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0-02-07
林鄭月娥局長在馬頭圍道塌樓議題上，我們看到了，一支厲害的回力標在舊區上盤旋。她拋出了一個許多局長也會避重就輕、視而不見的社會問題，確認了唐樓內弱勢社群的客觀存在；眾人對她姿態與胸襟上的驚歎，反成為了既往發展模式的助力，這個確認背後飛來的政策建議，卻是讓城市重複苦難的開始。
社會問題的誤判
舊區內貧富懸殊問題的判斷大抵是不會有錯的，因為它其實也是舊區內最顯然易見的視覺現實，然而政府如何理解構成現象背後的原因，卻尤其重要：究竟這些問題是生而自存於舊區的，抑或還是經過歷史地理的沉澱，一層又一層地構成的呢？其實，這是學習城市問題第一課的內容，即發展及社會問題呈現於城市空間，空間改變的過程影響社會發展。
塌樓事件的確是各種城市發展問題一次整體爆發，包括在舊區「發現」了公屋政策對單身人士的長期忽視，使這種家庭在舊區大量的聚集；○四年業主及租客條例修改後剝奪了租客租住權，縱容更多私人發展商在舊區的「落釘」行為，讓舊區愈來愈只顧賣錢，漠視日常生活需要；甚至回歸前土地發展公司及現在市區重建局的出現本身就是導致問題的原因——它創造了一個假大空的合理期望，透過描述唐樓殘破的景象及宣布大規模的重建，如10 年內要做250 個重建項目（雖然實質只做到25 個），一方面讓不少業主再無心打理出租的單位，維修意識薄弱，另一方面重建又導致士紳化的情，使租客百上加斤。事實與現時普遍的說法剛剛相反，若果市建局不存在，許多唐樓不會是如此殘破的，尤其是荃灣七街及觀塘裕民坊的例子最是明顯，都是宣布重建後拖了整整十年廿載的現象。
可惜，發展局及旗下的市建局毫不意覺「社會問題」都是他們所代表的發展模式一手釀成。他們繼續在市區覓地（給地產商），如其所言要在城市地圖上尋找貧窮的口袋（Pockets ofpoverty）。他們仍然認為，現時舊區的貧窮問題是他們發現，而不是由於他們而出現的空間。
空間視野的狹隘
在官員的想像裏，舊樓就如一些獨立的空間容器（spatial container），結構有問題又盛載了大量社會問題，於是消滅這些載體就自然將問題解決。城市地理學家大衛‧哈維曾經提出我們一直都有3 種模式去理解空間，包括康德式的科學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從愛因斯坦相對論衍生而成的相對空間（relative space）與有關聯想、記憶、想像與過程的關聯空間（relational space），這種認知是我們討論各種城市問題的前提。
塌樓固然是一個空間的問題，但它不只涉及樓宇結構的物理空間（如內部結構的破壞），也涉及排列式唐樓那些樓與樓之間的相對關係。從「相對」的關係觀之，樓與樓之間是如書架一樣互相依存的，拔去了中間一座將會大大影響旁邊樓宇的結構。以往經驗告訴我們，要求官員有這樣的相對視野是相當困難的，如這些他們一直也聽不懂的「社區網絡」、地區經濟連結的相對空間概念，通常他們的處理，是認為這些「空話」是為了更多賠償，箇中並無意含。是次塌樓問題的其中一個核心，就是這種排列式唐樓在20 年前遭到發展商的個別清拆重建，拔去了倒塌唐樓左面的一幢，使塌樓成為可能。近年相鄰的高速重建、打樁，也有份構成「秋天的童話」。這種相對關係理解的忽視，見諸於林鄭月娥仍然執意要推動將強制拍賣由九成轉八成，邀請更多私人發展商割裂舊區的相互依存關係。當然，認為天星、皇后碼頭的歷史記憶可以割裂於環境並在另一處保育重置，以及形塑舊樓空間背後整套城市/社會發展的過程的（刻意）無視，我們不再對他們抱有任何有關聯空間（relational space）視野的奢侈聯想。
究竟是什麼導致官員這種狹隘的空間思想？原因可追溯至官員一直如何理解什麼是「人」。人在他們的眼中是以業權擁有作分類的，他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清晰地以牆劃分，儘管現實從來不是。舊區內只有擁有者、非擁有者及僭建物，箇中千絲萬縷的互動關係卻毫不關注，才會把城市問題看作建築問題、工程問題、及「物理上的」社會問題。
城市災難的回歸
這種只認知空間純粹為物理上的空間，無論是結構或貧富懸殊本身，注定了他們解決社會問題的失敗。由於他們只將舊樓看作物理空間而忽略其他視野，繼續讓人更憂心忡忡的，是這種狹隘的空間意識將會釀成更嚴重的城市災難。高鐵穿過大角嘴只離地面30 米地層、土質惡劣的舊樓群，港鐵仍然認為是兩個互不影響的物理空間；發展局透過「九轉八」，縱容私人發展商瓜分城市舊區，對舊區結構將造成災難。
返回社會問題的討論，在發展局的操作及提出中，顯示它非要深究及反思既往發展模式的問題，而是要將這個時刻化作既往發展模式的助力，未有認清問題的本質，就說加速市區重建，這是一種近乎瘋狂的轉化。社會問題成為了這種空間理解不能解決，或者根本不是要去解決的對象，甚至是用以推動既有發展模式的衍生工具。
文 鄧永成、陳劍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