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2月 22, 2009

文物活化計劃的理性與暴力

  正如我一直所論及,城市發展進入新前沿(new frontier)已經良久,近年各種處理文化保育手法的改變、發展局這種政治架構的重組,都預示了一種邊界的重新設定。新近牽起滿城風雨,這個由發展局推出的名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項目既有大埔又在大澳,既在保育又像地產,既似開放又是管理,的確使我們難以如最初一樣,確切分辨出黑夜與黎明,值得支持或反對。

  作為香港當代的城市人,我們該如何昇格對這種邊界的捕捉,尋找自己的定位與底線? 至少,我們有必要明白這一文化計劃的城市願景、理性及邏輯所在(即what: 要長成什麼模樣、why: 發展基於什麼理據、how: 計劃如何行進);至少,我們要一起思考及見證現今這各式其色,神聖可變為平庸,硬物能化造空氣的城市世紀。

量化理性的敗落

  首先談談這個作為城市計劃的「量化問題」,但在這之前,我希望先說一個恰恰相對於量化的首爾故事。在零七年尾的一次學術演講裡,美國城市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說他被首爾政府邀請,與他們討論一個新建市計劃。他以他40-50年的學術研究經驗,點出了六大原則,是作為任何城市計劃進行前都必須想及 的,包括一)要有什麼經濟模式? 二)要有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 三)要有什麼空間形式? 四)要有什麼社區關係? 五)要有什麼參與方式? 六)要有什麼日常生活空間? 官員齊聲感到興奮:「wow,這是一個相當有前瞻性的分析,你是從那裡想出來的﹖」哈維說:「是從馬克思的資本論想出來的。」然後接下來是一場頗長的笑 聲...

  不管南韓當局最後會否因恐共而只作部分採納,單就這種在計劃前邀請學者討論及有對願景作預備工作的氣魄,已經非常值得學習。而我們的城市,又是怎樣實踐城市計劃的呢?

  有異於這種會注重質量上的城市描繪及空間想像,我們的城市計劃則流落於抽象與失語。觀乎此文化《計劃》,官方網頁顯示的目的只草草幾筆,說要創新的方法、要文化地標、要市民積極參與,要創造就業機會。不僅沒有解釋這些片語和文化願景及政策的關係,就連願景都外判出去,叫各界參與想像了。

  可以的,公民社會應該有能力為自己的文物保育想像出一個「更好」的方式,但是,在這文化願景孕育之前,還要經過一個量化的評審過程,把各種有理念先化作五項數字,包括一)彰顯歷史價值及重要性、二)文物保育、三)社會企業的營運、四)財務可行性、五)申請機構的管理能力和過往的經驗。結果,在一些前膽性的文化計劃預想未發生前,大家都先在盤算如何取得更高分,在這場數字遊戲勝出,如有地產商背景的信和機構及財務勢力龐大的薩凡納,則能在此量化過程中取得優勢。而原來一些具潛能文化預想,不管是隱沒在現在申請者的或者根本在早期已經棄權的文化群體,都不能透過這遊戲中彰顯。

  不過,究竟這樣的量化方式及原則提取有沒有學理基礎的呢? 是根據哪一門子的城市發展的理解和討論,來判別此五項原則的呢? Peter Saunders的都市社會學? Don Mitchell的文化地理學? Philip Allmendinger的城市規劃理論? 我們都不清楚陳智思腦袋的構造。無知的我們,只能在原則裡強調營運、財務及管理,推斷出計劃受到一種被毫無文化及學理支撐著的管理主義意識形態所影響。

  官員都鄙薄於向我們交代清楚代一種文化計劃預想,連量化結果也不作公開。儘管我們都很可能是擁抱如大澳警署未來計劃的消費關係,是公關姐姐站在門口,是富人享有房間工人勞動在旁也好,都請不要連簡陋的預想及描述也拒絕在計劃早期想像,到最後純粹量化成五項準則下的分數,作平衡算術遊戲吧。最諷刺的是,這平衡的計量還要被汪明荃在明報世紀版揭發,明明「財務可行性」表列為20%,何以發展局及陳智思可將此項無限放大?

  沒有了願景理性,連程序理性都站不住腳了。以這樣願景失卻的管理主義及算術操控的方法(不知以方法稱之還是否語彙學上合格)來管理一個城市文化計劃,可謂失敗之中的失敗。

從先殺後姦到先姦後殺

  就是這種以量化技術取代了城市的願景想像,使這場活化計劃變得空洞、反智,尤其在歷史建築的空間形式上,我們察見到更深遠的禍害。

  如果我們都在談論Urban Metabolism或Organic City作為城市察見的新角度,即在結構上論及經濟文化以外,透過將城市發展過程與身體、自然與和物理性(physicality)勾連,重新認識城市肌理。簡單來說,除了關注城市改造時生產了多少就業職位、有否公平分配等問題,我們必須同時關注自己城市的身體,檢查一下它作為有機體在生長過程有否受適當呵護。

  揭開城市保育的華美衣衫,原來盡是遍體鱗傷,就最表面的肉眼所見,我們或能懚懚然鑑別出三波層層推進的、被施暴的城市美學經驗——一套愈益系統化、愈 益「進步」的施暴邏輯在撩動我們的皮膚與器官。第一波的施暴方式,以天星、皇后、利東街為界,文化建築都是經歷一種被堆土機徹底毀滅,並在死亡的土地被各類摩天巨廈騎乘著,謂之以「先殺後姦」的文化模式。第二波始於天星與皇后。政府有鑑形勢不對,故在灣仔先行了一系列文化保育計劃,如立即將和昌大押上馬,灣仔街市亦提出了不全完清拆的方案。不過,取而代之,兩座文物約半的尾部面積均被切去,然後還在這處勃起了一座四、五十層高的豪宅。當然,有些人已經十分滿足,說部分外表得以保存,不過回想起來,倒是很黃,很暴力。

  我會說這種「先姦後殺」的改良在第三波 —— 這次《計劃》的施暴程序 ——顯得更益精細。《計劃》先挑選了九個文物建築,然後將它許配予給「門當戶對」的襯家。盲婚啞嫁後,任新主人「割掉咽喉」,如對待石峽尾美荷樓般,使原建築的H型拆成I I,再建升降機從中穿梭;任其「掏空內臟」,如北九龍裁判法院,十個法庭除了1號法庭外全部改建,地下六囚室亦只留一個。不論要劏要斬都像庖丁解牛程序細緻,不論建築外型及內籠空間,什麼部分都適隨尊便。

  當我們的城市一覺睡醒,發現衣衫襤褸,身體已被污蔑,我們該怎麼辦﹖

總結:關乎香港歷史尊嚴

  如果天星、皇后被垢病為一小撮人的集體,我們再無法否定石峽尾七層大廈的歷史地位。美荷樓作為僅餘一座的H 型七層大廈,乘載的是官方歷史往往紀錄著那1953年石峽尾大火後的產物,是現在近50%香港人口所住的公屋之源頭,本土規劃史、房屋史、社會史等等都始於此地。

  而整座H型建築最有公共同歷史意義既地方其實就位於「中座」,可謂整座建築物的「咽喉」。50年代公屋居民的公共生活、政府對公屋居民的監察、各種集體生活的回憶,包括洗澡地方、生活懲戒與管理、偷窺都在這處發生,是整座文物的靈魂呀。你憑什麼一句就說它陳舊,就要拆去它,然後建一座根本可以在建築物以外附加的現代設施來取締它﹖

  拆掉美荷樓中座的嚴重性,等於再發生一次廿一世紀的石峽尾大火。這次人為的火焰,帶來的並不是公屋、規劃的配套,只有修飾、哀悼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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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市區重建局,百年廣州式唐樓 活化再用,2008717
http://www.ura.org.hk/usrAtt/1002000/ADA_5657.JPG


1 則留言:

kayan 說...

好文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