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保育閱讀----《以文化帶領城市發展的修辭》

各位朋友：

　　近年，從中區警署到旺角上海街/花墟，一處又一處區段被劃入作為政府的保育地方，各種天馬行空的彩圖企圖嵌入都市生活。文化帶領城市發展似乎是一個恰切的形容。然而，箇中這一連串城市全面的文化保育革命，你認識有多少﹖

　　貫徹我們學會數月以來的主題，今次我們將會試圖從閱讀Malcolm Miles的《以文化帶領城市發展的修辭》，對校有關本地文化保育作為當下城市新前沿(new urban frontier)的情況，希望能深入討論面對這種以文化帶動的發展的局面及建立以外的他選。活動將會於下星期三五時於香港浸會大學舊校OEW903B舉行，活動詳情如下：

第一部分：先由學會帶領解說文章
第二部分：討論當今城市保育，將文章內容帶回香港

　　有興趣的朋友，可回郵向學會索取電子附本，是此活動備有茶點，歡迎任何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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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簡介------
文化往往被認為是歐美政府一種處理市區問題的策略，自80年代起，都市更新這一類的都市政策都相繼出現了文化轉向---文化機構的建立、文化計劃的倡議。但有多少政策成功﹖各種文化生產者是否願意加入政府發展的計劃﹖文章以文化社會都市學者Sharon Zukin的文化概念為重點，審視了英美以文化帶領城市發展的現象。

Article Summary. Since the 1980s,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have gained a key role in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urban problems, seen as able to provide a new economic base in post-industrial settings. Cases of flagship cultur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ate Modern or the Guggenheim in Bilbao imply that a cultural turn in urban policy delivers urban revitalisation. Following the turn in Glasgow's fortunes after being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in 1990,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how city authorities and developers alike are captivated by cultural projects. But there are questions: is advocacy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o be trusted? To what extent can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which are successful in one city be mapped onto others? And to what extent do cultural producers, such as artists, subscribe to the party lin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voices of dissent in the arts suggest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urban regeneration. This paper questions the rhetoric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investigates emerging alternative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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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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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的修辭批判

當今香港面臨的城市規劃問題本來可以是一些純粹可見、有形、瞬間即可辨認的問題，譬如正被要求更「民主化」的城市規劃委員會，全部都是被特首委任的「公眾人士」，在網上一目了然；又如西九那群一字排開盡入眼簾的「屏風樓」，是物理上確實存在的城市建築，舊區的街坊可從生活實踐告訴它的弊端。然而，城市發展到某一個時刻，這些明明非常實在的物理問題，忽然變得愈益抽象、無邊，儘管事件本質並無任何變化，問題卻像變得「正面」、「專業」、竭斯底里，不能討論下去，問題並好像找到存留(perpetuate)的理由，甚至繼續擴散。過程中，城市必然是多了些什麼東西，或者我們遺漏了些什麼東西，才會令城市問題，久久不能治理。

大家要清楚，所謂「規劃」，最簡單的解釋只是一種空間利用的方式，理應是老嫗能解的生活智慧。如果我們不是失去對有形規劃問題作判決的能力，那必定是有一些「無形」的魔法，包括提出各種各類潮流、西方、美麗、現代、動聽、理性的規劃概念，蒙蔽了我們批判的眼睛。現在讓我們簡單檢視二三個當下城市發展裡數個最慣用的流行規劃概念，備以自警。

概念一、可持續發展

儘管設計圖的未來構想色彩有多繽紛，對具可持續發展的規劃概念不應迅速被看為歷史的終結，照單全收；畢竟，它只不過是城市管理者對城市或自然空間一種新的組織邏輯。事實上，城市真有點像各懷鬼胎的嬰兒，會學習及繁衍一種用以處理自身(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問題」的概念，將原則演繹。我們亦在過程中，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原則(每項都要確實執行)變成不同元素之間的平衡 (在經濟、環境、社會之間取捨)，亦將社會公平的追求變成了不講求公平導向的「社會包融」。

在空間角度來說，它是一個在被創作以來從沒有所謂空間框架(spatial frame)的概念，可以落實在全球、區域、城市、地區、群體的尺度(scale)上，空間性強，無處不在。而恰恰因為這種從不著地、靈巧如蛇的空間特性，使它在規劃界得到如脫韁野馬一樣的發揮。當香港說要在市區作高密度發展時，規劃會因香港地少人多，要保護新界自然土地，故高密度乃在城市尺度上有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同時，當香港近期討論要在發展如沙頭角禁區那類的自然地帶，規劃就因要兼顧社會、經濟、文化要兼顧的「需要」，忽而將可持續下移至在地區尺度上實行。

如是者，站在城市尺度上看來中區警署，在香港廣泛的經濟發展中，中區保育有著重要社會及文化意義。不過它滑頭的性格與曾任權則有點不謀而合，竟然能把中區警署計劃轉移至要在中區警署的尺度上計算可持續發展，說出諸如我們不可僅從文化保育亦要追求經濟價值等「平衡」道理。貌似普世、和善的概念，背後暗藏玄機。

概念二、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漸漸在規劃潮流裡佔一席位，其普及程度已達到了道德的高度：所有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藍圖，總要有些民意基礎支持才像樣吧。於是，香港現時比較有公共性的新發展規劃、重建或保育項目，程序上都是需要有些名字叫「工作坊」、「聚焦小組」或「公眾論壇」似的東西。二零零七年某個關於東九龍交通的公眾論壇，一些與路政署有關的專業人士便有些抱怨——「都唔知點解攪個論壇出黎做咩，條路要起就要起架啦，唔係上頭話要我地做D 公眾參與，都唔駛0係度做。」

的確，這應該是一個零六至零七年間利東街、天星與皇后之後的改良，雖然對比起要爭取的「人民規劃」方式還有一段距離，以往連知匯大眾一聲也未必考慮。但這是否代表已竟全功，乖乖參與各類設計的工作坊就解決城市問題﹖我們進入想像一下工作坊的空間場景。觀察一、各種「持分者」會被邀請而來加入討論；觀察二、突然有許多建築師、規劃師、測量師(御用)，甚至連政府官員也肆無忌憚與街坊同座，爭取發言；觀察三、討論之前已有一些問題框架，要求參與者投票作民意的量化、或者按照預訂的主題討論；觀察四、時間與空間的局限，往往真正受影響的市民是不會出席的一群。

在這些設計底下的空間討論的結果，收風成份往往多於實質聽取民間意願，城市的未來取決於人數的角力與參與活動後如何再由一班「專家」再選取的過程。如某學者所言，英國十多年來規劃界的「參與轉向」也許是時候宣佈失敗。原因，它仍然是在既定的邏輯下強化或小修小補既有空間發展的模式，並未有做到真正接納及開放給公眾討論一種空間可能性的機會。

總結：修辭還有許多許多

那類規劃概念還有文化保育、城市織理、優化環境、以人為本‧‧‧you name it。試想想，當我們最底線的語彙都被變成吃掉，例如「安全」，真正的「安全」無家可歸，是一件多麼可怖的事。面對官員、政治人物現今朗朗上口的規劃概念，我們必先要保持警覺，究竟說保育時是否只在保樹﹖或者要求公眾規劃原來只是做做問卷收集民意了事﹖這些語言上的留意，是考量我們能否具備城市視野的基本前提，沒有的話，大家便繼續在那些魔法中隨便享樂吧。

浪費香港時間的施政報告---經濟篇

　　這位招聘而來的特首，一邊口口聲聲在訓示我們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並無衝突，可透過行政主導的管治帶領經濟發展云云，另一邊則在埋怨市民對施政報告中期望一些新的經濟措施及政策，是不合理的。說了一回，又搬出了一些陳腔濫調的、不知為誰而說的抽象經濟發展，只顧金融經濟亦不在話下。難以想像一個經濟想像力如此閉塞的城市，它的壽命還可有多長。

基礎建設破壞經濟

　　看他重覆著「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這個歷史的天大迷思，就可知道事情有多納悶他有多惹人討厭：

「基礎建設是香港發展的動力，七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大型基建推動香港躍升為國際都會。」

按著他上任是說過那一小撮精英階層向上流動的香港故事，城市歷史好像可以由他隨意詮釋。其實，上述提及的七十年代，他是否指如地鐵發展一樣的大型交通建設? 我不會否認他可以透過時間的壓縮令經濟活動愈加方便，讀過Harvey都知道這一招空間修復(spatial fix)是資本主義城市解決問題的老方法。但是，除了在建設中及建成後地鐵欲引起的租值攀升，大規模消滅了港九新界大量的地區經濟之外，它更是令香港的經濟模式引致地產主導的一項主要的工具啊。這可是基建對香港過往發展的反動面向，令原有香港一種多樣的、有地區性、甚至具社區性的經濟，在大型基建的蹂躪下，引領香港走上一條單一的，只懂地產發展主導的不歸路。

　　明顯的，基建往往只能間接帶動經濟發展，並且是某種經濟發展，從來沒有如他說「各項大型基建會創造大量職位及提升本地生產總值」這般完美。大量的投資，有多少掉進又是中信泰富又是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的庫房?大量的職位，有多少份能讓本地基層應徵? 八萬個就業的創造，似乎更像是一個有關數字的公關遊戲。

內容水份甚高

　　施政報告內的施政綱領，「基建發展，繁榮經濟」作為第一章的部分，其有關經濟的新措施只有三頁。餘下的十三頁，都全在重覆既往的經濟政策，內容水份甚高，拿了大部分的篇幅來濫竽充數，連一些研究可能性的未成熟政策都要擺進報告，包括：

"確保採用碼分多址（CDMA2000）制式的流動通訊服務如期及順利推出"、"進一步加強新興市場的經貿關係"、"繼續推動貿易自由化"、"積極參與世 界貿易組織的工作"、"確保《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安排》）順利有效實施"、"繼續支援香港企業建立及推廣香港品牌"、"繼續加 強對中小型企業的支援"、"繼續在商界的推廣工作"、"積極與本地持份者和內地旅遊當局合作，進一步推動誠信旅遊和好客文化"、"便利昂坪 360 和香港濕地公園暢順運作"、"繼續與演藝團體和旅遊業界合作"、"維持政府的資訊保安政策及作業準則於非常高的水平，並確保政府各部門切實遵行"、"繼續 加強公眾對資訊保安威脅及防禦措施的認知"、"繼續在添馬艦用地，進行建造政府總部大樓"、"繼續推動香港國際機場與深圳機場更緊密合作，並繼續積極推進 以鐵路接駁兩地機場的可行性研究"、"不時檢討航空服務的需求，並繼續制訂合適的發展策略"、"順利及有秩序地處理剩餘居屋單位""、"機場管理局共同研究在工程及環境方面的可行性"、"完成大嶼山物流園項目的詳細可行性研究"......

　　這大抵可印證，經濟發展，在他的理解中，不是什麼，就是基建發展。

「特權經濟」

　　這一連串納悶的綱要，每個重點平均兩段，最多時每個僅佔三段，但是唐唐經濟學詞典裡「葡萄酒貿易」的經濟發展則花了五段來述說。聽政府內部的朋友說過，這是一種文宣者的擦鞋方式。除了唐唐經濟見載於施政報告，「阿爺經濟」的蛛絲馬跡亦在內容表露出來：

「在財政司司長出任主席的「打擊清洗黑錢及反恐融資中央統籌委員會」的領導下，檢討本地的金融體系及相關預防措施，強化香港打擊清洗黑錢及反恐融資的制度。」

　　香港的財富管理從來都是靠內地黑錢而繁榮的，卻忽而要檢討本地(想清楚，如果是從香港的角度看，根本就不會用「本地」一詞)的資金預防措施，阿爺的經濟干預愈見明目張膽。甚至有一個分明是國家層面的政治策略「主動加強香港與台灣之間的交流，把握兩岸關係改善帶來的機遇，保持香港在兩岸交流平台上所擔當的角色。」，都竟然可能塞進成為報告內的經濟政策。

大型經濟(地產)大舉入侵新界綠帶

　　上述顯示得十分清楚，對香港政府來說，經濟發展只是金融及地產，其他均屬附庸。施政報告內也顯示得十分清楚，優化生活環境也只是營商環境的附庸(內文為「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追求環境、人文與社會效益」)。

　　然後到今天，地產發展吃地吃人的性格愈來愈劍拔弩張，就連以往近乎是貞操一樣的新界北後花園，一下子被可持續發展、生態旅遊等百答密碼成功地芝麻開門。落馬洲河套區、古洞北、粉嶺北、坪輋、打鼓嶺將會有基建穿插再穿插，發展一下低密度地產項目，是為之平衡經濟與環境。

結論：浪費香港時間

　　毫無創新經濟視野的施政報告，扶植單一大財團式的地產經濟，破壞多樣及較均衡的各類經濟模式，是真正減弱香港競爭力的元兇，浪費香港發展前瞻經濟體系的時間，也浪費我編纂此文的時間。

梁文道論中港空間權力結構

滿街孫子，但是找不到阿爺 (明報)


　　對香港最有影響力的政黨一定是中國共產黨，偏偏它是一個沒有在香港登記註冊的組織，而且就連一個可以通訊查詢的電話也沒有。如果香港社會還有什麼「深層次矛盾」的話，這就是其中一個了。

「同阿爺好熟」的李大壯

　　梁劉柔芬等三位議員宣布退出自由黨，自由黨的泡沫化在所難免。一個曾經令某些人寄以厚望的政黨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原因當然很多，但它的導火線明顯是本屆立法會選舉的失利。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曾公開聲稱「中聯辦」介入選舉，把他們的票源分配給對手，導致該黨地區直選的全面敗北。然後大家又看見據稱「同阿爺好熟」的李大壯跑出去向田北俊叫陣，把一淌渾水愈搞愈濁。

　　「中聯辦」介入香港選舉根本不是新聞，只不過礙於香港主流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它從來不會承認罷了。可是在這一次的自由黨風波裏面，卻有一些評論家很莊重地為它辯護。他們認為中央政府透過駐港代表支持親中央的政黨是天公地道，不只不違背「一國兩制」，而且還是光明正大的應有之義。

　　沒錯，在任何國家的地方選舉裏面，中央執政黨都會為它的地方黨員或盟友助選。總統也好、首相也好，往往傾力落場站台助威，務求自己人佔盡每一個角落。可是香港的情况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應該分析一下「中聯辦」到底是個什麼機構。

　　首先，它的五大職能除了聯繫外交部駐港公署和解放軍、管理中資機構、促進內地和香港的交流，以及處理涉台事務之外，還有一項含糊得幾乎無所不包的「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協調香港議會的選舉算不算是中央交辦的事項呢？我們不得而知，他們也從來沒有說清楚過。其實對於一般香港人而言，「中聯辦」有什麼是清楚的呢？我們只知道「西環」很有影響力，但是不知道這股影響力的運作方式，更不知道它和特區政府是什麼關係。假如特區政府的高層全是中央任命的，假如它真是中央轄下的地方政府，為什麼還要「中聯辦」去代辦中央政府的任務呢？我們不知道。難道它就像其他省市的黨委組織嗎？我們不知道。聽說它的人員編制龐大，很多場合都能遇見它的人員；但到底它有多少僱員呢？我們還是不知道。

　　把這麼一個對普羅百姓來說有點神秘的機構形容成正常中央政府的地方代表，然後為它自己都不願意承認的競選工程辯護，這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曾鈺成何須廻避

　　曾鈺成剛剛獲選為立法會主席，值得恭賀；但是他始終沒有圓滿回答梁國雄提出的那個問題： 「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他只是說：「民建聯成立以來，我多次被問這問題，我從來沒有回答。因為直至今日，香港人對所謂共產黨還帶有負面看法……」再也沒有比這番鬧劇般的談話更能說明共產黨在港處境的了。

　　中國共產黨不只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還是世界第一大政黨。堂堂正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為什麼搞到要在國土上藏頭露臉的地步呢？曾先生這番話幾近間接承認了他的黨員身分，但他為什麼不理直氣壯地告訴大家他的理念、他的信仰。這裏不是「白區」，更不再是英國殖民地，為什麼共產黨還一直處於地下黨的狀態呢？什麼叫做「所謂共產黨」？什麼叫做「負面看法」？難道黨員不應該努力為自己所屬的政黨正名？為它洗刷大家的誤解嗎？

　　這是何其荒謬的事呀！我們在電視上看見國家的執政黨召開三中全會，關心它的會議結果，並且直接受到它的影響；可是我們在香港卻竟然看不到共產黨！

　　假設有這麼一個年輕人，他深受革命先烈的精神感召，課餘苦讀馬恩列毛，覺得黨章所說的「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也是自己的理想和目標，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學發展觀」為自己的指導；然後他想入黨。他該到哪裏申請呢？是「中聯辦」還是「民建聯」？它們算是正式的黨分部嗎？上網沒有網頁，打電話到1083 沒有這個登記，原來他在香港是「找不到組織」的。

「　　中聯辦」很神秘，共產黨是隱形的，結果就是香港滿街一堆孫子，人人都把「阿爺」掛在嘴上。無論你幹的是政治、商業，還是媒體，你準會遇到一些自稱「同阿爺好熟」的人，他們很喜歡說自己「在中南海有條線」。別管他在中南海的「那條線」其實是不是一個清潔工，但他就是有辦法讓一堆記者圍着他團團轉，讓一些「想搵路數」的人看到致富的商機，甚至令政壇老手覺得青雲有路。回歸11 年，香港出了一大批這種人物，也許其中不乏「真係有啲料」的角色，更多的卻是利用「阿爺」幻影般的權威來謀取個人私利的投機分子。

　　「阿爺」無處不在只會擾亂香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特區政府卻不一定是中央政府在港的唯一代表，甚至還不是最高代表。「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協調機構，可是我們卻不了解它究竟怎樣協調那群「在中南海有線」的人，更不要說幾個據稱「和領導人有私交」的「大孖沙」了。中國共產黨是長期掌握政權的政黨，但是礙於各種技術及法律問題，它卻不能坦蕩示人。所以香港社會就出現了「阿爺」無處不在，但又沒有人看得清它廬山真面目的詭異局面了。各種虛虛實實的傳聞取代了清晰明確的信息，各種或真或假的人際網絡架空了層次井然的權力結構；古典地說，這叫做擾亂朝綱；通俗地講，這叫做沒有了規矩。

食物安全的空間方法學

　　奇怪，究竟是怎樣的一會事了。當政府說抽象的安全受到威脅，會積極尋求廿三條立法，但當市民實在的日常生活受到威脅時，就只懂積極尋求食物專家出來粉飾危機。明明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陳巧文由始至終都遭遇零容忍的對待，同樣是有關安全問題的毒奶事件，為何出現這樣選擇性的待遇﹖許多人常把政府就是市民掛在嘴邊，究竟他們又怎樣解釋安全的呢﹖當然，要解釋的人總有繼續解釋的辦法，學者們也看準時機說說Ulrich Beck的理論，現代性危機云云；梁文道也說了類似的信任問題，並試圖擺脫無奈及消極的面向，即是那種如我的好友以往經常當我說品客薯片驗有致癌物時他也無懼進食，並會以「現代社會有什麼不會致癌」反駁我的話這一種疑似積極其實犬儒的態度。面對今次完全貼身食物安全事件，毫無疑問是涉及權力與空間問題，對策亦只可能使用權力和空間的方法。

　　讓我簡述正在日常運作中的權力/空間理論。經過福柯及德勒茲的洗禮後，我們再不信任韋伯視權力作為會佔據實體空間的財物，並有可以轉讓及此消彼長的特性，轉為相信權力有流動與無處不在的空間特性，人人也有微權力，無所謂轉讓。而經過權力地理學者John Allen 的洗禮，我們亦再不信任福柯及德勒茲主義所鼓吹無遠弗屆及同質的權力觀，再重考韋伯提出的權力類型學，提出了各種權力亦有其不同的空間性，如"權威"(authority)只會在近親網絡湊效，"勸誘"(coersion)成為一些管治者不能滲透其權力時常用的不常形式。同時，權力在不同空間狀態亦會演變，簡言之，就是當父親想在大廳大罵兒子行為欠佳，被傳話的母親在房間裡「勸導」他下次不再。或者當胡主席在國家層面說「關懷」中國網民的世界，地方官員就「拿起雞毛當令箭」或者「誤會」，四出用最原始的權力形式---威嚇、鎮壓、拘捕，來招乎寫了有異於官媒報導的Blogger。(當然，經過地理系的洗禮，我亦不再相信所有，並希望建立一種有異於西方的中國空間的權力理論。)

　　對食物裡存在的「信任」也是一種經過空間扭捏的權力形式。你有沒有想過，身體與腦袋都是自己的，為何會一開始就「相信」食物是安全，並不是「懷疑」它、「拒絕」它、「對抗」它呢﹖人本質上就只懂「相信」一種權力形式嗎﹖不對，的確有些東西遺漏了，我們忘記了在數百年前，我們進食的仍然是我們自己耕種的，衣我們所衣，發展到今天所謂全球化的世代，食品不同層次的跨地域製作，明明除了價錢與包裝，我們看不見越南血汗工廠內與鐵鑵融和了的血汗，用鐵秀的運輸工具送到上海，然後將分不清箇中是三聚氰胺或是蛋白質的奶粉放進去以後，原來這樣，都能擁有法國品牌的標記。本來我們面對這種廣闊的空間認知差距，理應產生一些疑竇，但是透過國家制度及法規的建立，借各種註明各種'來源'與成分的標籤，重建了我們一種對遙距空間的「信任」，繼續如常生活。當然，舊文指出了標籤作為一種空間性最差勁的管治方法，明顯變成了今次事件的幫凶。而之後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梁文道已經談到，此處不贅。總而言之，食物安全就是權力與空間運作過程的一些(大)缺口，是常常會為空間精打細算的人文地理學者最能察覺的現象，亦是不注意社會理論內空間維度的學者未能仔細描繪的管治地圖。

　　我所關注的先是香港在這個權力/空間格局下，如何在食物安全拼出一條生路，以免與十三億人口出現潛在可能的同歸於盡。這不代表我不關心內地的同胞，但你也要知道，這裡連高度自治裡的治自也沒有(當然也無自治)，我們何以治他﹖尤其是遊走於官、商、媒的他，連繫於地方尺度、縣市尺度、省級尺度、與中央題尺度的他，勾結於甘肅、上海、黑龍江、廣州的他。如果中國不能治自，我們又不能治他，似乎我們只能夠在治自裡尋找自治，先救自然後才能救他了。食物安全，涉及道德問題，更涉及政治層級制度問題，政令形式經空間傳播後千變萬化，胡溫巡極也察不完。同時，未來十數年也不見得政體上有什麼改善的空間，說要協助根治中國內部的「落毒」，似乎是香港人遙不可及的事。

　　為三聚氰胺立法作為一種在香港打擊食品來源的空間策略，正如某位三聚氰胺專家小組的醫生所言：「我們人力及物力資源有限，只可能抽取一小部分的奶類產品作化驗。」這是幾乎可以判定為消極及失效的，但可以繼續恢復現代性「信任」的鴉片(可能對香港政府已經相當'激進'，近乎暴力)。如果政府真心希望要確保一種在全球化與國家複雜政體底下空間過程運作無誤，必須中期內採取一種城市/本地尺度的積極空間策略。不知周一嶽、林鄭或者陳智遠，有沒有興趣跟我們談談發展本土農業呢﹖


參考文章：

John Allen, 2003, Lost geographies of power,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

梁文道：奶粉和信任的泡沫( 四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