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讀、純粹在室友的書架上隨手捻來，再度閱讀對地理學界甚有影響力的米歇爾‧福柯的著作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的中文版---《規範與懲罰》。看過現場版的中世紀五馬分屍嗎﹖福柯的將這種古老而技術上不太可行的「公共景觀」全神地展現在首章首四頁，使精神與食慾為之一振。相對年半前朝讀福柯夕間偷偷落淚的心境，今天像已發展成一種最理性的瘋癲。
二讀、再 拿一本福柯的《瘋癲與文明》，讀後澄清了當時台灣之行對「愚人船」概念上的誤讀---還以為是將所有麻瘋病者捕捉然後以導彈把船擊沈，儘管在日治時代日本 確實這樣對待台灣的病者。實際上，統治者以勇闖新領域之舟---如挪亞方舟般帶有宗教色彩的神聖抽象，使處理模式包裝成一種證明他們接受了大自然的考驗， 從而覆蓋歐洲各城市對窮人、失業者、瘋子被當權者排斥及驅逐的現實。
第二章「大禁閉」，那種十八世紀的城市運作竟然與今天香港 的情況一樣野蠻。中世紀法國曾頒布敕令，禁止在巴黎市區或郊區行乞，「初犯者處以鞭刑，再犯者男性處以划船苦役，女性予以驅逐」。英國甚至在一份十七世 紀，名為《為窮人而悲鳴》的傳單上，想像自國「正不幸地受到他們的騷擾」，甚至擔心英國不像其他歐陸國家，窮人不可以隨處流浪，因而建議他們應被「驅逐和 運往紐芬蘭以及東、西印度群島。」這讓我想起昔日一座座露宿者之家與及今天香港正朝向的「曼克頓化」，窮人都係唔該番哂大陸，香港唔適合你地。
照Foucault所言，十七世紀的統治者更加發明了一種新的空間形式來對付他們------慈善院。每個城市都有數間慈善院，政府會將所有無業漢、露 宿者、窮人統統由警察捉進院內進行勞動，勞動的目的幾乎是一種脫離市場運作模式的純粹過程，工作甚至是以幾組囚徒夜以繼日地代替一頭牛去耕耘。這種「無休 上的、不帶任何利益的勞動」正好反映了當時處理這萬惡之源----游手好閒。當時的當權者及資產階級聯盟經已發現什麼是造成混亂的17世紀答案；「是游手 好閒」「消除他們是什麼﹖」「是工作」。
而今天香港的「扶貧」，按勞工局局長葉生說到要以「就業為主」的論調，均出一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