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園村的巨大迷思

　　食緊菜園村村民種的一棵有機巨大菠菜，好感動，是一棵好甜、好有良心的菜。攤開厚身的菜葉，吃它，猶似在吃一塊花膠扒。



　　但半年之後，大家就冇得食菜園村既良心菜。點解﹖因為哩個城市(或以外)選擇了一條唔知俾邊個搭既廣深港高速鐵路，直摌過菜園村，收哂所有田，將肥沃的土地鋪上石屎，建一個存放鐵路的車站。

　　噢，究竟我地想食菜，定係想搭高速多D呢?

文物活化計劃的理性與暴力

　　正如我一直所論及，城市發展進入新前沿(new frontier)已經良久，近年各種處理文化保育手法的改變、發展局這種政治架構的重組，都預示了一種邊界的重新設定。新近牽起滿城風雨，這個由發展局推出的名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項目既有大埔又在大澳，既在保育又像地產，既似開放又是管理，的確使我們難以如最初一樣，確切分辨出黑夜與黎明，值得支持或反對。

　　作為香港當代的城市人，我們該如何昇格對這種邊界的捕捉，尋找自己的定位與底線? 至少，我們有必要明白這一文化計劃的城市願景、理性及邏輯所在(即what: 要長成什麼模樣、why: 發展基於什麼理據、how: 計劃如何行進)；至少，我們要一起思考及見證現今這各式其色，神聖可變為平庸，硬物能化造空氣的城市世紀。

量化理性的敗落

　　首先談談這個作為城市計劃的「量化問題」，但在這之前，我希望先說一個恰恰相對於量化的首爾故事。在零七年尾的一次學術演講裡，美國城市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說他被首爾政府邀請，與他們討論一個新建市計劃。他以他40-50年的學術研究經驗，點出了六大原則，是作為任何城市計劃進行前都必須想及 的，包括一）要有什麼經濟模式? 二）要有什麼生產及勞動關係? 三）要有什麼空間形式? 四）要有什麼社區關係? 五）要有什麼參與方式? 六）要有什麼日常生活空間? 官員齊聲感到興奮：「wow，這是一個相當有前瞻性的分析，你是從那裡想出來的﹖」哈維說：「是從馬克思的資本論想出來的。」然後接下來是一場頗長的笑 聲．．．

　　不管南韓當局最後會否因恐共而只作部分採納，單就這種在計劃前邀請學者討論及有對願景作預備工作的氣魄，已經非常值得學習。而我們的城市，又是怎樣實踐城市計劃的呢?

　　有異於這種會注重質量上的城市描繪及空間想像，我們的城市計劃則流落於抽象與失語。觀乎此文化《計劃》，官方網頁顯示的目的只草草幾筆，說要創新的方法、要文化地標、要市民積極參與，要創造就業機會。不僅沒有解釋這些片語和文化願景及政策的關係，就連願景都外判出去，叫各界參與想像了。

　　可以的，公民社會應該有能力為自己的文物保育想像出一個「更好」的方式，但是，在這文化願景孕育之前，還要經過一個量化的評審過程，把各種有理念先化作五項數字，包括一）彰顯歷史價值及重要性、二）文物保育、三）社會企業的營運、四）財務可行性、五）申請機構的管理能力和過往的經驗。結果，在一些前膽性的文化計劃預想未發生前，大家都先在盤算如何取得更高分，在這場數字遊戲勝出，如有地產商背景的信和機構及財務勢力龐大的薩凡納，則能在此量化過程中取得優勢。而原來一些具潛能文化預想，不管是隱沒在現在申請者的或者根本在早期已經棄權的文化群體，都不能透過這遊戲中彰顯。

　　不過，究竟這樣的量化方式及原則提取有沒有學理基礎的呢? 是根據哪一門子的城市發展的理解和討論，來判別此五項原則的呢? Peter Saunders的都市社會學? Don Mitchell的文化地理學? Philip Allmendinger的城市規劃理論? 我們都不清楚陳智思腦袋的構造。無知的我們，只能在原則裡強調營運、財務及管理，推斷出計劃受到一種被毫無文化及學理支撐著的管理主義意識形態所影響。

　　官員都鄙薄於向我們交代清楚代一種文化計劃預想，連量化結果也不作公開。儘管我們都很可能是擁抱如大澳警署未來計劃的消費關係，是公關姐姐站在門口，是富人享有房間工人勞動在旁也好，都請不要連簡陋的預想及描述也拒絕在計劃早期想像，到最後純粹量化成五項準則下的分數，作平衡算術遊戲吧。最諷刺的是，這平衡的計量還要被汪明荃在明報世紀版揭發，明明「財務可行性」表列為20%，何以發展局及陳智思可將此項無限放大?

　　沒有了願景理性，連程序理性都站不住腳了。以這樣願景失卻的管理主義及算術操控的方法(不知以方法稱之還是否語彙學上合格)來管理一個城市文化計劃，可謂失敗之中的失敗。

從先殺後姦到先姦後殺

　　就是這種以量化技術取代了城市的願景想像，使這場活化計劃變得空洞、反智，尤其在歷史建築的空間形式上，我們察見到更深遠的禍害。

　　如果我們都在談論Urban Metabolism或Organic City作為城市察見的新角度，即在結構上論及經濟文化以外，透過將城市發展過程與身體、自然與和物理性(physicality)勾連，重新認識城市肌理。簡單來說，除了關注城市改造時生產了多少就業職位、有否公平分配等問題，我們必須同時關注自己城市的身體，檢查一下它作為有機體在生長過程有否受適當呵護。

　　揭開城市保育的華美衣衫，原來盡是遍體鱗傷，就最表面的肉眼所見，我們或能懚懚然鑑別出三波層層推進的、被施暴的城市美學經驗——一套愈益系統化、愈 益「進步」的施暴邏輯在撩動我們的皮膚與器官。第一波的施暴方式，以天星、皇后、利東街為界，文化建築都是經歷一種被堆土機徹底毀滅，並在死亡的土地被各類摩天巨廈騎乘著，謂之以「先殺後姦」的文化模式。第二波始於天星與皇后。政府有鑑形勢不對，故在灣仔先行了一系列文化保育計劃，如立即將和昌大押上馬，灣仔街市亦提出了不全完清拆的方案。不過，取而代之，兩座文物約半的尾部面積均被切去，然後還在這處勃起了一座四、五十層高的豪宅。當然，有些人已經十分滿足，說部分外表得以保存，不過回想起來，倒是很黃，很暴力。

　　我會說這種「先姦後殺」的改良在第三波 —— 這次《計劃》的施暴程序 ——顯得更益精細。《計劃》先挑選了九個文物建築，然後將它許配予給「門當戶對」的襯家。盲婚啞嫁後，任新主人「割掉咽喉」，如對待石峽尾美荷樓般，使原建築的H型拆成I I，再建升降機從中穿梭；任其「掏空內臟」，如北九龍裁判法院，十個法庭除了1號法庭外全部改建，地下六囚室亦只留一個。不論要劏要斬都像庖丁解牛程序細緻，不論建築外型及內籠空間，什麼部分都適隨尊便。

　　當我們的城市一覺睡醒，發現衣衫襤褸，身體已被污蔑，我們該怎麼辦﹖

總結：關乎香港歷史尊嚴

　　如果天星、皇后被垢病為一小撮人的集體，我們再無法否定石峽尾七層大廈的歷史地位。美荷樓作為僅餘一座的H 型七層大廈，乘載的是官方歷史往往紀錄著那1953年石峽尾大火後的產物，是現在近50%香港人口所住的公屋之源頭，本土規劃史、房屋史、社會史等等都始於此地。

　　而整座H型建築最有公共同歷史意義既地方其實就位於「中座」，可謂整座建築物的「咽喉」。50年代公屋居民的公共生活、政府對公屋居民的監察、各種集體生活的回憶，包括洗澡地方、生活懲戒與管理、偷窺都在這處發生，是整座文物的靈魂呀。你憑什麼一句就說它陳舊，就要拆去它，然後建一座根本可以在建築物以外附加的現代設施來取締它﹖

　　拆掉美荷樓中座的嚴重性，等於再發生一次廿一世紀的石峽尾大火。這次人為的火焰，帶來的並不是公屋、規劃的配套，只有修飾、哀悼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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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市區重建局，百年廣州式唐樓　活化再用，2008年7月17日
http://www.ura.org.hk/usrAtt/1002000/ADA_5657.JPG

環境問題與香港

各位朋友：

　　美國總統奧巴馬與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在同一個時空不約而同提倡綠色工業；新界禁區以往的綠色環境，亦要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保持其各方面的平衡 —— 據說，只要將兩個本質上互相矛盾的詞彙放在一起(如「綠色」配「工業」，「可持續」配「發展」)，事情都能產生奇妙的效果。但以上種種新環境政策，我們除了暫時相信它作為一些可行的解決出路外，還有沒有其他的視察點，更好把在當前的新轉向作清楚的判斷，同時按此建立一種另類的實踐?

　　就此，本會嚴選了一文閱讀，以回應當代及當下的環境問題。我們將會於二月十九日(星期四)，閱讀一篇名為「環境 危機與資本主義的生存」(原名：Sustaining Modernity, Modernizing Nature -- the Enviornmental Crisis and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的文章，一方面會探討當代環境問題意識(problematique)如何受末世式災難的想像、資本主義邏輯及生活所影響，導致我們久久未能建立一種有效的「解決意識」(resolutique)實踐，勾起一些有關環境與社會公義的實踐可能；另一方面，透過探討當中的政治生態(political ecology)、可持續發展的沿革等等，我們希望延續如此文所提倡，"getting practical"，將概念及意義帶回香港的城市發展/環境問題重新理解—— 邊境、菜園村、龍尾、綠色建築...及你所能想像的種種。

活動詳情：

日期：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4時半至7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校園溫仁才大樓OEW903b

　　如有興趣，請回郵聯絡劍青索取相關文章。茶點招待，歡迎任何同學參與。


# 本會另一個有關發展局官員來本會介紹新界東北發展的活動，時間應為"2月26日"，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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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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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入沙頭角」—— 新界邊境禁區考察

各位朋友：

　　禁區邊境發展已經討論多年 —— 跨境專家往往從深圳羅湖的高座視覺，質疑一河之隔，香港綠色邊境存在的落後；可持續發展科開展空間發展策略諮詢，如何在集中市區發展及發展新界取得「平衡」。而現今，新界王劉皇發已經穩坐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及行政會議、環保措施亦 180度轉向，由細得不能再細的「停車息匙」變成要共建《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葉劉淑儀的匯賢智庫就河套區的深港融合已經做足研究、施政報告內各項連接內地的基建工程迅速上馬......一種城市發展的新前沿(new urban frontier)，正於邊境地區如火如荼地形塑。

　　為了加深對公眾的認知，本會將會在3月7日星期六舉行一次「突入沙頭角」的城市/環境考察，一方面在實體空間上落區檢視沙頭角及禁區西北一帶「各種」倡議的發展，一處將會被初步劃為有生態保育、文化旅遊、管制站加設之地；另一方面，希望能夠訪察村內居民，了解他們的生活實踐與對新發展的觀感。透過考察，期望建立一些更為在地的學術知識，對公眾未來討論邊境發展作出基礎的貢獻。

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一：發展局/規劃署官員簡介會

內容：本會邀得負責此項目的相關官員，介紹政府建議禁區發展的具體藍圖。
日期：暫定二月三十六日 (星期四)
時間：四時至五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恆校園RRS 905室
註：欲參與是次禁區考察，請盡量參加此介紹活動。

活動二：「突入沙頭角」考察#

內容：主要由沙頭角村曾村長帶領，走訪新界西北的一帶的村落、環境、文化、生活、發展
日期：三月七日 (星期六)
時間：暫議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半天)
集合地點：另行通知
交通費：成本自付

　　是次機會非常難得，若對活動感興趣，請回覆hkcggspace@gmail.com或聯絡劍青(64069645)。由於禁區申請需時，有興趣之人士請在數天內預備身份證影印本，以作申請之用。名額極為有限，報名從速。

#是此活動慶幸得到曾村長的招待，本會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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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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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堅信者

Partisans of Possibilities

'Utopist!'
'And why not? For me this term has no pejorative connotations. Since I do not ratify compulsion, norms, rules and regulations; since I put all the emphasis on adaptation; since I refute "reality", and since for me what is possible is already partly real, I am indeed a utopian; you will observe that I do not say utopist; but a utopian, yes, a partisan of possibilities.'

-- Henri Lefebvre

市區重建逐步私營化

看到這篇報導，突然像看穿了文字的皮膚，擁有對城市有百步穿楊般的眺視神經--

經濟日報：《港府：舊樓收購門檻可降》


如果這樣發展下去，我能預視：

　　一、市區重建工作將會出現無處不在的領匯化。種種跡象顯示，政府逐步退出各種市區重建活動，並由私人發展商的重建模式慢慢取替。這項由九成轉八成的建議就是配合這個政府已確立的政策方針而訂。我們除了可以質疑，在現行《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這種偷步放風的行為是否有遺公眾參與的規劃原則外，關鍵在於發展局是否已經考慮清楚以私人發展重建的模式作為主導未來市區發展更新的利弊。

　　其實，過往數十年，這種私人發展重建模式形成的城市禍害已經相當明顯。例如，地產高在灣仔區近十年的投機「落釘」活動，無論在建築物或社區網絡與凝聚力上，經已在地區造成了莫大的滋擾及破壞。另一方面，私人重建模式並不像政府重建那般，具有對社會責任的必要承擔。在私人發展商尋找利益最大化，同時城市規劃制度仍然有很大改善空間的同時，這條條例的結果勢必如領匯一樣，導致重建區內及附近地帶的社群都要承受租金上升的負荷。而事實證明，這種模式會長期影響業主與居民的社區生活與發展權。在觀塘裕民坊及荃灣七街項目，由於土地發展公司的重建計劃議而不決，配之以長期的「落釘」行為，逼使區內居民對環境、社區及物業十分不滿。他們又不能行使發展權自行進行重建，令市民的應有的土地發展權被忽略，亦要承受動輒十年這「落釘」過程的煎熬。

　　到時，只要哪裡有「舊區」，領匯的問題便會哪裡出現，包括城市發展在純利益追求下的願景失落，區內業主、小市民及商戶承擔租金上升、社區關係被破壞等經濟及社會成本。

　　二、將本來不公道的法例與政策的影響加劇。本來這條條例所指的是，只要發展商收到特定區內的九成業權，其餘一成選擇不遷走的業主便需要合法的讓出業權，這邏輯上既說不通，亦加深了社會不公平的情況。

　　　假設，如果一個社會只有十個人，由九男一女構成。這是否代表九個男強姦一位女性，就可以因為一些所謂大勢所趨的"整體社會利益"，而犧牲餘下的一位女性呢?

　　我們可發現，這條法例並非以人作出發點，所保障的並非一成業主的安置/賠償等問題，反而為了協助發展商「加速重建收樓的過程」，一個抽象於不知協助地產商或是市民大眾的「理性」。所有如發展權問題都可暫且不談，單單是這種強暴邏輯，作為一個文明社會我們都必須對此荒謬邏輯予以反對。偏偏發展局卻倒行逆施，縱容強暴，甚至建議由九成的標準下降此八成。未來局面將會是：少了業主讚成，多了居民犧牲，不公平的發展仍然可以存留。

　　市區重建往往被看作是一種困難的過程，由於舊區「業權分散」，經常找不到業主，故需要此條例協助重建過程。但我們認為，部分業主失去聯絡必須要以其他獨立的方式處理(例如，灣仔藍屋的例子就是業主失蹤，80年代由地政署收回管理)，不能就因為此「困難」就代表要透過修例降低門檻，製造另一堆社會/城市問題。對重建感到困難這一意識，其實是一個由上而下的的理解，如果真的是以人為本的話，「困難」恰恰就是反映了區內居民差異聲音的表達。我們不應以一項法例的修訂去超越這個困難，而是要透過社區參與重建的過程去反映區內的差異，尊重市民的選擇。

　　這些是作為居住在這個城市的人必須深切思考的當下問題。

社會主義規劃出沒注意

　　近日中央發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可能只有大公文匯之流或內地報章廣泛報導及跟進，其餘未有城市轉向的報章就平面報導一下就滿以足夠。這種內地學術界稱之為「空間區劃問題」，明顯不只是純粹廣東省省長跟南巡領導一句就有這種改變這麼簡單，它應該一些中央智囊的主意並涉及中央對當下對地區政治經濟形勢的判斷。

　　作為受《綱要》影響的香港，我們應該要對此新改變看得多且更透徹。我不會像呂大樂早前一文用勸使式的角度說香港規劃與內地必須綜合視之而別無他法，反而想花多一點筆墨解讀一下這《綱要》的內容與對香港的意義。

所謂「權力下放」

　　第一個質疑，是我們真的「看到」權力有下放嗎? 如果真的是要下放權力，那裡說一句「下放權力」便夠了，何故需要勞駕發改會的大官們攪大龍鳳記招、如數家珍地在《綱要》裡述說產業結構轉營及基礎建設等發展方向﹖太多餘了吧。

　　假若涉獵過一本非常理論書，由權力地理學大師John Allen為了展示西方權力空間大觀所著，你必定明瞭我們為何不應將權力當作一種如「物理上可以轉讓之物」。由於權力是一些可以操縱在某人的手，亦能集大權於一身，並有需要便轉移權力予下級，這種想像一方面會把世界/社會/城市各人物及組織發展成有權/無權的理解，同時在考察其組織架構內的權力分配之際，我們卻無助解答權力概念最核心的空間問題 ——其影響力的範圍——儘管這是最表面、可觸及和最有共嗚的方式，簡易的將「權力」示現出來。

　　如是者，我們對《綱要》這一項注目的舉措既往看作規劃的權力投向下級，必須代之以一種「權力關係」的理解，透過確實檢視組織/群體之間不同的權力關係互動，去突出各類型權力不同空間幅度的影響，這樣才有助於解答權力的真正問題。

　　在大家歌頌《綱要》裡如何權力慢慢下放至省級政府及各個省內城市，都忘了《綱要》內中央發改會已記招裡透過一紙之發佈，基本上經已定義及詮釋了各個廣東城市的特性及與其他城市的互動關係，這種「向下」定義及詮釋的指令權力關係的重申，現在，各個城市只可就《綱要》所分配的框架進行規劃發展，澳門負責旅遊、香港則負責在錯位發展的國際航運、物流、貿易、會展、旅遊及創新中心(換言之，就是中央分配了省內其他城市都允許了發展金融中心)。這種指令式權力關係(prescription)的強化，權力下放何來有之﹖

　　定期述職、四出巡視、提出綱領、放寬(少部分)媒體等權力關係建構活動，除非出動公安或坦克，不然以上就是歷年來中央僅餘對地方可行的管治方式，亦是僅餘解決中國千多年來管治上「政令不出中南海」，突破管治空間阻隔的方法。如此，《綱要》作為提出綱領，建立指令下級的權力關係，只是延存既往具社會主義色彩的中國管治性，並無什麼新鮮事，亦不見得有何下放權力的進步。

奴才城市準備就緒

　　在這種形勢底下，我們作為一個有自主能力(immanent power)的城市有何反應﹖我們可以透過政府近期的舉動察覺一些端倪。

　　在這大半年裡，政府早已經佈下設置，為這個綱要的來臨作好準備，包括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種下新界王劉皇發，負責方便邊界開發等新界問題；環保措施亦180度轉向，由奧運前迴避任何涉及內地的環境措施，只提倡細得不能再細的「停車息匙」，直到曾任權與汪洋書記「雙方認同」要建設《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施政報告內各項連接內地的基建工程迅速上馬；葉劉淑儀的匯賢智庫就河套區的深港融合已經做好研究；就連行會新委任五位人士大都以對內地有認識為賣點；細節並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主理。由此可見，香港方面已經建立好一套親建制的權力網絡，為打造一個方便指令暢順轉達的奴才城市準備就緒。

　　奴才的對立面就是自主。理論上，空間規劃是唯一城市主體性的體現方式，透過設計屬於自己的空間形式來塑造我們期望的社會，是一國兩制底下基本法所賦予我們的城市權利。儘管我們市民體現這種權力的方式仍然未竟全功，各種在市區重建、文化保育及城市規劃等問題上，已經逐步爭議著各種空間上的規劃自主。但這綱要的規劃浪潮中，我們在不知不覺間被告知規劃權力「已下放」，下放至一個比我們原來想像為高的省級裡，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際，我們的城市首長急不及待回應，指示我們必須「把握機會」，與內地各部門「合作」。先不就藍圖願景本身下任何評論，單就整個過程而言根本沒有任何自主性可言。

　　自主的失落反映在其虛浮的修辭。只要察看過整份不易被下載《綱要》內容，便會發現矛盾處處：

　　「中央政府將支持港澳在城市規劃、軌道交通網絡、信息網絡、能源基礎網絡、城市供水等方面對接。粵港澳在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將擴大合作事宜如自主協商範圍。」

　　怎樣才能可以在「有關部門指導下」，又能夠「自主協商」﹖將兩個互相矛盾的詞彙放在同一句子，並不一定會獲得一種合理的邏輯，反而更容易暴露了權力的底牌。

　　再看《綱要》公佈當天杜鷹先生的說辭。一方面，他代表發改會，說「已經諮詢了」香港方面的意見，故「共建優質生活圈」成為綱要內重要的一環。但另一方面，我們所知悉的是這「生活圈」乃曾任權與汪洋書記「雙方認同」的，難道這就代表「已經諮詢了」﹖我不禁疑問這究竟想法真的來自香港，還是從廣東省，還是從中南海﹖(按道理，沒理香港無故會提出一個泛珠層次的藍圖，形跡非常可疑。)整個過程何以這麼的羅生門﹖

　　杜鷹甚至以「對接」形容未來三地的規劃關係，他提到：「區域性的經濟合作是世界潮流，“一國兩制”基礎上的粵港澳三地合作更需要深入推進。我以為粵港澳三地的經濟合作在目前來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規劃綱要對粵港澳三地的合作賦予了新的內涵，從四個方面，即從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從加強產業的合作、從共建優質生活圈、從創新合作方式這四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措施．．．」

　　以上提出的種種，只有合作的內容，沒有實質討論及指出一國兩制和跨境合作之間的形式。我們普遍不過的理解，所謂高度自治，除了國防及外交，其他方面應該有自主的權利。但顯然，這種一國兩制的討論不斷地遭到擱置，其他城市事務，包括規劃，不斷「對接」。當要知道官員們北上與他們自主協商了什麼合作計劃，或許，我們只能問問林瑞麟局長錄了什麼音回來。

徒具特色的社會主義規劃

　　馬克思地理學家大衛哈維說過，歷來社會主義規劃失敗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這種聯結不同地區作中央規劃的意途，倒是由於它忽略一種對日常生活實踐的關懷(詳見哈維的六項想像城市建設時的考慮原則)。這種關懷必須從市民自主出發，絕不是《綱要》提出的一天我們才被告知香港已被諮詢，絕不是在半年前邱騰華局長忽然主張綠色生活及泛珠優質生活圈然後轉告這個所謂「共識」，就能蒙混過關。

　　我酷愛社會主義規劃，只不過中國那套徒具特色，令人氣餒不已。而開展這種關懷日常生活實踐的中央規劃，我相信，在今天仍然可能，唯與我們還相距甚遠。這段現實的距離，呈現於一班不知所縱卻自命專業獨立的規劃師身上。他們可能忙著為規劃公司籌備綱要下的新機會，繼續以專業之名蓋過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尊重；呈現於我們城市政府畏首畏尾的行蹤，外面怕中央政府裡面怕中聯辦；呈現於仍未去殖的規劃制度內；呈現於我們的冷漠、恐懼與絕望。


P.S. 這篇文章寫了兩個星期，似已喪失其即時的社會性，只靠著對其重要性的信念寫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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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政府回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1/08/P200901080249.htm

港須融入珠三角規劃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09-01/08/content_2216740.htm

杜鷹：加深粵港澳三地的合作，非三地的一體化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8644746.html

珠三角發展綱要公布 將密切粵港澳台四地經濟社會合作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8644747.html

模型構想 (圖)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news.southcn.com/gdnews/sz/zsjggfzghgy/ttxw/content/images/attachement/jpg/site4/20090109/00065b24aea20ad0cc3d06.jpg