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成的座標 (二)

　當夜路過序言在想，當夜晚路過序言，其實可以是十分可怕的事。打開門，不經意又見到座在臺上的呂大樂及一眾塞滿序言的人群，我在升降機蘊釀著的消費與悠閒意識，明白了面前視覺災難的元兇就是自己。參與他演說的比起其他在序言的活動多，很多提問與粉絲。

　在我逗留的五分鐘內，他侃侃而談我在畢業論文也曾接觸過的階級研究，然後試圖重新定義階級研究的角色。他提出，階級研究不能只顧及階級主體性的研究(即階級如何由自存(class-in-itself)達至自為(class-for-inself) )，而本地許多客觀事實並不能因此而了結，諸如香港中產與工人階級的敵視關係，本地中產不同經驗如何影響未來香港發展 (如他提及中產或他兒子到外國接受教育，回來後對香港的"重大"變化)。所以，除了主體性研究外，這些客觀存在的各種階級議題應該要處理，並能帶有社會政策意義，如果要從事社會抗爭當然要做主體性研究，但如果要客觀檢視則需要將階級研究擴闊。

　聞乎此，應該有不少一直監察他的朋友已經看穿，這又是一次將行動社會學轉化為個人社會學 (社會就是自己，因此研究自己兒子升學，等於研究社會的事)、政策社會學 (將研究的問題意義陷入當下管治框架，為當下政權出謀獻策) 及透明社會學 (「如果要社會抗爭就研究主體，如果要客觀檢視則看階級情況及關係」，但自己作為研究/倡議者好像毫無立場) 的把戲，與世代論同出一轍。部分已看夠祼體皇帝的朋友很清楚這可怕的地方——學術之為術，就體現於一種將主體性研究與「客觀性分析」對立化，從而將客觀、整體、宏觀的形容詞成功分配給社會政策研究的技藝，而且演講技巧高明得可以說到自己好像不在場似的，那麼，究竟誰正在臺上說話呢?

　既然講者已失蹤，因此我亦只逗留五分鐘。

　現場畫面於我的腦海迴盪，升降機下降，我對學者之名的熱衷與夢頃刻殞落至某方。時空原來可以如此壓縮，與資本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