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達，或許雖不中亦不遠，尤其是愈益懶於回應時事同時又荒廢論文的在下，更加感受良多。然而，愈來愈多學者嘗試跨越這遼闊的隔閡，熱忱於在電視報章內評論事件，堪稱為「公共知識分子」。面對這種知識體制的重組，由本來為了處理時間(未來)問題而放棄空間傳播的能力，變成既要兼顧學術概念的時效性也要講求公共性，這種狀態是如何可能的﹖學者在公共領域的介入(public realm)正要把公共景觀轉換成什麼季節﹖可惜，當代知識結構這個宏大的時代學問，並不是我今天想處理的議題。因有留言指我前文有欠學術的嚴謹，這倒是我想於今天修補的昨天結論先行的問題。蔡子強似乎謀得一工半職做講師，透過他廣闊的人際網絡，全力向公共領域推進。宋立功的稱呼亦忽然改了做持續進修學院學術統籌，似乎也屬類似現象。但是，對於我來說，呂大樂就好像卡住在時間與空間之間，他愈強調學術知識在空間的散播時，卻愈加犧牲了概念的時效與適切。如果不以澄清其作者背景，要以學者角度回應呂大樂的話，上文中說他那種以城邦理論套用的問題，才是討論的主旨。
如果大家還記得，呂大樂在舊文《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嘗試將其對效忠問題理論化，搬了一套「城邦想法」，說香港七八十年代以後出現了香港出現城市視野，大家追求「城邦式的政治自主與自由」，「宏大的論述（如民族主義、政治忠誠）並沒有一種人人不得不服從的地位。」
對於有研究過香港城市發展的人來說，城邦想法真是一種怪道理，怪的地方有二：一、他似乎覺得只需辯論香港人過往的本質是什麼，主體思想是什麼，就能解釋我們未來應該處理什麼問題。以往不談忠誠問題，以後都不應該談，否則就遺反了我們七八十年代開始的宗法。他說：「長期以來，政治承擔並不是香港人會掛在口邊的概念」。突然拿城邦以外的事在城邦談，是一種僭越，一種遺反香港人本質的反自然取向，亦是他所言的政治惡搞。這種本質化有點像情侶吵架，男方解釋自己的循規蹈矩，女方則反指男方你本身是就衰人，解釋也是徒勞無功，反之亦然。
如果有研習過香港城市發展的都會知道一個說法，當時殖民政府為了回應六七抗暴及趕及在八四年累積與中共交涉的政治籌碼，推出一系列公共政策及規劃，旨在建立一種偽公民(quasi-citizen)的公民身份(一群似乎被賦予了一些權益及權利，相信政府及自己作為市民，同時遠離社會及無政治意識的群體)。他們一方面會否定政治抗暴與政府政策的關係，記錯了香港之所以有公屋、公共醫療、廉政公署，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希望擺脫以往國共兩黨爭奪政權而衍生的國族政治框架，在香港這個殖民城市爭取多一點市民的權利」所引致。另一方面，由於房屋規劃、制度的新管治，他們對殖民政府感到自豪，在《號外》高呼政府可以是我們的，一種公民自豪感悠然而生。若果要說清楚「城邦想法」的底蘊，它骨子裡就是一種殖民者賦予香港人的意識型態，一種徹頭徹尾卻豪不自覺的效忠。
你說城邦想法本身就不注重效忠問題，「毋須事事以國為先」﹖相反，這種意識本來就是以國為先的效忠問題。
二、呂大樂甚至想利用這個有效忠傾向的「城邦想法」來普遍化一些行為，但卻帶來更多的矛盾。如果我們香港人的「共通點是追求城邦式的政治自主與自由」，那麼「由親中到親英人士，工商界到民主派，大部分人在1997年之前都在「政治保險」上有兩手準備」，不正正代表了他們部分對香港土地的摒棄，視城市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身外物嗎﹖當然，購買「政治保險」的程度各異，有的是政治利益上的保障，有的則是為了人身安全的保障，總的而言也涉及階級問題。若果多是前者，以移民解決一切，我們普遍市民又何來有「追求城邦式的政治自主與自由」的意識﹖
很懷疑「城邦想法」這個如斯浪漫的地中海概念，有否曾在我們的過去出現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