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3月 30, 2008

閱《全球統治性:統治國際空間》

Global Governmentality: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paces

《全球統治性:將國際空間統治化》



  哩本的確係好書。同埋係本好貴既Routledge 書,Hardcover 要成$160美金,拎起上手都有d重,重有d心寒。但這本書還真的有點份量,他用福柯的概念,探討了福柯鮮有談及那主權以外的新統治空間形式及理論,讓人可以急速分別在空間上管治(governance)與統治(governmentality)概念的思想差異。讓你可迅速避免如好多快槍學者將政府,管治與統治混為一談。

  什麼是政府﹖這是我們探討各種政府行為必須理解的第一條問題。這除了是一門政治科學的題目外,更像是一門政治地理的新研究綱領。我的論文,其中一部分的興趣在於研究國際政府在推動可持續發展概念中,其權力如何實踐及穿梭在不同形式的地理環境(國家地理、地緣政治),在90年代之來如何完善了一套沒有主權的全球權力管治機制,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這座擁著國際網絡的「概念」,所產生的權力的空間形態是什麼,到最後如何將國家及城市融入這種全球性的政治想像。

  不過,這只是我引入正題的部分篇幅,倒會探討多點城市如何利用這套語言加強其對市民的統治。因此,此書對我的研究可以說是起了基礎上的幫助。

  對於有興趣國際關係與空間的朋友,有數個chapters 都很值得看的。唯個案方面只談及了歐盟的全球權力系統,沒有對主要推動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聯合國作分析,得靠自己的努力幹活了。

星期三, 3月 26, 2008

天水圍與地理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活動系列

《重塑天水圍地理》研討會


  近來, 天水圍的討論愈演愈精彩, 引來的論述, 彷彿說到是由一個遭受垢病的社區, 發展到一個需要救贖的地方。當中, 有人認為是社區問題, 有人認為是規劃, 更有些人, 認為是風水問題, 乾脆為天水圍改名換姓, 一了百了。

  人文地理學的知識, 又是怎樣分析及理解問題的呢﹖本會舉行《重塑天水圍地理》的研討, 試圖綜合各種對天水圍的理解, 並提出一套以地理角度觀察問題的方法。我們邀得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鄧永成博士, 先從一個歷史地理的維度為我們切入討論, 透過考察香港的土地, 資本, 規劃, 嘗試展示出當下天水圍「問題」的原委。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3月29日 (星期六)
時間:2時至5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校園溫仁才大樓903b室
流程:
2時-3時半-----鄧博士主講部分
3時半-5時-----討論部份

  歡迎各位朋友參與是次活動, 茶點招待。如有疑問, 可聯絡劍青(64069645)或電郵hkcggspace@gmail.com

星期日, 3月 23, 2008

呂大樂怪談書

  星期日進行大樂論述監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大樂秘笈在悠閒的星期天再提高城市人的憂患意識,今期預示「防止下流」,兼評兩本會置於書局當眼處的中產書籍,《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與《階級是會遺傳的:不要讓你的孩子跌入「下流階級」》。

  我的問題是,若是知道此類單純靠食題目、只屬社會學科「ABC」的書籍「很奇怪」,「作者在書內提出的概念、名詞則大行其道,廣泛流傳」,那麼,你又為何長篇大論勾起書中的平凡意義,幫那些書籍宣傳﹖他們是否與呂生一起生產相似請述的學術朋友﹖

  以上問題我不得而知,但庶民地理研究學者 Nihal Penera 曾告訴我,若果某類書你認為是垃圾的,那麼你千萬不要大幅度地評論他,quote他,甚至批評他,這恰恰等於益了他。

  另外我有一個願望,我再次請求呂生不要再選擇評價一些假設社會就是要以上位為目標的書籍,作為鞏固自己的學術研究的基礎了。對很多存在就不是為了背叛階級那講不出聲的市民而言,你這種帶中產意味的抹黑,未免過份奸矛了吧。

  對草根來說,什麼叫做「防止下流」﹖他們(我們)一直就在這裡,無法向下。什麼叫「階級是會遺傳的」﹖呂生評它「題目嚇人」,但「這不是什麼叫人感到意外的發現」,大佬,咁你又寫﹖

  最無離頭的地方,是當呂大樂評這本「階級」時說它平平之外卻「值得閱讀」,原因是他警告「須留意差距的固定化」。吓﹖﹗若果「階級」是「差距」,「遺傳」是「固定化」,那麼差距的固定化就是階級的遺傳,即是「階級是會遺傳的」這書的內容警示了階級是會遺傳的,因此我們值得閱讀﹖你不是說這只是一種「ABC」常識嗎﹖

  許多本來有意義是學術語言,就這樣被弄壞。

  第二個值得看的原因,你說是「子女教育成為了成人(當然也包括孩子)的焦慮來源。」這個不是每個香港人也經驗到的常識嗎﹖為何我們要付錢給一本嚇人一跳的書,然後閱讀我們已知的東西﹖

  固然,在這個城市裡,你還是可以找到許多港式中產的市場,個個non-social science的朋友看完你的四代香港人表示十分欣賞。但在學術環境內,終有一天,你這樣的中產敘事將會被狠狠擊敗。

大樂秘笈﹕防止下流

星期二, 3月 11, 2008

無題

自今天始,我警惕自己,我只寫與研究相關的事。

照片:


政治正確點,應該叫青衣回歸徑。




花卉燦爛。




近年我在青衣經常無意捕捉到UFO的蹤跡,可能他們想參觀青馬大橋。




試下放大d。




再放大d。

閱《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這本書也不太好看,早前博士見到書名與我的研究題目符合,推介了給我。它,可能是與論文比較有關的文獻,無選擇之下得要韋編三絕的讀。對,他是有以地理角度審視可持續發展的,還有輕輕批判一般可持續發展的線性表述,唯只針對環境問題,個案流於表面。

  或者是我的疑竇奢侈,我會先質疑我們為何要可持續發展﹖這是否一個共識﹖在政府實施之前這個概念有否被充分討論﹖這個詞彙有沒有被騎劫﹖這本書未有盡這當代地理學的責任,雖然書名用了「空間」,卻不太發現箇中有發揮空間概念作為認識事物的潛能。反而假定了它的需要,說到後社會主義國家面臨可持續發展危機,本地如何實踐可持續發展等等。故此,在最後名為「地理學的反思」的部分,亦未有使用地理來反思概念本身。

  其中一個結論重點與我們執筆的灣仔發展藍圖計劃相當遺背,不能隨便容忍。它說到世界各地並不能跟從聯合國指出的「可持續發展」概念,因為大家有不同的地理,因而要按地區情況而研究「可持續發展」的綱領。這個說法聽起來很合理,甚至有點毛派---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已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這種說法過於簡單,簡單得對一些不是在做可持續發展相關工作,但是強調根據「國情」處理的國家政府,便宜地為它們提供了合理的學術依據。在灣仔發展報告,憑著地理的批判視野,要收復這段政府刻意經營的距離之時,可惜,這本書卻恰恰將你的好意拒諸門外。

  它當然是進步的,但可能仍需再進一步。

p.s. 以上斜體引自鄧小平1982的改革主張。它自相矛盾的地方是,既然馬克思主義已被視作「普遍真理」,又何需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走自已的道路﹖可見,鄧小平早早就放棄了社會主義的理想了。

星期一, 3月 10, 2008

演說權力地圖的一天

  今天說了許多遍權力的地圖。無論說公屋扣分制度的權力流動空間,或者焚化爐地緣政治及城市規劃,一說,便說了到黃昏。

星期二, 3月 04, 2008

沙田價值

事隔一年,原來仍然有人在認真地討論。



超越中環價值的歷史地理觀

---回溯「沙田價值」

  在這個善忘的世代,很多人可能不會相信城市的歷史竟有天大的能力左右大局。近期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事件對「歷史」的關懷故然是一種體現,但似乎我們並未有過對另一種歷史的理解。或者,歷史不僅是從現今對歷史價值的尊重及賦與,亦可能在發展過程中,歷史空間早已建構了一種深層而集體的城市價值,早已化為香港人日常生活行為的預設。在回歸十年港人開始尋溯自身價值之際,這項歷史地理的維度的確是需要被重新梳理,卻又乏人問津的課題。

  記得以沙田為首的第一代新市鎮嗎﹖那一座座港英時代活著的遺跡,我們懷疑,它就是生產今天部分香港人想像與價值的底蘊。經歷三十年來新市鎮的萌芽與發展,沙田價值比所謂「中環價值」更能貼切地解釋香港人的行為實踐。

香港「價值」討論中地理的缺席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看,一種價值(value)必須由特有的時空(time-space)條件建構而成,不會隨時隨地從石頭爆破出來。故此,地理,或者空間(space)是探究任何價值所必須的關鍵詞。但在歷年來討論香港「價值」問題時,歷史地理則似乎極少受到關注,在未有理清「價值」背後的來龍去脈之際,政客及學者就把一些顯性、容易引起共鳴的「空間詞彙」順手沾來,「抽空」大談香港的核心價值。

「中環價值」作為香港核心價值討論的第一頭炮,其背後的空間觀好比上世紀初芝加哥社會學派Burgess及 Park 兩位學者提出的模型一樣生硬。這些討論認為城市景觀受中心地帶倒模式擴展影響,想像香港正在把中環複製到旺角的朗豪坊、觀塘的apm與荃灣的如心廣場等。生硬的地方,在於討論過程中並無考量每個地方的特殊歷史環境,與「中環價值」本身有同等硬套之嫌。

陳景輝在《明報》論壇的一篇文章雖然努力嘗試將中環價值「歷史空間化」,闡述了十九世紀華人社區如何在中環經歷殖民式的遷徙,藉以帶出政府現今的處事模式與殖民者無異。可是,解釋的不是由中環地理建構的價值,卻只是一種曾經發生在中環的殖民意識,與今時今日這種價值在時空的產生未必談得上關係。

批評中環價值的不只我們。作為一位地理學者,梁啟智提供了名為「西洋菜價值」一語。他指出在最最不顯眼的地方,仍然有許多形形式式、發自草根的文化有機地在孕育茁長,藉以帶出「中環價值」的壟斷與其他可能。可是「西洋菜價值」卻不是由西洋菜街發展出來的,它只是多元文化偶然地在西洋菜街聚集,未有從香港的城市發展找出某地的價值所在。

我們今天提出「沙田價值」,它強調秩序、系統化、功能化、專業形象,成為香港中產人士的核心價值。我們認為「沙田價值」比「中環價值」更能解釋香港社會的現實情況。由於這種中產文化最完美地在沙田組成及體現出來,因此我們稱之為「沙田價值」。同時,它是香港發展過程中一個時代的產物,和根深砥固地蘊藉於許多香港人心底裡的深層價值。而我們也將展現這個主宰香港的中產價值如何透過空間與時間、歷史與地理編織而成。

新人類計劃和沙田的誕生

沙田,除了是一個新城鎮外,其實也是香港城市發展中一個階段的指標。

故事需要從更早說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和香港政府對香港的焦點在於怎樣延續殖民地的統治。當時香港受人口急遽增加困擾,中國共產黨也對香港領土的主權虎視眈眈,於是在五、六十年代,政府大量建造了徙置區和廉租屋,並開發官塘和荃灣為工業城鎮,藉以吸納和消滅被視為社會動亂源頭的寮屋人口,利用統一的空間設計達到規訓和控制居民生活的目的。可惜殖民徙置政策成效不彰,徙置區設計的失敗反映在過於密集的徙置空間和相同的人口背景,反而方便了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市民連繫、集結進行反政府活動,促成了五、六十年代在市區大大小小的社會騷亂和暴動。

一九七二年,新港督麥理浩上任。有鑑於以往殖民管治的失敗,他捨棄了單從硬件構造上控制人群的手法,改為從文化價值上入手,建立香港的「新一代人類」。麥理浩在一九七二年宣佈十年公屋計劃和新市鎮計劃,並強調注入新的城市空間秩序。政府不再只興建新的樓房,更要建立一個所謂自給自足、完備的社區,而這個社區就是沙田。沙田最初的新市鎮藍圖是五、六十年代中的產物,由於廉租屋政策的推出,政府到六三年才開始考慮沙田的規劃,六五年才通過它的發展大綱報告。但是,要等到七二年在麥理浩的殖民領導下,政府意識到有具體需要,才迅速地發展這個新市鎮。自七十年代開始,政府把大量的家庭一批一批的搬到沙田新建的高樓大廈居住。第一批的「開荒牛」先進駐公屋,為沙田社區的發展作出貢獻,使人口從一九七六年的三萬五上升至八一年的十萬九;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大量非公屋家庭擁入,人口在八六年跳升至三十五萬及九一年的五十萬五千。

沙田區的社區空間與殖民者的策略環環相扣。照Roger Bristow (1989) 所言,沙田新市鎮整體的空間設計可算是殖民新市鎮的典型,它既有盛載高密度人口的規模,又能發展成相對均衡和「自給自足」的市鎮。沙田「完全規劃」計算了各土地利用的分隔區(zoning),以「住屋」、「工作」、「休憩」及「交通」等類別,清楚劃分公共和私有空間的界線,定義「新人類」的生活模式、內容和功能。沙田的空間規劃在當時已強調均衡的發展—各類型的住宅(公屋和不同的私人樓房)、教育機構(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和其它專上學院)、購物和休憩娛樂設施、沙田博物館、馬場、城門河畔、沙田山丘等等。統一各分隔區的空間和建築設計,和指定的社會和文化活動和範圍,地理位置、方向和感覺;分層式的空間結構使各分隔區的功能正常運作連接和有效率。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小社區構成更大的沙田空間,讓沙田人不但滿意自己的生活、住屋環境、設施及娛樂,更鼓勵市民「社區參與」。各項文化和社區設施,則用以培育他們對社會的歸屬感,為自己的參與和貢獻而自豪。藉著新的空間秩序讓他們努力向上,渴望追求改善生活質素。

城市發展中誕生的沙田價值

麥理浩的「新人類」計劃並不只限於新市鎮的興建,那是全方位的人類改造計劃,配合教育、社會福利、文娛康樂、青少年政策等其他方面的政策,最後他成功地把新的秩序注入像沙田一代「新人類」的心裡。在沙田,不同的活動都有相對應的空間配合。購物消費的可去新城市廣場;進行文化活動的可到圖書館或沙田大會堂;想休閒和鍛鍊身體的可往城門河畔、公園或體育館。除此之外,土地的使用就只有道路、住宅和工廠大廈。這裡沒有一寸多餘的土地,也沒有一個混雜的地方。隨著沙田一步一步地變成一個完美的系統,程序化、功能化和自豪化變成當中的核心價值。

在沙田的規劃當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筆直的城門河道,寬闊整齊的街道、合理的空間分佈、地積比例及方便而又充足的生活文娛設施。作為一個沙田人,馬傑偉在《中產沙田甘於平凡》一文中描述他對沙田的感受:在沙田生活是「平平無奇」、「毫無遐想」的,那裡「從來不會有洶湧的波濤,沒有驚險的崖岸,連錯落的石灘也沒有」。但是沙田人卻喜歡這種乾淨整齊的生活方式,且深深地感受到政府在規劃上精密計算的好處和偉大。這也使沙田人偏好專業形象,相信行政方式可以解決問題。當中不少在新市鎮格局出身,現今成為了專業或管理的,亦相信當下許多社會問題都需要「專家」解決。

有別於在徙置區一條街、一條村互相聯繫、互相關照的生活方式,沙田人在那細小、獨立的住宅單位內卻是「埋頭苦幹、默默耕耘,各自經營自己那個小康家庭」,個人利益漸漸取代集體利益。沙田人開始相信個人能夠靠著自身的努力與能力爬上高位。從公屋到居屋,最後入住私人樓宇,擁有物業成為人生的追求。私有產權的概念也在這時開始萌芽,並且越來越受人歡迎。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沙田人對自己的社區越來越滿足。他們通過一整代人的努力,從「草根」成為「專業」、「中產」,同時也把沙田建造成自己的樂土。新城市廣場永遠都人流湧湧、活力四射,人們總充滿幹勁。沙田作為空間試驗場域,成功改變了一代難民的身份,以空間建構這一代人的社會身份認同,甚至乎改變他們對城市空間以及自己空間的看法---從前他們對老家廣東和共產黨或多或少有份忠心或眷戀,不然也未必能接受香港。今後,他們會以香港為他們的家,以香港政府為他們的政府,對香港會建立一份公民自豪感。港英政府透過鼓勵「社區參與」,希望達到如Michel Foucault所言的「行為的管理」(conduct of conduct,即自我的管治),使人們脫離他們的傳統和歷史,共同建立一個美好的香港,一個他們有歸屬感和希望生活的地方,亦為整個殖民管治帶來繁榮和穩定。

沙田價值中誕生的城市發展

沙田,作為香港最成功的新市鎮,變成了模範,並且開枝散葉,大埔、粉嶺、上水、屯門、元朗等新市鎮相繼落成。八十年代是香港新市鎮發展最快速的年代,大批人口紛紛從擠迫凌亂的市區搬往新界居住。同時,八、九十年代也是香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年代,歌舞昇平更加肯定了新市鎮的成功。殖民政府的「新人類」計劃成功地改造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市民。今天,香港已經回歸,殖民地政府已成過去。但是,自七十年代從新市鎮中成長的「新人類」也成為了社會各行各業的專業化人士和管理階層,可說是香港的中流底柱。城市發展製造了「沙田價值」,影響了一代的香港人口。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天卻由他們主宰了香港的城市發展,並且不斷在社會各階層裡投射他們由衷相信的「沙田價值觀」。

在去年底鬧得滿城沸騰的天星碼頭和鐘樓事件就是「沙田價值」的一次表現。當看到一小群大學生、二十多歲的年青人以「集體回憶」作為旗幟,在街頭抗爭,保護鐘樓時,大家可能好奇他們的「回憶」從何而來?驅使他們走上街頭的原因,與其說是回憶,倒不如說是一份公民自豪感,這也是「沙田價值」的核心所在。

而對於政府來說,城市規劃是一門專業技術,土地發展是根據大量統計數字的計算分析來決定的。因此,香港的城市發展計劃是系統化和規範化的,既然天星碼頭的新規劃已通過所有的法律程序,施工自然勢在必行。但有趣的是,民間也有部份人士是以相同技術作為反抗政府的理據。在去年12月18日的立法會特別會議上,思網絡聘請了英國的修鐘專家,說明大鐘仍然可以使用,卻拒絕承認天星事件其實是一個市民和政府在權力上對碰的問題。當正反相方都以理性、技術為由來迴避政治問題,這樣又如何談出結果來?

隨了天星事件外,如填海、灣仔、觀塘、深水重建等社會議題也可以看見「沙田價值」的蹤跡。誠如文思慧在《社運何須粉雕玉琢?居民抗爭何堪騎劫!》一文中以灣仔重建項目為例子,指出現在香港的精英正如何以專業主義轉移社會的視線,以技術問題取代政治和倫理價值。他們一方面佔領道德高地,高呼「公義」和「社會責任」為民眾請命,並且以此凝聚低下階層的力量,對抗上層統治者。另一方面又以智囊、公會的形式參與統治者的事務,並從中謀求個人的利益。這種亦離亦合的生存方式游刃性極高,並且同時獲得下層和上層的認同,比「中環價值」更能主宰香港的命脈。

公義的空虛

香港人往往稱沙田為香港歷史上最成功的規劃,沙田人以作為「沙田友」自豪。這種「成功」與「自豪」背後的含意,或許不在於市民獲得了階級向上流通的結果,而是殖民政府「成功」對於整個集體的主體地經歷消滅與重構的過程。如Robert Home (1997) <<

Of Planting and Planning>>一書中的重心主旨一樣,殖民城市語境下的規劃(planning),根本就是政府種植人口(planting)的同義詞。

恰如上文爭議,我們所遭遇的不單是殖民者以空間的策劃改變回歸的歷史,而且今日剛萌芽的新生代更試圖改變我們的城市空間。當他們的「沙田價值」在今天無限擴張,將貧富懸殊的問題以「多元特色」、技術問題等疑似專業的知識予以拯救,這是另一種霸權,使城市議題更形複雜,令真正受影響的低下階層在大眾的聲音中更加渺茫,而其餘深水埗、天水圍等價值,在媒體的論述中亦成為被扭曲的一群。

口號上,我們可以鼓吹正視社會公義、注重弱勢社群、尋求另類願景,就是解決當今社會問題的方法。實際上,受到新市鎮一類都市空間結構局限、新人類主體的喪失、沙田價值的橫流,整個社會都似患上階級向上流動的妄想症,事情己經不是行動與不行動那樣簡直,數十年間,人已在如此的空間生活內迷失。情況就如Susan Buck Morss給班雅明的評價一樣空虛:「班雅明堅持:“我們必須從我們父母的世界中甦醒”。但如果家長就是這樣教導著我們的,我們還可以對我們有什麼盼待﹖」

延伸參考

Bristow, Roger. (1989). Hong Kong's new towns : a selective review.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ck-Morss, Susan. (1989).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ome, Robert. (1997). Of planting and planning : 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onial cities. London: Spon

星期日, 3月 02, 2008

認識公共空間

 


蟻民,你們懂得怎樣去認識一種康文署以外的公共空間嗎﹖

星期六, 3月 01, 2008

地理學生

  整個星期,聽畢了十數個畢業論文小組與城市規劃導修課的研究報告,學生做的地理學主題的確令人著迷。題目閃閃發光不在話下,他們用心對城市一片片資料的發現、翻閱政府文件、深入訪問等等,才是令我們地理分析與某些用空間吹水的文化研究異差的地方。是這種活躍之姿,使三文魚也得要在海床沈澱,使兀鷹陰暗的軍事計劃要與它的身軀在夕陽中報銷。

  學生這種學術的活力,在大學學界內已買少見少。當上年5月Don Mitchell告訴我他們雪城地理系9成的師生,甘願一起研究及走上街頭,為紐約爭取最低工資,更反照得香港學術的窩囊與死寂。若果如主流日復日的解話一樣,說香港不宜再用一種60-70年代的conflict approach 去達至社會進步,這是完全無問題的。但撫心自問,除了生產說法來說明壟斷電力市場的好處、為沒有民意基礎的公共政策提供「專業」護航、或者展開一些閉門造車的學術研究,你們的地理學有否曾對切身的社會環境局勢作出過任何關懷﹖

  現今地理學比其他社科更加日新月異。樹起一種空間的視點,就可以介入各類時事。地理已不能再被壓縮成純粹分佈與地圖,並存放在模型的象牙塔內。它需要解放。環顧我身邊學生所研習的方向,包括焚化爐、公共空間、新市鎮規劃、地鐵發展、屏風樓、地產商售樓策略、小販研究、市區重建、城市規範等,再看其餘的大學生正在做什麼,你會發現,我們就是人文地理的前沿。

  欠債累累的我,似乎須收起這收藏家的衝動,否則我必定會將所有新研究收篇,透過寫作,令這些作品永遠屬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