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不平衡的點‧線‧面

圖：惠州中鐵的高鐵廣告

(刊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明報．世紀)

　　觀乎政府對高鐵造價估算的百多億落差、不少部分仍然留白但已在環諮會「過關」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IA)、在收地、工程滋擾等方面諮詢過程的粗疏，反映了現時高鐵的工程可能因為某些「不能說的秘密」，在未經仔細考慮下就要「快、狠、準」地上馬。環境影響、成本、目的、危機等問題通通眾說紛紜。這種欠缺周詳考慮的普遍症候，已不得不使某些著名學者如牛津大學規劃理論家Bent Flyvbjerg教授一樣，開始探討及理論化東亞及中國內因為要加速某些經濟發展而建的高速鐵路如何從新將危機概念包裝論述成安全無礙的政府行為。在這意義上，我們已經開始感覺到這種急性而行所帶來的禍害。

　　然而，其實高鐵的確有一樣東西，讓我們知道決策者是經過慎密考慮的。而這種東西往往不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是高鐵建設的目的本身。

加劇城市資源的不平衡地理狀況

　　依照近月來港鐵與政府的舉動來看，高鐵意圖製造的城市局面雖不能說是相當明顯，亦仍然有跡可尋。事實上，行政會議及鄭汝樺局長亦說得十分清楚，高鐵的總站是必須要建在西九龍的，打造西九龍這一區位本身就是政府及港鐵要興建這條高鐵目的的構成。是故，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何政府對於近日公共專業聯盟經過精心研究而所提出於錦上路興建的另類方案，遭到了政府不足一小時內的「秒殺」，迅速以五大技術理由回應方案的不可行，堅持西九龍建站是無可避免的。

　　畢竟西九龍的區域優待只是計劃其中一部分的局面，而另一面的世界，就是高鐵在西九龍之外的市區及鄉郊地方。從地理學的視野觀之，這條高鐵的空間性就是一種點與線的分配遊戲。點，就是車站，及其所帶來人流及地價的益處；線，就是隧道及其所伴隨的通風口、救護站、工地等對走線地方的損耗。他必須是一個全局，並不可能只認為建設高鐵只是一個站的考慮，線的設計亦是高鐵走線不能略化的組成。

　　若果總站必須建在西九龍，根據這種點與線的分配，就同時代表政府決意要將線路的利益轉移至西九龍。這種稱之為不平衡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在廣深港高鐵的個案中尤為明顯，它將會是一條因速度的局限而令走線影響範圍前所未有的廣闊，將經過米埔、牛潭美、菜園村、經大霧山到荃灣象山、三棟屋村、嘉翠園、華景山莊、美孚、南昌及大角咀舊區影響五千戶居民，所牽涉的不只是工程的地傳及氣傳嘈音，根據環評，這些嘈音往往是永續性的，而約十多塊市區用地將會被徵用及永久佔用。而這還可能令當區租值下降，甚至可以因隧道的存在而失去了重建及發展潛力；反而，整條高鐵能從中得益的站只有一個——西九龍。不計算所有香港人要至少花五百多億打造一個天堂，在地理分配上，這將會極端地將新界及市區的各方面資源大幅度地吸取至西九龍只一個地方。執意「長途跋涉」地建站於西九，就意味著同意一種大規模轉移走線附近資源的空間佈局，加劇了城市資源的不平衡地理狀況。

土地發展體制的延伸

　　為何政府仍然趨之若鶩，要勞民傷財、牽連大波的創造這種地理差異的格局﹖表面上，我們近來聽到許多有關不建高鐵就會被「邊緣化」，從而解釋興建高鐵的必要性，但不少都是有欠事實根據的。事至今日，政府仍然沒有公開它如何估算可以有每日99000人流使用高鐵的效益，其他估算資料亦十分封閉，只強調不建高鐵將成孤島、被邊緣化，情感上的威嚇多於實質的判斷。

　　實際上，若果理解到點與線背後的「面」——高鐵背後的社會經濟過程(socio-economic process)，我們可以看到高鐵的興建與香港土地發展利益存在莫大關連。一手由政府扶植當前的兩大土地發展體制：市建局與港鐵，在今年的施政報告裡面彷彿變成負責批地的公營機構、政府供應土地的新渠道，重建及建站愈來愈與實際需要偏離，製作市區熟地(可用土地)以滿足本港土地利益集團的私欲往往成為考慮建站的位置、衡量與目的的重要因素。

高鐵的討論就是經常都放在區域融合、未來效益等較「遠」的觀察點，使我們未有從城市尺度去考量，從而察覺到西九龍將會有多塊土地透過勾出，勢必變成豪宅地出售予大發展商。另外，下月立法會財委會650億的撥款申請內亦預備了愈百億的「非鐵路開支」，用以建造地基及隧道等工程，以配合日後西九上蓋的發展。這種「配合」使我們明白原來高鐵的問題並無太大新意，背後揮之不去的幽靈，依然是政府為了撫平既往土地利益集團對土地的「熱衷」，以至其必須製造「抑」高鐵走線「揚」西九龍的地理局面。

無論是自然地理與城市環境、米埔菜園村或是荃灣大角咀、被逼遷的村民或是因走線而受影響的居民，都因這個高鐵打造西九龍的空間分配過程而付出沉重代價。就算行政會議已經通過興建，我們仍然不禁要問，這種城市資源向土地集團的集中化是否我們期許的分配﹖這又是否公義之舉﹖

文：鄧永成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在無聲的時空

　　當今民建聯學懂把德生先(民主主義)跨跨其談，內地高舉賽先生(科學主義)發展作為綱領，如此種種，是魯迅一代人始料未及的。事實上，五四運動隔了許多突兀的時光，如林毓生曾談及在大躍進中地理科學家錢學森「以對太陽黑子的解釋，來為毛澤東違反自然規律的、每畝年產量的瘋狂估計，提供科學的解釋」，直到現今被定性為一場「愛國運動」。九十年歲月已是九重山，五四一詞背起的意象太過沉重，似是不再激得起漣漪。

　　斷斷續續，雖然這種以「全盤西化」之名來挑戰國家時政的傳統得到「繼承」(同時惹得外國勢力干預、漢奸之美名)，然而在國家也懂得挪用些西方概念，說科學有些科學說民主有些民主，新聲亦變成了老調子之際，餘下的問題是：在90年後，我們要推進一種什麼的五四精神於這片中國/香港時空呢﹖

重建中國時空

　　回到魯迅的時代，他各種話語所隱含的政治地理實踐，其實主要是透過用西方的思想/文化建立一片全新的想像領域，從而介入當時腐朽的中國社會文化問題。毛澤東也曾說過19世紀後的中國一直都是「向西方找真理」。封建後，中國的國髓主義仍然興盛，如老樹盤根一樣保守，被魯迅認為是拖著後腿不能進步的原因。要徹底的批判，最直接的方法當然就是與國髓全然的割裂，即「全盤西化」，質疑中國人甚至是知識分子的猶抱琵琶，「究竟這些文化，對人民生活到底有什麼益處呢﹖」故此，西化理念都與什麼二元化、對立了傳統與現代這一類當代學術甘之如飴的流行話題無關宏旨，此實關乎知識的政治 (politics of knowledge) ，是嘗試在一面紅旗都是因循國髓的情況下提倡西化理念，「建立西洋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開拓媒體空間(我手寫我口)、社會空間(反對三綱五常)、政治空間 (民主/權利觀)，試圖激起具號召力的運動希望。

　　在特定時空引入西方理念來討論社會問題固然具政治性，然而五四背後這種對時空觀念本身的重建，我認為就是五四運動裡面最具影響力的精華。

　　試想像一下，一覺醒來，你被告訴原來中國的時間(歷史)絕非牢不可破的，可選要或拒絕它 (或者如魯迅建議，無謂需要對過去有任何奢望)。這對當時封建後仍然將會周而復始的中國時間，是多麼當頭捧喝的一擊﹗魯迅所使用的大抵是啟蒙式的進步時間觀，直線的，有前無後，never look back，明顯是一種掌握當時中國時間的局限性而刻意安置、建立相互對抗的技藝。

　　除了為時間建立如箭在弦的張力，重塑空間形式亦是重要的一環。在上文提及對不同類型新空間作大幅度的開闢之外，在魯迅筆下，甚至是長城這往往被提升為神聖的空間，也可以想像如何改造/咀咒它。他曾以這樣爆破的方式「毀壞」中國既有如鐵房子般的空間想像，被問：

「假如是一間鐵房子，絕無窗戶而萬難破壞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答曰：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故此，這種全盤西化傾向的主義，精髓不在於「全盤西化」本身，而是在於透過倡議一種「以外」的領域，對中國社會的時間與空間觀念重塑之、拉闊之(當中必然涉及破壞)，從而使一潭死水的民初在各方面建立非封閉式的未來。

　　如此的話，這種「衝擊時空」的五四精神便變成了可攜帶的(portable)，多於Edward Said所言在地域含義上的理論在旅遊(theory travels)，而恰如莊子說，我們從此可帶它縱橫時空。

衝擊與無聲

　　當此理解縱橫到香港，便容許了我們察覺到各種與「衝擊時空」一脈相承的實踐。例如本土行動對本土這空間尺度的建立，正好面向著一直以來香港在被宗主國之間把玩、同時在自號要追求國際化大都會這種既強調國家又強調國際卻從沒有本土的虛無尺度想像，打破了不少香港人仍然停留著國際化的無奈瑕想。透過這樣引入新空間的光譜，來打開各種對身份、城市等懸而未決的問題思考及實踐的空間。

　　是故，我們看到全力反對國髓派保留舊物，曾說過「要我們保留國髓，也須國髓能保存我們」的魯迅，也能被朱凱迪批評因循貪吃空間的土地發展邏輯的市建局乃「吃人的保育」所傳承。是故，歷史學人周思中在前文爭論呂大樂抹殺了70年代青年人爆發力的定形時間觀，也顯現出了五四動搖時刻的英魂。

　　從前我們面對殖民化，現在卻正面臨強大無比的全面國家化。無可否認，香港的時空已經在近年被「上面」充分的定義——空間上香港與深圳已(被)計劃「同城化」，廣深港高鐵與各種措施的配套，勢要將整個珠三角統一起來。這些計劃令人驚愕之處，不在於經濟上如何分工配合、基建上如何加強接駁等，而在於我們的生活模式也在不知不覺間已經「被規劃」，未來要在區內規劃多少小時的生活圈、誰應在那裡生活、生活方式應該如何等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問題，它是最貼身的交碰，是未有充分參與底下首次來港的社會主義規劃。

　　面對生活模式將要被政權由上而下地改造，當然有人會叫大家不用驚訝，嘗試降溫，情況類似呂大樂早前以「新思維網絡」之名所提出的，把二○四七年的香港鎖定成一種無可避免的、必然與珠三角融合的統一空間形式。這是個封閉、預設的未來。按文章理解，現在與以往什麼追求都可以忘記，最重要是思考(我懷疑這樣是否還能稱之為思考)我們「如何充分運用區域融合和合作所釋出的力量」。這種放棄任何對當下時間與空間的爭議，純粹謀求一種未來被定義下折衝又折衝後的恩賜，正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亦是普遍香港人只懂移民、沈默與選擇性遺忘的症候。

　　新青年們，常常說我們都活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若然是維持現況，我想到五四的一百週年也是如此。你是否願意接棒，為這世代納喊出一種新的時間與空間﹖

社會主義規劃出沒注意

　　近日中央發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可能只有大公文匯之流或內地報章廣泛報導及跟進，其餘未有城市轉向的報章就平面報導一下就滿以足夠。這種內地學術界稱之為「空間區劃問題」，明顯不只是純粹廣東省省長跟南巡領導一句就有這種改變這麼簡單，它應該一些中央智囊的主意並涉及中央對當下對地區政治經濟形勢的判斷。

　　作為受《綱要》影響的香港，我們應該要對此新改變看得多且更透徹。我不會像呂大樂早前一文用勸使式的角度說香港規劃與內地必須綜合視之而別無他法，反而想花多一點筆墨解讀一下這《綱要》的內容與對香港的意義。

所謂「權力下放」

　　第一個質疑，是我們真的「看到」權力有下放嗎? 如果真的是要下放權力，那裡說一句「下放權力」便夠了，何故需要勞駕發改會的大官們攪大龍鳳記招、如數家珍地在《綱要》裡述說產業結構轉營及基礎建設等發展方向﹖太多餘了吧。

　　假若涉獵過一本非常理論書，由權力地理學大師John Allen為了展示西方權力空間大觀所著，你必定明瞭我們為何不應將權力當作一種如「物理上可以轉讓之物」。由於權力是一些可以操縱在某人的手，亦能集大權於一身，並有需要便轉移權力予下級，這種想像一方面會把世界/社會/城市各人物及組織發展成有權/無權的理解，同時在考察其組織架構內的權力分配之際，我們卻無助解答權力概念最核心的空間問題 ——其影響力的範圍——儘管這是最表面、可觸及和最有共嗚的方式，簡易的將「權力」示現出來。

　　如是者，我們對《綱要》這一項注目的舉措既往看作規劃的權力投向下級，必須代之以一種「權力關係」的理解，透過確實檢視組織/群體之間不同的權力關係互動，去突出各類型權力不同空間幅度的影響，這樣才有助於解答權力的真正問題。

　　在大家歌頌《綱要》裡如何權力慢慢下放至省級政府及各個省內城市，都忘了《綱要》內中央發改會已記招裡透過一紙之發佈，基本上經已定義及詮釋了各個廣東城市的特性及與其他城市的互動關係，這種「向下」定義及詮釋的指令權力關係的重申，現在，各個城市只可就《綱要》所分配的框架進行規劃發展，澳門負責旅遊、香港則負責在錯位發展的國際航運、物流、貿易、會展、旅遊及創新中心(換言之，就是中央分配了省內其他城市都允許了發展金融中心)。這種指令式權力關係(prescription)的強化，權力下放何來有之﹖

　　定期述職、四出巡視、提出綱領、放寬(少部分)媒體等權力關係建構活動，除非出動公安或坦克，不然以上就是歷年來中央僅餘對地方可行的管治方式，亦是僅餘解決中國千多年來管治上「政令不出中南海」，突破管治空間阻隔的方法。如此，《綱要》作為提出綱領，建立指令下級的權力關係，只是延存既往具社會主義色彩的中國管治性，並無什麼新鮮事，亦不見得有何下放權力的進步。

奴才城市準備就緒

　　在這種形勢底下，我們作為一個有自主能力(immanent power)的城市有何反應﹖我們可以透過政府近期的舉動察覺一些端倪。

　　在這大半年裡，政府早已經佈下設置，為這個綱要的來臨作好準備，包括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種下新界王劉皇發，負責方便邊界開發等新界問題；環保措施亦180度轉向，由奧運前迴避任何涉及內地的環境措施，只提倡細得不能再細的「停車息匙」，直到曾任權與汪洋書記「雙方認同」要建設《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施政報告內各項連接內地的基建工程迅速上馬；葉劉淑儀的匯賢智庫就河套區的深港融合已經做好研究；就連行會新委任五位人士大都以對內地有認識為賣點；細節並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主理。由此可見，香港方面已經建立好一套親建制的權力網絡，為打造一個方便指令暢順轉達的奴才城市準備就緒。

　　奴才的對立面就是自主。理論上，空間規劃是唯一城市主體性的體現方式，透過設計屬於自己的空間形式來塑造我們期望的社會，是一國兩制底下基本法所賦予我們的城市權利。儘管我們市民體現這種權力的方式仍然未竟全功，各種在市區重建、文化保育及城市規劃等問題上，已經逐步爭議著各種空間上的規劃自主。但這綱要的規劃浪潮中，我們在不知不覺間被告知規劃權力「已下放」，下放至一個比我們原來想像為高的省級裡，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際，我們的城市首長急不及待回應，指示我們必須「把握機會」，與內地各部門「合作」。先不就藍圖願景本身下任何評論，單就整個過程而言根本沒有任何自主性可言。

　　自主的失落反映在其虛浮的修辭。只要察看過整份不易被下載《綱要》內容，便會發現矛盾處處：

　　「中央政府將支持港澳在城市規劃、軌道交通網絡、信息網絡、能源基礎網絡、城市供水等方面對接。粵港澳在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將擴大合作事宜如自主協商範圍。」

　　怎樣才能可以在「有關部門指導下」，又能夠「自主協商」﹖將兩個互相矛盾的詞彙放在同一句子，並不一定會獲得一種合理的邏輯，反而更容易暴露了權力的底牌。

　　再看《綱要》公佈當天杜鷹先生的說辭。一方面，他代表發改會，說「已經諮詢了」香港方面的意見，故「共建優質生活圈」成為綱要內重要的一環。但另一方面，我們所知悉的是這「生活圈」乃曾任權與汪洋書記「雙方認同」的，難道這就代表「已經諮詢了」﹖我不禁疑問這究竟想法真的來自香港，還是從廣東省，還是從中南海﹖(按道理，沒理香港無故會提出一個泛珠層次的藍圖，形跡非常可疑。)整個過程何以這麼的羅生門﹖

　　杜鷹甚至以「對接」形容未來三地的規劃關係，他提到：「區域性的經濟合作是世界潮流，“一國兩制”基礎上的粵港澳三地合作更需要深入推進。我以為粵港澳三地的經濟合作在目前來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規劃綱要對粵港澳三地的合作賦予了新的內涵，從四個方面，即從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從加強產業的合作、從共建優質生活圈、從創新合作方式這四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措施．．．」

　　以上提出的種種，只有合作的內容，沒有實質討論及指出一國兩制和跨境合作之間的形式。我們普遍不過的理解，所謂高度自治，除了國防及外交，其他方面應該有自主的權利。但顯然，這種一國兩制的討論不斷地遭到擱置，其他城市事務，包括規劃，不斷「對接」。當要知道官員們北上與他們自主協商了什麼合作計劃，或許，我們只能問問林瑞麟局長錄了什麼音回來。

徒具特色的社會主義規劃

　　馬克思地理學家大衛哈維說過，歷來社會主義規劃失敗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這種聯結不同地區作中央規劃的意途，倒是由於它忽略一種對日常生活實踐的關懷(詳見哈維的六項想像城市建設時的考慮原則)。這種關懷必須從市民自主出發，絕不是《綱要》提出的一天我們才被告知香港已被諮詢，絕不是在半年前邱騰華局長忽然主張綠色生活及泛珠優質生活圈然後轉告這個所謂「共識」，就能蒙混過關。

　　我酷愛社會主義規劃，只不過中國那套徒具特色，令人氣餒不已。而開展這種關懷日常生活實踐的中央規劃，我相信，在今天仍然可能，唯與我們還相距甚遠。這段現實的距離，呈現於一班不知所縱卻自命專業獨立的規劃師身上。他們可能忙著為規劃公司籌備綱要下的新機會，繼續以專業之名蓋過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尊重；呈現於我們城市政府畏首畏尾的行蹤，外面怕中央政府裡面怕中聯辦；呈現於仍未去殖的規劃制度內；呈現於我們的冷漠、恐懼與絕望。


P.S. 這篇文章寫了兩個星期，似已喪失其即時的社會性，只靠著對其重要性的信念寫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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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政府回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1/08/P200901080249.htm

港須融入珠三角規劃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09-01/08/content_2216740.htm

杜鷹：加深粵港澳三地的合作，非三地的一體化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8644746.html

珠三角發展綱要公布 將密切粵港澳台四地經濟社會合作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8644747.html

模型構想 (圖)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news.southcn.com/gdnews/sz/zsjggfzghgy/ttxw/content/images/attachement/jpg/site4/20090109/00065b24aea20ad0cc3d06.jpg

"Critically review"香港人文地理學發展

　　日本人文地理學會邀請了一名加入學術圈還不足兩年的城市研究小蕃茄執筆敘述香港人文地理學的發展，還要於一個月內"review critically"，實在有點過份。在這個人文小圈子中枱底事件也常有聽聞，但有多少是真確的﹖有多少可被驗證? 有多少可以上載在期刊公諸同好? 日本人是否透過文章資料打探我方軍情，企圖加倍進侵? 缺乏歷史經驗底子，愈想愈胡鬧，但再想過來，資歷尚淺除了代表無肌肉也可以代表無責任，這是否啟示著天掉下來，勢必要人將"Critical" 的帽子安放在當今人文地理學的墓地之上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噢，就是這麼樣的話，我應該會以批判角度地對這個「發展」描寫一些失落及我個人的一點希望，就算是老細，今天也似乎無法阻擋這種摧毀時間與創造空間的渴望。或許我會一落筆就寫80年代以降地理研究的中國化與本地研究的夭折。這現象固然令香港地理學者在國際上喝到了第一口中國熱的頭啖湯，與此同時，香港本地70、80、90年代各種急速衍生的城市或人文地理現象，我們也缺乏人力與心力從多個角度的人文地理視覺好好解讀它們 (其實可能需要三五成群而已)，沒有出現類似西方一樣透過時代環境的急速變化，經過深刻的集體反思，產生一種具社會關聯(social relevance)的新地理視野，例如馬克思地理轉向(70年代)、文化地理轉向(80年代)、後現代地理轉向(90年代)等。不少方法上還在吃60、70年代的老本，或者盲目跟隨某些西方潮流來說人文景觀，本身就蔚為奇觀。

　　觀察本地最綜合性和最歷史攸久的地理雙年學術期刊---《亞洲地理》，便可以為上述情況察覺到一點端倪的足印。起初，我還以為我可以就住統計歷年來香港人文地理學者在此期刊內關注的議題，就能掌握整個學科的發展。原來，這份在香港創立的地理學術期刊的定位，一開始已經是跨地域性的，內容主要為亞洲各國學者的學術成果。有關香港的研究，佔三分之一也沒有。集體為本地一些人文現象及社會問題賦予一些詮釋與意義，從來不是主旨，但就著中國當代城市發展問題，它卻特意為此開過一兩輯特別專題期刊為香港學者提供共同開發的學術平台。

　　在港英時代，有鑑殖民者對國家資料防衛心態，政府對關香港的研究如規劃、房屋、交通，甚少為人文地理學者預留參與的空間。這是一個香港地理學者的角色問題。建構新視野時機的錯過、社會關聯的含飴弄孫、政府對學者的防衛心態，使人文地理學在香港辦演的角色變成相當有限。著名的當然有Terri McGee 70年代的香港小販、80年代薜教授中小型工業向上流動的空間策略、90年代當然不少得有薜教授(代表中方地理專家)與楊教授(代表西方地理專家)對建新機場的大激戰，總的來說，學科角色甚為幽暗，當中亦涉及自我幽暗化的問題，不像西方就算不被重視也嘗試強調地理學科的力量(Power of Geography)，不只支持並且撐地理(Geography matters)。

　　最重要的是，除了Smith 與McGee之外，以往大部分Human Geography也可稱為"Geography without human"。研究注重點放在機場多於乘客、工業多於工人、房屋分佈多於社區生活，簡而言之，就是欠缺一份對人類的關懷。研究主題，除了滿足了學者的「求知慾」與填補了「學術隙縫」這類抽象的追求外，究竟這些研究對於城市內的人們有何貢獻? 似乎，我們都一直不慣於以這種定位自己在社會中角色的方式，去想像一個地理研究。

　　可是，自回歸始，學術在政府公務的「參與」慢慢開始活躍。都市環境規劃、中港連繫的空間「潛力」、港珠澳大橋交通分析等政府計劃的「受判」，反映了學科與政府之間關係的增進。這種角色的轉變，是否就代表了人文地理的研究開始具有社會關聯的意義? 我們與社會人文現象的距離拉近了嗎? 我們有否為市民當下面對的城市問題(如市區重建、公共空間、都市貧窮、城市管治、地區發展等)建立一些理論與說法? 作為後輩或許我並不知道內情，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假如香港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就是我所描繪一般的話，如何展望一個學科的未來成為了僅存具有希望意義的部分。如無意外，我應該會這樣想像：

1) 開放人文地理學的發展空間，那怕先是模仿西方的學術潮流，能容許有多元、另類、具批判性的人文地理學的建立與發展，就有建立本地研究框架的機會，這也是90年代英國人文地理學界納喊的'Open Geography' 綱領。

2) 回復學術研究的社會關聯，學術與社會從來都沒有獨立地存在過，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必須體現於地理研究之上。我們有否抱有一種人文視野及價值觀，透過人文地理分析，為香港的社區建立一個未來的藍圖? 我們有沒有興趣及膽量，嘗試為香港研究出一種新的都市生活，令城市人更為快樂?

3) 重視本地研究的存在意義，80年代後的「學術北移」，剩下研究本土議題的地理學者已是少眾。面對當下城市的新形式新問題，一種集體對本地地理問題的界入，是香港人文地理學前進發展的地方。

香港批判地震學會

　　香港批判地震學會今次希望探討的問題是香港學會批判地震的困難與機遇。近來不少朋友表示他們的地震反省言語講不出聲，在「事有輕重緩急」及「批評是反動」的意識形態影響下，學會地震批判在香港成為市場。這種求生的知識或技巧一定要學懂，不然會遭天譴，或者遭惡攪，總之糟糕。

　　一如既往，我們只會提出視覺，思考仍是你們的事，立場與學會未必不一致。


攝於05年，都江古堰

第一視覺：地震學者的機敏

　　似乎是唯一一個會接受媒體訪問的港大陳龍生教授(其實浸大地質學家Owen也可以)，以頭4天「客觀」「中立」的「分析」，換來了第5日5.17日批評的黃金機會，一語說穿地震局這權力核心，成為了香港學者要說服香港公眾的新黃金分割定律，比例5:1，說話要先讓5步，才能進一步地，說內地地震預測機制如何退步。

　　我在想，我們要花生命裡4/5的時間說與自己無關的語言在給香港的空氣才能有效地活出1/5的自己，啞巴是否更快樂﹖無論如何，這是批判地震的第一招。


第二視覺：教壞細路的Beyond

教壞細路一曲的終極媒體批判彷彿已經無法超越---

不想再玩這遊戲
可否有點新的趣味
歪曲是非沒人理
新聞最好帶點趣味

污糟邋遢　都爭住播
太失敗　太荒謬
整古做怪　諸多作做
你一生　是這樣

**你盞(點解)教壞細路
腦袋註定發霉
賑災當做節目
點解(認真)叫座叫好

　　對於節目，Beyond 要我們知道一種對話空間的不可能。根據科學哲學家Bruno Latour 所理解，電視機科技上本來單向式的交流，你個人在梳化上發表的粗言對新聞/節目的流水作業可謂毫無影響，只有座在電視機面前的權利，久而久之，情感愈益斯德哥爾摩，自己很希臘。若不是能連結你的鄰居集體向廣管局投訴，或者是屬於明光之類的組織，是處於一種你咬我食的權力遊戲。

　　在賑災當(係)做節目(咁款) 與「認真叫座叫好」的今天，教壞細路一曲所揭示的是一些小市民的壓抑及可能的變態。當他們有一刻開始問「可否有點新的趣味」，地震的批判才能以一種娛樂或新話題的姿態降臨。睇左咁耐無線亞視的地震大合唱，終於可看看Now 一些做了沒有媒體敢做的地震大揭發。

　　儘管短暫，也算是一種學會吧。


第三視覺：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地理框架

...就是矛頭處於極遠的批判，才能成功地奔走到海不復回。例如鏗鏘集那大地的警號，題目顯示，責任既不屬於人為，又不屬於自然，而是屬於人為發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失衡。放地震局一馬，將焦點框架在什麼都不是，同時什麼人都有不是的方向，提及大量發展水壩的地震含義，與及開發過程的破壞方式，如此，便能成功建立一種對地震的批判。

　　記得當時實地考察三峽水壩的報告，十組都說贊成建壩，一百萬人是發展過程的陣痛，只有兩組包括我們表演反對。我第一句就講："I oppose the development"，亦有提及geological structure 不能夠承受如此大dam的觀點作證，與及瓦解了毛澤東所提「高峽出平湖」這個空間修辭箇中變態之處，如何使用一種美妙狀麗、既縱貫又橫向的中國意境，來蓋 上大發展對環境的破壞與對人文的無視。如果早些學會黃河的框架，我們就不至於成為幾乎最低分的一組。

從都江堰反思

在香港，地震批判猶如治水，緊記都江堰的哲學：「乘勢利導，因時制宜」，罷了。

東莞見聞錄之規範與懲罰 (二)

二、現代工廠的規範與懲罰

　　曾有文獻指控研究管治的學者，忽略了經濟結構及資本的認識框架，說法有點不公允。看中國的現代工廠，他們集合了世界各地最先進的管理模式及英才，是擁有最前衛的「規範知識」、「獎懲制度」、「管理技巧」的地域。資本與管治從來密不可分，資本與工人之間的矛盾，必須透過空間的設計與技藝處理，而珠三角這結合各地資本的世界工廠，則發揮了規範與懲罰的最高境界。

　　今年參觀台資廠，聽過台籍管理高層介紹工廠的基本資料之後(七座大廠、3-4萬工人、生產電子零件、工人自由出入)，我們說希望去參觀工人作息的宿舍。不知是圖謀遭到發現，抑或是那管工心虛，要求被管理者婉拒：「現時正是工人作息的時間，可能他們會穿得比較少，因此有些不方便‧‧‧」固此，我們只能遠眺這些似曾相識的建築。邊走邊看，愈看愈似50-60年代香港用以提供勞動力予旁邊工廠、訓練工人時間觀的七層大廈。



　　離開的道路上，遺憾間出現驚喜。忽然發現兩旁設有駐廠社工，醫院，甚至「精神病院」。台資廠裡的「溫馨驛站」，它的英文名字叫精神輔導(psychological council)，再也清晰/蒙騙不過。



　 　噢，難以想像設計者建立這些「治療空間」的原委。究竟是如官方所言，為了幫助一群在不停勞動及思鄉狀態而產生異化的工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援，令他們可以更正面地面對人生，抑或是純粹為了生產一種服從於工作的精神狀態，令他們甘心情願地遭遇剝削﹖又或者，這個場所變成一種資本管治的技藝，把所有工人原本為自己權益 而組織起來的可能，透過身體上的「遙控管治」(govern at a distance)而自我消音﹖甚至會否有真實的案例，曾經把一些「滿口怨言」、「批判性強」、「煽動工人」、「非法組織」的工人，送交精神病專家和諧一 下，把他們的「病」「治癒」﹖

　　當然，這些都是我沒有研究基礎底下的福柯式狂想。忽而，這令我憶起維權人仕胡佳，曾被內地警察懷疑他有「偏執性精神病」，送往精神病院診斷治療。

　　前年去過清溪一處港資及港式管理的廠，似乎並沒有如台資的管治方法那麼「自由」。工人愈十一時不准離開宿舍，如有需要會要求工人加班，工廠處處，都蓋滿康文處式的口號，大部分都借衛生之勉強，實踐行為管理，如「關注自己健康，切必隨地吐啖」、「講究衛生，我愛永生(廠名)」。一看，就知是港式管理。




　　早年參觀塘廈一間美資工廠，騁請港人做管理階層，卻有另一種新穎的管理模式。他既不如台資的技巧那麼「自由」，讓工人自由出入，並把「問題」留給專業的部門治理；又不像港資管理階層，以鋪天蓋地的康文署風格進行工人控制。或許美國佬欣賞日本仔多於香港仔，他們引進了日本工廠的「6S」，內容由這位讀BBA的香港人自豪地報告，包括SEIRI(整理)、SEITON(整頓)、SEISO(清掃)、SEIKETSU(清潔)、SHITSUKE(素養)<--港管譯作規範、與SAFETY(安全)，是「一個經實踐証明非常有效的工作場所管理工具，改善工作環境並提高機構的生產力」。



　　美管、港管、台管各施各法，製造出不同規範與懲罰的景觀。說珠三角正處於最初期或開始改良的資本主義階段，又或者走上香港七十年代的步伐，對以上擁有各種國際最先鋒的管治技藝的東莞市而言，確實太委屈了。

東莞見聞錄之城市發展 (一)

　　東莞這一城市是世界上絕對僅有的了。本地人口佔外省人口15%也沒有、年齡十八廿二、最重要的世界工廠、地方政府一系列「估你唔到」的創意計劃，這些特徵(當然還包括媒體封鎖)都是學者對東莞的城市發展持有無限興趣的地方。一氣呵成批閱了廿五份有關珠江三角洲城市發展的文章，搔不著癢處的居多。自己連續去了三年東莞考察，有三大點是如此的明顯，為什麼總是沒有人揭發﹖

一、近乎瘋狂的城市規劃

　　有常常回國內考察的，都總會被當地政府帶到一些規劃展覽館，他們好像很樂於介紹一些近乎瘋狂未來發展藍圖。將明明現在還是農田、草地等地方，以一座座商廈及豪宅填滿。都市計劃，彷彿變成一項炫耀式生產，供參觀者的目光消費。

　　以下是石碣鎮的未來城市藍圖，當地領導介紹時，東面的是新開發區，西邊的又是新文化區，然後那裡未來又會開發商廈，不知是否能夠或者如何實踐，亦不可知這些發展踐踏著的是什麼。


攝於東莞市石碣鎮的規劃模型


塘廈那個還要閃閃發光。


攝於東莞市塘廈鎮的規劃模型

　　他們敘述發展時都有一個共通之處，他們慣於將城市理解為二元的平面空間，好像sim city一像，任君盡情移動與建設，還很有文革時候「人定勝天」的意味。有一場都市革命正在靜悄悄地發生。而受發展影響的歷史、文化、環境，只成為一個照顧的問題，從他們口中，像是有其他諸如「博物館」、「公園」等分類處理掉。

　　規劃與發展需要土地，政府往往要出動徵地方法，來滿足城市化的慾望。當堆土機路過曾經歷土地分配的中國景色，農民的田產必然是鏡頭前最衝突的場景，是最要避免讓上級知道的操作程序。面對徵地，東莞塘廈發明了一些大膽的似乎狂想的大型社會規劃‧‧‧


攝於東莞市塘廈鎮的「農民公寓」

　　他研發的概念叫做「農民公寓」，是一種廿一世紀的「人民公社」。兩者相似之處，是政府將農民集體地遷移到同一地方生活；大相徑庭的地方，公社是將發展的成果回贈給勞動者的，公寓卻將農民市內全部的土地收回，在一個集中的位置蓋房屋萬千，給他們的賠償使他們夠錢買一個公寓單位，要他們在城市發展面前讓路。這樣的發明比較於本來保障農民在發展過程利益的農村股份制(Rural share-holding system)，搬上樓便算，甚至可以集中控制原住民，做法來得更爽直、快捷。

　　在車上那位幹部以興奮的音頻為我們講述這份傑作，似是為面前所有的地理阻隔宣示著劃時代的勝利。巴士跨過農民公寓的巨型牌坊，我嘗試坐在他附近，問他農民上樓以後的生計問題，沒有農田農民還能做什麼呢﹖他說：「大部分的農民都很富裕了，有些有自己的車，以後的生計就要靠他們在市場自力更生了。」他們上公寓後主要幹什麼﹖「多數都會去本地工廠去做工人，繼續靠自己生活。」市政府有沒有提供一些陪訓使他們能夠由農民轉營為工人﹖「有既，有既」，他說。

　　從想像規劃到實踐規劃，都體驗都一種強勢政府主導發展的瘋狂。利維坦，不愧是利維坦。

治國、齊家、修身

集體人權的發明



多謝京奧，才有知悉原來大陸有人權專家，能夠在程翔胡佳、網路審查、西藏鎮壓以外，已暗地裡成功為中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從此，個人人權歸屬「西方」，中國地理的差異性使我們屬於適合享有集體人權，即集權。

天大的迷思：胡佳唔係正在維護緊集體權益咩，維護了個人人權唔係同時都維護了集體人權?


政府聯盟之類的「學術自由」



回到香港，我們亦走出了一條有香港特色的學術自由道路，擁抱中國國情，不求與世界接軋。林端麟回應陳太規管票站調查的建議，指她「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不能干預他們(親政府陣營有關係的組織)的「學術自由」。咁樣將學術政治化都講得咁理直氣壯，更說自己「實事求是講道理」，甚至話番你唔好將學術政治化，果然極富中國特色。

既然你咁關注「學術自由」，咁不如唔好剩係選擇性去關注民建聯、策發會同埋一堆可疑組織既研究自由，而家0係專上教育機構裡，已經幾乎肯定冇人唔相信回歸之後急速成立的教資會(UGC)冇對學術創作作審查監管。在剛剛完結的美國國家地理年會上，還要俾星加坡d地理學者 Lily Kong 同 Henri Yeung 批評我地香港學術界剩係識研究非政治化的中國內地發展，又冇本地研究，學術熱誠淹淹一息。林D8，不如你都幫下手捍衛一D 最ordinary 既學術自由丫，或者，唔出聲已經好感激，Thanks！


All the Geography I Know is from Facebook



如上以上兩種現象你沒有發覺，其實都疑似幾乎可以肯定香港的地理科教育係失敗的，雖然唔會話低b到冇能力可以戰勝街機標籤式的地理意象教育，但是亦學生未必唔會覺得非洲係一個國家。

都係自己去玩多d Traveler IQ Challenge，或者加入study group讀下書算了吧。

時間的逃亡

　　寒窗學生平時的書源，讀社會科學的你也知道，只有在浸記圖書館5F與7 F的地圖內描繪，內聯網並無覆蓋新書的可能。直正年三十晚，油麻地街色匆匆，像是逃難，對一個還欠交文章的學生，的確是殘年急景。David Harvey 呀David Harvey, 讓我能預知未來的三兩天，身處的空間環境是怎麼的模樣---應該會再度被親戚提起什麼是地理這類哲學，與及畢業後會做什麼這類逼宮---顯然，書籍在某種語境下代表了逃亡。故在下午回家的順流趨勢，我再度被塑造成逆流，帶一個背包及一部notebook 趕到鄰近書店買書，似積穀防飢。

　　買了一本等待了很久很久的書，在我入研以來，這本書仍然send to binder，還只有簡體。中七之後，一直在讀北島，讀到青燈就因研究忽然中斷，世界失去詩意。於是，購入了《時間的玫瑰》，希望延續這點點光，重燃城市內一些隱藏的景觀。還記得北島在青燈的書腰有個烙印---

「作為歷史學家
他深知權力和聲譽被濫用的危險
而他只願在歷史的黑暗深處
點亮一盞青燈」

　　另有一本華文地理驚喜之作，圖書館封塵以久，是胡小欣的「中國地理學史」，我想它也可為長期中國地理學史無聊的積累，盡了一點撥亂反正的綿力吧。

去派年了。研究生，新年總是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