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 《中大學生報》2010年1月號）]
邊緣化一語來自社會學，常用以形容社會與政府對弱勢社群的忽視，使他們被主流「邊緣化」。然而，不知是誰的神來之筆，在近十年「邊緣化」語彙的使用，變成了形容香港不與內地融合之後要承受的惡果，為這形容詞的情緒由悲哀轉化為恐慌。雖然數量之多及其來源已不可考，以下嘗試勾勒現時這套「邊緣化」論述的來龍去脈。
學者密集式思想改造
這個用語在從社會學轉移至政治及經濟論述的過程並不簡單，它需要開山闢石、人海動員，甚至知識暴力。自2008年12月 《綱要》開始，「左報」集團開始鋪天蓋地散佈經濟論述，每天都強調融合的好處和不融合則被邊緣化。此時開始，不少學者都逐漸亮相「表忠」。呂大樂的《珠 三角融合的二○四七思維》， 躍過了現時融合過程內對政治經濟的探求，即理解提倡融合背後的政治目的；反而，文中要求我們對融合有「新思維」，要求香港人不要再回顧香港十多年來倒退了多 少，而是要預設未來二零四七年時「已經融合」，發揮固有香港人「醒目仔」性格 （新思維？），在此必然的過程中尋找上位機遇，取消了香港人選擇怎樣融合、融不融合等當下問題。
又如張炳良《粵港共融發展仍需克服基本問題》，在《綱要》一公佈之後，形容現時港人普遍的心態太多兩制的「局限」，太少一國這種「全國大局意識」，開始為香港人的思維「拆牆鬆綁」。
近日，更因廣深港高鐵的爭議令這種學者們需要加大力度「撲火」。譬如，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鄭毓盛在《高速鐵 路時代的來臨》一文，連他所專長的經濟學內對生產率及效率測算的探討也宣佈放棄，總之現在「大勢使然」，要「以可持續的視角，兼顧粵港融合的大勢。」忽而提出了「社會效益」作為財務成本以外的考慮，但對什麼是社會效益的定義也流於抽象。建高鐵是「環保」(工程語意上)、 「世界潮流」(某些世界)等論點全部在一文堆砌出來。
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陳文鴻，以往七十年代曾參與學運，現在則與中聯辦聯繫甚密。在近年不停在東方日報、商報及信報發表，是邊緣化論述的大旗手。他經常怒斥香港因兩制下的規劃程序及「大香港主義」阻礙了融合的速度。在高鐵事件中感到煩擾，流露出一種極右的法西斯傾向（通常以「國家集體」的理由取代人民需要）。在《反建廣深港高鐵兩大謬論》一文中，強調建造高鐵不應涉社會分配，理解城市規劃是「集體」問題，不應因中下層沒有受益而反對興建。然後更嘗試推論至他認為不屬於中下層使用的「大學、演藝學院、體育學院」也因此邏輯不應該興建。同時，文章試圖取消「發展為誰」這個社會學關鍵問題，不應將「集體」運輸系統「菜園村化」。於是，「人」在整個討論過程抽象化及集體化。（為何面對融合議題，報章就可以容許宣揚法西斯思想？）
還有更多製造論述集團與人士如劉迺強、薛鳳旋、中策組、智經……例多不再舉，因各種形式的權力關係驅使他們在集體大合唱。由此可見，「不融合就被邊緣化」不只是如鄭汝樺的 「孤島論」一樣這樣簡單而低手，它是經過本地勢力的「左右包抄」，一系列親政府學者以不同面向的論述所引致的強大圖象，一方面，他們保證了香港人對融合有 一種安全、預期、順從的認知；另一方面，他們也妨礙了我們對融合問題的獨立思考。
邊緣化因融合出現
若果不理會上述學者的怪力亂神，實質檢視香港形勢，邊緣化其實早已出現。不過，香港的邊緣化並不是由於經濟上開始被孤立，或者是出現所謂自我邊緣化，而是香港已經逐漸失去了為自己的未來作出判斷及決定的能力。回歸以來，香港愈來愈不能從自己的需要出發，去決定各方面的行政與規劃。
八、九十年代，本港資本向內地流動的時期是一環關鍵的融合過程。一些原本扎根本地的大資本家開始進入內地的過程中，不僅是從事生意投資而已，很多都與內地官員建立關係，已「更緊密」與內地合作。回歸後，這群率先北上的資本家由於其利益已經不再扎根本地，他們亦沒有必要來為香港考慮長遠的願景，他們甚至開始可以從高於香港層次的政治架構裡決策香港事務，決議香港各種發展或許是在京城某飯店發生。於是，愈來愈多一些香港付賬的發展並非從市民實際需要出發，會無故在偏離西部物流中心的新界東北拿百多億建一個蓮塘口岸，最方便的莫過於只相隔十多分鐘的李氏鹽田港能更舒暢地運一個個貨櫃進港，更加打擊本地的物流業。這狀況等同以往部份決議都是在倫敦發生一樣，最大的問題只是違背了一國兩制 (規劃自主) 而已，對他們並不重要。
另一班港人則發揮殖民地買辦性格，在回歸後立即將其技術知識往內地輸送，如史美倫已經為內地陪訓了第一梯隊的金融精英衣錦榮歸香港，為中國建立另一個金融中心作好準備，並已得到了政治上優厚的報籌。這些逐漸置香港本地優勢不顧及賣出的中港融合團隊，才是他們所說「邊緣化」的主事者，更不肯的是，他們亦是香港的管治階層。
零三年後，繼續邊緣化
這種香港自主性的揚棄或喪失，不僅由於不同首長的長官意志而異，根據政治理論家Adam Przeworski 所言，一個人要向另一個人施加權力，不是純粹靠威嚇就可令他者就範，首要條件是必須向對方建立物質基礎(material basis)的關係，使他必須在利益圈內考慮，才能有效勸誘、威脅等等。
零三年七一遊行以後，中央由守門口的角色改變成積極干預，逐步介入許多內部政策，包括不少政治議題、經濟模式及規劃大計。然而，為何香港這樣輕易就範？原因就是自零三年始，中央開始包裝CEPA 作為「禮物」，近來又稱內地股可來港上市，試圖在各方面開始建立要依附內地的利益關係網。現在《綱要》出台，香港暗中被要求幫助國家發展，產業要轉移(將港服務業北移)，大型工程幫助內地保八，協助前海成為「深圳的中環」等等。中山大學一位教授說得準確，他說你們過去受了這麼多中央的恩惠，現在就是要還的時候。因此，現時的邊緣化不是發生在抗拒融合的情況，而是出現在中央建立利益圈的過程中，令香港一國兩制底下政策自決的主體性喪失。
當一個城市普遍地形容自己正被邊緣化，邊緣化因而真正的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