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使然，當下已經成為不能割斷的本土，於是，我開始懷愐往昔甚至有沉迷傾向。
當看到一年前所寫的迷思在今日仍然廣為相信，一道屬於過去的永恆光輝引出了方向，提及我曾向過我的時代作出過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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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刊於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0-09-05]
若自殺只是感情、生活與工作的個人問題，上水天平的青年人連環在同一屋自殺，我們就不能否認這有可能是一個比個別事件還要複雜的地區∕城市問題。相比一九九八年至今累積了一百二十八宗跳樓及自殺紀錄的天水圍新市鎮，近日的連環六跳，令我們的城市意識到似乎有另一個「天水圍」正迅速形成。從一個地區角度出發，究竟這群「九十後」成長的新市鎮是怎樣的一個空間設計？這個隨時代變化的環境如何與當中成長的人有什麼關係？而現今事件與市鎮環境的轉變有何關聯？一切就從他們生活的現場——上水∕粉嶺新市鎮的空間談起。
市鎮新人類的處境
曾聽過一席話，使我明白新市鎮生活不只是關乎居住、吃喝、休憩和交通這種功能性的認知。聽過城市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韓國的演講，說他曾獲首爾政府官員邀請到訪，向他求教設計一個全新市鎮所需的理念。他以其四五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經驗，向官員點出了一個城市計劃進行時必須想及的六大原則，包括：
（一）這裏要有什麼的經濟模式（mode of economy）？
（二）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product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三）什麼空間形式（spatial form）？
（四）什麼社區關係（social relations）？
（五）什麼參與方式（participatory form）？
（六）什麼日常生活空間（spaces of everyday life）？
他說得對，我們要思考的是，現時上水∕粉嶺有什麼的經濟模式？現時的居民∕新一代如何謀生？區內的公共∕私人、活動∕居住空間什麼模樣？社群如何組織及活動，甚至透過參與改變身處的環境令地區變得更加宜居？或者在市鎮規劃中更要去問的是，香港的新市鎮計劃裏有否思考過這些問題？這些對我們了解市鎮內新一代成長的過程尤其重要。
觀乎在火紅的一九六○年代，也能看出港英政府曾觸及上述問題。為了處理當時市區密集的人口，以打破市民容易聚集及工會容易滲透的局面，政府從這種管治考慮下選擇了一種擴散式的新市鎮發展，將人口配置往不同區分，區內亦設置工業區（如安樂村），讓經濟上相對「自給自足」。畢竟，當時新市鎮的設立主要以管治而非讓市民享有生活自足為目的，自八九十年代工業逐漸衰落以來，政府已經沒有為他們重新構想區內市民的勞動關係，反而地產發展成為經濟龍頭， 「自給自足」的概念逐漸破產，純粹成為地理科會考試題的標準答案。固有新市鎮內的人口也成為向市區供應勞動力的場所，市鎮經濟的思考不再。於是，現時大部分年輕一代都是一種跨區的勞動，地區上自給自足的本土經濟是他們從沒有想像過的，至少在我接觸的天平居民圈子內。
另一方面，在新市鎮的想像裏，設計者直接以新規劃覆蓋所有現存地方，市鎮新一代的日常生活，與地區歷史並沒有承傳。自七十年代彭氏、廖氏與侯氏大量賣去上水及粉嶺的祖地予政府興建新市鎮，這些土地與人的關係和歷史頃刻宣布終止。而百年前主要由區內大戶集資花巨額而建上水石湖墟、粉嶺聯和墟這類市集，在新市鎮規劃圖裏已無需要扮演的功能，其中心亦為東鐵車站所取代。以往墟市扮演地區上生產及勞動關係的中介空間（如戰後難民會先在墟市聚集，地主及商人亦在此招聘農夫及工人），地區消息傳播及社區網絡的連結也逐漸在新世代褪色。新市鎮內的新人口，地區歷史的意識與網絡漸漸割裂，亦不會有透過參與或改變環境來解決自身問題，一種自主規劃自己社區的能力，亦不知從何說起。
空間與土地的分化
其實社區關係並不簡單地因這種割斷時空的規劃而破壞，公屋內的少年在走廊、公園及街道踏單車踢足球也能活出互助的同輩社群，這卻是不少「八十後」公屋生活的記憶。然而近十年八載，公屋的私有化令這類公共生活逐漸凋零，天平在二○○○年加入租者置其屋計劃出售單位，近幾年更加見到天平有業主放盤，六百多呎的單位間開三大房，最新那宗成交價達八十九萬元。從此，管理處開始稱自己做「私人屋苑」，安裝密碼鎖，禁止走廊生活，租客入住時間愈見短期，這些投機導致的社區分化與公共空間萎縮，是微妙又不顯眼，卻又是致命的。
建成後的天平仍是面對一大片粉嶺北的綠化地帶，石湖新村、馬屎埔一帶的農田與及大片官地，但先後都在一九九○年代中後期被發展商陸續換去發展豪宅。天平對出的三大片自然環境，與新界其他官地的命運一樣，逐漸被發展商以換地方式吞併，發展成奕翠園、皇府山及當地人稱為「鬼屋」（新世界一空置村屋群）的住宅區，而政府一直沒有將這些在一八九八年掠奪回來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的使用權還給公眾，土地窒息，呼吸活動空間愈見稀少。現時上一代還懂得透過地區網絡走進這一帶地方開墾荒田自娛，成長中沒有這些經驗的，他們只是純粹被新建豪宅圍起的孤島。
我在幻想，假如新市鎮內居民能在區內相對經濟自足，不用隻身到銅鑼灣打滾；社區意識得以延續，公眾生活得以恢復，空間管理與使用不再阻礙溝通與活動，天平青年會否是另一種模樣？
在區域融合下淹沒
這種新市鎮願景性的希望似乎已不復再，若還旨意這些因循程序、沉迷公關、相信翻新外牆就能活化公屋社區（整容可以醫暗瘡的道理）、雀躍於表面設計三選一的西九龍規劃的城市管理者，可以拯救現時新市鎮公共屋的景，短期內並不實際。
我還以為找到一個例外的關懷。去年年初規劃署曾委託港大一群慣用學者，研究天水圍的（失敗）經驗如何為上水∕粉嶺等新市鎮作借鑑，來回應民間指摘政府複製天水圍的指控。但是選定的位置，卻錯置了在天平一路之隔的粉嶺北新發展區——未來的一個新新市鎮。研究報告嘗試說明，天水圍新市鎮的社區問題是由於欠缺「私人參與」，使整個新市鎮被發展商壟斷而成；各種悲劇是由於公屋太多，未來應該要減少公屋的比例；報告內批評缺乏地區本土經濟環境。然而，政府有否想過侵蝕粉嶺北這一帶新市鎮的「綠化地帶」，會對現時新市鎮的社區帶來什麼衝擊？要避免粉嶺北變成天水圍之際，有否想過因為地區人口密度的激增而導致天平類近這類公屋社區成為另一個天水圍？
根據現時規劃署的諮詢文件，未來政府期望在此區沿梧桐河多造一個「河畔市鎮」，建議增加四萬八千人口，樓宇高度最高約為三十五層。天啊，究竟政府有沒有理會過現居此區居民的感受？急忙消滅人家在非原居民村落裏享有快樂的自主經濟生活來建立出處不明的「就業機會」，將地產商已大量囤積的粉嶺北農地轉為住宅用途給內地炒家樂此不疲的購入，屋苑景觀上的阻擋讓生活質素以至樓價的下降，刻意要將整個上水粉嶺一帶的新界北融化成深圳廣東炒賣的腹地，我們不禁要問，這個日夜只會惦掛十大基建與區域融合的特區政府，對於本地天平這類公屋屋的關懷去了哪裏？融合發展並不如承諾一樣對這些屋生活帶來希望，只形成社區分化與被社會遺忘。
似乎建議公屋欄杆加高，批評新世代軟弱無能，還有心理醫生說會「傳染」的導火線，真正刻不容緩的是要營救那新市鎮內日益消減的日常公共生活空間，一種社區關係、本土經濟的恢復，而在這個只想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時代，這普通不過的地區議程將會遙遙無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