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雙城奇謀：新界東北計劃的前世今生

去年的新界東北爭議，無論是新界農民到市區示威抗爭之奇觀，抑或梁振英表演矢口否認深港融合的語言偽術，「深港同城化」這內地城市術語已在香港街頭不徑而走 ──社會從來未如斯張揚地討論有關區域融合的問題。

綜觀以往中港融合規劃的論述，不外乎透過邊緣化恐懼來威嚇港人「不融合就會死」 (如陳文鴻、陳智思等評論)，又或是一種較為抽離的學術分析，將融合問題詮釋成城市競爭角力的結果、城市管治者之間爭奪的反映。相反，以香港為本位出發，探討當下各種以「融合」之名進行協議、計劃的公共論述，可謂方興未艾，而本地(虛擬)自由派與左翼對於中港矛盾的恐懼及擔憂，亦使他們迴避了為中港融合問題建立政治化主張的機會。說法之貧乏令敵人意圖於公眾領域面目模糊，相關問題在缺乏思想導航下，因而對焦失準。

以下筆者將透過數年來參與新界東北城鄉運動的觀察與文件回顧，試圖講述新界東北規劃的前世今生，探討中港融合問題的思路變奏，在整體社會只關心政府如何以大話掩蓋大話的修辭裡，重新勾勒整個規劃的歷史脈絡。

一城兩計：一個政府　兩套新界規劃
根據現時發展局就新界東北最新的講法：新界東北規劃已從90年代中後期蘊釀至今，是為香港人而建的新市鎮，而非爭議聲中「鋪路深港一體化的融合計劃」。於此，我們明顯可以看出今屆政府正嘗試將這個蘊釀近20年的計劃說成一套相當連貫的政策脈絡，以回應「梁振英當選後加速推動新界東北規劃」的民間質疑。

本文要指出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回歸以來，在我們的管治階層內，其實同時收藏著兩套新界北規劃的版本，此起彼落、交錯複疊，這可是規劃署的技術官僚不敢告知公眾的真實脈絡。

為何奉行一國兩制的特區政府內會對新界的未來發展作出這種所謂「一城兩計」的打算? 最簡單的形容，則可說成是兩組利益群體對於同一片新界土地的規劃想像軸線有所差異而構成的局面：一組是以本港地產商、富豪利益為前提的新界規劃發展軸線，利用政府以公眾利益來包裝其地產發展計劃，實為瓜分新界土地資源、在發展主義的庇護下明目張膽進行「官商勾結」。

他們企圖重複70、80年代華資透過賤價收購農地、改劃興建豪宅的「成功」模式，在新界東北的規劃中發明出一種政府純粹負責改劃及興建基建配套的「公私合營」發展模式。這意味著告別以往由政府全盤統籌的傳統新市鎮規劃發展，去迎接一場直接將新界百多公頃農地改劃成由地權人(即囤地者)興建豪宅的利益輸送玩意。於是，在1998年這商人治港時代首次提出了大型的新界東北環保城規劃，為這群已經壟斷了香港大規模發展能力的主流地產商，製造了龐大的土地投機空間。

這群利益集團對於新界北的發展想像，奉行著傳統英式資本主義殖民規劃體制下的「土地限制」原則，透過嚴格管制的空間分區規劃(zoning)將市區及新市鎮的土地價值集中化，而漸進的土地開發更符合官商壟斷地產集團的土地利益，故此他們對新界發展或融合的速度並不著急。這種想像的落實可見諸於曾蔭權時代，初步還是以生態及旅遊作規劃原則的「邊境禁區開發規劃方案」，方案下，全面開發邊境禁區則只屬時間問題。 而有關新界應否配合「深港融合」發展，對這些地產商來說，是一個豪宅如何賣得最高價錢、從中可否搾取更大利益的問題，其背後的政治意義從來並非其關注核心。

另一組發展想像軸線來自於一群壓抑已久的傳統親中左派，其一直潛藏著新界邊境規劃融合的想法。由於新界北的地理位置鄰近深圳，有著區域及國家戰略意義。新界東北及邊境是配合國家長遠發展策略及定位香港未來的重要區域，其規劃背負著明確的政治經濟目標──「深港一體化」。從梁振英建議「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開展的《港深邊境發展研究》中(2000年版由邵善波編寫及2010年版由張志剛編寫)，可見其打算利用邊境及新界東北完全改造香港城市佈局。當中就包含兩地共同開發邊境地區、配合內地發展及國家戰略規劃、融合兩地經濟結構，以至將香港由「以中環為核心的城市」變成「港深邊境都會」的雙核心城市等明確指向。當然，這種開發過程亦會以公眾之名進行，包括以「平衡城市過度密集佈局」、「促進新界地區經濟」、「土地供應不足」為名合理化這些「鴻圖大計」。

這套深港融合的「雙城奇謀」，與缺地的深圳多年來所推祟的深港「雙子城」概念互相呼應，一切亦於2012年梁振英當選之後高唱入雲。在香港社會已被各類盲目的中港融合計劃蹂躪得叫苦連天之際，剛開始吐氣揚眉的左派人士開始自豪地高唱封存已久的深港融合規劃，翻箱倒櫃推銷「特區中的特區」的邊境開發規劃。新界東北亦在此定位下，成為了整個融合概念中的重點配合區，以及社會經濟產業融合的重要地域，為未來的「深港都會」提供了人口勞動力及發展條件。

圖：深港邊境都會報告中提到，古洞北及粉嶺北會成為配合區，坪輋打鼓嶺將會納入「特區中的特區」。

其實，民間對新界東北規劃的抗議聲音還未出現之前，主軸就已由「地產霸權」擺向了「深港同城」的一方。前者，主宰了計劃的前世，而後者，正在當下誕生。有趣的是，在挑戰深港同城化及地產霸權的新界東北運動中，由民間倡議新界北規劃的第三條路線亦正在悄悄開拓著。

前世：融合概念之蘊釀與誕生
以上兩種同時存在的新界規劃邏輯並非互相排斥，同時又非高度配合。從時序上，我們先從計劃的「前世」開始說起，這樣有助我們了解《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的出現與流變，這亦正正是我們認清整個中港/深港融合計劃面貌的關鍵鑰匙。

自80年代中後期，英國政權對於新界土地的戰略考慮 (包括水塘、軍事與食物安全考慮)開始因香港主權即將移交而遭到放棄。但當時，新界地區的價值仍然沒有獲得真正的重視。當時，在香港地產、金融業發展成為香港龍頭經濟的主旋律下，回歸前港英所提出的全港性區域拓展策略(Territorial Strategy Plan)初次將部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連同各式各樣的發展大計，列為長遠潛在的「經濟增長點」。儘管沒有具體發展計劃，卻營造了對香港城市未來發展能夠繁榮過渡的氛圍和信心。於1997年這個香港管治上的「咸淡水交界」，港英政府放棄了保護新界鄉郊和農地，縱容新界原居民興建貨櫃場，並提出千億玫瑰園計劃，似乎較關注如何在離開前賺到最後一桶金，在光榮撤出之餘亦繼續利用香港這個全球資本平台獲取利益。

同時，北方政權及利益集團亦已為新界北的未來發展蠢蠢欲動。他們已在構想香港如何「開局」 ──利用這50年的過渡期鋪路至2046年成為一個中國城市的問題。當中，最明顯不過的熱身就是回歸前的興建新機場選址爭議：當英方提出赤鱲角填島方案，代表中方利益的薛鳳旋卻提出選址離深圳福田只有一灣之隔的新界西北洪水橋，從此已能輕易窺探中方對新界發展戰略定位的基本思路。

然而回歸後，這個「開局」只有少數人清楚當中情況，過程中利益矛盾亦相當複雜及分殊。但事實上，要大舉開發新界及把新界重新定位的意圖 ──地理意義上的中港融合規劃，則是相當明顯的。回歸後，董建華政府隨即進行了以下的規劃發展研究：

1) 立即開展的新界農地檢討(新界東北及新界西北發展工程研究)，將新界北區約2,000公頃 (一個九龍半島)的農地帶貶低價值及考慮改劃用途；
2) 1998年規劃署在做具發展潛力的新界新發展區，幾乎將新界所有平地都納入計劃，目標是將本來並非中心的新界北全面都市化； (見圖一)
3) 同時積極推動北環線發展 (到古洞北)，連貫所有構想中的新界北新發展區，並連接至深圳落馬州/河套一帶，接駁內地鐵路系統。

圖：1998年規劃署已將大部分新界北的「平地」都選出為「具潛力的新發展區」

同期，《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亦正式誕生。1998年，特區政府以「環保城」之名，開發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輋/打鼓嶺一帶的邊境土地，美其名滿足未來大幅增長的香港人口數字。當時，計劃報告開首直指香港未來人口估計將由98年的680萬大幅增至2011年的840萬，意圖透過高估人口推算，合理化東北發展計劃，讓一班早於80、90年代已經跟內地「融合」的大地產商(港資)，可以籍低價囤積農地在發展中分一杯羹。因此，新界東北計劃是這種港資與內地政權進行「中港融合」的結果。然而，有關深港之間應該如何融合的問題，卻仍然未能看到清晰、具體的綱領，而當時既有地產利益及特區政府，則明顯較著重土地利益多於所謂把香港與中國緊緊地連在一起。

同期，邵善波亦在「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發表第一版《港深邊境發展研究》報告 (2000年)，提出多個建議讓新界北配合國內產業規劃，例如提出於新界東北的坪輋新發展區建立高科技產業鏈，與深圳產業分工合作、於「邊境特區」內設立「生活居住區」，為經常跨境工作的人士提供居住、生活及行政配套。而「中港關係策略發展研究基金」的鄭耀棠亦於2002年，首次提出在新界東北蓮塘一帶設立新關口，打通香港與內地東南面的高速公路網絡，同時配合旁邊李嘉誠鹽田港的貨運流通。 由此可見，特區政府的新界東北規劃除了考慮著政商之間的土地利益外，親中民間智庫亦一直在旁策劃新界邊境融合的未來藍圖。

雖然部份群體一直蘊釀這些「向北望」的計劃，但實際上，當時許多跨境融合計劃過了近十年仍未有落實，原因何在? 根據一份「御用智庫」智經研究報告之《共建深港都會》，當中訪問的百多名深港政要及商家人士，內容都多番針對某一位「前政務司」阻礙這些融合發展，答案似乎就相當清楚了。事實上，中港融合規劃大都是集中開發新界及與內地連接，當中往往涉及大量千億基建工程。工程對親中一方及國內的資本就固然有利，而既有(外國)資本則基本上無利可圖。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港珠澳大橋、深港河套特區、新界東北這些計劃在回歸以來久久沒有「上馬」，以致經常被親中報章批評政府在拖延。此外，新界東北的「環保城」計劃在2003年左右亦因地產商為了穩定樓價、不急於發展新界，最後以人口增長放緩的理由擱置。

流變：由地理融合、經濟融合到深港同城
香港人經常將2003年解讀成中央管治香港策略轉向的關鍵時刻，但從城市發展的視野，其實能清楚看到中方早於97年前後已抱有中港融合的打算，只是意圖一直未有在具體規劃、政策上浮面。

而中港融合的趨勢亦在過程中出現了變化：根據一些本地托派國際主義者的分析，2003年管治策略的轉向，實際是建基於國際資本主義市場裡龐大資本來源的推進。當中國於2001 - 02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正式參與資本主義的炒賣交易遊戲，北方政權發夢也沒有想過原來「入世」可以有如此龐大的國際資金，這一切足以令中央所謂「送大禮」的統戰方式變得可行。

中方不斷透過加大自由行、人民幣結算等經濟利誘(當然香港同時也成為了大陸「洗黑錢」的避風塘)，讓香港人感覺到經濟上要「背靠祖國」。源源不絕的「禮物」，目的就是要把香港各界納入中央的經濟利益圈中，假以時日便要求香港「償還」，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這些經濟手段的出現，以籠絡、支配作為策略考慮，讓中央最初有關融合的想像 (如更改香港地名、連繫兩地交通等) 變得滲透性更強，變成更切合港人主流價值意識的具體操作方案。

當文章所述這個前政務司「被辭職」、政府架構重組及董建華倒台後，融合形勢變得如箭在弦，新界東北規劃亦從另一種「新面目」開展。當曾蔭權任政務司之時，亦曾指出不少跨境融合工程乃「技術上不可行」、「造價成本太高」。例如開發深港河套區時，便說要清理污泥花費數百億並不划算 ，被不少本地資本家批評為「內(香港)冷外(內地)熱」。然而，曾蔭權上台後，卻立即「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並指清理河套區的污泥並沒有想像中般嚴重及昂貴。曾蔭權就任特首，背負著換取北京委任權的政治承諾，於2007年尾旋即在施政報告中宣佈興建十大(跨境)基建，包括廣深港高鐵、蓮塘跨境口岸、禁區開放及現時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等，進行地理上與經濟上的雙軌融合。

這些跨境基建當時以「互惠互利」的經濟角度包裝，究竟這些計劃有多「互利」? 列入國家五年計劃的蓮塘口岸工程位處東北，美其名促進香港物流業發展，然而香港的物流業中心卻位處香港西部，惹來規劃界對口岸成效的質疑。較廣泛討論的卻是造價高達669億的廣深港高鐵工程，究竟估計每天9萬的高鐵客流量是如何計算出來的。排山倒海的爭議都指向著這些融合基建並非考慮本地實際需要而建，令香港愈來愈多質疑是否在香港「被規劃」的情況下，各種融合之名的計劃正利用香港服務內地，以配合中方的各方面發展戰略。

圖：蓮塘口岸為中港官員共同簽訂之跨境基建協議，港人在事前毫不知情。此乃中港兩地官員舉辦之設計比賽得獎作品《異土同根》。

2007年的政治、經濟狀況，是理解這種似是而非的「互惠互利」融合計劃的關鍵時刻。當時，廣東省作為中國經濟火車頭，正受金融海嘯所拖累──廣東大量廠房倒閉，工人運動正在冒起。在這個經濟危機等於「政治合法性」危機的國度，發改委在《珠三角區域發展改革綱要》中提出了廣東省「經濟產業提昇」的救亡方案，以中央規劃的區域整合策略，將廣東省打造成金融、服務業的經濟體。

要進行產業轉營，就不得不借助有穩固服務業基礎的香港資本、人才及空間，推進這個「區域大轉營」計劃。這些融合計劃，包括駁通從香港機場往深圳的鐵路，以協助前海成為未來的新金融中心、興建高鐵以帶動廣東沿線站旁的「粵港合作先試先行服務產業圈」等，以解決內地資本主義市場面臨倒塌的嚴重危機，力求「保八」。

故此，中港融合賦予了新的意義，就是在「全國一盤棋」下規劃香港的經濟功能及社會功能，以貢獻國家的計劃。整體來說，透過各類基礎建設，協助各界北上投資，並帶動內地人才、技術及產業提升，同時亦定位香港集中發展「六大產業」，金融服務業則瓜分予深圳前海。以「六大產業」的發展亦是建議採用深港人才與資本合作的模式，讓內地資本可以藉與香港合作「走出去」，那麼內地資本就有望轉化為跨國資本接軌國際、打出全球。自此，香港的區域融合策略就被賦予了新的國家任務，同時香港城市的經濟功能亦因被定位而喪失自主性。

圖：預想的深圳前海計劃，是一個行香港法的「粵港合作先試先行合作示範區」(內地規劃術語)，希望借未來大型鐵路基建接駁香港機場建成深港的「新中環」。

此外，當時中央十一五規劃亦提出了一個攸關重要的發展概念──「同城化」，即是透過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合併」，讓城市之間的幅地(hinderland)可以被侵蝕為新興的新發展區 (如廣州、佛山同城化時中間大量土地都變成地王發展豪宅)，並且打通相互之間的行政管理及既有經濟體，達至兩個城市人才與資本的「雙轉移」，以使於經濟危機下重新有資本願意投資及累積。

2007年唐英年所說香港須參考一下「廣佛同城」的經驗進行中港融合，就是從「深港同城化」的概念出發的。故此，同城化本身不是最終目的，而是為解決內地經濟衰退下出現政府危機的政治手段，過程中會把兩個城市在行政、經濟、文化、社會各種領域上互相整合發展，但過程中亦會導致兩個城市在行政、經濟、文化、社會各種領域上互相整合發展，人民需要共同生活起來，這亦對香港原有一國兩制保障下的生活方式帶來沖擊。

同時，我們亦看到了十年後再度上馬的新界東北融合計劃(2008年)與往昔的差別。從1998年開始以「人口增長」為由開發的新界東北，整體策略已經轉變為以「促進深港社會經濟發展」、「區域融合」作為主要方向。不只是香港要出讓邊境禁區、新界東北等新界既有土地及非原居民村落等以配合其戰略考慮（如定位新界東北發展六大產業：大攪做內地富豪生意的教育產業城、認證產業、「環保低碳」地產業），更要打通香港邊境交通，即東進東出、中進中出、西進西出，並興建大量跨境基建方便兩地人才資金的「雙轉移」，進而要從合作慢慢變成如「廣佛同城」的「一體化」概念，以令深港兩城在行政、管治、文化、教育各方面進行一體化，這個最終的融合計劃就是宜居灣區計劃及其後一份「共建綠色珠三角」文件所揭示出的新方向。

圖：2008年的新界東北融合計劃，已「打正旗號」列明要「配合深圳市的未來發展」及「促進中港兩地融合」。

從地理空間上的融合到經濟統戰，以至於內地經濟危機下出現的同城化、一體化，我們要問的是，為何大陸的資本主義危機要由香港付鈔、透過犧牲城市與城市之間大量新界北土地、生活方式及自主經濟權來替它找數?

今生：赤色規劃的真正來臨
2012年左派人士成功奪取特首一位，令新界東北規劃再一次起變化。回歸以來那種「許家屯式」，以「連結香港資產階級」作為香港管治班子的構想，在特首選舉過程唐營的落敗而告終。取而代之，是另一群新興資產階級的天下。

這種管治轉變對於新界北規劃是立竿見影的。基本上，在2009年高鐵事件及2010年初第二期新界東北諮詢會遭遇村民的強烈反對後，新界東北事件已被形容為「菜園村」翻版，成為政府另一個「計時炸彈」，在此情況下，當時政府其實已將許多具爭議性的跨境基建拖延。以新界東北發展為例，本來在第二期諮詢時稱最後階段的諮詢將會於2010年9月舉行，然後計劃不斷押後，2011年時說押後2012年，2012年說押後到2013年。但當梁振英一當選，2012年四月他已經開始在不同報章推銷新界北開發大計，如何以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港深邊境發展研究》作為藍本，提出邊境禁區及新界東北一帶要怎樣向自由行提供一系列教育、醫院等服務，打造特區中的特區，將會成為「未來大珠三角的經濟強點」云云。當中還會在30個銅鑼灣般大的新界東北內外圍設鐵絲網，讓內地人可免簽證入境消費及生活，其後惹來「政治任務」、「赤化規劃」及「割地賣港」的非議，亦明顯與曾蔭權時代提出的規劃方案再添加了全新內容。本來說押後至2013年的最後階段諮詢，突然就在2012年6月，趕及於曾蔭權政府卸任前由將會成為下任政務司的林鄭月娥推動上馬，明顯見到梁振英加速開發新界東北的意志。同期亦在梁振英上任後立即開展《我們未來的鐵路》研究，將打通新界北與深圳的北環線，及讓前海連接赤鱲角機場的深港機場快速軌道等深港融合計劃重新拋上公眾日程。

最新一份新界東北規劃本身亦作出了重大修訂，由本來整個新界東北融合計劃是以公私營合作模式，政府負責將農地改劃，縱容發展商囤地及直接申請建豪宅，變成現時以「政府主導」的方式，將本來一直協助政府迫遷的地產商收回來的所有農地一次過由政府徵收及重新拍賣。這令新界東北計劃原本協助政府收地、迫遷、清場的大地產商(如恆基、長實、新世界及某大地產商)，「只能」賺得近十倍的差額收地賠償，而並非如「公私合營」模式一樣同時取得價值連城的土地發展權。這大大有利於梁振英政府的「重分地權」，可將地產利益從既有的大地產商手上，再分配給在梁營上台前後成為政治新貴的嘉華國際、恆隆地產，及大量引頸以待入主香港市場的陸資地產商 (如萬科、中國海外等)，亦促成了其後爭議聲音內其中一種「地產鬥共產」的角力。

反對融合之創造任務
如此勾勒整個新界東北的前世今生，有助我們脫離有關時間的誤會——近20年來新界東北規劃是連貫一致的誤解，與及中港融合不可能的大勢所趨(因融合概念的目標本身也在流變)；同時，政治經濟脈絡的認識亦可打破有關空間的迷思——討論不再是集中於要在「公私合營」與「政府主導」之間選擇如何規劃空間，也不再味於「地少人多」作為前提來討論新界東北規劃。現時，這兩套新界的規劃雖然處於矛盾，但已有著契合的條件，梁振英政府很可能因要寵絡傳統地產資本容許某種程度的「公私合營」，繼續讓他們可以享有土地發展權，或以另外一些方式進行土地補貼(如換地權益書、恒地提出免補地價式的限價樓)，讓這「雙城奇謀」在眾多反對聲中得到通過。

如果上述這兩條規劃路線都不是香港的出路，我們必須積極建構屬於香港的新界主體。如何在各種本土權利運動(如倡議「規劃自主及參與權」、「居住權」、「城市差異權」)、空間實踐(如本土耕作、藝術再現、遊行抗爭、另類經濟)與空間想像(如定義邊界、城鄉共融、鄉郊自然規劃、土地分配、城市佈局)的過程中，建立一種有力回應中港融合及抗衡內外資本的人民主體，讓民間自力走出新界規劃的第三條路。

撰於2013年1月，將刊於《本土論述2013》

統戰研究文件：香港文化回歸問題與內地文化統戰對策 (摘錄)

徐映奇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4XQp4TSZndDUDFtSWt0YlNPV0k/edit?usp=sharing


[ 摘要] 文化回归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要完成香港的文化回归, 还必须正视回归路上的这样一些问题: 香港文化要不要回归、是否已经回归和存不存在回归等问题。唯其如此, 以中华优秀文化精神为共同的思想基础, 寻求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从而实现共同的文化理想和整个统一战线的任务为目标, 这是用文化统战促香港文化回归的核心所在。

文化回归, 也就是人心回归。人心回归, 核心就是爱国爱港。香港人不论种族和文化背景, 都要认同中华文化, 认同中国。可以说大多数港人, 都符合这样的标准。百川归海, 香港文化回归势在必然。十年来, 香港文化回归势头越来越好, 一种有利于“一国两制”的落实、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新的意识形态正在香港逐渐形成。
...

香港的“忽然爱国派”就是这种文化回归矛盾的产物。由于文化回归很抽象, 于是在香港就出现很怪异的现象, 比如说找政治人物, 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必须要爱国爱港。怎样去证明爱国呢, 于是香港一些商人或政治人物, 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表现爱国。比如, 董建华辞职之后, 传言曾荫权要接任特首, 香港记者拍到这么一组画面, 曾荫权在上班的路上一边手插着口袋一边吹着口哨, 媒体问特首为什么这么轻松, 口哨吹的是什么, 曾荫权说是吹国歌。还有些商人, 过去的港英合作精英, 回归后, 突然出来跟大家说当年抗日的时候, 我家偷偷捐钱给东江纵队等等。所以香港就把这部份人叫“忽然爱国派”。由于很难再证明什么是爱国了, 所以只好想办法各出奇谋显露我有多爱国。

二、内地文化统战对策文化统战是指以中华优秀文化精神为共同的思想基础, 以实现共同的文化理想和整个统一战线的任务为目标, 寻求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而实现共同的文化理想和整个统一战线的任务为目标, 这是用文化统战促香港文化回归的核心所在。

3、发挥中华文化学院海外统战工作培训基地的作用。

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海外统战工作培训基地的中华文化学院, 要通过开展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为对象的中华文化教育、交流活动, 最广泛地团结和凝聚港澳台同胞与海外华人华侨, 为新世纪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是新世纪统一战线具有创新性质的工作方式———文化统战。各地中华文化学院要创造条件, 拓宽办学思路, 接待港澳台同胞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 帮助他们了解祖国、了解中华文化和接受“一个中国”理念, 从而有效地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在港澳台和海外的影响力。可见, 以中华文化学院为基地, 以中华文化教育、交流为途径与载体, 推进港澳台地区的文化回归与民族凝聚, 是新世纪有成效、有规模地开展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的新途径、新模式。同时, 中华文化学院在开展港澳台和海外文化统战工作的过程中, 也能很好地展示统战文化的魅力。

当前,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大力培养民族精神工作的重视, 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 作为各级统战部的理论研究基地、教育培训基地和统战工作基地, 从事统战文化建设和海内外文化统战工作的领域将更加宽广, 内容将更加丰富, 渠道将更加多样。

4、高度重视香港中产阶级的文化回归问题。

香港中产阶级包括政府公务员、专业界人士、企业管理人员等, 他们深受西方文化影响, 重视“公平、自由、法治”等香港“核心价值”, 占香港人口的大部分。回归前他们是香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因此害怕“回归”, 回归后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中产阶级在香港的传媒、教育、法律、政府、福利、经济等主要部门中占主导或重要地位, 对香港社会影响很大, 且将越来越大。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香港中产阶级的问题, 做好中产阶级的工作。

首先, 特区政府今后的政策一定要考虑到中产阶级的利益, 再不能忽视他们或损害他们的利益。

第二, 在建制中尽可能吸纳中产阶级。政府的400 多个咨询机构应尽可能多吸收中产阶级尤其是学术界、法律界及传媒界人士参加。

第三, 内地统战部门应加强对中产阶级尤其是有声望中产人士的统战工作, 如给予省或市政协委员的头衔。

第四, 应充分利用CEPA 的机会, 加强内地与香港专业界的合作。CEPA 规定, 2004 年1 月1 日起内地进一步向港澳开放服务业, 包括多个专业服务业, 如会计、建筑、法律、牙医、医疗等, 且规定了提高港澳与内地在法律、中医药等领域合作的便利程度。

第五, 加强香港与中国内地人才交流以及经济、文化、社会交流, 要特别重视专业界、学术界、教育界、法律界的交流。通过人才交流, 有助于香港中产阶级了解中国国情, 逐渐淡化中产阶级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排斥, 从而有利于他们增强爱国意识。

第六, 可通过内地的专业协会与香港相应组织沟通等方式加强对香港中产阶级的工作, 广东的高校、医院、法学会、律师协会、科研单位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第七, 香港中产阶级主要是因为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才如此排斥中国尤其是现在的中国政治制度, 而现在香港的大学从教师到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仍然是港英时期的, 必须在课程设置上要加入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法律等课程, 使香港青年一代树立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观念。

香港人既地政府你賣夠未?

陳茂波剛剛公佈了未來一年政府賣地計劃，措施勢將激發新一波土地矛盾。

從勾地制度到政府定期賣地，基本上政府一直都在主導，現時政府建議「取消勾地」其實只是轉移視線的虛招。關鍵在於特區政府正以公眾利益抗衡地產霸權的姿態，繼續合理化自己不停賣地給中港地產財團，迴避興建更多公屋作為真正解決居住及樓市高企問題的方向。


事實上，梁振英每年都欠了香港人15000個公屋單位，因他違反競選時每年3萬個公開承諾(現只有15000個)，卻不斷將我地的土地賣給發展商建私樓豪宅，今年目標3萬個，未來目標每年2萬個，所有香港人都應該向他追數，奪回土地!

最可恥的，是九龍塘浸大旁的李惠利竟然在現時諮詢過程已被放入勾地表，完全無視城規會作為法訂審議香港分區規劃的權力及公眾意見，視程序公義如糞土，更反映出所謂增加土地供應實為幫大財團開路起豪宅的背後動機! 當然，浸大校長是唐營，敵我矛盾又或者內部矛盾的意識下，唔駛指意政府會俾大學起任何設施。浸大學生舊生應該要懂得為此感到憤怒，公眾亦應該盡力從政府手上奪回屬於我們珍貴的土地資源，免於被新地產霸權豪宅化我們的城市。

[純粹發泄] 我好想問一個問題好耐好耐，究竟政府你賣夠香港人既土地未? 賣完全部都起哂D香港人住唔起既私樓豪宅，浪費一塊又一塊解決居住問題的土地，究竟你服務緊邊個? 本來政府空置房屋土地儲備個2100公頃(成個九龍半島咁大)根本就夠用到2046，就係俾你地班官以公眾利益之名賣哂我地既地，然後話要填海同發展新界東南西北才夠駛，我地俾你玩夠了!

自由派的道德倒戈

雖說是指涉著台灣女性性別運動的經驗，寗應斌新作《民困愁城》提出了值得社會運動認真正視的一個趨勢。書中指出當代左翼/進步力量形成了一種「道德進步主義」意識，如包融、和平、理性等「不證自明」及「政治正確」的道德關懷，以達至一個更文明、更民主的世界，有時甚至是抽象於當下政治經濟脈絡下提出，且對於偏差、髒亂、落伍、政治不正確、病態等「不正常」的行為與想法表現出「自以為義」的責難。而相對應之「道德保守主義」認為「進步」已經在過往發生(如已回歸、香港比以往更民主自由)，只需要保守舊有道德之餘，亦正以各種激進的姿態展現其「進步性」，這兩股力量在許多事件上已經分享著合謀的可能。

在新的政經格局下，所謂「道德進步」已經變得「形左實右」，與建制力量愈來愈懂得講「多元」、「開放」愈走愈近而不自知，結合成為「新道德主義」的政治格局。 (有關建制力量的激進化，可見明報論壇：葉國謙：多元文化城市竟容不下簡體字？)

在新道德主義的旗幟下，爭議及運動中各種「壞情感」沒有被道德進步觀確認及處理，現代情感管理的「失效」漸漸成為「失軌」。失軌的原因於是並非由於群眾的反思能力有待改進，而是在現代主義情緒管理失效下的「病理」，愈對「病態」要求道德進步，問題將愈見加劇。當中承機派亦承機加劇這種被遺棄的壞情感來攻擊政敵 (標籤「左膠」)、自許代表人民的保守力量及傳統建制派，則成為新格局下的大贏家。班雅明所說 "Behind every Fascism, there is a failed revolution."，似乎就在廿一世紀找到了在地的意義。

但今天，本地(虛擬)自由派似乎出現了新變革。無論是幾年前還在鼓吹香港應在不證自明的融合大勢下定位未來香港應該從中做什麼的呂大樂 (見呂大樂：珠三角融合的二○四七思維)、不斷要求溝通理性的陳建民及的不斷要求理性分析的梁啟智，面對中港政經格局的變化，都告別了舊有一套道德責難的論述姿態，嘗試重新連結政治經濟與道德倫理，引向問題的政治/經濟根源。呂大樂(深層次矛盾 終於浮上表面了)一文是標誌性的，「香港恐慢慢被周邊城市居民包圍了」這種現實的描繪以往定必遭到自由派以「排他」及「煽動恐懼」的進步修辭禁止，現時這種道德之倒戈，是否象徵著未來一種新政治樣式的可能? 

如果這是一場面對真正危機來臨前 (如2017年民主化問題)的真正轉向而非純粹擦槍走火，那麼這將會標誌著兩三年以來一場討論形式(一方指罵對方道德退化，另一方卻指對手昧於形勢)的終結 (或至少退減)。這種有關道德修辭的意覺及「壞情緒」的重新尊重，將比起戴耀庭早前提出「泛民大團結論」更為具體實在，同時讓承機派沒有那麼容易承機將別人的弱點轉化成他們的力量。

鄉.城.家——貓的地理

[原文刊於第39期字花]

我不喜歡動物，哪種都不愛。我甚至不喜歡動物這個概念，總之動物不是我的朋友，我不歡迎它們進入我家，它們不會在我心裡佔任何空間，是完全地毫無位置‧‧‧或我應該說清楚我不喜愛動物，除了兩種例外：第一種是我的過去式，我從前愛它們，是因為它們有著幼小骨骼的形相與名廠皮鞋的質感。第二種是在外界，我指的不只是我家外面，而是真正的外界，就如樹林，或者更好是在南美的森林，這就可以接受，反正我不去那裡，但為何它們要來我這裡?

(Fran Lebowitz, 1986)

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運作使人與動物的關係史無前例地定型與劇變，無論是一種以消費邏輯形塑動物成愈益「可愛」的「寵物」商品，或者是與一種與人類世界斷然劃分的自然野獸想像，都在沖擊各種有異於這兩種主流想像的既有人類 – 動物的豐富關係。我們無從想像整個城市都可以是動物友善的空間，奈良的糜鹿在公園逗你喜愛可能已是可忍受的上限，否則動物就應該如這位憎恨動物的朋友般，定要將它們趕到國家地理頻道的節目裡。

於是，貓成為了一個地理問題。我們不只是遺忘與扭曲了在日常生活裡的屬於它們的地理常識，而且在都市空間的變化過程也甚少留意貓的生存狀況。以下我將會分享個人在鄉郊、城市與家裡有關貓的體驗，探索一下貓的地理。

貓鄉

從小到大與貓一直沒有太大淵數，最相關的，可能就是古晉這個我母親的家鄉。間中回到這個被稱為「貓城」的地方，見過不少外國旅客對市中心那個巨型可愛貓雕像的城市品牌相當偏愛，奇怪的是回鄉數次的印象裡，幾乎沒有在任何場合見過貓。

直到在新界鄉郊開始做的土地倡議工作，才進入過一些屬於貓的地方故事。有一個是從新田‧米埔隴的村民口中得知：在新田米埔附近，有片森林雀鳥數目稀少，附近居住的村民說，是由於樹林已於近年成為了貓的天堂。我還沒有機會考察，但村民定時在門口擺放剩食的碗，應該就是這些「野貓」家族得以繁衍的原因。一些除了錢什麼也看不見的當區原居民，數年前開始收地滅計劃與發展商串聯建門禁豪宅，而在旁邊已與人類世界共存多時的「野貓」社群，未來將可能引起一場慘不忍睹的「自然」滅絕。

這些在鄉村的「野貓」，似乎是一種視貓為從屬於人的「寵物」或者被視為完全屬於「自然界」的人的一道難題，而發生在馬屎埔的第二個故事，更加反映了這種無視的程度如何去到極至。

馬屎埔是一條在新界東北被地產霸權收地源村的非原居民農村，經歷十多年來的收地逼遷，戶數由七百戶降至不足百戶。在這個「鄉」變得愈來愈像「郊」的過程中，新聞報導精常見的是村民被告上法庭、收地抗爭與當中的本土農業生機，較少留意的是動物慚慚與環境變化的互動過程。

我早於三年前第一次進入此村考察，留意到村口有個腰彎得像鐮刀的傑叔一直在近乎粗放式的養貓，而貓在八成農地也被地產商廢置的村子裡按它們活動的地理範圍生活與覓食，於屋簷、廢墟、田邊、蕉林、草堆也見到它們的身影。有一天，附近村民家中空置的閣樓聽到有些動靜，發現原來有隻母貓潛入相對開放的村屋準備生育。它一直對人類保持距離，除了餵養時才能稍稍接近。一段時間後，又有一隻眼也未睜開的小貓穿過鐵絲網走入村民的家。整場囤地導致村內野貓處處的過程，相信地產商完全是無視的。非原居民村的村屋，原來容許動物活動的滲透性也相當驚人。當收地者以為透過盡力驅趕馬屎埔村民從以合理化發展的同時，馬屎埔的貓其實已經完全超越了人類的數目，成為更大的保育理由。

地產的邏輯，只懂不斷將空間切割。現在發展商為了製造荒地景象，積極將村內農地圍起數米高的鐵欄，將村貓連綿的生活空間切斷。無論地產商在囤地過程中綠地成為了貓的生活與繁殖範圍，直到他們要宣示產權將所有土地圍起，對於動物的生活軋跡，也從未在他們簡單的腦袋出現過。

貓城

早前深水埗重建區裡有提過貓與舊區的緊密關係，在油麻地旺角生活多年，我也觀察到這個半世紀前規劃的舊區空間，是一種對於動物的特殊地景。雖說九龍是一個殖民地時代因為不容許有少點集會空間故此建設得密密麻麻的區域，每一個街區 (street block) 較少人流的後巷卻能成為了貓的公共空間。

每晚約十一時左右，總有個神秘女人在廣東道後巷出現，在多條陰暗的巷間放下貓糧，餵給等了一整天的街貓。較多貓結集的上海街某後巷，亦是一些餐飲小鋪的年輕侍應將當天的剩食善用的好去處。我也曾經按圖索驥，將家貓剩餘的貓糧，再拿信箱內愛請客的政黨傳單接成紙盤，散放在油麻地旺角各後巷，半天過後就一顆糧也沒剩下來。我想在舊區生活的街貓心目中，應該都有一張Open Rice的後巷美食地圖。

還有，唐樓的屋簷天天也在上演高空Cat Walk，也是較少到油旺地區一帶朋友認為是事態嚴重的奇觀。

多年來貓的城市地理正在急速改變。當有一橦唐樓「被強拍」，容許表現的簷縫斷裂，它們的生活空間又多了一處盡頭。在透過「食街」(食去後巷的「地積比」令樓宇可變得更高) 而建成的新豪宅區，垂直綠化牆及落重鼠餌的康文署公園都不再能見到他們的足跡，街貓愈來愈「冇啖好食」。而這些城市空間改造對於動物生存地景的破壞，統統也從未計算過在發展的代價裡。

貓家

我家養了半年的大貓小貓一些「嚇人」的動作，也許比起以上的城鄉故事有著更微觀的啟發。剛收養時，有次明明是體弱多病的小貓，躺在了窗邊囇太陽實在把我嚇呆，當我剎有介事的叫喊時，把本來無礙的它也嚇呆了。而曾是街貓的大貓試過數次衝出門外，也相當令人驚愕，最後原來每次最多只會下三層樓梯，這似乎才是它真正的活動邊界，而非我的門口。

這種驚惶，是否反映著一頂以人類作為中心的空間想像與邊界的帽子﹖

穿梭過城、鄉、家三種空間，都似乎詢問著一個動物地理學的關鍵問題，動物就是應該放在所謂的「適當空間」 (proper space)，還是由於我們太少關注野獸相宜的地方(brestly places)﹖貓是如何在城市與鄉郊活出了自己的社區﹖而它們的世界正處於什麼危機﹖什麼應該值得關注﹖

在本地的環境爭議中曾被形容過討論動物的缺席。爭取動物權益，是否也應從關注與認識動物的城鄉生存空間開始﹖動物權的空間轉向，或許是一種本地方興未艾的論述方向。

參考資料：

Chris Philo and Chris Wilbert (2000).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 new geographie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如何摧毀一份施政報告

今年施政報告疑因遷就十八大會議一改以往於十月份公佈的傳統，名目也改為大顯長官意志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施政報告」。內容所提「內交」多過且優先於「外交」，當中不斷強調政策如何配合國家十二五規劃，卻借為「香港人」「青年人」著想之名，合理化土地規劃擴權(特首統籌所有土地供應)、引入陸資霸權(金融發展局)、進行全方位中港融合(開發大東北、西北及邊境)及利益輸送計劃(地產發展全包宴)。若要稱這是本土歷史上正式宣告「易主」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計劃(Five Year Plan)，實不為過。

除了政策顧全大陸背離市民之所急，其實眾多「梁粉」令人討厭之處，在於他們連最基本的自由主義管治原則也不屑於遵守。在宣傳施政報告的過程中，可見到他們不斷向傳媒公眾「出口術」、與民意為敵，並向市民展開「輿論戰」。說虛招，近日會主動拋出針對4,000個新單位囤積的「囤積稅」數字及建議，一方面贏得了社會認為政府「敢於」挑戰發展商的掌聲，亦令關注點偏離了針對廿多萬個新舊閒置單位的真正囤積問題；說實事，陳茂波在口邊掛著「寸土必爭」之名盲搶綠化社區土地，但當說到新界丁地、棕土卻指相當困難及需要「研究」，繼續不斷賣地興建市民買不起的豪宅，「可負擔房屋」卻遙遙無期。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繼續做，就是市民應該全面反對這份施政報告的理由。

由「應否」反對到「如何」抵抗

面對這個充耳不聞且滿腦子任務大計的政權，市民應該有能力更進一步，發展各種推倒爛施政的潛能，讓「公眾」並不再是反映民意的被動員對象，亦應該掌握如何抗衡暴政的思想與實踐工具。處於政界分裂、民間又乏力還擊的時勢，在傳統遊行集會的參與以外，許多人或許已經意識到若不摧毀這份將會摧毀香港的施政報告，我們將會步向慘敗。現時，許多人對於抵抗方法可能還茫無頭緒，但是反對方式的普及化已是我們退無可退的進路，以下就提三大實踐方向供大家參考：

一、全面參與空間抗爭

施政報告大舉開發新界東北、西北、邊境及未來連結珠西的東涌邊城，將回歸以來一直隱沒的新界戰略藍圖一一浮現，亦已經等同向既往的本土城市運動宣戰。要反對施政報告這種大規模改造城市空間格局，鋪路粵港一體化的措施，除了在理據上與管治者爭一日之長短，更重要的是意識到要全面參與這場曠日持久的「空間抗爭」。

所謂「空間抗爭」，是指將統治者隱藏的地圖呈現，發掘箇中具體的空間問題，保衛城市空間的運動。透過定點式的防御來打開全面融合計劃的真面目，箇中的參與將從到日常議會、維園的遊行集會，全面擴展至每一處開發地區、邊境、社區及鄉郊爆發點的支援，透過阻礙貌似局部的空間矛盾來扭轉整體施政的方針。開啟了全方位的空間戰想像，將有助對抗這種排山倒海的融合霸權。

二、看清關節揭發偽術

重點爭取的政策不應再專注於一些較易有成果，讓政府可以有機會「成功抽水」的地方，得到「小恩小惠」後就等過年。我們不應再停留於控訴及表示憂慮，而是要抱有在重要關節上打倒它的姿態與決心。如果現時的土地規劃施政都是以虛構的估算來合理化更大規模的地產發展及土地利益轉移，那麼我們就從這些虛構的地方落刀。如果我們已幾近確認整套施政報告就是以為香港人、下一代之名來進行各種改造香港戰略格局的政治任務，那就去不斷爆開那些必然存在並處處著跡的前後矛盾。

全城查證、報料、不停檢舉，做個具批判精神的勇士型公民，不只是一種立此存照向良心交代的需要，更是一種新聞及運動意義上的反擊，令管治團隊內更多的口徑不一、前後矛盾頓現眼前。在施政報告公佈當日，主場新聞利用點算方式(counting) 以圖像表現施政報告「重內輕外」的傾向，是人人可做的功夫。建立、連結與成為批判社群的一分子，將是對付以謊言治港的統治者的重要基礎。

三、建立願景反駁虛招

民間需要建立一套比政府更有說服力的願景與論述，來回應各種似是而非的政策虛招。例如在房屋政策方面，建立一套「租金管制」、「囤積稅」、「非首次置業稅」三管齊下解決租金、樓價及置業問題的綱領願景，要比報告提出的「供應土地」更務實。這才可由一種現時政府不斷出招，而市民的角色只是不停被動地回應及接受，改變成市民抱有一套整體民間的願景期望，而政府因種種利益考慮卻無法達標，並以此標準不斷反擊施政報告內「扮務實」的虛招，化被動為主動。

以上實踐路向都需要有更多市民參與及經營才能成為現實，所對抗的，不僅是一份五年的施政報告，而是改變香港五十年甚至更長遠的未來發展路線的計劃。我們必須具有這種闊度的時空意識，才不會被一時一地的所謂「務實」建議毀了真正需要被摧毀的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