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一種更為抽象的批評

就著某人的新批評，我以仍然valid的舊文章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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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邊有人開始拒絕別人批評事件的意義，並開始對某些具批判思考的人展開批評。打正旗號批評的批判地理學，首當其充成了被批評的對象。與其說是批評，倒不如以烏蠅式的滋擾來形容這位哲學仔的指控。他抨擊的趨勢似乎愈演愈烈，我必須回應。而我，絕不會像他一樣厚臉皮quote別人一句話語，強加自己的觀點於其中，然後像是站在第三者的客觀位置哈哈大笑。我會就著事實根據正面還擊。

　　兩年來的各種批評，由創作我們理解世界只懂去讀David Harvey的Space as a keyword，漸漸到天星事件時被分析為不冷靜不理性，直到今天積極尋找例子來借題發揮，彷彿他從來都不根據事實討論，正面鋪陳事件，單單打打，在說事件之後及事實來臨之前，左quote一句黃子華棟篤笑，右quote一句不知什麼語意下說的哲學家警句，有時quote下一些他自己加上一個專業長名的人士的對話或言語，好像已經獲得一種證據、權威。縱然人物、時間、地點毫不相關，也可將句子一下子歸納，變成一種疑似有理的抽象回應。

　　或許，這位哲學仔自以為承襲了康德之流「理性批判」的道統(或者李氏的話說分析)，自己說的普世金句最理性，其他則被定作非理性。當與他堂堂正正在事件、個案層次上討論，原來什麼都沒有，並立即縮入自己的哲學語意分析自說自話。

　　就這樣，見解往往犬儒得可怕，例如會支持中電保留中電的利潤協議，否則香港就會像開放電力市場的加州一樣電力供求不足(come on, 而家香港個處境係d 電力公司生產既電力多到要賣俾內地，同埋絕對有其他競爭者希望進軍香港市場，你卻玩時空挪移大法，忽然引來一個完全不同環境的例子來作證據)。又或者會認為公義(justice)一詞太有主觀及感情色彩，並建議(誰?)改名為公平。(我頓然感到窒息(suffocated)及失語(aphasic)，想問究竟與公義研究有顯著差異的equity(原譯為公平，是當被公義食字後將無家可歸的詞語)，在你強行將公義一詞所謂「理性化」時，你又應該如何安置它呢﹖)

　　還說自己研究能源及話語分析。

　　另外，我對他作為一位學生的為學態度，感到相當反感。這種反感並不是我獨有的，儘管令人討厭的地方大家存在差異，各自表述。於我而言，讀研究生的生活就是享受過程(enjoy the process)，在日復日的時間，認認真真地閱讀學科內外的文獻，建立一套更深入的框架，更好地去了解世界，問一個有興趣的真問題，然後花時間在世界找尋答案，這就是原委，繼續升學是後話。相反，他倒選了一個不需閱讀也能簡單完成的題目，毫無研究問題意識(research problematics)，純粹以填補學術隙縫(fill the academic gaps)這種抽象需求作研究價值的實證研究(positivist research)，描述及解釋一下數字形態，消費一下中國熱，如此這般。他還說，這是要為「未來」讀博士鋪路。

　　除了天天「博」上位，說要趕得及在未來五年快些讀完博士，可以在2012年教育3改4入大學做professor，你有沒有現在﹖ 有沒有想過作為學者/學生，我們應該如何對待知識﹖視知識是個人上位工具﹖還是要先好好明白及處理的對象﹖這種自利主義的天天上岡，當在具有祟高理念的學術界傳統下事無忌憚地擴充，並說要去讀一個許多人也未只能靠錢財才能獲得的「博士」，不禁令人感到非常諷刺。終日在想個人發展、消費笑話、泡女仔、博上位的方法，毫無社會關懷，甚至在旁邊叫囂正在努力為集體盡一分力的人，真係重衰過一條沒有理想既咸魚。

　　他對我們一群的憎恨已無從考據，可能是由溝通問題開始，然後轉化為情緒上的仇視，無法挽救。的確，幾年前學會的說話可能是較學術，曾有語焉不詳的時刻。過程中，亦產生了他必須對外多擦他老闆的鞋子，以證明他自己在學術界上存在的地位。我對他這種悲劇個案的產生，亦有一定的責任。雖然如此，這並無阻礙他腦部發展根據事實作討論的能力，與及看待知識及研究的學術態度。

　　就著反被他暗指為在學術界「混飯食」、「騙研究經費」，是「三流的社會科學學者」，除了感到可笑與可悲之外，以上是鄙人的回應。

哀悼

　　為一名因香港港大學某牙科教授專業失當引致醫療失誤，用瑪啡止痛用了三個月才在本月24號家中暴斃的26歲朋友，哀悼。

　　一星期前，還看到他中氣十足地說話。

　　我在想，他死前數小時一定痛不欲生。

呂大樂正在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

　　呂大樂一文似乎已經開罪了我身邊所有人。昨晚剛剛與友人討論香港總有部分知識份子有著一種喜愛標榜理性作寫作風格，同時垢藏自己政治目的的傳統，今日他就恰好在明報即席示範。

呂大樂﹕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
http://hk.news.yahoo.com/080622/12/2w4yw.html

　　以中大社會系教授的身份刻意瞞過與政治助理有密切關係的新動力網絡主席這一動作，姑且擱而不論。然而都很寄望教授先攪清楚1) 香港本身的實際情況及 2)「城邦」概念在香港的套用，不然會被都市研究笑掉大牙的。至少，請別一方面叫人處事要理智不要情緒化，另一方面就在浪漫化以往的殖民地管治。

參考文章：
吳志森﹕不是政治惡搞 而是政治反彈

與David Harvey 一起閱讀資本論

　　上年十二月在印度ICCG碰上了他，他說他的課堂影片都被放上網，今年不需要授課了。

請共同見證一個時代的輝煌與沒落：

Reading Marx’s Capital - Class 1, Introduction

Reading Marx’s Capital - Class 2, Chapters 1-2

Source: http://davidharvey.org/

樂此不疲炒地皮四則

之一
舊區統統炒



　　市建局多年來在城市修練吸星大法，動不動就說要為了改善您的生活環境而沒收您的物業，邀集財務精算師及規劃師合謀在各地區搜刮民脂民膏，進行全面都市化。資源先被局內十大部門及三位主要高層瓜分(主席還可以在機構獲得總盈利內賺取數個巴先的花紅)，剩下的還有21億元營運盈餘。

　　所謂不可行，從來都是技藝，與科學無關。


之二
抄九倉炒公共空間



　　九倉回歸之後逐漸被政界商界邊緣化。尖沙咀整個交通樞紐由九倉手上，政府透過巴士站搬遷及火車站的設立，逐漸轉移到新世界旗下，九龍天星碼頭原址續租又撻Q，今次時代廣場的遺章問題，找它祭旗簡直意料中事。

　　九倉在這個局勢下還不醒醒定定，遭人揭發遺章管理後還蝦蝦霸霸，繼續侵犯公共空間使用權與扮受傷報警，幾乎可以肯定是為本土行動專設的政府架構---發展局，它不抄你家就稱不上特區撲火政治了。

　　公共空間是命運共同體唯一能夠一起呼吸的實體，是令城市空氣令人感到自由(city air makes people free)的盤根。以每天8-20萬的速度瘋狂商品化使用者的可能，並動員最基層的保安趕走使用者，與現在炒糧油炒農地的國際基金集團相比，其實變態程度相等，一樣不能容許。

　　就算政府興起了訴訟也好，都請記住---遺章管理的主因不是個別發展商的問題，而是一個將公共空間外判給私人發展商建設及管理的發展模式問題。

贈陳智遠：

風箏　　白靈

扶搖直上，小小的希望能懸得多高呢 　　
長長一生莫非這樣一場遊戲吧 　　
細細一線，卻想與整座天空拔河 　　
上去，再上去，都快看不見了 　
　
沿著河堤，我開始拉著天空奔跑


第二首，贈他老闆：

對境

昨夜無眠的臉
發現今晨的鏡子
游動著銀色摺痕
一摸
是細細皺紋

失神的剎那
鏡面飛過一則神話
迅地伸掌
抓住
是一把不賴的梳子
不勞用力
就梳得開腦後糾結的
歷史

所謂帝王
滾落肩上
不過頭皮屑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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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很明瞭是誰在尸位素餐。

陳雲憤怒了﹗

周日話題﹕曾蔭權仆倒了

陳雲這位評論界巨人，竟然要為一個犯眾憎的人施展「仆倒街頭」的修辭。必看。

caption:

"曾蔭權貫徹「親疏有別」的刻薄政策，將官府變成私器，用政府獨家消息、撥款資源及加官進爵，收買傳媒高層和學院領導，令香港輿論消音，學者噤聲；又盡用警察專權，肆意侮辱打擊街頭示威者，正是得勢不饒人，機關算盡之後，結果是大敗於狂傲，即是希臘 悲劇說的hybris。"

"如果曾蔭權是趣劇演員，是股壇老叔，他再精乖市民也會受落，但身為特首，不顧體統，關門行事，專益自己友，無視百年基業的香港政府規章法度，當公務員同僚冇到，當市民是付鈔看戲的笨瓜。這種精甩辮，就是乞人憎。"

"我一向鄙視曾蔭權這種人，他剛上台做特首，我就在本報批評他，老早叫大家打醒精神"

"我對中共麾下的政客的要求是很低的，只須他們行事合乎禮數，已經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現時特首辦那幫人，權力膨脹得發了狂，根本不屑去做足全套的正經公關，也根本不把記者、學者、評論人和普羅市民放在眼內。"

P.S. 21:00, 行遍整個青衣島，一份明報也買不到！只剩下大量多餘的新報/大公/文匯(被7.11放在同一個分類)，及免費得在雨天有另一用途的星島(大量堆積在垃圾筒)。明報萬歲。

香港城市規劃史的缺席

　　愈讀愈感覺到社會科學的規劃史在香港缺席的效應。市民翻開由專家或官僚編定的規劃發展史，有專業詞藻堆砌在圖則之旁描述，它往往被放在一個偏遠的角落，非平常的方法可以搜尋之。除了盲目相信，我們並不能透過明白及理解，選擇另一種對待它存在的態度。其實，規劃本身可以不是由官方史觀編纂出來的「專業」，它樸樸實實，可以是一種個人使用空間的方式，或者是社群集體決定空間如何利用的定案，是最初始人類看待、利用及建造空間的自決。

　　這個詞彙受到國家或城市的佔據，就算自創建築及自我規劃是如何興盛地存在過，如那些木屋、天台屋等建設，總是被定義為非法憯建，並由普遍的市民，甚至獲得本身居民的相信。這個詞彙被「管治」的過程，或者是市民失去自我建築及規劃能力與意志的過程，是一個十分切身、值得咱們反思的課題。

　　除Roger Bristow 巨細不遺地整理過殖民時代香港規劃演變及發展計劃的文件，還有一些斷代的規劃實踐研究，說明過一時一刻城市規劃的政治、經濟或文化的含義外，香港社會史及規劃史雙管齊下的歷史地理論述，或許是我的無知，恕在下未能數出一二。

　　反觀台灣的學術界卻似乎十分興旺，又或者是我們香港封建(大學系統裡還有許多靠著權威主義及"專業"研究方法建構知識的御用卜巫)，他們對規劃與社會之間的連繫有相當充分的關注。《台灣的都市計畫(1895-1988)》一書，就用了百多頁試圖勾勒台灣規劃的誕生及發展史，是一本較巧小及普遍的讀本。作者的問題關注十分清楚，其目的「不是在對殖民地以來的國家進行歷史的清算，而是在凸顯國家對規劃驚人的支配性。」並且評論信仰技術理性主義的台灣規劃者一方面明白規劃是一個政治的過程，另一方面卻相信自己是客觀中立、不辯論價值觀定問題，並把自己界定為提供技術資訊的技術人員。書中結語反問「如果是這樣(相信自己是技術官僚)，他們就應該支持政治領域的開放，讓政治過程的結果指派給他們規劃目標而無怨言。然而，相反的，大部分規劃師卻又反對由政治過程來決定規劃目標...規劃師的去政治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是一種退縮的態度，以遁入技術官僚主義來逃避直接面對政治問題。事實上這是規劃師的自我否定、自我設限。」

　　篇幅雖然短，並且是重點式勾勒不同時代的規劃發展，都能清楚引出台灣規劃史的殖民主義及之後國家權威主義的勾連。如30年代日治的「國家公園法」，把國家公園的設置，除了是發展國際觀光外，更被日本理解為「...首要使命是促進國民精神的振興。因為國立公園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傑出風景，它會使接觸者激發出平日難以體現的感受，而油然勃興出愛國的精神。」環境規劃與國族意識又再度合謀，固然是法西斯的空間策略，但對於許多自稱為自由主義的國度，環境規劃也作為社會管制的重要手段，這亦能夠表現在香港七十年代郊野公園的設立，亦可體現於二戰前因「衛生」之名大量清除對殖民管治不利的木屋群。這些規劃實踐香港不是沒有人提出過，但是這些知識有經過整合，變成老嫗能解的常識嗎﹖

　　看來我們還是沒有這種動力，認真面對權力與真相，仍然迷戀專業主義下產生的榮譽及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