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高鐵停撥款大遊行影片宣傳，很有迫切感。

'

影片製作: Ryan@HKCGG

圖：惠州中鐵的高鐵廣告

(刊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明報．世紀)

圖為粉嶺北一處湖畔草坪，後為上水皇府山地產項目，湖畔有牧羊人在放牧。

背景 :

　　關於發展粉嶺北的計劃，早於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港府的施政報告提出，計劃連同打鼓嶺、古洞北這兩片位處新界北的土地，發展為「三合一新發展區」。根據政府文件，該計劃目的為容納預計於二零一一年增至的八百三十萬人口，並且便利「深圳與香港之間日益頻繁的跨界活動」。

　　雖然有關計劃於二零零三年，因經濟不景、「人口增長及住屋需求放緩」等原因被政府宣佈擱置，發展商已從九八年的施政報告看到新界北的發展契機，隨之開展了大規模的收地行動。時至今日，粉嶺北一帶已經演成三大地產商「三分天下」之局面：據在場消息及過往新聞資料，新鴻基進佔文錦渡路至華山及天平山村的土地、新世界收取梧桐河小橋至石湖新村一帶，而烏鴉落陽及本文主要討論的個案──馬屎埔村，則由恒基割據，現(2009年)已取得九成業權——因此在概念及實際上，主要由這三條村構成的粉嶺北地區已經被完整瓜分。

　　透過整理早前多次實地考察及向當地人仕的一手訪問紀錄及資料，本文希望探討現時粉嶺北新發展區的發展及收地過程，如何對當地村民的生活造成影響，並思考所謂「新發展區」到底是誰的發展，又或是否具有實際需要等問題，從而引發對於港府的規劃思維、發展論述的討論。


I) 收購土地

　　由於上述「新發展區」約有六成土地屬於「私人」分類，各地產商便著力投資收購這些土地，以極低的「農業價」購入，留待政府正式公佈發展大計時，坐地起價，以數十倍的「發展價」出售來牟取暴利；或，更理想地，在政府的規劃下自行發展豪宅、商廈等高增值的地產項目。（事實上，基於土地由地產商掌握，政府現已推出「公私營合作發展」的概念，對地產商而言簡直是正中下懷。當中的利益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1. 「暗瓦底」：成立收地公司

　　於是，據訪問所得，早於１９９８年，恒基便暗地裡成立了名義上獨立的收地公司，於馬屎埔村開展戰略性的土地收購的工作。對發展商而言，這個做法的好處是，對於收購所牽涉的所有過程，包括議價、恐嚇及迫遷等等，收地公司及其母公司（地產商），均可保持「中立性」－－收地公司可以表示，它只是按上頭的指令辦事；而地產商則可以如此應付：先是否認與收地公司有任何關係，繼而聲稱無權過問子公司的業務。這樣一來，便可將受影響村民的追究對象模糊化，進行法律訴訟時，亦可以多個不同業主的名義與村民打官司。


圖：村落一景

2. 關係的異化：聘用村民為「艇仔」

　　除了以子公司進行收地外，地產商的另一戰略為，聘用當地村民為「艇仔」，造成村民之間的分化。作為公司與村民之間的中介者，「艇仔」的作用為幫助說服其他地主賣地、誘導租戶接受賠償遷離等等。事實上，由於「艇仔」與收地公司之間的利益關係，不希望任何人士妨礙收地，或過問當中牽涉的非法活動，如將農地改為「貨櫃場」。因此，「艇仔」亦發揮監察的作用，視察「不合作」的村民的活動，對不願「收錢走人」的村民施加壓力，或向地產商報告，加以對付。諷刺的是，今天的「艇仔」，竟是村民的兒時玩伴，充見因一小撮人的利益而引起關係上的異化。

3. 不能說的秘密：「保密協定」

　　挑撥離間、分化村民，都是為了令地產商的收地工作更為暢順。一方面大大削弱了村民聯合起來反抗的力量，亦令村民之間不能／不願互通消息。因此，設立「保密協定」亦是廣為地產商採用的手段。

　　所謂「保密協定」，就是當村民／業主接受賠償／賣地條款後，收地公司要求對方將有關交易的細節，特別是成交金額保密，不准向任何人士透露，並揚言會對違反協定者追究法律責任。這樣帶有恐嚇性的專業用語，純樸的村民當然一一遵守，害怕因違反協定而惹上官非。自此，從前無所不談的村里，彷彿從此便各自擁有了「不能說的秘密」，削弱彼此的互信關係。

　　而令人髮指的是，發展商正正利用「保密協定」所製造的獨家發言權， 到處散播不實的言論，傳出比實際成交價低的金額，企圖令其他未達成協議的交易條件壓低，在村里「不能」透露各自的成交價，又沒有可靠的市價作參考的狀況下，徬徨的村民更是人心惶惶，加速了他們接受條款，亦進一步加強了社區的分化，打散了村民的集體意識及爭取的力量。

4. 租戶大難臨頭：不合理賠償

　　由於是次發展是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發展新市鎮，整個收地過程有別於「傳統」新市鎮由政府收地的方法，租戶得到的賠償額往往極不合理，完全根據市場的法則，理論上可以「一個先」也沒有就被迫遷。有務農的村民，就被逼以低至兩元的呎價接受農地的賠償，然而，只計村民投放於農地上灌溉設施的成本，往往遠遠超過所得之賠償額。更甚的是，由於部份土地離主要道路較遠，倒泥車不能內進，發展商暫時根本「用唔著」的土地，亦不容許村民繼續耕作。用鐵絲網將農地圍起，白白浪費了肥沃的土地，更加造成蚊患。而少數成功爭取繼續耕作的農戶，更須向地產商繳交昂貴租金，最終真正所得的賠償金額，所淨無幾。


圖：許多田地都經租田者的投資已使農務順利，卻在私人收地的過程得不到任何賠償

5. 租金幾何激增：律師信逼簽新約

　　基於租約的保障，雖然恒基已向地主購得業權，租戶仍可以依據「舊租約」的條款繼續使用土地。事實上，許多前業主亦曾承諾租戶，可以一直使用土地，直到他們「耕到唔耕」，或「最少讓上一代人（即當年的締約者）離世為止」，因而在粉嶺北一帶的村落裡，租客們多是在村裡生活及務農了四、五十年——比起不少新界利益人仕，他們才是真正經營新界的居民。

　　所以，不少租戶依據這些承諾及合約，拒絕接受地產商的賠償及離開。而地產商為了迫使租戶就範，多次以業主身份發出律師信，要求與租戶簽訂新租約。可是，新租約的租用條款比舊約苛刻，例如有位村民的租金就比以前激增九倍──由年租千八，增為月租千五。對於務農維生的村民，簡直無法負擔，不少村民因而無可奈何，被逼離開。

6. 原始的暴力：鎖閘、拆門

　　為了更快地獲取所有土地，地產商甚至使出一系列粗野、荒蠻的行徑來對付較為「頑固」的、不願收錢走人的村民。據不少村民透露，夜深被致電騷擾亦是常有之事，就換約問題告上土地審裁處的陳氏，甚至曾被人用鐵鏈鎖起家門的鐵閘，也試過整道家門被拆走。報警處理，警員都知道大概是怎麼一回事，而事件往往以「一場誤會」開脫，賠錢了事。連串的精神騷擾，無助的村民只得屈服，接受賠償離開。

　　雖然上述的迫遷行動，隨著零三年政府宣佈將計劃暫時擱置而得到暫緩，然而，當零七／零八年度的施政報告將舊事重提，各發展商紛紛重整旗鼓，再次加速收購土地的工作。而經歷過一連串的浩劫的馬屎埔村，今天只剩下原來一成的村民，近日亦不斷收到恒基要求遷離的律師信。收地公司亦偶爾以視察之名要求進入村民的居所，奇怪的是，他們往往在知道只得老人在家時才來視察。

II) 改變土地利用

　　發展商一方面繼續收購土地，另一方面亦對所得的土地加以利用，例如在農地傾倒石屎，作為貨櫃場之用。例如有關發展人士於文錦渡旁違法興建的貨櫃場，就於去年尾大幅擴建數倍。

　　賺取租金收入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實際上，此舉重點亦在於向附近農地「施壓」，加速發展計畫的審批，而造成環境退化又可以令更多農民棄耕，可謂一舉三得。由於更改土地用途，如將農業用地改為住宅用地，須要經由城規會審批；而對於牽涉農地的申請，審批尺度比較嚴謹，需時亦較長。因此，發展商索性先令農地從地圖上消失，變成失去生態價值的荒地，以致日後申請發展計劃時可以更順暢。


圖：馬屎埔村內不少村屋也因收地而遭到荒廢

農業的人為死亡：使更多農民棄耕

　　雖然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在回應村民對地產商以「貨櫃長城」逼賣地的質疑時表示，這「只屬假設，缺乏真憑實據」。可是，稍具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在農地旁邊築起六層高的貨櫃，農地根本沒法耕作；事實上，除了此直接影響外，收地令到農地減少，所造成的一連串生態改變，影響到即使仍然有地可耕的農民都難以耕作。


圖：粉嶺北內一貨櫃場, 影響旁邊農業活動

　　例如，從前，雀鳥可以在不同的農地吃菜蟲，但由於貨櫃場運作的嘈音滋擾，令雀鳥不再在鄰近貨櫃場的農地覓食，以致該地帶的農田出現蟲害。當雀鳥飛往別處覓食，而「別處」的農地由於大多已被收購、被逼棄耕，於是數量少、多樣性低，於播種期時，雀鳥沒蟲可吃，便吃掉作物的種籽，造成惡性循環。村民關先生的農地便遇上這個問題。而農民難以耕作，久而久之，部分農民也「無哂心機」，最終被迫放棄耕作。


圖：形形色色的農業活動在粉嶺北進行，正因新計劃面臨全面消失

總結：重新思考粉嶺北新發展的目的

　　打從政府為了不知道誰的需要而提出「新發展區」的計劃開始，到過去十年來，發展商於粉嶺北，近乎「無王管」的收地過程，既是一個社區分化、破壞生態的過程，亦是一個將土地商品化的過程。天平山村村民以土地作居所、務農，他們與土地的關係，建基於實用生活的使用。對老一輩而言，這是他們畢生耕耘、建立家庭的土地；對正值壯年的一代，這是他們父母畢生努力經營的土地，亦是他們自己及下一代成長的地方，即使本身並不擁有土地，數十年來投放於建屋、裝潢、挖井、建水管等等，投入的精神與心血，非單單以金錢所能衡量，更遑論取代！

　　可現在呢？收購為土地訂了市場價格，它並不反映原先的實質的使用，卻指向一個虛無的未來的以地產項目發展模式定義的交換，它的意義，成了一個以不斷易手或出租創造資本累積的工具商品。此時，我們不禁回想，政府推出此發展計畫，不是聲稱是為了照顧人口增長的需要嗎？增長的，似乎卻只是地產商是投資收益。

　　在各種發展至上、深港同城化、加速基建等等的論調中，香港的農地已經逐漸因被想像成都市的附庸而被消滅殆盡。當綠油油的景致、閒逸的河畔景色成為了地產項目中炙手可熱的增值點，漸漸地，新界土地的意義，只能化為各地產商用來炫耀實力及展示發展前景的土地儲備表中的數字。用了何種手段去搶得土地，威逼利誘、偷呃拐騙，卻似乎無人關心。


圖：廢料棄置於以往的農田

　　我們若要對此說「不」，只換來政府高官以一副「你咪阻住人發達啦」的嘴臉來回應，劉皇發更加在菜園村事件裡將新界人的特徵本質化，說新界人最甘願犧牲云云。可是，我們仍然要問，這種發展模式，是我們需要的嗎？如此不公義的掠奪，我們又可以忍受嗎？

文：佳佳@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港鐵建站背後的考慮已經相當明顯：水份超強的地產項目「溢出骯城」有新車站，三成都是 拿綜援的逸東邨公屋居民等待鄭汝樺局長一個遙遙無期的承諾。

　　如此種種，都讓我們質疑：究竟鐵路發展是為誰而建?

　　城市的認知系統已經嚴重汙積。地鐵車廂內的行車路線圖可以將異質的地方連結得再無分別，路過的人只懂透過從主流渠道獲知的成本利益分析來閱讀繁雜的城市生活。我們認識的社會，慣常以議題、數字、慘劇個案來表達，所呈現的都市結局都是難以重組的碎片。究竟社區關係及廿四小時的生活是如何連貫的？或許我們連社區是否存在這一事實亦抱有質疑。頃刻，若然有一個完整而立體、不能量度、在各種感官刺激都似乎超越了邊界的「社區」，明明不能看見卻無故在面前浮現，對於香港人來說這必然是場不能想及的後現代惡夢。

人必須日常

　　「又記美食」在城市人的腦海內成為一場災難的原因，不僅是由於這個社區空間能將零散的生活片段串聯為一張完整的拼圖，令進入這片看似熟悉的迷宮的人感到不安、不習慣，而且它還正在透過日常生活自我突顯，觸及了街道的既有秩序，並有意無意散發一種革命的訊息或者恐慌。列斐伏爾如是說：人必須是日常的，否則他將不能完整（Man must be everyday, or he can not be at all），這句幾乎是套套邏輯的話在今天的都市社會竟然變得充滿啟示。他認為當城市人能夠去除只是以肉眼及抽象的既有論述認知，包括那些預設的競爭關係、簡化的數字等等，然後重新認識實在的城市生活，諸如一條街的內涵、節奏與箇中關係，就是當代一件最革命的事情。而日常生活的面貌得到重拾之時，分裂這種完整性的破壞力量將會無處頓隱，都市便能成為都市，人便能成人。又記嚇呆了「不日常」的人。

　　可是一群人可能會因此而警戒起來。在政治現實上，又記是在全球化、區域發展、各種社會議題紛紜之下發生的「一宗小事」，它的意義往往被這群人質疑 —— 只是關心這麼瑣細的社區問題，倒不如關心一下其他大問題吧，要有更闊的國家及國際視野。這些都成為了香港人喜愛無限「升lv」的慣常症狀，社區問題總是不值一談，城市問題更為重要；又發現城市太細，再搭穿梭機參與國家及國際事務。我們漸漸昇騰到一個已經再鳥瞰不清日常生活模樣的位置，真正變成一個抽象於生活的人。

大排檔的城市化

　　沒有社區日常生活的人很難想像又記作為街邊大排檔如何能夠連貫上廿一世紀的城市，火鍋不是在冷氣室內開爐的嗎﹖當然，城市一直有系統去分類和形塑大排檔這類城市空間，工業的、傳統的、過氣的，阻街、污穢、噪音這些詞彙都成了當區區議員、城市管理者、欲求脹租的業主及旁觀者渴望輸出的理解，正如近日有利益團體為了弱化重建時社區經濟的存在感，而在立法會力陳市區內不應該有醬油店一樣嚴厲和滑稽。

　　又記事件的社區反撲，恰好證明這些對大排檔的抽象形容根本站不住腳。不計數字上社區文化調查小組在又記周邊做的問卷調查（如有九成人認同又記具有社區功能，夜晚燈火有助改善社區治安），就連附近不少會被容易想像成競爭關係的士多（都在同一條街賣酒），看到一群群做問卷調查的年輕人在舖邊樓梯上上落落，也忙不及讚揚他們乖巧。有關又記對其食牌與酒牌的上訴，警察最終也逼於無奈放棄了以「公眾利益」作停牌的理據。競爭自利的關係並無如抽象的論述中發生，反而濫權執法、無故生事的區議員及政府部門立即遁形。

　　城市空間的形式本來並無意義，就是由於是次區議員將原本既存已久的大排檔問題化，再由忍無可忍的社區捍衛大排檔的邊界，經過這一種對生活使用上混淆與澄清的爭議過程，令大排檔的空間形狀及內涵更加清晰、完全。這種「城市化」必須予以肯定，因為它能令物理上的城市形成具有意義的城市，一種抽象的城市空間變化或變回實在的一種。

　　如果對政黨政治感到失望、又發覺國際關係過於布爾喬亞，重返日常生活、把城市空間重新形塑的社區政治將會是變革的起源。

延伸參考：

周思中‧《廣東道的缺口——油麻地街頭對談》

(上圖引自Hong Kong Industrialist)

　　新界不僅是近年來政府及發展商目眩神往之境，也成為了很多概念的實驗場，各群體試圖透過論述新界發展，從而得到認知上的澄清、利益上的捍衛或政治上的爭奪。在7月18日於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舉行的《新界變陣》研討會的討論中，百多位參與者連同四位認知各種新界問題的講者(規劃署副署長梁焯輝、長春社理事長熊永達、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及菜園村支援組成員朱凱迪)，共同生產了一籃子有關當下新界大規劃發展的概念與視野，嘗試切入正在爭議得如火如荼的新界發展。如能把箇中重點討論深入整理與議論，將有助我們構想新界的未來。


新界性別工程

　　首個要突顯的是一種女性主義的經典思辨。討論新界議題時，還以為劉皇發為首的新界鄉事派曾揚言要強姦陸恭蕙這種父權主義已不復出現，原來各種男性本位的話語仍然在新界話題裡處處可見。當中的轉向是，不再像以往的新界男性透過一種空間的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將女性排斥在新界以外，現在則以想像新界成為從屬的女性空間，為既有發展邏輯建立合法性。當日，規劃署副署長一如既往政府的風格，如早年女性主義地理學者Linda McDowell所言，展現了一種在男性本位的城市/鄉郊想像。按此，新界鄉郊不被看作為具有主體性的地方(自主的經濟、社區及生活方式等)，反而被編配成一種所屬的位置，為了生育原因(滿足未來人口需要)建立新界要配合發展的理由，並以各種「客觀」程序與數字合理化之。現時要配合的「生育大計」，就是零七年來曾任權要將香港估算成一千萬人口的城市，接下來其他在新界的發展項目「需求上」便來得有理有據。

　　陳文鴻教授對新界的形容亦帶有這種影子，像要還原四百年前笛卡兒式的二元分化(Cartesian dualism)，從理解上將思想與身體兩者割斷，一種典型女性主義研究要批判的對象。在會議期間，他多番強調理解菜園村村民在情感上對家園的熱愛，然而必須「理性地」考慮城市規劃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概念上城市是不容許土地被(菜園村)居民「私有化」、必須要將他們公開一起享有，惹多不少在場人士批評他的說法為「達爾文主義」及忽略對村民情感上的尊重。參與會議的村民阿竹甚至當場問及除了概念上的「說瞎話」，陳教授有沒有到過菜園村考察，有理解過日常經驗的生活實踐。

　　這種性別建構工程，將新界地方建立一種屬女性的論述，似乎除了只會縱容一種只在重覆強調「理性」的發展，並把一些正在捍衛其居住權的居民塑造成非理性的主體，別無益處。


城鄉關係的廢存

　　將新界想像成從屬的身體而讓新界的郊區城市化，是城市與鄉郊之間其中一種可能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的確是每個城市都需要深思的。究竟，我城還需要農村及郊區嗎？城市和郊區之間要建立一種什麼關係，要侵蝕還要並存﹖這關乎城鄉關係(rural-urban relationships)的討論在研討會內由陳文鴻教授提出，他從整體城市尺度出發，指出香港不像其他城市一樣有城鄉關係，只有城市面向或城市化。如他較極端的形容，新界基本上「沒有農民」，只有綠帶及休閒農業，同時政府對待農業都是「比較懶」及「一刀切」，導致什麼也不能養，亦沒有農業政策扶持。

　　而就著城鄉關係應該如何發展下去這一問題，講者的態度顯著不一。副署長強調新界保育與發展之間的平衡，陳文鴻教授直接地指出除非我們能夠將新界農地進行「產業升級」，製作「西班牙火腿」或耕作「法國薰衣草」，否則我們要積極考慮鄉郊的都市化。熊永達教授及朱凱迪先生則從另一方向回答此問題，他們不只重申現在鄉郊發展相對城市發展的局面，同時也提出「我們希望有一個什麼的新界」這建構性視野。熊回顧三十多年來他在長春社的經驗，指出七十年代港督麥理浩「大手筆」之後，郊區已經再無任何增長，而回歸後董建華曾經將大嶼山增加入郊區綠帶這無量功德，亦被違反既定規劃程序的唐英年期後用一份以盡量開發為原則的大嶼山規劃概念圖取代。因此他邀請各界人士，當都市化項目入侵新界時大家僅記好好守住城鄉的邊界。朱凱迪更加確立了鄉郊規劃的必要，指出政府一方面強調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對農業發展卻隻字不提這種政策分裂的狀況，重提本土社區經濟的重要。


「全世界都在保育」

　　雖則論壇內火藥味濃，支持城市化的與支持農菜發展的分野明顯，而四個講者角度全異，但竟然都一致在說「保育」。這種「全世界保育」的現象，朱凱迪形容是近年的一種新轉向。他觀察到當「保育」這種城市價值觀由以往的環保團體辛辛苦苦地「打回來」，以對衡政府及地產商的發展主義，這些利益團體也並非只會坐以待斃，它們懂得「食言」(消化字眼概念、轉化成它們的本錢)，而最後它們也在「保育」——「收編」環團協助它們發展項目裡一些保育項目、將鳳園的蝴蝶轉變成樓盤的賣點。

　　在這種朱稱之為「變蝶成金」的做法所有人都似乎在保育的情況所能指出的可悲現實，反是沒有任何人真正地在做「保育」。發展商及環保團體合謀的計劃往往都是在既定的發展框架以外點綴的一些小項目，而真心關注這種發展主義的民間團體，當發現連「保育牌」也因發展商的吞噬而失效之後，也在重新構想如何再論述新界的發展問題。熊永達教授亦同意因現時只有環境影響評估(EIA)，發展都未能涵蓋對環境保育以外的社會影響，故可以朝向要求政府對大型發展項目做「社會影響評估」(SIA)這方向爭取。


融合的自然與政治

　　論壇內的人都不會爭議的，是當下新界發展是由於珠三角融合的勢頭而來的。廣深港高鐵、粉嶺北三合一新發展區、禁區開放、蓮塘口岸開放等等，與其說純粹是一種在香港內發生的城市政治(urban politics)，亦難免迴避新界的爭議同時也是區域政治(regional politics)，即珠三角融合的處境下衍生的問題。

　　反而論壇內值得斟酌之處卻是討論這種融合(的必須性)是「自然而然」的還是「政治使然」。相信融合乃「自然而然」的陳文鴻教授，透過假定了一種時間線性的二元對立，即「以前殖民地自己顧自己」，現在則處於「一國兩制下無可避免要與內地城市連結」，建立回歸後融合的必然性，若果還當作自己是一個「獨立王國」看待，香港就很容易被「邊緣化」云云。而往往，這種理解除了因簡單直接而讓說服力得以增強以外，對於判斷當下發展形勢，其實並無太多好處。這類「討論」近年來時常發生，記得在某一個場景，當有一群以往關注本地問題的學者，近年來都以同一種對立概念和唱一種中港融合論時，陳景輝曾指出，我們不論回歸前後，其實一直都與內地連結的，在六四事件與天安門母親連結、在汶川大地震與四川母親連結，社會民間各界人士與內地的關係「本身」已經存在，何來「自己顧自己」﹖故此，我們可以更清楚理解到，這種強調回歸後便會自然融合的說法是從一個政權而非社區及民間的狹隘角度出發去考慮的，他們其實說的是「港英政府」自己顧自己，現在是「特區政府」要鼓吹融合，卻以融合過程「自然而然」混淆了「政治使然」的本質，這種將政治自然化(naturalizing the political)，說成不能逆轉的趨勢，才是當下新界最大的政治。

其實，這個討論未能在《新界變陣》中開展，各位都知道這沉默的原因。當日在朱凱迪提出此政治現實之時，立即遭到其他講者拒絕此說法的萌起。似乎，融合的思考已成為現今最危險的知識，敏感程度達台獨、藏獨及彊獨的水平。而其他研討會當中談及的「開放/封閉」、「可持續發展」、「邊緣化」等還有待深化的概念，亦必成為未來新界發展過程中概念上最敏感的爭端，我們未來無法逃避的一些課題。

突然在這一個星期開始，所有人都在反高鐵了。

今日明報也有轉載，明天以後陸續有來..

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