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地理的政治與高考地理試題題目

沒有地理的政治


　　昨日系內在明報出現有關愛國言論，不甚有地理觀，不代表地理學對事件的見解。內容不爭執了，意識形勢先行永遠是無法討論的一個困局，只是，文章一出，就知識份子與權力之間的界線這一方面，有點感慨而已。

　　朝反方向發生的，是政治地理學界的空間轉向。近年來政治地理學者試圖將國際關係與地理這一個有趣的議題「空間化」，引入新興的地理思想，再構想如果將固有地緣政治對地理的彊化想像解放後，世界會是什麼的模樣。某些新的理論框架，卻正正巔覆了固有以主權去作為討論問題的根基，亦批評了全球化下所謂政治統一的虛浮假設，倒是看一種多重尺度的政治(multi_scalar politics)，某一政治事件不僅只是關乎西方帝國主義來侵占第三世界國家，亦需要看清楚整套系列的空間尺度，包括國際上、國家上、城市上、本土上、身體上，之間的政治角力。

　　就中國近期所謂圍堵式的侵略攻擊，在下上星期已提出了一個地理的解釋，不再重複。內容以外，反而記得鄧生說過Edward Said的一番話，畢生難忘：


　　 "intellectuals as exile and marginal ... that tries to speak the truth to power."

而不是for/by the power.


高考地理題目裡可疑的「問題」



　　考生果然神通廣大，考畢未幾已經把試題上載網絡，的確係網絡新一代。一覽有關香港的城市地理議題時，一如既往，傾右發展思想高脹，甚至我會估連發展局局長林鄭，在看待這條題目，都立即變成左翼，與社民連同一陣線。

Set scene 都set 得衰過人：

"自60年代開始，香港已為建決房屋問題而建設新市鎮。但是，現今這些新市鎮卻出現不少房屋問題。"

請問那些"問題"何在呢﹖早前公眾在討論蘇屋、華富等60年代的所謂新市鎮(其實應該叫60年代的公屋做屋村)應否如政府的意思清拆重建時，空間開闊、市區連繫良好、有露台、環境宜人等規劃設計，令這些屋村成為了對低下階層適合不過的生活環境。政府在堪察華富村時也說結構良好，作為一個研究房屋地理的一員，我也不甚能道出他們究竟有何不妥，你卻要考生勉強地為它們製造問題﹖

　　當然，他的既定答案大家也心知肚明，不外乎是「人口老化」、「陳舊」、「設施不足」那些抽象論述。「人口老化」從來不是一個問題，是一種福氣啊，將老人變成一種「問題」去處理，然後想像未來如何「活化」地方，往往會得出許多不人道的結論。「陳舊」就算經過堪察的澄清，總有數字能辯稱它們的殘破，答案永遠是對的。「設施不足」亦是近期各界憤怒屋村社會問題時主要被發洩的對象，天水圍家庭紏紛是社區「設施不足」，就算蘇屋華富村的公共環境開闊，總也可以疑似是「設施不足」。

　　於是，建基於這些似是而非的問題，題目還要求考生提出建議：

"討論如何能解決這些問題及如何使新市鎮在日後可持續地發展。附以例子說明。"

可持續發展又成為發展重建的籍口，因此他很聰明地說是「可持續地發展」(sustain in future)，而不是「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人口老化」、「陳舊」、「設施不足」等必勝的語言說話，「重建發展」當然是終極結論。但是，他們好像永遠也不會認為屋村本身已經具可持續發展的元素，屋村內的人口能夠靠著廉價的租金與近市區之便，令一批一批的窮人能夠在社會向上流動，呂大樂教授也自命在蘇屋村長大，最後入讀港大成為殖民時代精英。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正不惑不解的我，問題何來? 現在有什麼「不持續」使我們需要「可持續地發展」?

治國、齊家、修身

集體人權的發明



多謝京奧，才有知悉原來大陸有人權專家，能夠在程翔胡佳、網路審查、西藏鎮壓以外，已暗地裡成功為中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從此，個人人權歸屬「西方」，中國地理的差異性使我們屬於適合享有集體人權，即集權。

天大的迷思：胡佳唔係正在維護緊集體權益咩，維護了個人人權唔係同時都維護了集體人權?


政府聯盟之類的「學術自由」



回到香港，我們亦走出了一條有香港特色的學術自由道路，擁抱中國國情，不求與世界接軋。林端麟回應陳太規管票站調查的建議，指她「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不能干預他們(親政府陣營有關係的組織)的「學術自由」。咁樣將學術政治化都講得咁理直氣壯，更說自己「實事求是講道理」，甚至話番你唔好將學術政治化，果然極富中國特色。

既然你咁關注「學術自由」，咁不如唔好剩係選擇性去關注民建聯、策發會同埋一堆可疑組織既研究自由，而家0係專上教育機構裡，已經幾乎肯定冇人唔相信回歸之後急速成立的教資會(UGC)冇對學術創作作審查監管。在剛剛完結的美國國家地理年會上，還要俾星加坡d地理學者 Lily Kong 同 Henri Yeung 批評我地香港學術界剩係識研究非政治化的中國內地發展，又冇本地研究，學術熱誠淹淹一息。林D8，不如你都幫下手捍衛一D 最ordinary 既學術自由丫，或者，唔出聲已經好感激，Thanks！


All the Geography I Know is from Facebook



如上以上兩種現象你沒有發覺，其實都疑似幾乎可以肯定香港的地理科教育係失敗的，雖然唔會話低b到冇能力可以戰勝街機標籤式的地理意象教育，但是亦學生未必唔會覺得非洲係一個國家。

都係自己去玩多d Traveler IQ Challenge，或者加入study group讀下書算了吧。

做人別逢西必N --- CNN 與 國族之間的傳媒景觀

　　原本星期日最理想的活動是評呂大樂的怪論述，但是我發覺近來有許多有十分狹隘的國族主義的朋友太不愛國，他們一方面以為自己很愛國，另一方面，卻又缺乏對中國政治的地理常識，故此今天想談談奧運的媒體地理學。

　　在此全民皆兵非黑即白的局勢下講這番常識出黎，都預左被人踩場。我不寫大批判了，主要的論點，其實已經由李照興大致點出，要算帳的就去找李照興吧：

「對西方傳媒及其與政府的共謀確然要保持戒心，明白到掌握話語權和新聞論述技巧的重要性，比報道「真相」本身，在這時代可能更重要。但該等學者[Edward Said等] 所持的價值觀，仍是一套勇猛而獨立的思維，是先經歷西方新聞自由傳統而發出的真切批判。但這似乎在價值觀失落的中國，並不是那回事。」

　　想介紹的，是近年新興一門專研究媒體與空間之間關係的地理學派，這對認識整個媒體格局及影像生產十分重要。它們主要吸收了Henri Lefebvre 空間生產理論的研究框架，將影像的生產理解作不是純粹中立(non-neutral space) 的空間結果，反而，空間往往是一個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建構的過程 (space as a process)，如用李照興的話語，就是話語權和新聞論述技巧的空間性。

　　這次CNN事件，我們除了可以評價似乎代表了真相這一影像結果之外，亦要注意今次中國政府如果在媒體策略上處理的過程。唔認為要study 過程的朋友，都唔可以當中共中宣部裡面個d中宣部輿情局副局長、「新聞閱評小組」組長死架bor，不去肯定他們普遍的存在，實在是太大不韙了。

　　如果從空間作為過程的角度出發，我們可見看到是次中國政府十分著意如何在媒體frame整件事。由第一天開始，有關西藏的新聞已經被完全的封鎖，所有報導突然就似在人民公社的早會上廣播。



　　事前各種消息封鎖、驅趕國際、香港及某些內地傳媒的舉動，已令中國在媒體上處於捱打狀態。途中遇上了CNN，正好給中國一個黃金機會，透過中宣部一如既往的媒體策略---鼓動民族情緒---讓整個事件的關注點由西藏+中共鎮壓+沒有媒體自由，轉移至媒體+西方霸權+濫用媒體自由。整個過程，是由出動國家主席去對負一個幾十年來不嬲都係咁講野既CNN傳媒仔，站在新聞部上猛烈批評西方霸權，然後死追不放來體現的，雖然有d 大蝦細或忽然發火(CNN不嬲都係咁架wor，你唔係今日先知下ma)的感覺，但是仍然能夠獲得一大片紅紅的勝利。傳媒景觀，就此如季節更替。

　　畢竟，中國舉辦奧運，也不過是為了增強國族身份認同罷了。

　　認知這影像空間的生產過程猶關重要，可避免只看到政府給你認識那國際尺度的「西方媒體侵略」，卻不檢討一下國家尺度裡中共如何透過媒體去frame 這次事件，很容易就被中宣部納入了它整個媒體策略的圈套，在迷失一個地理的全景視野下變成了一個「一百步笑五十步」的國族主義者。

　　李照興亦描繪了中國網路世界是一個在國家監視下的「自由」媒體空間，進步左派如程翔寫文章直諫中共要被判入獄三年，內地憤青在網上鬥言論激進發起示威遊行則只遭到提點，故國內同胞的情緒在媒體結構局限裡還可以體諒與理解。但是，香港話哂都係「亞洲國際大都會」，除左文匯、大公、星島、東方、太陽、商報、都市、明報(有時)、無視、亞視等失去對政策批判性的媒體，還有其他報章及網上的渠道可以認清現在整個國際及國家媒體的地理景觀，我們已算是中國國度內最有自由及能力去理解整幅圖像的一群。但是，香港仇視西方媒體的情緒高脹，什麼也彷彿不可討論了，再容不下這最簡單的媒體地理的認知，這不是地理學者才需要懂的知識，這應該是普遍人也要明白地理常識呀。

　　讓我rephrase 一下李照興的引文。不是說CNN等西方傳媒沒有問題，不過那是不是就等於我們可以以一百步笑五十步，變成了歌頌及唱好奧運呢﹖在中國這個國族/西方的二元框架設計下認識，我們勢必犧牲了正大量地被以言入罪的國民的人權、媒體自由等這些所謂「西方價值」。現在在說愛國的朋友可否想清楚，你們是否願意加入成為整個政治計劃的共謀﹖你們的主體何在﹖

競猜現代術語

「現代術語亂用詞組的情況猶如小孩堆砌Lego積木。就像Lego積木，字眼任意組合在一起，支援著最浮誇的建築。它們沒有內容，但卻有種功用。這些詞彙從處境內被分隔，它們是最適合被操縱的一群。」

引自Wolfgang Sacks, (1992),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猜猜段落在指涉(些)什麼術語。hints: 它們近在咫尺。

市區重建的人文地理觀察

　　聯校地理學會可我索文，索了我兩天，就當讓學生認識一下人文地理吧。

　　還是專心做自己的研究了。

市區重建的人文地理觀察

文：陳劍青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相信許多同學正在從地理科學習香港的市區重建(urban redevelopment)，然而，你有否曾經想過，明明市區重建是有關社會學(如社區關係的研究)、心理學(社群面臨重建時的心理壓力)、建築學(設計新穎的現代建築)、或者經濟學(重建過程的成本與利潤)的學問，卻為何是一項地理科的議題﹖地理，對於市區重建這個熱門議題來說，可具有什麼切入的角度﹖它的重要性何在﹖

其實，人文地理學界對理解市區重建的衍生、過程與箇中矛盾，已有十分完整的討論，或許是因為中學的課程所限，令這一門完備的地理學問顯得零碎、偏頗，未能有效突出市區重建中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就此，以下希望透過一些舊有會考試題的檢閱，帶出一些同學在學校裡或許從未想及，認識市區重建的地理視覺，就算不能幫助考試，亦可以課餘參考。

重建可以預期﹖

2003年的會考試題卷二內第55條是一條有關市區重建的考題。答案標準得很，對，我們可以預料X地將被「重建」。答案，我們被教導是B。

不管答案是什麼，這個問題所帶出的訊息是，城市發展是可以預算的。我們能夠靠著地理模型的先驗性，估計到何時(time)何地(place)有什麼發生，包括市區重建。不過，城市真的可以預期嗎﹖它基本上可以，但預料只能存

在於一個為中學學生所廣泛認知的芝加哥學派空間模型 (Burgess Model)的模擬城市內。此模型說，重建「是可以預期的」，它能根據地租(rent)的動力「無法避免」地將會出現於模型裡的X地。城市的結果，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想必，這條題目應是在這模型的框架設計的，但這恰恰遠離了現實。人文地理學裡，經濟地理學家Neil Smith是研究美國市區重建的佼佼者，他曾在80年代寫了一套地租理論[1]，去解釋資本主義城市底下市區重建的衍生。其中為人熟悉的概念，就是地租差距(rent gap)，概念指出若果某一個地方建築物的經濟租值及拆

卸成本，低於這座建築物所佔用土地的價值，市區重建對尋租者或發展商則有利可圖，市區重建便有可能出現。但是，就連這位學者也相當清楚，地租差距只能算是一個指標(indicator)來預計市區重建的出現，現實仍是根據特殊政治、社會、文化環境來決定會否重建、如何重建或重建成怎樣。未來充滿局限與可能，但從來都不是「無可避免」及可以預料的。

當人文地理學者研究市區重建時，語境(context)是不能或缺的關注點。所謂語境，就是不同地方的地理差異(geographical difference)，按著某地方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人、事、物的相似性或差異性，各地城市發展都會呈現與眾不同的地方，沒有一些普世的標準。

現時在歐洲，市區重建主要是一些大型的重建項目(mega-project)，由一些公私營合辦的機構推動，為了符合遊客的「訴求」，重建後的建築並沒有增加本土特色，布魯塞爾沒有布魯塞爾的建築，反而變得更歐洲化(Europeanize)[2]。在美國這個較為市場主導的國家，市區重建表現成為一種所謂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過程，戰後大規模的市郊化(sub-urbanization)，令內城區日益凋零，期後被許多喜愛都市生活的獨身中產、同性戀群體、優皮士(yuppies)逐漸搬入佔據，慢慢由他們改造了建築本身。

而在第三世界的民主國家，許多內城重建更與政治架構勾連，例如拉丁美洲的內城區都由大量木屋所佔有，由於他們的存在已有一定的歷史，當中的居民已經被賦予了身份及選舉權利。故此，市區重建的清拆便會對原有的政治團體造成根本性的影響，在這些地方的市區重建幾乎不可能，或者是純粹出自政治的考慮。又例如，在印度大城市孟買(Mumbai)中全球最大的寮屋區達拉維(Dharavi)，基於當地有很強組織能力的團體，重建後許多土地都會改建造公共屋邨，讓原來居住在寮屋的居民可以「原區安置」。試題的答案在印度的語境，是C而不再是B。
參照了以上世界各地市區重建的個案，都顯示出我們並不能夠用一個(西方)城市模型就能斷定一片土地的未來，因應各地方的地理差異，市區重建的出現及過程亦有所變化。故此，要明白市區重建的來龍去脈，抽空了語境，我們註定無法真正認識。而我們現在所學習有關市區重建的知識，有否按著香港特殊的語境去考量﹖

甚至，我們在相信「市區重建乃可預料的既定事實」的同時，很容易就扼殺了我們對城市空間的創造力。若果有留意灣仔區的發展，你可發現有些地區藍圖計劃正擬於皇后大道東一帶的舊區規劃發展中，建設一些廉租屋，來照顧當區低下階層的需要[3]。不只是印度可以是C的，我們也可以。許多城市地理學者經常會問一個經典的問題：「為什麼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想像在山上建造一個新城市呢﹖」[4] 城市的未來，從不是由為模型底下必然可預計的產物，往往是靠著我們雙手參與共創的結果。

重建因為衰落﹖

在市區重建的認識裡，對香港特殊語境的考量，我們可以說有，亦可以說沒有。如有，我們也經常把市區重建的原因訴諸於「地少人多」及「城市衰落」。然而，市區重建的原因又是否這麼簡單﹖

且看看考評局在2003年問了些什麼問題：

這反映了現在所期望同學學到的，是城市衰落就是市區重建出現的原委，因此，政府順理成章成立了市區重建局(前身為土地發展公司)，協助推動市區重建。不過，對於了解80年代以後的香港城市發展的人文地理學者，卻有另一番見解。

首先，對於香港舊區來說，城市衰落(urban decay)其實是一個不太公允的形容詞。之所以謂之衰落，其實是指一種自然的現象，意即城市景觀在形態上及功能上失去意義，逐漸被汰舊換新。這的確在美國許多舊城區可以找到，但是這代表香港城市有出現過城市衰落嗎﹖

筆者作為油麻地咸美頓街的街坊，以個人的生活經驗而言，並不認為現時住的舊唐樓有所謂「衰退」的情況。已有50年歷史唐樓內的閣樓是我第二個家，除了去年中牆身發生過一次小規模剝落作為唯一的缺點，附近整個舊區的空間組織連繫與社區網絡是相當緊密的。樓下許多檔口跟人有說有笑，街道熱烈，公共性很強，士多鋪老闆的孫子終日在行人專用的廣東道繃繃跳著。住在舊區，至少能有機會認識與你身處同一種地理的人，實用面積大及用途不受管束。我個人完全不能理解為何這個形態上及功能上也相當全備的社區，會被人理解為「城市衰落」。

根據一些的地理考察[5]，最有可能出現「城市衰落」的，所知的或許只有部分觀塘裕民坊與個別灣仔舊區的地方。觀塘裕民坊有些唐樓的確建築物殘破，不少業主亦已在90年代中移民外國，物業亦多年沒有維修。不過這卻不是一個自然產生的過程，其實是由於當時的土地發展公司早在80年代已經公佈重建的消息，嚇怕了本來會花錢維修的業主，於是才有建築物欠缺維修的情況，「衰落」來得一點也不自然。而灣仔舊區，物業的失修的確是一個問題，尤其是年紀較老的長者。但是依在下的訪問來看，灣仔的老街坊往往需要這些唐樓式的設計，在樓上樓下發展家庭網狀，方便維繫家庭、照顧小朋友及長者；一些老街坊就算是經濟條件轉好，基於情感及人際關係的緣故，亦不會謬然搬遷。雖說建築物變得陳舊，但是舊區在功能上反而更形重要，成為長者賴以為生的依存。

「城市衰落」這個詞彙，似乎經不起人文地理的考驗。若果我們不能用「城市衰落」來解釋當下的市區重建，究竟什麼才是真正導致市區重建的原因﹖

香港重建的原委

市區重建的本土研究不多，幸而也能找到一些人文地理的觀點，有助闡釋其背後真正原因。

其實，不少香港的城市地理學者亦曾提出，要學習戰後香港的城市發展及市區重建，第一課必然是土地問題。尤其有不少華人資本家在動盪的時代趁低吸納英資的土地，初步確立了地產商在影響香港城市發展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工業資本也在80年代以後透過所謂資本環道(circuits of capital)，將資金大規模從工業轉移至地產，令香港城市各領域的發展都在地產商的壓力底下進行。因此，80年代開展的大規模重建，就可理解為政府要安撫地產商對土地訴求的舉動，透過土地發展公司的成立，使用公權力將大片土地回收並且售予它們。發展商對土地渴求，才是香港出現重建的原因。

　　若果從文化地理的角度看，我們甚至可以把市區重建看作一種管治者抗拒城市公共性(publicity)的其中一項策略。如本會其他城市研究所指，在殖民地底下，管治者就是恐懼公共[6]。以往透過清拆，現在則透過市區重建，將能夠產生公共性(包括聚集、聯繫、組織功能)的房屋空間一一掃空，當整體社會達到高度的個人化，社會便能「安寧」。從十九世紀能夠發展成一些為自己爭取的零碎網絡的太平山木屋，到戰後亦能在走廊及空地建立聯繫，最終演變成了爭取的力量，成為六七抗暴的底蘊的臨時房屋，直到今天擁有很強公共性的利東街[7]，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城市的公共性，通過房屋空間的清拆與重建，得到有效及循序漸進的消滅。於是，市區重建不只是經濟利益般簡單，它還可以解讀為恐怕公共的管治者的城市管理策略(urban management strategies)。

總結：開拓視野的人文地理學

以上各種人文地理觀點，重要的不是給你單一既定的答案，相反，倒是企圖提供一些新的視覺，讓你再度思考同樣的問題，是否只有一個既已、必然的答案而已。

文中討論了市區重建並不似是可預期的現象，更不像是由於「城市衰退」順理成章的結果，它還有一籃子的人文地理知識在背後，正等待著大家發掘。

就算如何不實用、不認同、不明白也好，請也試將以上這些人文地理學的觀點放進腦內的雷達，不單只是「市區重建」的議題，其他諸如「公共空間」、「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等等現時熱門的概念，都可以從人文地理學再度認識。歸根究底，地理本身就是一門開闊視野的學科，責任從來都是為了讓人更全面地認識事物，這是超越現代社會只著重表面的寶貴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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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論見於其著作《都市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 of the city (1986)及《新城市前沿：士紳化與恢復失地的城市》The new urban frontier :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1996)。

[2] 見研究歐洲重建的城市地理學家Eric Swyngedouw的著作，《全球化的城市：歐洲城市的經濟轉型及社會二極化》The Globalized City -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Polarization in European Cities(2003)。

[3] 詳情可參考由灣仔區議會贊助，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及聖雅各福群會合辦《灣仔未來發展藍圖計劃》的報告書。

[4] 可參閱David Pinder Visions of the city : utopianism, power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urbanism

[5] 本學會在2004年至2007年間，先後在香港各地進行深入的城市地理考察，主要關注舊區重建、公共空間與新市鎮的規劃。而觀塘與灣仔區是我們其中的一些考察重點，其餘地方包括荃灣區、天水圍、深水埗、沙田、尖沙咀文化中心等等。

[6] 詳見明報 世紀 《從利東街談「城市的權利」 特區政府也「恐共」？》 2007-12-11。

[7] 已在2008年1月開始清拆，現已全部拆毀。

完全流動呂大樂

　　不想跌入梁文道泛起那「去留」的討論，老實說，我不是文化人，人人也有文化，故難以觸摸香港所謂「文化」發展的來龍去脈。當然你硬要將文化簡化為普及文化，則另當別論。而且，這個辯論彷彿已經掉進一個明顯的陷阱——梁生明明在探究某一類人是去是留的問題，忽以將話題，更新成討論香港人是否因為「恐共」才如此這樣。等於宿生在批評舍堂管理處侵犯宿生在互聯網上的個人私隱時，反被他者轉而批評他非法下載。「去留」論述迂迴曲折，奇怪至極，在此話題裡，還是不宜久留，否則今天則會輕易被讀書人略化為恐共、或者二元思考。

　　以上的我真的不想討論，但今天在明報刊文的另一位讀書人呂大樂，卻自稱以「旁觀者」的身份挺身而出，借「評書」說「去留」、借「去留」繼續鞏固他自己的研究，我倒希望與他較量一下。星期日冇野做，似乎評呂大樂還是個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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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人文地理學有一條幼小的分支，叫做人口地理學，正正就是涉及現在由呂大樂泛起的世代論(cohort studies)的學科。唯獨本地大學的學者，一般都是以「人口地理學」之名去做量化研究，用模型計下中國人口分佈趨勢，計下人口與資源的平衡。所以，找到一個教授願意做香港人口研究的，已經偷笑，並不能奢求他們可以為本土帶來一些啟發性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對呂大樂在這個層面是表示欣賞的。

　　但是，他的表述往往令我感到驚訝。可能自己地理出身，很留意呂生在分析城市問題時如何表述空間。尤其這一句，他竟然將香港想像成完全流動的領土，把香港人當作遊牧民族，人口的地理流動視作平常：「香港是一處中門大開的地方，跑出去，走進來，本來就是這個社會發展過程的重要環節。」這一點對於正在重新建立本土論述的人固然不滿，而在學理方面也不見得有充分的理據。

　　舉一個簡單例子。記得小五小六(回歸之前)的時候，在小息時聽到有位同學的家庭在計劃移民(的可能性)，就貪得意走去問阿媽：「就黎回歸啦，我地會唔會移民去外國架。」我媽媽的回答，彷彿就在給呂大樂所想像的流動城市一個穿越時空的回應。說話簡易而直接：「有錢人就可以諗下，冇錢邊度有得諗﹖」或許，這種隨意跑出去，走進來的諗法，從來都只是一些屬於中產階級以上的奢侈品。

　　呂生將這種中產的流動性，等同了香港整個社會不同階層的空間性，進而Normalize去留為「平常事」，以學者的身份淹沒了草根的存在。草根之所以為草根，就是它們的流動性低，扎根土地，一方面受經濟條件而動彈不得，另一方面他們又為本地貢獻勞動。把某類階級的空間特性等同了整個社會的特性，使中產話語在階層之間無限擴張，是我們閱讀呂大樂文章時需要提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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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文章的討論有點混淆了時空環境。明明我們(梁文道謂之「最後一代香港人」)在討論現時社會局面下的去留問題，他卻表示只知道「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老一輩百分之九十九是來自內地的移民」，然後，籍著這上幾代老一輩的時代環境作論據，立即收結說「我通過他們所認識的香港，從來都不是一處與周圍隔絕的地方，而香港的文化更是吸收了其他地方的不同元素的結果。」這種時空不變的假設似乎有點偷步，雖說我們還好像未脫離殖民管治，但是我們現在還有抵壘政策嗎? 我們現在還可以自由出入邊境嗎?

　　當今的社會我們面對著新的邊界與地緣，以前的開放並不等於今天的開放，若果硬要以前幾代的歷史地理環境來斷定香港人本身只有去沒有留，這恰恰就是許多香港社會學者假設地理狀態不會與時俱變的平常結論，此乃平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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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說，展開對抗革命戰爭的源頭並不在我。我，只是在強大的社會再定義鬥法之下一個反革命份子而已。似乎呂大樂真的很想打一場階級論述戰，透過將中產的論點正常化及全面化，使中產經驗列作香港歷史的正統。但我們要想想，如果我們真的要將高度流動性歌頌成香港人的核心價值，which is，引特首語錄，只係一小撮人一時一地的歷史，我們需要慎重考慮的是，這種隨口噏的大樂秘笈裡高流動的人口特性論述，是否我們值得擁抱的地理與歷史? 這能否有助我們建構未來空間的希望?

　　此城的土地凝滯而流動 / 市民隨手勾上固若金湯的巨塔 / 集體地 / 充當皮膚疲憊的呼吸

利東街一片空

　　星期三當天發生了一段小插曲。鄧生與我經過到灣仔區議會開會，順道經過了利東街時，發現全都拆毀了。市區騰出一片大空地，其背後的氣力、動力、壓力足以讓人心寒。

　　我駐足在入口位置要拍一張相，面前地盤的管工立即指著我大聲呼喝：「喂！做咩呀！唔准影相！」

「哩度係公共地方黎wor。」

「哩度係地盤，唔准影！」

　　當刻腦袋裡浮起了時代廣場的影像，不知不覺笑了出來。相反，在旁的鄧生忽然變得很憤怒：「做咩唔影得呀，我係要而家影！影完唔用都要影！」於是一手就搶了我的相機，影了一張。

　　在那天之後，有灣仔利東街街坊May 姐、徐叔等陪同下，在皇后大道東邊入口影相好像無人干預。May姐話：「你地影相叫我嘛，有我地0係度任影都得。」我們拍了一張團體照，不知以什麼表情的。

韓國人與重建

　　陪了班住房研究所的韓國人訪問市建，因課堂及錯綜複雜的上環地理而遲到，中途切入會議。他們用了一間200人的會議室來招呼我們6人，一張C型桌子的口對住螢幕，置於房間的中心。我們就坐在一旁做學生、聽說話。

　　他們的一些對話，使在場的我們都為香港感到蒙羞——當韓國人問到市建在重建過程有沒有市民參與，大大粒竟然在充民主，說他們有諮詢區議會及有個Advisory Committee。然後班韓國人立即澄清：「我們是說有沒有市區重建中，有沒有一些規劃師與市民一起合作規劃，來決定未來的重建。」當場令所有公關語言的魔法舜間瓦解，無稜兩可的「以人為本」又成為討論的休止符。

　　原來在南韓，市區重建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韓國人透露，這些重建在六七十年代開始大規模進行，在城市內山丘上的木屋成為第一批清除的對象。當時，南韓面對的是一個強權/極權政府，每一次的重建都是暴力清拆，警察掃蕩，將地方完全移平再建。什麼是城市居住權﹖沒有聽說。其後到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抗爭最終令政府讓步，只要你的房子被重建，他們便會grand你公屋選擇權、grand 你足夠賠償。雖然不知道那些照顧在操作上是否能夠很好對待重建戶，但韓國人肯定的是，業主很滿意。這就是有云民主政府接受市民意見的年代。

　　至於租客，韓國人說他們在重建中還存在許多問題。譬如在重建時，發展商必須跟從指引，預留土地興建一些公屋來照顧原區的低下層，但往往因為租金對於低下層還是很貴(已經低於市值)，他們往往被迫遷往城市外圍再找生活空間。

　　韓國人原來是嫌這種模式不夠好，建公屋仍然不能充分照顧，民主政府需要自我完善，因此來這個先進的亞洲國際都會取經。最終不知取了什麼回去，亦不知有什麼結果，但倒頭想想，我們可否也從異國人學到了香港「地盡其用」的迷思，可以如我們灣仔報告所倡議的，在利東街及皇后大道東附近，建設公共房屋給城市低下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