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民主黨的年青投降城市主義

　　並沒有問叮噹借時光機，都可以透過這幾套選舉宣傳短片裡預知未來4年立法會的(不堪)情況。在接棒的需求下，民主黨出現了一幕很突兀的情境......短片被批判一群麻甩佬無故跳起及歌曲抄襲鄭秀的x檔案。且看他們如何闖出新世代：



老實說，我第一句已經忍不住狂笑：「我地已經準備好將香港人的心願向中國直接反映」。

第二句食字也未免食得太爛貨：「好似書城咁樣提供樞紐的作用」。

但是，總的來說，民主黨的訊息是，我們已經突破了尺度的界限，甚至可以跨過曾任權這個城市仔的首長，直接連結中央。

　　注意的地方是，它所謂的中港關係，其實涉及三個城市想像的方法，包括1. 大香港主義、2. 香港本位主義、3. 跨地區/大中國主義。前者(1)是往往是相信後者(3)的人大力評擊的對象，鼓勵香港必須放棄一路以來的自我中心態度，未來要講求區域合作、融合，儘管我質疑大香港主義想像方式根本沒有普遍存在過，意識只屬某些希望在論述上打破香港與內地城市地理阻隔的利益集團獨自想像出來的劍法。最後，回歸數年來的反覆定調，跨地區想像已經宣佈勝利，在我整個中學生涯都被老師叫我們準備執包袱翻大陸。

　　似乎，民主黨對這些論述沒有充分的分析，就uncritically 完全 adopt 後者，提出它所謂的「中港視野」，其實底蘊，就是連城市自身希望怎樣、應該如何發展等香港本位問題也簡略過去，直接將香港放在泛x泛y的定位，應該如何配合整個區域格局的分工。非常社會主義。藍色的現代主義高樓大廈，它還企圖為香港勾勒一個悶蛋的中國城市面貌。

　　真的很想多問一句：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是否代表老邁，承認阿爺定律就代表了年青? 差勁的城市想像，加之以年青概念的混淆，這套短片宣傳，真很有倒米、利益輸送給其他政黨之嫌。

立法會選舉的城市表述之一---公民黨的「公道」

　　如果還記得起公民黨Rap歌，大家就知道今場立法會選舉左中右都一致都講求「年青活力」。各政黨短片內那些專業形象、遊行街道、集體跳躍的呈現，都似是基於怕被批評為老餅及傳統的恐慌感底下共同追求的新面具，意圖代表青年與吸引青年(一問，究竟青年是否今次選戰的主戰場﹖這仍非常值得相榷)。唯獨年青的形象背後，究竟蘊/隱藏著什麼政治綱領、解決良方，與及我較有興趣的城市意識﹖

　　且先看公民黨之謂公道(civic way)：



觀乎此，儘管拍攝帶來新角度與驚喜，亦不難發現公民黨正重覆著既往「禮失求諸野」的泛民主邏輯---由於這個城市的管治「失序」，許多事情都變是不公道，於是，我們一群專業人士投筆從戎，以「捍衛」香港價值為目的，建設一個公道的城市。

　　故此，它們相信各種城市症候，都始於它們所定義的「不公道」，民主、機制的捍衛是解決問題的處方。例如短片內一些話語：

文化保育：「這個城市，我剛剛才知道什麼什麼是集體回憶，但許多值得保留的建築已經又拆又搬，難道政府想我們集體失憶﹖」

城市發展：「維多利亞港就來變成維多利亞河了，天空很窄，空氣常常讓我哮喘發病。」「兩邊的樓房愈來愈高，卻不是建給我們住的。」

都市管治：「月入十四萬﹖年薪十四萬已經很好。我可以報名嗎﹖」

　　這些城市問題，編織成公民黨一條公道的道路。但照我理解，公道的城市與公義的城市，還有一段距離。「公道」所指的應該只有程序公義，而文明"CIVIC"內包涵的現代性、殖民性，不涉及程序問題，可以擱而不論。另外，它未有考慮過不同種類的公義，諸如分配公義(Distributional Justice)、地域公義(Territorial Justice)......對公義的討論及想像力還是很弱、很弱。

　　70年代福仔與毛派的激辯，都探討過相類似的問題。按福仔理解，現有的程序(如法律制度)往往帶著舊有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對意識形態作反省，只強調程序法治，難以避免讓固有的意識形態再度佔據程序，足以令它們本身所期許的公道/公義/公平扭曲，或繼續存留(perpetuate)各種不公義的狀況。

　　當然，對一群主要是大律師背景的政治人物，要求他們反省或否定幾十年來的法律學問，再學習一套新的社會理論與概念，似乎過份奢侈。

論文撮要---香港可持續發展十年來的空間政治

　　由於字數局限，中文版不多處理權力概念及理論問題了，還是好好欣賞一下特區政府的傑作吧。

香港可持續發展十年來的空間政治

　　近年來，人文地理學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探索方法有著廣泛的討論。新的研究方法已不只停留於政策分析及經濟/社會/環境等問題的個別研究，同時，不少地理學者也開始明白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及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對理解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意義 (Drummond and Marsden, 1999; Becker and Jahn, 1999; Harris, 2000; Krueger and Gibbs, 2007)。的確，在現實裡明白可持續發展，無論就它的來源(從聯合國1988年波特蘭報告開始)、傳遞(聯合國的推動機制、國家與城市之間的角力)與實踐過程(把概念重新翻譯﹖改造城市生活空間﹖「環保露台」﹖)來說，都涉及社會理論裡各種核心話題，比如階級、管治、「全球化」、權力、身分等(空間)概念。

　　本文旨在以Allen(2003)權力/空間的維度，勾勒十年來香港可持續發展的推行，無論在背後的推動、實踐各種步驟，並不止於官方「為了我們的未來」的簡單解釋、亦多於民間這種純以政策角度去評價政府推廣成功或失敗的說法。透過檔案分析及相關人士的訪問，本文提出，對剛回歸的香港來說，可持續發展同是一個由內而外(inside-out)及由外而內(outside-in)的權力形式(a modality of power)，是特區政府專為建立新社會管治，一種不講社會矛盾只求合謀的共識政治；亦是受中國致力在香港推動再國族化，作為一個中國城市需要奉行的概念。此外，由於回歸以來出現至少兩類炯然不同的管治性(Governmentality)，對在空間管治上可持續發展的挪用產生莫大的差異。由早期董氏政府原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積極性的共識政治，透過「市民參與」及部門的建立，方便既有公共政策及管治的推動，直到數年後管治及施政的日益失效，令政府部門(不包括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概念的推動愈見消極；隨後，更演變至在強調權威統治的曾氏政府下，可持續發展部門由於與民間擁有空間網絡，成為政府眼中有「動員能力」的「野獸」，統治者並以各種空間策略，消散可持續發展部門的權力功能。

當可持續發展變成一頭完整的野獸

　　我不得不再次信服批評的力量。近期才知道，數個前市建局首席規劃建築師，都是被我們學術及民間團體罵醒的。他們在土發/市建當官時，大都完全不理解市民及學者那些說法的相關性，經常參與一些workshop與conference，試圖向公眾說明白他們的理念。在幾乎每次都在這些公眾場合被責罵之際，他們開始發現，原來他/她們的想法才是問題所在，辭職後還積極地批評現在市建局的工作。其中一個就是人靚聲甜的YY龐，自任命為土地發展公司首席建築師以來，一直在公眾場合被痛斥，辭職後，她活躍於各項規劃有關的社會事務，五月還在觀塘一個公眾會議內，自省的說「老實講句，依家香港許多富有本土特色既舊區與街道，一手將他們破壞的人就係我。」她也將不少市建局可能還在沿用的招式公告天下，讓市民有所警惕。這些「辭官批判你」、「內爆」政府的普遍出現，包括從中策組離職的練乙錚、在政府高薪做何志平圖書館館長的陳雲、做過局長現在會quote Edward Said說知識分子批判任務的王永平等等，編織了政策腐敗不堪的特區內一種極富趣味的政治動態。

　　我上星期訪問的，就是與這圈子相關的人。他按捺不住，大爆政府如何發現可持續發展成為不能控制的野獸，與及政府如何一步一步謀殺「可持續發展」。

　　他憶及2006年，曾任權當時曾矢口否認香港有嚴重的空氣污染，說這些只是煙霞。然後遭到公眾駁斥，「死死地氣」，才有之後的藍天行動。然後政府開始發現，可持續發展科又做公眾諮詢，又做了8萬多份問卷，是一個有動員能力的部門。由於這政府部門在做的東西，正正是整個社會所關注的，動員能力強，是曾任權班子最為忌諱的東西。自此，政府便動了殺機，並在2006年後開展一系列的「整治」，務求令可持續發展體無完膚。

　　整治一、將可持續發展科降格為環境局屬下一部門，在2006年的新架構改組中，本來順理成章會把可持續發展科納入發展局，但在架構改組前數個月這部門才收到知會，說要把他放進環境局。他說，某一委員說這是「一Q清袋」，將他們多年來說給公眾聽可持續發展不只是環境的工作付之一炬。然後，官員對可持續發展科說：「調入環境局係因為市民已經普遍明白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有經濟/環境元素)嘛。」

　　整治二、將出力的同時調走，換一些「廢」AO入部門，改變行事作風。

　　整治三、「斬手斬腳」，本來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帶領的人口政策、城市規劃的討論，調往環境局後，「urban planning 冇哂影，由於涉及保安問題，population 去了唐英年既office，問過些官員為何不是under 發展局，他說林鄭會有很多東西做。」

　　整治四、官員無心裝栽，各人意興闌珊。當時許仕仁是一位中央極力推薦的官員，他說，曾任權極不願意，都要將他任命為政務司。許當時受中央指派下來，是一名拆彈專家，負責解決西九龍工程及政改問題。因此，在可持續發展科未正式歸於環境局前，許仕仁仍然負責帶領可持續發展科。

　　許仕仁讓人的感覺是無心裝栽，將可持續發展放在他最低的優次。有一次開會，會期展轉改了5次，一次說要開西九會不能來，一次又說要有家庭事務要辦。要各委員會的成會遷就他，包括郭炳湘太太及一名香港洋行大班。開會才看文件，委員都覺得他心不在此。

　　到改制後，邱騰華亦表現不合作。在空氣政策上，委員會做了很多場公眾諮詢、8萬份問卷，得出的結果向邱騰華匯報，但他直接向委員們表明政府不會合作。當時，蔡蔡子大罵邱騰華出賣香港人，其他會員(包括方敏生、賴錦璋、鄭維健)也很憤怒。之後秘書處內的AO說，「佢地(委員會)唔鐘意咪唔好做law。」希望令他們自討沒趣離開政府。

　　整治五：給多了錢，做少了有影響力的工作。以前1萬蚊可以同十幾間學校做下講座，宣傳可持續發展。而家完全不做這種有影響力的工作，反而變了讓學校自己申報他們的可持續發展工作，如果學校有關心社會需要，平時探索過社區，就可以拿銀獎......「而家鐘意拎幾萬蚊出黎給場地頒獎，10幾萬約一隊video crude，拍幾秒宣傳片。」另一方面，以前科內只有兩人工作，現在卻願意大灑金錢，請了6-7個職員那些化妝工作。「你不可以說政府少了心力呀，因為政府的確花了許多錢到這個科，它就是這樣disable 這個部門。」


　　願我盡快寫好論文，將更多的內容公諸於世。

讀書組筆記--英國可持續發展

重要討論：


文本

- 1997年自英國工黨上位，2003年提出SC計劃(Sustainable Community Plan)，國家並不是純粹接受與實踐的平台，它亦曾經過一番政體上的改造，將概念本身與國家融為一體。

- 作者指出，可持續發展是英國工黨演繹"Neo-Keynesianism"理念時最具代表性的概念，文中提及工黨在SC 計劃的前三年，概念曾大規模的實踐。他一方面沿襲了70, 80年代工黨的凱恩斯干預政策，國家以推動新概念(SC)來建設新社會；另一方面，同時也擁抱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原則，講求地方自力更新，強化了地區自治(regional integration)的同時，反映它希望地區減少國家層面的援助。

- 在英國，可持續發展被看作是一項空間政策(spatial policy)。以上新的政策，由從前講求國家分配資源給重點地區，轉變為地區自己集中將資源分配給重點中心(引致新形式的分配不公義)。另外，可持續發展亦是一種地理建構(geographical construct)。當要說可持續發展，我們必然在指涉一個地理範圍，指定某一個空間內各種元素的均衡。新發展如何劃定一個需要可持續發展的尺度(scale)，背後總是包含著沒有解釋的權力關係。


延伸討論

- "The process of recontextualization" 與"glocalization" 概念，無論在其指涉物(前者多指管治概念、權力與知識傳播，後者多指全球資本的流動)及空間性(前者沒有一種特定的尺度指引，可以是全球到本土、國家到國 家、宗主國到殖民地，而後者卻鎖定全球到本土)，都有莫大差異。有參與者直斥glocalization 這想法極之無聊，說了等於沒說，同時也提及除了the process of recontextualization，地理著作中也可找到類似的概念，例如John Allen的 Power/Space 的理論框架。

- 未必如作者所說一般，計劃顯得一無事處，與本來可持續發展的原意相遺背。儘管可持續發展所提及的社會公平(social equity)，由於讓地區自己發展的同時又不多下放資源，計劃在新的國家體制內未能恰當實施，並且引致資源多落在本身已具競爭力的城市，令社會、經濟產生更大的差異，討論時我們倒覺得未別能這麼快就為這個概念在這體制內的成績蓋棺論定。若果能仔細看清一個個案，或許能夠發現引用這個概念的原意，根本就不是要處理分配、公平的問題，概念經過重重的政府框架落地化(materialize)，變成了市區重建(基於要recycle urban land)、發展區(以fix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one zone and others為由)等城市計劃，背後真正的動機則一目了然。


雜圖, 由ciny 提供

香港何來城邦

　　聽說，現代學者都是事後的人，他們專屬媒體生產及時事評論以後的工序，負責梳理深層次矛盾及時間性較長的問題(城市權利系統的建立、現代社會中國性的回顧等)。這種說法，在事端繁忙的生活節奏中表達，或許雖不中亦不遠，尤其是愈益懶於回應時事同時又荒廢論文的在下，更加感受良多。然而，愈來愈多學者嘗試跨越這遼闊的隔閡，熱忱於在電視報章內評論事件，堪稱為「公共知識分子」。面對這種知識體制的重組，由本來為了處理時間(未來)問題而放棄空間傳播的能力，變成既要兼顧學術概念的時效性也要講求公共性，這種狀態是如何可能的﹖學者在公共領域的介入(public realm)正要把公共景觀轉換成什麼季節﹖

　　可惜，當代知識結構這個宏大的時代學問，並不是我今天想處理的議題。因有留言指我前文有欠學術的嚴謹，這倒是我想於今天修補的昨天結論先行的問題。蔡子強似乎謀得一工半職做講師，透過他廣闊的人際網絡，全力向公共領域推進。宋立功的稱呼亦忽然改了做持續進修學院學術統籌，似乎也屬類似現象。但是，對於我來說，呂大樂就好像卡住在時間與空間之間，他愈強調學術知識在空間的散播時，卻愈加犧牲了概念的時效與適切。如果不以澄清其作者背景，要以學者角度回應呂大樂的話，上文中說他那種以城邦理論套用的問題，才是討論的主旨。

　　如果大家還記得，呂大樂在舊文《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嘗試將其對效忠問題理論化，搬了一套「城邦想法」，說香港七八十年代以後出現了香港出現城市視野，大家追求「城邦式的政治自主與自由」，「宏大的論述（如民族主義、政治忠誠）並沒有一種人人不得不服從的地位。」

　　對於有研究過香港城市發展的人來說，城邦想法真是一種怪道理，怪的地方有二：一、他似乎覺得只需辯論香港人過往的本質是什麼，主體思想是什麼，就能解釋我們未來應該處理什麼問題。以往不談忠誠問題，以後都不應該談，否則就遺反了我們七八十年代開始的宗法。他說：「長期以來，政治承擔並不是香港人會掛在口邊的概念」。突然拿城邦以外的事在城邦談，是一種僭越，一種遺反香港人本質的反自然取向，亦是他所言的政治惡搞。這種本質化有點像情侶吵架，男方解釋自己的循規蹈矩，女方則反指男方你本身是就衰人，解釋也是徒勞無功，反之亦然。

　　如果有研習過香港城市發展的都會知道一個說法，當時殖民政府為了回應六七抗暴及趕及在八四年累積與中共交涉的政治籌碼，推出一系列公共政策及規劃，旨在建立一種偽公民(quasi-citizen)的公民身份(一群似乎被賦予了一些權益及權利，相信政府及自己作為市民，同時遠離社會及無政治意識的群體)。他們一方面會否定政治抗暴與政府政策的關係，記錯了香港之所以有公屋、公共醫療、廉政公署，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希望擺脫以往國共兩黨爭奪政權而衍生的國族政治框架，在香港這個殖民城市爭取多一點市民的權利」所引致。另一方面，由於房屋規劃、制度的新管治，他們對殖民政府感到自豪，在《號外》高呼政府可以是我們的，一種公民自豪感悠然而生。若果要說清楚「城邦想法」的底蘊，它骨子裡就是一種殖民者賦予香港人的意識型態，一種徹頭徹尾卻豪不自覺的效忠。

　　你說城邦想法本身就不注重效忠問題，「毋須事事以國為先」﹖相反，這種意識本來就是以國為先的效忠問題。

　　二、呂大樂甚至想利用這個有效忠傾向的「城邦想法」來普遍化一些行為，但卻帶來更多的矛盾。如果我們香港人的「共通點是追求城邦式的政治自主與自由」，那麼「由親中到親英人士，工商界到民主派，大部分人在1997年之前都在「政治保險」上有兩手準備」，不正正代表了他們部分對香港土地的摒棄，視城市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身外物嗎﹖當然，購買「政治保險」的程度各異，有的是政治利益上的保障，有的則是為了人身安全的保障，總的而言也涉及階級問題。若果多是前者，以移民解決一切，我們普遍市民又何來有「追求城邦式的政治自主與自由」的意識﹖

　　很懷疑「城邦想法」這個如斯浪漫的地中海概念，有否曾在我們的過去出現過。

可持續發展變形記

各位同學：

　　儘管董建華在1998年施政報告後進行了許多可持續發展的推廣，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仍然相當狹窄。一方面，我們未有對 概念本身有充分的討論, 便欣然接受；另一方面，我們亦不太在意可持續發展在體制內執行時經常出現的變形及翻譯, 未能對城市內處處因此概念而成的特殊景觀, 建立一種全面的說法。

　　本會透過研讀Rob Krueger 與 David Gibb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adox: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其中一章, 開展討論這個概念與國家或管治的關聯。引用Campbell (2003: 436)的一句話："The more is stirs up conflict and sharpens the debate, the more effective the idea off sustainability will be in the long run."

活動資料：
日期：7月10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至5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恆校園RRS903b
活動形式：
第一節---先作文本解讀
第二節---討論相關問題及香港的情況

如有興趣，請到OEW903索取文章(名為Spatial policy, Sustainability, and State Restructuring: A Reassessment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Building in England), 歡迎各同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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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ritical Geography Group

http://www.hkcgg.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