民的追究對象模糊化,進行法律訴訟時,亦可以多個不同業主的名義與村民打官司。


圖:村落一景

2. 關係的異化:聘用村民為「艇仔」

  除了以子公司進行收地外,地產商的另一戰略為,聘用當地村民為「艇仔」,造成村民之間的分化。作為公司與村民之間的中介者,「艇仔」的作用為幫助說服其他地主賣地、誘導租戶接受賠償遷離等等。事實上,由於「艇仔」與收地公司之間的利益關係,不希望任何人士妨礙收地,或過問當中牽涉的非法活動,如將農地改為「貨櫃場」。因此,「艇仔」亦發揮監察的作用,視察「不合作」的村民的活動,對不願「收錢走人」的村民施加壓力,或向地產商報告,加以對付。諷刺的是,今天的「艇仔」,竟是村民的兒時玩伴,充見因一小撮人的利益而引起關係上的異化。

3. 不能說的秘密:「保密協定」

  挑撥離間、分化村民,都是為了令地產商的收地工作更為暢順。一方面大大削弱了村民聯合起來反抗的力量,亦令村民之間不能/不願互通消息。因此,設立「保密協定」亦是廣為地產商採用的手段。

  所謂「保密協定」,就是當村民/業主接受賠償/賣地條款後,收地公司要求對方將有關交易的細節,特別是成交金額保密,不准向任何人士透露,並揚言會對違反協定者追究法律責任。這樣帶有恐嚇性的專業用語,純樸的村民當然一一遵守,害怕因違反協定而惹上官非。自此,從前無所不談的村里,彷彿從此便各自擁有了「不能說的秘密」,削弱彼此的互信關係。

  而令人髮指的是,發展商正正利用「保密協定」所製造的獨家發言權, 到處散播不實的言論,傳出比實際成交價低的金額,企圖令其他未達成協議的交易條件壓低,在村里「不能」透露各自的成交價,又沒有可靠的市價作參考的狀況下,徬徨的村民更是人心惶惶,加速了他們接受條款,亦進一步加強了社區的分化,打散了村民的集體意識及爭取的力量。

4. 租戶大難臨頭:不合理賠償

  由於是次發展是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發展新市鎮,整個收地過程有別於「傳統」新市鎮由政府收地的方法,租戶得到的賠償額往往極不合理,完全根據市場的法則,理論上可以「一個先」也沒有就被迫遷。有務農的村民,就被逼以低至兩元的呎價接受農地的賠償,然而,只計村民投放於農地上灌溉設施的成本,往往遠遠超過所得之賠償額。更甚的是,由於部份土地離主要道路較遠,倒泥車不能內進,發展商暫時根本「用唔著」的土地,亦不容許村民繼續耕作。用鐵絲網將農地圍起,白白浪費了肥沃的土地,更加造成蚊患。而少數成功爭取繼續耕作的農戶,更須向地產商繳交昂貴租金,最終真正所得的賠償金額,所淨無幾。


圖:許多田地都經租田者的投資已使農務順利,卻在私人收地的過程得不到任何賠償

5. 租金幾何激增:律師信逼簽新約

  基於租約的保障,雖然恒基已向地主購得業權,租戶仍可以依據「舊租約」的條款繼續使用土地。事實上,許多前業主亦曾承諾租戶,可以一直使用土地,直到他們「耕到唔耕」,或「最少讓上一代人(即當年的締約者)離世為止」,因而在粉嶺北一帶的村落裡,租客們多是在村裡生活及務農了四、五十年——比起不少新界利益人仕,他們才是真正經營新界的居民。

  所以,不少租戶依據這些承諾及合約,拒絕接受地產商的賠償及離開。而地產商為了迫使租戶就範,多次以業主身份發出律師信,要求與租戶簽訂新租約。可是,新租約的租用條款比舊約苛刻,例如有位村民的租金就比以前激增九倍──由年租千八,增為月租千五。對於務農維生的村民,簡直無法負擔,不少村民因而無可奈何,被逼離開。

6. 原始的暴力:鎖閘、拆門

  為了更快地獲取所有土地,地產商甚至使出一系列粗野、荒蠻的行徑來對付較為「頑固」的、不願收錢走人的村民。據不少村民透露,夜深被致電騷擾亦是常有之事,就換約問題告上土地審裁處的陳氏,甚至曾被人用鐵鏈鎖起家門的鐵閘,也試過整道家門被拆走。報警處理,警員都知道大概是怎麼一回事,而事件往往以「一場誤會」開脫,賠錢了事。連串的精神騷擾,無助的村民只得屈服,接受賠償離開。

  雖然上述的迫遷行動,隨著零三年政府宣佈將計劃暫時擱置而得到暫緩,然而,當零七/零八年度的施政報告將舊事重提,各發展商紛紛重整旗鼓,再次加速收購土地的工作。而經歷過一連串的浩劫的馬屎埔村,今天只剩下原來一成的村民,近日亦不斷收到恒基要求遷離的律師信。收地公司亦偶爾以視察之名要求進入村民的居所,奇怪的是,他們往往在知道只得老人在家時才來視察。

II) 改變土地利用

  發展商一方面繼續收購土地,另一方面亦對所得的土地加以利用,例如在農地傾倒石屎,作為貨櫃場之用。例如有關發展人士於文錦渡旁違法興建的貨櫃場,就於去年尾大幅擴建數倍。

  賺取租金收入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實際上,此舉重點亦在於向附近農地「施壓」,加速發展計畫的審批,而造成環境退化又可以令更多農民棄耕,可謂一舉三得。由於更改土地用途,如將農業用地改為住宅用地,須要經由城規會審批;而對於牽涉農地的申請,審批尺度比較嚴謹,需時亦較長。因此,發展商索性先令農地從地圖上消失,變成失去生態價值的荒地,以致日後申請發展計劃時可以更順暢。


圖:馬屎埔村內不少村屋也因收地而遭到荒廢

農業的人為死亡:使更多農民棄耕

  雖然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在回應村民對地產商以「貨櫃長城」逼賣地的質疑時表示,這「只屬假設,缺乏真憑實據」。可是,稍具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在農地旁邊築起六層高的貨櫃,農地根本沒法耕作;事實上,除了此直接影響外,收地令到農地減少,所造成的一連串生態改變,影響到即使仍然有地可耕的農民都難以耕作。


圖:粉嶺北內一貨櫃場, 影響旁邊農業活動

  例如,從前,雀鳥可以在不同的農地吃菜蟲,但由於貨櫃場運作的嘈音滋擾,令雀鳥不再在鄰近貨櫃場的農地覓食,以致該地帶的農田出現蟲害。當雀鳥飛往別處覓食,而「別處」的農地由於大多已被收購、被逼棄耕,於是數量少、多樣性低,於播種期時,雀鳥沒蟲可吃,便吃掉作物的種籽,造成惡性循環。村民關先生的農地便遇上這個問題。而農民難以耕作,久而久之,部分農民也「無哂心機」,最終被迫放棄耕作。


圖:形形色色的農業活動在粉嶺北進行,正因新計劃面臨全面消失

總結:重新思考粉嶺北新發展的目的

  打從政府為了不知道誰的需要而提出「新發展區」的計劃開始,到過去十年來,發展商於粉嶺北,近乎「無王管」的收地過程,既是一個社區分化、破壞生態的過程,亦是一個將土地商品化的過程。天平山村村民以土地作居所、務農,他們與土地的關係,建基於實用生活的使用。對老一輩而言,這是他們畢生耕耘、建立家庭的土地;對正值壯年的一代,這是他們父母畢生努力經營的土地,亦是他們自己及下一代成長的地方,即使本身並不擁有土地,數十年來投放於建屋、裝潢、挖井、建水管等等,投入的精神與心血,非單單以金錢所能衡量,更遑論取代!

  可現在呢?收購為土地訂了市場價格,它並不反映原先的實質的使用,卻指向一個虛無的未來的以地產項目發展模式定義的交換,它的意義,成了一個以不斷易手或出租創造資本累積的工具商品。此時,我們不禁回想,政府推出此發展計畫,不是聲稱是為了照顧人口增長的需要嗎?增長的,似乎卻只是地產商是投資收益。

  在各種發展至上、深港同城化、加速基建等等的論調中,香港的農地已經逐漸因被想像成都市的附庸而被消滅殆盡。當綠油油的景致、閒逸的河畔景色成為了地產項目中炙手可熱的增值點,漸漸地,新界土地的意義,只能化為各地產商用來炫耀實力及展示發展前景的土地儲備表中的數字。用了何種手段去搶得土地,威逼利誘、偷呃拐騙,卻似乎無人關心。


圖:廢料棄置於以往的農田

  我們若要對此說「不」,只換來政府高官以一副「你咪阻住人發達啦」的嘴臉來回應,劉皇發更加在菜園村事件裡將新界人的特徵本質化,說新界人最甘願犧牲云云。可是,我們仍然要問,這種發展模式,是我們需要的嗎?如此不公義的掠奪,我們又可以忍受嗎?

文:佳佳@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星期三, 9月 30, 2009

勾結權貴與無視窮人的港鐵規劃(日出康城與逸東邨)

  港鐵建站背後的考慮已經相當明顯:水份超強的地產項目「溢出骯城」有新車站,三成都是 拿綜援的逸東邨公屋居民等待鄭汝樺局長一個遙遙無期的承諾。

  如此種種,都讓我們質疑:究竟鐵路發展是為誰而建?

星期四, 9月 10, 2009

又記的都市革命



  城市的認知系統已經嚴重汙積。地鐵車廂內的行車路線圖可以將異質的地方連結得再無分別,路過的人只懂透過從主流渠道獲知的成本利益分析來閱讀繁雜的城市生活。我們認識的社會,慣常以議題、數字、慘劇個案來表達,所呈現的都市結局都是難以重組的碎片。究竟社區關係及廿四小時的生活是如何連貫的?或許我們連社區是否存在這一事實亦抱有質疑。頃刻,若然有一個完整而立體、不能量度、在各種感官刺激都似乎超越了邊界的「社區」,明明不能看見卻無故在面前浮現,對於香港人來說這必然是場不能想及的後現代惡夢。

人必須日常

  「又記美食」在城市人的腦海內成為一場災難的原因,不僅是由於這個社區空間能將零散的生活片段串聯為一張完整的拼圖,令進入這片看似熟悉的迷宮的人感到不安、不習慣,而且它還正在透過日常生活自我突顯,觸及了街道的既有秩序,並有意無意散發一種革命的訊息或者恐慌。列斐伏爾如是說:人必須是日常的,否則他將不能完整(Man must be everyday, or he can not be at all),這句幾乎是套套邏輯的話在今天的都市社會竟然變得充滿啟示。他認為當城市人能夠去除只是以肉眼及抽象的既有論述認知,包括那些預設的競爭關係、簡化的數字等等,然後重新認識實在的城市生活,諸如一條街的內涵、節奏與箇中關係,就是當代一件最革命的事情。而日常生活的面貌得到重拾之時,分裂這種完整性的破壞力量將會無處頓隱,都市便能成為都市,人便能成人。又記嚇呆了「不日常」的人。

  可是一群人可能會因此而警戒起來。在政治現實上,又記是在全球化、區域發展、各種社會議題紛紜之下發生的「一宗小事」,它的意義往往被這群人質疑 —— 只是關心這麼瑣細的社區問題,倒不如關心一下其他大問題吧,要有更闊的國家及國際視野。這些都成為了香港人喜愛無限「升lv」的慣常症狀,社區問題總是不值一談,城市問題更為重要;又發現城市太細,再搭穿梭機參與國家及國際事務。我們漸漸昇騰到一個已經再鳥瞰不清日常生活模樣的位置,真正變成一個抽象於生活的人。

大排檔的城市化

  沒有社區日常生活的人很難想像又記作為街邊大排檔如何能夠連貫上廿一世紀的城市,火鍋不是在冷氣室內開爐的嗎﹖當然,城市一直有系統去分類和形塑大排檔這類城市空間,工業的、傳統的、過氣的,阻街、污穢、噪音這些詞彙都成了當區區議員、城市管理者、欲求脹租的業主及旁觀者渴望輸出的理解,正如近日有利益團體為了弱化重建時社區經濟的存在感,而在立法會力陳市區內不應該有醬油店一樣嚴厲和滑稽。

  又記事件的社區反撲,恰好證明這些對大排檔的抽象形容根本站不住腳。不計數字上社區文化調查小組在又記周邊做的問卷調查(如有九成人認同又記具有社區功能,夜晚燈火有助改善社區治安),就連附近不少會被容易想像成競爭關係的士多(都在同一條街賣酒),看到一群群做問卷調查的年輕人在舖邊樓梯上上落落,也忙不及讚揚他們乖巧。有關又記對其食牌與酒牌的上訴,警察最終也逼於無奈放棄了以「公眾利益」作停牌的理據。競爭自利的關係並無如抽象的論述中發生,反而濫權執法、無故生事的區議員及政府部門立即遁形。

  城市空間的形式本來並無意義,就是由於是次區議員將原本既存已久的大排檔問題化,再由忍無可忍的社區捍衛大排檔的邊界,經過這一種對生活使用上混淆與澄清的爭議過程,令大排檔的空間形狀及內涵更加清晰、完全。這種「城市化」必須予以肯定,因為它能令物理上的城市形成具有意義的城市,一種抽象的城市空間變化或變回實在的一種。

  如果對政黨政治感到失望、又發覺國際關係過於布爾喬亞,重返日常生活、把城市空間重新形塑的社區政治將會是變革的起源。

延伸參考:

周思中‧《廣東道的缺口——油麻地街頭對談

星期六, 8月 22, 2009

新界發展概念詞典——略記《新界變陣》研討會內的前沿討論


(上圖引自Hong Kong Industrialist)


  新界不僅是近年來政府及發展商目眩神往之境,也成為了很多概念的實驗場,各群體試圖透過論述新界發展,從而得到認知上的澄清、利益上的捍衛或政治上的爭奪。在7月18日於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舉行的《新界變陣》研討會的討論中,百多位參與者連同四位認知各種新界問題的講者(規劃署副署長梁焯輝、長春社理事長熊永達、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及菜園村支援組成員朱凱迪),共同生產了一籃子有關當下新界大規劃發展的概念與視野,嘗試切入正在爭議得如火如荼的新界發展。如能把箇中重點討論深入整理與議論,將有助我們構想新界的未來。


新界性別工程

  首個要突顯的是一種女性主義的經典思辨。討論新界議題時,還以為劉皇發為首的新界鄉事派曾揚言要強姦陸恭蕙這種父權主義已不復出現,原來各種男性本位的話語仍然在新界話題裡處處可見。當中的轉向是,不再像以往的新界男性透過一種空間的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將女性排斥在新界以外,現在則以想像新界成為從屬的女性空間,為既有發展邏輯建立合法性。當日,規劃署副署長一如既往政府的風格,如早年女性主義地理學者Linda McDowell所言,展現了一種在男性本位的城市/鄉郊想像。按此,新界鄉郊不被看作為具有主體性的地方(自主的經濟、社區及生活方式等),反而被編配成一種所屬的位置,為了生育原因(滿足未來人口需要)建立新界要配合發展的理由,並以各種「客觀」程序與數字合理化之。現時要配合的「生育大計」,就是零七年來曾任權要將香港估算成一千萬人口的城市,接下來其他在新界的發展項目「需求上」便來得有理有據。

  陳文鴻教授對新界的形容亦帶有這種影子,像要還原四百年前笛卡兒式的二元分化(Cartesian dualism),從理解上將思想與身體兩者割斷,一種典型女性主義研究要批判的對象。在會議期間,他多番強調理解菜園村村民在情感上對家園的熱愛,然而必須「理性地」考慮城市規劃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概念上城市是不容許土地被(菜園村)居民「私有化」、必須要將他們公開一起享有,惹多不少在場人士批評他的說法為「達爾文主義」及忽略對村民情感上的尊重。參與會議的村民阿竹甚至當場問及除了概念上的「說瞎話」,陳教授有沒有到過菜園村考察,有理解過日常經驗的生活實踐。

  這種性別建構工程,將新界地方建立一種屬女性的論述,似乎除了只會縱容一種只在重覆強調「理性」的發展,並把一些正在捍衛其居住權的居民塑造成非理性的主體,別無益處。


城鄉關係的廢存

  將新界想像成從屬的身體而讓新界的郊區城市化,是城市與鄉郊之間其中一種可能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的確是每個城市都需要深思的。究竟,我城還需要農村及郊區嗎?城市和郊區之間要建立一種什麼關係,要侵蝕還要並存﹖這關乎城鄉關係(rural-urban relationships)的討論在研討會內由陳文鴻教授提出,他從整體城市尺度出發,指出香港不像其他城市一樣有城鄉關係,只有城市面向或城市化。如他較極端的形容,新界基本上「沒有農民」,只有綠帶及休閒農業,同時政府對待農業都是「比較懶」及「一刀切」,導致什麼也不能養,亦沒有農業政策扶持。

  而就著城鄉關係應該如何發展下去這一問題,講者的態度顯著不一。副署長強調新界保育與發展之間的平衡,陳文鴻教授直接地指出除非我們能夠將新界農地進行「產業升級」,製作「西班牙火腿」或耕作「法國薰衣草」,否則我們要積極考慮鄉郊的都市化。熊永達教授及朱凱迪先生則從另一方向回答此問題,他們不只重申現在鄉郊發展相對城市發展的局面,同時也提出「我們希望有一個什麼的新界」這建構性視野。熊回顧三十多年來他在長春社的經驗,指出七十年代港督麥理浩「大手筆」之後,郊區已經再無任何增長,而回歸後董建華曾經將大嶼山增加入郊區綠帶這無量功德,亦被違反既定規劃程序的唐英年期後用一份以盡量開發為原則的大嶼山規劃概念圖取代。因此他邀請各界人士,當都市化項目入侵新界時大家僅記好好守住城鄉的邊界。朱凱迪更加確立了鄉郊規劃的必要,指出政府一方面強調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對農業發展卻隻字不提這種政策分裂的狀況,重提本土社區經濟的重要。


「全世界都在保育」

  雖則論壇內火藥味濃,支持城市化的與支持農菜發展的分野明顯,而四個講者角度全異,但竟然都一致在說「保育」。這種「全世界保育」的現象,朱凱迪形容是近年的一種新轉向。他觀察到當「保育」這種城市價值觀由以往的環保團體辛辛苦苦地「打回來」,以對衡政府及地產商的發展主義,這些利益團體也並非只會坐以待斃,它們懂得「食言」(消化字眼概念、轉化成它們的本錢),而最後它們也在「保育」——「收編」環團協助它們發展項目裡一些保育項目、將鳳園的蝴蝶轉變成樓盤的賣點。

  在這種朱稱之為「變蝶成金」的做法所有人都似乎在保育的情況所能指出的可悲現實,反是沒有任何人真正地在做「保育」。發展商及環保團體合謀的計劃往往都是在既定的發展框架以外點綴的一些小項目,而真心關注這種發展主義的民間團體,當發現連「保育牌」也因發展商的吞噬而失效之後,也在重新構想如何再論述新界的發展問題。熊永達教授亦同意因現時只有環境影響評估(EIA),發展都未能涵蓋對環境保育以外的社會影響,故可以朝向要求政府對大型發展項目做「社會影響評估」(SIA)這方向爭取。


融合的自然與政治

  論壇內的人都不會爭議的,是當下新界發展是由於珠三角融合的勢頭而來的。廣深港高鐵、粉嶺北三合一新發展區、禁區開放、蓮塘口岸開放等等,與其說純粹是一種在香港內發生的城市政治(urban politics),亦難免迴避新界的爭議同時也是區域政治(regional politics),即珠三角融合的處境下衍生的問題。

  反而論壇內值得斟酌之處卻是討論這種融合(的必須性)是「自然而然」的還是「政治使然」。相信融合乃「自然而然」的陳文鴻教授,透過假定了一種時間線性的二元對立,即「以前殖民地自己顧自己」,現在則處於「一國兩制下無可避免要與內地城市連結」,建立回歸後融合的必然性,若果還當作自己是一個「獨立王國」看待,香港就很容易被「邊緣化」云云。而往往,這種理解除了因簡單直接而讓說服力得以增強以外,對於判斷當下發展形勢,其實並無太多好處。這類「討論」近年來時常發生,記得在某一個場景,當有一群以往關注本地問題的學者,近年來都以同一種對立概念和唱一種中港融合論時,陳景輝曾指出,我們不論回歸前後,其實一直都與內地連結的,在六四事件與天安門母親連結、在汶川大地震與四川母親連結,社會民間各界人士與內地的關係「本身」已經存在,何來「自己顧自己」﹖故此,我們可以更清楚理解到,這種強調回歸後便會自然融合的說法是從一個政權而非社區及民間的狹隘角度出發去考慮的,他們其實說的是「港英政府」自己顧自己,現在是「特區政府」要鼓吹融合,卻以融合過程「自然而然」混淆了「政治使然」的本質,這種將政治自然化(naturalizing the political),說成不能逆轉的趨勢,才是當下新界最大的政治。

其實,這個討論未能在《新界變陣》中開展,各位都知道這沉默的原因。當日在朱凱迪提出此政治現實之時,立即遭到其他講者拒絕此說法的萌起。似乎,融合的思考已成為現今最危險的知識,敏感程度達台獨、藏獨及彊獨的水平。而其他研討會當中談及的「開放/封閉」、「可持續發展」、「邊緣化」等還有待深化的概念,亦必成為未來新界發展過程中概念上最敏感的爭端,我們未來無法逃避的一些課題。

星期二, 8月 04, 2009

港鐵成功爭取廣深港高速隱形興建

突然在這一個星期開始,所有人都在反高鐵了。

星期二, 7月 21, 2009

星期日, 7月 12, 2009

土地經濟 遇洪而開﹖


【明報‧城市裝修】

  從最宏觀的角度看,香港三大所謂「支柱」行業中,金融業的性質是吸取周邊地區的資源,將各地的剩餘價值集中化 (centralization),與物流業一樣槍口對外。然而地產這一行業,卻是透過挖取城市內部各種生活領域的資源,透過持續不斷的漲租、改造郊區、 惡化空氣質素、甚至土地的剝奪(dispossession)才能夠暢順運作,是集中化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 of centralization),亦是香港表面上作為亞太資本的首都(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往往被忽略的「裏面」。

  香港人在整個八、九十年代投入炒樓、SARS 期間更樂此不疲、直到次按風暴仍未過去的今天還是熱烘烘。吃自己吃了三四十年,如果要在這個如洪水猛獸般的經濟危機反思,就應當為地產發展模式來一次歷史的反芻。


土地經濟的歷史地理

  曾經訪問過一位根正苗紅的香港人——1942年在石硤尾木屋區出生,經歷大火,然後安置到七層大廈,結婚後上山蓋木屋,清拆後租住唐樓;八十年代開 始炒樓,八十年代中在市場波浪的翻船,失去婚姻成為工人;九十年代板間房被收地重建,上公屋後轉做清潔工——她一生都與香港整體土地經濟環環相扣。當問到 她為何要買樓的時候,她直言七十年代的她根本「沒有買樓的概念,更別說炒樓」,「要住的話便上山搭間千呎木屋,不習慣便租,為何要這麼蠢會買房子回來」。 她的炒樓行為,忽然變得不可理解。引伸的,正是究竟香港人什麼時候開始才熱中於地產這玩意的?整個地產發展模式是何時活躍起來的呢?

  其實自六七暴動以降,遠東、金銀、九龍等新交易所相繼建立,華資在兼併了不少退卻的英資資產之際,同時容許了它們初嘗股票市場的龐大資金。引用地理 學者鄧永成的概念,一個由華資地產商、港英政府與發現地產有利可圖的股民的「土地發展體制」(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已經初步建立。它強調交易價值的網絡,大大改造了香港人視土地自用、視房產為家的概念。它是城市命運的巨輪,主宰了我們四十年來城市發展的 格局。

  這種土地發展模式當然不是唯香港所獨有,是一種非常極端的複合。它不止於如城市地理學者Andy Merrifield所指出,像美國 那種地產利益與州分內政治勢力有勾結的深刻傳統;它又像整個東亞整個地區內的權威政府(strong state)一樣,國家與城市往往以公權力「協作」這些土地利益的交和收,如提出公私營合作的概念,合法地邀請土地利益參與分享。它特殊且極端的,是因為香港曾屬殖民地,英國 人上岸後「普港之下莫非皇土」,政府至今還是最大的土地利益集團。因而這個「土地發展體制」比起世界很多地方都來得更明顯、更直接、更堅固、更「勾結」。

拚命多於創造

  當然,這種殖民時代的勾結向來都十分複雜,土地利益的輸送可能並非出自純經濟的考慮,政府甚至在經濟的效益上適得其反。以上那位地理學者曾在八十年 代算了一道大數題,發現原來前港英政府的從土地得回來的收益,根本無法抵銷各種為了這地產經濟而消耗的成本,包括交通配套、行政架構等等。土地經濟使政府 帳面豐碩的理由,只是由於未計算整全的總開支。姑勿論港英政府背後懷着什麼經濟以外的因由(詳細可參看羅永生的《殖民無間道》),在沒有經濟利益的前提 下,被學術界詬病為一種「拚命多於創造」(Desperation than Inspiration)的經濟模式也並不為過。

  因這(非)經濟勾結之故,當八四年中英草簽限制回歸前土地發展數量,政府不是帶領香港邁向一種新經濟反是把地產業視作龍頭,忽然關愛舊區環境質素,實質在盤算着市區重建 這些不算在內的土地,以保財閥經濟的繁榮及光榮撤退。董建華 年代一份施政報告更提及過一項瘋狂的創舉 ——在十年內開展二百五十個市區重建項目,以闢地餵飼整個利益體制。這引發市區生活十年浩劫,居民維權運動處處,直到現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才稍有一刻的屏息。

  「土地發展體制」像是令大家參與其中,獲得利潤。但從整個歷史地理的過程來看,故事更多的似乎是像起初受訪者的生涯一樣「拚命多於創造」、各種別樣 城市經濟的可能因土地租金而遭到排拒、政府政策受地產利益把持、多少舊區居民被遷徙、多少本土經濟被破壞,全都是本地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痛苦不斷的現實寫 照。


偽開放與真正的封閉

  既然這個體制遺害深遠,既得利益當然是拒絕改變的答案,但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合理化自身呢?我們日常所聞,都拿發展與反發展兩種二元對立,謂之若我們死守老樹,不開放土地來發展便會被邊緣化云云。這種「開放」與「封閉」的概念,是支援整套地產發展論述的關鍵詞。

  為回應這爭論,人文地理學者瑪西(Doreen Massey)曾做過一個具啟發性的研究。她選了兩個地方,一個經常被認為是全球的、公共的、流動的、開放的科研實驗室,另一個是被經常想像成本土的、私 人的、凝固的、封閉的家居。表面上,實驗室是每天有國際性會議、全球「精英」匯聚,經過她長期在地考察,發現實驗室其實也封閉得很,不僅是排斥其他功能的 單一經濟活動、有保安員禁止進入、而且根本十分具本土性(一種作者解作為植根西方傳統、強調理性的知識生產);而家居也具備各種開放的活動,能夠集居住、 工作、娛樂等功能於一身,家中電腦的功能很多時候都不比工作環境的少。因此,關於這兩種不同時空流(time-space)的問題,她認為不應再問什麼事 物本質上是「開放」或「封閉」,真問題是為什麼事物會被定性為「開放」或「封閉」。

  按此視野,我們不難察覺這種強調現行土地發展模式體制不開放的地方。相比起具社區網絡、靈活運用地方的舊區街道與建築,要強調收益的新地產項目,從 設施到管理都相當封閉。反而,像舊區或新界鄉郊的經濟空間結構卻從不封閉。以往利東街一類的本土經濟作業,除了大門常開、童叟無欺、生意額大小無區外,比 起許多中環 的公司可能更加連結全球,連卡地亞 也 會找他們做生意。現在一個正被強調流通、融合、經濟開放的廣深港高鐵所影響的菜園村,除了像同文俞若玫所指,「是盛載豐富的生命歷史,是個睡、吃和育兒的 地方,也是她們工作、娛樂、聚會、以及增長知識、交換經驗及身分建立的場域」以外,其七八十年代的米產一直都是運往歐美的。「開放」一個本身也具開放性的 地方給一條只能連接特定地點的高鐵,骨子裏就是為破壞開放多樣的本土經濟的單一地產經濟建立合理性,產生的效果,只能是從開放走向封閉。


真正開放經濟

  近年開始談融合,基建在新界郊野穿插,這種由集中重建市區闢地轉向至擴散開發新界的空間政策轉移,將觸發新一波由土地發展引起的災難,如古洞北、粉嶺 北內許多具開放性的經濟模式在幾年來遭到地產商收地逼遷。這個土地發展體制對新界這「新殖民地」所帶來的環境、人文及經濟禍害與新一波衝突,是委任多幾位劉皇發 也解決不了的事。唯有透過正視由來已久的土地發展體制問題,解除定性某事物為封閉或開放的習慣,才能真正開放城市經濟的未來。

文 劍青

星期四, 7月 09, 2009

「新界變陣」研討會

各位朋友:

在區域層次上,香港政府和中央一直大力推動中港融合,隨著早前十一五規劃與今年一月《綱要》的頒佈,香港已成為全國發展和規劃中的一顆棋子,珠三角區域正急遽融合與重構;而在城市層面,回歸十年後的空間發展政策開始由集中發展市區轉移至「擴散式」的全面都市化‧‧‧

在此脈絡下,新界地區當前成為了新的城市前沿 (new urban frontier)。新界再不被想像為都市邊陲,而是中港融合裡具戰略性的核心腹地。在這新局面,一系列新的社會、規劃及環境等城市議題都在迅速浮現,包括港深廣高速鐵路的興建、禁區開放、龍尾、鳳園及沙螺洞等具生態價值地點的「鄉郊開發」、三合一新發展區的規劃、蓮塘竹園村與石崗菜園村正在籌劃的清拆等等。而各種舊有問題如土地壟斷、新市鎮模式、丁權問題等,更使當下的發展議題更形複雜。

為理解以上種種問題的發生、現況與可能的他選,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特意舉辦了名為「新界變陣」的公眾研討會,試圖從1) 規劃管理2) 環境政治3) 本地產業4) 社會抗爭四大範疇,切入討論新界議題。主講者包括有梁焯輝先生(規劃署副署長)、熊永達教授(長春社理事)、陳文鴻教授(中國商業中心)與朱凱迪先生(菜園村支援組)藉著多角度對新界發展的討論,從而深化公眾對當下新界問題的認知。

活動詳情:

日期:七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時間:二時正至五時四十五分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校園溫仁才大樓東翼101017 (OEE1017)

活動流程:

(14:00 - 14:25) 梁焯輝:新界的未來發展路向

(14:25 - 14:50) 熊永達:新界保育政策的成與敗

(14:50 - 15:15) 陳文鴻:「和諧中見矛盾:城市融合與本地社區發展

(15:15 - 15:30) 茶點

(15:30 - 15:45) 朱凱迪:「期待新界的空間公義運動」

(15:45 - 17:30) 圓桌討論


如有興趣者請聯絡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

劍青: hkcggspace@gmail.com
劉先生:3411-5986


題目一覽:

1) 梁焯輝:「新界的未來發展路向」

內容簡介

根據「香港2030研究」建議的發展方案,現有發展區,包括市區及新市鎮,預計可足夠容納至2030年人口增長的70%,位於新界的兩個新發展區和低密度鄉郊發展區將容納其餘30%人口增長。此外,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和社會活動頻繁,有需要加強口岸及交通運輸網絡的建設。所以有關政府部門已開展或準備開展多項關乎土地規劃研究及交通基建的可行性研究。這些項目包括「邊境禁區的土地規劃研究」、「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新界東北及洪水橋新發展區、廣深港高速鐵路、蓮塘/香園圍口岸、以及鄉鎮的地區改善計劃等。個別項目已進入落實階段。從上述規劃中的項目,可以察看到新界地區在香港未來發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2) 熊永達:「新界保育政策的成與敗」

內容簡介

從新界第一個大型私人屋邨發展『錦繡花園』開始,發展與保育就出現了明顯的矛盾。與第三世界發展中地區一樣,香港經歷力為求發展而不惜代價的階段,結果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損失了大片的自然景物和和無數的文化遺產,包括濕地、林地和傳統村落。可幸,香港有些有心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們爭取通過了四項保育條例,即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條例、城市規劃條例、古物古蹟保護條例和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有效保護了佔全港土地約四分一的郊野和一批被為古蹟的建築物。雖然如此,為發展而不惜代價的思維還是主導著香港的施政。許多僅有的自然景物和傳統文化的地點受到發展的強大壓力。我將會回顧和展望新界的發展和保育矛盾的變更,探討新界可持續發展的出路。


3) 陳文鴻:「整合中見矛盾:城市融合與本地社區發展

內容簡介

  • 討論香港與珠三角的經濟融合與展望
  • 香港本土的社區經濟
  • 發展新界的矛盾與磨合

4) 朱凱迪:「期待新界的空間公義運動」

內容簡介

  正如很多論者所言,香港社會近年明顯經歷着「空間轉向」,連小市民都對成市空間敏感起來。保護海港、反對「只有自己享受、不理他人死活的」屏風樓、在公共空間實踐公共生活、關心基層市民被驅離城市核心的市區重建、維護社區網絡及地道歷史文化等備受關注的城市運動一個接一個。但是,無獨有偶,這些城市運動均集中於香港島和九龍市區發生,住有三百多萬人的新界彷彿與此絕緣;而且,明明許多城市運動的參與者都是住在新界的,為何他們要老遠坐車到灣仔、深水埗和中環?

  其實,推動市區空間急劇改變的同一套邏輯,早已在新界「靜悄悄地」全速前進,只是涉及的政治更複雜,令關注者難以介入。門衛森嚴的高檔欄柵社區﹝gated community﹞如雨後春荀,導致社區四分五裂;農地不是變成露天垃圾場,就是任由荒廢待價而沽;跨境基礎建設「專挑軟的吃」欺負非原居民散村社群;還有在公共資源分配上被邊緣化的新市鎮居民。環保和生態組織自八十年代以來一直是在新界「最大聲」的民間團體,不過近年政府和地產商想到以「新自然保育計劃」把他們吸納,當「生態」和「環境」半推半就地被框限為地產資本累積的輔助工具,大環保組織的批判力隨之大減。

  在推土機不等人的時代,新界的空間公義運動必須急起直追:建立新論述以迎擊「新自然保育計劃」、對新界土地和農業作更深入的研究、重寫幾十年來一直被邊緣化的非原居民散村歷史等……

會場位置:

http://net3.hkbu.edu.hk/~futurewc/bumap.bmp

從善衡校園窩打老道正門進入,到6樓平台,然後從查濟民科學大樓乘升降機到10樓,沿走廊到溫仁才大樓到10樓,1017室即在樓梯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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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星期日, 7月 05, 2009

粉嶺北:誰在僭建「超級貨櫃牆」(GFW)

  新界近年來的建築已經光怪陸離,荃灣的一公里長屏風樓、大圍火車站及車廠的二十座摩天排樓、石湖墟再版紅灣處處險象環生,原有的經濟、環境與生活都遭受影響。但我們萬萬也想不到,在偏遠的粉嶺北梧桐河——一處現被分區規劃為綠色保護帶(GB)的地方(見圖二),竟然出現如此誇張景觀。



  在今天屏風樓已經道德上不再容許的時代,竟然還有密佈的超級貨櫃牆,暫時名命它做GFW,比內地的網絡防火長城(GFW)更密不透風的Great Fanling Wall,將旁邊一帶的農田的兩個方位完整的「表列」起來。


遭禁錮的田園生活

  在旁從事農務已經有40-50年的張生張太,告訴我這情況其實是在去年12月開始的。張生用客家話大概描述以往的情景:「本來這貨櫃場以前是一片濕地,年尾突然平整了土地,貨櫃愈搭愈高,有些甚至去到7層高。」

  故此,他們2009年起開展了一種遭貨櫃牆禁錮的田園生活。這排約200米乘800米的GFW所帶來的首要禍害,就是令田地的去水功能盡失。張太透露:「這貨櫃場前身是下游的濕地,水都是向下流走的。」這牆使人憎惡的地方,不只因為它擋住了去水:「現在,濕地遭平整後比農田還要高,每逢雨天,雨水都倒流向農田,將田裡的農作物浸死,水也無法經濕地流向河道(梧桐河)。」

  整個環境地理——作為農作物能夠健康生長的重要因素——也因此貨櫃牆的並置而失靈。取而代之,並列的牆壁遮阻了本來充沛的陽光、本來清爽的風,張太半塊田的農作物因此而失收。她拿出了一條在已經泛黃的青瓜,與一條較遠離此牆的青瓜比較,可以看出優質的環境對農作物是何等的重要。但對張太來說,農作物還算是其次,在這田生活了都已50年,她說她真的很懼怕每天對著這景象,「尤其在大風天氣真的不敢走去近牆的田耕田,貨櫃搭得那麼高,萬一大風吹下來就會被壓死。」



誰是「綠霸」?

  或換一個問法,究竟是誰霸佔這個綠色帶作貨櫃場﹖難以想像如此痛恨僭建物的政府竟然在這違章建設面前顯得如此冷靜。而根據當地居民的傳言,這幅地屬原居民擁有,他們指因為擁有者在另一處新界地方與政府發生爭執,政府最後容許了他們在這濕地上建貨櫃場,以作政治交易。一大片綠色環境隨即都市化,分區規劃(Zoning)亦失去了其意義。

  因此可以推斷,這僭建之場(牆)並非由於新界太遠離北角而管理困難,它是一種刻意的容許。一翻開規劃署在去11月做的新界東北發展研究,更加可確定部門其實是知悉這個綠色帶裡存有貨櫃場的,因為在「現時土地利用」的地圖上已經顯示出來(圖一紫藍色部分)。規劃條例清楚列明,綠色帶的分區規劃是不容許貨櫃場/貨櫃車泊置這種土地用途的(見此文件);另一方面,政府的研究文件又在確定著他的存在。如此的矛盾,究竟是擁有者抑或是政府才是真正環境兇手這個問題真是難以解答。

  姑且相信新界東北發展研究裡對考察當地的土地利用是準確的,這就反映貨櫃場已在這半年內大規模的擴張。若果觀看圖三,黑圈括到的貨櫃場面積,比起規劃署研究報告裡的紫藍色部分(圖一)相差十數倍有多。按此速度,整個粉嶺北的郊區被它蠶食過來已不遠矣。面對此牆,張生張太訴求無門,曾經寫信去地政署叫它履行法律,但也沒有結果。對菜園村的朋友來說,他們應該很羨慕地政如此消極的態度吧。

  其實這「超級貨櫃牆」只是整個粉嶺北其中一個視覺上誇張的例子,政府將會未來數年在粉嶺北以公私營合作的方式建一個新市鎮,地產商在這一區內的買地行為已經基本完成,這幾個月來已經有不少不願放棄幾十年農業生活的居民,被大地產商告上法庭。若要旨意政府會關懷在箇中默默耕耘的居民的生活、農業發展等問題,以上的例子有助你排除了這種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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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圖一、新界東北規劃發展研究裡顯示的現時粉嶺北的土地利用,紫藍色為貨櫃場,紅圈為張氏農地、黑線為超級貨櫃牆。



圖二、現時粉嶺北的分區規劃 (紅圈為張氏農田、綠線為超級貨櫃牆)



圖三、Google Map上實質貨櫃場的大小(黑圈顯示)

星期五, 7月 03, 2009

市區重建的「三無」檢討報告

  負責這剛剛出爐那份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報告,為新一輪市區重建的爭議揭開序幕。各大政黨、民間及財團都爭相研究箇中內容,追蹤未來市區重建的進路。而與市區重建局(前身土地發展公司)已經有緊密「合作」關係的羅致光團隊,單計他在零五零六年之間的功積,已經協助市區重建局一口氣完成六個研究報告(詳見http://web.hku.hk/~hrnwlck),已廣泛已被民間稱為政府的御用學者。因此當今次天發展局花費數百萬公帑研究東亞六個城市市區重建經驗的報告再度落入他的手中,有許多對市區重建有興趣的朋友都質疑其研究結果的獨立性、會否受政府或社會壓力而影響其研究結論等等問題。

  這份報告對本地的市區重建茲事體大,我們必須要審慎監測,留意報告有否基於政府某些既有的政策方向,使研究的獨立性再次受到干預,以免在這第一階段的檢討,已經被研究妨礙了市民對真正市區重建願景的建立。綜合來說,可以看出報告作為一個正常研究所欠奉的三大處。


一無:問題跨度與深度

  是次報告的目的,主是要考察東亞六個城市(包括東京、首爾、台北、上海、廣州及新加坡)的市區重建經驗,帶著香港遇上的重建問題,到這幾個城市尋求參考與答案。姑勿論考察範圍遭到發展局收窄至東亞城市,而非集中於本土經驗或西方城市這個研究局限(見何秀蘭的立會質疑),我們仍能發現羅致光報告內提出當下市區重建問題的覆蓋面十分狹窄,未能全面反映本地近十年來重建面對的各種核心問題,有時甚至提出的問題本身沒有任何學理基礎,亦即是偽問題。

  報告起首拋出需要回應的七大問題,許多都是市建局自身關注的問題(如私人市場的角色、財務安排、市建局的工作範圍),而非整體市區重建的問題。其中一個市建局自身財務安排的問題,許多人應該也會覺得匪夷所思,為何一種每年純利賺幾十億、主席可在利潤內分數個巴先分花紅的運作,竟成為市區重建要檢討的問題呢﹖難道市建局開始對這種售賣舊區居民家當來分紅的模式感到內疚﹖恰好相反,羅致光轉移了這個問題,說未來市區重建「隨著公眾對降低發展密度的要求愈來愈殷切,這方面的收入日後將會逐漸減少,而保育、復修或活化工作的開支均會增加,市建局如何可以維持財政自給便成為一個問題(撮要, p.3)」。明顯地,這反映研究正在狹隘地關注市建局自身如何在做保育項目時也能繼續賺錢。

  報告內的問題也反映出欠缺深入思考。譬如說舊區老化問題,報告似乎對老化的情況與發生並無深入理解,便假定了它成了一個問題,然後挪用一堆數字證明便似是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英美城市,老化這問題通常稱為「城市衰落」(urban decay),是一種戰後居民遷移鄉郊居住,使內城區(inner city)的建築物出現資本流失(disinvestment)及租客流失,並引致日久失修的城市過程(Smith, 1995)。然而,香港這活躍的東亞城市,舊區其實一直十分興旺。資本流失的發生,主要是由於土地發展公司宣佈重建項目後,卻沒有實質執行,為重建區內外許多業主建立了虛構的重建期望,令他們不敢再投放資金於維修自身物業上。沒有對老化概念的認知,結論當然是確立了市區重建的必要性,卻忘記了重建的期望才是本地老化問題的主因,故政府繼續推動重建只會令老化問題更加嚴重,最後反而更加強化了重建的必要。

  另一個沒有什麼學術基礎的問題,就是有關市建局裡4R (四大策略)的問題,作為不同章節所跟從的分類框架。其實研究起初沒有概念是不要緊的,應當誠心「惡補」即可,如應多涉獵如兩年前許寶強一篇文章裡提出過「進步保育觀」的重要觀念。文章指出過,4R本是偽分類,有什麼發展不是特定的一種保育,有什麼保育不是特定的一種發展﹖因此保育也是一種「進步發展觀」,透過孕育社區的網絡、經濟與文化,成為市區重建的真正定位。可是,研究報告當然概念上對此毫無認知,繼續在不同問題沿用這種偽分類,對立化重建發展與其他(非發展)策略,失去了報告作為「檢討」本身的意義。

  更重要的,許多真正的有關市區重建的問題,就被這些狹隘的關注與無概念支持的問題覆蓋。一籃子的真正問題,如市區重建應該帶領我們邁向一種什麼的經濟? 是地產經濟、社區經濟還是其他﹖這個是近十年來民間社會在不同場合都一直經營及探索的議題,偏偏卻在《檢討》內被抽象化。另外,不知是刻意的選取抑或是無意的遺忘,《檢討》亦忽略了市區重建過程中如何照顧城市低下層的生活問題。數年來的重建項目都產生了士紳化的效果,不單將原本可讓不合資格申請公屋的低下層租住的舊區空間(包括天台屋、閣樓等)清除,甚至未來的發展讓鄰近舊區的租金急升,這恰恰是現在市區重建過程引致的嚴重問題。《檢討》報告對此的寂靜,帶有很重弱視基層問題的意味。


二無:比較方法

  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術研究報告,一個適當方法的選取對整個研究內容有莫大的影響。是次《檢討》要以東亞城市經濟給香港參考,涉及一種比較類型的研究,就必須找一個可以容許比較的框架。

  這一類似的比較研究,至少需要兩個必要條件才能有效進行:一、必先要將至少兩個作比較的事物建立一種系統的認知,深入了解兩者可比與不可比的原因。二、認清作比較地方的歷史、文化、地理各方面的脈絡,以作為比較內容可比與不可比的前提。如報告裡提及東亞城市的「價值基礎、政治結構及文化,以至不同持分者間的權力及互動關係,都是我們在評估這些外地經驗可否供香港借鏡重要考慮因素」交代了研究的局限,但報告卻忽略了比較的首要條件——要對於比較的對象有確切的研究,包括香港。

 如果純粹不作其他城市與香港的比較,欠缺以上條件(認識香港經驗)在方法上是沒有問題的。嚴格來說,報告不能算是一個比較研究,因為報告只要求學者到東亞六大城市找出各自的市區重建模式,實踐一種最底層次的研究定義(資料整體與搜集),而不是對比六個城市的異同,更沒有一個對本地市區重建經驗有深入研究用以對比於六大城市的分析方法,在方法學上若要拿東亞城市與香港比較將不合乎學術要求。

  但是,在結論的部分可以看到,報告雖然以資料搜集的模式,卻貪心地企圖偷步拿不同城市的經驗與香港做比較,藉以指點香港未來的市區重建方式。作為一個具規模的學術研究,報告顯然對本地重建模式失卻了一點深入的研究及關注,只是單向地透過找出東亞城市各方面的做法,又怎能拿來與香港比較﹖

  如是者,在經驗總結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偷步」的結論。如台北、東京的社區自發重建模式被形容為不適用於香港,因為「較之其他城市,香港地方社區的力量相當薄弱(撮要, p12)」…「由下而上的規劃及重建取決於強化的社區及獲賦權的區政府。而香港似乎並不具備這一先決條件」(撮要, p10)。報告內有清楚研究過本地的社區組織的能力嗎﹖這種比較極具偷步之嫌。而有關各城市強制拍賣的比例,則不知為何來變得可以比較,報告中很突出香港強制收樓的比例比起其他東亞城市為高,可以有改善的空間。現在研究者很清楚香港與其他城市之間有關強制拍賣方式的分別嗎﹖除了比例之外,其他城市的門檻也牽涉著一系列的相關法例保障,例如公開聆訊等,法定機構可駁回申請等等。

  歸根究底,這些比較不能帶出一個具可信性的原因在於,報告並沒有為香港市區重建的模式、經驗及教訓進行深刻的回顧,只純粹借東亞城市的經驗,藉以單向地與香港情況作「比較」,導致報告不能建立一種判別外地經驗可以沿用與否的標準,容許了任意的借鑒。若果研究只是完全根據研究者偏好的話,檢討報告還有什麼說服力可言﹖

三無:前後連貫

  在詳細報告內新加坡的部分,其實都有充分留意到降低收購門檻這種當地稱為「集體出售」 (En Bloc) 的做法所釀成的禍害,引致諸如「持異議的業主遭報復事件屢見報端」、「受集體出售影響的租戶怨聲載道」、憲法受到集體「重大的挑戰」(p.13)等等。可是,這章節裡的研究內容好像被完全遺忘,在報告的經驗總結裡,反而建議香港可以考慮降低收購門檻,原因竟是相對於其他城市「香港的法定門檻最高」,因此「要考慮這個百分比是否需要作出調較...」 (撮要, p.13)。這的確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何報告明明知悉這種做法會導致一連串的城市問題,仍然要建議給香港作參考﹖身邊的朋友都在吸毒,是否就要考慮自己是否需要作出調較﹖報告的建議與其內容已經到達一個不合乎邏輯的地步,這市區重建「有樣學樣」的態度似乎已得到學術上的縱容。

  更加詭異的是,報告寫到最後就連開首的問題也要忘掉,在總結重建經驗時未能作出相應的回答。例如前文提及「可持續的城市」的問題,研究拋出了探索市區重建中環境、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但在最後這個問題好像不了了之,只看到一些與政府內部在籌算著的方針相符的建議被置於當眼處 (如強勢拍賣的門檻降低(撮要, p.12)、私人參與模式(撮要, p.13)、市建局債券化(撮要, p.15)等等)。

  如此種種,都讓人不禁懷疑,這份學術研究只純粹為政府開路的台階,就算實質的研究內容如何,最後的建議都與政府/發展局預定了的假設無異。

  不禁要問,我們為何要花數百萬做這一次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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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Smith Neil (1995),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星期二, 6月 30, 2009

理解城市政治.讀書組


  近年來,無論宏大如土地規劃重建,微小如道路醫院學校(如近期的正生書院)的爭議,都能舜息間引發起一場政治運動。這些由城市各種特性(異質性、密集性、即 時性等)而成的城市政治(urban politics),已不能被傳統社會組織理論所能理解,箇中邏輯的複雜性亦無法為長官們掌握,更遑論被各政治助理及政治化妝師可以輕易撲救。

  為更深入理解及說明當下城市政治的模態,本會選了《無法統馭的城市?:秩序/失序》一書內「城市政治」這一章作閱讀素材,透過文化地理學家Sophie Watson介紹城市政治的多種面貌,與及城市權力與政治的概念與底蘊,為似是全面失序的政治局面建立一種認知的秩序,或者相反。

日期: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恆校園溫仁才大樓OEW903室
內容:
14:00 - 15:30 簡介文章內容及重要觀念
15:30 - 17:00 將討論帶來本地的城市政治

是次活動歡迎各位朋友參加,茶點招待。如欲索取預覽文章或查詢詳情,請聯絡劍青(64069645) 或致郵hkcggspace@gmail.com。謝。


參考書目:
史提夫.派爾(Steve Pile)著(2009),王志宏譯,《無法統馭的城市?:秩序/失序》,群學出版社。(旺角序言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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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星期日, 6月 14, 2009

借書還云

印象中未還的書(共二十五本):

電影夢工場---沈旭輝
瘋癲與文明---Michel Foucault
規範與懲罰--Michel Foucault
Unsettling the City --- Nicholas Blomley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Tim Cresswell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enri Lefebvre
專業交叉點---文思慧
香港綠色難產---文思慧
三十而立---三十會/
讀者---梁文道
中國城市規劃概論---大陸書/
The Law Geography Reader---Nicholas Blomley
Planning Theory--- Philip Allmendanger
Global Shift---Text Book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David Harvey
新帝國主義---David Harvey/
希望的空間---David Harvey/
For Space---Doreen Massey/
空間與政治---Henri Lefebvre
家---香港房屋協會
Land Use Planning in Hong Kong---Roger Bristow/
看不見的城市---大陸書
The unbanization of injustice---Erik Swyngedouw/
MetroMarxism--- Andy Merrifield
旁觀他人的痛楚---Susan Sontag/
人文地理學詞典---Derek Gregory

未還的碟:
發條橙---Stanley Kubrick
飛越瘋人院---美

請相關朋友見字請還。

星期五, 6月 05, 2009

六四地理團

先要澄清的是,六四鎮壓絕對沒有被幾種偽地理想像而改變了事件的本質。

第一種:毫無地理角度可言卻自稱教授地理的人近期所寫的文章
第二種:前港大學生透過轉移一些無損宏旨的地理事實(屠殺究竟是在天安門抑或長安街),來偷換事件的本質問題。
第三種:就算讓給算術零分的警察是有6萬4千人參與晚會,對空間的量化也不會影響一些歷史事實的倫理標準。它是對就是對,不會因只有1個人參與集會而「變質」。
第四種:有關變質,梁文道提到這是一個混淆空間意識的概念。與呂志偉相反,六四不會因香港人送錢會學運領袖而「變質」,因為我們香港就是六四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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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行有二十位地理系同學出席六四燭光晚會,有一半都是第一次參與的八十後,都被現場多於十五萬感染,六四的情感就在這個氣氛下承傳。



出門前,不經意買了一束瓦白色的玫瑰,本來是買純白的,或許白色也需變瓦。樓下花店女店主知道我出席晚會,給了我七折,最後還禁不住問了我一聲。

你今年幾歲呀?

星期三, 6月 03, 2009

哪裡有六四 哪裡就有抵抗


  六四是很多的死物而非生物,它不能像生物透過基因自然地遺傳或者隔代遺傳,故必須透過討論與社會承傳。同樣弔詭地,六四又是很多的生物而非死物,因它一開 始就不可能是一種沒有情感的死物政治,純粹強調透過理性概念的討論去解開六四的情意結乃非人道之舉。故此,要真正討論而非含混六四的傳承問題是艱鉅的,需 要「時間」,亦需要「空間」。

  時間是六四二十年已來經營已久的概念,空間在六四的認知及實踐上卻還是來歷不明,近來還淪落得被學生領袖挑戰。

六四在哪裡發生?

  這是最原始的空間問題。最正常不過的答案,應該是在遙遠的北京,似乎要質疑這個事實也十分不智。但若要問香港人六四在何方,似乎不會有人有意識可以回答是曾在我們的附近。

  回想哲學家福柯在討論這「來源問題」時,認為英語的Origin(源起)一詞抽象了這一概念的分析能力,他反引述尼釆提出源起一詞在德語裡具有的三 種意義,包括Ursprung(源起)、Herkunft(血統)與Entstehung(出現/發生)。由於「源起」往往是一種標榜神聖、唯一且遙遠的 最高道德解釋,福柯否定我們要為因由或歷史尋找一種「源起」。反而,他認為尋找「出現」(英譯作emergence)才是我們真正對歷史與因由的義務, 「出現」讓因由及歷史的出現置於正在身旁的權力關係的分佈之間,這重新安置我們對歷史的定位。

  這樣尋找「哪裡」(whereabouts)的問題意識,另一個較哲學現實一點的解說,出現於近年來地理學界對全球化議題裡的前沿思考。除非有些事 物不歸屬任何國家/城市/經濟/文化,純粹來自空氣,否則根本不會有一些東西本身是來自全球的。根據Doreen Massey解釋,所謂全球的都是源自本土,常被認為全球的與平常被叫做本土唯一的分別只是那些「全球事物」具有地域上的影響力、滲透性與侵略性,但它們 總是扎根於本土,故出現批判地理學者Kevin Cox將全球分析中的權力重置回本土之說。

  然而無論是源起或是全球的討論,一種最為搬字過紙的含意,就是六四在當下的各種遺產、歷史與其「發生」,可以源自遙遠的北京城,也可以令我們記起是 曾在出現各種呼應當時學界運動、由一個又一個遊行、爭議、淚與汗組成的香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環城大遊行、一百萬人上街的創舉等等,一部我們曾有份參 與建構的六四本地史。

承傳六四的什麼

  當然,要把六四置於遠離的「源起」或身旁的「發生」是一種選取的政治,追溯六四於北京能夠產生距離感(distancing),能夠引發某種社會及 政治含意。與此同時,在不問何處的情況下,我們也漸漸遺失了一種屬於香港人那最為貼身的六四。這種將六四置放於遠處的行徑,被人文地理學家Doreen Massey稱作空間性的馴化(the Taming of the Spatial)。這是一種知識的刻意,簡單來說,就是不視香港當下的六四情況是香港人各種在本地的互動、爭議的結果,倒是有意認作一種定格的時空,將記 憶永遠停留(馴化)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坦克與屍骸的影像。這是永恆悲傷、憤怒的記憶,如要承傳的話就是只有這種真相的延續、在歷史上得到平反、每週年 進行悼念、與及阻擋各種混淆視聽的說法代表了那天……一種有關時間的延續。

  現在六四在承傳方面正正面臨這段歧路,事隔二十年,究竟我們有什麼要承傳下去呢﹖引入「哪裡」的問題,的確可以擴闊我們想像傳承的內容,多於對遺忘 歷史的拒絕與追討。當然,這種再思考決不是像某校學生會會長的技倆一樣,透過轉移瑣碎的空間(屠殺發生在天安門抑或長安街?)來強迫「討論」,從而迷惑我 們對六四的歷史意識,也不是輕視時間問題,視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與此同時,如上文福柯所說,尋求「血統」也是建構歷史重要一環,因為六四從不與情感和身體分割。廿年來這種對六四的情感沈澱,拒絕忘記的 政治絕對合情合理。本文不旨在否定這些理解及實踐。

  此文希望提出的是,除了以「源起」所引出的這種記憶與平反政治的傳承外,六四也應該可以由內而外(Inside-Out)地想像,思考當下的「發 生」/「出現」,從而解放空間的潛能,對六四的未來亦同樣重要。近來對教科書記載六四的爭議上,在爭議紀錄六四於教科書字數多寡的問題以外,認知六四在 「哪裡」出現對六四的承傳也有裨益。現實上,教科書從來都不是紀錄真相的地方,那麼是否也可想像給教育學生當時香港本土的反響,以口述賦予從來都不盡不實 的歷史書一張香港的地圖?如學生領袖的逃亡路線(感謝五月的明報)、六四前首度環城遊行的路線圖、香港在六四前後在地域上與其他國家的地緣關係與角色等, 這些不只是凝固的、紀念性的、遙遠的、在明報刊登的,而是流通的、參與性的、接近的六四,都是值得我們發展及承傳下去的。

  這種對「哪裡」問題可算是貪心的修復,不僅像歷史意識段強調六四發生在大陸,理念上要支持平反與追究,而是確立六四的歷史根本就於香港在地發生,這 不僅能夠開拓他們參與政治事件的眼光、香港在民主化過程的位置、甚至是組織運動的視野等問題及實踐的可能。至少,可讓各位認識曾鈺成曾說過什麼、梁美芬寫 過什麼,這群人之後已何去何從。

參考資料:

Doreen Massey (2005). For space.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Kevin R. Cox (ed.) (1997).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David Couzens Hoy (ed). (1986).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UK ; New York, N.Y., USA : B. Blackwell

星期四, 5月 14, 2009

荃灣找死路團

「遊歷空間不從是把景色純粹略過。景色背後都蘊藏故事、記憶、歷史,我們拒絕成為過客,堅持透過相片、文字、口述、參與、考察等形式在建構之、改造之。」

  荃灣,將會在這次旅程中被呈現成一個從未休止地經驗重建的地方,變為一個案例,讓大家討論未來重建策略應該如何改變。

集合時間:5月18日二時至四時許

集合地點:荃灣地鐵站綠楊坊出口前地

行程地點:

1. 荃灣地鐵站附近---

- 滄海桑田的60年代(三棟屋)
- 西樓角街公園
- 透過參差不齊的城市地景說總體重建史

2. 舊區生活

- 荃灣街市街中心附近,未有移動的舊樓群
- 舊區生活---大波坊、二波坊的社群聚集及建築形式
--乘電梯在高處眺豪宅、新發展與舊區

3. 重建的遠景?

- 豪宅生活---楊屋道/萬景峰--

- 楊屋道舊樓群 (七街抗爭)
- 小販經濟的(部分)摧毀
- 河背街街道生活的興旺
- 大商場、天橋、汽車
- 可持續發展與垂直綠化 (誰值綠化)

有興趣請回email: takakohikaru@gmail.com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星期四, 4月 30, 2009

在無聲的時空

  當今民建聯學懂把德生先(民主主義)跨跨其談,內地高舉賽先生(科學主義)發展作為綱領,如此種種,是魯迅一代人始料未及的。事實上,五四運動隔了許多突兀的時光,如林毓生曾談及在大躍進中地理科學家錢學森「以對太陽黑子的解釋,來為毛澤東違反自然規律的、每畝年產量的瘋狂估計,提供科學的解釋」,直到現今被定性為一場「愛國運動」。九十年歲月已是九重山,五四一詞背起的意象太過沉重,似是不再激得起漣漪。

  斷斷續續,雖然這種以「全盤西化」之名來挑戰國家時政的傳統得到「繼承」(同時惹得外國勢力干預、漢奸之美名),然而在國家也懂得挪用些西方概念,說科學有些科學說民主有些民主,新聲亦變成了老調子之際,餘下的問題是:在90年後,我們要推進一種什麼的五四精神於這片中國/香港時空呢﹖

重建中國時空

  回到魯迅的時代,他各種話語所隱含的政治地理實踐,其實主要是透過用西方的思想/文化建立一片全新的想像領域,從而介入當時腐朽的中國社會文化問題。毛澤東也曾說過19世紀後的中國一直都是「向西方找真理」。封建後,中國的國髓主義仍然興盛,如老樹盤根一樣保守,被魯迅認為是拖著後腿不能進步的原因。要徹底的批判,最直接的方法當然就是與國髓全然的割裂,即「全盤西化」,質疑中國人甚至是知識分子的猶抱琵琶,「究竟這些文化,對人民生活到底有什麼益處呢﹖」故此,西化理念都與什麼二元化、對立了傳統與現代這一類當代學術甘之如飴的流行話題無關宏旨,此實關乎知識的政治 (politics of knowledge) ,是嘗試在一面紅旗都是因循國髓的情況下提倡西化理念,「建立西洋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開拓媒體空間(我手寫我口)、社會空間(反對三綱五常)、政治空間 (民主/權利觀),試圖激起具號召力的運動希望。

  在特定時空引入西方理念來討論社會問題固然具政治性,然而五四背後這種對時空觀念本身的重建,我認為就是五四運動裡面最具影響力的精華。

  試想像一下,一覺醒來,你被告訴原來中國的時間(歷史)絕非牢不可破的,可選要或拒絕它 (或者如魯迅建議,無謂需要對過去有任何奢望)。這對當時封建後仍然將會周而復始的中國時間,是多麼當頭捧喝的一擊﹗魯迅所使用的大抵是啟蒙式的進步時間觀,直線的,有前無後,never look back,明顯是一種掌握當時中國時間的局限性而刻意安置、建立相互對抗的技藝。

  除了為時間建立如箭在弦的張力,重塑空間形式亦是重要的一環。在上文提及對不同類型新空間作大幅度的開闢之外,在魯迅筆下,甚至是長城這往往被提升為神聖的空間,也可以想像如何改造/咀咒它。他曾以這樣爆破的方式「毀壞」中國既有如鐵房子般的空間想像,被問:

「假如是一間鐵房子,絕無窗戶而萬難破壞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答曰: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故此,這種全盤西化傾向的主義,精髓不在於「全盤西化」本身,而是在於透過倡議一種「以外」的領域,對中國社會的時間與空間觀念重塑之、拉闊之(當中必然涉及破壞),從而使一潭死水的民初在各方面建立非封閉式的未來。

  如此的話,這種「衝擊時空」的五四精神便變成了可攜帶的(portable),多於Edward Said所言在地域含義上的理論在旅遊(theory travels),而恰如莊子說,我們從此可帶它縱橫時空。

衝擊與無聲

  當此理解縱橫到香港,便容許了我們察覺到各種與「衝擊時空」一脈相承的實踐。例如本土行動對本土這空間尺度的建立,正好面向著一直以來香港在被宗主國之間把玩、同時在自號要追求國際化大都會這種既強調國家又強調國際卻從沒有本土的虛無尺度想像,打破了不少香港人仍然停留著國際化的無奈瑕想。透過這樣引入新空間的光譜,來打開各種對身份、城市等懸而未決的問題思考及實踐的空間。

  是故,我們看到全力反對國髓派保留舊物,曾說過「要我們保留國髓,也須國髓能保存我們」的魯迅,也能被朱凱迪批評因循貪吃空間的土地發展邏輯的市建局乃「吃人的保育」所傳承。是故,歷史學人周思中在前文爭論呂大樂抹殺了70年代青年人爆發力的定形時間觀,也顯現出了五四動搖時刻的英魂。

  從前我們面對殖民化,現在卻正面臨強大無比的全面國家化。無可否認,香港的時空已經在近年被「上面」充分的定義——空間上香港與深圳已(被)計劃「同城化」,廣深港高鐵與各種措施的配套,勢要將整個珠三角統一起來。這些計劃令人驚愕之處,不在於經濟上如何分工配合、基建上如何加強接駁等,而在於我們的生活模式也在不知不覺間已經「被規劃」,未來要在區內規劃多少小時的生活圈、誰應在那裡生活、生活方式應該如何等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問題,它是最貼身的交碰,是未有充分參與底下首次來港的社會主義規劃。

  面對生活模式將要被政權由上而下地改造,當然有人會叫大家不用驚訝,嘗試降溫,情況類似呂大樂早前以「新思維網絡」之名所提出的,把二○四七年的香港鎖定成一種無可避免的、必然與珠三角融合的統一空間形式。這是個封閉、預設的未來。按文章理解,現在與以往什麼追求都可以忘記,最重要是思考(我懷疑這樣是否還能稱之為思考)我們「如何充分運用區域融合和合作所釋出的力量」。這種放棄任何對當下時間與空間的爭議,純粹謀求一種未來被定義下折衝又折衝後的恩賜,正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亦是普遍香港人只懂移民、沈默與選擇性遺忘的症候。

  新青年們,常常說我們都活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若然是維持現況,我想到五四的一百週年也是如此。你是否願意接棒,為這世代納喊出一種新的時間與空間﹖

星期三, 4月 29, 2009

東亞市區重建學術研討會2009

各位朋友: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將在五月七、八日舉行一個名為東亞城市的市區重建:真正人本之道」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是次會議邀請了近20位研究東亞市區重建及規劃的學者來港,共同就重建議題中的五大範疇(包括 1) 城市視野; 2) 技術、理性與程序; 3) 媒體覆蓋; 4) 社會運動; 5) 全面改革) 集思及討論。

  現邀請各界人士參與是次研討會,如有查詢,請聯絡劍青(
64069645),或回電郵至chankimching@gmail.com,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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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詳情

日期:5月7日至8日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逸夫校園永隆大樓WLB306

7th May, 2009

9:00 – 9:15 登記

9:15 – 9:25 開幕禮

城市視野():開拓

9:30 – 10:15 鄧永成,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

城市的視野:質問列斐伏爾及其他

10:15 – 10:30 茶點

城市視野():地產機制

10:30 – 11:15 朴世煥, 南韓人類居所研究中心

市區重建機關在首爾:機構、管理與政治

11:15 – 12:00 Roman Cybriwsky, 美國天保大學地理及城市研究系

六本木山與森永方案:評價東京重建

12:00 – 1:30 午餐

技術, 理性與程序() 政策過程與概念

1:30 – 2:15 黎安國,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政策研究院

學於西方並且/或者學於東方 – 是哪種版本的霸權? --- 考察市區重建中政策學習的迷思”

2:15 – 3:00 Anne Haila,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社會政策研究系

新加坡的市區重建:使用與回憶--- 挑戰原創與保育的西方概念”

3:00 – 3:15 茶點

技術, 理性與程序():規劃實踐

3:15 – 4:00 小泉秀樹, 日本東京大學城市工程系

規劃理論的歷史發展與日本規劃中的公共領域

4:00 – 4:45 黃麗玲 與 黃仁志, 台灣國立大學建築與規劃研究所 與 OURS

雙城記/單城記? 台北市市區重建政策改變與社會反響”

4:45 – 5:00 茶點

技術, 理性與程序():城市研究

5:00 – 5:45 全洪奎 與 Geerhardt Kornatowski, 日本大坂城市大學城市研究中心

為了南韓社會低下地區的房屋安置與社區為本的活化策略

5:45 – 6:10 電影放送: 新加坡市區重建

Anne Haila, 蘭赫爾辛基大學社會政策研究系


6:30 – 8:15 開幕晚宴

8th May, 2009

技術, 理性與程序():媒體覆蓋

9:00 – 9:45 杜耀明,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

鐘聲為誰而響:香港市區重建中的市民意識、社會價值與媒體角色

9:45 – 10:30 黃宗儀 與 姚耀婷, 台灣國立大學地理系

企業主義與城市管治:台灣樂生療養院保育運動

10:30 – 10:45 茶點

反霸權運動:本地交涉

10:45 – 11:30 黃潔萍 與 鄧永成,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

香港市區重建的草根運動:以荃灣市中心重建項目為例

11:30 – 12:15 本岡拓哉 與 水內雄一, 日本大坂城市大學城市研究中心

戰後廣島對韓國木屋區的逼遷事件:太田川改善計劃中民間與政府的交涉

12:15 – 1:00 Hyn Bang Shin, 倫敦經濟與政治科學學院地理及環境系

城市游擊者:被遷者與對強遷的對抗

1:00 – 2:15 午餐

全面轉變的希望() 日常生活實踐

2:15 – 3:00 梁漢柱,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系

沒有遷徙的重建:大坑東的社區動員與居住房屋

3:00 – 3:45 郭恩慈與Kaman Tsang,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重新定義香港的生命空間 --屯門公園的傳統劇場歌手的人類學考察

3:45 – 4:00 茶點

全面轉變的希望():規劃實踐

4:00 – 4:45 徐鍾均, 南韓城市環境研究中心

南韓重建計劃的倡議規劃

4:45 – 5:30 Nihal Perera, 美國博爾州立大學城市規劃系

「人民之鎮」:80年代斯里蘭卡馬哈威利規劃”


5:30 – 6:15 圓桌討論

6:30 – 8:15 閉幕晚宴


9th May, 2009

地理考察:荃灣與灣仔重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