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1月 28, 2013

鄉.城.家——貓的地理

[原文刊於第39期字花]


我不喜歡動物,哪種都不愛。我甚至不喜歡動物這個概念,總之動物不是我的朋友,我不歡迎它們進入我家,它們不會在我心裡佔任何空間,是完全地毫無位置‧‧‧或我應該說清楚我不喜愛動物,除了兩種例外:第一種是我的過去式,我從前愛它們,是因為它們有著幼小骨骼的形相與名廠皮鞋的質感。第二種是在外界,我指的不只是我家外面,而是真正的外界,就如樹林,或者更好是在南美的森林,這就可以接受,反正我不去那裡,但為何它們要來我這裡?
(Fran Lebowitz, 1986)

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運作使人與動物的關係史無前例地定型與劇變,無論是一種以消費邏輯形塑動物成愈益「可愛」的「寵物」商品,或者是與一種與人類世界斷然劃分的自然野獸想像,都在沖擊各種有異於這兩種主流想像的既有人類 動物的豐富關係。我們無從想像整個城市都可以是動物友善的空間,奈良的糜鹿在公園逗你喜愛可能已是可忍受的上限,否則動物就應該如這位憎恨動物的朋友般,定要將它們趕到國家地理頻道的節目裡。

於是,貓成為了一個地理問題。我們不只是遺忘與扭曲了在日常生活裡的屬於它們的地理常識,而且在都市空間的變化過程也甚少留意貓的生存狀況。以下我將會分享個人在鄉郊、城市與家裡有關貓的體驗,探索一下貓的地理。

貓鄉

從小到大與貓一直沒有太大淵數,最相關的,可能就是古晉這個我母親的家鄉。間中回到這個被稱為「貓城」的地方,見過不少外國旅客對市中心那個巨型可愛貓雕像的城市品牌相當偏愛,奇怪的是回鄉數次的印象裡,幾乎沒有在任何場合見過貓。

直到在新界鄉郊開始做的土地倡議工作,才進入過一些屬於貓的地方故事。有一個是從新田‧米埔隴的村民口中得知:在新田米埔附近,有片森林雀鳥數目稀少,附近居住的村民說,是由於樹林已於近年成為了貓的天堂。我還沒有機會考察,但村民定時在門口擺放剩食的碗,應該就是這些「野貓」家族得以繁衍的原因。一些除了錢什麼也看不見的當區原居民,數年前開始收地滅計劃與發展商串聯建門禁豪宅,而在旁邊已與人類世界共存多時的「野貓」社群,未來將可能引起一場慘不忍睹的「自然」滅絕。

這些在鄉村的「野貓」,似乎是一種視貓為從屬於人的「寵物」或者被視為完全屬於「自然界」的人的一道難題,而發生在馬屎埔的第二個故事,更加反映了這種無視的程度如何去到極至。

馬屎埔是一條在新界東北被地產霸權收地源村的非原居民農村,經歷十多年來的收地逼遷,戶數由七百戶降至不足百戶。在這個「鄉」變得愈來愈像「郊」的過程中,新聞報導精常見的是村民被告上法庭、收地抗爭與當中的本土農業生機,較少留意的是動物慚慚與環境變化的互動過程。

我早於三年前第一次進入此村考察,留意到村口有個腰彎得像鐮刀的傑叔一直在近乎粗放式的養貓,而貓在八成農地也被地產商廢置的村子裡按它們活動的地理範圍生活與覓食,於屋簷、廢墟、田邊、蕉林、草堆也見到它們的身影。有一天,附近村民家中空置的閣樓聽到有些動靜,發現原來有隻母貓潛入相對開放的村屋準備生育。它一直對人類保持距離,除了餵養時才能稍稍接近。一段時間後,又有一隻眼也未睜開的小貓穿過鐵絲網走入村民的家。整場囤地導致村內野貓處處的過程,相信地產商完全是無視的。非原居民村的村屋,原來容許動物活動的滲透性也相當驚人。當收地者以為透過盡力驅趕馬屎埔村民從以合理化發展的同時,馬屎埔的貓其實已經完全超越了人類的數目,成為更大的保育理由。

地產的邏輯,只懂不斷將空間切割。現在發展商為了製造荒地景象,積極將村內農地圍起數米高的鐵欄,將村貓連綿的生活空間切斷。無論地產商在囤地過程中綠地成為了貓的生活與繁殖範圍,直到他們要宣示產權將所有土地圍起,對於動物的生活軋跡,也從未在他們簡單的腦袋出現過。

貓城

早前深水埗重建區裡有提過貓與舊區的緊密關係,在油麻地旺角生活多年,我也觀察到這個半世紀前規劃的舊區空間,是一種對於動物的特殊地景。雖說九龍是一個殖民地時代因為不容許有少點集會空間故此建設得密密麻麻的區域,每一個街區 (street block) 較少人流的後巷卻能成為了貓的公共空間。

每晚約十一時左右,總有個神秘女人在廣東道後巷出現,在多條陰暗的巷間放下貓糧,餵給等了一整天的街貓。較多貓結集的上海街某後巷,亦是一些餐飲小鋪的年輕侍應將當天的剩食善用的好去處。我也曾經按圖索驥,將家貓剩餘的貓糧,再拿信箱內愛請客的政黨傳單接成紙盤,散放在油麻地旺角各後巷,半天過後就一顆糧也沒剩下來。我想在舊區生活的街貓心目中,應該都有一張Open Rice的後巷美食地圖。

還有,唐樓的屋簷天天也在上演高空Cat Walk,也是較少到油旺地區一帶朋友認為是事態嚴重的奇觀。

多年來貓的城市地理正在急速改變。當有一橦唐樓「被強拍」,容許表現的簷縫斷裂,它們的生活空間又多了一處盡頭。在透過「食街」(食去後巷的「地積比」令樓宇可變得更高) 而建成的新豪宅區,垂直綠化牆及落重鼠餌的康文署公園都不再能見到他們的足跡,街貓愈來愈「冇啖好食」。而這些城市空間改造對於動物生存地景的破壞,統統也從未計算過在發展的代價裡。


貓家

我家養了半年的大貓小貓一些「嚇人」的動作,也許比起以上的城鄉故事有著更微觀的啟發。剛收養時,有次明明是體弱多病的小貓,躺在了窗邊囇太陽實在把我嚇呆,當我剎有介事的叫喊時,把本來無礙的它也嚇呆了。而曾是街貓的大貓試過數次衝出門外,也相當令人驚愕,最後原來每次最多只會下三層樓梯,這似乎才是它真正的活動邊界,而非我的門口。

這種驚惶,是否反映著一頂以人類作為中心的空間想像與邊界的帽子﹖

穿梭過城、鄉、家三種空間,都似乎詢問著一個動物地理學的關鍵問題,動物就是應該放在所謂的「適當空間」 (proper space),還是由於我們太少關注野獸相宜的地方(brestly places)﹖貓是如何在城市與鄉郊活出了自己的社區﹖而它們的世界正處於什麼危機﹖什麼應該值得關注﹖

在本地的環境爭議中曾被形容過討論動物的缺席。爭取動物權益,是否也應從關注與認識動物的城鄉生存空間開始﹖動物權的空間轉向,或許是一種本地方興未艾的論述方向。

參考資料:

Chris Philo and Chris Wilbert (2000).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 new geographie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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