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區重建的人文地理觀察

　　聯校地理學會可我索文，索了我兩天，就當讓學生認識一下人文地理吧。

　　還是專心做自己的研究了。

市區重建的人文地理觀察

文：陳劍青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相信許多同學正在從地理科學習香港的市區重建(urban redevelopment)，然而，你有否曾經想過，明明市區重建是有關社會學(如社區關係的研究)、心理學(社群面臨重建時的心理壓力)、建築學(設計新穎的現代建築)、或者經濟學(重建過程的成本與利潤)的學問，卻為何是一項地理科的議題﹖地理，對於市區重建這個熱門議題來說，可具有什麼切入的角度﹖它的重要性何在﹖

其實，人文地理學界對理解市區重建的衍生、過程與箇中矛盾，已有十分完整的討論，或許是因為中學的課程所限，令這一門完備的地理學問顯得零碎、偏頗，未能有效突出市區重建中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就此，以下希望透過一些舊有會考試題的檢閱，帶出一些同學在學校裡或許從未想及，認識市區重建的地理視覺，就算不能幫助考試，亦可以課餘參考。

重建可以預期﹖

2003年的會考試題卷二內第55條是一條有關市區重建的考題。答案標準得很，對，我們可以預料X地將被「重建」。答案，我們被教導是B。

不管答案是什麼，這個問題所帶出的訊息是，城市發展是可以預算的。我們能夠靠著地理模型的先驗性，估計到何時(time)何地(place)有什麼發生，包括市區重建。不過，城市真的可以預期嗎﹖它基本上可以，但預料只能存

在於一個為中學學生所廣泛認知的芝加哥學派空間模型 (Burgess Model)的模擬城市內。此模型說，重建「是可以預期的」，它能根據地租(rent)的動力「無法避免」地將會出現於模型裡的X地。城市的結果，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想必，這條題目應是在這模型的框架設計的，但這恰恰遠離了現實。人文地理學裡，經濟地理學家Neil Smith是研究美國市區重建的佼佼者，他曾在80年代寫了一套地租理論[1]，去解釋資本主義城市底下市區重建的衍生。其中為人熟悉的概念，就是地租差距(rent gap)，概念指出若果某一個地方建築物的經濟租值及拆

卸成本，低於這座建築物所佔用土地的價值，市區重建對尋租者或發展商則有利可圖，市區重建便有可能出現。但是，就連這位學者也相當清楚，地租差距只能算是一個指標(indicator)來預計市區重建的出現，現實仍是根據特殊政治、社會、文化環境來決定會否重建、如何重建或重建成怎樣。未來充滿局限與可能，但從來都不是「無可避免」及可以預料的。

當人文地理學者研究市區重建時，語境(context)是不能或缺的關注點。所謂語境，就是不同地方的地理差異(geographical difference)，按著某地方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人、事、物的相似性或差異性，各地城市發展都會呈現與眾不同的地方，沒有一些普世的標準。

現時在歐洲，市區重建主要是一些大型的重建項目(mega-project)，由一些公私營合辦的機構推動，為了符合遊客的「訴求」，重建後的建築並沒有增加本土特色，布魯塞爾沒有布魯塞爾的建築，反而變得更歐洲化(Europeanize)[2]。在美國這個較為市場主導的國家，市區重建表現成為一種所謂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過程，戰後大規模的市郊化(sub-urbanization)，令內城區日益凋零，期後被許多喜愛都市生活的獨身中產、同性戀群體、優皮士(yuppies)逐漸搬入佔據，慢慢由他們改造了建築本身。

而在第三世界的民主國家，許多內城重建更與政治架構勾連，例如拉丁美洲的內城區都由大量木屋所佔有，由於他們的存在已有一定的歷史，當中的居民已經被賦予了身份及選舉權利。故此，市區重建的清拆便會對原有的政治團體造成根本性的影響，在這些地方的市區重建幾乎不可能，或者是純粹出自政治的考慮。又例如，在印度大城市孟買(Mumbai)中全球最大的寮屋區達拉維(Dharavi)，基於當地有很強組織能力的團體，重建後許多土地都會改建造公共屋邨，讓原來居住在寮屋的居民可以「原區安置」。試題的答案在印度的語境，是C而不再是B。
參照了以上世界各地市區重建的個案，都顯示出我們並不能夠用一個(西方)城市模型就能斷定一片土地的未來，因應各地方的地理差異，市區重建的出現及過程亦有所變化。故此，要明白市區重建的來龍去脈，抽空了語境，我們註定無法真正認識。而我們現在所學習有關市區重建的知識，有否按著香港特殊的語境去考量﹖

甚至，我們在相信「市區重建乃可預料的既定事實」的同時，很容易就扼殺了我們對城市空間的創造力。若果有留意灣仔區的發展，你可發現有些地區藍圖計劃正擬於皇后大道東一帶的舊區規劃發展中，建設一些廉租屋，來照顧當區低下階層的需要[3]。不只是印度可以是C的，我們也可以。許多城市地理學者經常會問一個經典的問題：「為什麼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想像在山上建造一個新城市呢﹖」[4] 城市的未來，從不是由為模型底下必然可預計的產物，往往是靠著我們雙手參與共創的結果。

重建因為衰落﹖

在市區重建的認識裡，對香港特殊語境的考量，我們可以說有，亦可以說沒有。如有，我們也經常把市區重建的原因訴諸於「地少人多」及「城市衰落」。然而，市區重建的原因又是否這麼簡單﹖

且看看考評局在2003年問了些什麼問題：

這反映了現在所期望同學學到的，是城市衰落就是市區重建出現的原委，因此，政府順理成章成立了市區重建局(前身為土地發展公司)，協助推動市區重建。不過，對於了解80年代以後的香港城市發展的人文地理學者，卻有另一番見解。

首先，對於香港舊區來說，城市衰落(urban decay)其實是一個不太公允的形容詞。之所以謂之衰落，其實是指一種自然的現象，意即城市景觀在形態上及功能上失去意義，逐漸被汰舊換新。這的確在美國許多舊城區可以找到，但是這代表香港城市有出現過城市衰落嗎﹖

筆者作為油麻地咸美頓街的街坊，以個人的生活經驗而言，並不認為現時住的舊唐樓有所謂「衰退」的情況。已有50年歷史唐樓內的閣樓是我第二個家，除了去年中牆身發生過一次小規模剝落作為唯一的缺點，附近整個舊區的空間組織連繫與社區網絡是相當緊密的。樓下許多檔口跟人有說有笑，街道熱烈，公共性很強，士多鋪老闆的孫子終日在行人專用的廣東道繃繃跳著。住在舊區，至少能有機會認識與你身處同一種地理的人，實用面積大及用途不受管束。我個人完全不能理解為何這個形態上及功能上也相當全備的社區，會被人理解為「城市衰落」。

根據一些的地理考察[5]，最有可能出現「城市衰落」的，所知的或許只有部分觀塘裕民坊與個別灣仔舊區的地方。觀塘裕民坊有些唐樓的確建築物殘破，不少業主亦已在90年代中移民外國，物業亦多年沒有維修。不過這卻不是一個自然產生的過程，其實是由於當時的土地發展公司早在80年代已經公佈重建的消息，嚇怕了本來會花錢維修的業主，於是才有建築物欠缺維修的情況，「衰落」來得一點也不自然。而灣仔舊區，物業的失修的確是一個問題，尤其是年紀較老的長者。但是依在下的訪問來看，灣仔的老街坊往往需要這些唐樓式的設計，在樓上樓下發展家庭網狀，方便維繫家庭、照顧小朋友及長者；一些老街坊就算是經濟條件轉好，基於情感及人際關係的緣故，亦不會謬然搬遷。雖說建築物變得陳舊，但是舊區在功能上反而更形重要，成為長者賴以為生的依存。

「城市衰落」這個詞彙，似乎經不起人文地理的考驗。若果我們不能用「城市衰落」來解釋當下的市區重建，究竟什麼才是真正導致市區重建的原因﹖

香港重建的原委

市區重建的本土研究不多，幸而也能找到一些人文地理的觀點，有助闡釋其背後真正原因。

其實，不少香港的城市地理學者亦曾提出，要學習戰後香港的城市發展及市區重建，第一課必然是土地問題。尤其有不少華人資本家在動盪的時代趁低吸納英資的土地，初步確立了地產商在影響香港城市發展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工業資本也在80年代以後透過所謂資本環道(circuits of capital)，將資金大規模從工業轉移至地產，令香港城市各領域的發展都在地產商的壓力底下進行。因此，80年代開展的大規模重建，就可理解為政府要安撫地產商對土地訴求的舉動，透過土地發展公司的成立，使用公權力將大片土地回收並且售予它們。發展商對土地渴求，才是香港出現重建的原因。

　　若果從文化地理的角度看，我們甚至可以把市區重建看作一種管治者抗拒城市公共性(publicity)的其中一項策略。如本會其他城市研究所指，在殖民地底下，管治者就是恐懼公共[6]。以往透過清拆，現在則透過市區重建，將能夠產生公共性(包括聚集、聯繫、組織功能)的房屋空間一一掃空，當整體社會達到高度的個人化，社會便能「安寧」。從十九世紀能夠發展成一些為自己爭取的零碎網絡的太平山木屋，到戰後亦能在走廊及空地建立聯繫，最終演變成了爭取的力量，成為六七抗暴的底蘊的臨時房屋，直到今天擁有很強公共性的利東街[7]，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城市的公共性，通過房屋空間的清拆與重建，得到有效及循序漸進的消滅。於是，市區重建不只是經濟利益般簡單，它還可以解讀為恐怕公共的管治者的城市管理策略(urban management strategies)。

總結：開拓視野的人文地理學

以上各種人文地理觀點，重要的不是給你單一既定的答案，相反，倒是企圖提供一些新的視覺，讓你再度思考同樣的問題，是否只有一個既已、必然的答案而已。

文中討論了市區重建並不似是可預期的現象，更不像是由於「城市衰退」順理成章的結果，它還有一籃子的人文地理知識在背後，正等待著大家發掘。

就算如何不實用、不認同、不明白也好，請也試將以上這些人文地理學的觀點放進腦內的雷達，不單只是「市區重建」的議題，其他諸如「公共空間」、「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等等現時熱門的概念，都可以從人文地理學再度認識。歸根究底，地理本身就是一門開闊視野的學科，責任從來都是為了讓人更全面地認識事物，這是超越現代社會只著重表面的寶貴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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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論見於其著作《都市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 of the city (1986)及《新城市前沿：士紳化與恢復失地的城市》The new urban frontier :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1996)。

[2] 見研究歐洲重建的城市地理學家Eric Swyngedouw的著作，《全球化的城市：歐洲城市的經濟轉型及社會二極化》The Globalized City -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Polarization in European Cities(2003)。

[3] 詳情可參考由灣仔區議會贊助，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及聖雅各福群會合辦《灣仔未來發展藍圖計劃》的報告書。

[4] 可參閱David Pinder Visions of the city : utopianism, power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urbanism

[5] 本學會在2004年至2007年間，先後在香港各地進行深入的城市地理考察，主要關注舊區重建、公共空間與新市鎮的規劃。而觀塘與灣仔區是我們其中的一些考察重點，其餘地方包括荃灣區、天水圍、深水埗、沙田、尖沙咀文化中心等等。

[6] 詳見明報 世紀 《從利東街談「城市的權利」 特區政府也「恐共」？》 2007-12-11。

[7] 已在2008年1月開始清拆，現已全部拆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