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6月 24, 2011
本土論述研討會2011第二講:想像新界
第二講:想像新界
日期:7月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地點:序言書室(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樓)
主講:張少強博士(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陳劍青先生(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
主持:王慧麟
清拆僭建物,引發「保鄉衛族」的流血革命宣言;為保天台屋,鄉紳們又把原居民文化掛在口邊;曾領教過屋宇署清拆令的市區居民看在眼中,難免忿忿不平。原居民固然於新界舉足輕重,但並非、也不應是新界的全部。新界的面貌,與我們從媒體中片言隻字所領悟的想像,可有差距?
星期二, 6月 21, 2011
鄉郊讀書組第三回: 怎一個僭字了得
近月丁屋僭建物事件愈揭愈多,引來的討論亦非常多樣化。 從揭發丁屋豪華僭建的法規問題、原居民的特權問題、 地產霸權的鄉郊發展問題、管治班子的違法問題, 燒到拆卸市區天台屋與閣樓的執法問題。討論至今, 究竟對我們認識「僭」有多大幫助?
為深化「僭建」事件的認知,是次讀書組以Rima (2008) 波多黎各的「旅遊地產僭建島」作主要參考,透視僭建的士紳化 (僭建成為富裕者的專利) 及箇中權力關係;又透過Alan Smart 與 Ernest Chui (2010)的本地僭建研究,了解特區及卡爾加里政府對違章建築 的慣性行為及其對合法/非法的界定與想像。
活動詳情
日期:6月26日上午10時半 - 1時 (星期日)
地點:僭建空間 (另行通知)
活動內容:
1) 介紹相關文本:
日期:6月26日上午10時半 - 1時 (星期日)
地點:僭建空間 (另行通知)
活動內容:
1) 介紹相關文本:
I) Rima Brusi-Gil de Lamadrid (2008) : Deluxe Squatters in Puerto Rico: The Case of La Parguera's Casetas
II) Alan Smart and Ernest Chui (2010): Tops and Bottoms: State tolerance of illegal housing in Hong Kong and Calgary
2) 進行問題討論
3) 探索參與可能
是次活動歡迎各位朋友參與,加入關心鄉郊發展的行列。 如有興趣或查詢,請寄電郵至nentnda.concern@ gmail.com 或68780652 報名,索取相關文章。
II) Alan Smart and Ernest Chui (2010): Tops and Bottoms: State tolerance of illegal housing in Hong Kong and Calgary
2) 進行問題討論
3) 探索參與可能
是次活動歡迎各位朋友參與,加入關心鄉郊發展的行列。
另外,也付上一篇重要討論文章:
[信報副刊· 文化] 黃靜:打開不合法的隨意門 ── 三個青年僭建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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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組簡介:
近年新界郊區迅速豪宅化、跨境工程橫衝直撞、地產利益入侵新界,
如何深化討論及理解問題,是想像鄉郊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就此,
第一期我們會先進行新界鄉郊「文鬥文鬥」系列——就著當下熾熱的
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
星期四, 6月 16, 2011
富人城市復仇計劃大作戰
[原文刊載於《大仇富》 2011年]
請攪清楚,當今所謂「仇富現象」是在近十年來富人開展城市復仇計劃 (Urban Revanchism)的背景下產生的[1],營營役役的基層才沒有空閒無故對富豪產生什麼情愫。富人就是眼紅低下層仍然能在舊區寮屋找到廉價租金、社區能建立互助網絡、農民還可在農地上自由踏實地生活。對於此,他們開始感到愈不耐煩,為何他們這樣便宜就配有這些美好的生活呢﹖對我們交這麼多稅的人太不公平了吧。他們開始想像各種冠冕堂皇的政策/規劃來「收復失地」,使富人王國的秩序可以在這些土地上得以彰顯。簡言之,「仇窮」就是「仇富」的前提。
於是,廿十世紀貧富分明的階級戰爭就得以借屍還魂:歷史已由工人對抗被資本家剝削遭到管治階層的壓制,資本轉過來透過政權機器重新壟斷基層的經濟與生活,向富人施予各種優待的政策與規劃奪取弱勢資源及生活空間,貧富對立的臉龐又再清晰浮現。城市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提出「透過奪取而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來形容資本的當代策略,就是官商聯手發財去打劫窮人弱勢的最確切形容。故此,當今仇富情結的回歸是有根有據的,這一方面是窮者被追殺下的悲哀情緒,亦是關乎百年現代歷史上還未了結的公道。唯一的分別,就是抗爭出現的地方不再像以往局限於工廠,而是水銀瀉地般散佈在城區、郊野、鄉村、新市鎮甚至還在高攀不上富人的小康社區出現,共同頑抗這些無孔不入的傾斜與略奪。
歐美這場富人復仇記已經抗爭了數載,本地這場戰線才剛剛開展,市民不能再浮沉在只會報導衝突場面的嗜血傳媒頻道,必須結集地方經驗,全面檢閱引發這些抗爭的富人復仇策略。
侵奪舊區無一刻的休止
從地產商的角度,市區土地是最就手的資源,除了價值連城,又不用長途跋涉鋪路造渠駁電線將「生地」變成「熟地」,長期由唐樓小業主及低下層所霸佔實在於理不合。「市區重建」成為了富人重奪城市土地的橋頭堡(Frontier),勢要把城市土地重新分配到他們手中。
一連串市區重建的「收復」策略重未止息。八十年代末,港英政府創立了「土地發展公司」(LDC),由現時地產界功能組別的石禮謙引領,辦演私人機構,以改變環境之名選定「貧民地區」(Pockets of poverty)作重建區。首階段就一下子公佈了25個重建計劃,其中數個包括現成了朗豪坊的旺角雀仔街、萬景峰的荃灣七街及現由合和及信和共同瓜分的利東街,著手進佔低下階層的生活空間。根據荃灣七街的例子,早前對待受影響租戶就只有每人$3,000的運輸費,請窮人「過主」。
這個「土發」的玩意被九八年金融風暴拖垮面臨破產,在政府政策文件檢討中,認為收地手段「過於君子」而拖慢了計劃。為了加速重建進度及「釋放土地資源」(給發展商),政府將土發 (LDC)重組成市區重建局 (URA),賦予更大的法律手段,收購足九成就可以用「土地收回條例」徵收土地。同期亦開始撤銷《租務管制條例》,從此租戶在一年死約後一個月通知就要遷走,亦大大方便了受重建影響的業主逼走租戶交吉。唐樓內蘊藏各種社區產業及廉價生活空間、包括做花牌的、做車房的、士多、蔬果商販等,唐樓空間的靈活性與街道生活,在垂涎三尺的發展機構眼中都是骯髒的、落後的、混亂的、需要被迅速整治的。到最後,土地都是落到了富人手上,地產商還要不滿市建局「食水太深」,令他們賺得不夠暢快。[2]
十年來針對舊區業主及低下層的動盪,因2008年開展的《市區重建策略檢討》而更形惡化。在這些日子裡,較肥美的市區土地已被徵收得七七八八,檢討報告指出市建局未來方向將會擔當促進者的角色,協助私人發展商重建。而民間提出的「樓換樓,鋪換鋪」作為保障舊區居民生活的讓步當然不被接納,反而做了一個次貨的「樓換樓」政策來堵塞民情,向深水埗及土瓜灣的受影響戶聲稱可選擇做所得賠償優先購買啟德豪宅,將本來樓換樓箇中「原區安置」及「呎換呎」的概念完全抽空。
最恐怖的事也隨之降臨——未來市區重建將成為私人收樓王的世紀。配之以私人重建強制拍賣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私人收購將會全面主導重建。當中作為俵俵者的田生地產,其收樓血紅橫額遍佈了深水埗、長沙灣、土瓜灣、何文田、天后、西環等地,大角嘴相當大比例的唐樓都有田生地產的烙印。令人懼怕的地方,在於未來將會由法規的傾斜配套,變成遇上無故火警燒死未遷出居民警方也不會作調查的無法無天。
連年對低下階層的針對並無一刻的休止,市區環境生活質素因屏風樓、商場壟斷大幅下降,市區租戶成為游牧民族不斷重建搬遷承受愈來愈高的租金,富人「仇窮」的計劃夠狠了吧。還未夠,當發展商將窮人生活的市區空間消耗殆盡以後,他們已經有遠見地的埋首研究發展「市區地下岩洞空間」,騰出價值高的市區用地賣做豪宅,將貨倉、大型油庫、屠房、渠水或食水處理廠這些當前被理解為「厭惡性的設施」藏在地底,製造大量岩土廢料之餘,前線勞動者到時工作時就連陽光也不配享有。
富人規劃下的棄嬰
向弱者抽刃固然可恨,然而最為可恥的,莫過於借窮人「過橋」製造更大的貧窮,透過發展造就貧富懸殊的發展。
近年的新市鎮 (新發展區) 規劃盡是此等無賴案例。去年天水圍被南華早報,揭發天水圍官商暗下協議,禁止政府建築物內的商業發展影響,連一所廉價的街市也不容存在。報導引述,這座新市鎮甚至是八十年代包裝地產商私人豪宅計劃下的幌子,為了協助長實在這個偏遠地方鋪橋搭路,長實及眾多地產商將它囤積的農地魚塘,以約高於市價四倍賣給政府,然後再以8億完買入40公頃最優質的南面土地,以免費得到所有基礎建設的安排[3]。
「其餘」四分三的公營房屋土地,原來是為了合理化此乃新市鎮而非豪宅計劃的副產品,是官商暗結的珠胎。提供什麼公屋單位於鎮內較好、住在公屋內的人如何生活、他們靠什麼生活﹖以上統統不是考慮重點,點綴本身就是內容。規劃藍圖上,都將公屋發配交通不便的天水圍北部相當容易理解,正如棄嬰只會出現在陰暗的陋巷或孤兒院。公屋向來素有為窮人提供安穩家園的承諾,在天水圍的規劃下的卻有相反的結局。
這種以窮之名進行規劃謀取私利人人得以誅之,然而不幸地這套邏輯將會在各區繼續滋長。處於新界另一方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是一個擴充上水/粉嶺新市鎮邊陲的概念。它透過犧牲既有新市鎮所能享有的綠化地帶及周邊非原居民村,目標在新界東北多增三分之一的人口,聲稱解決長遠香港的居住問題。
與天水圍相同的問題出現了,現時新發展區將會以「公私合營」的發展模式,即政府只負責研究、改劃及協助換地,未來發展則會與「地權人」合作開發。好一個「公私合營」,過程中製造了多龐大的投機空間啊,又能引入地產商收地逼遷,未來發展時就不需花費很大氣力進行收村,真是一舉兩得。據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的調查,發展商已經瓜分了大量發展範圍的農地,並且有序地劃分各自收地的地盤,如粉嶺北內的馬屎埔村(恒基獲八成)、石湖新村 (新世界)、天平山村 (未曝光的大地產商)。這種公私合營的模式,註定了給低下層的公屋又會成為豪宅發展的附庸、被配置至位置較差的地方,成為地產商們等待以久的豪宅用來過橋的對象,這情況已經在當下規劃圖中發生。
計劃又聲稱整個新發展區規劃,私樓及公屋單位各佔六四比例,聽起來好像甚有「公眾利益」。[4]然而,深入調查這宗規劃裡的「六四事件」,從土地面積察視箇中的土地利用建議,可發現計算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輋三大新發展區內,私樓所佔的土地約有47塊,相比起只有9塊被劃作公營房屋的用地,以面積來計算,原來連二八比例也沒有﹗亦即是說,經常說成為了「公眾利益」所以開發新發展區,基本上只需要佔用很少土地資源就能完成,根本不必要在新界另覓偏遠地方放置公屋。最終目的,畢竟是為了成就其餘八成中低密度、發展商已囤地就緒的新界私人豪宅大計。另外那四成的新界東北私樓單位,都是由地產商主導,亦很有理由變成內地炒家投機的天堂,最後所謂滿足人口需求的理由都是空話 (甚至,長期多估數量的人口估算說未來人口在2039年有889萬,從而合理化是次發展作為解決人口需求都是空話)。
現代規劃的誕生源於工業時代工人的貧窮狀況,本來就是用以改善低下層生活質素。有誰可以告訴我,這些新市鎮/新發展區除了先破壞了原有非原居民村較廉價的生活空間、遺棄了一群新來的群體在當地找不到工作、加速新界鄉郊豪宅化,這些計劃還剩下什麼意義﹖東涌(原有東涌市擴充)、洪水橋(將天水圍市鎮面積擴大兩倍)的新發展區大計陸續開展,會製造幾多富人規劃下的棄嬰﹖
大作戰僅剛剛開始。富人愈痛恨窮人,窮人就有更激烈的反抗,並且將會一次比一次難以收拾。若要抑制本地的仇富,富人請立即停止向低下層操戈。
[1] 可參考Neil Smith (1996) Social Justice and
the New American Urbanism: The Revanchist. City, 歐美於90年代已經開始抗衡這種富人在「城市復仇計劃」,尤其在市區重建的土地資源爭奪上。
[2] 詳見原人所載有關新世界鄭家純不滿市建局主席張震遠跟地產商的分紅方式相當嚴苛:「地產商URA互爆年代到了」,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386,08-03-2010
香港地理學界為何被人瞧不起
就是太多這類無視學術倫理的在位教授,藉學者名義盲目支持政權所思所想,誰捐獻金錢誰就是主人的心理,沒有堅持知識分子的風骨,才有今日的惡果。
有關以下此人,多年惡行已經在學校範圍廣泛通傳,實不必在這裡清理門戶。亦藉此奉告一些現職國民教育委員會的、遊走中聯辦網絡的、環諮會的、當人大的、委任於官方珠三角區域融合組織的,請捍衛香港地理學界的獨立性及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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搵食! 犯法呀?金錢世界裏的採訪現場明報 | P02 | 星期日現場 | By 林茵
Facebook 被踢爆利誘知名博客唱衰Google,香港亦原來隱藏大批「不分皂白每帖10 元」的有組織網絡打手,一時間令熱烈擁抱web 2.0的我們步步為營起來。能靠常識或邏輯判斷的事情固然不成問題,被打手騙去光顧一間不好吃的餐廳、買了無用的護膚品亦無傷大雅;但作為記者,擔當解構知識與傳播真相的責任,不時得請教專家學者分析專業難題,誰的說法可信、誰是別有用心?實在不得不加倍謹慎處理。文林茵
舉一個例,導致東電總裁清水正孝辭職、公司要變賣資產賠償災民、全球史上最大的日本福島核災難,令核能專家胡仲豪教授突然走紅,在非常時刻,他擔起公共知識分子角色,向公眾解說外表全面走樣的第一二三四機組的核原理並意外狀,又詳細觸及核電經營者危急應變的倫理問題,他甚至親自到傳媒機構向前線記者解說核能ABC。在此之前他卻是寂寂無聞,全因他的學科冷門過冷門,長期「缺水」。
事件令大眾漸漸明白一件事:談核能安全,必須是絕對安全。這時候,鏡頭一轉,轉到另一個掛名「香港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浸大地理系周全浩教授。
問: 中電贊助「能源研究中心」?
翻查資料,周教授一直以專家身分,立場鮮明為核能護航,他本人更擔任公職,有權位向政府就香港的能源政策出謀獻計。然而,他的文章少談技術細節,心口一個勇字挺身就撐,大亞灣不論是瞞報或有公布的意外都是「小事故」;跟胡教授相比,他愛談政治多於科學,比如在日本發生大地震後,他發表了名為《莫以關注大核為由滋事》(2011 年3 月28 日大公報)的文章: 「中國近年迅速崛起,某些外國勢力感到威脅,要圍堵中國。有人藉福島核事故抨擊中國增建核電站,批判廣東核電計劃。他們先讓香港民眾誤信核電是危險的,繼而圖謀使內地某些人士群起效尤,組織反核示威,把反核事件鬧大,觸發民眾恐慌,引起社會矛盾,替國家添煩添亂,拖國家發展後腿。」
本來自由開放社會容得下南轅北轍的觀點,但與跟進相關新聞的記者談起時,才得知周教授在環保行家圈內向來被一面倒「dislike」。原因包括——接受訪問時見解粗淺, 「連兩電有多少資產和准取回報怎樣算也不清楚」;日本福島事故發生之初,基於香港核專家寥寥可數又大隱隱於市,也有記者嘗試找他解畫,但發覺他的核知識完全不足以解答問題;而多年來就算兩電所作所為不合理,亦極少批評,甚至不時為其辯護解畫;而他在浸會大學主持的研討會,贊助人是中電與煤氣公司。
明查暗訪,一個曾與周教授共事的人爆料:浸會大學香港能源研究中心,這個名字看上去非常中立的學術機構,背後出資的根本就是中電。
商界發銀彈「河蟹」學者?如此嚴重指控,必須小心求證。也曾好意地設想,近年老說政府削減大學資源,教授要「撲水」亦甚艱難吧。為免立即被掛斷電話,先旁敲側擊地發問——記者禮貌道個謝的話音未落,周教授就匆匆掛了線,留下記者頭上一團問號。既然是容易引起利益衝突的「敏感」資料,不是更應該申報以示「行得正企得正」嗎?股評人也要披露是否持有自己評論過的股票啊!
就照他的說法去向校方和中電求證。浸大說該中心是「自資運作」,即沒有接受校方或公帑資助,全是教授自己募捐。而外界捐款必須先存入大學的中央戶口,根據校方指引才可提取使用。既然捐款全要大學經手,一定知道中電有否資助能源研究中心吧。可是,浸大傳訊部以部分捐款人「比較低調」,要尊重他們的意願為由,拒絕透露。
至於監管方面,浸大說有制定「接受捐贈指引」,當有政治組織或特殊利益團體企圖透過提供捐助影響校方或其教職員,這樣的捐款是應該拒收的。
答:中電認有general sponsorship
我們又去問中電。「追魂call」足兩日才趕得及在截稿前取得一個不詳盡的答覆: 「是有提供general sponsorship」( 解釋說不屬於by project 的短期資助),但具體形式、金額、條款等都「因為負責同事在放假」而沒有資料。(真是一個重視員工work-life balance的「好」榜樣)
中電說,決定資助這研究中心,因為與本身行業有關,希望研究成果會對電力市場有用;中電當然十分尊重學術自由,也支持學者保持研究的獨立性,在決定資助對象時不會考慮學者過去的言論和學術立場。
一個記者循正途查證來到這裏,為一個簡單的老實答案不得要領,也只能老實交代,由讀者自行判斷。
接下來,我嘗試向旁人了解。與周教授同為港府能源諮詢委員會成員、理大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林本利說,平時開會周教授的言論都很維護一些「interest parties」,不過基本上整個能諮會都是這類人,某某是中電會計師,誰誰誰原來承接不少港燈的工程,這個那個又跟「誠哥」好多生意往來,林教授說起就一肚氣。
更叫人擔心的是,他觀察到近年多有財團,見到某學者在輿論或政策上有影響力,就主動奉上大筆資助,學者一旦操守不夠堅定,受人錢財後便言論大轉向。「但你監管不到的,佢有學術自由。好似周博士那樣,佢可能係真心覺得核電好好,你無得話佢。」只能好心呼籲,寄望受助人緊記自己的學者身分, 「不要利用大學的銜頭和資源去替商家做propaganda。」
同樣時常亮相電視在報紙撰文的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說,自己未有遇過商界的「河蟹」誘惑,不過相信商界透過贊助影響研究方向是存在的,「好多藥廠都會贊助疾病研究,講到某種病好嚴重,自然多些人去買藥。」他又說現時的大學文化很鼓勵學者開拓財源,學者能夠爭取到商界大額資助,在校方評核上是一項「加分」的重要指標。
也去問問記者們的老師吧——中大新聞與傳播學講座教授陳韜文說,學者不肯彼露其經費來源「會令人覺得好奇怪」,尤其是接受了商家贊助、發表的研究又跟該商家的行業有關,更應該講清楚。因為在一般人眼中,學者是一個客觀、公正的形象。
身為記者,如果留意到某些學者儼如商家的「御用研究員」,也要小心採用其言論。
後記
黃子華曾打趣香港人,每逢遇上道德批判,總有兩句說話作擋箭牌。第一句為「搵食!」,若還不能令對方shut up,再跟一句「犯法呀?」,兩句配合使用,足以抵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批評和質疑。
努力循各種渠道追問了幾天,周教授與中電的關係仍然撲朔迷離。原本無意針對任何人,亦想多找幾個同類的例子作參照,惟在公開資料中實在難以追溯學者與贊助人的關聯,消息人士提供的資訊則可遇不可求。
記者
周教授你好。我們在做一個專題報道,討論學術研究籌募經費難題,想請你分享經驗,你有時間談一談嗎?
你係訪問晒全部既學術機構定係點? 點解要搵我呢?
當然好難訪問晒全部,只係近期見你常常就核問題發表意見,你又有主持一個能源研究中心,可能會較多讀者熟悉,所以想作為例子之一。
呢(經費來源)我係從來唔會同人講喎,因為係好敏感問題,我諗你應該明我意思。
點樣好敏感?即係……真係有點唔明白……
即係會引起不必要誤會,外界會好多揣測。我經費邊度會清楚上報畀校方,學校都有晒record, 但我個人對外界就唔會講。呢係confidential 資料,我相信無論你打去任何一間centre 都唔會有人答你。
其實我咁問又無乜惡意,如果你覺得唔方便講個研究中心,可否純粹以一個學者角度,講你自己既經驗?因為我都想知道,學者會點平衡籌募經費需要、同時保持研究獨立性問題?
就係呢樣囉,係好敏感事,所以我個人係唔想答你,唔想講任何。無謂畀人做文章。你老細張波我都識,我知道你明報係有agenda ,我寫你覺得唔聽嘛,你論壇版,就從來都無登過。
(滴汗)既然你唔想講咁算啦,不過我聽到有個傳言,至少想跟你核實一下,聽聞中電有份資助你能源研究中心,可否講講我呢個消息是否屬實?
你想知可以直接去問中電,我個人講就係唔會答。
周全浩過去幾年主要言論
資料來源:明報資料室
唱淡開放電力市場05 年2 月至06 年7 月
●投資者無法確保可佔據一定市場份額,未必願意作長期投資,導致穩定性成疑
●若香港開放電力市場並與南方電網連接,成本將很高,但電費的下調幅度只是10 至15%
支持核電10 年5 月至11 年
●福島核電廠已運作40 年,機器老化、經營不善加上天災才會引發今次核危機。大亞灣核電廠並非座落地震帶
●過往的核災難僅30 公里範圍內的人受影響,本港人口升用電增,天然氣成本高,燒煤則產生大量二氧化碳,不能因噎廢食,扼殺發展核電的需要
電費爭議,前言後語08 年12 月17 日及09 年4 月18 日
●兩電每隔一段時間採購燃煤,確保不會於最低或最高價時購入,若明年煤價回落,港燈會照常依時買煤,燃料減幅會於2010 年的燃料附加費反映
●國際煤價自06 年開始上升,到07 及08 年升至高峰點,煤價上升是累積數年的事,單靠過去半年的減幅,未必足以抵銷該升幅,他又指,中電於去年國際煤價高企時有購煤,數個月的煤價減幅未必反映中電燃料成本
大亞灣核電廠瞞報10 年6 月
●因為事故微小,大亞灣當局毋須立刻向上呈報,而是留待正常的通報會議上才通報,不料卻被說成是隱瞞事件,實屬不幸。港人對於廣核投及中華電力公司的誠信,應有信心,大亞灣是國家的第一個商用核電站,怎會容許出亂子?
有關以下此人,多年惡行已經在學校範圍廣泛通傳,實不必在這裡清理門戶。亦藉此奉告一些現職國民教育委員會的、遊走中聯辦網絡的、環諮會的、當人大的、委任於官方珠三角區域融合組織的,請捍衛香港地理學界的獨立性及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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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個例,導致東電總裁清水正孝辭職、公司要變賣資產賠償災民、全球史上最大的日本福島核災難,令核能專家胡仲豪教授突然走紅,在非常時刻,他擔起公共知識分子角色,向公眾解說外表全面走樣的第一二三四機組的核原理並意外狀,又詳細觸及核電經營者危急應變的倫理問題,他甚至親自到傳媒機構向前線記者解說核能ABC。在此之前他卻是寂寂無聞,全因他的學科冷門過冷門,長期「缺水」。
事件令大眾漸漸明白一件事:談核能安全,必須是絕對安全。這時候,鏡頭一轉,轉到另一個掛名「香港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浸大地理系周全浩教授。
問: 中電贊助「能源研究中心」?
翻查資料,周教授一直以專家身分,立場鮮明為核能護航,他本人更擔任公職,有權位向政府就香港的能源政策出謀獻計。然而,他的文章少談技術細節,心口一個勇字挺身就撐,大亞灣不論是瞞報或有公布的意外都是「小事故」;跟胡教授相比,他愛談政治多於科學,比如在日本發生大地震後,他發表了名為《莫以關注大核為由滋事》(2011 年3 月28 日大公報)的文章: 「中國近年迅速崛起,某些外國勢力感到威脅,要圍堵中國。有人藉福島核事故抨擊中國增建核電站,批判廣東核電計劃。他們先讓香港民眾誤信核電是危險的,繼而圖謀使內地某些人士群起效尤,組織反核示威,把反核事件鬧大,觸發民眾恐慌,引起社會矛盾,替國家添煩添亂,拖國家發展後腿。」
本來自由開放社會容得下南轅北轍的觀點,但與跟進相關新聞的記者談起時,才得知周教授在環保行家圈內向來被一面倒「dislike」。原因包括——接受訪問時見解粗淺, 「連兩電有多少資產和准取回報怎樣算也不清楚」;日本福島事故發生之初,基於香港核專家寥寥可數又大隱隱於市,也有記者嘗試找他解畫,但發覺他的核知識完全不足以解答問題;而多年來就算兩電所作所為不合理,亦極少批評,甚至不時為其辯護解畫;而他在浸會大學主持的研討會,贊助人是中電與煤氣公司。
明查暗訪,一個曾與周教授共事的人爆料:浸會大學香港能源研究中心,這個名字看上去非常中立的學術機構,背後出資的根本就是中電。
商界發銀彈「河蟹」學者?如此嚴重指控,必須小心求證。也曾好意地設想,近年老說政府削減大學資源,教授要「撲水」亦甚艱難吧。為免立即被掛斷電話,先旁敲側擊地發問——記者禮貌道個謝的話音未落,周教授就匆匆掛了線,留下記者頭上一團問號。既然是容易引起利益衝突的「敏感」資料,不是更應該申報以示「行得正企得正」嗎?股評人也要披露是否持有自己評論過的股票啊!
就照他的說法去向校方和中電求證。浸大說該中心是「自資運作」,即沒有接受校方或公帑資助,全是教授自己募捐。而外界捐款必須先存入大學的中央戶口,根據校方指引才可提取使用。既然捐款全要大學經手,一定知道中電有否資助能源研究中心吧。可是,浸大傳訊部以部分捐款人「比較低調」,要尊重他們的意願為由,拒絕透露。
至於監管方面,浸大說有制定「接受捐贈指引」,當有政治組織或特殊利益團體企圖透過提供捐助影響校方或其教職員,這樣的捐款是應該拒收的。
答:中電認有general sponsorship
我們又去問中電。「追魂call」足兩日才趕得及在截稿前取得一個不詳盡的答覆: 「是有提供general sponsorship」( 解釋說不屬於by project 的短期資助),但具體形式、金額、條款等都「因為負責同事在放假」而沒有資料。(真是一個重視員工work-life balance的「好」榜樣)
中電說,決定資助這研究中心,因為與本身行業有關,希望研究成果會對電力市場有用;中電當然十分尊重學術自由,也支持學者保持研究的獨立性,在決定資助對象時不會考慮學者過去的言論和學術立場。
一個記者循正途查證來到這裏,為一個簡單的老實答案不得要領,也只能老實交代,由讀者自行判斷。
接下來,我嘗試向旁人了解。與周教授同為港府能源諮詢委員會成員、理大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林本利說,平時開會周教授的言論都很維護一些「interest parties」,不過基本上整個能諮會都是這類人,某某是中電會計師,誰誰誰原來承接不少港燈的工程,這個那個又跟「誠哥」好多生意往來,林教授說起就一肚氣。
更叫人擔心的是,他觀察到近年多有財團,見到某學者在輿論或政策上有影響力,就主動奉上大筆資助,學者一旦操守不夠堅定,受人錢財後便言論大轉向。「但你監管不到的,佢有學術自由。好似周博士那樣,佢可能係真心覺得核電好好,你無得話佢。」只能好心呼籲,寄望受助人緊記自己的學者身分, 「不要利用大學的銜頭和資源去替商家做propaganda。」
同樣時常亮相電視在報紙撰文的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說,自己未有遇過商界的「河蟹」誘惑,不過相信商界透過贊助影響研究方向是存在的,「好多藥廠都會贊助疾病研究,講到某種病好嚴重,自然多些人去買藥。」他又說現時的大學文化很鼓勵學者開拓財源,學者能夠爭取到商界大額資助,在校方評核上是一項「加分」的重要指標。
也去問問記者們的老師吧——中大新聞與傳播學講座教授陳韜文說,學者不肯彼露其經費來源「會令人覺得好奇怪」,尤其是接受了商家贊助、發表的研究又跟該商家的行業有關,更應該講清楚。因為在一般人眼中,學者是一個客觀、公正的形象。
身為記者,如果留意到某些學者儼如商家的「御用研究員」,也要小心採用其言論。
後記
黃子華曾打趣香港人,每逢遇上道德批判,總有兩句說話作擋箭牌。第一句為「搵食!」,若還不能令對方shut up,再跟一句「犯法呀?」,兩句配合使用,足以抵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批評和質疑。
努力循各種渠道追問了幾天,周教授與中電的關係仍然撲朔迷離。原本無意針對任何人,亦想多找幾個同類的例子作參照,惟在公開資料中實在難以追溯學者與贊助人的關聯,消息人士提供的資訊則可遇不可求。
記者
周教授你好。我們在做一個專題報道,討論學術研究籌募經費難題,想請你分享經驗,你有時間談一談嗎?
你係訪問晒全部既學術機構定係點? 點解要搵我呢?
當然好難訪問晒全部,只係近期見你常常就核問題發表意見,你又有主持一個能源研究中心,可能會較多讀者熟悉,所以想作為例子之一。
呢(經費來源)我係從來唔會同人講喎,因為係好敏感問題,我諗你應該明我意思。
點樣好敏感?即係……真係有點唔明白……
即係會引起不必要誤會,外界會好多揣測。我經費邊度會清楚上報畀校方,學校都有晒record, 但我個人對外界就唔會講。呢係confidential 資料,我相信無論你打去任何一間centre 都唔會有人答你。
其實我咁問又無乜惡意,如果你覺得唔方便講個研究中心,可否純粹以一個學者角度,講你自己既經驗?因為我都想知道,學者會點平衡籌募經費需要、同時保持研究獨立性問題?
就係呢樣囉,係好敏感事,所以我個人係唔想答你,唔想講任何。無謂畀人做文章。你老細張波我都識,我知道你明報係有agenda ,我寫你覺得唔聽嘛,你論壇版,就從來都無登過。
(滴汗)既然你唔想講咁算啦,不過我聽到有個傳言,至少想跟你核實一下,聽聞中電有份資助你能源研究中心,可否講講我呢個消息是否屬實?
你想知可以直接去問中電,我個人講就係唔會答。
周全浩過去幾年主要言論
資料來源:明報資料室
唱淡開放電力市場05 年2 月至06 年7 月
●投資者無法確保可佔據一定市場份額,未必願意作長期投資,導致穩定性成疑
●若香港開放電力市場並與南方電網連接,成本將很高,但電費的下調幅度只是10 至15%
支持核電10 年5 月至11 年
●福島核電廠已運作40 年,機器老化、經營不善加上天災才會引發今次核危機。大亞灣核電廠並非座落地震帶
●過往的核災難僅30 公里範圍內的人受影響,本港人口升用電增,天然氣成本高,燒煤則產生大量二氧化碳,不能因噎廢食,扼殺發展核電的需要
電費爭議,前言後語08 年12 月17 日及09 年4 月18 日
●兩電每隔一段時間採購燃煤,確保不會於最低或最高價時購入,若明年煤價回落,港燈會照常依時買煤,燃料減幅會於2010 年的燃料附加費反映
●國際煤價自06 年開始上升,到07 及08 年升至高峰點,煤價上升是累積數年的事,單靠過去半年的減幅,未必足以抵銷該升幅,他又指,中電於去年國際煤價高企時有購煤,數個月的煤價減幅未必反映中電燃料成本
大亞灣核電廠瞞報10 年6 月
●因為事故微小,大亞灣當局毋須立刻向上呈報,而是留待正常的通報會議上才通報,不料卻被說成是隱瞞事件,實屬不幸。港人對於廣核投及中華電力公司的誠信,應有信心,大亞灣是國家的第一個商用核電站,怎會容許出亂子?
星期二, 6月 14, 2011
南生圍的啟示
[原文刊於Breakazine! 012 非人生活]
由天星、皇后時被認為香港有一小撮的「保育人士」,到今天人人也捍衞南生圍,觀念的轉化,速度實是驚人。假如你還未知道去年至今的南生圍保育爭議,只要你到那兒走走,看看滿樹鸕鷀、漫天候鳥,同時大樹被砍被焚,漁塘被棄被填,你會看見新界鄉郊發展的問題,感嘆這珠三角一帶僅餘的鄉郊環境如何被破壞。
留意而這並不是殊例, 南生圍事件反映了整體新界鄉郊面對的共通問題。 就讓我們一起打開這個新界的潘朵拉盒子。
鬥長命
事源於去年10月,一份有關南生圍的豪宅發展大計解密, Facebook 上開始熱烘烘地討論及組織,網上的文章、 影像與主流媒體同步揭示問題,環團紛紛聯署, 千名市民挺身保衞南生圍。規劃署不得不終止發展商的延期申請, 令這個歷時已經15年的發展大計在去年12月告一段落。
15年的美夢泡湯,發展商仍然「默默耕耘」, 沒有放過這片肥美的土地,繼續向城規會上訴, 要求延續不需向公眾交代的規劃方式。2010年尾, 南生圍發生了數次大火,燒毀半個全港第二大的蘆葦牀, 813棵樹受波及,嚇壞了數千冬季南來的候鳥。這場「無可疑」 的火在濕地上燒了又燒,魚塘填了又填,建防火林變成斬樹藉口…… 似乎發展商是死心不息,要繼續申請與破壞, 直到一天生態價值盡失,或者監察者稍有鬆懈。太多的例子顯示, 發展商都以此法使規劃得以落實。
難怪,西貢一位自然保育者說, 現時唯一進行保育的方式就是與發展商「鬥長命」。然而要問的, 是為何社會意識已經轉念之際, 這些發展商的發展觀念仍然是15年不變?
大型基建推動豪宅化
南生圍要建這類的「低密度豪宅」大計,近年市民也屢見不鮮。「 天巒」、「御葡萄」這些大型發展,紛紛座落於新界西北, 究竟所謂何事﹖
若留意近日宜居灣區規劃事件的,就會恨自己是多麼的後知後覺。 留心圖則,內地正規劃在新界北興建、 卻從未有任何本地諮詢及研究的「北環線」大計, 南生圍就位於其中一個名為凹頭的站旁;而途徑的牛潭尾、新田、 古洞,多得這條北環線計劃,地價已急升。可以想像, 加上大量跨境基建(深港西部鐵路、屯門西繞道)、口岸興建( 落馬州)等工程的開展,勢將啟動整個新界西北鄉郊的土地投機, 亦即是說,現有生態環境將被全面破壞。
另一個例子,就是天水圍旁的洪水橋, 近年大量土地被囤積及建成大型豪宅, 原來發展商一早知道未來將會有個鐵路站可直達深圳前海, 會有大量內地富豪購買。
今天,香港人不再笨了, 鄉郊豪宅化令珠三角一帶僅餘的鄉郊環境都犧牲掉, 而樓房又不是來解決香港人口需求, 卻要我們支付數以千億的公帑興建大型基建。這條數划算嗎? 南生圍和其他新界鄉郊土地所付的代價,都有一個清晰明確的答案。
沒有鄉郊規劃
跟米埔及后海灣一帶一樣,南生圍在戰後都是濕地和魚塘。 香港的漁業曾經十分興盛,但在80年代內地食品大量進口之後, 無論漁農業都飽大受打擊。同一時間地產商以極低價買地, 使塘丟荒。對地產商來說, 這樣一來可以化整為零作錦繡花園式的大型發展; 二來屯積大片土地能提高議價能力去說服政府興建基建、 鐵路及新市鎮規劃,囤價百倍。
但在這發展過程中, 香港沒有什麼保育的框架可以有效保障南生圍環境。 南生圍作為國際拉團薩濕地之緩衝區,為何申請發展也不需要根據「 零損失」的補償方式進行──即發展了多少濕地,則要賠償多少? 這是環團最基本的要求。南生圍地權人固然對私人地有使用權, 但政府就沒有責任去保育農地漁塘嗎?
從本地規劃歷史來說,我們只有城市規劃,而沒有「鄉郊規劃」, 城鄉間並未有一條清晰的界線, 於是鄉郊可以不斷拓展成城市的部分,直至全面消失。 面臨深圳與香港的高速融合,新界北這片未來「深港同城」 的中心地,就似掛在豬肉檔的肥肉,赤裸裸隨時等待宰割; 而我們不健全的規劃框架,絕不能保障它們。
南生圍可能是一個因國際保育協議而能夠苟延殘喘的異數。
由天星、皇后時被認為香港有一小撮的「保育人士」,到今天人人也捍衞南生圍,觀念的轉化,速度實是驚人。假如你還未知道去年至今的南生圍保育爭議,只要你到那兒走走,看看滿樹鸕鷀、漫天候鳥,同時大樹被砍被焚,漁塘被棄被填,你會看見新界鄉郊發展的問題,感嘆這珠三角一帶僅餘的鄉郊環境如何被破壞。
留意而這並不是殊例,
鬥長命
事源於去年10月,一份有關南生圍的豪宅發展大計解密,
15年的美夢泡湯,發展商仍然「默默耕耘」,
難怪,西貢一位自然保育者說,
大型基建推動豪宅化
南生圍要建這類的「低密度豪宅」大計,近年市民也屢見不鮮。「
若留意近日宜居灣區規劃事件的,就會恨自己是多麼的後知後覺。
另一個例子,就是天水圍旁的洪水橋,
今天,香港人不再笨了,
沒有鄉郊規劃
跟米埔及后海灣一帶一樣,南生圍在戰後都是濕地和魚塘。
但在這發展過程中,
從本地規劃歷史來說,我們只有城市規劃,而沒有「鄉郊規劃」,
南生圍可能是一個因國際保育協議而能夠苟延殘喘的異數。
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事故使然,當下已經成為不能割斷的本土,於是,我開始懷愐往昔甚至有沉迷傾向。
當看到一年前所寫的迷思在今日仍然廣為相信,一道屬於過去的永恆光輝引出了方向,提及我曾向過我的時代作出過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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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救救新界北新市鎮空間
[刊於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0-09-05]
若自殺只是感情、生活與工作的個人問題,上水天平的青年人連環在同一屋自殺,我們就不能否認這有可能是一個比個別事件還要複雜的地區∕城市問題。相比一九九八年至今累積了一百二十八宗跳樓及自殺紀錄的天水圍新市鎮,近日的連環六跳,令我們的城市意識到似乎有另一個「天水圍」正迅速形成。從一個地區角度出發,究竟這群「九十後」成長的新市鎮是怎樣的一個空間設計?這個隨時代變化的環境如何與當中成長的人有什麼關係?而現今事件與市鎮環境的轉變有何關聯?一切就從他們生活的現場——上水∕粉嶺新市鎮的空間談起。
市鎮新人類的處境
曾聽過一席話,使我明白新市鎮生活不只是關乎居住、吃喝、休憩和交通這種功能性的認知。聽過城市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韓國的演講,說他曾獲首爾政府官員邀請到訪,向他求教設計一個全新市鎮所需的理念。他以其四五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經驗,向官員點出了一個城市計劃進行時必須想及的六大原則,包括:
(一)這裏要有什麼的經濟模式(mode of economy)?
(二)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product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三)什麼空間形式(spatial form)?
(四)什麼社區關係(social relations)?
(五)什麼參與方式(participatory form)?
(六)什麼日常生活空間(spaces of everyday life)?
他說得對,我們要思考的是,現時上水∕粉嶺有什麼的經濟模式?現時的居民∕新一代如何謀生?區內的公共∕私人、活動∕居住空間什麼模樣?社群如何組織及活動,甚至透過參與改變身處的環境令地區變得更加宜居?或者在市鎮規劃中更要去問的是,香港的新市鎮計劃裏有否思考過這些問題?這些對我們了解市鎮內新一代成長的過程尤其重要。
觀乎在火紅的一九六○年代,也能看出港英政府曾觸及上述問題。為了處理當時市區密集的人口,以打破市民容易聚集及工會容易滲透的局面,政府從這種管治考慮下選擇了一種擴散式的新市鎮發展,將人口配置往不同區分,區內亦設置工業區(如安樂村),讓經濟上相對「自給自足」。畢竟,當時新市鎮的設立主要以管治而非讓市民享有生活自足為目的,自八九十年代工業逐漸衰落以來,政府已經沒有為他們重新構想區內市民的勞動關係,反而地產發展成為經濟龍頭, 「自給自足」的概念逐漸破產,純粹成為地理科會考試題的標準答案。固有新市鎮內的人口也成為向市區供應勞動力的場所,市鎮經濟的思考不再。於是,現時大部分年輕一代都是一種跨區的勞動,地區上自給自足的本土經濟是他們從沒有想像過的,至少在我接觸的天平居民圈子內。
另一方面,在新市鎮的想像裏,設計者直接以新規劃覆蓋所有現存地方,市鎮新一代的日常生活,與地區歷史並沒有承傳。自七十年代彭氏、廖氏與侯氏大量賣去上水及粉嶺的祖地予政府興建新市鎮,這些土地與人的關係和歷史頃刻宣布終止。而百年前主要由區內大戶集資花巨額而建上水石湖墟、粉嶺聯和墟這類市集,在新市鎮規劃圖裏已無需要扮演的功能,其中心亦為東鐵車站所取代。以往墟市扮演地區上生產及勞動關係的中介空間(如戰後難民會先在墟市聚集,地主及商人亦在此招聘農夫及工人),地區消息傳播及社區網絡的連結也逐漸在新世代褪色。新市鎮內的新人口,地區歷史的意識與網絡漸漸割裂,亦不會有透過參與或改變環境來解決自身問題,一種自主規劃自己社區的能力,亦不知從何說起。
空間與土地的分化
其實社區關係並不簡單地因這種割斷時空的規劃而破壞,公屋內的少年在走廊、公園及街道踏單車踢足球也能活出互助的同輩社群,這卻是不少「八十後」公屋生活的記憶。然而近十年八載,公屋的私有化令這類公共生活逐漸凋零,天平在二○○○年加入租者置其屋計劃出售單位,近幾年更加見到天平有業主放盤,六百多呎的單位間開三大房,最新那宗成交價達八十九萬元。從此,管理處開始稱自己做「私人屋苑」,安裝密碼鎖,禁止走廊生活,租客入住時間愈見短期,這些投機導致的社區分化與公共空間萎縮,是微妙又不顯眼,卻又是致命的。
建成後的天平仍是面對一大片粉嶺北的綠化地帶,石湖新村、馬屎埔一帶的農田與及大片官地,但先後都在一九九○年代中後期被發展商陸續換去發展豪宅。天平對出的三大片自然環境,與新界其他官地的命運一樣,逐漸被發展商以換地方式吞併,發展成奕翠園、皇府山及當地人稱為「鬼屋」(新世界一空置村屋群)的住宅區,而政府一直沒有將這些在一八九八年掠奪回來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的使用權還給公眾,土地窒息,呼吸活動空間愈見稀少。現時上一代還懂得透過地區網絡走進這一帶地方開墾荒田自娛,成長中沒有這些經驗的,他們只是純粹被新建豪宅圍起的孤島。
我在幻想,假如新市鎮內居民能在區內相對經濟自足,不用隻身到銅鑼灣打滾;社區意識得以延續,公眾生活得以恢復,空間管理與使用不再阻礙溝通與活動,天平青年會否是另一種模樣?
在區域融合下淹沒
這種新市鎮願景性的希望似乎已不復再,若還旨意這些因循程序、沉迷公關、相信翻新外牆就能活化公屋社區(整容可以醫暗瘡的道理)、雀躍於表面設計三選一的西九龍規劃的城市管理者,可以拯救現時新市鎮公共屋的景,短期內並不實際。
我還以為找到一個例外的關懷。去年年初規劃署曾委託港大一群慣用學者,研究天水圍的(失敗)經驗如何為上水∕粉嶺等新市鎮作借鑑,來回應民間指摘政府複製天水圍的指控。但是選定的位置,卻錯置了在天平一路之隔的粉嶺北新發展區——未來的一個新新市鎮。研究報告嘗試說明,天水圍新市鎮的社區問題是由於欠缺「私人參與」,使整個新市鎮被發展商壟斷而成;各種悲劇是由於公屋太多,未來應該要減少公屋的比例;報告內批評缺乏地區本土經濟環境。然而,政府有否想過侵蝕粉嶺北這一帶新市鎮的「綠化地帶」,會對現時新市鎮的社區帶來什麼衝擊?要避免粉嶺北變成天水圍之際,有否想過因為地區人口密度的激增而導致天平類近這類公屋社區成為另一個天水圍?
根據現時規劃署的諮詢文件,未來政府期望在此區沿梧桐河多造一個「河畔市鎮」,建議增加四萬八千人口,樓宇高度最高約為三十五層。天啊,究竟政府有沒有理會過現居此區居民的感受?急忙消滅人家在非原居民村落裏享有快樂的自主經濟生活來建立出處不明的「就業機會」,將地產商已大量囤積的粉嶺北農地轉為住宅用途給內地炒家樂此不疲的購入,屋苑景觀上的阻擋讓生活質素以至樓價的下降,刻意要將整個上水粉嶺一帶的新界北融化成深圳廣東炒賣的腹地,我們不禁要問,這個日夜只會惦掛十大基建與區域融合的特區政府,對於本地天平這類公屋屋的關懷去了哪裏?融合發展並不如承諾一樣對這些屋生活帶來希望,只形成社區分化與被社會遺忘。
似乎建議公屋欄杆加高,批評新世代軟弱無能,還有心理醫生說會「傳染」的導火線,真正刻不容緩的是要營救那新市鎮內日益消減的日常公共生活空間,一種社區關係、本土經濟的恢復,而在這個只想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時代,這普通不過的地區議程將會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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