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12月 26, 2008

首爾會議上的討論回顧---一些地理學的反思

  零晨四時的落機,等於將自己抽出在攝氏兩三度的外置雪櫃,獨個兒趕到當天舉行的會議。

  會內主要陣營分佈。陣營一、歐美政治經濟地理學者(theorize國家理論的Bob Jessop、Harvey 第三大弟子Erik Swyngedouw、美國Ohio州立大學的批判地理學者Kevin Cox、政策地理學學者Jamie Peck等約10個),大部分來做keynote speaker。陣營二、台灣幫,師生總共20-30人。三、韓國組織者(雙Park及其他),共30多人。四、專研露宿者的大阪組(Toshio、J 等),約10人。五、香港group,約10位(我曾想過將陳允中博士歸入台灣幫會比較適合,最後都撥他為香港一員;人少緣故,甚至將與會的研究香港的文 化地理學者Carolyn Cartier及曾在香港教書的殖民地理學者Nihal Penera撥入香港分類)。除了以上每次也會出現的陣營外,還有數十位來自東亞及世界各地的地理學者參與。



  會內有三方面討論令我印象深刻。首先是Jamie Peck一張圖表,使我在Jet Lag半睡之間仍刻意地抽出相機拍了一拍。它呈現了多年來討論有關新自由主義的社科學術期刊數據,除了逐年趨勢朝上,有近半的文章都是由與地理學相關的期刊,正正反映出當今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泛濫,地理學在此貢獻良多。



  對他而言,這場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火焰過後,我們需要對世界各類的發展實踐尋求一具在不同尺度上有形體/邊界的理解,不要像以往恰到一頭理論便將所有可疑的現象歸篇成新自由主義的問題。試想像,SARS病毒經常被說為全球無處不在、防不勝防的問題,其實是源於一種管治的局限往往令我們無法追查到他的源頭與範圍,但我們並不應因一種局限的出現而反過來在生產知識的過程歌頌這種無處不在的空間感,倒頭來忽略了關於SARS來源與邊際的描繪。而Peck,則非常有心地找回新自由主義的人物關係圖(找回八十多年前擁有類似思想及實踐於美國的一堆社群)及在歐美發展的歷史地理,並提出其在全球的邊界。這種對空間性的追求並不是純粹出自地理學癖好或「反動」或自廢手腳的舉動,而是憂慮在提倡這種無邊理論的覆蓋時,很可能同時覆蓋世界不同各落的一些政治議程。Hey look,英國的可持續發展並不只是新自由主義原則下的產物(所謂改良資本主義2.0),它還涉及工黨一些城市規劃的改革及空間管治的最低權力決策化 (Mike, 2005)等問題啊。香港的市區重建都不單是新自由主義的作祟吧? 無論在機制的建立及選擇重建的對象 (回歸前要處理都市安全/環境「問題」、取消唐樓這些在市區靈活的空間形式,以更有效進行殖民管治),都充分反映世界上重建的空間問題比這套歐美理論更形複雜 (詳細可參加近來方興未艾的城市研究組)。這個空間化的閱讀,對本地一群身處非歐美政治經濟環境卻活在歐美知識體系的知識/行動分子,實是一場頗大的挑戰。



  第二個時刻是貫穿連續三天的會議的一種對社運批判理論的想像。政治經濟學理論往往被歸咎於與社會的前沿運動及改革有段距離,今次一些韓國大佬host嘗試theorize這個層次的景觀。他提出mulit-culturalism作為適當的概念來處理社會爭奪的問題,當中他的想像並不如Habamas 一樣提出理性空間平台的建構,倒提倡一種叫spaces of recognition的概念,來處理在社會過程中意義爭奪過程的空間。對我來說,他好像提出了一種很inspiring 但沒有再深入描述的觀念,空間也不知何所指,但這個概念不禁令人想起許寶的策略,主張透過論述戰跟著遊戲玩,爭奪被壟斷詞彙的意義。這樣的看法,被會議最後一位keynote Erik Swyngedouw 無意地回應。他的政治的判斷是,我們的世界轉向為一種後政治(post-politics),現代政府聲稱已經沒有政治問題,只有政策問題;社會沒有爭奪,只有共識過程;沒有管治失敗,只有困難與挑戰;沒有利益矛盾的明確表述,只有持分者的平衡遊戲。在這種政治局面底下,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以人道主義方式之名以考慮維持當下局面為說法,繼續與政權爭奪意義? 抑或是要全然地拒絕這些共識政治? 在報告中,他堅信後者才是未來唯一的出路,我亦有夾在這兩種策略裡的感覺。

  於此,無論如何,已經相當感動。EARCAG由10年前一個只得10張paper的會議,會後所有與會者可集體到濟州燒墨魚,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泛東亞有各式各樣進步學者撐場,含括了城市發展、市區重建、公共政策、國家、性別、移民、階級、種族等(空間)問題的會議。新的問題,於是浮面。在會議最後部分,百多位與會者都坐在共處一室,透過即時翻譯(有日韓英中語,可惜沒有粵語),用自己的語言及見解商討未來這個會議及東亞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Nihal 的問題是,提出另類地理的旗幟時,我們卻只請了許多西方政治經濟學者來做Keynote Speaker,徒具批判,卻沒有真正的另類研究(例如合作社模式)。當然,我也觀察到,整個會議似乎一份有關一些地方另類實踐的研究報告也欠奉,所以我認同他的觀點。台灣方面的徐進也點出了當今人文地理界普遍的學術分工呈現了一種不健康的狀態,有關東亞的地理研究,大抵的情況是西方學者提供理論基礎而東亞則提供例子解說。其餘的也不太聽入耳,例如追求(什麼的?)歐盟模式,完全拒絕「歐美帝國主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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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