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價值

事隔一年，原來仍然有人在認真地討論。

超越中環價值的歷史地理觀

---回溯「沙田價值」

　　在這個善忘的世代，很多人可能不會相信城市的歷史竟有天大的能力左右大局。近期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事件對「歷史」的關懷故然是一種體現，但似乎我們並未有過對另一種歷史的理解。或者，歷史不僅是從現今對歷史價值的尊重及賦與，亦可能在發展過程中，歷史空間早已建構了一種深層而集體的城市價值，早已化為香港人日常生活行為的預設。在回歸十年港人開始尋溯自身價值之際，這項歷史地理的維度的確是需要被重新梳理，卻又乏人問津的課題。

　　記得以沙田為首的第一代新市鎮嗎﹖那一座座港英時代活著的遺跡，我們懷疑，它就是生產今天部分香港人想像與價值的底蘊。經歷三十年來新市鎮的萌芽與發展，沙田價值比所謂「中環價值」更能貼切地解釋香港人的行為實踐。

香港「價值」討論中地理的缺席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看，一種價值(value)必須由特有的時空(time-space)條件建構而成，不會隨時隨地從石頭爆破出來。故此，地理，或者空間(space)是探究任何價值所必須的關鍵詞。但在歷年來討論香港「價值」問題時，歷史地理則似乎極少受到關注，在未有理清「價值」背後的來龍去脈之際，政客及學者就把一些顯性、容易引起共鳴的「空間詞彙」順手沾來，「抽空」大談香港的核心價值。

「中環價值」作為香港核心價值討論的第一頭炮，其背後的空間觀好比上世紀初芝加哥社會學派Burgess及 Park 兩位學者提出的模型一樣生硬。這些討論認為城市景觀受中心地帶倒模式擴展影響，想像香港正在把中環複製到旺角的朗豪坊、觀塘的apm與荃灣的如心廣場等。生硬的地方，在於討論過程中並無考量每個地方的特殊歷史環境，與「中環價值」本身有同等硬套之嫌。

陳景輝在《明報》論壇的一篇文章雖然努力嘗試將中環價值「歷史空間化」，闡述了十九世紀華人社區如何在中環經歷殖民式的遷徙，藉以帶出政府現今的處事模式與殖民者無異。可是，解釋的不是由中環地理建構的價值，卻只是一種曾經發生在中環的殖民意識，與今時今日這種價值在時空的產生未必談得上關係。

批評中環價值的不只我們。作為一位地理學者，梁啟智提供了名為「西洋菜價值」一語。他指出在最最不顯眼的地方，仍然有許多形形式式、發自草根的文化有機地在孕育茁長，藉以帶出「中環價值」的壟斷與其他可能。可是「西洋菜價值」卻不是由西洋菜街發展出來的，它只是多元文化偶然地在西洋菜街聚集，未有從香港的城市發展找出某地的價值所在。

我們今天提出「沙田價值」，它強調秩序、系統化、功能化、專業形象，成為香港中產人士的核心價值。我們認為「沙田價值」比「中環價值」更能解釋香港社會的現實情況。由於這種中產文化最完美地在沙田組成及體現出來，因此我們稱之為「沙田價值」。同時，它是香港發展過程中一個時代的產物，和根深砥固地蘊藉於許多香港人心底裡的深層價值。而我們也將展現這個主宰香港的中產價值如何透過空間與時間、歷史與地理編織而成。

新人類計劃和沙田的誕生

沙田，除了是一個新城鎮外，其實也是香港城市發展中一個階段的指標。

故事需要從更早說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和香港政府對香港的焦點在於怎樣延續殖民地的統治。當時香港受人口急遽增加困擾，中國共產黨也對香港領土的主權虎視眈眈，於是在五、六十年代，政府大量建造了徙置區和廉租屋，並開發官塘和荃灣為工業城鎮，藉以吸納和消滅被視為社會動亂源頭的寮屋人口，利用統一的空間設計達到規訓和控制居民生活的目的。可惜殖民徙置政策成效不彰，徙置區設計的失敗反映在過於密集的徙置空間和相同的人口背景，反而方便了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市民連繫、集結進行反政府活動，促成了五、六十年代在市區大大小小的社會騷亂和暴動。

一九七二年，新港督麥理浩上任。有鑑於以往殖民管治的失敗，他捨棄了單從硬件構造上控制人群的手法，改為從文化價值上入手，建立香港的「新一代人類」。麥理浩在一九七二年宣佈十年公屋計劃和新市鎮計劃，並強調注入新的城市空間秩序。政府不再只興建新的樓房，更要建立一個所謂自給自足、完備的社區，而這個社區就是沙田。沙田最初的新市鎮藍圖是五、六十年代中的產物，由於廉租屋政策的推出，政府到六三年才開始考慮沙田的規劃，六五年才通過它的發展大綱報告。但是，要等到七二年在麥理浩的殖民領導下，政府意識到有具體需要，才迅速地發展這個新市鎮。自七十年代開始，政府把大量的家庭一批一批的搬到沙田新建的高樓大廈居住。第一批的「開荒牛」先進駐公屋，為沙田社區的發展作出貢獻，使人口從一九七六年的三萬五上升至八一年的十萬九；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大量非公屋家庭擁入，人口在八六年跳升至三十五萬及九一年的五十萬五千。

沙田區的社區空間與殖民者的策略環環相扣。照Roger Bristow (1989) 所言，沙田新市鎮整體的空間設計可算是殖民新市鎮的典型，它既有盛載高密度人口的規模，又能發展成相對均衡和「自給自足」的市鎮。沙田以「完全規劃」計算了各土地利用的分隔區(zoning)，以「住屋」、「工作」、「休憩」及「交通」等類別，清楚劃分公共和私有空間的界線，定義「新人類」的生活模式、內容和功能。沙田的空間規劃在當時已強調均衡的發展—各類型的住宅（公屋和不同的私人樓房）、教育機構（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和其它專上學院）、購物和休憩娛樂設施、沙田博物館、馬場、城門河畔、沙田山丘等等。統一各分隔區的空間和建築設計，和指定的社會和文化活動和範圍，地理位置、方向和感覺；分層式的空間結構使各分隔區的功能正常運作連接和有效率。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小社區構成更大的沙田空間，讓沙田人不但滿意自己的生活、住屋環境、設施及娛樂，更鼓勵市民「社區參與」。各項文化和社區設施，則用以培育他們對社會的歸屬感，為自己的參與和貢獻而自豪。藉著新的空間秩序讓他們努力向上，渴望追求改善生活質素。

城市發展中誕生的沙田價值

麥理浩的「新人類」計劃並不只限於新市鎮的興建，那是全方位的人類改造計劃，配合教育、社會福利、文娛康樂、青少年政策等其他方面的政策，最後他成功地把新的秩序注入像沙田一代「新人類」的心裡。在沙田，不同的活動都有相對應的空間配合。購物消費的可去新城市廣場；進行文化活動的可到圖書館或沙田大會堂；想休閒和鍛鍊身體的可往城門河畔、公園或體育館。除此之外，土地的使用就只有道路、住宅和工廠大廈。這裡沒有一寸多餘的土地，也沒有一個混雜的地方。隨著沙田一步一步地變成一個完美的系統，程序化、功能化和自豪化變成當中的核心價值。

在沙田的規劃當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筆直的城門河道，寬闊整齊的街道、合理的空間分佈、地積比例及方便而又充足的生活文娛設施。作為一個沙田人，馬傑偉在《中產沙田甘於平凡》一文中描述他對沙田的感受：在沙田生活是「平平無奇」、「毫無遐想」的，那裡「從來不會有洶湧的波濤，沒有驚險的崖岸，連錯落的石灘也沒有」。但是沙田人卻喜歡這種乾淨整齊的生活方式，且深深地感受到政府在規劃上精密計算的好處和偉大。這也使沙田人偏好專業形象，相信行政方式可以解決問題。當中不少在新市鎮格局出身，現今成為了專業或管理的，亦相信當下許多社會問題都需要「專家」解決。

有別於在徙置區一條街、一條村互相聯繫、互相關照的生活方式，沙田人在那細小、獨立的住宅單位內卻是「埋頭苦幹、默默耕耘，各自經營自己那個小康家庭」，個人利益漸漸取代集體利益。沙田人開始相信個人能夠靠著自身的努力與能力爬上高位。從公屋到居屋，最後入住私人樓宇，擁有物業成為人生的追求。私有產權的概念也在這時開始萌芽，並且越來越受人歡迎。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沙田人對自己的社區越來越滿足。他們通過一整代人的努力，從「草根」成為「專業」、「中產」，同時也把沙田建造成自己的樂土。新城市廣場永遠都人流湧湧、活力四射，人們總充滿幹勁。沙田作為空間試驗場域，成功改變了一代難民的身份，以空間建構這一代人的社會身份認同，甚至乎改變他們對城市空間以及自己空間的看法---從前他們對老家廣東和共產黨或多或少有份忠心或眷戀，不然也未必能接受香港。今後，他們會以香港為他們的家，以香港政府為他們的政府，對香港會建立一份公民自豪感。港英政府透過鼓勵「社區參與」，希望達到如Michel Foucault所言的「行為的管理」(conduct of conduct，即自我的管治)，使人們脫離他們的傳統和歷史，共同建立一個美好的香港，一個他們有歸屬感和希望生活的地方，亦為整個殖民管治帶來繁榮和穩定。

沙田價值中誕生的城市發展

沙田，作為香港最成功的新市鎮，變成了模範，並且開枝散葉，大埔、粉嶺、上水、屯門、元朗等新市鎮相繼落成。八十年代是香港新市鎮發展最快速的年代，大批人口紛紛從擠迫凌亂的市區搬往新界居住。同時，八、九十年代也是香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年代，歌舞昇平更加肯定了新市鎮的成功。殖民政府的「新人類」計劃成功地改造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市民。今天，香港已經回歸，殖民地政府已成過去。但是，自七十年代從新市鎮中成長的「新人類」也成為了社會各行各業的專業化人士和管理階層，可說是香港的中流底柱。城市發展製造了「沙田價值」，影響了一代的香港人口。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天卻由他們主宰了香港的城市發展，並且不斷在社會各階層裡投射他們由衷相信的「沙田價值觀」。

在去年底鬧得滿城沸騰的天星碼頭和鐘樓事件就是「沙田價值」的一次表現。當看到一小群大學生、二十多歲的年青人以「集體回憶」作為旗幟，在街頭抗爭，保護鐘樓時，大家可能好奇他們的「回憶」從何而來？驅使他們走上街頭的原因，與其說是回憶，倒不如說是一份公民自豪感，這也是「沙田價值」的核心所在。

而對於政府來說，城市規劃是一門專業技術，土地發展是根據大量統計數字的計算分析來決定的。因此，香港的城市發展計劃是系統化和規範化的，既然天星碼頭的新規劃已通過所有的法律程序，施工自然勢在必行。但有趣的是，民間也有部份人士是以相同技術作為反抗政府的理據。在去年12月18日的立法會特別會議上，思網絡聘請了英國的修鐘專家，說明大鐘仍然可以使用，卻拒絕承認天星事件其實是一個市民和政府在權力上對碰的問題。當正反相方都以理性、技術為由來迴避政治問題，這樣又如何談出結果來？

隨了天星事件外，如填海、灣仔、觀塘、深水埗重建等社會議題也可以看見「沙田價值」的蹤跡。誠如文思慧在《社運何須粉雕玉琢？居民抗爭何堪騎劫！》一文中以灣仔重建項目為例子，指出現在香港的精英正如何以專業主義轉移社會的視線，以技術問題取代政治和倫理價值。他們一方面佔領道德高地，高呼「公義」和「社會責任」為民眾請命，並且以此凝聚低下階層的力量，對抗上層統治者。另一方面又以智囊、公會的形式參與統治者的事務，並從中謀求個人的利益。這種亦離亦合的生存方式游刃性極高，並且同時獲得下層和上層的認同，比「中環價值」更能主宰香港的命脈。

公義的空虛

香港人往往稱沙田為香港歷史上最成功的規劃，沙田人以作為「沙田友」自豪。這種「成功」與「自豪」背後的含意，或許不在於市民獲得了階級向上流通的結果，而是殖民政府「成功」對於整個集體的主體地經歷消滅與重構的過程。如Robert Home (1997) 在<<

Of Planting and Planning>>一書中的重心主旨一樣，殖民城市語境下的規劃(planning)，根本就是政府種植人口(planting)的同義詞。

恰如上文爭議，我們所遭遇的不單是殖民者以空間的策劃改變回歸的歷史，而且今日剛萌芽的新生代更試圖改變我們的城市空間。當他們的「沙田價值」在今天無限擴張，將貧富懸殊的問題以「多元特色」、技術問題等疑似專業的知識予以拯救，這是另一種霸權，使城市議題更形複雜，令真正受影響的低下階層在大眾的聲音中更加渺茫，而其餘深水埗、天水圍等價值，在媒體的論述中亦成為被扭曲的一群。

口號上，我們可以鼓吹正視社會公義、注重弱勢社群、尋求另類願景，就是解決當今社會問題的方法。實際上，受到新市鎮一類都市空間結構局限、新人類主體的喪失、沙田價值的橫流，整個社會都似患上階級向上流動的妄想症，事情己經不是行動與不行動那樣簡直，數十年間，人已在如此的空間生活內迷失。情況就如Susan Buck Morss給班雅明的評價一樣空虛：「班雅明堅持：“我們必須從我們父母的世界中甦醒”。但如果家長就是這樣教導著我們的，我們還可以對我們有什麼盼待﹖」

延伸參考

Bristow, Roger. (1989). Hong Kong's new towns : a selective review.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ck-Morss, Susan. (1989).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ome, Robert. (1997). Of planting and planning : 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onial cities. London: Sp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