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圖的死與生

近幾十年香港的城市發展，總帶有對願景冷漠的情緒。自文革以來，華人社會好像已將藍圖等同了文革時期的災難與痛苦，對此具有莫大的恐懼。加上香港回歸之後，董建華時代的香港大藍圖，又因其沒有好好思索實踐過程而遭到全面的拒絕。受這片失望的氛圍籠罩，藍圖與現實被理解成水火不容的對立，我們被告訴要放棄烏托邦的社會工程，要做好一個「務實」的香港人。

但是，儘管在整套城市發展模式失去未來方向的思考，地區卻在躍躍欲試，決意要把藍圖的價值重新提出。上屆灣仔區議會花了不少心思與力氣，成立藍圖工作小組，將灣仔未來地區藍圖放進政府架構的議程，與灣仔市民共同構想所嚮往的城市未來生活。聖雅各福群會亦在二零零x 年制訂了《21世紀可持續發展社區議程 – 灣仔版》，透過市民參與建築地區願景，令想像藍圖的希望再活起來。

是此《灣仔未來發展藍圖計劃》就是在這環境下衍生。受區議會贊助、與聖雅各合辦，我們的發展藍圖，絕不是一個所謂「務實」的計劃，我們亦沒有停留於空想。在推動實務之前，我們經常會先對一些重要概念作深入研究及討論，以致能更有脈絡地推進計劃本身。在想像之餘，我們亦與市民共同實踐，一步一步的深化與建構，發現市民心目中的理想城市(utopian city)。

正如英國地理學家David Pinder所言，烏托邦思想本身就是人的原欲(desire)。藍圖計劃，只是讓它在長久的禁鎖中更好地釋放出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