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5月 28, 2008

食物營養安全的距離

  已經是深夜了,無法寫一篇全面分析自己對明天在立會審議立法的食物標籤的察見,就簡單寫兩句地理人的筆錄吧。

  筆錄原因:社會科學對現代社會演繹「安全」一詞非常敏感,這往往就是政府在問題化的過程中,透過「安全」來對立地建構一種「危險」觀念的做事方法。等於基本法23條「國家安全法」一樣,因「安全」之名,建構一些「危害國家利益」的人和事。我們有必要認清這次為安全立法的危險之處。

  最愛打爛沙盆問到篤的人文地理,對食物安全的問題意識有三:第一、我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與食物產生距離,分不清什麼食物是危是安,需要一些「專業」的知識告訴我們食物的危險之處呢﹖第二、「食物標籤」是否一個合適的方法去解決呈現生產環境的安全性? 箇中涉及一個什麼知識生產的生態系統,影響我們對食物的認知﹖第三、我們描述了這種地理(距離、空間、阻隔)的問題過後,我們需要一種什麼的食物地理,才能以策安全﹖

  現代化學派會說,自從城市化,人口由農村走到城市,是一個進步及必然的過程。儘管與耕種與我們日益疏遠,城市人亦可透過各種「專業」、「理性」、「文明」的手段(例如立法、專業知識的生產),再與食物連貫一種新空間關係,例如製造代表了生產環境的字句、標籤,令市民可以重拾與食物的親密,程度甚至可比落後的以往更加深厚。

  與現代化學派若即若離的經濟地理學/環境馬克斯學派分析,會將「食物安全」理解為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食物與消費食物之間關係由一致(如在家中養豬)到分離(工廠負責生產、房屋負責生活)下,所產生的不信任結果。結論,可以是會預期一場推翻這種生產與消費之間異化關係的革命,或者是將這種矛盾關係推演作政府介入的原委,令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可以苟延殘喘,又或者,他們純粹確認這種資本主義的自掘墓穴,也是一種辯證、進步的過程。

  當然,還有學者會警惕我們知識與權力的關係。誰在定義知識﹖誰在將知識專業化﹖這些群體指涉著什麼的問題主體? 這種語言得出的見解,並不是說增加食物標籤就能解決食物安全,反而我們本身就是因為太過依賴食物標籤的專業知識,才會產生這種安全的隔閡與危機。這一種透過將生產環境簡化成一種客觀、可比較的成份表,過程涉及專業知識與商業利益的混雜,西方知識的霸權......

食物諸侯的政治

  故此,我開始相信一個新詞彙的客觀存在----食物諸侯。

- 營養師、化驗師等待已久,食物安全是他們的封號,專家形象是他們的食邑。

- 進一步的標籤成為各類西醫強化專業形象的方法

  可能你會想,這些亦無損立法後,防止一些「不法」的供應商在現行標籤制度下魚目混珠。

  我不否認是次立法可以阻止部分供應商現時偷天換日的行為,但亦不代表供應商可繼續在這個專家遊戲奉陪到底。而且,危險的地方在於:

1. 在更為深化的專業知識成為正統,成為市民認識食物安全的唯一時,恰恰就在取締著一種本土傳統知識。這些沒有能力參與這種專業遊戲,卻依存在另外一些有關食物的知識系統(如中醫原理、傳統飲食習慣),勢必與市民的關係更加疏遠。問題不再是食物由少規管底下的無安全到多規管下的有安全,而是一種安全取代了多種安全(s)。

2. 當供應商與化驗師建立在一種顧主與顧員的基礎上,專業為供應商服務,這種關係底下生產的專業知識,是否可信﹖到時,應該都不清楚,食物可能變得更「專業」、「術語」、「分類」更多。

- 問一個更加過分,反詮釋學的問題---食物標籤是否代表中國文明的衰退,愧對透過經驗實踐累積下來的中國飲食知識,嘗百草的神農氏祖先﹖



簡結

  愈寫愈覺得自己好像在問一些非常奢侈的問題,甚至企圖進論到我們應要有一種對現代性的反思,叫喊著與其繼續埋首相信「專業」的成份表,倒不如退後一步,思考一下在生產與消費、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也許,我是在問,在針對食物安全遭到再壟斷時,我們應該怎樣解放「安全」。

  街市財記的自製豬骨湯、大埔農墟的有機蔬菜,生產者與售買者都站在面前一個無法移動的攤檔,似乎比自稱有能力偵測所有食品來源而經常出現判上判後無法考據的毒菜與來歷不明的改名魚類那些商店更值得信賴。離開專業遊戲、取消了生產與消費之間地理阻隔的本土農業與本土經濟,也許是立法以外一個值得發展的另類安全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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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按捺不住,寫了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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