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4月 26, 2012

新界鄉郊發展案例——牛潭尾

鳥瞰牛潭尾村景
 牛潭尾的鄉郊發展的軋跡可說是只差一線,一條殖民者佔領新界的時間線(1900年)就這樣創造了「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的身分,而因這種創造性,新界地主與佃農的經濟關係在70年代開始變得政治複雜: 既破除了數百年來客家與廣府之間的分野,同時卻展開了像牛潭尾村般的非原居民村四十多年來的受欺壓的過程。

當代表原居民利益的鄉議局在70年與殖民政府勾結合謀,以丁權換取了鄉事對政府開發新界的噤若寒蟬,圍村以外的鄉郊環境、土地與聚落從此多事。而牛潭尾這條最早只有1909年住址證明的鄉村,就要開始面對這個勇敢的新世界。

嚇壞老村民的發展計劃已是非原居民的老生常談:先是70年代新界標誌性的大規模鄉郊豪宅計劃——錦繡花園——填塘時要在牛潭尾的雞公山掘去能夠儲水的山泥,部分天然河道的消失從此改變了鄉村漁農用水的習慣,村民自掏腰包掘井用井水,換來的「優惠」竟是可用當時八萬元「優惠價」買入錦繡花園單位 (村民口述,當時那位村民最終選擇用積蓄買私家車);再來是80年代中英角力爭奪香港供水權作為主權談判的籌碼,英國人海水化淡實驗失敗,大陸政權在深圳鋪天蓋地的展開開國以來最大型水庫供水工程之際,牛潭尾卻被供水到港時一條大型水渠選中,霸道地從山谷中鑽過,天然河道與地下水的水位直插谷底。在地緣政治那些熱門話題的討論之際,我們的歷史再一次忽略掉對本土鄉郊變化這些地方知識,一種本土人文關懷的缺席。因應鄉民的反對,當時政府亦因工程作了一些基建補償,包括修好一些灌溉與通往魚池的水渠,延續至今。

藍線為1981年東江水輸水管直插入牛潭尾雞公山中。紅線為高鐵一、二期走線,雙重踩在牛潭尾
非原居民村這種不斷被危機選中的命運揮之不去,直到廿一世紀出現了土地正義聯盟,2010年成員第一次在村的考察時情況依然固我。作為一條位於新界西北谷地最大的非原居民村,難以想像這片鄉郊環境竟有近半土地經已被政府神秘地在分區規劃大綱圖中改劃為「工業丁類」、「低密度住宅」及「綜合發展區」,製造了發展商收地及隨時滅村的大好條件。被新鴻基購入的鄉郊土地可以無故劃作了工業、大片村屋群被劃作「綜合發展區」然後方便恒基申請興建270多座豪宅,新界回到諸侯割據的先秦時代嗎? 究竟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比「非原居民村」的狀況更為怪異與荒謬?

牛潭尾村的分區規劃大綱圖(2012):村內近半土地被劃作紅:綜合發展、粉紅:工業、燈:低密度住宅。村民蒙然不知被規劃。

2010年5月牛潭尾村民反對恒基滅村式發展,阻礙了發展商在城規會的申請
 接踵而至的,就是高鐵在牛潭尾村底下不足25米鑽挖,通風樓選在西村旁屋貼屋地興建;高鐵二期再鑽過牛潭尾核心保育區,剛開始諮詢的北環線走線還有意染指牛潭尾。

抽乾地下水的高鐵牛潭尾通風樓工程選在牛潭尾山腰,正正貼著原有村落。
背後究竟是什麼邏輯在指使這種具傾向性的空間選取﹖菜園村的例子,也頗為明顯的指出政府就是與鄉議局商討後避過所有原居民村及其祖堂用來收租的回收場廢車場,偏偏就是要選定影響150戶及大量農地的菜園村建高鐵救護站;馬屎埔的例子,反映著政府以「地權誰屬」作為土地規劃的隱藏邏輯——將大發展商(恒基)擁有及有意開發的土地按其意志由農地改劃住宅,這個連原居民代表梁福元也承認的事實:「發展商輕易就能改劃土地為綜合發展區,我們原居民想申請租官地卻相當困難」。故此,是政治身份的特權作祟,也是土地資本壟斷空間決策的問題,這就是牛潭尾的難題。

就算是站在最傳統意義上的「環境正義」概念來關注問題,在主流環團只懂以技術語言回應環境問題也能帶來重要啟示。環境正義的提出正正是在美國管治者往往將影響環境及生活的設施集中選取在黑人社區/原住民生活範圍的時代,因原住民與自然環境的共存性較強,選訂在這些弱勢地區意味著環境資源同樣遭受破壞,亦加劇社區環境質素的不平均地理發展。現時不少仍然自然水源為生、以漁農為業的牛潭尾村,不就是較能夠與自然環境共存共生的「原住民」嗎? 環境正義就是要揭開這種某類空間/社群選取的不公,並且勾勒出箇中的利益與權力關係,以及彰顯合符正義的環境決策及規劃過程與方案。

這種非原居民村的環境質量正因無日無之的破壞與發展而每下愈況,新的趨勢就是自發成立村民關注組凝聚力量,一年內經土地正義聯盟協助或自發成立的也至少有10個之多,本土與地方的知識更多的互動,鄉郊也乘著城市本土主義浪潮而令人垂注。如果新界的大規模發展是我們未來所要面對的,公義必將會義無反顧地降落在新界非原居民村落的種種問題上,有勞更多鄉郊義士彰顯。

村民關注組成為新界非原居民村新興的組織形態











在地認識鄉郊發展問題的導賞團

星期二, 4月 03, 2012

土地作為方法 ——有關城市、政治與港人簡論


[文章刊於四月一日 反英抗暴大遊行特刊]

零三年以後的新空間統戰方式,統治者不只是教育的洗腦而是透過「同城化」的融合過程來取消香港主體性,續步續步讓港人陷入一套難以自拔的經濟領域及城市系統。如細心閱讀梁振英有關城市融合的政綱,自由行的生活化、高鐵的地鐵化與及中資機構的在地化,明顯就是要針對「一國兩制」這大政治矛盾而來,加速完結二 零四七的保鮮期。無他,國家來到城市目標是為了宣示完全的主權,這充分彰顯了敵我思維與殖民/被殖的關係,一國兩制的意義只可以是屬於極權者的唯一。

於是,有城市研究學者都指出,在這個城市世紀,政治問題體現於城市。城市就在「一國兩制」意義的競逐下成為了關鍵詞。然而,世上鮮有「城市」背負著如此重要任務,成為人民集體爭議自主性、利益分配與未來願景的戰場,而這種城市爭議的延續性明顯與中國城市系統不同,君不見所謂「重慶模式」可以因國家派系風波頃 刻散場,而我們仍有人懂得在城市內創作了許多諸如核心價值、民主法治、文明理性等自由主義的園林假山作反應性的保衛。

社會運動學者Steve Pile的抗爭的地理學一書引出了一個深刻觀察——抵抗並不必然及不應順從霸權者的邏輯。在權力與抗爭之間,有著無限可開啟的空間,不論是連結上、策略上、論述上、位置上、場景上、行動上,捍衛「一國兩制」就等於一種死守老樹的政治其實並不必然。[同時,我們也不應以為鎮壓之後反抗就會自然發生,許多例 子告訴我們根本無必然關係。]

而城市問題亦體現於土地。

無論從扎根性、有異於統戰同化的傳 統身份、社區、歷史、倫理與生活價值等方面,土地都結實地可以抵抗及營造。當然,在以往港人炒樓地皮炒得樂此不疲的時代裡,土地意含不明,土地也意味束 縛,走出去(移民)才是王道。這套發展主義式的土地觀念依然根植公眾心中, 土地最多是屬於有關保育、農業與保護家園而已的話語。

故此,香港明顯地未有能力迎接新任管治班子的新土地政治,亦未準備開啟一種土地為主的城市抗爭。去年的地產霸權批判都只是量的批判,賺到盡、起太高、發水太大,未能愈越至感應到土地的質感,都給眼利的資本家與管治者看穿了我們的底牌。

究竟新土地政治將會如何﹖ 雖然樣式未明,但從舉動估計有幾方面的變化:中資與港資地產之間的新抗爭或合謀,將會分餅、造大土地的餅(填海、收村、重建)從而來造低香港的僅存的環境、鄉郊、文化社區與低收入生活空間,同時或會在因地產霸權而窒息的一片土地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城市改造工程的徵用及破壞,讓更大面積的香港土地用於招呼新晉中資地產商與及摧毀既有香港都市格局,推土機面前將是一望無際,計劃包括以增加土地供應之名實行禁區開放、新界北融合大計、開放郊野公園予未上岸的二三線地產商、大嶼山在港珠澳大橋建成後的瘋狂開發、海陸空空間的全面打通,等等。

這段爛選舉的日子裡,大家也有份將本來豐富的介入樣式 (如土地抗爭可作為一種方法) 約化得相當緊要。未來的政治不公實實在在發生在我們的土地上,我們還有何理由說無法抵抗﹖我們究竟是要恐懼終日,坐下來吃花生,抑或至少嘗試抵達現場翻開 泥土看看﹖尤其是對一些既深明腐朽政治局面而又對一年來激進樣式感到麻目的群眾,何不試試置換進入政治的地方,在城市的另一端重新認識香港﹖ 在捍衛城市的時候,你認識你的城市嗎﹖ 反對摧毀土地時,本身你有多愛護土地﹖

似乎現時拉闊與深耕的本土比起近年重複又重複的投共論述重要得多,我們應該繼續討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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