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田槍擊案可謂近十年來最為轟動的露宿者新聞。根據聖雅各西營盤露宿者中心新近的資料，港島區內150位露宿者個案裡，多於10%都不是本地居民， 而情況在九龍區更多。對經常接獲外間環境的警員而言，面對說外語的露宿者理應是平常不過的事，為何今次來得這麼突然，槍殺掉一名尼泊爾藉的本地露宿者﹖究 竟是被形容為「狂漢」的他突然發狂引致以上事件發生，抑或另有故事? 這件事對城市露宿的問題又有什麼反思?
做足程序就可射殺
在兩天內云云的相關新聞當中，沒見到適當對事件反思的文字，只即時看到過量對程序原則的背誦。譬如警務督察協會廖潔明言：「通常胡椒噴霧倘對準疑人噴射兩三次，對方便會被制服，但亦有例外情況，如對方飲醉酒、精神錯亂，或極度憤怒下，即使警員用完整支胡椒噴霧都可能無法制服對方。」「倘對方繼續襲擊警員，警員為保護自己生命，便唯有開槍自保。」以上全都是原則性的假設答案，我們在這次事件所關注的，正正就是警員有否遺反原則執行職務啊，為何答案只得到重覆錄音?
這種原則的重申並非無意之舉，其實一經這種假定的語言，警方就成功暗中提示公眾如果死者不是無故發狂，警員「照理」是不會開槍的，為死者塑造一個狂人的形象，儘管事實上可以是毫無根據。
進而，我們更聽到九龍城警區副指揮官黃進展，在事後立即強調處理這次滋擾事件中程序的正當性，稱「因遇襲警員已經使用過警棍及胡椒噴霧，都無法制服， 生命受到威脅，唯有選擇開槍。」這更加是一個怪異的邏輯，像是代表了警員可以不理會本身個案的嚴重性(只屬公眾地芳滋擾)，只要警員跟足程序做警告、用過 不同「一級武力」，便可以開槍射擊。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這個程序，更加刺激到死者進行更大幅度的移動，一發不可收拾。事件只屬公眾地方滋擾，並無理由堅持及彰顯警方的威權，先暫且退後等待其他手足的話，悲劇根本不會發生。單就此而言，警員導致事件發生已是責無旁貸。
論述位置極為不利
有異於警方所說的逼不得已，這單案件顯得並不尋常、疑點重重。最明顯的一個，就是警方報稱警員初時是用英語向露宿者交涉，然後他說「NO」後，其後根據影片的紀錄，警員是用廣東話傳達他最重要的一句說話，即「唔好逼我開槍，放低武器！」。即當時，警員應該理解只有英文才有機會以溝通方法將它喝停，如果不將此「忽然中文」解讀成純粹希望死者聽不明白之外，這個消息便顯得十分矛盾。
但各種矛盾都被重重的論述埋葬，對於「無話可說」的死者極為不利。對於真相，我們好像已經死無對證。案發現場的山路，除了一段紀錄到後半情況的含糊影 片外，知道發生過程的只有死者與警員兩者。但是，當天即時的報導及立日的新聞，卻引述了很多「在場消息」的透露，描述了整個案件2-3分鐘的過程。其實探 本究源，那些襲警、發狂的消息是否就是來自警方公共關係科?
這不禁令我想起近年來警方對襲警一罪的使用，已成為警員自保及濫用警權的最佳方法。不管警方的要求有多不合理，只要你稍微觸碰了他，也可以被告襲警。甚至如早前捍住聯、深水埗及馮炳德的襲警案，一齊襲擊都可能是子虛烏有。我們必須對所謂「襲警」保持懷疑。
除了警方單方面的論述外，精神病醫生李誠也誇誇其談參與討論。可是，他沒有出來評論在物理上擁有真正暴力，實質開槍射擊的警員，沒有來分析一下警員作 為國家機器的異化心理、平日對街道秩序的想像邏輯與整治時的心境，與及忽然遇見非我族類的露宿者群體時的精神狀況等等；反之，他以「專家」的身份代表了死 者的心理，形容了一個可能發狂的狀況，稱若有人干擾其生活，「便會產生強烈反抗，非常危險」。他的說法，儘管與那位日常生活經驗的晨運客何伯說法相反也 好，最終更是加強了露宿者不理性的形象。
更甚者，立日更有親政府傳媒還要把明明被射殺的露宿者轉移為討論「人蛇炸彈損害治安」，並在身份還是置疑說他們來港「都為求財」，某報更形容為「勇警兩槍轟斃山霸」，報導手法可恥。只有明報及經濟日報引述一名日常晨運客的資料，說並不覺死者會傷害別人，亦指死者「懂簡單廣東話，曾向人展示一本疑似護照，又會問他們索煙仔，大家一直相安無事。」
露宿者被「滅口」，論述位置低下得如精神分析學家傅柯在精神病院的誕生裡談及的「瘋者」。在警方單方面的消息提供，其心理又有精神病專家專業代言，傳 媒更如此形容這位「狂人」之際，露宿者通常都在城市內沒有人際網絡，死了也沒有誰可講述他日常的習性與背景。往往就在這種情況下，露宿者都在公眾層次最容 易被扭曲、誤解及歧視的一群。
人無他選必須佔有
一種對露宿者的誤解及歧視，並非是一朝一夕產生的，我們都經歷過一場都市化進程。回想我們50、60年代的光境，根據一些灣仔街坊的訪問，當露宿者在 冬天睡進了他們唐樓的樓梯，居民不僅不會趕走他們，並會提供綿被保暖。70年代的新市鎮工程，香港全面引入理性規劃，建立了一種住歸住、工作歸工作、休閒 歸休閒的空間使用想像，露宿者這種在公眾地方居住生活的形態開始受到排斥。配之以80年代的「城市清潔運動」，全城都以趕走露宿者為己任，正式確立一種對 露宿者空間上的排斥。直到今天，我們連一些遠距離的「視覺污染」也需要消滅，透過向區議員投訴，由其他人趕走他，總之眼不見為乾淨。可是，有沒有想過被你 投訴後，他們會被趕到哪裡去? 趕走他到不在你視線範圍以內後，問題就是否解決? 整個都市化的過程，除了環境的確淨潔外，有否耗盡了我們對空間使用的容忍與氣量?
倫理地理學者David Smith，曾經提及人類最底線的空間性，謂及「人是別無他選必須占有空間」 (Man has no choice but to occupy space)。除非我們當露宿者不是人，除非將他們殺掉，否則我們必須承認及尊重他佔有一個空間的權利。在我們紛紛投訴露宿者，用盡方法掃除所有認為難以 入目的空間行為，我們有否考慮過作為一個人最卑微的倫理?
文化地理學者Don Mitchell更在分析海德公園的露宿者情況，提出了撒尿作為人的權利。當公園關閉廁所稀疏公園又宏大，向草叢撒尿又是否又為罪過? 就這單案件，露宿者時而會到附近配水庫對下的公廁洗澡，時而面向屋邨住戶的山坡小便。若果你說要他改變撒尿的方位，尚算合理，但不准他在山上草堆附近撒 尿，是否要等待自然蒸發? 城市人於視覺上拒絕它們在空間上存在，難道你們要迫他命送黃泉才覺安心愉快嗎?
日本有神戶大地震，政府及市民始對無家者有所注意，因為他們知道某天有可能會發生在他們身上。但這個擊斃了只一名露宿者的城市，會否讓我們開始自覺反思露宿者的處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