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全球統治性：統治國際空間》

Global Governmentality: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paces

《全球統治性：將國際空間統治化》



　　哩本的確係好書。同埋係本好貴既Routledge 書，Hardcover 要成$160美金，拎起上手都有d重，重有d心寒。但這本書還真的有點份量，他用福柯的概念，探討了福柯鮮有談及那主權以外的新統治空間形式及理論，讓人可以急速分別在空間上管治(governance)與統治(governmentality)概念的思想差異。讓你可迅速避免如好多快槍學者將政府，管治與統治混為一談。

　　什麼是政府﹖這是我們探討各種政府行為必須理解的第一條問題。這除了是一門政治科學的題目外，更像是一門政治地理的新研究綱領。我的論文，其中一部分的興趣在於研究國際政府在推動可持續發展概念中，其權力如何實踐及穿梭在不同形式的地理環境(國家地理、地緣政治)，在90年代之來如何完善了一套沒有主權的全球權力管治機制，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這座擁著國際網絡的「概念」，所產生的權力的空間形態是什麼，到最後如何將國家及城市融入這種全球性的政治想像。

　　不過，這只是我引入正題的部分篇幅，倒會探討多點城市如何利用這套語言加強其對市民的統治。因此，此書對我的研究可以說是起了基礎上的幫助。

　　對於有興趣國際關係與空間的朋友，有數個chapters 都很值得看的。唯個案方面只談及了歐盟的全球權力系統，沒有對主要推動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聯合國作分析，得靠自己的努力幹活了。

呂大樂怪談書

　　星期日進行大樂論述監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大樂秘笈在悠閒的星期天再提高城市人的憂患意識，今期預示「防止下流」，兼評兩本會置於書局當眼處的中產書籍，《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與《階級是會遺傳的：不要讓你的孩子跌入「下流階級」》。

　　我的問題是，若是知道此類單純靠食題目、只屬社會學科「ABC」的書籍「很奇怪」，「作者在書內提出的概念、名詞則大行其道，廣泛流傳」，那麼，你又為何長篇大論勾起書中的平凡意義，幫那些書籍宣傳﹖他們是否與呂生一起生產相似請述的學術朋友﹖

　　以上問題我不得而知，但庶民地理研究學者 Nihal Penera 曾告訴我，若果某類書你認為是垃圾的，那麼你千萬不要大幅度地評論他，quote他，甚至批評他，這恰恰等於益了他。

　　另外我有一個願望，我再次請求呂生不要再選擇評價一些假設社會就是要以上位為目標的書籍，作為鞏固自己的學術研究的基礎了。對很多存在就不是為了背叛階級那講不出聲的市民而言，你這種帶中產意味的抹黑，未免過份奸矛了吧。

　　對草根來說，什麼叫做「防止下流」﹖他們(我們)一直就在這裡，無法向下。什麼叫「階級是會遺傳的」﹖呂生評它「題目嚇人」，但「這不是什麼叫人感到意外的發現」，大佬，咁你又寫﹖

　　最無離頭的地方，是當呂大樂評這本「階級」時說它平平之外卻「值得閱讀」，原因是他警告「須留意差距的固定化」。吓﹖﹗若果「階級」是「差距」，「遺傳」是「固定化」，那麼差距的固定化就是階級的遺傳，即是「階級是會遺傳的」這書的內容警示了階級是會遺傳的，因此我們值得閱讀﹖你不是說這只是一種「ABC」常識嗎﹖

　　許多本來有意義是學術語言，就這樣被弄壞。

　　第二個值得看的原因，你說是「子女教育成為了成人（當然也包括孩子）的焦慮來源。」這個不是每個香港人也經驗到的常識嗎﹖為何我們要付錢給一本嚇人一跳的書，然後閱讀我們已知的東西﹖

　　固然，在這個城市裡，你還是可以找到許多港式中產的市場，個個non-social science的朋友看完你的四代香港人表示十分欣賞。但在學術環境內，終有一天，你這樣的中產敘事將會被狠狠擊敗。

大樂秘笈﹕防止下流

閱《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這本書也不太好看，早前博士見到書名與我的研究題目符合，推介了給我。它，可能是與論文比較有關的文獻，無選擇之下得要韋編三絕的讀。對，他是有以地理角度審視可持續發展的，還有輕輕批判一般可持續發展的線性表述，唯只針對環境問題，個案流於表面。

　　或者是我的疑竇奢侈，我會先質疑我們為何要可持續發展﹖這是否一個共識﹖在政府實施之前這個概念有否被充分討論﹖這個詞彙有沒有被騎劫﹖這本書未有盡這當代地理學的責任，雖然書名用了「空間」，卻不太發現箇中有發揮空間概念作為認識事物的潛能。反而假定了它的需要，說到後社會主義國家面臨可持續發展危機，本地如何實踐可持續發展等等。故此，在最後名為「地理學的反思」的部分，亦未有使用地理來反思概念本身。

　　其中一個結論重點與我們執筆的灣仔發展藍圖計劃相當遺背，不能隨便容忍。它說到世界各地並不能跟從聯合國指出的「可持續發展」概念，因為大家有不同的地理，因而要按地區情況而研究「可持續發展」的綱領。這個說法聽起來很合理，甚至有點毛派---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已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說法過於簡單，簡單得對一些不是在做可持續發展相關工作，但是強調根據「國情」處理的國家政府，便宜地為它們提供了合理的學術依據。在灣仔發展報告，憑著地理的批判視野，要收復這段政府刻意經營的距離之時，可惜，這本書卻恰恰將你的好意拒諸門外。

　　它當然是進步的，但可能仍需再進一步。

p.s. 以上斜體引自鄧小平1982的改革主張。它自相矛盾的地方是，既然馬克思主義已被視作「普遍真理」，又何需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走自已的道路﹖可見，鄧小平早早就放棄了社會主義的理想了。

修理殖民

　　將怪字輸入金山詞霸，策馬追趕二三百年前的英倫殖民規劃史。十二月到孟買做學術報告是個不折不扣的事實，我必須提早抓緊殖民規劃於不同時空的概念擴散與港區的在地經驗，急急如律令。

　　閱讀「栽種與規劃的英國規劃史」，始知"The Grand Modell"是第一個英式殖民者將規劃的空間管治全球化的原型(archetype)，對早期英國殖民地的空間形式及都市化具影響深遠。Robert Home 勾勒這個16世紀的發明，說明當時英倫的三巨頭(Lord Shaftesbury, Benjamin Martyn, and Granville Sharp)如何定下各殖民地的栽殖法則(planting)、操作與各種空間形式的管治含義。

　 　最多人懷愐卻不知其所來的地理概念，可數到綠帶(Green Belt)的規劃模式。這概念暗藏了春色以外的政治。本身存在的原意，往往是作為軍事角力的緩衝，假設香港在戰後若然失去了戰略意義或地緣關係的不穩定因 素，綠帶在土地資源的考慮下必然殖民者迅速瓜分及出賣。又假設如果香港五六十年代沒有出現大大小小、零零而重要的抗爭事業，若綠帶無法在70年代得到了新 意義的賦與，變成政府開放自然資源來消耗人口的過盛精力的新戰線，敵人由萬里彊土的共產政權轉向殖民地人口的心智及行為......的話，在殖民主義的意 義下，它在香港幾乎沒有任何存在條件。在眾多環境學家歌頌綠帶的美麗、生物多樣性、生態價值等，同時發生的是加強了這種規劃管治的正當性，轉移了我們認識 殖民政府任何作為的歷史地理原委。

　　這種詹志勇式的反動論調，一如既往的口徑，我謂之「社會問題的綠化轉向」，漂亮而罪惡。

二讀

一讀、純粹在室友的書架上隨手捻來，再度閱讀對地理學界甚有影響力的米歇爾‧福柯的著作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的中文版---《規範與懲罰》。看過現場版的中世紀五馬分屍嗎﹖福柯的將這種古老而技術上不太可行的「公共景觀」全神地展現在首章首四頁，使精神與食慾為之一振。相對年半前朝讀福柯夕間偷偷落淚的心境，今天像已發展成一種最理性的瘋癲。

二讀、再 拿一本福柯的《瘋癲與文明》，讀後澄清了當時台灣之行對「愚人船」概念上的誤讀---還以為是將所有麻瘋病者捕捉然後以導彈把船擊沈，儘管在日治時代日本 確實這樣對待台灣的病者。實際上，統治者以勇闖新領域之舟---如挪亞方舟般帶有宗教色彩的神聖抽象，使處理模式包裝成一種證明他們接受了大自然的考驗， 從而覆蓋歐洲各城市對窮人、失業者、瘋子被當權者排斥及驅逐的現實。

　　第二章「大禁閉」，那種十八世紀的城市運作竟然與今天香港 的情況一樣野蠻。中世紀法國曾頒布敕令，禁止在巴黎市區或郊區行乞，「初犯者處以鞭刑，再犯者男性處以划船苦役，女性予以驅逐」。英國甚至在一份十七世 紀，名為《為窮人而悲鳴》的傳單上，想像自國「正不幸地受到他們的騷擾」，甚至擔心英國不像其他歐陸國家，窮人不可以隨處流浪，因而建議他們應被「驅逐和 運往紐芬蘭以及東、西印度群島。」這讓我想起昔日一座座露宿者之家與及今天香港正朝向的「曼克頓化」，窮人都係唔該番哂大陸，香港唔適合你地。

　 　照Foucault所言，十七世紀的統治者更加發明了一種新的空間形式來對付他們------慈善院。每個城市都有數間慈善院，政府會將所有無業漢、露 宿者、窮人統統由警察捉進院內進行勞動，勞動的目的幾乎是一種脫離市場運作模式的純粹過程，工作甚至是以幾組囚徒夜以繼日地代替一頭牛去耕耘。這種「無休 上的、不帶任何利益的勞動」正好反映了當時處理這萬惡之源----游手好閒。當時的當權者及資產階級聯盟經已發現什麼是造成混亂的17世紀答案；「是游手 好閒」「消除他們是什麼﹖」「是工作」。

　　而今天香港的「扶貧」，按勞工局局長葉生說到要以「就業為主」的論調，均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