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了班住房研究所的韓國人訪問市建，因課堂及錯綜複雜的上環地理而遲到，中途切入會議。他們用了一間200人的會議室來招呼我們6人，一張C型桌子的口對住螢幕，置於房間的中心。我們就坐在一旁做學生、聽說話。
他們的一些對話，使在場的我們都為香港感到蒙羞——當韓國人問到市建在重建過程有沒有市民參與，大大粒竟然在充民主，說他們有諮詢區議會及有個Advisory Committee。然後班韓國人立即澄清：「我們是說有沒有市區重建中，有沒有一些規劃師與市民一起合作規劃，來決定未來的重建。」當場令所有公關語言的魔法舜間瓦解，無稜兩可的「以人為本」又成為討論的休止符。
原來在南韓，市區重建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韓國人透露，這些重建在六七十年代開始大規模進行，在城市內山丘上的木屋成為第一批清除的對象。當時，南韓面對的是一個強權/極權政府，每一次的重建都是暴力清拆，警察掃蕩，將地方完全移平再建。什麼是城市居住權﹖沒有聽說。其後到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抗爭最終令政府讓步，只要你的房子被重建，他們便會grand你公屋選擇權、grand 你足夠賠償。雖然不知道那些照顧在操作上是否能夠很好對待重建戶，但韓國人肯定的是，業主很滿意。這就是有云民主政府接受市民意見的年代。
至於租客，韓國人說他們在重建中還存在許多問題。譬如在重建時，發展商必須跟從指引，預留土地興建一些公屋來照顧原區的低下層，但往往因為租金對於低下層還是很貴(已經低於市值)，他們往往被迫遷往城市外圍再找生活空間。
韓國人原來是嫌這種模式不夠好，建公屋仍然不能充分照顧，民主政府需要自我完善，因此來這個先進的亞洲國際都會取經。最終不知取了什麼回去，亦不知有什麼結果，但倒頭想想，我們可否也從異國人學到了香港「地盡其用」的迷思，可以如我們灣仔報告所倡議的，在利東街及皇后大道東附近，建設公共房屋給城市低下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